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一个偏远的小地方，开始思考和平的生物学根源。后来，刚果（金）遭遇重大变故，陷入苦难。但在1980年，我和伊丽莎白·罗斯去伊图里森林开启我们为期9个月的蜜月旅行时，一切都变得很平静。

我们的团队由两对夫妇组成，工作是记录两个并存的社会群体的生活情况，它们分别是农耕部落莱斯（Lese）和狩猎采集部落埃菲（Efe）。农耕部落莱斯的小村庄散布在辽阔的伊图里平原上，有些相邻村庄之间要步行两天。身材矮小的埃菲人也生活在相同地区。如果能找到块根和果实，埃菲人就在森林深处安营扎寨。日子难熬的时候，他们就暂住在熟悉的村庄边。这时埃菲的妇女会在莱斯人的菜园里工作，以换取木薯、香蕉或大米。

我们住在莱斯人村庄旁的一小块空地上，简陋的小屋用树叶做顶，泥土糊墙。我们不会说他们的母语——科莱斯语（KiLese），但我们会一些金瓦那语（KiNgwana，斯瓦希里语的一种），足以和他们愉快地交流。伊图里平原上的居民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他们的经济发展主要靠以物易物。他们从未体验过核弹、汽水和电力之类的东西。

农耕的莱斯人和狩猎采集的埃菲人的居住空间都又小又黑，白天几乎没什么人。他们的公共生活从黎明一直持续到黄昏，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整个白天公开记录其行为。我们观察、聆听、跟随着他们。我们分享他们的食物，参与他们的活动。作为一名行为生物学家，我研究过黑猩猩，见过它们随时可能出现的敌意和打斗，因此看到这些人紧握拳头或摆出进攻姿态时，我就会警觉起来，预感可能有大事要发生。我在寂静的英国乡村长大，在那里很少有人会高声说话，所以极少会出现公开斗殴的现象。我很好奇在这遥远的刚果（金）人的定居点，打斗是否为常见的现象。

我非常高兴自己能够看到如此多的社交互动，但这里的人们对打斗几乎没有兴趣。即便是几十个人围绕着一具大象尸体争夺肉食，也无非是偶尔提高嗓音而已。一次，我遇到三个身着战斗装备、缠着腰带的男子前往酋长所在的村庄，他们听说自己十几岁的妹妹们被酋长的亲戚带至宴席，便急匆匆前去阻拦，以防妹妹们被诱骗。结果他们没有诉诸暴力就解救了这些女孩。我们也听说有埃菲的男人用燃烧的木棍殴打自己的妻子。当然，在泥墙后还隐藏着其他一些事件，但我们所看到的身体伤害几乎都源自事故和疾病。

我们的伊图里同胞可能过着目前地球上最艰苦的生活。他们依靠在森林中耕种、捕猎或搜寻到的一点食物存活。他们面临周期性的粮食短缺、贫穷、身体不适等问题，由于没有现代医学的加持，他们一旦生病，情况就会非常严重。一些文化习俗似乎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他们粗暴地敲掉女孩的牙齿，认为这样可以让她们变美。他们将食人族奉为自己的祖先。当看到肉罐头侧面印有微笑的人像时，莱斯人会取笑我们，说吃罐头食品的欧洲人也是食人族。葬礼会引发关于死者身价的争议：这个女人是否生下足够多的孩子，抵得上娶她用的那七只鸡的彩礼。即便是最容易理解的不幸事件，在这里也会被归咎于一个日常的、非理性的威胁——巫术。从许多方面来说，伊图里是一个可能发生任何事情的地方。[Bailey 1991;Grinker 1994.]

