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化不等于驯服。野生动物有时会被驯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被驯化了。关于这一点雷蒙德·科平杰可以告诉你。

科平杰是一名雪橇手和生物学家，他饲养狗并且了解它们。2000年，他的朋友埃里克·克林哈默——印第安纳州狼园的园长，邀请他进入一个圈养着狼的笼子。科平杰犹豫了一下。“我不太了解驯养的狼。”他说。克林哈默让他放心。他的狼是几代圈养狼的后代，与野生狼有很大的不同。这些狼10天大的时候，就开始被号称“小狗父母”的人类饲养。即使是成年后，它们仍然每天都被小心对待。它们已经习惯了被拴住，会尽可能温顺。“就把它们当成狗来对待吧。”克林哈默说。

科平杰就这样做了。他和克林哈默一起进入了圈养狼群的围栏。对一只叫卡西的成年母狼说了句“好狼”之类的话，轻轻拍了拍它的侧身。

据科平杰描述：

那时它的牙齿已经长齐了。不是象征性地咬一口，而是摆出了全面开战的架势，而这一紧急情况考验我能否站稳脚跟并对埃里克的命令做出紧急反应。“出去，出去！它们会杀了你的！”注意“它们会杀了你的！”这一措辞。我模模糊糊看到一群狼围了过来，卡西咬住了我的左臂，还有一只狼猛扯我的裤子。

“你为什么要打它？”埃里克后来说，但这一声音太轻了，当时我的心扑通直跳，几乎听不到他在说什么。

“不是打它！我是在拍它！你说把它们当狗看，所以我像拍狗一样拍了它。即使我对狗做出一些不当的社交行为，我的头也不会被咬掉。可为什么你们这些让狼社会化的人的身上都有些可怕的疤痕！”我一边给受伤的手臂扎止血带，那里的鹅绒夹克已经被撕坏，一边说道。我再也不会以为可以像对待狗一样对待被驯服的狼了。

狼和狗不同。无论你怎样驯服狼，它都不会被驯化。狼在多年表现乖巧之后，会突然出乎意料地忘记那些训练。你不应该相信野生动物的温顺，它们的攻击性极强。相比之下，家养动物与其野生动物祖先在基因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们不太容易因受到刺激而实施反应性攻击。

问题不在于动物的学习能力有多强。黑猩猩和其他动物一样聪明，当它们与特定的人关系良好时，也可以表现得像克林哈默的狼对待克林哈默一样。就拿动物保护主义者卡尔·阿曼来说吧，他和他的妻子凯西在肯尼亚的家中养了一只名叫姆兹的黑猩猩，这只黑猩猩是“野味贸易”的难民，他们已经养了它20年。卡尔说，即使姆兹已经是年轻的成年猩猩了，也总是睡在他们的床上。但事实上，姆兹并不喜欢睡觉，除非它躺在卡尔和凯西之间，握着他们的手。

几年前，我和阿曼夫妇同住时见到了姆兹。它表现得很好，但我们的互动是有边界的。有一次，在吃早餐时，它和我同时伸手去拿一罐橙汁。当我拿着罐子的时候，它抓住了我的手，然后捏了一下。“好痛！你先来！”我尖叫了一声，在它喝完后，我还在揉搓手指以恢复知觉。姆兹与卡尔和凯西的互动非常精彩，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要想和它安全地生活在一起需要大量的训练——更不用说要和它在一起睡觉了。

姆兹与阿曼夫妇的关系非常好，因为他们对它很用心。许多与人类密切相处的其他猿类也是如此，如大猩猩科科与彭尼·帕特森，或者黑猩猩瓦肖与罗杰·福茨。然而，成年类人猿永远不应该拥有我们给予训练有素的狗的那种自由，因为这并不安全。驯兽师维吉·海恩在讲述心理学家兼灵长类研究人员罗杰·福茨和他的团队如何与语言技能熟练的黑猩猩瓦肖一起工作时，赞同地指出使用狗链、虎钩和牛鞭的必要性。这样的预防措施可能会使查拉·纳什免于被黑猩猩特拉维斯攻击双眼、面部、双手和头部。黑猩猩特拉维斯是一只13岁的电视节目明星，它的主人桑德拉·赫罗德将其视为家庭一员。有一天，当主人的朋友换了新发型，主人试图安抚暴躁的特拉维斯时，特拉维斯攻击了她，并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不管是在人类家庭中长大的黑猩猩，还是被深爱它们的研究人员研究了一辈子的黑猩猩，都无法让人相信它们不会在攻击中使用自己的力量——即使它们完全明白规则。幸运的黑猩猩，如瓦肖，最终会得到黑猩猩伙伴的陪伴，并生活在自在的空间中。而不幸运的黑猩猩，则会在孤独的监禁中度过其成年生活。不管怎样，黑猩猩糟糕的自制力都迫使我们对它们心怀警惕。正如海恩所说，我们只能同家养动物存在相互信任的关系。

