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从小头发很短，而且发质粗硬，后脑勺扁平，远看像一把会跑会跳会叫的黑毛刷子。

头发都是爸妈给理的。可是他们不叫“理发”，叫“剃头”。想想也有道理：理发者，整理头发是也，我头发既短且粗，母亲笑说蘸一把洗衣粉就能刷运动鞋了，哪儿有整理的必要呢。还是剃头来得贴切：用手动推子抵住头皮，随父亲手指的运动一路剃下去，黑毛刷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半圆半扁的后脑勺。

父亲那推子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样式，像一件形状古怪的迷你兵器。推子是不锈钢质地，贴上皮肤难免冰凉，激得我呲牙。父亲笑笑，推子在掌心里焐一会儿，再贴我的脖子就不凉了，反而多出一种体温，不知是他的还是我的。

推子平时装在饼干盒里，陪伴它的还有一柄小刷子和二分之一的窗帘。用完推子，父亲用那柄小刷子清理，从里到外刷好几遍，再滴上两滴机油，其细致体贴，胜过给我剃头。那窗帘染了一只抱竹子啃的熊猫，颈部以上被母亲裁掉了，我的头从熊猫脖子里钻出来，窗帘围在身上，挡住了推掉的头发茬儿。

每次剃完头，母亲都要清洗那二分之一窗帘，然后给我洗头。窗帘只是在凉水里投一投，给我用的是现兑的温水。其实母亲偏爱热水，凉水开水兑起来三七分，我嫌烫，挺着脖子不肯沾水。母亲摁不动，直到父亲刷完推子过来，我才就范。等后来自己洗头，居然也偏爱热水。随根儿。

母亲也给父亲理发，用熊猫窗帘围住他，抱怨手动推子不好使。母亲的头发有自来卷，不让父亲理，只让父亲用镊子揪白头发。父亲白头发出得更早，也让母亲揪。一边互相揪，一边说揪一根长十根。我那时以为是他们百开不腻的玩笑，等后来自己长了少白头，才知道是真的。

二 小学时我最好的朋友叫李兴隆，上课时我的座位和他的距离远，下课就勾肩搭背一起上厕所，放学便跑到学校后面那条小河沟，和其他男孩子一起脱光了跳进去狗刨。厮混久了，我和李兴隆的发育开始同步。有一天，他说不想再去河里狗刨了，因为“肚子底下长出了胡子”，让他觉得羞耻。我肚子底下其实也在长胡子，本来没觉得怎么样，让他一说，也觉得羞耻了。

“你胡子长多长了？”我问。

“暂时没我爸的长。”他说。

“我的也没我爸的长。”

“我是说我的没有我爸嘴上的胡子长。”他愁眉不展。

“我知道，”我也陪着他一起皱眉，“我们到底咋办？”

“既然是胡子，那就看看能不能刮掉吧。”

于是，李兴隆偷了他爸爸的剃须刀，挑了一堂思想品德课，和我一起逃掉，钻进了男厕所。光线昏暗，他解开裤子，剃须刀伸向自己肚子底下。我捏着鼻子问你完没完事儿，没等他答话，暗处传来一声咳嗽，接着打火机亮了，闪出教导主任的半张脸，我们俩落荒而逃。操场深处的松树林子里，李兴隆系好裤子，说他还没刮完呢。

“你太磨叽了。”我抱怨。

“厕所那么黑，我刮到自己咋办？”他反驳道，“再说你一点忙也不帮。”

下一堂思想品德课，我们又钻进了厕所。作为对他的援助，我带上了自己家的手电筒。

厕所依旧黑暗，我打开手电扫了一遍，确定教导主任不在，李兴隆才放心解开裤子，借着我颤抖的手电光，一刀一刀刮了下去。

“完事了么？”我问。

“完事了。”

“感觉咋样？”

“不咋样，就是有点痒，你刮不刮？”