除了生活困难、有点迷信之外，莱斯人和埃菲人的基本心理与我们并无二致。在英格兰乡村和刚果（金），都存在不合逻辑的信仰、贫穷和奇怪的医疗实践，只是表现形式各不相同。本质上，伊图里人和我家乡英格兰乡村的人民一样爱孩子、为恋人争吵、担心闲言碎语、寻找盟友、争夺权力、交换信息、害怕生人、组织聚会、热衷宗教仪式、抱怨命运，而且极少发生打斗。

显然，即便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人类或多或少都会存在暴力倾向。刚果（金）拥有中央政府，尽管伊图里人在很多方面不受中央政府制约，但他们并非完全孤立。莱斯人和埃菲人的平和冷静或许就是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受文明的积极影响而产生的结果，这可能源于遥远的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以警察部门为例，当地警察主要是本地行政长官的男性亲属，他们大多利用自己的身份剥削村民，而不是维护法律。少数时候，他们会在辖区附近巡逻，几个警察在步行几小时后，会到达某个村落。这些警察从来不带食物，他们会找一个小而蹩脚的借口，处罚一位不幸的村民，让他交出一只鸡，并在当晚吃掉。只要能继续榨取饭食，他们就会一连待上好几天。这些惯常的腐败自然招人憎恨，因此当地警察通常无法得到尊重。即便如此，从理论上讲，由于他们与更大的国家机器关联，所以他们的存在也许缓和了不少对愤怒的本能表达。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影响降低了伊图里人的好斗程度。

我们需要寻找一个没有警察、军队和任何主导性强制力量的社会，去弄清当一个群体真正独立于任何管理机构时，是否依然能够保持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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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亚新几内亚是目前全球少数几个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小型社会之一，政权在这里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由于不断受到邻近好斗群体的威胁，他们的行为方式传递了丰富的文化信息。

人类学家卡尔·海德曾到访过这样一个社会。1961年3月，他乘坐一架小型飞机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海岸起飞，向海岛中心区域飞去，在到达一座高山屏障时，机组人员发现了一条无云的通道，翠绿广阔的巴连河大峡谷尽收眼底。1944年，美国士兵在紧急迫降时发现了这个隐秘的世界。在发现了宛如生活在石器时代的5万名丹尼（Dani）农耕民众之后，他们天真地将这个地方命名为“香格里拉”，它源自詹姆斯·希尔顿于1933年出版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创造的山谷之名，是一个虚构的乌托邦。丹尼肥沃土地的平静外表在某些方面极具欺骗性，可这里不是天堂，而是战争的温床。[．海德由小团队陪同（Heider 1972）。罗伯特·加德纳是资深电影制片人，在此待了5个月。他拍摄的纪录片《死鸟》也许是有史以来对原始战争描述得最全面的视觉影像，是人类学课堂上非常受欢迎的经典作品。迈克尔·洛克菲勒是一名录音师，于1961年11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南部海岸的阿斯马特地区逝世，他显然是被部落成员杀害的（Hoffman 2014）。见第8章。]

丹尼人是有历史记录以来凶杀率最高的民族之一。海德发现有一小群人会时不时发动突袭，伏击一个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在村落之间的无人地带，小规模的冲突可能随时会演变成更大规模的混乱场面，最多的一次有125名村民被杀害。在这一令人恐怖的杀戮记录中，丹尼人每阵亡一名战士，就切掉一名女孩的手指以示纪念，有的女孩甚至只有三岁。在丹尼，几乎没有手指健全的女人。海德的数据显示，如果世界上其他地区也像丹尼一样，那么20世纪那令人震惊的1亿战争死亡人数将激增至20亿。[20世纪1亿人死亡的数字包括由饥荒和疾病造成的死亡，是统计结果较高的数字之一。Keeley 1996,p.93，推断为20亿。]

海德在撰写关于丹尼人的著作时，将其副标题命名为“和平战士”。这种说法引发了人们对于基本人类悖论的关注。撇开时断时续的骚乱不谈，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香格里拉”这个名字确实和这个大峡谷相得益彰。丹尼人饲养猪，种植块茎植物，过着典型而稳定的农耕生活。在海德笔下，这里的人们性格温和、举止低调、极少发怒，他们相互依存、相互支持，且平和友善。他说，丹尼人的家庭在安静惬意的闲聊之余充满了欢声笑语。克制和尊重贯穿他们的日常交往。只要没有战争，丹尼人在许多方面就像普通的乡村居民一样，过着平静而温和的生活。

