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姥姥有五个子女，小舅最小，按说应该叫“小五”，可大家都叫他“小六”，我对此好奇，便问母亲。她说姥姥最疼这个小的，怕鬼神之类勾他性命，便用“小六”来敷衍。

把“小五”换成“小六”，就能骗过鬼神？我没法理解这逻辑，一如亲人间的剪不清理还乱让人糊涂。

姥爷去世很早，五个子女都是姥姥用一只胳膊拉扯大的（另一只在她小时因战争没了）。因为有哥哥姐姐，小舅从小就免去家事的义务。至于学业方面，姥姥自己不识字，也不觉得读书会给人生带来什么好处，小舅便又卸掉功课的烦恼，青春期的精力与荷尔蒙，便通过无数次打架来释放。单挑、群架，动刀的、不动刀的，进医院的、不进医院的……不论什么阵仗，小舅每次都毫发无损。这固然神奇，但也不能算作利好，因为他在别人身上留下的暴力，总是由他二姐——也就是我母亲——出面抹平。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不叫他“小六”。母亲叫他“小死六”。可“小死六”不但不死，反倒惹出无穷的麻烦，母亲不得不动用她的社会关系。不过说到底，她的社会关系都来自在交警队上班的父亲。

母亲为小舅的付出，往往不假思索。而她在痛骂“小死六”时，也不假思索。其实不光母亲，姥姥家的人表达感情都是这样直来直去。父亲倒是慢性子，不仅不抱怨小舅惹的麻烦，更不会用“小死六”来称呼自己的小舅子。这耐心和风度固然让人钦佩，但和母亲与小舅间的骨肉亲情——即使这亲情有时会带来伤害——还是没法比。

二

姥姥家的墙上挂着一张小舅的照片：二十岁的他扛着录音机站在江畔，喇叭裤，太阳镜，敞露胸口的白衬衫，烫成羊毛卷的爆炸头，嘴角上扬，略带轻蔑和嘲讽，背后是那块刻着“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万岁”的石碑。姥姥后来去教会，红色的十字架就坠在这照片下面。

母亲和父亲常在饭桌上谈论小舅，所以他和小舅妈的邂逅，我是就着酸菜粉条一路听下来的。据说小舅当时去读省城的厨校，在绿皮火车上碰见了小舅妈。能去上厨校，自然是母亲多方奔走的结果，至于小舅妈为何独自坐火车，就没人知道，只能说和小舅有缘吧。两个人的热恋到底有多天雷地火，我没具体见识过。倒是小舅妈对母亲说过：“二姐，你们家老六看着傻乎乎的，但就有那么一股吸引人的劲儿。”

小舅妈说这话时在我家包饺子，她擀皮儿，母亲剁馅儿。但见母亲手起刀落，对还没过门的她说：“这小死六不但傻，还能作祸，你以后勤管着点儿，俩人好好过日子才是正经。”

我在旁边想偷偷尝一下肉馅，母亲训我，小舅妈笑着挑了一筷头肉馅让我舔，还掐了一下我。她手上的面粉就沾到我脸上了。见到小舅妈之前，我还不懂女人怎样才算好看。小舅妈出现之后，姥姥家的人都说她好看。我不但开窍了，还跟着得意：嗯，只有这么好看的小舅妈，才配得上我小舅。

三

结婚不久，小舅妈生下了女儿，我那神出鬼没的小舅又惹出了麻烦：他和他的兄弟们喝酒，大醉，有人趁兴往夏普录像机里塞了一盘盗版的带子，电视屏幕里的橘黄色正在蠕动，警察突然出现了，有如神兵天降。兄弟们作鸟兽散，除了小舅。他睡得太死，赤赤条条被警察摁在了土炕上。

整个过程充满了荒诞与无厘头，活脱脱一出县城版的《低俗小说》。公安局隔壁就是交警队，这盘盗版的录像带加上睡眼惺忪的小舅子，让父亲成了同事们的笑柄。而他和母亲还来不及感受耻辱，就开始为拘留、释放、罚款之类四处奔走。小舅妈撇下襁褓中的女儿，一个人去了南方。安静、匆忙、坚决，来去都很干脆。

四

小舅剪掉了他的爆炸头，从拘留所里出来，发现自己年轻又好看的妻子消失了，而她的娘家纠集了各路亲戚，怒气冲冲从江边杀到县城，来姥姥家要人。

说是要人，其实也还是为了钱。因为大家都知道，小舅妈可是自己去的南方。

姥姥是满族人，脾气倔强，本来不怵这种场面，但她信了教，只能把愤怒转化为祷告，用那只仅有的胳膊抱起啼哭的小表妹，对着墙上的十字架求告主的怜悯与大能，十字架上面还是小舅在江边的那张照片。

