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上坎”，乃是城市形成之前早已存在的地貌。A市的原点只不过是一个小渔村。渔民们建立家园，自然不会选择远离江边的高丘之处，所以A市的中心区也便形成于平地。后来，一批批有钱的外国人接踵而至，那高丘之处随即出现了由他们所建的洋楼及欧式住宅。再后来，从高处至低处，出现了一条条纵向的马路和街道，坡陡的高处曰“冈”，坡缓的高处曰“坎”。到了那一年，全市至少有二三十条坡度较缓的长长短短的马路和街道，住在坡下的人家，大抵习惯将住在坡上的人家说成是“上坎”人家。

郑娟家并不住在“上坎”。“上坎”自有其横向的街道，两旁多为有门前小院和进门台阶的俄式房屋，或砖砌的或“板夹泥”的，都已老旧，小院不再是美观的栅栏围成的。当年规格一致的木条被树皮、树枝、铁丝之类杂七杂八的东西取代了，台阶也大抵破损塌陷，却仍能使人联想到它们当年的好看。如同曾经的美人，虽已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一眼就能看出当年准是美人胎。它们的主人也不再是流亡的老俄国人，他们一批批被遣送回苏联去了。新主人们以A市的中小知识分子和中小干部为主——老资历的中学教师、新政权任命的校长、报社出版社的老编辑、医生、区里的科长、派出所所长、国企小厂的厂长等。有些住房是分配给他们的，属于公房，有些则是他们在老俄国人不得不走时买下的。买下的多是知识分子人家，当初价格便宜得很，几乎等于白给。但再便宜，那也是一般老百姓望洋兴叹之事。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比如大学教授们，大医院的院长、名医们，处级及处级以上干部们，他们很少有住在共乐区的那样一些“上坎”街道的，而是住在市中心区更理想的街道更理想的住宅里。

郑娟家住在那一处“上坎”坡下百米左右的地方。那地方的坡路右边，斜刺里产生了一条胡同，曲里拐弯的，约一里半长。那种胡同，不能与北京的胡同以及南方城市的弄堂相提并论。后一类胡同，不论多么窄，两旁的房子都是砖或木结构的。郑娟家住的那条胡同里根本没有砖房，也当然不会有南方才有的木结构房了——约一里半长的胡同两旁，挨得非常紧密的土坯房几乎连成了两道黄泥墙，家与家户与户的分离，完全由那种黄泥墙上开出的低矮而朽残的门来显出。那条胡同的家家户户也曾有过门牌号，二十多年过去了，再就没更新过。若使每户人家都有门牌号，将是一件特麻烦的事。曾有过的门牌号所剩无几，要发现一个得在最佳距离用望远镜慢慢寻找。

“上坎”是由黄土层形成的。黄土是脱坯的理想土质，脱坯盖房子是最省钱的方法。穷人缺的是钱，有的是力气。先后几批穷人，不约而同地相中了那地方。他们就地取土、脱坏，于是一户又一户穷人们的家便在那地方接连出现了。穷人之所以为穷人，除了穷，还表现于他们对人生并无所谓长远考虑，基本上都是过一天算一天的活法。对于家，用他们的话说是“住处”，也断不会有多高的想法。他们当初经历战乱、逃荒而驻足于城市，主要是为了寻条活路。对于“住处”，所持往往是暂时能住就行的态度。设身处地站在他们当年的角度想一想，不持那么一种态度又能怎样呢？像周秉昆的父亲那样的农民，在他们中少之又少。何况周家在农村时是较富裕的中农，他父亲闯关东时是带了十几块大洋的。既是暂时的住处，那些仓促而建的土坯房就都很小，也很矮。添丁增口了，孩子长大了，实在住不开了，只得又脱坯，加盖一间半间的。四周空地少了，便只能见缝插针马马虎虎地盖成，于是家家户户连成一体，再无空地了。所留的走路的地方，越来越窄，有的地方窄到仅一米多宽。