人类在这种驯服或驯化的分裂中的地位很明确。与典型的野生动物相比，我们很镇定——更像狗而不是狼。我们可以直视彼此，不会轻易发脾气，而且通常能控制自己的攻击性冲动。对于灵长类动物来说，最强的攻击性刺激之一是陌生个体的出现。但儿童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说，在数百次观察两岁儿童与陌生儿童的交往中，他从未见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出手。这种与他人，甚至是陌生人和平交往的意愿是与生俱来的。同家养动物一样，人类进行反应性攻击的门槛很高。在这方面，人类与家养动物的相似度远远高于其与野生动物的相似度。

人类是被驯化的物种这一观点至少在古希腊时就有了。两千多年前，这一观点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认为驯化是人类的普遍特征，不幸的是，另一个版本影响更大，认为人类群体的驯化程度各不相同。提奥夫拉斯图斯是亚里士多德的继任者，雅典逍遥学派的领袖之一，他认为，驯化是人类的普遍现象。要是大家都听他的就好了。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19世纪被重提，并引起了麻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大多数人类，如他最熟悉的希腊人和波斯人，比野生动物的攻击性要小得多，所以他把这类人与马、牛、猪、羊和狗归为同一类温顺的动物。另一方面，他认为狩猎采集者是野蛮的，因此是未被驯化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被驯化。

他的蔑视为纳粹分子对那些被认为驯化程度不如他们的人施以暴力提供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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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后，人类驯化的话题在一位有影响力的早期人类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布鲁门巴哈的研究中重现。1752年，布鲁门巴哈出生于德国，并一生都在哥廷根工作。他从一开始就显现出卓越不凡的才华，于23岁时发表了一篇15页的博士论文，题为《人类的自然起源》（On the Natural Variety of Mankind），24岁时成为医学教授，毕生都在研究人类是如何适应自然界的。他的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发现使生物学从中世纪的愚昧无知走向对人类意义的现实评估。布鲁门巴哈一直对把人类当成动物来理解这一项目十分感兴趣。

他的贡献是巨大的。伟大的分类学家林奈曾宣称猩猩和人类是同一物种。布鲁门巴哈指明两者是不同的。布鲁门巴哈将黑猩猩和猩猩区分开来，并对黑猩猩进行权威命名。由于对人类的群体差异非常着迷，他对种族进行了分类，其中包括他所发明的“白种人”一词。因此，如今他时而因疑似早期种族主义者而受到批评。其实他是一个彻底的反种族主义者，他坚持认为所有人都同样聪明，还曾宣称奴隶制是个错误。用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的话说，“在人类多样性问题上，布鲁门巴哈是所有启蒙运动作家中最反对种族歧视、最主张平等、最和蔼的一个”。布鲁门巴哈于1840年满怀学术荣耀地离开人世，这位杰出人物有时会被追认为“人类学之父”。[Zammito 2006;Bhopal 2007.Painter 2010和Gould 1996（引自p.405）描述了一种讽刺现象：布鲁门巴哈在对人类多样性的态度上是罕见的平等主义者，但他所认为的高加索人是原始人类的观点成了后来种族主义思想的来源。]

尽管受到尊敬，但布鲁门巴哈有一个观点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他对人类的一个特殊表征深信不疑，对此他表述得再清楚不过了。“人，”他在1795年写道，“从一开始就远比所有其他动物更加驯服、更加高等。”1806年，他解释说，我们这一物种的驯化归功于生物学：“只有一种家养动物……（真正意义上的家畜，如果不在这个词的普遍接受范围内）在这些方面超过了其他动物，那就是人。人和其他家养动物之间的区别只有一点，即家养动物不像人一样生来就完全被驯化，由自然界创造出来直接就是家养动物。”他在1811年的观点同样明确：“人是一种被驯化的动物……生来就被大自然指定为被驯化得最完全的动物……是被创造的各种家养动物中最完美的动物。”