既然他都刮了，我也不再犹豫，刮吧。刚解开裤子，下课铃响了，他催我动作快点，可他那手电光抖得那么厉害，我也不想伤着自己，刮一半就系上了裤子。剩的那一半，等到下一堂思想品德课才搞定。再去学校后的小河沟，我和李兴隆就放心大胆脱光光进去狗刨了。

然而幸福总是短暂，青春期的肚子底下春风吹又生，胡子很快又冒出来了，而且比以前更粗，更硬，更阴魂不散。我们只能更频繁地钻男厕所。光逃思想品德课显然不够，连政治历史也一股脑儿逃了。

“不他妈刮了。”李兴隆用手电筒晃自己的脸，很惊悚。

“为啥？”我正要解裤子，很吃惊。

“杨长胜都长成毛裤衩儿了！”

杨长胜比我们高一年级，据说能连踹两下回旋踢，校内校外都很霸道。本来杨长胜肚子底下没长胡子，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长，或者不敢长。谁知他最近去了通宵录像厅，肚子底下不但长出胡子，而且长得毫无节制，大家也不好意思不长了。连这种事都唯一人马首是瞻，难怪李兴隆会忿忿不平。

再忿忿也没用，杨长胜依旧霸道，连狗刨的动作都被我们顶礼膜拜。可是后来那条小河沟被推土机和废砖头填平了，杨长胜也惹到了初中的混混，被堵在校门口扇了几个耳光，伤害不大，但不敢还手，侮辱性极强。大家看他不过尔尔，也就停止了集体崇拜。

我和李兴隆继续我们的友谊，带着蓬勃发育的身体与毛发，一起升上了初中。

三 上中学后，县里开始流行装有线电视。原来只能收中央台、省台和县台，装了有线就鸟枪换炮，猛然多出好几十个台，光刷一圈遥控器就得五分钟。爸妈如临大敌，严肃讨论后决定家里不装有线，连彩电都不买，理由是怕耽误我学习。

好在我家那台黑白电视很励志，只要力道适中拍几下，就能拍出邻居家的有线频道。拍一下，叶童版的许仙与白娘子相拥相偎；拍两下，孙兴版的杨逍扑到纪晓芙身下；拍到三下往上，就能拍出我们县的二台，没有新闻，不插广告，每天放四五部港片，中午还插播流行金曲的MTV（音乐电视），刚好用来下饭。彼时蹦蹦跳跳的《对你爱不完》最受我们这群初中生欢迎，每天念咒似的“对你爱、爱、爱不完”，手也不闲着，模仿郭天王翻过来转过去。

当然，对于男生来说，最魔性洗脑的还是郭天王的发式。这种两边浓厚中间分开的蘑菇头如此流行，以至于我们县干脆就叫它“郭富城头”。

以我的发质，想变得浓厚并不难，难的是留长。而且我头发一直很短，突然留长了怎么跟家里交代？

李兴隆倒先留起来了，我把他领到家里，跟我妈说，学校里现在都留这头，我要是不留，就显得不合群，跟老师同学处不好关系。李兴隆也很配合，头发一甩：“阿姨，头发是我妈让留的。”

李兴隆的妈妈和我妈过去是同学。一讲到年轻那会儿，我妈就夸这位李妈妈漂亮，又会打扮，梳着及腰的辫子，一边唱《浏阳河》一边飞手绢儿，在七十年代是绝对的偶像派。既然偶像都让孩子留长头发了，我妈也就不再阻拦我。我因此告别了我爸那柄手动推子，留我的郭富城头了。等留得差不多了，李兴隆又把我拽到他家，指着我说：“妈，你看他学习那么好，前面头发都挡眼睛了。”

通过这种互相帮衬，我们让漂亮的李妈妈心服口服，不但允许他继续留头发，还煎刀鱼给我吃，让我以后常过来，功课上多带带李兴隆。我很高兴，因为他家不但有装了有线的立式彩电，而且他老爸那辆“高登125”摩托车就停在家属楼下，时不时可以上街溜溜。两个少年骑在摩托上，县城在耳边疾速后退，留起的长发迎风甩起，青春一旦无拘无束，难免会变得没心没肺。

