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控制人类过度的攻击性。1965年，生理学家何塞·德尔加多将自己置于险境，展示了其在认识上的突破。德尔加多独自一人站在斗牛场上，没有系红色的披风，也没有佩刀或任何通常被认为是防御性武器的东西，只带了一个此前在实验室里准备好的无线电发射器。他的病人——一头成年雄性“斗牛”冲向他，这种类型的公牛因具有较强的攻击性而被饲养，即便是最勇敢的斗牛士也会感到害怕。德尔加多在它的大脑中植入了一个电极，将电极的尖端非常精确地植入公牛的下丘脑，并将线导入公牛头骨的表面。他确信自己可以用无线电信号控制电极的活动。

现在是关键时刻。

当公牛被放进斗牛场时，它看到了德尔加多，然后立刻冲了上去。你可以在YouTube（美国的视频网站）上看到这段互动。公牛喷着鼻息快速地接近他。站在德尔加多的角度看，它似乎是疯了，于是他按了一个按钮。

公牛停了下来，德尔加多走开了。

德尔加多所从事的工作是研究生物科学可能控制暴力倾向这一思潮中的一部分。作为一名研究动物攻击性的神经生物学家，他认为与他对公牛进行的试验类似的试验可能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他幻想着能够“使用可植入的大脑电极，通过远程控制对神经进行调节”，从而使人“精神文明化”。没有任何结论可以证明他的想法，但德尔加多的“特技表演”表明，早在1965年，人们对攻击性的神经基础就有了越来越多的科学认识。从那时起，我们了解了更多的相关信息。

攻击性行为包括丰富而复杂的生物能力和情感。有些人的攻击性比其他人更强。人们表达攻击性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有的人积极对抗，有的人消极反抗，有的人搬弄是非。正因攻击性存在如此广泛的多样性，以至我们可能会认为简单的方法不能对其进行有意义的分类。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为了解攻击生物学进行了许多不同的科学尝试，得出了同一个重要的想法。攻击，指的是一种旨在造成身体或精神伤害的行为，分为两大类，二者在功能和生物学上的表现截然不同，需要从进化的角度分开进行考虑。我使用“主动性”和“反应性”这两个术语，但许多其他的词组也表达了同样的意义：冷和热，进攻性和防御性，预谋性和冲动性，都是指同一个核心区别。

反应性攻击是一种对威胁的反应。这是德尔加多的公牛所表现出来的攻击类型，也是我们大多数人非常熟悉的攻击类型。在体育比赛中，当运动员彼此之间或与裁判发生争执时，反应性攻击很普遍。在有关动物行为的教科书中，反应性攻击的特点很突出，也许通过对暹罗五彩搏鱼或发情的马鹿的描述可以说明这一点。男性比女性表现出反应性攻击的情况更多，且与高水平的睾酮有关。与其他动物相比，大多数人类不会频繁地或强烈地表现出反应性攻击行为，但不幸的是，也有例外。这里有一个令人悲伤的例子。

2015年10月，16岁的贝利·格温死亡了。当天他在苏格兰阿伯丁的学校与一群男孩分享一包饼干。一个较小的男孩吃掉一块饼干之后，表示还想再吃一块，格温拒绝了，称这个男孩为胖子，然后转身离开。男孩很沮丧，反驳说“你妈妈也是个胖子”。这句反驳的话惹恼了格温，格温回过头来，摆好架势，然后两个年轻人开始挥拳相向，格温比他的对手高大，顺势按住对方的头，并多次将他撞到墙上。较小的男孩掏出一把小刀，刺向格温的胸膛，格温倒下了。

凶手心烦意乱，悔恨不已。“那是我的错。”当格温躺在血泊中时，他告诉了校长。几分钟后，格温死了。当这个少年被铐上手铐时，他告诉警察：“我只是一时气愤。”“我不是故意的，”他后来说，“但我刺伤了他。”在审判中，他被判犯应受惩罚的杀人罪（相当于苏格兰的非预谋杀人罪），并被判处了9年监禁。

小小的侮辱所引发的致命的攻击性使争斗者无法进行再三思考。格温的死亡说明了成本和收益的悲剧性误算，这是升级版“性格之争”或“荣誉杀戮”的典型特征，是一种经典的高级形式的反应性攻击。“性格之争”时常引发酒吧里的争吵。酒精瓦解了两个人的抑制力，他们开始充满敌意地互相叫对方的名字。他们去酒吧外面打架，突然其中一个人掏出武器，使得这场争吵的局面变得严峻起来。1958年，犯罪学家马文·沃尔夫冈对美国谋杀案的诱发原因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研究。他发现，在4年时间里，费城35%的谋杀案是由“性格之争”引起的，是所有谋杀诱因中占比最大的一类。其他地方也存在类似的情况。[Wolfgang 1958.Polk 1995 为一个澳大利亚的例子。]

有多种词汇可以用于描述反应性攻击行为，如敌对的、愤怒的、冲动的、情感性的或“热”的。攻击性行为总是伴随着愤怒，且经常伴随着失控，如发脾气等。它是对挑衅的反应，这些挑衅包括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感到难堪、感到存在人身威胁或单纯的挫败感等。在高度兴奋的状态下，人们很容易对周围的人发火，这是典型的反应性攻击行为。反应性攻击者除了远离挑衅的刺激外，没有其他方法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然而，刺激来自挑衅者。[Craig and Halton 2009;Siegel and Victoroff 2009.]