直至“上坎”的一些人家联名抗议，街道委员会贴出了布告，胡同里的人家就地取土脱坯的现象才算终止。因为已将“上坎”的斜坡铲出了十几米高的黄土绝壁，继续下去，“上坎”的某些房屋必定坍塌。“才算终止”并不等于彻底终止了，即使胡同里的人家不再加盖屋子了，每年总还要抹抹墙吧？那就还是要从“绝壁”上往下铲土的。街道干部们解决不了他们抹抹墙的实际问题，通常睁只眼闭只眼。而“上坎”人家与胡同里的人家，争吵不断，有几家早已互相视为仇敌了。总而言之，与那条胡同的人家相比，住在光字片的人家，反而应该备感幸福，知足常乐了。

秉昆在胡同里往返一遭，没找到郑娟的家。他不愿贸然敲开哪一家来询问，不想使人猜疑到自己与郑家有什么关系。胡同里的泥土小路一段高一段低，被雪壳盖得严严实实。人脚踩实的雪壳硬且滑，他跌倒了一次，幸而反应敏捷，拎着布包的手及时高举，摔疼了屁股，但鸡蛋没受损失。

他正感到懊丧，一个少年不知何时出现了。那少年坐在自家门旁的煤堆上，手举一片圆形的玻璃对着太阳望。那天虽然挺冷，却是冬季里的一个晴日，太阳很亮。

他走到少年跟前，弯下腰问：“小朋友，知道郑娟家是哪家吗？”

少年手中的圆形玻璃是一片磨薄了的茶色瓶底。少年将瓶底揣入兜里，又掏出片蓝色的同样磨薄了的瓶底，继续对着太阳望，仿佛没听到他的话。

他这才看出，那少年是盲人。迟疑片刻，他又问了一遍。

盲少年这才说：“你不是我朋友，我没朋友。”

秉昆愣了愣，商量着说：“咱俩是不是朋友倒没什么关系，只要你告诉我哪一家是郑娟家，我下次来会带给你许多瓶底，替你磨好了的。”

盲少年的头这才转向他，拿瓶底的手却仍举着，以成人般的郑重语气说：“那你先告诉我，你是干什么的？找她什么事？”

盲少年的话令周秉昆又迟疑起来，他完全没料到一个盲少年对他问的话竟会持那么慎重的态度，简直可以说不但慎重，且有几分警惕。但唯有这么一个盲少年可问，便只好交谈下去。于是他说，自己并不认识郑娟，不过是受人之托，给郑娟送点儿东西。

“可，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盲少年那只手不举着了，在嘴前哈了哈，用另一只手搓了搓，揣入袄兜里了。秉昆随之听到他兜里发出一阵玻璃片相碰的响声，显然他兜里还有些那样的玻璃片，而隔着那样的玻璃片望太阳大约是他经常做的事。

秉昆诚实地说：“知道。”

盲少年又问：“知道你还受人之托啊？如果是给她送来涂志强的什么东西，那你干脆就别送了，那不是又会使她伤心吗？”

秉昆失去了耐心，生气又诱惑他说：“哎，你这小瞎子到底想不想告诉我啊？如果你告诉我，我给你鸡蛋！”

盲少年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睁大了，分明受到诱惑，却还在考虑什么。

这时，从胡同口的坡上，有一老妪推着载有冰棍箱的小车缓缓而下。冰棍箱上用草绳一道道绑着火把似的插棍，其上插着十几支糖葫芦。冬季毕竟不比夏季，冰棍难卖，卖冰棍的多是两样都卖。尽管那老妪小心翼翼，小车却还是向一旁滑去。周秉昆怕她连人带车翻入沟里，急忙上前，先替她推下小车，接着又把她扶了下来。

老妪指着盲少年说：“那是我儿子，我到家门口了，多谢你了啊。”

盲少年说：“妈，这个人他要找我姐。”

周秉昆看一眼那老妪，再看一眼那少年，又一阵发愣——想不发愣都不行。

老妪说：“那，有什么事儿进家说吧。”

听了这话，秉昆不禁在心里谢天谢地。

郑家有两道门。第一道歪斜的破门，是北方人叫“门斗”的小小空间，无窗，黑咕隆咚的，三四平方米大的地方，堆着蜂窝煤、劈柴、冻白菜、冻萝卜什么的，架子上倒扣着水桶。冰棍箱子也放在门斗。