布鲁门巴哈的自信判断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其中一个原因是种族问题。布鲁门巴哈效仿提奥夫拉斯图斯，将其关于驯化的概念应用于人类这一物种，而不仅仅是某些群体。这令当时的知识界有点吃不消。在布鲁门巴哈的批评者看来，世界上充满了未开化的人，这些人是未被驯化的。他们认为，有些人类是被驯化的，有些则不是。[据我所知，布鲁门巴哈从未列出能够说服人们相信人类是被驯化的证据。然而，他把非人类动物的驯化定性为“变得温顺”的过程；他认为在所有物种中，人类经历了最完全的驯化。他的观点体现在以下关于1811年的完整引用中（Blumenbach 1811,p.340）：“人是一种被驯化的动物。而其他动物因为在人身边成为家养动物，其个体首先从野生状态中脱离出来，并住在荫蔽之下，变得温顺；而人则相反，生来就被大自然指定为被最完全驯化的动物。其他家养动物是通过人首先达到这种完美状态才得以驯化的。人是唯一一个使自身达到完美状态的物种。”]

布鲁门巴哈的反对者所列举的未开化的人包括两类。第一类是欧洲人在世界各地发现的“野蛮人”，但很少有怀疑论者与这些遥远的人群有过直接的接触。第二类未开化的人是独自生活在欧洲森林中的儿童。后者在科学上更有意义，因为我们可以对这些个体进行培养和研究。

1758年，林奈在其关于生物多样性的伟大分类学著作《自然系统》第十版中记录了这些“野孩子”。他将这些“野孩子”纳入其研究领域，显示出当时人们对生物学的理解是多么的混乱。他没有认识到他们——那些智力或体能低下的不幸的弃儿——的本质，而是把他们当作人类的一个亚种来对待。他将其命名为“野生智人”。林奈是当时科学界的偶像，是终极权威，比布鲁门巴哈大45岁。当他暗指“野孩子”来自“野生种群”时，大多数人似乎只是假定他是对的。然而，布鲁门巴哈认为这个想法毫无意义。

布鲁门巴哈通过研究“野孩子”的最新样本，向伟大的林奈大胆地发起挑战。1724年，在德国哈默尔恩发现了12岁左右的“野男孩”彼得。这个男孩显然是未开化的。他吃森林里的植物，不会说话，有时四肢着地睡觉。他没有任何羞耻感：在别人面前大小便也毫不在意。英国国王乔治一世得到了彼得，并将其展示给学界人士，包括诗人亚历山大·蒲柏和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彼得是14世纪以来少数的野生儿童之一，而且因其案例与当时人们所关注的自然养育问题有关，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比发现天王星更加非同凡响。”语言学家蒙博杜勋爵说，他对这个男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蒙博杜与林奈的看法一致，认为彼得来自一个野生种群。让-雅克·卢梭也同意这一观点。这些人和其他学者颂扬彼得“是真正的自然人的标本”。蒙博杜写道：“从单纯的动物到文明生活的第一阶段，我认为（彼得的）历史是人性进步的简要编年史或梗概。”[Blumenbach 1865;Candland 1993.蒙博杜引自Singh and Zingg 1942,p.191。]在我们现在看来，林奈、蒙博杜、卢梭及其朋友的说法令人惊讶。这些杰出学者显然认为欧洲的野生森林大到足以隐藏整个未被驯化的人类种群，而像彼得这样的个体偶然出现才揭示了其存在。他们接受野生智人这一概念表明：作为野人群体的一员，彼得彻底未开化这一事实与布鲁门巴哈关于人类普遍被驯化的说法相矛盾。布鲁门巴哈做了比其反对者更多的调查工作以应对这些挑战。他指出彼得根本不是一个“野孩子”，而是一个受过伤害且生活艰辛的男孩。他曾经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但当继母搬进来后，这个男孩遭到殴打并被迫离开。彼得不说话是因为他有智力障碍：这也是他父亲的新妻子拒绝照顾他的原因。尽管彼得处境艰难，但他很聪明，独自在森林里生活了一年。他是一个经历过家庭创伤的残疾儿童，来自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而不是所谓的野人群体。[如今，彼得被认为患有皮特-霍普金斯综合征，这种疾病是由18号染色体突变引起的。]

布鲁门巴哈的发现表明“野孩子”其实并不“野”。“野孩子”是一个神话，与人性的理论无关，就像其与人类驯化的问题无关一样。如果说他们是天然的、未被驯化的人类存在的最好证据，那么我们还要吸取一个更大的教训。布鲁门巴哈毫不含糊地结束了其对彼得的叙述：“最重要的是，不能把自然界的野性状况归在人身上，人天生就是家养动物。”