就像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实施反应性攻击行为一样，不同的物种对这种攻击行为的表现也有所不同。大多数物种，如黑猩猩或狼，比人类更倾向于实施反应性攻击行为。这种模式在动物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反应性攻击在雄性动物为了地位或交配权而争斗时表现得尤为突出。通常情况下，动物间的争斗不会造成伤害，但如果赌注很大，竞争就会很激烈。在一项关于雄性叉角羚发情期争斗的研究中，有关求偶期雌性交配权的冲突占比为12%，而这一般会致使1～2只雄性死亡[Byers 1997.]。还有许多类似的数据表明，若男性与那些处在发情期的有蹄类动物一样意欲实施反应性攻击，美国男性中每年因“性格之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将从目前的不到1万人增至超过10万人。[Clutton-Brock et al.1982.Xu et al.（2016） 记录了2013年美国死亡率的统计数据。美国男性全年死亡人数为1306034人，其中12726人死于凶杀案（表12,p.52），即死亡率为0.97%，（或每10万名男性中有8.2人死于凶杀案；见表14）。这些凶杀案多数是由“性格之争”以外的互动引起的，包括有预谋的杀人、配偶暴力和杀害婴儿等。但是，即使我们推测“性格之争”占男性凶杀案的一半（很可能估值过高），比如每年有0.5%的死亡事件来自这种形式的反应性攻击，是马鹿和叉角羚中因雄性之争造成10%甚至更高死亡率的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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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性攻击行为与经过冷静计划后的暴力行为是完全不同的，通过大卫·海斯杀害马修·派克的案件就能明白二者的区别。海斯住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距派克在英国诺丁汉的家很远。2007年，两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他们通过派克的女友乔安娜·威顿举办的游戏论坛在网络上认识。海斯对乔安娜产生了爱慕之情，他决意要去见见她。2008年，海斯未提前告知任何人就擅自来到乔安娜和派克在诺丁汉的公寓，表露了自己的心意。不幸的是，乔安娜不想和他有任何牵扯，但海斯并没有打消这个念头。他在英国待了一个月，留下情书并且跟踪她。

后来海斯回到了德国，但几周后，他对乔安娜的痴迷让他再一次返回了诺丁汉。乔安娜再次拒绝了他，他又离开了。2008年9月，乔安娜宣布与派克结婚，而这就是这一凶杀案的导火索。海斯再次离开德国前往诺丁汉，这一次他准备了不在场证明，伪造了派克的自杀信，并且带了刀。他走近这对情侣的公寓，看着乔安娜去上班，然后按下了门铃。当派克开门时，海斯立即袭击了他，并在其身上制造了多达86道伤口。派克在临死前用自己的血写下了凶手的名字。作为一种赢得伴侣的策略，海斯的行为是可悲而失败的。海斯虽然被判处了至少18年的监禁，但他达到了清除对手的目的。

海斯的行为是主动性攻击的典型例子。主动性攻击也被定性为预谋性的、掠夺性的、工具性的或“冷”的。与反应性攻击不同，主动性攻击以获得外部或内部奖励为目标，是有目的的攻击行为，而不是为消除恐惧或威胁而做出的努力。它是职业杀手精心策划的行为活动，如有意驾驶飞机撞向人群密集的建筑物、故意驾驶租借来的卡车撞向无辜的人群；或是由凶手周密计划并实施的，诸如校园枪击案之类的行动。在实施这一行为时通常无须涉及对外的愤怒或其他情感表达（尽管在做决策时会涉及情绪），但事实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从其大脑的活动情况来看，采取主动性攻击的杀人犯的情绪往往特别稳定。

引起主动性攻击的可能是一些具体的东西，如金钱、权力或伴侣，也可能是更抽象的东西，如复仇、自卫，或仅仅是遵守承诺。人类在战争中的很多行为都是有预谋的，如突然袭击。战争的高死亡率告诉我们，与大多数物种相比，人类和黑猩猩一样，展现出高度的主动性攻击倾向。我们是优秀的策划者、搜寻者、袭击者，若我们想成为杀手，我们便是杀手。人类学家莎拉·赫迪指出，让数百只黑猩猩同时待在一架飞机上就会招致暴乱，而大多数人类乘客即使在拥挤时也表现得很镇静。然而，正如戴尔·彼得森所说，为了确保隐秘的敌人不会携带炸弹登机，机场需要对乘客进行严格的检查。这种对比说明了我们与黑猩猩在低反应性攻击倾向和高主动性攻击倾向之间的差异。[Hrdy （2009）,pp.3-4.Peterson 2011,p.113，评论道：“在每一次商业航空飞机起飞前，乘客都要经过将个人信息正式录入计算机、识别、讯问、编号、检查、X光扫描、金属检测、搜查、二次检查、组织、三次检查等步骤，然后在指定的座位上坐好，系好安全带，并被告知在飞行的关键时刻不要移动。”]

当暴力行为是犯罪行为时，施暴者不一定是精神病患者，还有可能是正常人。在海斯的幻想中，杀死派克似乎是为了赢得乔安娜，或者可能是为了惩罚她的错误选择。然而，在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主动性攻击涉及各种高级认知能力，包括设计和遵照一个有目的的计划，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固定的目标上。这种行为的目的是自我奖励，而不是消除某种令人厌恶的刺激，凶手会为实现目标感到高兴。主动性攻击行为可以由多种激励因素诱发，包括对金钱、权力、控制力的渴望，或是满足自己对施虐的幻想，其中一些因素在普通人看来是非常极端的[Craig and Halton 2009;Siegel and Victoroff 2009;Weinshenker and Siegel 2002.]。然而，只有在实施主动性攻击的攻击者认为自己有可能以较低的代价实现目标时，才会采取行动。

相较于其他人，有更大的主动性攻击倾向的人具有典型的社会情绪。他们往往对情绪的敏感度较低，对受害者的同情心较少，对自身行为的悔恨程度较浅。

相对于战争死亡而言，目前尚未有关于主动性谋杀案和反应性谋杀案的明确比例统计，但总体而言反应性谋杀案更为常见。而马文·沃尔夫冈曾发现费城35%的谋杀案是由“性格之争”造成的，他和犯罪学家弗兰科·弗拉柯蒂得出的结论是：“在所有已知的谋杀案件中，大概不到5%是有预谋、有计划、有意为之的。”但这些百分比加起来只有40%，因此尚不清楚其余60%的谋杀案有多少是主动性谋杀案，多少是反应性谋杀案。未分类的谋杀案分为“家庭矛盾”（14%）、“嫉妒”（12%）和“金钱”（11%）等[未分类的凶杀案：Wolfgang （1958）。]。当然，剩下的60%中有些是主动性谋杀案，因为其中包括复仇。犯罪学家菲奥娜·布鲁克曼在一份报告中提到，在凶手和受害者都是男性的英国谋杀案中，有34%的案件的动机是复仇，由于复仇总是包含计划，因此可以认为是主动性谋杀案[复仇杀人：Brookman （2003）。]。有专家认为5%这个数字太低，其主要原因是主动性谋杀者有时间进行周密计划，他们大概率能够逃脱法律的惩罚，未侦破谋杀案件的这一占比可能很高。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显示，美国至少有35%的杀人犯从未被绳之以法。由于这些原因，主动性谋杀案的发生率可能高于5%。[美国未侦破谋杀案的比例超过35%：Brookman （2015）,脚注2，数据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

