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9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太湖上波光粼粼，月色如画。

鲈乡亭边停着一艘小船，船边站着大文豪苏东坡，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自杀。

他是被押解回京的。前一天他还是万民爱戴的湖州“市长”，而现在，却变成了生死未卜的朝廷钦犯。

他被人告发，说他的文字是在讥讽当时的皇帝。

但是文字这种东西，你怎么解读都可以。

苏东坡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因言获罪。

他曾经是整个国家最耀眼的那颗星，他的文章一写出来，上自皇帝太后，下至文人百姓，争相抢阅，但凡读过点书的女子，都希望自己能嫁给他。要是他活在现在，那一定是“文坛顶流”“国民老公”。

如果我们不知道他曾经有多么风光，就不知道这一次苦难对他的打击有多大，以至于他甚至想跳湖而死，一了百了。

开局就是巅峰，真的是好事吗？

苏东坡生在一个好时代，好家庭。

宋仁宗时期可以说是整个北宋最繁盛的时候，皇帝仁政亲民，殿下人才济济。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即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都在此时得到广泛应用和发展。唐宋八大家里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六个都在宋朝，并且全在仁宗朝。后来苏东坡自己也说，宋仁宗时期的人才，足够子孙三世之用。

盛世之下，苏东坡的家庭条件也是让人羡慕的。他爷爷曾在当地务农，家中仓廪充实，吃穿不愁；他母亲，也是当地巨富之女，饱读诗书。当父亲出门游学的时候，母亲就在家教他和弟弟读书。

苏东坡二十一岁那年，和弟弟跟着父亲从老家眉山出发，前往京城参加科举考试。那一年的科举，可以说是中国千年科举制度下最出彩的一届，考出了八位文坛大家和九位宰相级别的人才，以及宋学四派中三派的始祖和七个新法干将，覆盖了当时文学、哲学、军事、政治领域里最尖端的人才。

而苏东坡其中一门科目“论”的考卷，让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大为惊艳。

我们来看一下苏东坡的“高考作文”。

当时的“作文题目”是（我猜的）：

《尚书》里说：“罪疑惟轻，功疑惟重。”请根据上述材料，结合你的感受和思考，展开讨论，不少于800字。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罪疑惟轻”，意思就是如果无法判断一个人的罪行是轻还是重，那就从轻处罚。

“功疑惟重”，如果无法判断一个人的功劳是大是小，那就往大了奖励。

苏东坡会怎么答？

他写下了《刑赏忠厚之至论》，全文洋洋洒洒，我们现如今不一定看得懂。没关系，我们只要知道，这张答卷让欧阳修拍大腿叫绝，正想给他第一名的时候，转念一想：能写出这么优秀答卷的人，全天下也只有我的学生曾巩了。如果真是曾巩，我给他第一，会不会被人说闲话呢？

不行，我还是避嫌吧。

于是，苏东坡就这样和第一名失之交臂。

这个故事脍炙人口，很多人知道。

但，你会不会好奇，为什么苏东坡值得别人给他第一名？

我们来对比一下他和欧阳修的得意门生曾巩的文章。

同样是这个作文题目，曾巩作答的《刑赏论》，也是很多字，也不怎么读得懂。

两个人都主张：刑罚只是工具，更重要的是“企业文化”，是仁德。

曾巩在《刑赏论》里说的是，要教化百姓，要让君德和士德互补，要上下交修。

以圣神渊懿之德而为君于上，以道德修明之士而为其公卿百官于下，以上下交修而尽天下之谋虑，以公听并观而尽天下之情伪。

而苏东坡在《刑赏忠厚之至论》里则说的是，只要君主给天下做出表率就可以。

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孔子的《论语》里说到仁的最高境界：修己以安百姓。

曾巩说的是要教别人，苏东坡说的是要修自己。

谁的境界更高一点呢？

值得一提的是，当写下这两篇文章的时候，曾巩三十九岁，而苏东坡，只有二十二岁。

所以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当时的主考官，也是仁宗朝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撕开糊在考生名字上的弥封条，看到“眉山苏轼”四个字的时候，有多么懊悔，又有多么兴奋。

他在写给点检试卷官梅尧臣的信上说：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

据南宋笔记《曲洧旧闻》记载，他甚至跟自己的孩子说：“三十年后，没人记得你老爹，但是他们都会记得苏轼。”

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后类如此。一日与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

苏东坡的名声从此宣扬开来。

这就好比你是一个小城市普通学校的考生，今天参加了一个天才云集的全国高考状元王中王比赛，参赛者都是各个学校走出来的英杰，然后你的作文被余华疯狂点赞，余华老师说你能接过他的棒，成为未来的文坛砥柱！

而那个时候你才二十出头。

你，一战封神。但，这还不是最神的。

四年后，苏东坡和弟弟苏辙再接再厉，参加了北宋最高等级，也是最难的考试——制科考试。

你知道这个考试有多难吗？

如果说科举是高考，那制科妥妥的就是奥数。

不仅在参赛资格上做了很大的限制，录取人数比例也仅仅是科举人数的千分之一。

并且，题目绝对是“变态难”的级别。

你看考试范围：“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子》《扬子》《管子》《文中子》，正文及注疏内出。且有明题、暗题。”也就是，这些大部头的经典、经典的文字注释，包括对这些注释的解释，还有不同朝代的人对这些解释的解释，都要考！而且没有划重点，全是重点。