“野孩子”这一令人分心的事件就这样被解决了，是林奈和蒙博杜弄错了。辩驳“野孩子”是原住民这一观点似乎为布鲁门巴哈扫清了对手，他认为人类天生行为端正，确实应该被视为驯化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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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有第二个困难，这将被证明是一个更严重的障碍，以至一个世纪以来布鲁门巴哈的伟大构想都没有得到重视。这一困难是：人类的驯化是怎么发生的？就农场动物而言，人类显然是负责对其进行驯化的。但是如果说人类是被驯化的，那么人类又是由谁来负责驯化的？谁能驯化我们的祖先？

即使是布鲁门巴哈也没有答案。他只是尝试提出了一个建议，他把这个建议藏在了其《自然史导论》的脚注里。他把他认为可能的解决方案归功于“一个学识渊博的心理学家”，却没有提及姓名。这个解决方案引用了神性：“在原始世界里，地球上一定有更高级的存在，对他们来说，人就像一种家养动物。”一个消失的超人类物种驯化了人类？这个奇怪的想法被布鲁门巴哈忽略了。布鲁门巴哈没有解释人类是如何被驯化的，这对他个人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的想法如同一个神创论者：他只是接受了人类的本质，并不关心人类是如何产生的。他于1840年离开人世，19年后，查尔斯·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中提出了自然选择的进化论。布鲁门巴哈似乎对人类自创世以来就是家养物种这一观点十分自信。

达尔文是下一位探讨人类在自然界中地位的伟大思想家，与布鲁门巴哈不同，他对没有任何解释说明人类的驯化是如何发生的这一问题感到不安。达尔文自然假定人类已经进化了，他知道，为了使自己的论点令人信服，关键是要说明进化是如何进行的。他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年）这个两卷本中没有考虑过人类是否可能被驯化。相比之下，达尔文在1871年出版的关于人类进化的书《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探讨了布鲁门巴哈的主张。如果人类真的是被驯化的，他想知道驯化的方式和原因。

达尔文认同“文明人……在某种意义上是被高度驯化的”，而且“人在许多方面可以同那些早已被驯化的动物相提并论”。然而，他在驯化方面的研究很快就引起了一个问题。在《物种起源》中，他通过讨论家鸽的进化来展开关于野生动物进化的论题。他认为之所以发生进化是因为自然选择有利于某些个体而非其他个体的繁殖。他认为进化发生在野生动物身上是自然界的选择，而发生在家养动物身上是人类的选择。类比农场，他坚持认为一种驯化程度更高的人类的进化必须依赖于某人的选择。但他看不出这是如何发生的。

达尔文只列举了一个人类种群努力选择特定性状的例子。这个事件极其野蛮，有力地说明了设想在我们这一物种中进行人工选择是多么困难。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傲慢跋扈，而且是个酒鬼，从1713年直至1740年去世，他都想让他的“巨人兵团”成为世界上最令人钦佩的卫队。为此，他花钱雇了1000名征兵人员在15个欧洲国家闲逛，俘获最高大的人并将他们带回普鲁士。威廉一世为这项工作投入了大量资金。征兵人员的报酬极高，以至他们可以抛弃所有顾虑。被选中的人可能会遭到绑架，保护他们的士兵可能会被杀。不管怎样，初始军队招募到了1200名新兵。

这些高大的士兵虽然是军队的骄傲，但参军违背了其自身的意愿，所以他们不得不被监禁。抗议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违抗命令者会经受酷刑的折磨。每年有多达250人潜逃，如果被抓到，他们就会被割掉鼻子和耳朵，并被终身监禁在斯潘道监狱里。军团的士气急剧下降，自杀事件让军队的规模明显缩减。尽管如此，到威廉一世去世时还是建立了三个营，共有3030名高大的士兵。

建立巨人军团是非常困难的，威廉一世转而采用人工选择的方法来代替“招募”高大的士兵组建军队。他决意，若巨人不易招募，最好的方法是进行繁殖。因此，他的部下开始在农村寻找高大的女性，与高大的士兵结婚，并将她们分配下去作为交配伙伴。历史学家罗伯特·哈钦森描述了这个制度：“国王没有征得农民妻子和女儿的同意，没有询问其先前的婚姻关系，就对她们施以暴力。面对最严格的法律，与此相反的每一条正派、合乎道德的规则都被无情地违反了。只考虑身材是否高大……这是对君权神授的独特应用。”[Hutchinson 1898,p.115.哈钦森（p.116）讲述了一个有趣的骗局。国王在离开宫殿时遇到一个高个子女孩，他交给她一张给司令官的纸条。纸条上写着：“马上把送信人交给大个子爱尔兰人麦克杜尔，不要听别人的反对意见。”女孩猜到发生了什么事，就把纸条交给了一个老妇人。这个老妇人立刻与这个讨厌的爱尔兰人结了婚。国王后来宣布这桩婚姻无效。]