当时县里我们最常去的理发店叫“南国小旋风时尚发廊”，简称“南国风”。老板老板娘都是温州人，本来叫“温州夫妻美容美发”，见生意冷清，就改了名，又推倒半面墙装修成橱窗，摆了几瓶啫喱水，贴上“四大天王”外加林志颖的海报，生意就火起来了。我们去都要坐在那儿等，一等就是个把小时，店里那几本《当代歌坛》早被翻散了架，用透明胶粘起来继续翻。

老板亲自下剪，老板娘洗头吹风，喷啫喱水六块，不喷四块。我和李兴隆都是要喷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才够郭富城。为保持喷完的形状，数天不洗头，被家里人痛骂。

李兴隆成绩一路烂了下去，李妈妈怕他考不上高中，找我妈商量，想让我去他们家住两个月帮她儿子补补功课。我妈倒是想帮偶像这个忙，又怕耽误自己儿子，正犹豫着，我爸却从交警队带回一条消息：因为酒驾和那辆“高登125”，李兴隆的爸爸出车祸了。

李兴隆两个礼拜没上课。再来到学校，就戴着孝，头发也剪成寸头。我才注意到他脑壳很圆，留圆寸比郭富城头帅多了。他变得沉默寡言，谁也不理，我也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两个人渐渐不再往来，虽然还是同班，感觉却比两所学校还遥远。

他的漂亮妈妈改嫁了，据说男方年龄比她大不少，还有子女。我妈替她惋惜，说女的越好看命就越不好，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我极力回想他妈妈的模样，却想不出到底漂亮在哪儿。只记得她比我妈那个年龄段的女性看着瘦一些，煎刀鱼时爱放花椒，仅此而已。

李兴隆逃掉的课多过了上过的课。他还学会了抽烟，和校门口那帮痞子混在一起，骑着老爸留下的“高登125”招摇过市，胳膊上的黑纱还没摘下呢。没等班主任撵人，他自己就不念了。他爸爸生前在税务局工作，他跟着也穿了几天制服，各路女人以各种姿势坐在他的摩托后面。偶尔在街里碰见，我低头装作没看见，他一踩油门呼啸而过。后来听说他在迪厅犯了事，进过警区，被他妈妈送去了南方，再无音信。

多年后我出国，初中的同学办了一个二十年聚会，特意从国内把纪念T恤寄给我。T恤上印着每个同学的头像，李兴隆的脸也在其中，留着再普通不过的平头，发迹线介乎于“M”和“T”之间。我跟同学打听他的近况，才知道他在江浙一带跑服装生意，结过婚，也离过婚，没有子女，现任女友在沈阳，异地虽苦，好在还谈得来。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对结婚都没有刚性的需求。

四 升到高中，县里又兴起刀削发，脑顶的头发要被拾掇得像一小堆碎白菜，鬓角一直留到能用手撮起来，才算削出了型、削到了位。没多久《拳皇97》横扫县里的街机厅，最火的人物当属八神庵，一头火红刀削发挡住了眼睛，我们又把刀削发改称为“八神头”。

原本最受欢迎的南国风，却没跟上新形势，继续剪着郭富城头，橱窗里仍然贴着四大天王，被晒得脱了色，以至于天王们远看就像长出白头发，越发显得过了气。

我那时常去的理发店叫“青橄榄”，洗剪吹都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姐姐，爱穿裙子，爱抽烟，爱穿人字拖，爱把十个脚趾甲涂成不同种颜色。她单身，也没听说有兄弟姐妹，不知为什么，所有人都叫她“三姐”。

这青橄榄其实很简陋：一间能烧炉筒的铁皮棚子，外面涂蓝漆，窗上挂着《拳皇97》的海报，里面摆了一张床、一张椅、一面镜子、一小排沙发、一个洗头的盆、一口煮面的小瓷锅，再加上洗剪吹用的瓶瓶罐罐。