丹尼人具有生活在偏远的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居民的典型特征，对内和平与对外杀戮相结合。另一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群体，巴克塔曼人（Baktaman）占据了弗莱河（Fly River）的上游。每一个巴克塔曼部落都会抵制他人的非法入侵，且通常诉诸暴力手段。他们的领土冲突非常严重，以至于该群体1/3的人口因此死亡。但是在村落内部，暴力受到了严格的控制，“杀人是不可想象的”。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中西部的塔加里河（Tagari River）流域，情况也是如此，胡里人（Huli）对敌人进行残酷的恐怖式打击，但在其内部却不存在任何暴力冲突。与传教士和国家政府接触后，这些巴布亚新几内亚人迅速发生了改变。但在政府干预之前，这些群体的表现对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对于征战不断的民族来说，“对内和平”和“对外战争”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区别。

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地区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一样，为人们研究不受国家影响的独立社会群体提供了机会。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人类学家拿破仑·查格农开始着手研究生活在委内瑞拉偏远地区的雅诺马马人（Yanomamo），该研究持续了约30年。他也发现了类似的鲜明对比：尽管在村落之间的交流中时常会爆发致命的暴力事件，但是在村落内部——即使是在被查格农描述为“残暴”的人群中——家庭生活“非常平静”，只有在正式决斗时才会发生攻击事件。

人类学家金·希尔和马格达莱纳·赫塔多曾记录过一个群体间打斗的过程。一群巴拉圭的狩猎采集者阿西人（Aché）来到一个传教站定居后不久，打斗就发生了。据称，阿西人先前一见到陌生人就会用狩猎的弓箭进行射击，导致对方死亡的概率很高。但希尔和赫塔多在对阿西人进行研究的17年间，甚至有一次还和他们在森林中跋涉数周，从未见过他们在群体内部发生过此类打斗。

在先前的几个世纪中，探索时代让欧洲旅行者与世界不同地区的独立小规模社会建立起联系，其中包括南北美洲。律师、作家兼诗人马克·勒斯卡伯就是一个例子。1606—1607年，他与印第安部落的米克马克族人在加拿大东部一起生活了一年。他对自己观察到的印第安人的缺点直言不讳，如暴食、食人及虐囚等，但他同样清楚他们的优点。他说，这里很少有人打斗。“至于公正，他们没有任何法律……但是大自然教会了他们，一个人不应冒犯另一个人。所以他们很少发生争吵。”勒斯卡伯的观察影响深远，并于19世纪开始在英国流行。其著作促成了“高贵的野蛮人”概念的诞生，这一概念象征着人类天性善良。如今，“高贵的野蛮人”这一理念经常与卢梭联系在一起，但卢梭其实从未使用过该词。他认为人类通常并不像自己设想的那般仁慈。确实，从民族音乐学家埃林森讲述的关于“高贵的野蛮人”的历史来看，卢梭对人性愤世嫉俗的观点可能意味着他不应在今天被视为“卢梭主义者”！[Lescarbot 1609,p.264,cited by Ellingson 2001,p.29.据埃林森说，卢梭并未将任何自然的道德善意归因于现存原住民。卢梭认为，即使在更早的时代，据推测是在人类尚未以社会群体生活的时候，人们也是“野蛮的……特质并不明显，这些特质将会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出现”（Ellingson 2001,p.82）。卢梭不接受人性本善的观点，还指责其同时代人自欺欺人地认为人类曾经生活在和平的黄金时代，更讽刺的是，其同时代的“卢梭主义者”也受到了他的批判。埃林森提到的“高贵的野蛮人”这一短语是勒斯卡伯于1609年提出的，他写道：“野蛮人是真正高贵的。”勒斯卡伯的意思是，每个男性狩猎采集者都会打猎，而在欧洲，打猎是贵族的活动，所以“野蛮人”可以被称为高贵的。将人性本善与卢梭联系起来，似乎是伦敦民族学协会主席约翰·克劳福德于1861年提出的。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和弗朗兹·博厄斯采纳了克劳福德的错误说法。例如，1904年，博厄斯提到，卢梭“对我们应该努力恢复的理想自然状态的天真假设”。从那时起，卢梭就成了“相信古老的人性本善，后来遭到腐蚀”这一信念的错误代表。在本书中，我用“卢梭主义者”一词指代卢梭思想的流行观点（即狩猎采集者生活在和平的黄金时代），而不是指卢梭本人对人性的实际构想。]