据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试验导致波茨坦出现了一些异常高大的人，但这一试验总体上是失败的。丈夫和妻子都对此深恶痛绝，威廉一世死后，这项试验也就结束了。显然，如果连一个强大的君主都无法实现，那么对人类进行人工选择就是一种错误行为。失败的普鲁士试验是达尔文知道的唯一一次尝试，而且在自然界中也没有类似的尝试，因此，他宣称人类被驯化是不可能的：“无论是通过有条不紊的选择还是无意识的选择，（人类的）繁殖都不会被控制。没有一种人类的种族或躯体可以被其他人类完全征服，以至某些个体被保存下来，从而被无意识地选择……”为此，达尔文推断：“人与任何严格驯化的动物都存在很大差别。”

争辩可能已经结束了，但达尔文总是十分周密，他发现了布鲁门巴哈设想的第二个困难。不幸的是，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也修正了布鲁门巴哈的提议。布鲁门巴哈与提奥夫拉斯图斯的想法一致，认为驯化是整个人类物种的普遍现象，平等适用于所有群体。但达尔文将布鲁门巴哈的观念解读为亚里士多德式的思想，即有些人比其他人驯化程度更高。最终，这一转折开了一个可怕的先河，但第一个结果是温和的：它只是把达尔文引向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这是他与“野人”相处的结果。

1832年12月，达尔文在乘坐贝格尔号航行期间，曾在火地岛（南美洲南端的一个岛屿，今被智利和阿根廷分割开来）遇到了狩猎采集者。这次相遇十分惊人，因为与达尔文一起乘坐贝格尔号的还有三名火地岛人：一名年轻女子和两名男子，他们是在之前的一次探险中被带到英国的，这些俘虏来自雅马纳族。贝格尔号的船长罗伯特·菲茨罗伊拐骗了他们，希望他们能在留在英国一段时间后再次回到自己的岛屿时，成为有影响力的传教士。达尔文在贝格尔号上时喜欢与他们交谈，他不知道他们与居住在火地岛上的雅马纳人的差异如此巨大。

贝格尔号在岛上停留了几个星期，达尔文因而有机会见到雅马纳的狩猎采集者。他为之震惊。“这是我看到过的最卑微、最凄惨的生物……他们的皮肤肮脏油腻，头发缠成一团，声音刺耳，举止粗暴，毫无尊严。看到这样的人，我很难相信这是我们的同胞，是同一个世界的居民……他们的技能在某些方面可以与动物的本能相提并论，因为这些技能并没有凭经验得到提高……”这次相遇似乎促使达尔文产生了人类在驯化程度上存在差异的想法（他误认为这是布鲁门巴哈的观点）。他说，如果“文明人”确实可以视作比“野人”驯化程度更高，那么“文明人”的生物学特征应该与家养动物的生物学特征更为相似。

达尔文知道家养动物的繁殖速度比野生动物快。如果布鲁门巴哈是对的，那么“文明人”的繁殖速度应该比“野人”快。然而，达尔文说，事实恰恰相反：“野人”比“文明人”繁殖得更快。据此，达尔文得出结论：“文明人”和“野人”之间的差异并不归因于前者类似驯化的繁殖过程。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问题。达尔文知道家养动物的大脑比其野生祖先要小，而人类的大脑和头骨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大了。所以达尔文认为人类是家养动物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不仅没有驯化人类的机制，而且人类也没有遵循家养动物的模式。达尔文据此否定了布鲁门巴哈的观点。