进入第二道门，便是住屋。郑家只有一间住屋，十五六平方米，火炕占去了一半地方，窗子在连着炕的一面墙上，仅四指宽的窗台。窗台以上的玻璃结着冰，为了防止融化的冰水淌到炕上，窗台被抹布卷和布条卷全部侵占了。地上，锅台和碗橱占去了另一半面积。有张旧桌子，一把让人看上去不敢往下坐的破椅子，还有看上去同样不结实的脸盆架。此外，再无其他什么东西。连箱子也没有，夏秋所穿的为数不多的衣服，叠放在炕的一角。

炕上铺着几张报纸，报纸上堆着山楂，一个穿件红毛衣的二十一二岁的姑娘——不对，应该说是小媳妇——也不对，确切地说是小寡妇，坐在炕上，正用竹扦穿山楂。她那么做前，先用小刀将山楂一个个切开一道口子，挑出里边的核儿。她的毛衣很旧了，几处地方开了线。她没穿棉裤，只穿条旧的花布衬裤，也没穿袜子。

秉昆进门后，小寡妇停止了正做着的事，极为吃惊地瞪着他。秉昆看出她还没洗脸没梳头，看出了她在一个陌生男子讶然的目光下的狼狈不堪，也看出了她内心里的羞臊。而他的惊讶是因为，自己没料到她还是一个美人。他看着她呆住了，想到了自己的姐姐。在他看来，除了她脸上没有书卷气，此外她的美绝不逊于自己的姐姐。区别是，自己的姐姐有张眉清目秀的脸，一双大眼睛总是很有神，目光总是那么自信，给人以意志坚定难以驾驭的印象；而眼前的郑娟有张蛾眉凤目的脸，像小人书《红梦楼》中的小女子，目光里满是恓惶，仿佛没怎么平安无事地生活过似的。她的样子，会让一切男人惜香怜玉起来，周秉昆当然也不能例外。

郑娟扯过她的棉衣盖住了脚和小腿，满是疑虑的目光转向了母亲。

郑母拍拍炕沿，意思是请秉昆坐下。也没别处可坐，秉昆就拘束地半坐在炕沿。这样他可以不和郑娟面面相对，他仿佛有种被催眠的感觉。

郑母在椅子上坐下了，她的盲人儿子摸索着蹲到她跟前，摘下她的棉手套替她搓手。

秉昆担心地说：“大娘，别坐那儿，坐这儿吧。”

他也拍了拍炕沿。

郑母说：“没事儿，别看这椅子破，挺经坐的。”说完才将目光转向女儿，打消女儿顾虑说：“这小伙子心眼好，见我推着冰棍箱下坡，跑过去替我，还扶着我下的坡。要不，我连人带冰棍箱子栽到沟里了。我要是摔伤了哪儿，咱们一家的日子可怎么往下过啊？”

秉昆已经背对着郑娟了。郑母说时，他看不到郑娟的表情。他极想看到，却又不好在郑母说时扭头看着人家的女儿——尽管她一味说着感激他的话。

他忍不住要打断郑母的话时，郑娟的弟弟开口了。

那盲少年说：“姐，妈的话太啰嗦了，还是听我来说主要的话吧。别人托这个人转交给你东西，所以这个人才来找咱家的。他在门口见到了我，我正替你问他是什么东西，他还没告诉我呢，正巧咱妈回来了。”

依然是一种大人般的口吻，话说得有条有理。

秉昆赶紧接着他的话说：“是啊是啊，是你弟弟说的那样。”

他不禁对那盲少年刮目相看，正想说句这一家三口全都爱听的话，没等想出来，郑娟在他背后开口了。

她说：“你不必成心背对着我了。”

于是秉昆起身坐到炕沿另一端去，这样，他可以看着她了。在他背对她的时候，她已穿上了外裤。但穿的仍不是棉裤，而是一条单军裤，草绿色的确良的。她也穿上了袜子，小腿蜷向身后，成心不让他看到她的脚。刚才她没穿袜子时，他的目光盯住她的脚看了好几秒，看得她如芒在背，恨不能让自己的双脚立刻隐形。