什么叫明题和暗题呢？明题还会跟你说出自哪里，暗题就是——我说半句话，你就得写上出自哪本书、上下文是什么、注释是什么、你的理解是什么。

给你六大题，相当于写六篇论文，而且只有一天一夜的答题时间。

这场考试里，苏东坡得到的评价是“文义粲然”，并且拿了三等的成绩。

你说才三等，为什么是第一？

因为，第一等和第二等就是个虚设，说着玩的，最高的就是第三等。

《宋史·苏轼传》里说：

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北宋开国到现在，就两个三等的，而且三等还分甲乙，就跟我们现在普通话考试一样，一级甲等，一级乙等。另一个吴育是乙等，所以，苏东坡自然就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于是，二十六岁的苏东坡以百年第一的成绩空降陕西宝鸡，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签判，不太确切的比喻，就相当于现在的“宝鸡市委秘书长兼市政府秘书长”。

他的文采名满天下，所有人都认为，这将是北宋朝廷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那么，这个天之骄子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滑坡，为什么会落得个想要跳船自杀的下场？

而他，又是怎么重生成我们熟知的那个大文豪的呢？

下一篇，苏东坡的职场初遇。

其实要感谢那些曾点拨过我们的长辈。

你在工作中，有没有遇见过那种老是跟你过不去的上司？

苏东坡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陕西凤翔，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就是知府的秘书。那个时候的苏东坡，刚参加完制科考试，是北宋开国百年第一，名震京师，风头正盛。他以京官的身份出任地方长官的“秘书”，刚过去的时候，顶头上司宋选对他也不错。想一想，刚入职场，起点不低，名声也有，工作环境也挺和谐，各方面条件都算是优越了。

就这样顺利干了两年左右，宋选走了，来了一位新领导，还是苏东坡的老乡，眉州青神人陈希亮。

但这位哥的个性，不太好相处。

据说他个子不高，脸瘦瘦的，还有点黑。面目严肃冷峻，平生不露喜怒之色，而且说话都是直来直去的，非常坦率，也喜欢当面批评别人，所以王公贵族都很怕他。

当时士大夫们相邀出游、设宴饮酒，听说陈希亮来了，大家就感觉，席间言谈笑语少了点滋味，到最后纷纷离席而去。

有这么个上司，如果是你，会不会觉得很难受？

苏东坡还是那种特别开朗、不拘小节的个性，他就更难受了。他总觉得陈希亮在给他“穿小鞋”。

当年他参加制科考试，考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所以凤翔府的这些同事都叫他“苏贤良”，也不知道是真的敬重他，还是来拍马屁的。不管怎么样，苏东坡很受用啊，也没让人改口。

陈希亮来了以后，听说了这件事，大怒。

他说：“府判官就是府判官，有什么贤良不贤良的？”然后把那个当他面叫苏东坡“苏贤良”的人拖过来打了一顿板子。这个板子虽然打的是别人的屁股，但扇的可是苏东坡的脸啊。

我们知道苏东坡不拘小节，可陈希亮是一板一眼的人啊。作为“秘书”，最重要的就是文书工作。按道理说，苏东坡本来就是以文章名盖天下的人，写文章一般不成问题，但是文书和文章可不太一样。苏东坡起草的文件，陈希亮每次都是拿笔一改再改，反反复复让他重写，搞得苏东坡特别心塞。

而且陈希亮的规矩定得非常明确，他还“抓考勤”。

苏东坡是个相对散漫的人，他心情本来就不爽，于是，常常不按“考勤”走。该要去赴领导的例行宴会，他也不去。甚至是七月十五中元节这样的大宴会，苏东坡都不出现。

这不是明摆着让领导难堪吗？

于是因为这件事，苏东坡被“罚铜八斤”。

其实这些事一件一件掰开来说，都不算是什么致命的事，但就是这种时不时出现的磕磕绊绊，像一把钝刀，把年轻气盛的苏东坡，磨得特别不舒服。

他当时写了一首诗，借由别人拜访陈希亮的故事，来侧面描述自己的心境。

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

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

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虽然没有性命之忧，但是时时刻刻都得忍着啊。

这就好像一辆新车行驶在宽敞的大道上，原以为畅通无阻，结果时不时就来个红灯拦一下，让人始终无法提速。

对一个风头正盛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日子，真的过得很不痛快。

终于有一天，苏东坡找到了一个让自己出气的机会。

陈希亮在任上的时候，建了一个凌虚台，他让苏东坡写一篇《凌虚台记》。一般来说，这种记主要是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楚，然后夸奖一下建台之人，表达一下愿斯台永存的美好愿望……大部分人写的都是这些内容。

