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年戏了。

八年还是十年？已经不记得了。时光真快也真慢，那些唱念做打，那些鼓弦锣钹，那些夜黑风高与万家灯火，那些台上的人与台下的人，都被风吹淡了，又历历如在眼前。

老家这地方，年戏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已经无从考证，因为从来没有文字记载过它们。不仅是年戏，峡河这地方，几百年里多少风尘人事，多少刀光剑影，从来没被记录过。那看戏的人、演戏的人，走马灯一样生生死死，大多已泯然于岁月深处。但即便考究出来，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说到底，那也不过是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最后的一个乐子。日子需要色彩点缀，生活需要苦中有乐，春夏秋冬四季里，总有一些乐子参与到日升月落里，此乐子和彼乐子并无实质区别。让人难忘的，是乐子里里外外的那些人、那些事，更多的时候，他们比戏还精彩。

峡河地势狭窄，少见三尺平地，加上峡河年年发大水，人都几乎居无定所，所以也难以固定一个中心的、宽敞些的地方修一座戏台。我第一次看年戏，在峡河小学；最后一次看年戏，也在峡河小学。不仅是唱戏在小学操场，每次开群众大会、放电影，都在这里，说峡河小学是七十里峡河的文化和政治中心，一点儿也不为过。

在有电之前，最了不起的照明工具是汽灯。我享受过汽灯的明亮，至今不明白它的原理。它高高悬挂在临时戏台左右的两根高杆上，戏台像一艘大船在航行，唱戏的人是热闹的乘船远渡重洋的人。远远看，无边黑夜里，一片天地因汽灯而亮如白昼。点汽灯也是个技术活儿，不是人人都会点，一晚上两只汽灯要烧不少煤油。点得好，省油又明亮；点不好，费油又昏沉。村里，只有老李点得好，所以用汽灯的时候，由老李来点灯；不用的时候，就由老李来保管。老李个子矮，平时人们喊他老李，也有人喊他矮子，只有到了用汽灯时，才喊他灯师傅。老李一年的高光时刻不多，有些年景三四回，有些年景一两回，每年有定数的一回，就是唱年戏时。老李平时难得被人当人，只有点汽灯时，才被人当人。老李这时也把自己当一回人，必须和演员们吃住在一起，戏开演，他也不坐台下，一定得坐在两边厢台上，不知道的，以为这人是剧务或导演。

唱年戏的日子并不固定，有时唱在年内，有时唱在年外。这一半因素，看戏班的准备情况，准备得及时，年内就能出戏；准备不足，则要放到大正月初里唱。当然，这说的是村里自己人的草台班子。如果是请外地剧团，年内就唱了，大伙儿看了戏，收了心，欢天喜地过大年。

早年的年戏和看戏的情景都忘记了，一九九八年的那场年戏，我一直记得，唱的是《宝莲灯》。为什么唱《宝莲灯》？许多年后，当年乐队的吹笙青年成为我在秦岭深处的搭档之一。他告诉我，那年团里两个角儿都病了，住着院，新顶上的角儿只会唱《宝莲灯》，换了别的没有把握。也确实，一九九八年的年戏《宝莲灯》唱得好。

那一年的冬天，是个少有的暖冬。老话说：春打六九头，这一年，五九上早早打了春，迎春花、山茱萸、蒲公英都明黄地开了。那明黄明黄的颜色，天真得让人喜欢，也让人心疼。它们只是应季，而在看见的人心里，觉得好光景就要来了。有些人穿着棉袄，有些人脱下棉袄、穿上了崭新夹衣，女人的头巾，男人的帽子、围脖，早早摘下。总之，整个峡河一河两山，因早到的暖春提前了一年中的乱穿衣时节。