郑母为了使屋里暖和些，起身去捅炉火，一边絮叨：“不让她把棉裤拆了，偏拆了，说春节想穿上拆洗过的棉裤。可倒好，拆了，裤面也洗干净了，又来了活儿。穿两串糖葫芦挣一分钱，为赶在春节前挣几元钱，顾不上做自己的棉裤了……”

郑娟穿的军裤膝部有个指甲盖大的破洞。周秉昆看出，她穿的是涂志强生前穿过的一条军裤，那破洞是涂志强吸烟时掉下的火星烫出来的。涂志强交往挺广，想弄条军裤穿穿，就会有人帮他心想事成。那几年，穿条的确良军裤或上装，哪怕是戴顶的确良军帽，在留城青年中是很时髦的事。

“妈，你别絮叨些没用的了，春节前我肯定会有棉裤穿的。”郑娟目光与话题同时一转，看着周秉昆问：“谁派你来的？”

秉昆苦笑道：“倒也不是谁派我来的，是我自己有几分情愿才答应了的事。”

他简单地将瘸子二人托付他的经过讲了一遍，省略了几乎是被劫持的细节，讲出他们苦苦相求的意味。

最后他掏出信封，放在小布包旁，总结说：“这信封里就是他们让我给你送来的钱，十个鸡蛋是我从自己家带来的。毕竟，我与涂志强哥们儿了一场，快过春节了，算是我的一点儿心意。”

“我当什么呢，是鸡蛋啊，那大娘这厢谢你了啊！”郑母本已又坐在椅子上了，听完周秉昆的话，立即起身拎过去布包想放在别处。

郑娟喝道：“妈，你别！”

郑母竟很顺从，坐下嘟哝着，双手仍捧着布包。

郑娟弟弟也说：“姐，鸡蛋是可以留下的。”

郑娟又喝道：“没你插嘴的份儿！”

弟弟噤若寒蝉，摸摸索索地躲到门斗去了。秉昆不由得低下了头，他不愿看到那小寡妇对母亲和弟弟的凶样子，见证了她的另一面让他有些不快。他偶尔也对自己的母亲那样子过，却是装凶，不是真凶，而她对母亲和弟弟却是真凶。他暗想，如果自己有那么一个懂事又是盲人的弟弟，才舍不得呵斥呢！

他听到郑娟大声说：“你看着我！”

他抬起头，以不快的目光看着她。

“你转告他们，我才不需要他们的可怜！”她那双丹风眼中投射出凛然的目光，咄咄逼人地瞪着他，停顿片刻，加重语气接着说，“我明明白白告诉你，我也不需要你来可怜！全中国现在可怜之人多了，我不认为我是最可怜的。我恨他们！涂志强如果不是跟他们搞到一起，也不至于犯下死罪。那我俩的日子还可以凑合着混下去。带上那钱，别弄脏了我家炕。你走吧！走！快走！……”

周秉昆一时目瞪口呆，如同自己果真是瘸子们一伙，对涂志强的死负有抵赖不掉的罪过似的。

“娟，你听妈劝你几句好不好？”

“不好！……你！……带上钱快给我滚啊！滚啊你！”

郑娟的手直指周秉昆的脸。

秉昆的脸红过一阵后，又变得煞白。

他猛地往起一站，将装钱的信封抓在手里，低着头撞门而去。他像一头被始料不及的枪声和猎狗吠声所惊吓的野兽冲到了外边，不但受到了惊吓，还被激起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愤怒，想要发出狂烈的咆哮。

郑娟的母亲和弟弟跟到了外边。

那老妪说：“孩子你站一下，你听大娘向你解释……那个，那什么，就是钱，她不要，大娘要。求你……给大娘留下吧！我女儿她……他俩并没领过证啊，我女儿她连一个正式的寡妇都不是呀，她肚子里还怀上了涂志强的孩子……如果不是因为撇不下我和她弟，她就根本不愿活了！她那样不是冲你，她是在冲自己的命发火呀！”

老妪脸上淌下泪来，朝秉昆可怜兮兮地伸出一只枯瘦的手，像已完全丧失了耻辱感的老乞丐。

盲少年也从旁说：“我姐以前是好脾气的人，从没对谁发过火。”他的眼中也淌下泪来。

“求求你，别生气……把那钱，给大娘留下吧！……只靠我卖冰棍养活不了我们三口人啊……”身材瘦小的老妪，双膝一弯，分明是要跪下去了。

周秉昆的心顿时软得一塌糊涂，赶紧上前一步，双手将郑母搀住，耳语道：“大娘，我没生气。”