许多学者对小规模社会的内部和平印象深刻，勒斯卡伯只是其中之一。根据吉尔伯特·希纳尔的说法，至17世纪末，“数百名航海者开始顺带提及原始民族的善意”。然而，他们的“善意”只适用于同一群体的成员。1929年，人类学家莫里斯·戴维总结出一个至今仍然适用的观点：人们对内部社会成员有多友善，对外部社会成员就有多苛刻。

两种道德准则、两种风俗习惯，一种是针对内部成员的，另一种是针对外部陌生人的，但都是为了相同的利益。针对外来者，杀戮、掠夺、为血亲复仇、偷走妇女和奴隶是值得称赞的。但在群体内部，这些事情都不被允许，因为这会产生冲突并带来消极影响。苏人（Sioux）必须先杀人才能成为勇士，迪雅克人（Dyak）必须先杀人才能结婚。然而，正如泰勒所说：“这些苏人认为，除非是为了血债血偿，否则杀人是一种犯罪；而迪雅克人则惩罚谋杀……不仅在公开冲突中杀死敌人被看成是正义的，而且古老的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则：杀害本部落的人和杀害外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杀戮。”

工业国家的士兵对于人们在战争中的行为与在国内的行为间的区别再熟悉不过了。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十分残酷。乔治·奥威尔当时是一名志愿者，平日里体验着前线的恐怖，周末回到妻子身边。生活氛围的变化是“突然而惊人的”。巴塞罗那距离骚乱的地方只有很短的火车车程，但那里“到处都是富态的有钱人、优雅的女人和流线型的汽车”。在塔拉戈纳，“这座漂亮海滨城市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干扰”。

在伊图里森林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还有世界其他地方，都出现了相同的模式。无论人们的生活是否被居住地以外的战争所吞噬，他们在家乡都非常平和。我在刚果（金）的经历似乎是我们生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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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来看，当人类处于家庭中时，身体的攻击性可能很弱，尽管从道德层面来看，这种攻击性仍然比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的强。据进化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等人的记录，在过去的一千年中，多个国家人口的暴力致死率在下降，我们都应该对此心怀感激。毫无疑问，如果这一数字持续下降，数百万人将得到更加愉快的生活。[Pinker 2011;Goldstein 2012;Oka et al.2017.有力的证据显示暴力致死率已经下降，但这并不能说明未来的情况。现代武器的威力、偶然使用核弹的风险，以及更长和平时期后出现更多暴力战争的趋势，都提醒着我们不能将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Falk and Hildebolt 2017）。]

然而，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在社会群体中的身体攻击性已经弱得惊人。因为黑猩猩作为同人类关系最亲近的两个物种之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对照。黑猩猩和人不一样。与野生黑猩猩相处一天，你可能看到追逐和打斗，同时听到可怕的尖叫声。每个月，你都可能看到它们身上血淋淋的伤口。我和灵长类动物学家马丁·穆勒、迈克尔·威尔逊将一群普通的黑猩猩和一群特别不安分的澳大利亚原住民进行了量化对比。澳大利亚人认为社会分化和酒精能够将攻击的可能性提高至特别恶劣的水平。然而，即使与这种异常暴力的人类群体相比，黑猩猩的攻击性也要高出几百甚至上千倍。人类和黑猩猩群体内部发生争斗的频率值相差巨大。