三姐的手艺并不怎样高明，打薄剪子经常卡在手里，搞不好刀削发就会变成狗啃发。可是来青橄榄的人却不少，而且相互都是熟客，等的时候也不急，挤在沙发上吹着各种牛逼，颇有点小镇沙龙的意思。

三姐那张床在沙发对面，从来不叠被子，胸罩内裤掖在底下，时不时留出一点边角，惹得大家浮想联翩。这一浮想，有人就想用下流玩笑吸引她的注意。根本不管用，三姐只专心对着镜子削头发。她自己的头发很长，染成暗红色，理发时总拂到我脸上。有时就算头发不拂，也会被她的鼻息拂到。这种痒痒的感觉，我以为才是青橄榄生意兴隆的关键。

我高中三年并没有交下什么朋友，只是和同班的小姜还算谈得来。小姜这人很聪明，尤擅解物理难题，在黑板上画密密麻麻天书一般的力矩分解图，以绕晕老师同学为乐。聪明也就罢了，他好奇心还强，问我为啥走路总低头。我说八神就是这么走路的。那时我的头发正面挡着眼睛，鬓角留到腮帮，他又问这是啥头型。我被问烦了，就领他去青橄榄。可惜他头发太短，没啥好削的，三姐用四号的毛寸推子给他对付了一遍，钱都没收。

我劝小姜先把头发留起来，再考虑削也不迟。他表示留头发对他来说太有难度。我很理解，因为他爸是高中的书记，专管校风建设。连书记的儿子都削起八神头了，我们县高中还能有希望么？

好在小姜很有毅力，默默而坚决地与姜书记周旋，头发居然也留出了那么点意思。可惜有一次他在家午睡，突然被姜书记摁住，上了那种老式的手动推子，害得小姜第二天戴着帽子来上学，课堂上被老师强制摘了下来。他自己很以为羞耻，在我看来却有点自己给自己加戏：全校人都知道他是书记的儿子，他只要能解出巨难无比的物理题就可以了，没人需要他在头发上玩出什么花活儿。

一场蹂躏过后，小姜的鬓角居然还完整，又重燃起留刀削发的希望。他对此有一套理论：只要鬓角留到位，就算留成功一大半了。他跟我说了这套理论，我说你去死吧，光留鬓角不留头顶，比土豆发芽还难看。他不甘心，又去青橄榄兜售，三姐被逗笑了，暗红色的长发和裙子一起摆动。

“这次还是不动鬓角？”三姐清了清嗓子。

“不动，”小姜正襟危坐，“打死也不动。”

“你好像跟他们不太一样。”

三姐所谓的“他们”，就是沙发上的我们。我们起哄说当然不一样喽，他爸是姜书记。

“你不会抽烟，又不说脏话，你到底会些啥？”三姐不理我们，只盯着镜子里的小姜。

“我会画两套滑轮组的受力分析图。”小姜却不敢回看镜子里的三姐。

三姐一直没动过小姜的鬓角，头顶也只是用打薄剪子意思意思而已。按说她给小姜理发应该很快，实际上却很慢，慢到我们都等得不耐烦了。

“三姐，你现在开始计时收费了？”有人不怀好意地问。

“不会说话就闭嘴，闭不上就滚！”

这是三姐第一次发火，我们有点怕。这以后，只要小姜坐在镜子前，我们就闭上嘴了，一根接一根抽烟，呛得三姐开门开窗。

在三姐的呵护下，小姜的鬓角留起来了，虽然跟脑顶的长度相比有点突兀，但照他的理论，所谓八神头也不过如此。他很得意，走路也低着头，别人若问起来，就说八神也这么走路。

即使不理发，小姜也频频出现在青橄榄。三姐很会做生意，在铺子前又摆上台球案，一块钱一杆，还在床下塞了几条烟卖，这下来的人更多了，有的干脆打球买烟刀削发一条龙消费。小姜过来了，只要不剪头，就帮着码球。全县物理最高分给街里的小痞子码球，绝对是青橄榄的一道风景。