他从兜里掏出信封，递到了郑母手里。她连个谢字都没顾上说，抹着泪，迈着摇摆不稳的碎步进入了歪斜的家门。

盲少年问：“我妈进屋了？”

秉昆说：“是的，她进屋了。”

盲少年又问：“我妈哭了吧？”

秉昆犹豫了一下，尽量以平静的语气回答：“她没哭。”

“我觉得，她是哭了。”

“真没哭。她是长辈，比我妈年龄还大。长辈对晚辈说话时，轻易是不会哭的。”

“可……她是在哀求你。”

“是啊，她刚才是在哀求我。但你妈确实没哭，我不骗你。”

秉昆摸了摸那盲少年的头，不由自主地蹲下，替他擦去流淌不止的泪，竟有些庆幸他是盲人，看不到自己母亲刚才那种可怜的样子。

“你把钱给我妈了？”

“给了，哪能不给呢！”

“那，是不是就证明，你原谅我姐了？”

“原谅了，我怎么能不原谅她呢？”秉昆说完这句话，觉得自己真的原谅那才二十一二岁的小寡妇了。他又在心里默默说了一遍，“我怎么能不原谅她呢？”

“那，以后……如果他们再让你送钱来，你还肯吗？”

秉昆不知该怎么说好了。

“我也求你，肯吧！我不要你送给我鸡蛋，我替我妈，替我姐，也替我自己，要他们托你送的钱，如果他们真能说到做到的话，如果你真愿意帮帮我们的话。我们太需要帮助了，可谁又会帮助我们呢……”

那盲少年忽然双膝跪下了，跪得那么快，使秉昆措手不及。那时秉昆仍蹲着，并没站起，愣了愣，忽然将他拉入怀中，紧紧抱住了。周秉昆居然联想到了《叶尔绍夫兄弟》中的斯捷潘，联想到了在哥哥姐姐们讨论那一部书时自己所说的话——他觉得仿佛连斯捷潘也被他紧紧地搂抱住了。

盲少年在他怀中失声痛哭。

周秉昆觉得仿佛也是斯捷潘在自己怀中失声痛哭。

他不知不觉地流泪了，对那盲少年耳语：“好孩子，别哭，我真的认为你是个好孩子，他们会说到做到的。我向你保证，以后你家每月都会收到钱，当然是我送来的，手递手交给你妈，或者亲手交给你也行。交给你也行的，是吧？”

盲少年终于不哭了，小声说：“交给我不好，我是瞎子，怕丢了，还是交给我妈好。”

“愿意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郑光明，我妈和我姐都叫我小明。”

“那么，以后我要叫你光明，我喜欢叫你光明。”

“那，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姓名吗？”

“我姓周，名秉昆。同样没骗你，告诉你的是我的真姓名。”

“我相信，以后我可以叫你秉昆哥吗？”

“当然可以。”

“秉昆哥，你为我家做的事，千万别告诉别人啊，那我姐就更没脸做人了。”

“明白。你也不能对任何人说起我的名字。”

“你放心，我不会的。”

周秉昆就那么一直搂着郑光明，与他说了一番话。

秉昆走出那条胡同时，觉得自己一下子变成活了一百多岁的老人似的，仿佛历经了许多人间沧桑，对某些事情有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不再因自己出生于光字片而耿耿于怀了，不再因自己以自尊为代价终于调转成了工作单位，却仍是一名苦力工而耿耿于怀了，不再因姐姐的所作所为而一直难以原谅姐姐了，不再怕涂志强继续侵入他的梦中了。即使世上真有鬼，涂志强的鬼魂确确实实地出现在面前，他相信自己也是能够以平静如水、无惊无惧的心情来对待了。