可是苏东坡的这篇《凌虚台记》，写得真是——阴阳怪气。

他说，太守呢，最开始还不知道这附近有山。在这个台还没修建之前，陈太守就拄着拐杖、穿着布鞋在山下闲游，看到山峰高于树林之上，呈现出重重叠叠的样子，像是有人在墙外行走，看见墙里高人发髻的形状一样。

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危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不知有高山，不知有高人。

如果说这个开头只是个暗戳戳的隐喻的话，那么后面的文字，苏东坡着实有点杠了。

他跟太守说：事物的兴盛和衰败，是无法预料的。从前这里是长满荒草的野地，还有毒蛇和狐狸，那个时候，咱们怎么知道今天会建出个凌虚台呢？同理，兴衰有常，再过许多年，这个高台会不会又重新变成长满荒草的野地呢？不好说。你看，这座台的东边就是当年春秋时期秦穆公的两座宫殿遗址，南边还有汉武帝两座宫殿的遗址，北边是隋朝和唐朝两个宫殿的遗址。回想它们一时兴盛，宏伟绮丽，坚固而不可动摇，不也化作一堆黄土吗，何况这一座高台呢？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

他越写越直白，到最后恨不得把矛盾全部暴露出来。

他说：一座高台啊，尚且不足以长久留存，更何况人世得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有人想要以高台夸耀于世而自我满足，那就大错特错了。

“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这是一篇看似颇有道理，却处处含沙射影，到最后直接针尖对麦芒的文章。感觉苏东坡像是要把自己这么久以来累积的不爽，都发泄出来一样。

是的，年轻人抒发不爽可以理解，但我们代入一下，如果你是上司，做了一些功绩，想要让你的下属来记录一下，结果收到了这篇文章……你作何感想？

陈希亮看了这篇文章，笑了笑，跟身边的幕僚说：“我跟苏轼是老乡，跟他爸也熟，算起来，还比他爸大一辈。我亲近他爸，就像是看儿子一样。所以看他，就像看孙子一样。我看他年少成名，心气太盛，所以平日里对他严苛一些，是希望他不要自满。没想到这孙子还不开心了。”

然后，他嘱咐幕僚，将这篇文章不改一个字，全部刻成碑文，立在台前，永久留存。

他详细记录了陈希亮从政三十多年以来，秉公执法，明察秋毫，开仓赈民，为百姓办事，严惩贪官污吏，架设汴河飞桥，每次任满离境时，父老们都洒泪相送的事迹。

当回忆起自己与陈公共事的往事时，他说：“那个时候，我年轻气盛，少不更事，经常跟陈公争论，以至于言辞激烈，面红耳赤，现在想想，很是后悔。”

而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苏东坡为陈希亮写下这篇传记的时候，是元丰四年（1081）。当时，他刚进入被贬黄州的第二个年头。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惨痛教训，当他再回过头想起自己职场初期那段轻狂傲慢的经历时，才有了这样深沉的感受啊。

我想起自己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横冲直撞，那个时候一心只想展现自己的才华，见到不平的人和事，也完全不会柔和地处理，直到一次次撞了南墙，才明白强大处下、上善若水的意义。

我在讲《庄子·逍遥游》的视频里曾经说过《易经·乾卦》的第一爻：初九，潜龙勿用。

也许曾经遇见过的、那些刁难我们的上司，也是上天派来雕琢我们心性的贵人。雕琢的过程肯定是煎熬的，但说不定通过这个考验之后，会有更大的礼物呢。

究竟是什么在决定我们的命运？

是什么正在决定我们的命运？

乌台诗案——苏东坡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我们本章开头说到的，让他差点想要跳湖自尽，差点就扛不住的一场人生灾难。

乌台就是御史台，之所以叫“乌台”，是因为御史台中有柏树，常有一群一群的乌鸦栖居其上。我们想象一下它们乌泱泱飞起来的画面，那感觉着实有点瘆人。

而之所以叫“乌台诗案”，就是因为这件事，是在御史台上班的监察御史何正臣等人发起的弹劾，他们说，苏东坡在给皇帝的《湖州谢上表》里有不当的言语，好像在讥讽朝政。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皇帝说：“真的吗？”

他们说：“真的，而且你看，他写的诗，这句这句，他写给别人的信，这句这句，通通都是在讽刺皇上您啊！”

皇帝说：“那就押解回京来审问吧。”

以前，我们大多会认为，乌台诗案是苏东坡被小人陷害，是他因言获罪，且是强扣在他身上莫须有的罪名，但如果我们把他的人生拆开来更细致地去看，就会发现：

而换一种角度来看乌台诗案，对我来说意义最大的地方在于，通过他人的经历，去思考自己的人生。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苏东坡的开局特别好。

他先是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答卷，打动了当时礼部省试的主考官欧阳修，甚至让他在给点检试卷官梅尧臣的信里，说出“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这样的话，并且认为，三十年后的文坛，没人会记得他，但是大家都会记得苏轼。

进士及第后，苏东坡又在欧阳修的引荐下结识了韩琦、富弼这些他小时候只能在书里看见的当朝大英雄、大圣贤，并且，他们都以国士的礼节待他。他当时的文章，一写出来就全城传诵。