在《物种起源》出版后的知识浪潮中，达尔文只是众多思考进化论对人类行为意义的人之一。对于散文家沃尔特·白哲特来说，人类的温顺与野生动物的攻击性的对比太过迷人，让人无法忽视。1872年，在一篇关于政治进化论的论文（达尔文对此表示赞赏并认真做了注释）中，白哲特写道：“人……不得不成为自己的驯化者，他必须驯服自己。”所以，布鲁门巴哈的构想并没有完全消失。但白哲特还是一位记者，他对人类驯化的猜测没有任何实践经验。也许达尔文的怀疑态度阻碍了人们对此的进一步思考。无论如何，几十年来很少有人提及这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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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达尔文来说，一些人类群体比其他群体驯化程度更高的观念似乎是一种没有政治含意的知识分析。他是一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他在著作中写下了自己对奴隶制的憎恶，并大体上（撇开火地岛人不谈）记述了他对非白种人的钦佩。然而，具有灾难性的是，当人类驯化的观点在20世纪初再次出现时，焦点不再是布鲁门巴哈的“普遍”版本，而是达尔文（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即不同群体的驯化程度不同。人类驯化不仅被视为种族差异的原因，而且被视为衡量人类价值的指标：人们认为一些种族或群体优于其他种族或群体，这取决于他们的驯化程度。这种思想的分裂潜力在纳粹党及其同伙手中是非常危险的。

麻烦始于1914年一篇题为《人类的种族特征是驯化的结果》（The Racial Characteristics of Man as a Result of Domestication）的文章。作者是德国人类学家欧根·菲舍尔，他认为雅利安人是优越的，因为他们比其他种族的驯化程度更高。根据菲舍尔的观点，对金头发和白皮肤的半意识性偏好导致了雅利安人优良性状的选择性繁殖。1921年，菲舍尔在其文章的基础上，与埃尔温·鲍尔和弗里茨·伦茨共同编撰了一本关于人类遗传学和“种族优生”的书。据历史学家马丁·布伦介绍，这本书为纳粹的优生学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这本书的作者都“支持将绝育合法化，解散福利机构，以重建自然选择法则”。他们的建议被用来支持1935年通过的《纽伦堡法案》。犹太人并不是唯一的目标。1937年，菲舍尔研究了600个生活在德国具有非洲血统的孩子，他的理论导致这些孩子被强行绝育。

令人困惑的是，一个不同于人类驯化意义的概念尽管采取了相反的理论，但竟然得出了几乎同样不幸的结论。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劳伦兹是一位杰出的动物行为研究者，1973年因其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既研究野生动物，也研究农场动物，但他对后者感到困惑，因为它们似乎不大能适应较为恶劣的生存环境。他用1940年发表的一篇臭名昭著的论文的标题概括了自己的担忧——《物种特异性行为的驯化造成的失调》。他鄙视美洲家鸭，因为它们与四肢干净的野生祖先相比是矮而宽、肥胖、丑陋的生物，他对人类也做出了类似的区分。劳伦兹认为，在文明的影响下，人类已经被过度驯化，变得毫无吸引力、婴儿化、不能独立生存。因此，与菲舍尔一派将雅利安人的优良品质归功于他们的高度驯化不同，劳伦兹认为驯化程度更高的群体是自然典范的退化版本。[Lorenz 1940，原文是德文。Kalikow在1983年研究了劳伦兹担忧人类文明衰落的来源。她发现，这些担忧更多是来自长期以来的德国传统，而不是纳粹政治。劳伦兹似乎受到了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1834—1919）的强烈影响。]

劳伦兹根据伪科学得出的结论与菲舍尔的结论正好形成了对比，但这也为他推广类似的劣等优生学提供了理由。劳伦兹认为驯化是退化的根源，因此，他认为文明将要衰退，“除非有自我意识的、以科学为基础的种族政治出面阻止”。有人认为劳伦兹是为满足战时德国纳粹“主人”的要求而歪曲了自己的生物学理论，尽管在战后受到了强烈批评，但他对驯化退化理论的坚持却比希特勒更持久。20世纪70年代，他对自己的传记作者阿里克·尼斯毕特说：“我曾经和现在一直与之斗争的大魔鬼，就是人类的逐步自我驯化。”

所以，不管如何衡量人类驯化的价值，它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武器。如果菲舍尔是对的，驯化是一件好事，那就证明了压迫驯化程度较低的人是合理的。如果劳伦兹是对的，驯化是一件坏事，那就证明了压迫驯化程度较高的人是合理的。无论是哪种情况，理论都会被用来做坏事。[霍尔丹1956年的作品和尼斯贝特1976年的作品是批判劳伦兹关于人类驯化和种族纯洁性观点的几部作品中的两部。霍尔丹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要挑战人类是被驯化的这一观点。他指出，与人类不同的是，家养动物往往交流能力较差，在体格上比较特殊。他还认为，家养动物是通过人工选择产生的，而人类不可能也如此。]