临近会考，学校处理了几对早恋的，姜书记在学校大喇叭里疾呼：“同学们，别再虚度光阴了，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何时搏！”

回到家里，趁着做思想教育的余威，姜书记摁住半夜熟睡的小姜，连鬓角带脑顶全都推了。

小姜一礼拜没来学校上课，人也不在家里，县里的游戏厅都找不到。我偷偷去问三姐，说他在青橄榄推了个光头，又借了两百块钱，坐车跑到市里了。

凭三姐这两百块钱，小姜白天靠客运站门口的烤地瓜和韭菜盒子过活。晚上实在没地方去，就钻录像厅熬夜，该看的不该看的全看了。回到县里跟变了个人似的，一直留着光头，见女生不说话，只是拿眼斜瞅，成绩直线下降。姜书记忌惮他再跑，横竖不敢碰他了。

小姜逃课去混青橄榄，球案从一张扩到三张，码球的那个少年不再是物理状元，而是一个叼着烟头的秃子，远看跟县里的小痞子没什么两样。

高考，小姜三百多分考上市里的师专，同校的女生虽多，小姜却视若无物，每周末坐车回县里，过家门而不入，吃住都在青橄榄。三年后毕业，混了一纸文凭，和三姐领证，兑掉县里的铺子，在市里换一门市房，青橄榄重新开业。

多年后高中同学聚会，所有人里小姜最早结婚，最早生小孩，却依旧光头。女儿在准备中考，他问我赴美留学是不是越早越好，还说钱不是问题。我说钱倒是其次，关键是孩子出去太早不容易适应，会影响以后的心理健康。他点点头，跟我干了杯酒，再没提女儿留学的事。

五 在省城读本科，我喜欢上一个叫赵一姝的女孩。她家住在省城，有一次带我去工人文化宫看《恋爱中的宝贝》，说喜欢那个男主角，因为他头发够短。我看得很糊涂，连剧情都没整明白，就随便答应了一声。后来一起看《碟中谍》，赵一姝又说喜欢汤姆·克鲁斯，因为阿汤哥的头发够短。赵一姝说话是不拐弯的，这是明明白白让我剪头发，我不能再装傻了。

那时我的头发留到了肩膀，再加上硬邦邦的自来卷，如果染成金色，就是扑克牌里的“J”。我不想因为头发惹赵一姝生气，便去了学校的“大学生理发中心”，简称“大理”，理发师傅是几位大叔大婶。别小看了他们，那可都是校领导的什么亲戚，虽然生意惨淡，但价钱便宜，气氛融洽。

那天“大理”只有一位大叔，穿了件利物浦的球衫，仰脖盯着吊在墙上的电视。我凑过去，原来是重播欧洲杯的小组赛，英格兰对法国那场。

“来了？”他不看我，继续看球。

“来了。”我也看球不看他。

“头发你自己整湿吧，椅子推电视底下，看球理发两不耽误。”

我错过了这场比赛的首播，很想看重播，就说不急，你慢慢剪。他开始下剪了，眼睛仍然盯着电视，嘴也没闲着，问我喜欢哪个队。我看他穿利物浦的球衫，就说喜欢英格兰。他又问我喜欢英格兰的谁，我说当然是杰拉德啦，他乐得挥舞起剪子：“那就给你剪杰拉德头？”

电视屏幕里的杰拉德正满场飞奔，我琢磨这位利物浦当家球星和汤姆·克鲁斯头发都很短，赵一姝应该不会有意见，就同意了。

可惜那场比赛令英格兰球迷心碎：补时阶段杰拉德回传失误，导致齐达内罚进点球，英格兰一比二落败。大叔边看边骂，剪出来的就不是杰拉德头，而是狗啃过的杰拉德头。我顶着他的作品，走到女寝楼下，给赵一姝打电话，她笑着飞奔下楼，结果看到了我的发型，笑容灰飞烟灭。

“你剪的是啥？”

“杰拉德头。”

“谁的头？”