即便如此，进化论科学家约翰·范德登嫩发现，大多数谋杀案是由反应性攻击行为而非主动性攻击行为造成的。关于美国17座城市犯罪情况的调查证实了沃尔夫冈在费城的发现，他把大多数谋杀案件的发生归因于琐碎事件的分歧。“无论是在当下还是先前的研究中，争吵似乎都是主要的驱动力量。”[“争吵似乎……”引用：van der Dennen （2006）,p.332，引用Mulvihill et al.（1969）,p.230。约翰·范德登嫩（2006）回顾了推断大多数谋杀案都是反应性的（严格来说，是冲动性的）5项研究。]“性格之争”频繁发生。用达拉斯的一名警长的话来说：“发脾气，然后开始争吵，直至有人被刺伤或被枪杀。我曾处理过这样的案件，当事人为了点唱机中一张价值10美分的唱片，或为了骰子游戏中1美元的赌债而发生争吵。”争吵比有计划的攻击更频繁似乎并不仅仅因为现代武器，如枪支等的存在：正如范德登嫩所指出的那样，在13世纪、14世纪的英国牛津，大多数谋杀案都是自发的。[“发脾气……”引用：van der Dennen （2006）,p.332，引用Mulvihill et al.（1969）,p.230。青少年的非致命性攻击似乎与成年人谋杀案的模式相同。在儿童中，发生频率相对较高的非致命性身体攻击是反应性的。主动性攻击更多具有间接的、非身体攻击等特征（例如，流言蜚语）（Frey et al.2014,pp.287-288）。]

主动性杀人和反应性杀人有不同的解释。因为主动性杀人是故意的，所以更容易理解。正如大卫·海斯的案例所表明的，采取主动性攻击的杀人犯的目标是预先设定好的，整个攻击事件对该杀人犯来说是讲得通的，即使他们误以为杀人是一个好主意。反应性杀人则较难解释，因为打斗的激烈程度往往与挑衅行为的严重程度不成比例，杀人往往是意外。杀人者通常是懊悔的，且经常被抓住并受到惩罚，就像杀害贝利·格温的年轻凶手一样。进化心理学家马戈·威尔逊和马丁·戴利认为，大多数因琐碎事件争吵而导致的杀戮反映了一种维持地位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在一个没有酒精、武器效力较低的世界里本来是合适的，但在今天的社会不再合适，因为这致使攻击者变成了杀人犯。犯罪学家肯尼思·波尔克和菲奥娜·布鲁克曼认为，在工人阶级和底层男性中，为地位而争吵的情况尤为频繁，因为其物质资源稀缺，这就使荣誉变得更加重要。威尔逊和戴利也表明，在收入极不平等的群体中，经常发生反应性攻击行为[在底层阶级中，为荣誉大打出手的情况更加频繁：Polk （1995）,Brookman （2003）。收入不平等和反应性攻击：Daly and Wilson （2010）。]。人们认为，反应性攻击在“荣誉文化”中相对容易被煽动，由于文化原因，荣誉被高度重视，如美国南方地区[尼斯贝特和科恩（1996）通过实验表明，来自美国南部的年轻男性对标准化的实验性侮辱的反应比来自美国其他地区的男性更具攻击性。他们提出，南方人的高情绪反应是源于他们是从欧洲部分地区移民过来的人口，在那里荣誉感尤其受到重视。戴利和威尔逊（2010）认可南方荣誉文化的原则，但表示这同样可以解释为是由收入高度不平等造成的。]。虽然反应性攻击受到经济和文化的各种影响，但杀人者和受害者往往都会蒙受损失，这表明这些杀人案通常只是由于当事人碰巧失控而发生的——它们是“出差错”的攻击行为。然而，即使致命的结果是意外，这些反应性斗争的激烈程度也在提醒我们注意荣誉或尊重的重要性。

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不仅在发生频率和解释方面有所不同，而且公众和法律对其的看法也有所不同。由于主动性攻击涉及审慎的抉择，相较于那些实施反应性攻击行为的人，我们倾向于对那些实施了主动性攻击行为的人做出更为严厉的审判。有名的贵格会教徒威廉·佩恩于1682年建立宾夕法尼亚州时，是一个反对死刑的和平主义者。但即使他富有同情心，也认为主动杀人者应受到最极端的惩罚。根据其于1682年及1683年颁布的宾夕法尼亚州法规：

若任何人……有意或有预谋地杀害他人……根据上帝的律法，这种人应处以死刑。

冷酷的计划使杀人行为令人发指。1705年，在讨论该法规时，佩恩的司法部长坚持认为，不涉及预谋的谋杀案情有可原。他认为，死刑只应适用于有预谋的杀人案。

关于谋杀的法案规定，凡有意或有预谋地杀害他人者……都应处以死刑，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因为这种故意杀人可能发生在突发情况下，因此并非蓄意或有预谋，而蓄意和预谋杀人应处以死刑。

安妮女王支持这一观点，并正式颁布了相关法律。一段时期内，只有预谋杀人才会被判处死刑。

一时冲动的杀人行为相对来说可以被原谅。如果该行为涉及因“合理”的挑衅而失去自我控制，例如，发现配偶通奸，或得知自己的孩子受到性虐待，则谋杀罪可减轻为非预谋故意杀人罪。人们在看待这种挑衅之后的反应性暴力时是富有同情心的，以至在极端的情况下，有罪一方当事人可以完全免于受罚。