尽管人类驯化的概念与优生学的联系令人震惊，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概念慢慢被恢复了合法性。问题出自优生学家主张的一些群体比其他群体更优越的思想，而不是人类是被驯化的这一构想。只要不对群体差异进行价值判断，即使是明确的反种族主义学者也可以参与进来。玛格丽特·米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是文化相对性的代表人物，她在1954年写道：“人是一种家养动物。”她的指导教授是被称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弗朗兹·博厄斯，他是一位田野工作者和理论家，因坚持人类心理上的同一性而备受推崇。1934年，博厄斯曾写道，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被驯化，他甚至赞同菲舍尔的观点，即种族是由驯化产生的。“人类不是一种野生动物，”博厄斯声称，“但与家养动物相比较……他必定是一种自我驯化的存在。”

随后，具有进化思想的学者从考古学、社会人类学、生物人类学、古人类学、哲学、精神病学、心理学、动物行为学、生物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角度对人类以某种形式进行的自我驯化进行了探讨。基本原理几乎完全相同。我们温顺的行为让人联想到一个被驯化的物种，既然没有其他物种能驯化我们，那么我们一定是由自己驯化的。我们一定是自我驯化的。但这怎么可能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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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解人类温顺性的一种方式，自我驯化这一构想被反复重塑，但直到近几年这个词还只是一种描述。有些人，如博厄斯，说人类就像家养动物。另一些人，如布鲁门巴哈，则说我们其实就是家养动物。但无论怎样，他们的分析都止步于此。驯化的说法是个预言，它只是暗示了解释人类温顺特征的生物学基础可能与动物有相似之处。不幸的是，对于那些有远见的人来说，驯化的生物学是令人费解的，而且当时人们对人类进化方面的内容知之甚少。进化生物学家狄奥多西·多布赞斯基的话在1962年是讲得通的。“人类驯化的概念，”他写道，“在这个时候还太模糊了，在科学上的用处不大。”

现在的证据更清晰了。有关证据表明，人类在变成智人的时候，反应性攻击倾向不那么强烈了，从而变得越来越温顺。关键线索来自与家养动物的比较。达尔文在其1868年出版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中说，除了温顺之外，驯化过程中还有各种令人惊讶的生物学标志。例如，家养哺乳动物有一种强烈的倾向，那就是耷拉着耳朵。有些品种的狗，如德国牧羊犬，耳朵是竖起来的，但许多品种的狗的耳朵都奇怪地向下耷拉，就像还是小狗时那样。达尔文发现，和狗一样，其他家养哺乳动物中也有一些耷拉耳朵的成年动物。这真是令人惊奇，因为在成年野生动物中耷拉着耳朵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大象是达尔文所知道的唯一拥有这种耳朵的野生物种。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为什么性格温顺会和耷拉着耳朵联系在一起，这让事情变得更神秘了。这只是一些已发生的事实。

另一个例子是马、牛、狗和猫的额头上常长有白斑，但野生动物身上没有。卷曲的尾巴、多变的毛质和白色的脚也是一样。家养动物表现出这些神秘特征的原因在当时尚未可知，现在才开始有头绪。但是不管作何解释，与驯化相关的性状（被称为“驯化综合征”）是有用的，因为它为研究人类的过去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关键是，驯化综合征包括骨骼的变化。骨骼化石能够让考古学家识别出狗、山羊和猪等物种何时被驯化。因此，正如考古学家海伦·利奇在2003年论证的那样，它们也可以为人类做同样的事情。利奇列出了在现代人类身上发现的家养动物而非野生动物的4个骨骼特征。

首先，家养动物的体形大多比其野生祖先小。在一个驯化品种被确立之后，人类的选择可以刻意创造出大型品种，如干重活儿的马或大丹犬，但其初始体形是一致的。这种效应在狗、羊、牛等群居动物身上是可以预测的，所以考古学家把它作为识别不同物种何时发生驯化的主要标准之一。如今食物数量更多、品质更高，意味着大多数人类的体形都比几百年前祖先的体形要大。然而，再往前追溯，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类身高都有所下降。这种下降发生在1.2万多年前的更新世末期。过去人类较小的体形还表现在骨骼相对厚度的变化上。与骨骼的长度相比，我们祖先的四肢骨无论是在末端还是在中部都更厚。横剖面也显示，曾经四肢骨的骨髓腔周围壁较厚。骨头越厚，承载的重量就越大。根据骨骼的厚度，从大约200万年前的直立人时代开始，人类的体重就在逐渐减轻，现代面貌的智人出现后，其体重减轻的特征特别明显。这种变化往往被概括为人类变得不那么健壮并且更加纤弱了。