“杰拉德，刚才看他比赛来着。”

“那你找杰拉德好了，”赵一姝消失在楼道里，“别再找我了。”

这话听起来很冲，也很赵一姝，可十几年前的我更冲，直接走回“大理”，让大叔把头发全剃光，给赵一姝发了短信：“都剃了，分手吧。”

分手之后的暑假，我没回家，脾气变得很糟，赶上球场打群架，明明没我什么事儿，却非往人堆里冲，眼角被砖头蹭破了，血遮住半边脸。先去的校医院，值班医生给缠了一块纱布，就让我去省医院紧急处理。我穿着汗馊的球衫打了出租车，先出的血凝在脸上，后出的血又盖上去，像戴着一件鲜红的面具。

到了省医院，大夫上来先打一针抗生素，收二百块。又说缝针四百，局麻六百，总共一千二。我穿球衣球鞋跑出来，哪儿来那么多钱？宿舍里的兄弟都放假回家了，我想了半天，只好给赵一姝打电话。

她也没说别的，从家里带着现金打车过来。我觉得自己不但窝囊，而且有点无耻，就跟她说六百就够，我不用麻药，缝针不疼拆线疼。她冷笑，说，疼不疼都是你自己作的。

大夫开始给我的眼角缝针，赵一姝站在旁边看着。因为没用局麻，我的记忆格外清晰：皮层缝九针，肌肉缝九针，一共十八针。那针被止血钳夹住，肉里刺进去，肉里拔出来，可降解的缝线在肉里穿行，每走一针，肌肉就会在痛感的刺激下抽动。我心里默数着抽动的次数，整个人大汗淋漓，好像又踢了一场球。

赵一姝又给我留了回学校的打车钱，就回家了。护士给我包上纱布，里面塞着蘸碘酒的棉球，嘱咐每隔两天换一次，切忌沾水。所以在拆线之前，我那踢完球的杰拉德头硬是没洗过。

赵一姝给我发短信，说她打算回学校准备托福，又问我伤怎么样了。我说不疼，就是发胀。她说不会是发炎了吧，必须让她看一看。我们就见面了。我还了她的钱，她帮我换了纱布。当时我的头发惨不忍睹，她什么也没说。

我忍不住问她，杰拉德头到底咋惹着你了。她说外国人后脑勺是圆的，你的是扁的，非要留人家那发型真是自找磕碜。

我那时已经长了很多少白头，只是全都白在后面，自己看不见，赵一姝忍着不说而已。至于她为什么忍，我当时以为她是看我养伤可怜。后来想明白她是怎么想的，却是在十几年之后，她在北美成了家，与我相隔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我不知道她现在说话还是不是那么冲，我只知道我的白发已漫过扁平的脑勺，染上双鬓，就连前面也有了燎原之势，实在不好意思称其为少白头了。

六 后来出国，发现美式理发店一般比较贵，而且不考虑亚洲人的脑型和发质，性价比很低。和许多男留学生一样，理发于我竟成了麻烦。

一位来自东北的大叔，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这麻烦。此人既非留学，也非劳务输出，而是从国内“黑”过来的，姓甚名谁无人知晓，只因逢人就说买彩票，被这边的中国人送了个外号：彩票叔。

彩票叔住在一间能吃能睡还能上厕所的地下室，住在上头的是房主，一对开中餐馆的越南夫妇，见地下室闲着，招个人住能防潮，便租给了彩票叔。

我第一次过来理发，先绕开那只盘在楼梯口的大花猫，沿着那段散发霉味儿的楼梯，拐进了彩票叔的地下室。

“过来啦？”

地下室很昏暗，有一股潮乎乎的糖蒜味儿，彩票叔的声音听起来闷闷的，不知是感冒还是没睡醒。

我点点头，被地上的铁锅绊了一下。彩票叔拉开灯：“没事儿，你先坐！”