倭黑猩猩是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另一个物种，倭黑猩猩与黑猩猩长相相似，但它比黑猩猩平和得多。然而，它们并非没有攻击性。一项长期野外调查发现，野生雄性倭黑猩猩的攻击性约为雄性黑猩猩的一半，而雌性倭黑猩猩则比雌性黑猩猩更具攻击性。因此，虽然雄性倭黑猩猩不如雄性黑猩猩暴力，但这两种类人猿的攻击性都远高于人类。总的来说，人类发生身体攻击的频率，还不到我们最亲近的猿类亲属的1%。在这方面，与它们相比，我们确实是非常平和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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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对“人类在家庭社区内一般都异常平和”，这一重要论断进行仔细检验。发生争斗的统计数据大体看来是无可争议的。美国的新闻中可能会经常报道校园枪击事件，但这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暴力事件相比频率很低。那么，家庭暴力情况如何呢？

即使是在出了名的温和群体中，如生活在博茨瓦纳境内的昆桑（!Kung San）狩猎采集者[现多称为朱/霍安西人（Ju/'hoansi）]，家庭暴力事件也经常被记录在册。此外，这种形式的攻击可能被有计划地低估了。早期的航海者和人类学家往往是父权社会中的男性。家庭暴力事件经常是私下发生的，因而可以避开人类学家的关注。男性对女性的攻击频率的降低是否会削弱人类在家庭生活中是非暴力的这一主张？在男性对女性的施暴方面，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情况如何呢？[Shostak 1981.玛乔丽·肖斯塔克是专业的人类学家，为昆族女性尼萨发声，并将尼萨的生活经历置于昆族社会的大背景中。肖斯塔克没有提供定量数据，但尼萨的叙述清楚地表明，昆族女性遭受身体虐待的程度是西方民主社会中的女性所不能容忍的。]

当然，家庭暴力——或者更普遍地说，亲密伴侣间的暴力——是一种常见的人类现象。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开展的关于“妇女健康和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多国研究调查，为我们提供了10个国家中2.4万名妇女的详细数据[García-Moreno et al.2005.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妇女认为，男性对女性伴侣施暴往往有正当理由，例如，女性没有告知男性就外出而忽视了孩子，或者没有为他做饭。认为男性对她们施暴这一行为有时合理的女性的比例从74%（泰国）到94%（埃塞俄比亚）不等。即使在北美，虽然只有1.5%～3.0%的女性称在过去一年中遭受过一次或多次暴力行为，但是亲密伴侣间发生暴力行为的频率也很高。相同指数在较贫穷、较边缘化和其他弱势群体中往往要高得多：在泰国、坦桑尼亚、秘鲁和埃塞俄比亚的农村地区，这一比例在22%～54%。世界卫生组织随后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孟加拉国、巴西、埃塞俄比亚、日本、纳米比亚、秘鲁、萨摩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坦桑尼亚和泰国等地（Pallitto and García-Moreno 2013）。]。伴侣间实施的身体暴力包括掌掴、推搡、拳打脚踢、拖拽、殴打及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器等。在城市中，自述遭受过伴侣身体暴力的妇女平均占比为31%，最低占比为13%（日本）、最高占比为49%（秘鲁）。在农村地区，这一比例更高，平均占比高达41%。在存在身体暴力行为的亲密伴侣中，50%～80%表示自己遭受过严重的暴力行为。这些比例似乎略高于美国的比例，在美国进行的超过9000次的详细访谈中，有24%的妇女表示亲密伴侣对她们实施过严重的暴力行为[美国的数据来自Black et al.2011，基于2010年在全美范围内进行的9086次访谈。]。鉴于报道公布的比例如此之高，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人员克里斯蒂娜·帕利托和克劳迪娅·加西亚·莫雷诺得出的结论并不令人惊讶。她们认为，“显然，需要多个部门更加努力，首先要防止暴力行为的发生；其次为遭受暴力对待的妇女提供必要的帮助”。在身体暴力之外加上性暴力，情况就更糟糕了。2013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0个重点国家中，经历过身体暴力或性暴力的妇女在城市中的平均占比为41%，在农村地区的平均占比为51%，在美国的平均占比是36%。