其次，与野生祖先相比，家养动物的脸往往更短，相对不那么向前突出。牙齿变得更小，下巴也更小，这些趋势似乎是造成早期家养狗牙齿拥挤的原因。人类也遵循同样的模式。一项在苏丹进行的研究表明，过去1万年一直生活在那里的人的脸在不断变短。然而，事实上这种趋势开始得更早，举例来说，第一批智人的脸比直立人等智人之前的物种更小。在过去的10万年里，人们注意到人类牙齿大小的变化。人类的牙齿以每2000年约1%的速度变小，直到1万年前其缩小的速度加快，大约每1000年缩小1%。在欧洲、中东、中国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这一缩小速度也是相似的。

再次，在家养动物中，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差异没有野生动物那么明显，原因总是相同的：雄性变得不那么夸张。对于牛、羊等有蹄类动物，这种变化表现在家养物种的角与其野生祖先的角相比尺寸有所缩小。在人类中，直到最近才有证据显示雄性和雌性的相对高度发生了变化。然而，根据人类学家大卫·弗雷尔的研究，在过去的3.5万年里男性不仅在身材上变得更像女性，在脸的大小、犬齿的长度、咀嚼齿的面积和颌的大小方面也发生了类似变化。再往前追溯，大约在20万年前，男性面孔已经开始变得相对女性化了。生物学家罗伯特·切里及其同事的分析表明，男性眼睛上方的眉骨变得不那么突出，并且从鼻子顶部到上齿的长度变得更短了。

最后，家养动物的大脑相较其野生祖先（无论是哺乳动物还是鸟类）都有严重缩小的倾向。在体重一定的情况下，脑容量平均减少10%～15%。除试验小鼠外，每一种家养哺乳动物的脑容量都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了。人类脑部大小以头骨内的体积（或颅容量）来衡量，尽管在过去的200万年里，它一直在稳步增加，但大约在3万年前，人类大脑开始变小，这一轨迹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欧洲，现代人的大脑比生活在2万年前的人小了10%～30%[Henneberg 1998;Bednarik 2014.人类脑部大小变化的意义存在争议，因为这种变化与体重变化相吻合，一些人认为，较小的大脑与较小的身体之间的关联毫无意义（Ruff et al.1997）]。令人震惊的是，家养动物脑部大小的变化与其认知能力的降低并没有任何关联。事实上，大脑较小的物种有时比其大脑较大的祖先表现得更好。例如，在体重一定的情况下，豚鼠的大脑比其野生祖先小14%，但豚鼠学会了在迷宫中穿行，并更快地进行联想及逆向联想。大脑较小的家养老鼠与其野生表亲相比，在学习和记忆方面的能力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大多数家养动物的大脑体积都会缩小，这是一个有趣又令人惊讶的事实，但这并不是我们认为大脑较小的智人与其祖先相比认知能力受损的理由。

通常来说，人类化石中的这4种变化被分开解释，且往往是以人类特有的方式进行解释。体形变小可能是气候变化、食物供应减少或适应新疾病的结果。面部缩小可能是采用新的烹饪方法的结果，如烹煮使食物变软。性别差异的变小可能由于技术使用的增多，男性不再需要依靠某些身体技能来成为优秀的猎人。更小的大脑可能被解释为身体更轻，需要保持大脑和身体大小之间的一致关系。当我们回顾每一个具体的变化时，看到的是更大的图景。现代人类和我们早期祖先之间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模式，看起来就像狗和狼之间的差异。

这似乎太过巧合，不可能是偶然。如我们所见，人类被驯化的构想至少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如今我们发现在智人历史上出现的解剖学变化，与狗从狼进化而来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解剖学变化极为相似。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身体更重，面部更凸出，男性体形相对更大，脑部更大。根据家养动物来推断，这些特征可能表明我们的祖先没有我们今天这么温顺。他们会有更强烈的反应性攻击倾向，更容易发脾气，更容易互相威胁和争斗。但不论如何我们被驯化了，甚至当我们的骨骼发生变化时，我们的社会容忍度也在提高。过去像狼一般的行为现在变成了像狗一般的行为。

布鲁门巴哈要是知道有支持人类驯化的直接证据，肯定会很高兴。若是知晓我们现在已知的：人类和家养动物不仅在骨骼上相似，在生物学的其他方面也有相似之处，他会更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