四年后的制科考试，他更是以北宋开国百年第一的成绩名震京城，宋仁宗开心地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我们设想一下，一个初出茅庐、二十几岁的青年，从眉山小城来到繁华的京城，都还没怎么见过世面，就用自己的才华征服了当朝最高统治者，结识了朝廷最核心的机要大员，他们都欣赏他、看好他。

任何一个人在这样一飞冲天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不内心骄傲、春风得意、自命不凡呢？

但当他因父丧回乡丁忧三年，再回到京城后，世界不一样了。

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付诸实践，虽然苏轼兄弟也主张改革，但他们并不同意变法中的一些激进措施。

如果我们去看那个时候苏东坡写下的文章，再对比乌台诗案之后的黄州时期，乃至他重回京城之后所写的文章，就会发现，真的很不一样。

他在凤翔任上写下两千多字的《思治论》，开篇就是“方今天下何病哉”，现在天下出了大病啊！并且痛斥当今的士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肯有所作为，都因为想要自保而不再去立大志、谋大事。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举而无功则疑，再则倦，三则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顾而莫肯为者，非其无有忠义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术谋虑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难成而不复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于不立也。今立而成矣。

那个时候的他，是锋芒毕露的。看不惯的事，他就直接提出，从不讳言。

他看不惯王安石变法中兴学校变科举的做法，就写了《议学校贡举状》。

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无知人之才，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自古尧舜以来，进人何尝不以言，试人何尝不以功乎？议者必欲以策论定贤愚、决能否，臣请有以质之。

他不认可宋神宗减价买灯的做法，就写下了《谏买浙灯状》。

然大孝在乎养志，百姓不可户晓，皆谓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体则甚大。凡陛下所以减价者，非欲以与此小民争此豪末，岂以其无用而厚费也？如知其无用，何必更索？恶其厚费，则如勿买。

当他发现神宗采纳了自己的意见后，深受鼓舞，于是写下了更为直白、全面批评新法的7500多字长文《上神宗皇帝书》。

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强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

这还不够，他继而写下《再上皇帝书》，言辞更加激进。

他说：“陛下自去年以来推行的新政，都不是按照治世的方法去做的决策。”

他说：“帝王改过自新，难道就是这样的吗？”

他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如果全力推行，那就离亡国不远了。”

他甚至在最后，用魏晋时期的奸臣贾充专权来影射当朝，就差报出王安石本人的“身份证号”了。

而且他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居然要挟皇帝说：“现在天下的聪明人，都在观望陛下的态度，以此来决定自己的进退。”这意思就是，如果你不罢免王安石这个小人，那有很多“能人”可能就要离你而去了。

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帝王改过，岂如是哉？臣又闻陛下以为此法且可试之三路。臣以为此法譬之医者之用毒药，以人之死生，试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岂非陛下赤子，而可试以毒药乎！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

昔贾充用事，天下忧恐，而庾纯、任恺戮力排之；及充出镇秦凉，忠臣义士，莫不相庆，屈指数日，以望维新之化。而冯紞之徒更相告语曰：“贾公远放，吾等失势矣。”于是相与献谋而充复留。则晋氏之乱，成于此矣。自古惟小人为难去。何则？去一人而其党莫不破坏，是以为之计谋游说者众也。今天下贤者亦将以此观陛下，为进退之决。或再失望，则知几之士相率而逝矣。

我们且不论苏东坡的政见正确与否，而是站在人性的角度上，倘若你是王安石，你正锐意改革，要做一件大事，而在推进过程中，这个人总跟你公开唱反调，关键的是，他还有一定的影响力，请问：你是否会对他有所忌惮？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苏东坡的外放，就显得很合常理了。

北宋时期，官员外放通常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正常的职务调动，是为了锻炼官员的行政能力，累积施政经验，以获得回朝后更大的升迁；还有一种就是在政治斗争中，尤其是政见不合时的一种边缘化处理方式。

苏东坡，显然属于后者。

所以，他不开心啊！

我好歹也曾自许栋梁之材，想做出一番大事业。你不仅让我离开中央，而且离开就离开吧，却在离开之前给我罗织了一堆罪名，说我在服父丧返乡途中贩卖私盐，做生意，还向地方借用兵卒……

虽然这些到最后都查无实证，但正应了现代非常流行的那句话：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并且，在不同地方为官的这十几年里，他在一线看见了新法在施行过程当中的利弊，对此就更有自己的看法了。

但是以他当时的官职，连京城都进不去，除了每到一个地方照例给皇帝的谢表，他几乎没有上呈天子的机会。

而当时，王安石罢相，宋神宗亲自主抓变法，谁反对，谁自然就成了炮灰。

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只知道，他是因为《湖州谢上表》里发的牢骚被抓，由此引发的乌台诗案，但事实上，这仅仅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在十几年间的诗词文章里，那种不吐不快，但是又无法全然吐尽，只能明里暗里地讽刺、不爽，以及对自己的境遇表达不满的文字，简直给他的对手太多抓住“把柄”的机会了。