剧团来自邻省的小镇，其实也算不上剧团，就是一个十几个人的乐队班子，平时伺候方圆左近的红事白事。班子里的成员，有一些自学成才，有一些来自专业剧团—他们原来的剧团倒闭了，唱了一辈子戏的人，也做不了别的，加上爱好这口，不唱不自在。一群人凑在一起，磨合磨合，也能唱戏。先唱单剧，慢慢地，也能唱折子戏；唱着唱着，在地方上就有了名气，出县唱，也出省唱。这次剧团不收钱演出，除了管吃管住，还有一个条件，将来这边的红事白事，得多请他们。大家没有不同意的，反正红事白事总要请乐队，请谁都是请，都得花钱。演戏不收钱，等于白看戏，人人欢天喜地。虽然是戏，可演起来，腊月寒天的，那吹拉弹唱、飞转腾挪，没有一样是戏。

七十里峡河，那时候辖着三个村。没有戏台，三个村主任凑一块儿开会，最后决定每个村出十张门板。三十张门板，搭起一个戏台，倒也宽绰，连后台边厢都有了。剧团的人，也没有架子，帮着搭舞台。团长是个大个子，力气大，一次能搬起两张门板。他原是个瓦匠，姓张，年轻时给人做砖烧瓦，给我们村里烧过一回瓦，把瓦烧得蓝莹莹的，结实又好看，大家都认得他。他没有儿子，生了三个女儿，被罚了不少钱。后来，三个女儿如花似玉，嫁远嫁近，有许多故事。

《宝莲灯》又叫《劈山救母》，到了我们这儿，人们叫得更直接，叫《沉香救母劈华山》。人物、故事、地点，都有了，一目了然。华山离峡河不远，村里很多去过秦岭金矿打工的人，都从它的脚下经过过，见过它的雄伟，喜欢过它顶上的青天和云彩。但一座山怎么被一把斧头劈开，没有一个人见过。一九九八年的年戏，看戏的人特别多，人山人海，凳子一直排到峡河边上。峡河边上，两岸无边的芦花，熬过了冬天，正往春天里白。

冯琴师离开大家已经十年了，十年仿佛弹指一挥间。村西头的那棵泡桐树由碗口粗长到了合抱粗，满树紫花年年开，年年落。

一九九八年的冯琴师还很年轻，人像他的琴声一样曼妙、精神。他原来是个教师，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下来了，除了地里的活儿偶尔干一回，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就是拉琴。琴声有时把他拉到很远，有时又把他从很远的地方拉回来，有时拉出他的哭，有时拉出他的笑。有人说冯琴师拉得好极了，有人说他拉得什么也不是。冯琴师不管不顾，只是拉。这天晚上，他正在床上发烧，接到一个紧急通知：救场。原来，《宝莲灯》正演得行云流水，下边欢声不息，突然胡琴没了声音，台上的人没有琴声引领，像一艘船折了帆，没有了方向，不知所措。那年轻的琴师操着琴，突然胆结石发作，疼痛排山倒海而来，怎么也把持不住两只手去捂肚子。团长一下子没了主意，仿佛塌了房梁。他问村主任，本地可有人会拉琴，村主任想起了一个人。冯琴师翻身下了床，操起琴，就往场上奔。

琴声再次响起来，笙弦锣钹应和着跟，戏里人再次回到戏里，华山巍巍，又罪恶又高大，不幸的人肝肠寸断。那人唱道：

刘彦昌哭得两泪汪，

怀抱上娇儿小沉香，

官宅内不是你亲生母，

你母是华岳三娘娘。

…………

胡琴声从台角起身，在台上盘旋，围着刘彦昌打转。像在勾引，又像在鞭打。演刘彦昌的人是个女人，女人的身段，男人的嗓门。也许她本是女声，但要唱出男声，就要变腔，变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容易不男不女、不伦不类，但这个女人做到了。变腔做到了，但是要进入一个失妻男人的悲伤、悲愤，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竟一个年轻女人没有失妻的不幸，甚至没有失亲的经历。她要努力变成刘彦昌，拥有他的全部痛苦，却又总是游离在外面，像对着一扇半开半掩的门，怎么也进不去。琴声化作一只手，牵引着她，推动着她，往门里走，门吱呀一声开了，内里一团黑暗，有冷风阵阵，有枯叶吹落一地。女人一下感觉自己就是刘彦昌了，读书，赶考，做官，心爱的人被压在华山下，永世不得相见。女人悲从中来，悲如泉涌。