他的心仿佛被刚刚摆脱的事掏空了。那事已经过去，如同历史，如同从他心里滔滔流过的江河水，冲走了内心里的许多脏东西，包括堆积在内心边边角角的脏东西。他知道那类脏东西以前在自己的内心里一直有，就好比烟道通烟必挂烟油，自己每长一岁，内心里的脏东西也就挂得越厚，堆积得越多。就在刚才，在郑娟家里，当他第一眼看到她时，内心里所产生的首先是一种狂野的简直难以克制的冲动，那就是扑到她家的炕上扑倒她的冲动。如果她顺从，那么他求之不得。如果她不顺从，那么他会打她，直至她不再反抗。

他很明白自己心里为什么会产生那么一种狂野的冲动——因为从一开始他便怀揣着莫大的也是莫名其妙的好奇，想要亲眼见识见识，和涂志强秘密结为夫妻的女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否则，他根本就不会答应那瘸子二人求他的事。不论是相求还是逼迫，如果在他内心里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那种莫大的好奇，瘸子二人的目的根本不可能达到。在他拎着鸡蛋走向那条胡同时，他一次次说服自己，他的好奇是完全可以原谅的。哪一个像他这种年龄，未婚，不曾与女性发生过任何一点儿亲密关系的青年，会不好奇呢？何况她已成了小寡妇！何况他是给她送钱去！四十元是不少的一笔钱。自己这一代人，有多少父亲们每个月才挣五六十元钱啊！

更何况，自己内心里并非仅有好奇，毕竟还多少有些同情。但他不曾料到或者说他不明白的是——一进入郑家的门，一见到炕上的郑娟是那种样子时，他的同情心顿时被狂野的冲动一冲而光。那时，仿佛同情是内心嫩草，而那种狂野的冲动是喷火器。

他还有几分明白的是——自己内心里的同情之所以被狂野的冲动一扫而光，第一，因为郑娟是美的，她的美太出乎他的意料，而且恰是他所朝思暮想的，在现实生活中还不曾遇到过的那类女性的美；第二，因为她衣着不整，未梳未洗，反而对他造成更巨大的从没遭遇过的异性诱惑；第三，他内心里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愤愤不平——他涂志强的女人凭什么是一个美人儿？凭什么啊！不必与各方面优越又出色的青年比，就单与自己比吧，无论从家庭情况，还是从给别人的印象来说，他涂志强究竟有哪一点比自己强呢？自己起码没什么不良记录吧？第四，他当时认为她是卑贱的——与一个有不良记录的青年结为夫妻，结果让自己最终成了一个已被处决的杀人犯的小寡妇，难道不是卑贱的吗？她的不容置疑的卑贱，让他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是的，以上都是他内心里当时的真实活动。一个不过是酱油厂的苦力工的青年，去给一个卑贱的女子送去为数不少的一笔钱，见她是自己朝思暮想的那类美女，于是难以克制地与之发生了性关系，即使迫不得已使用暴力征服了她，那也算不上是多么罪恶的事吧？须知她可是一个卑贱的女子，而自己是一个一向循规蹈矩的好青年啊！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看，那样的事果然发生了的话，也未尝不是她的幸运呢。

周秉昆与别的青年不同之处在于，因为曾有一个时期经常听哥哥姐姐们一起分析和讨论小说中的人物，深受影响，不知不觉便也养成了对自己的言行认真分析的习惯。也可以说，文学间接给予了他那么一种后天禀赋，一种从未为人所知的能力。

那一天，他站在胡同口的高处，转身望着曲里拐弯的小道，良久没有离去，对自己进行了一番比以往都认真而严肃的分析。他不再觉得好玩，而是感到了羞耻。当郑母向他伸手要钱时，他内心里除了理解，其实也生出了几分鄙视。他认为那老妪应该因自己的言行而感到羞耻，并奇怪她何以丝毫没有感到。在对自己进行了一番分析后，方知自己才是最应该感到羞耻的一个人。

望着污雪覆盖的小道两旁原始人洞穴般的土坯房，他心中生出了一种极大的忧伤——那就是民间真的好凄苦，简直就是对“形势大好”的讽刺！如果逐一敲开那些歪斜破朽的门，家家户户也许都有一本苦经吧？人们每一天的日子其实就是别无他法地念着苦经，还绝不许念出声来。那一天，这光字片的青年补上了一堂他对社会的认识课——民间的种种无奈无助，原来并不在被他和春燕们形容为“脏街组合部落”的光字片！