我们都知道，宋朝雕版印刷普及，民间出版开放，苏东坡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这本新刊发行之后，更是给他的对手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收集他“罪证”的材料源。

苏东坡的乌台诗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起以出版物为罪证的著名文字案件，这帮御史从苏东坡的诗词文章里发现了一百多首他们认为存在政治问题的文字。

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

随便拉出几处，就足够让苏东坡被关几天“小黑屋”的。

今天，我们总觉得乌台诗案是苏东坡生命里很大的一个挫折，但当我们回溯他的人生，尤其是他参加工作之后这十几年的故事时，我们就会发现，他的个性，已经决定了乌台诗案是一场必然的灾难。

甚至我们把苏东坡的生命剧本拉得更长一点，就会发现，他后期被贬谪到惠州、儋州，也不是平白无故的。

他有过一句很准确的自我评价：

自笑平生为口忙。

说个题外话。

当他从黄州的低谷走出来以后，曾经有一次经过泗州，和太守郊游，逸兴遄飞地写下一首《行香子·与泗守过南山，晚归作》。

北望平川。野水荒湾。共寻春、飞步孱颜。和风弄袖，香雾萦鬟。正酒酣时，人语笑，白云间。

飞鸿落照，相将归去，澹娟娟、玉宇清闲。何人无事，宴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乱，使君还。

“望长桥上，灯火乱，使君还。”太守一看，坏了，赶紧跟苏东坡说：“法律规定，在泗州夜经长桥者，徒刑二年，你还敢写成文字啊，赶紧收起来吧！”

苏东坡戏谑地说：“我这一生，开口便是罪过，判起来何止两年。”

所以，我们改不掉的个性，其实，已经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我想，乌台诗案中，苏东坡一定很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口无遮拦。在一个接一个城市的外放和贬谪中，他也一定很憋屈，自己这一腔才华与报国热情无人欣赏。但走过之后再回望，也许没有这些灾难，也就不会有此后对待生命的释然和风轻云淡。

然而，我有一个问题：

假如你是苏东坡，你提前看过自己此生这跌宕的、饱受磋磨的人生剧本，也知道这一次灾难也许会带给你另一个重生的机会，那么——

若不了解他的最低谷，便不能理解他为何能成为高峰。

元丰二年（1079）七月二十八，这日子可能和苏东坡相冲。

那天他刚好逢休假，没去上班。

他的府衙里吵吵嚷嚷地来了一拨人。打头的那个，叫皇甫遵。

他受了新党骨干、御史中丞李定的派遣，前来拘捕时任湖州知州（相当于湖州地方行政“一把手”）的苏东坡。

只见皇甫遵径直走进府衙，穿戴整齐，靴袍加身，手持笏板，站在庭院中环顾四周。他的两边，站着身着白衣、头戴青巾、神色凶恶的两名御史台狱卒。

就这点人手，居然还搞得气焰嚣张：“苏知州呢？让他出来！”

苏东坡对自己的命运其实已经提前有了预知。

可能也是上天对他不薄，想给他一点喘息的空间。当时，逮捕他的消息被他的好朋友、驸马都尉王诜先知道了，于是王诜让人快马加鞭跑去南京通知苏辙，苏辙又立即命人赶往湖州，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哥哥。

因为皇甫遵一行人行进迅速，本来消息是难以赶上的，但恰逢他儿子在途中生病，耽搁了半日，这才使得王诜的消息能提前一步让苏东坡知道。

然而即便如此，苏东坡还是着实被惊到了。

宋人孔平仲所著笔记《孔氏谈苑》，对这段故事的记载非常详细。

虽然这是一篇笔记性质的著作，难免加入个人主观的看法，但因为孔氏与苏东坡生活在同一时代，与苏子身边的人有所亲近，他的记述在一定程度上应是贴近当时的历史情境的，所以，我用了他所记载的这一段故事。

苏东坡吓得不敢露面，他活了四十多年，哪里见过这个阵仗啊！你想，他曾经是文章一出来就满大街疯传的北宋开国百年第一，他是民众爱戴的“市长”，是读书人谁都想结识的大文豪啊……

而现在，他要被抓了。

那……那我要穿什么衣服？我要不要跟家里人告个别？我……我会死吗？

他和副手祖无颇商议对策。祖无颇说：“事已至此，别无选择，只能出去面对。”

至于要穿什么，苏东坡原本认为自己已经获罪，那就不宜着朝服相见，还是祖无颇镇定，他劝苏东坡：“现在还未明确定罪，您依然是朝廷命官，那就应当按照正式场合，穿上朝服。”

苏东坡终于站到了庭院中，等待皇甫遵宣读公文。

结果皇甫遵阴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他身后那两名御史台狱卒也把朝廷的文书台牒藏在衣服里，就像藏着一把匕首那样。

院子里，死一般沉寂。

良久，苏东坡开口请求道：“苏某历来给朝廷添了不少麻烦，今日之事想必是要赐死。死我自然不会推辞，但能不能允许我回家，跟家人告个别？”

皇甫遵似笑非笑：“苏知州，不至于。”