台下人都不敢发声，都变成了刘彦昌，怀抱着娇儿和一个男人的全部悲痛。孩子们也停止了嬉闹。那琴声，那戏腔，把所有人都罩住了。

这时候，天空飘起了雪花，不大不小，不紧不慢。它只是飘，似乎并不落下来，仿佛被琴声支配，身不由己。这个季节，下雪是正常不过的事，毕竟才打过春，冬天还在，山上的草芽虽然有一些萌绿了，但还没有完全舒展身子。很多年过去了，人们想起一九九八年的年戏《宝莲灯》，想起那场雪，还在说，那不是春天的雪，是刘彦昌的雪，三圣母的雪，沉香的雪。

冯琴师一战成名，再没有人说他拉得什么也不是，都说他是一条卧着的龙，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张团长说：“你也别待在家里了，是车得拉货，是马得骑人，跟我走吧。”冯琴师跟着剧团走了，听说后来把琴拉到了开封、洛阳。

年戏，也不是岁岁年关都有，有一些年景，找不到剧团，有时候，有剧团愿意出演，但价高，请不起。这样就有了空白年景，虽然日子照样一天天过，但人心里总觉得少了什么，仿佛少吃了一顿饭，或者没有吃饱。遍地的小剧团纷纷倒闭，演员们各奔东西，坚持下来的凤毛麟角。村里早些年还能搭起草台班子，慢慢地，就搭不起来了。搭不起来也不仅仅是经济原因，还有个原因是没有人了，老的唱不动了，年轻人奔走他乡打工，时代飞速向前，无人能为乡野戏台停留。

我看的最后一场年戏，是黄梅戏《天仙配》。至于此后，还有没有唱过年戏，哪里的人来唱，唱的什么戏，我都不记得了。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多在外，少在家，四处漂荡。生活，让一代人直把故乡作异乡。

峡河这地方，夹在两省三县中间，受秦腔影响，也受豫剧影响，但似乎仅仅是影响而已，这里人能唱的、喜欢唱的，依旧是黄梅戏。三百年前，祖辈们离开故乡，千里颠沛，除了锅碗瓢盆、破衣烂衫，还带来了黄梅戏。

还是老李负责点汽灯，这也是最后一年点汽灯。因为电已经通了好几年，明晃晃的电灯，不知道要比汽灯亮出多少倍，汽灯从此退出了舞台。老李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回点汽灯，依旧点得十分认真、十分明亮。这时候，老李已经有些老了，个头儿显得更矮。他再也爬不动高杆，就学习了升国旗的方法，用一根绳子拉动汽灯升降。

《天仙配》剧情简单，人物也少，我猜这也是大家选择唱它的原因。剧情复杂的不容易演唱，人物多了，哪里去找演员？特别是后者，是个硬件，也是软肋。

组织人是我家一位表亲，虽说表亲不亲，但路上见了也得叫他一声“表叔”。这位表叔在镇上公路部门工作，一辈子搞乡村公路勘探、设计。他是一位实干家，搞出了不少好公路，但文化低，一辈子没有职称。不过，大家还是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师，喊他刘工。镇上本来没有公路部门，但当初考虑到基层建设需要，就设了这么一个部门。到后来，乡村公路通得差不多了，这个部门就再也没事可干了，有也相当于没有。表叔没有了事干，但还有份工资拿着。没有了具体工作，他就爱上了娱乐，那时候还没有广场舞，只有乡戏。

演牛郎的是他的大儿子，织女找来找去没有合适的人选，只能让儿媳上场。这样演起来也顺理成章，少了尴尬。本来两口子在外边开旅馆，一开就是很多年，年关时节，生意正好，硬被老头子拽了回来。两口子只好把生意临时转给别人。