因此，不可否认的是，世界范围内仍普遍存在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这是非常恶劣的情况。41%～71%的妇女在一生中的某些时期曾被男人殴打过。然而，与我们最亲近的动物亲属相比，这一比例并不算高。100%的野生成年雌性黑猩猩经常遭到雄性黑猩猩的严重殴打。即使在倭黑猩猩中，雌性的地位通常比雄性高，雄性也经常攻击雌性。灵长类动物学家马丁·苏贝克发现，在平均由9只倭黑猩猩组成的亚群中，雄性倭黑猩猩平均每6天就会对雌性倭黑猩猩进行一次身体攻击。如果这一比例适用于刚果（金）伊图里森林的农耕莱斯人和狩猎采集埃菲人，我和伊丽莎白在那里的9个月中大概会看到（或至少听到）几百次殴打妻子的事件发生。但我们一次都没有看到，只是偶尔听到一些关于殴打的传言。

男性对女性的攻击行为在小规模社会中似乎特别普遍，这些社会颂扬男性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当然，在诸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桑比亚人或委内瑞拉的雅诺马马人等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专横和欺凌是出于戏剧性的原因，对这两个群体的研究结果显示，村落之间确实存在暴力。然而，需要再次说明的是，尽管男性对女性实施暴力的比例和强度在这些小规模社会中可能与其他任何人类社会一样高，但与我们的灵长类亲属相比，这一比例和强度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关于昆族的著作，被命名为《无害的人》（The Harmless People），让·布里格斯将她关于因纽特人的书命名为《永不愤怒》（Never in Anger），保罗·马龙将他关于婆罗洲本南族的书命名为《和平的人》（The Peaceful People）。

家庭暴力令人憎恶，其应当始终被严肃对待。然而事实是，即使我们把男性对女性的永久威胁包括在内，人类的攻击性仍然比我们的动物近亲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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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则应另当别论。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生的事件说明了群体内的家庭安定与对外暴力之间的对比关系。自1994年卢旺达图西族（Tutsi）种族灭绝和胡图族（Hutu）民兵进入刚果（金），伊图里森林便成了杀戮场。从1996年到2008年，伊图里人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刚果（金）战争。森林生活变成了一场噩梦，游荡的军队用其力量迫害普通村民。据估计，在刚果（金）东部的伊图里及周边地区，超过500万人死于这场灾难。

数据显示，战争可以在一个社会中销声匿迹几十年，但若再次爆发，人类自相残杀的比例就会高于黑猩猩或任何其他灵长类动物。劳伦斯·基利发现，在诸如狩猎采集者和园艺种植者等小规模社会中，群体之间的暴力致死率不仅高于灵长类动物种群，也高于俄罗斯、德国、法国、瑞典和日本等国1900—1990年的数据记录，尽管这些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学者们针对基利的数据能否准确代表人类在暴力致死率方面长期的平均水平这一问题产生了争议，但这些数字确实表明，在小规模人类社会中，其他群体的谋杀率往往高得令人不快。[李（2014）质疑基利的数据的意义。]

高谋杀率或其他形式的暴力并非不可避免，不同社会、不同时期的情况差异很大。但总体趋势是明确的：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暴力程度极低，但在战争中，我们的暴力致死率却非常高。这种差异就是人性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