还是祖无颇脑子好，他上前一步，询问道：“太博肯定带来了文书，可否一看？”

皇甫遵斜眼问道：“你是谁？”

祖无颇道：“哦，我是这里的通判。”

于是，皇甫遵慢条斯理地把台牒交给祖无颇。

祖无颇打开一看，发现里面的内容只是普通的传唤使令而已，并没有直接定罪。

一封普通的传唤命令，何以让一个八品官员如此嚣张？

因为他是苏东坡啊，“大明星”从神坛上跌落，落到皇甫遵的手里，虽只是经办，但也许这是他一生中难得的，可以释放甚至放大他权力欲的时刻。

这种变态的得意，已经压不住了。

皇甫遵催促苏东坡启程，并让他带来的那两名狱卒上去看管他。祖无颇亲眼看着，一个在任的父母官，一个曾经耀眼过的“文坛明星”，现在就像犬鸡一样被人驱赶。湖州的老百姓听闻这个消息，都前来送行。不可否认看热闹的亦有之，但大部分人还是同情的。

许多人都哭了。

他们从湖州一路坐船北上，还有一队人马直接到苏东坡家里去抄家，把那些文字、书信全都翻出来。不仅如此，御史台还专门发文给各个地方政府，抄底苏东坡所有的关系链，那些跟他有来往的人，你们之间的通信全都交出来！在如此严厉的情况下，还有什么人敢隐讳，即使片言只字，也都一一缴纳。

押解苏东坡的船到了太湖，因为船舵有问题停下来修理，大半夜靠在鲈乡亭边，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于是，就有了我们本章开头的那一幕。

苏东坡心想，这一去，事不可测，还不知道要连累多少朋友多少亲人。我这辈子所有的名誉，也许经此一难，便将毁于一旦，人生还有何望呢？不如，眼睛一闭，纵身入水，一了百了吧！

也许我们今天就再不会有《赤壁赋》《后赤壁赋》，不会有“大江东去”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不会有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不会有“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不会有“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哲思，更不会有“东坡肉”“东坡鱼”这些美食，甚至连“苏东坡”三个字都不会有……

因为那个时候，他还不叫苏东坡。

我们要庆幸的是，苏东坡最终没有自杀。

但那时候的他也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长达一百三十天高强度的精神折磨。

他被关到了御史台的监狱里，按他自己的话说，伸手就能碰到墙壁，像坐在一个百尺高的井里。

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

起初，他们还比较客气，让苏东坡自己招供，有哪些文字是在讽刺朝政的。

苏东坡说：“那可能只有这里面有几句话欠妥。”

当月二十日，轼供状时，除《山村》诗外，其余文字并无干涉时事。

什么，只有这个吗？只有这个我怎么交差？

你好好想想啊，自己讲，坦白从宽，不要等我们找出来！

苏东坡想破脑袋，都想不出还有什么。

没有吗？没关系，有的是人举报你！

当时的副宰相王珪就有告发，苏东坡曾经给一位王姓秀才写过一首诗，说他家门前的两棵桧树根系缠绕，像是蛰龙一般。王珪就跟皇帝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

这不是有二心吗？

一时间，天下好事之人掀起一股“找苏东坡茬”的风潮，“大V”倒了，还不去蹭蹭流量吗？

安徽灵璧县有个芝麻绿豆官，说：“皇上啊，我要揭发，苏东坡之前在我们这个园林里题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几句在劝人不必热衷做官，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乏进取心啊，这个要不得啊！”

我们看看当时弹劾苏东坡的文字都是怎么写的。

御史中丞李定，开篇就写：苏轼这个人，本来就没什么学术造诣，而且滥得时名——仅凭偶然的机会获得了一时的名气，通过特殊的科举途径，才得以进入儒学馆任职。

他列举了苏东坡四条不可饶恕的罪状，其中写道：苏轼的文章虽然说得不中理，但是有煽动性啊！

御史舒亶更是直接列举了苏东坡诗文中疑似讥讽新法和皇帝的句子。

他说：陛下您给贫民发钱，帮助他们回乡从事农业生产，结果苏轼就在诗里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暗指这些政策成效有限，还是有多人留在了城市里；陛下您推动水利建设，结果苏轼还说风凉话“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言下之意是您即便这样做了，也难以将盐碱地变成良田；陛下您严格管理盐务，他却抱怨最近的盐禁让民间产生了很多不便，您看他这句诗“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舒亶还同时给皇帝呈上了苏东坡已印行的三卷诗集，并适时地跟了一句：苏轼这些言论，小则被雕版印刷，大则被刻石立碑，传播于国内国外，他还觉得自己挺有才华。

这些臣子太明白，对统治者而言，他所忌惮的并非反对之声，而是这些反对之声的发声者，是否有足够的影响力和煽动性。

就如同《元城先生语录》里对这件事的评价：

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神宗皇帝从原本的犹豫，到最后不得不决定彻查。

于是这帮御史从苏东坡的诗词文章里，搜集了一百多处他们认为存在政治问题的文字。

这段文字是什么时候写的？给谁写的？为什么这么写？这样的感触从何而来？用了什么样的典故？为什么用这样的典故？它们是不是有什么内在含义？你是不是想要讥讽朝廷的新政……