这时候家家都有电视机、音响设备，大冷的天，人们都猫在家里看电视、听戏曲。整个冬天，这两项是每家的主要生活。表叔知道，没有人会来看年戏了，你唱得再好，也没法和电视里的比。他想了一个办法，凡来看戏的，男人发一包烟，女人发一包糖。

这一天，到场的人还真不少。时光仿佛回到一九九八年的那一天，小学操场上人山人海，凳子一直排到峡河边上。峡河边上，两岸无边的芦花正崭新。

冯琴师已经六十有五，头发变得花白，身子也有些摇晃，不过精神尚好。张团长的剧团已解散好多年，张团长随着小女儿去了海口，在海南岛上喝椰汁，再也不会回来了。剧团没了，一把拉天拉地的琴再无用场，冯琴师就回了家乡。这天，他也赶来捧场。冯琴师觉得自己没有钱，人也老了，能做的就是捧个琴场，这是必须的。

琴，拉起来；鼓，打起来；弦，弹起来。七仙女唱：

我看他忠厚老实长得好，

身世凄凉惹人怜。

他那里忧愁我这里烦闷，

他那里落泪我这里也心酸。

七女有心下凡去，

又怕父王戒律严，

我若不到凡间去，

孤孤单单到何年？

…………

七仙女唱得有些动情，两眼放光，她也许想起了自己的初恋时光。爱上现在的丈夫时，她才十七岁，还在读高中，因为对一个人爱得深沉，就不大爱课本和课堂，因此没有考上大学。获得了爱情，没有了前程，到底值不值得呢？她也说不清，没有人能算得清这笔人生账。

牛郎接着唱：

满含悲泪往前走，

见村姑站路口却是为何？

她那里用眼来看我，

我哪有心肠看娇娥？

爹爹在世对我说过，

男女交谈是非多，

大路不走走小路，

又只见她那里把我拦阻，

…………

牛郎那时还没有尝到爱情的甜头，活脱脱一个又傻又笨的大男生。

台下的人听得出来，这两口子还是有些功夫的，那一招一式、一念一唱，全在线上。大家都觉得不解，这看着长大的两个孩子，哪一年学会了唱戏？他们不知道，旅馆开得大了，也有卡拉OK，客人唱，老板也要唱。旅馆服务业，早已不是龙门客栈，有酒有肉有床远远不够，好生意，一半是唱出来的。

唱完了这一出戏，老李把两盏汽灯收起来，悬在房梁上，再也没有拿下来过。两盏汽灯走完了自己的历程，而老李的历程还在走，只是走得慢了，伴着踉跄。

表叔再也没有组织过乡戏。第二年，他患了中风，从此再也没有说过话。想起有一年，我帮着人在公路边炸石头，他正好经过，说炸药把公路震坏了，要去报警，我再也没有喜欢过他。

如果这位表叔还能组织乡戏，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看。有了互联网，大家都在刷抖音，除非那乡戏比抖音更热闹、更有吸引力，但这是个难题，那是艺术家们该做的事。

表叔的儿子、儿媳回到南方城市，继续开旅馆，据说他们靠着开发的娱乐节目“天仙配”招揽生意，业绩还不错。

已经三个月没有回老家了。

车进峡河，天已黑透了。车灯打起来，明亮的光柱在山边、河边划动。

枯水季节，河里几乎没有什么水，只在有落差的地方还能听到水声。河床宽宽窄窄，九曲十弯，白茫茫的东西充满其间，因势就形。它们丰盈浩荡，摇旗呐喊，前不见所始，后不见所终，那是芦花。

多少事物都泯灭了，只有芦花还在，它无意见证什么，却见证了所有；它无意说出什么，却说出了一切。它见证了一个人从少年到中年的历程，见证了年戏从兴到衰的光景。

芦花岁岁到天涯，那是另一场乡戏和年戏。它高亢苍壮，细柔温婉，从峡河开始，沿着长江一直唱到大海，唱给风听，唱给水听，唱给生和死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