以埃德沃德·迈布里奇的案子为例。迈布里奇是一位著名的摄影师，1874年，他娶了一位比自己小21岁的女人芙罗拉。在其许多开创性成就中，迈布里奇发明了一套用于拍摄动物运动动作的系统，如拍摄一匹奔跑的马。他经常外出摄影，那段时间，一位年轻潇洒的戏剧评论家哈利·拉金斯少校有时会陪同芙罗拉。有一天，迈布里奇在芙罗拉的助产士家里看到一张他们宝贝儿子的照片，照片上以芙罗拉的笔迹写着“小哈利”三个字。迈布里奇顿时暴跳如雷，逼着助产士告诉他更多事情。她不情愿地给他看了拉金斯写给芙罗拉的情书。

第二天，迈布里奇制订了计划。他首先和他的助理一起安排好工作。然后，从旧金山乘渡轮、火车，以及8英里[英里：英制长度单位，1英里约合1.609千米。——编者注]的轻便马车来到了纳帕谷——拉金斯居住的牧场。迈布里奇敲门叫拉金斯出来。据说，当拉金斯来开门时，迈布里奇说：“晚上好，少校，我叫迈布里奇，这是对你写给我妻子的信的答复。”迈布里奇用他的史密斯威森2号左轮手枪向拉金斯开了一枪，导致拉金斯当场死亡。在审讯中，迈布里奇以精神失常为由提出抗辩，但他的证词清晰地表明了其行为的蓄意性。法官认为，迈布里奇的犯罪是有预谋的，且精神正常，因而建议陪审团给出迈布里奇谋杀罪名成立的结论。

然而，陪审团无视了法官的建议。他们认为迈布里奇的暴力行为是由于假定其妻子通奸而产生的强烈情绪所造成的无法控制的结果，因此，他们认定他只犯有正当杀人罪。于是，他当即被释放了。迈布里奇离开法庭时，获得了热烈的欢呼。公众判定迈布里奇的行为是反应性攻击，可以被原谅。迈布里奇很幸运，因为他活了下来：现在的司法制度已经不再如此“宽宏大量”了。据报道，他是加州最后一个被判定为正当杀人罪的受益者。

在迈布里奇案件中，法官和陪审团的意见冲突表明，我们很难界定人身攻击是主动性的还是反应性的。目前，美国法律体系在判定杀人罪为非预谋故意杀人（符合反应性攻击）而非谋杀（通常是主动性攻击）时有4个适用标准，但其也允许有各种解释：

（1）必须有合理的挑衅行为。

（2）被告必须在事实上被激怒。

（3）一个理性的人如此被激怒，在挑衅和给予致命一击之间的时间内无法冷静下来。

（4）被告事实上一定没有在该段时间内冷静下来。

这4个标准看起来很清晰，但其含义却取决于主观判断。怎样才算“合理”的挑衅？有些人会认为，发现自己的配偶通奸是杀死对方的合理挑衅，正如迈布里奇案件的陪审团所判定的那样。其他人则不会同意。从挑衅到杀人之间的时间间隔有多短，以至凶手无法冷静？正如心理学家布拉德·布什曼和克雷格·安德森所说，美国一些州认为“如果凶手提前考虑到杀人行为，哪怕只有几秒钟的时间”，谋杀就是有预谋的。因此，人们会认为在受侵害过程中杀死袭击者的强奸案受害者比晚一分钟才杀死袭击者的强奸案受害者更加情有可原。而在一天后才杀人的受害者则可能被认为是有预谋的。其暴力行为被认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而其将受到更重的处罚。法律可能早已认识到自由意志在预谋暴力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但还没有得出一个让人普遍接受的定义来区分谋杀和过失杀人，或者用这里讨论的术语——主动性暴力和反应性暴力。

* * *

虽然法律和公众早已认识到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之间的重要区别，但还是难以划定一个明确的边界，这可能导致人们认为攻击性是沿着一个单一的尺度，从低到高排列的。为了确定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之间的差异，人们从几个方向采取了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20世纪中叶，儿童发展心理学、犯罪学、临床心理学和动物行为学的研究都在形成一种对主动性和反应性的划分态势。到1993年，心理学家列昂纳多·博克维茨在《攻击：成因、后果及控制》（Aggression：Its Causes,Consequences,and Control）一书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总结，使攻击的双重性变得清晰起来。

博克维茨将攻击的类型分为“反应型”与“工具型”，并将其应用于所有类别的冲突，而不仅仅是谋杀案。“反应性”和“主动性”这两个词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儿童研究中配对使用的。反应性攻击是对迫在眉睫的威胁做出的即时反应，包括愤怒、恐惧或两者兼有。它开始于交感神经系统的唤醒，并产生斗争或逃跑等反应：肾上腺素释放，心跳加速，肝脏开始分泌葡萄糖，瞳孔放大，口干舌燥，以及非必要的过程，如消化不良等。与此相反，主动性攻击发生之前，神经系统并不会出现任何等效的唤醒，因为它不需要应对即时的威胁。主动性攻击的特点是具有审慎的计划，且攻击者往往在攻击时不带有任何情绪。[Dodge and Coie 1987.在分类系统中仍有一些变种。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中心在2008年启动了一项了解行为下的生物机制的战略计划，旨在将临床研究与神经心理学结合起来，创建反映大脑和身体工作方式的行为类别。他们把攻击行为分为三类。主动性（或进攻性）和反应性（或防御性）攻击是其中两种，还包含挫折性无奖励攻击，这是指人们在无法得到想要的东西时做出的攻击行为。第三种类型可能被恰当地视为“反应性攻击”的子类。见 Veroude et al.2015;Sanislow et al.2010]