对作者而言，也许很多文字是他当时情绪到了，写过也就忘了。

但那一刻的苏东坡却被命令：想，给我好好想！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乌台诗案的主要弹劾者李定，在审讯苏东坡的过程中，有一天突然跟身边人讲起这个案子。

他说：“三十年来所创作的文章诗词，包括所引用的经典传记，无论被问及哪一句，苏轼都能立即回答，没有一个字的差错。”

连一个如此想置他于死地的政敌，都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苏轼真是天下奇才啊！

乌台诗案是怎么审讯的呢？

这里就需要提到宋代的司法制度。

宋代的审讯和判决其实是由不同的官署来完成的：御史台负责调查、审讯，出具“供状”；大理寺则出具“判词”，也就是针对“供状”所述，找到当时相应的法律条文，来进行判决。而当御史台和大理寺意见发生矛盾的时候，就要交由“审刑院”来复核。

所以第一步，御史台的审讯就很重要。

怎么让你说实话，说到什么程度，这份供状怎么写，都关系到后面的结果。

苏东坡的这件案子，不仅仅涉及他本人，因为有大量的来往信件，所以每一位和他通信过的人，你们之间交往程度有多深，是不是也对新法颇有微词，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甚至小到你们相互有没有什么礼物馈赠……这些细节，苏东坡都必须一一交代，不能有半点遗漏。

我们今天去看学界通常研究乌台诗案的重要史料——朋九万的《东坡乌台诗案》（本篇诗案始末细节均出于此），这份供状里的描述，足以让我们想象当时苏东坡身心受到的摧残。

一今年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州勾摄轼前来，至八月十八日，赴御史台出头。当日准问目，方知奉圣旨根勘。当月二十日，轼供状时，除《山村》诗外，其余文字，并无干涉时事。二十二日，又虚称更无往复诗等文字。二十四日，又虚称别无讥讽嘲咏诗赋等应系干涉文字。二十四日，又虚称即别不曾与文字往还。三十日，却供通自来与人有诗赋往还人数姓名。又不说曾有黄庭坚讥讽文字等因依。再勘方招外，其余前后供析语言因依等不同去处，委是忘记，误有供通，即非讳避。

苏东坡一开始并不想连累别人，于是中间有很多省略，也就是供状中所言的“虚称”。

但是二十日“虚称”，二十二日“虚称”，二十四日“又虚称”，三十日才交代了若干人，中间还少说了黄庭坚。一直到最后，“再勘方招”。

还有他的《杭州观潮五首》。供状里说，二十二日“虚称”，二十四日“再勘，方招”。

轼八月二十二日在台，虚称言盐法之为害等情由，逐次隐讳，不说情实。二十四日再勘，方招。

还有他和司马光的交往。供状里说，司马光对新法有意见，但是却没有公开表态。九月三日的审讯，“虚称”，直到再次审讯，“再勘方招”。

司马光字君实，曾言新法不便，与轼意合。既言终当进用，亦是讥讽朝廷。新法不便，终当用司马光，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攻击。九月三日准问目，供讫，不合虚称无有讥讽，再勘方招，其诗不系降到册子内。

一次次从“虚称”到“再勘方招”，这中间发生过什么，我们很难知晓。

甚至为了一首曾经寄给当时驸马都尉王诜的《开运盐河诗》，苏东坡从九月二十三到二十七日之间，被足足问了五天，“方具实招”。

这五天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他们是如何一步步逼问，一步步施压，甚至有没有动过刑，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当时，在苏东坡的牢狱边上，关着另一位士大夫，叫苏颂。他后来写诗形容当年他看到、听到的苏东坡在牢里的遭遇。

却怜比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一个堂堂太守，一个风度翩翩的文豪，被诟辱通宵。

如此反反复复高强度的精神折磨，苏东坡已濒临崩溃。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活到明天，就更不用说对出狱抱有期待了。

他想过绝食求死，也偷偷把日常服用的青金丹藏了一些起来，准备哪一天如果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就一次性把它们都吞了，超量服用，以求自尽。

当时苏东坡的大儿子苏迈每天给父亲送饭过来，父子俩就悄悄约定，平常就送蔬菜和肉类，一旦得到不好的消息，就送条鱼作为暗号。

结果某一天，苏迈因为钱花光了，去找人借钱，就请了一位亲戚代送餐食。这位亲戚也许是想改善一下苏东坡的伙食，于是烹了一尾鲜鱼送去。

苏东坡以为死期将至，一下子绝望了。

他写了两首绝笔诗，诗里尽是对家人的挂念和愧疚，以及对他们未尽之责的遗憾。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自注：狱中闻杭、湖间民为余作解厄道场累月，故有此句。