彩票叔拉开日光灯和角落的台灯，墙上现出成片成片的霉斑，颜色深浅不一，跟抽象画儿似的。再看我脚下，锅里的面条正在蔓延出来，像无数条细细的白蛇。

四面墙只有一面不长霉斑，立着一块落地镜，摆了两张木质的酒吧椅，我坐上去嘎吱作响。彩票叔在我肩上围了单子，坐在另一张酒吧椅上：“先剪再洗，咱家规矩。”

镜子里的他神情专注，半张着嘴，下剪极慢，好像是把我的脑袋当成了工艺品。头发茬儿落在我耳梢后面，他先用小刷子刷，又说刷不干净。我说没事儿，他竟张开嘴吹了。我干咳一声，忍吧。

他掏出一包港产烟，说屁股能爆珠，让我试一试。我摇头，他便抽出一根，在肥厚的手背上敲了敲，自己抽起来。镜子里，他的黑T恤紧紧地吸附在肚腩上，在烟头的燃亮与黯淡之间收放。

他一边抽烟一边自言自语，说越南人开的中餐馆忒难吃，本来想请他颠马勺，但他嫌油烟太呛，端盘子膝盖又吃不消，正好在国内当过兵，没少给战友推板寸，在这边给中国人剪剪头发也能挣不少。

“昨晚那八千多万被人中了，”他一下子把话头扯到彩票上，“八千多万啊那是，还是美刀！”

“什么人中的？”

“曼哈顿一犊子。”

“能住在曼哈顿的，本来就不缺钱吧。”

“八千万能买下曼哈顿么？”他把烟头弹进一口空鱼缸。

“够呛。”

他话题很跳跃，又说这阵子做梦总梦见小双。当初是小双来芝加哥留学，他才办旅游签证跟着飞过来的，结果小双又找了个白人对象，芝加哥虽大，他彩票叔却无立锥之地，就来我们小镇这里混了。

“你说找啥样人儿不好？非得找个白的，身上一股膻味儿，喷香水都捂不住。”

我摸不准小双是男是女，憋了半天问：“小双应该挺好看吧？”

“还行吧，反正我是瞅对眼了。”

总算剪完了，他又用嘴吹了遍头发茬儿，才给我解开围单。来之前我打听好了，彩票叔剪一个男发收八美金，我掏出十块的票子，却被他推回去：“头一回不收钱！”

我又让了让，他便收了，也不找钱：“就当咱俩合伙儿买彩票，中个十亿八亿的，把曼哈顿买下来！”

我把这经历跟几个留学生说了，他们都笑，说那小双是一男的。我想起他往我耳根吹头发茬儿的表情，便说以后再也不自己去了。他们更笑，说没事儿，彩票叔很君子的，动口不动手。

果然，再去地下室，彩票叔也只是絮絮叨叨用嘴吹头茬儿而已。剪完照例不收钱，却翻出半麻袋蛋卷，问我能不能帮个忙。我没说帮也没说不帮，他又打开一包字条，原来是要拼装那种在中餐馆流行的fortune note（美国中餐馆免费赠送的小蛋卷，里面通常附有字条）。

“这月房租还没钱交，越南人让我塞这个，不塞就滚。”

蛋卷既小又脆，他还没塞进一张字条，已经捏碎了几个。

我只好帮他塞了几个。可是那半麻袋太吓人，我琢磨着想走。

“你有事儿就先走，我自己慢慢整。”他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妈个逼的，老子是扛过枪的人，居然给越南鬼子塞这玩意儿！”

让他一说，我更不好意思走了。

“一月租金多少？”我边塞边问。

“二百，包水电，还管饭，就是忒难吃，”他往嘴里塞了个蛋卷，嘎嘣嘎嘣嚼着，“要不你先串给我五十，我把这月先挺过去？”

我还没搞明白“串给我”是什么意思，嘴上已经冒出一句：“我身上也没多少钱啊。”

“二十三十都行，你身上到底有多少？”

等离开地下室，我把身上的三十块钞票都“串”给了他，换回一把蛋卷和一张字条，上面写着“Your value is not in other's eyes（你的价值不在他人眼中）”，地道的中式英语。