了解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之间的区别，对于通过杀人罪（包括与性有关的凶杀和大规模谋杀）、跟踪和家庭暴力等理解儿童的攻击行为是有用的。心理学家里德·梅洛伊说，大多数配偶施暴者很容易被归为掠夺型（主动性）或冲动型（反应性）攻击者。掠夺型攻击者一般比较暴力，更注重支配和控制其伴侣，特别是当对方出言反驳时，其更可能施暴。相反，若配偶试图退出争论，冲动型攻击者则更有可能失去控制。这种区别有助于显示人身危险的风险因素，提高识别潜在惯犯的能力，或有针对性地提供可以控制攻击的药物。

因此，生物机制对于明确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之间的差异尤为重要。攻击性的生物学基础研究的重点之一是谋杀者。1994年，神经犯罪学家阿德里安·雷恩领导了首个人类在相关方面的研究，这一研究评估被定罪的谋杀者的大脑活动是否因犯罪行为是主动性攻击或反应性攻击而有所不同。雷恩对谋杀者之间的个性差异印象深刻。兰迪·卡夫是一位智商高达129的计算机顾问，从1970年到1983年，他一直在物色年轻男子，并对他们实施性犯罪。他在给受害者下药、处理尸体时非常克制和谨慎，据说他至少已行凶64次，之后因酒后驾车偶然被抓。卡夫属于主动性攻击杀手。安东尼奥·布斯塔曼特是一个冲动并且犯罪不多的罪犯，他在一次入室盗窃中受到惊吓，用拳头打死了一名80岁的老人。布斯塔曼特缺乏条理，效率低下。当他去兑现偷来的旅行支票时，老人的血迹还在上面。当他被捕时，衣服也是血迹斑斑。布斯塔曼特所实施的无计划谋杀显然是一种反应性攻击犯罪。

雷恩对主动性谋杀者和反应性谋杀者的大脑差异的兴趣集中在前额皮质的作用上。大脑皮质是一层薄薄的组织，厚达3毫米，覆盖在大脑表面，包括位于山脊状皮质之间的许多褶皱。大脑皮质涉及高级认知功能，如思维和意识。皮质的一部分位于大脑的前部，眼睛的上部，被称为脑前额叶。前额皮质的主要功能之一是控制情绪，换句话说，就是抑制情绪的表达。反应性攻击可以被认为是对恐惧和愤怒等情绪的控制（或抑制）失败的结果。雷恩问了自己一个直接的问题：冲动型（反应性）谋杀者往往对自己的情绪没有什么控制力，其前额皮质的神经活动是否比正常人少？他推测会如此。

雷恩在加州监狱使用PET-C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开展研究，PET-CT可以测量大脑不同部位消耗葡萄糖的速率——本质上就是大脑这些部位的工作强度。他扫描了40名被控谋杀的男性的大脑（尽管有些人在雷恩研究时还没有被定罪）。为了将被告定性为主动性或反应性攻击者，雷恩团队的两名成员调查了每一个人的犯罪史、心理和精神评估情况、律师访谈记录、新闻报道及病历。

在某种程度上，反应性谋杀者和主动性谋杀者是很难进行区分的。与非谋杀者相比，所有被控谋杀者的大脑皮质下部的神经活跃程度都很高，包括边缘系统。边缘系统是一个处理情绪反应的大脑网络。这一发现表明，所有被控谋杀者都倾向于有特别强烈的情绪反应。然而，正如雷恩所预料的那样，被控谋杀者的大脑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其攻击行为是被定性为反应性还是主动性。反应性谋杀者的前额皮质，即大脑的抑制部分神经活动较少。这种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更容易出现冲动型暴力犯罪：他们很难控制自己。

雷恩的数据是在谋杀案发生很久之后才收集的。这意味着他发现的大脑活动差异不能归因于谋杀时刻的兴奋。相反，其观察到的大脑活动水平是这些个体的特征，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更加情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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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研究通过使用被诊断为患有精神病的人的信息，完善了我们对情绪冲动的皮质控制理论的理解。冲动更多与反应性攻击相关，而与冲动不同的是，精神变态则更多是与主动性攻击相关。因此，精神病患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了解那些容易导致人们产生主动性攻击的特征。

世界各地都有精神病患者。根据犯罪心理学家罗伯特·黑尔设计的标准评分表，精神病患者往往表现出20种特征，包括经常撒谎、性滥交和不太能忍受无聊等。他们对别人的想法和感受都不敏感。这在短期内至少对他们来说是有利的，尽管他们傲慢、富有野心、容易受骗，但他们的自信引人注目。他们比普通人表现出更少的同情心，且往往更不容易内疚或懊悔。这种缺乏同情心的情况使他们相对于普通人更容易具有攻击性。精神病患者倾向于试图不择手段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总而言之，精神病患者以自我为中心、不关心他人、道德判断能力受损，而且他们很可能是犯罪分子，其中多数是男性。

英国的一项调查发现，精神病患者占其总人口的比例不足1%，这可能也是全世界的大致比例。男性和年轻人患精神病的概率大于女性和中老年人。精神病患者比其他人更加暴力。在英国，心理变态还与自杀未遂、监禁、药物依赖、反社会人格障碍和无家可归有关。而在造成心理变态的众多特征中，缺乏良知是关键的要素。

对精神病患者的研究暂且告一段落，我们可以从不同物种的角度来观察，以深入了解并区分精神病患者与其他人的大脑的区域功能有何不同。边缘系统是大脑深处皮质下的一系列小结构，这些结构彼此相连，大量参与愤怒、焦虑、恐惧和快乐等情绪反应的产生。野生哺乳动物往往比家养哺乳动物拥有更大的边缘系统，这与其具有更强烈的情绪反应相一致。在边缘系统中，已经得到充分研究的一个部分是杏仁核，即一个杏仁大小的区域。超出正常大小的杏仁核与个体更加可怕、更具有攻击性的行为有关，而相较于家养动物，野生动物的杏仁核更大。[Kruska 2014.所有被研究的8种家养物种边缘系统的大小都比野生动物缩小了：猪（缩小了44%）、狗（贵宾犬）（缩小了42%）、羊（缩小了41%）、豚鼠（缩小了25%）、水貂（缩小了17%）、大鼠（缩小了12%）、美洲驼（缩小了3%）和沙鼠（缩小了1%）。]