这两首诗写得字字泣血，我把它们糅合成两段不一定能达意的译文：

贤明的君主如春天般照耀万物（这句颇有劫后的复杂情绪，我猜想他可能知道自己的诗在身后会被皇帝知道，因此这么写），而我这个愚昧的小臣却只顾自身安危。御史台的夜晚寒气如霜，风吹动铁链声声凄凉。月色苍茫，我在半梦半醒中，思绪飘向了远方。我看见自己的性命就像在火上烧烤一样煎熬，梦中那个眼神锐利的少年，是我的孩子啊，那个身穿麻布粗衣的妇人，是我的老妻啊……我愧对你们！

我可能要提前离开这个世界了，可怜一家十几口无处可归，平添他人负担。子由我弟，百年以后，把我葬在浙江西边的桐乡吧，我听说那里的人们听闻我入狱，都在为我祈祷。其实贤弟，哪里都有一抔黄土能埋葬我，只可惜到了风雨之夜，只能留你独自伤悲了。我愿来生与你做兄弟，再续我们未竟的情谊。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想问：苏东坡，真的会死吗？

要庆幸的是，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

在苏东坡下狱期间，一场针对他的营救也在紧张地进行中。

首先就是弟弟苏辙。他哀求皇帝说，愿意用自己所有的官职，来换取哥哥的一条命。

惟兄弟之亲，试求哀于陛下而已。臣窃哀其志，不胜手足之情……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但得免下狱死，为幸。

当年仁宗在制科考试之后，兴奋地跟自己的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这句话，皇后一直记着。神宗时期，曹皇后已是太皇太后，她当时病重，皇帝希望用天下大赦来给她祈福。老人家说：“不需要大赦天下凶恶之人，我只希望你放了苏东坡。”

甚至当年苏东坡的政敌们也纷纷上书。

王安石已经退休南京，也写信给皇帝说：

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舆论分成两派，但真正的裁决，还需要走司法程序。

苏东坡从八月十八日被关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便开始正式提讯，一直到十二月的时候，案件才进入判决阶段。

大理寺的初判，是“当徒二年，会赦当原”——相当于有期徒刑两年，但因为朝廷发出赦令，他的罪可以赦免——也就是说，不用罚了。

这个判决，直接让御史台跳脚：

难道我们这几个月没日没夜的活儿都白干了吗？！

于是，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直接找到皇帝，他们并没有反对司法判决，而是向皇帝强调了苏东坡的犯罪动机，以及苏东坡本人可能造成的影响力。如果这件事就这么算了，那其他人会怎么看？反对新法的人，是不是都让他们畅所欲言？

话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很明白，乌台诗案本身所代表的政治意义，已经不仅仅涉及苏东坡本人，御史台一方面反对大理寺的判决，要求审刑院复核；另一方面，他们继续提审苏东坡，挖掘他更多的罪证。

于是我们在供状中，不仅看见了苏东坡的各类往来文字，甚至还看见了许多他和别人，比如驸马都尉王诜的礼物和财物往来。里面非常琐碎地记录了他们互赠的东西，官酒、果子、弓箭、茶药、纸笔、墨砚……甚至包括苏东坡向王诜借的钱。

原本是诗案，却渐渐牵扯其他的部分，似乎是要将苏东坡与王诜的亲密关系给坐实。因为当时有规矩，士大夫不能跟皇亲国戚往来过于密切，但苏东坡与王诜私交如此之好，不免会让人产生联想。

目的达到了吗？

我们看看审刑院复核之后，最终的判决结果。

简而言之，就是当徒二年，会赦当原，再加一个皇帝“特责”。

基本上等于维持原判，但皇帝不爽（其实主要是考虑政治影响），所以特别加了一个惩罚——

奉圣旨：苏轼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至此，给苏东坡泼了一身脏水的乌台诗案，终于告一段落。

在诗案中被牵连的有很多人。驸马王诜被革除官爵，贬到均州；苏辙也被降职，贬到筠州；王巩，就是苏东坡为他的歌女柔奴写下“此心安处是吾乡”的那位好友，也被发配西南。其余人等，如张方平、司马光、范镇、黄庭坚，重者罚铜三十斤，轻者罚铜二十斤。

在四十四岁以前，是万人仰慕，是北宋新星；在四十四岁以后，是“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是“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东坡被迫在苦难的生活里扎根下去，却没想到的是，那里，长出了一棵艺术的参天大树。

1. [北宋]苏轼《张文定公墓志铭》《刑赏忠厚之至论》《陈公弼传》《客位假寐》《凌虚台记》《湖州谢上表》《范文正公集叙》《思治论》《议学校贡举状》《谏买浙灯状》《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行香子·与泗守过南山，晚归作》《晓至巴河口迎子由》《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2. [北宋]苏辙《为兄轼下狱上书》

3. [北宋]曾巩《刑赏论》

4. [北宋]欧阳修《与梅圣俞》

5. [北宋]孔平仲《孔氏谈苑》

6. [北宋]叶梦得《石林诗话》

7. [南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

8. [南宋]朱弁《曲洧旧闻》

9.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10. [南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

11. [南宋]陈鹄《耆旧续闻》

12. [宋代]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及其他二种》

13. [元代]脱脱等人《宋史·苏轼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