这件事让我成了留学生们之间的笑话：“彩票叔给所有人都塞过蛋卷，他一到周末就去芝加哥唐人街的赌城！”

所谓唐人街赌城，只是打通墙壁的破旧宅子，攒成一间大厅，纠集一票人，通宵打麻将而已。粤语、潮州话、闽南话以及英语，彩票叔都能整两句，就是在唐人街和牌友们学的。

再去地下室，我催他还钱。他一脸惊讶：“钱我都已经买彩票了，咋还你？”

“你别扯淡，”我笑问，“上礼拜去芝加哥输了还是赢了？”

“输靠北啦！”他也跟着笑，“兄弟别见怪，我活半辈子活了个啥也不是，就剩这点追求了。”

我没辙，只好让他免费剪了两回头发抵债。他大谈特谈他在芝加哥的赌徒生涯，比如一般周五去周天回，连住两宿通铺，虽男女混搭，却井水不犯河水。再比如他每次去都会瘦两斤，因为熬夜抽烟又不喝水。

“有人出老千么？”

“有，抓住被庄家剁手指，剁完直接喂狗，连骨头带手指盖儿全都嚼巴了。”

他摸着我后面的头发，说看你年纪不大，白的倒不少。我沉下脸，对着镜子说关你屁事，他的手就缩回去了。

他联系生意不用电话，只用QQ群，大家都在群里约时间理发。他经常不及时回复，不知道是不努力，还是找不到能上网的地方。花八美金就能剪个还算过得去的头，大家都还满意，也就不在乎这种细节了。

他这群里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都很客气，一口一个“彩票叔”叫着。他有一搭无一搭地回着，直到有一天，再无音信。有人去越南人家里找他，大花猫还盘在楼梯口，地下室已经清空了。大家在群里七嘴八舌，有说彩票叔回国了，也有说他搬回芝加哥，在麻将馆里剪头发，也有说他和小双重归旧好了。彩票叔的账号一直黑着，大家再七嘴八舌，也不见他回复。很快，又有中国人出来做理发的生意，也是现金，低价，而且不在潮湿的地下室，也没有那些能塞字条的蛋卷。大家的头发每天都在长，找别人理过几次，也就把彩票叔和他的群忘在脑后了。

七 我在美国换过几次工作，漂了十年，终于漂到了东北角。元旦前去逛曼哈顿，准备照几张相给爸妈看看，也算报个平安。特意用手机在韩国城搜了家理发店，不算小费一共六十四美金，这平生最贵的一次头发，是一位韩国大姐给我理的。

“你的鬓角和两侧怎么短都行，但脑顶靠后的头发要留长一些，”韩国大姐很努力地用英语建议我的发型该如何配合脑型，“我再帮你定个型，这样就看不出来扁了。”

她见我没有什么反应，又说咱亚洲人的脑勺不是生来就扁的，多半是小时候睡硬枕头睡出来的。美国人从婴儿时就睡中间带窟窿的枕头，而且换着边侧睡，才把脑袋睡成圆形的。

我明白，她唠这嗑儿是奔小费去的，大过节的都不容易，就笑说那就照你的意思留吧。她受了鼓励，又说我后面白头发太多，应该认真考虑染染了。还用一面小镜子照我的脑后，我冲大镜子里一看，小镜子里当真是华发丛生。

看来这位大姐还想挣一笔染发的钱，我觉着好笑，就说本人天生少白头，随爸妈，他们全都白了还没染呢，我有什么好染的呢？

大姐便放弃了这念头，专心给我理发，完事了还用英语祝我新年好，尽管明天才是1月1日。我凑整付了她十六美金的小费，大步走进人头攒动的时代广场，掏出手机，对着摄像头摆开笑脸，拍不着该认真考虑染一染的后面，只能拍价值八十美金的前面。相片传给爸妈，他们正在吃新年的第一顿早饭，我却还在过旧年的最后一个夜晚。

原来所有的时光，都埋藏在你的头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