精神病患者显得特别无畏，这一特征似乎从他们的杏仁核相较于其他人的脑成像显示较小、有时畸形、活跃度低这三点得到了支持。当精神病患者在进行道德决策、恐惧识别和社会合作等行为时，杏仁核活跃度格外低：精神病患者往往对让大多数人感到同情或恐惧的环境有相对较低的情绪反应。低恐惧和低同理心都支持主动性攻击行为。因此，杏仁核活跃度的低下可能是一些人缺乏恐惧和同理心的原因，并有助于解释这些人为何容易实施主动性攻击。

关于神经生物学方面的主动性攻击还没有在人类身上进行深入研究，因为在大脑上进行符合伦理的试验是很困难的，但近期的一种方法提供了极好的机会。神经生物学家弗兰奇斯卡·丹巴赫尔领导的团队发现，他们能够减少男性的攻击性，有点像德尔加多对公牛进行的试验。丹巴赫尔团队减少的不是反应性攻击倾向，而是主动性攻击倾向。令人欣喜的是，丹巴赫尔的方法不需要进行脑部手术。该团队使用一种叫作tDCS（经颅直流电刺激）的新方法，刺激前额皮质特定部位的神经活动。他们让受试者向一个假定的竞争对手发出噪声，然后测量这些噪声的音量和持续时间以评估受试者的主动性攻击倾向。他们的试验发现，在男性（而不是女性）中，tDCS不出所料地减少了主动性攻击倾向。

攻击行为的差异与神经活动的差异有关并不奇怪。总的来说，这些证据显示了我们对杏仁核和前额皮质的预期。杏仁核的部分功能是感受负面情绪（如恐惧），倾向于实施主动性攻击的精神病患者的杏仁核表现不佳。前额皮质参与控制冲动、处理奖惩和进行计划，可能实施反应性攻击的人的前额皮质表现不佳。对杏仁核和前额皮质的解剖学和大脑活动的研究仍处于相对早期的阶段，但已使我们开始了解这两种类型的攻击行为独特的神经生物学意义。

我们越是了解人类反应性和主动性攻击的生物学基础，就越有机会减少攻击行为的发生。前额皮质中调节反应性攻击的神经回路会因为血清素这种神经递质的大量流动而增强。因此，大脑血清素浓度低的人更容易使用冲动型暴力。因此，有反应性攻击病史的精神病患者可以通过服用SSRIs类药物（抗抑郁药），也就是增加血清素浓度的药物来得到帮助[血清素的作用：Davidson et al.2000;Siever 2008;Almeida et al.2015。尽管低血清素活力与冲动、冒险和攻击性行为之间的关系已被充分证实，但其有个复杂的特点，即在某些情况下，过度的攻击性与高浓度而非低浓度的血清素有关（de Almeida et al.2015）。]。相比之下，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能够成功影响人类主动性攻击行为的精神类药物。[Weinshenker and Siegel 2002,关于主动性攻击。]

血清素的调节作用不仅取决于它的浓度，还取决于相关种类的血清素受体的密度。冲动的人（因此容易实施反应性攻击）大脑中与冲动控制相关的前额皮质部分的受体（5-HT1A受体）密度往往非常高。性类固醇（如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也能调节血清素系统。大脑血清素低的男性若产生高比例的睾丸雄激素和应激激素皮质醇，则更有可能具有攻击性。女性的5-HT1A受体分布变化与月经周期各阶段循环激素水平变化有关。女性若患有严重的经前综合征可能会更加易怒，更加具有攻击性，SSRIs类药物也可以为此提供帮助。同样，这些影响血清素水平的药物干预可以减少反应性攻击倾向，但不能减少主动性攻击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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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来自人类的证据已经表明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在大脑中的组织方式不同，但未揭示具体细节。进行动物研究是必要的，因为这能够揭示控制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的特定神经通路。

基于大脑活动的微妙差异，动物的攻击性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研究发现，刺激下丘脑的不同位置，猫会产生不同的可预测行为。下丘脑是靠近大脑底部的神经系统的一小部分，通过连接大脑外部的一个小腺体——脑下垂体，影响着整个身体的激素分泌。研究人员发现，下丘脑对于电极刺激的行为反应取决于电极精确触及的位置。刺激下丘脑内的一个位置会导致其对同一笼子里的小鼠进行“静咬攻击”，这是一种主动性攻击；刺激下丘脑的另一个位置会产生一种被称为“防御性攻击”的反应性攻击，这种攻击也出现在其他猫科动物或人类被试者身上。

猫的“静咬攻击”被确认为取食行为：这是狩猎顺序中的一部分。因此，刺激下丘脑不同区域所产生的不同行为并没有被认为是二者择一的攻击类型。研究者认为这种差异只是进食和斗争之间的对比。

然而，对啮齿类动物的平行研究改变了“静咬攻击”仅限于进食行为这一观点。大鼠和小鼠是关键的试验动物，因为这两种动物有时会对同一物种的成员实施主动性攻击。大鼠一直是主要的研究物种。它们会跟踪和攻击，有时甚至会杀死其他同类。事实证明，大鼠下丘脑的同一区域与猫一样，参与控制“静咬攻击”行为。但猫将攻击指向猎物（小鼠），而大鼠有时会将攻击指向其他大鼠，这时“静咬攻击”并未被归入进食行为。鉴于其攻击指向同一物种的成员，“静咬攻击”被理所当然地判断为主动性攻击。

这些动物研究揭示了一些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方面的细节。在猫和大鼠身上，刺激下丘脑内的特定区域决定了它们产生的攻击行为的类型。刺激下丘脑内侧基底部产生“防御性攻击”（反应性攻击）；激活下丘脑外侧区产生“静咬攻击”（主动性攻击）。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令人惊讶的突破。电极位置发生微小变化，生物体表达的攻击类型也会产生根本差异；而在关系非常遥远的哺乳动物，即猫和啮齿类动物中，这种差异也接近一致。