整场闹剧的结果是小舅妈的娘家抱走了小表妹，姥姥家凑出了一笔能让他们暂时安静的抚养费。这决定对襁褓中的孩子来说固然残酷，但让两家的成年人暂时松了一口气。

经历过这些变故，小舅沉默几天，痛下决心，跟家里人说要改邪归正。这个二十出头的单身父亲，为自己和女儿设计了一条救赎路线：在江边——他所能想到的离自己女儿最近的地方——开一家全鱼馆，踏踏实实给女儿赚钱。他翻出认识小舅妈那年在省城考的厨师证，跑到我家来借本钱。母亲一边数落着“小死六”，一边掏出存折，条件是全鱼馆必须由她来管账，小舅满口答应。

一万响的大地红，整整十分钟的烟尘，江边的全鱼馆开张了。小舅脱掉背心，甩开刺着麒麟的膀子，颠起烧开油的马勺（长柄大勺）。省城那张厨师证并非浪得虚名，全鱼馆也着实火了几个礼拜，连小舅妈的娘家人都过来忙前跑后，颇有冰释前嫌的架势。

可惜好景不长，那帮因为盗版录像带一哄而散的兄弟，又找上门来了。

母亲没法理解小舅为何还跟这帮“滚刀肉”藕断丝连，可他也有他的理由：女儿养在别人家里，老婆不知睡在何处，八月份的汗珠儿甩进油锅里，噼里啪啦迸到身上，一烫一个水疱，这么多的苦楚，他一个从小浪荡惯的人，自己能吞咽得了么？必须得跟兄弟们整几瓶。

为了帮自己的弟弟，母亲倒是在全鱼馆尽了全力。可问题是她刚挡住正门，小舅就放开了后门，母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狐朋狗友坐在鱼馆里狂嚼滥饮。

父亲实在看不下去，告诉母亲：“本钱可以赔进去，但身体不能不要，你给我从江边回来。”

不到三个月，母亲撤了，全鱼馆挂牌兑店，小舅的救赎之旅就此完结。

五

小舅也从江边回到县里，白天在外游荡，晚上回姥姥家睡觉。母亲说他是没脸再来我家了，父亲听了就笑：“小六根本不用来咱家，你自己会乖乖跑过去管他的。”

果然，母亲去了姥姥家，见到小舅，还有他的女儿。小舅又展开新的鸿图——说穿了也还是一笔钱——让他的朋友在江上搭出一条水路，这样他就可以去对岸“好好发展”，因为那边有许多中国人开的饭店；而只要有中国人开的饭店，他就一定能给女儿赚到钱。

小舅说得兴起，姥姥却垂目祷告。母亲心又软了，决定再扶一把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弟弟，条件是他不能带着女儿去对岸，因为“孩子要是跟你就彻底完了”。

父亲对此的看法是小舅根本没打算带女儿去对岸，那不过是个幌子而已。

小舅最后跑到了对岸，一去就是好多年。至于他是否在某个中国人开的饭店里“好好发展”，没人知道，也没人过问。对于母亲来说，“小死六”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六

后来我去省城读书，寒假回来，我的屋子里坐着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

“这是你表妹，”母亲说，“她爸还在江对岸呢。”

“哦，那我住哪儿？”

我不明白母亲为何要留她在家里。至少我从小表妹身上看不到这么做的理由。她实在乏善可陈，脸上既没有小舅当年的桀骜，也看不出小舅妈的好看。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那双眼睛，谄媚与惊恐轮流闪烁。

母亲还让我趁着放寒假给她补功课。补课？我心想家里不丢钱就谢天谢地了。直到过完年返校，我也没和她说过几句话。还是父亲让出每天打乒乓球的时间，戴上了老花镜，在我的书桌前正襟危坐，给表妹补算术和语文。

然而江边来的小表妹功课差得太多，父亲虽一如既往地耐心，母亲倒先泄了气，再加上家里也确实在不断丢零钱，就说：“算了，买几件新衣服，包顿饺子，送回江边吧。”

那天雪大，大巴都停了，只能坐火车。父亲去单位值班，我陪母亲送表妹回江边。车厢里挤满了人，没有座位，我看着窗外的雪，表妹一直攥着母亲的手，问：“二姑，你下回啥时来接我？能不能早点过来？”