在大脑的另一个深部区域也出现了类似的对比。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是基底的控制中心。激活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的背侧产生反应性攻击，激活其腹侧则产生主动性攻击。

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之间有什么关系？它们是协同工作，其中一个增加另一个就会增加（相互促进）的，还是对立地发挥作用，表达一种攻击会抑制另一种攻击的表达（交互抑制）？分析个体内部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之间的关系，可以深入了解这两种攻击行为的进化功能。匈牙利神经科学家约瑟夫·哈勒领导的团队在探究这类问题时发现了猫和大鼠之间存在的一个令人兴奋的差异。

猫的两个下丘脑区域的连接似乎允许交互抑制，也就是说，增加其中一个区域的活动会抑制另一个区域的活动。如我们所见，猫的“静咬攻击”是一种狩猎（取食）行为，而大鼠的同一行为是针对其他同类的。哈勒小组提出，当猫在战斗（进行反应性攻击）时，下丘脑内侧基底部的神经抑制了下丘脑外侧区神经的传导，从而抑制了“静咬攻击”行为。因此，猫不能同时进行战斗和狩猎，这是一种有用的适应，以避免在试图同时做两件不相容的事情（战斗和取食）时产生混乱。相比之下，大鼠的下丘脑内侧基底部和下丘脑外侧区之间的连接极少，所以表达一种类型的攻击对另一种类型的攻击的抑制较少。这意味着，如果大鼠发起了有预谋的、主动性的“静咬攻击”，但发现被害者进行反击，攻击者可以立即以反应性攻击回应。因此，在大鼠中，由于缺乏交互抑制，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可以同时发生，且一种攻击不会抑制另一种攻击。

当有计划的攻击变成战斗时，人类攻击者会通过产生反应性的“防御性”攻击来迅速适应，从而从中受益。因此，人类似乎也可能存在类似的交互抑制的缺失，更像大鼠而不是猫。如果哈勒的提议适用于人类，我希望人类能被证明在下丘脑内侧基底部和外侧区之间有很少的神经连接，因而当有计划的攻击变成战斗时，人类攻击者较容易通过产生反应性攻击来适应。

动物研究表明，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产生于不同的神经通路，这表明不同的物种可能朝着更大或更小的倾向去适应以产生不同的攻击类型。以同样的方式对人类进行的研究也显示了大脑活动的差异，这些差异说明了某些个体会或多或少地实施主动性或反应性攻击的原因。

并非所有攻击行为的生物学基础都由基因构成，生活中的意外对个体的攻击倾向也有重要影响。埃德沃德·迈布里奇的案例展示了反应性攻击的倾向是如何被生活中相对较早发生的事件增强的，该事件的发生远在他实施犯罪之前。1860年，30岁的迈布里奇和其他7名乘客乘坐一辆马车沿着得克萨斯州的山坡下行，车夫失去了对马匹的控制，他们飞速撞上了一棵树。马车被撞得粉碎，一人死亡，其他人受伤。迈布里奇头部着地，并失去了知觉，这导致他后来无法回忆起事故的经过。他出现了复视、丧失味觉和嗅觉等症状，这与前额皮质受损的症状一致。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恢复正常。

15年后，在迈布里奇的谋杀案审判中，一系列证人做证说他的性格在事故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变得古怪且易怒，在社交方面不受约束，以至在相机前裸体摆出各种姿势，情绪不受控制，甚至还因此上过报纸。神经心理学家亚瑟·岛村从迈布里奇的症状推断其过度情绪化是由眶额皮质（前额皮质中参与决策的一部分）受损引起的。这一特殊的神经损伤史让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包括那些反应性攻击行为。[Shimamura 2002;Manjila et al.2015.迈布里奇的脑损伤，包括前额皮质的损伤，与1848年铁路工人菲尼亚斯·盖奇的损伤相似，当时一根金属棒射穿了他的前脑。盖奇在事故发生后活了近12年，发生了一系列与迈布里奇的经历类似的个性变化。他的案例使人们在理解前额皮质的功能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Damasio 1995）。]

对双胞胎的研究提供了有关遗传影响的关键信息。关键在于，同卵（单卵）双胞胎共享100%的遗传物质，而异卵（双卵）双胞胎就像其他非双生的一对兄弟姐妹一样共享50%的遗传物质。所以，在某些特征上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更相似，他们的相似性更高是因为他们的基因更相似。遗传对某一特征影响程度的强弱可以通过同卵双胞胎相较异卵双胞胎的这一特征的相似程度来评估。

环境的影响是不易解释的，因为“环境”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社交反应和物质世界。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是，当同卵双胞胎生活在一起时，长相相似会促使其他人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回应他们。因此，生活在一起的同卵双胞胎所经历的环境相较长相不那么相似的异卵双胞胎可能更相似。基于这个原因，最好的研究对象仅限于那些在小时候就彼此分离，在不同家庭中成长的双胞胎，这种案例相对罕见。在为期20年的明尼苏达州双胞胎家庭研究中，研究人员收集了1936—1955年的数据，随后发表了研究报告，他们发现那种罕见案例（分开抚养的双胞胎）在研究方面特别有效，引领了研究的方向。研究人员发现，基因的相似性影响了许多特征，从智力、宗教信仰、幸福感，到孩子站立时的身体姿态等。

一项对2015年以前所有关于双胞胎的攻击性行为的研究表明，攻击性行为的基因遗传率通常在39%～60%，平均为50%。这意味着，在这些环境中，基因和社会化对塑造个体攻击性的影响几乎同等重要。有趣的是，同样的情况并不适用于某些十分相似的行为，如违反规则。儿童在违反规则这一倾向上的差异，几乎完全源自社会化，这与他们相互之间的攻击性是不同的。

研究者只是偶尔将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分开考虑。大多数关于攻击性的研究对象都是男孩。为了衡量攻击性，研究者要求家长、老师和男孩，或男孩自己完成一份问卷。被判定为主动性攻击的行为包括“他威胁和欺负其他孩子”或“他为了好玩而损坏或破坏东西”。反应性攻击行为的例子是“他在生气时损坏东西”或“他被别人取笑时就会生气或打人”。[使用的两种主要问卷：Raine设计的反应性和主动性问卷（Reactive and Proactive Questionnaire,RPQ），以及Buss和Perry设计的攻击性问卷（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BPAQ）（Tuvblad et al.2009;Tuvblad and Baker 2011）。Tuvblad和Baker于2011年给出了问题的例子。]

2014年的一项研究对254对同卵双胞胎和413对异卵双胞胎进行了比较，这些双胞胎从出生到12岁一直生活在同一个家庭。在这种情况下，儿童的攻击性是由他们的老师来评价的。遗传因素占主动性攻击倾向评分差异的39%～45%，占反应性攻击倾向评分差异的27%～42%。这项研究的结论是主动性攻击行为的基因遗传概率比反应性攻击行为的遗传概率高，这是几项发现类似结果的研究中所得出的最新结论。基于这项早期工作，人们可能证明主动性攻击相较反应性攻击受基因的影响更大，但目前我们只能说这两种类型都受到基因的重要影响。[反应性攻击与主动性攻击的最新双胞胎研究：Paquin et al.2014。先前的研究发现主动性攻击的遗传可能性更高：在加州9～10岁的男孩中，主动性攻击的占比为32%～50%，反应性攻击的占比为20%～38%，Baker et al.2008；在加州11～14岁的男孩中，主动性攻击的占比为48%，反应性攻击的占比为43%，Tuvblad et al.2011。心理变态的遗传可能性：Ficks and Waldman 2014。]

对双胞胎的研究揭示了基因遗传概率的高低，但并未明确哪些基因是重要的。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我们关于特定基因对攻击性的影响依然知之甚少。这一点并不奇怪。基因通过多个生物系统产生影响，如应激反应、焦虑回路、血清素-神经递质通路和性别分化的动态等。成百上千个基因可以影响复杂的行为模式。要分辨出人类基因组约两万个基因中的某一个基因的影响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因为这需要巨大的样本容量，通常需要成千上万个个体。即使研究人员能够获得大量的基因型，也会发现很难系统地描述这么多人的攻击性倾向。

然而，人们发现了一些有用的线索，例如，遗传因素如何通过影响血清素活性来影响反应性攻击。MAOA（单胺氧化酶A）基因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位于X染色体（性染色体）上。男性的性染色体中只有一条X染色体，因此男性只有该基因的一个变体。这意味着，一个罕见变体的影响从未被一个对应物掩盖，因为对应物通常存在于女性身上（因其性染色体中有两条X染色体），或者若该基因在一个常染色体上，则也会受到对应物的影响。此外，因为男性的攻击性更明显，较之女性更容易估量，所以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男性身上。

正常的MAOA基因会编码一种叫作单胺氧化酶A的酶，这种酶可以降解血清素和另外两种神经递质——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一个变异基因家族被称为“低表达型MAOA基因”（MAOA-L）。这些变异基因产生的酶在降解神经递质方面的效率相对较低。因此，该基因的变异形式会干扰血清素的正常代谢。对血清素系统的这一干扰预计将导致个体更容易情绪失控、承担更多的风险，且更具反应性攻击倾向。

2014年，针对31项研究的调查发现，在携带MAOA-L的男性中，有一个微小但一致的倾向，即他们表现出反社会行为的概率相对较高。甚至在试验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政治学家罗丝·麦克德莫特和她的同事做了一组测试，看这种基因的存在是否会让受试者给那些明显待他们不公的人增加令人讨厌的辣椒酱的用量，结果确实如此，而且当受试者受到更强烈的挑衅时，这种情况会更严重。

由于这些研究，MAOA-L有时被称为“战士基因”。这个绰号不太恰当，因为许多携带该基因的人并未表现出比其他人更强烈的攻击性倾向，而且即使在携带该基因的人群中，该基因的影响也会与童年经历相互作用。因此，在考虑童年经历时，MAOA-L对反社会行为的典型影响更加可预测：若年轻时受到过身体上的虐待，一个携带MAOA-L的成年人更有可能表现出暴力行为。相比之下，没有迹象表明MAOA-L与主动性攻击或心理变态等倾向有关。

虐待儿童与MAOA-L之间的相互作用提醒人们，遗传的影响从来不会凭空产生。年轻人的成长环境很可能会影响所有遗传因素对行为的影响。大多数情况下，个体基因差异的可预测性极其微弱。

类似的警告适用于大脑活动。阿德里安·雷恩发现被控主动性谋杀和反应性谋杀的男性大脑活动的差异后，对自己的大脑进行了评估。他的PET-CT结果显示，相较未被指控谋杀的对照组，他的大脑与主动性谋杀者和精神病患者的大脑更相似。他对这个结果很感兴趣。“当你的大脑扫描图与一个连环杀手的大脑扫描图相似时，确实会让你迟疑。”他说。他回想了自己与精神病患者的其他相似之处，如心率很低。他认为自己很幸运，走上了研究者这条道路。他本可以很轻易成为一名罪犯。基因可以影响行为，但很少决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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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性行为受到基因的影响：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由不同的神经通路控制，具有大量不同的遗传性；某些基因会促进反应性攻击，但没有基因能促进主动性攻击。在未来，我们可以期待双胞胎研究、收养研究以及对基因本身的研究会越发明确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各自存在的危险因素。目前，我们可以说这两种攻击性行为充分代表了截然不同的情绪和认知反应，这些反应受制于不同的生物学基础。

因此，人们认为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能够摆脱彼此而独立进化。俄罗斯的一项关于大鼠的试验恰好发现了这一结果。在血清素水平升高的情况下，挪威大鼠选择对人温顺。血清素水平升高导致了其反应性攻击行为的减少。然而，大鼠的主动性攻击倾向并没有改变。

人类相较其他物种，反应性攻击发生的频率低，而主动性攻击发生的频率高，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呈现这种混合状态。我们应首先从解答为什么我们的反应性攻击倾向低这一疑问开始寻找答案。很多像人类一样非常温顺的动物都是被驯化的。我们需要弄清楚一个物种在被驯化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