火车里人声嘈杂，表妹没怎么样，母亲倒先哭了。

出了站，表妹戴上母亲买的橙色小棉手闷，一路踏雪，带我们去了小舅妈的娘家。门口的雪没扫，散落着被炸开的鞭炮，炮衣鲜红，皮开肉绽，黑糊糊的炮屑和白雪掺混在了一起。这春节过后的景象，跟我们县里没有任何分别。

母亲往表妹的棉手闷里塞了两百块钱，叮嘱道：“这钱你跟谁都别说，自己管好了，留着开学用。”

表妹点了点头，结结实实戴紧那双手闷，推开糊着“人和家顺百事兴，富贵平安福满堂”对联的门，屋里膨胀着烟气与吆喝，小舅妈的娘家人在火炕上支了桌，麻将打得赢天输地。

母亲掏出准备好的两百块钱，握住小表妹戴着手闷的手，赔笑说：“这一百是给她姥姥姥爷拜年的，另外一百是她奶奶这边给孩子的压岁钱。”

火炕上站起一个老女人，颤颤巍巍放下烟锅，伸出干枯而青筋凸露的手，接了钱，一把拽过小表妹。

母亲问：“她妈妈在南方怎么样了？”

老女人笑：“在南方可好哩，总给孩子寄钱呢。”

“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干啥？”

母亲尴尬了一会儿，说：“要不我们先走了。”

娘家人全站了起来，男女老少，黑压压一火炕，异口同声留母亲和我吃饭。

“不麻烦了，还得赶火车呢。”

母亲领着我逃出了这间烟气呛人的屋子。雪越下越大，灌了一身的寒风才到火车站。从车窗里看那条大江，腊月封冻，四月开化，历经春汛，入夏便是黑滚滚的汪洋，隔两岸为两国。大雪暂时模糊了国界，我不禁在想，小舅一个人在对岸有没有年过？有没有麻将可打？赚没赚到钱寄给学会偷钱的小表妹？

后来，表妹写过信跟母亲要钱，不止一次。母亲把这些信压在了抽屉底下。我抽出来读了一封：凭空捏造的情由，明显是成人的笔迹。如此拙劣的骗局，母亲照样乖乖往江边寄钱。我当时实在没法理解。

再后来，表妹辍学，也去了南方。小舅妈的娘家对此的解释是：“这孩子根儿不正，随她爹，天天不学好，还偷钱，俺们管不了，让她妈收拾去吧。”

失散多年的母女，重逢于不下雪的南方。她们在那边无亲无故，到底靠什么安身立命？对于这个问题，所有人都选择了缄口不语。

姥姥那时已去世了，家里没了她的祷告，十字架亦不知散落何处；唯有小舅那张照片还在墙上落着灰尘：喇叭裤，爆炸头，上扬的嘴角略带轻蔑和嘲讽。

七

2014年我回国，居然见到了小舅。他刚从对岸回来，理了干净利索的平头，自称在那边开了饭店。

母亲半信半疑，他拿出一笔钱：“二姐，帮我缴养老金，等我老了回国用。”

小舅可是一点都不显老，白白胖胖一张四平八稳的脸，乐颠颠的像个小佛爷。我想起那位好看的小舅妈，她会不会变老呢？

小舅说他在对岸找了个媳妇儿。

得，到底应了当年小舅妈那句话：“二姐，你们家老六看着傻乎乎的，但就有那么一股吸引人的劲儿。”

小舅给我们看他的全家福：他和一个中国女人坐两边，中间站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国少年。

“那是谁的孩子？”母亲问。

“跟谁过就是谁的孩子呗。”小舅嘿嘿一笑。

“自己的亲生姑娘呢？问都不问一句？”

小舅笑不出来了。

还是父亲给打了圆场：“一个在江对岸，一个在大南方，还能咋整？”

“就是，还能咋整？”小舅一边点头，一边重复着四个字，“还能咋整。”

他去姥姥墓前献了一束花，回到过去的旧房，对着墙上自己那张旧照片发了会儿呆，扯下来，团一团就扔了。好像逝去的那些日子，也能团一团扔掉似的。他在县里百无聊赖，没过几天就嚷嚷着要回对岸。那边不但有他的事业，还有他的老婆孩子热炕头。

“也别瞧不起我这个舅舅，”临行前，他要给我钱，“好不容易有你这么个出息的大外甥，还不让我意思意思？”

对这个中年发福的男人，我是全然陌生的。我心中的小舅，永远是那个穿喇叭裤的爆炸头。我不想接这钱，母亲却让我收下：“这是你舅的一片心意。”

多年没见小舅，本以为母亲会很动感情，没想到她那么安静。不过想想也是：她为小舅，为表妹，为骨肉相连的一大家人操了这些年的心，再多的感情，也透支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