冬日里正午的太阳高悬于当空，胡同人家的屋顶（如果那也算是屋顶的话）反射着刺眼的银光。

盲少年郑光明举着一片瓶底望着他，他不知道双目失明的人究竟还能望得见什么？在他看来，阳光照耀之下的盲少年的头顶，似有异样的光辉。那当然是他的错觉，因为他也盯着那片瓶底看了一会儿，瓶底所反射的有色的光让他有些晕眩。

秉昆对那盲少年内心里充满了感激，因为他对自己的突然一跪。

那一跪让秉昆悟到了一个道理——当别人对你下跪相求时，表面看来完全是别人的可怜，往深处想想，其实也未必不是别人对你的恩德，因为那会使你看清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而看清自己，总是比看清别人要难的。谁都希望看清别人，希望自己看清自己的人却不是太多。真实情况很可能是这样——自己内心里的丑恶，也许比自己一向以为的别人内心里的丑恶更甚。

那时周秉昆内心里空空荡荡的，然而并不是虚无的状态，他觉得有种类似块根的东西在内心深处开始发芽。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使他内心充满了忧伤。

秉昆在“上坎”的坡路上遇见了肖国庆、孙赶超等五名木材加工厂的青年工友，都是抬大木或出料的苦力工。他们很亲热地围住他，问他去哪儿了？他说自己到市里去了，闻到了他们口中呼出的酒气。

红脸大汉似的孙赶超说：“瞎掰！我们明明都看见你是从太平胡同走上来的，还在胡同口站了半天，好像胡同里有人送你似的！”

“是个姑娘吧？”

“那还用问？不是个姑娘他能站那么久吗？”

“听说，那胡同里还有不少人家没户口呢，秉昆，你可千万别被一个没户口的小狐狸精迷住，以后麻烦大了！”

他们真一句假一句嘻嘻哈哈地打趣他，唯独肖国庆一声不响背对着他。

秉昆说自己为了抄近道才走太平胡同的，也问他们干什么去了。

孙赶超说他们去肖国庆家喝喜酒去了——肖国庆的姐姐也是兵团知青，虽然才二十三岁，却特别想得开，嫁给了团里的一名老干部，是位副营职现役军人。新婚夫妻共同请了假，到肖国庆家度蜜月。

肖国庆终于朝大家转过身，抗议道：“干部就是干部，你干吗非加个老字啊？我姐夫才三十几岁，你们都看到了，老吗？”

大家就争着证明不老，看上去很年轻。

孙赶超说：“你这家伙较什么真啊！”他将肖国庆往周秉昆跟前一推再推，推得他俩几乎撞脸了才作罢。

孙赶超又说：“国庆，你不是说一旦碰上了秉昆，要当着他的面把你憋闷在心里的话问个明明白白吗？现在碰上了，不许错过机会，问他！”

另外三人便安静了，和孙赶超一起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俩。

秉昆一时有些神经紧张，他猜不到肖国庆打算问自己什么话，怕他万一问的是一句让自己尴尬的话。他的心情已经很差了，不希望这一天再有让自己不快的事发生。

肖国庆说：“问就问！秉昆你诚实地回答我，你跟哥儿几个谁都没打招呼，神秘地调走了，是不是因为我那天给了你一拳，还发飙要用木板拍你？”

秉昆听罢不紧张了，搂抱住肖国庆真挚地说：“你这家伙想哪儿去了！我是那么小心眼儿的人吗？”遂将自己调离木材加工厂的真正原因一五一十相告。

大家听他说得掏心，也都承认涂志强的影子同样折磨过自己，只是不愿与人说罢了。

孙赶超又问他，怎么想调走就调成了，而且能走得那么快？肯定有贵人相助嘛。希望他也如实相告，什么时候认识了哪路神仙？

秉昆反问：“都想听？”

大家异口同声回答：“想听！”

又问：“简单说也得说上一会儿，宁愿站在路边挨冻？”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愿意！”

这些底层人家的小儿郎，从没与上层人士接触过，同类中若有谁与上层人士搭上关系，受到垂爱，他们不但羡慕，当然还极感兴趣，因为或许会从中学到经验和技巧。依他们想来，能帮周秉昆那么快调成工作单位的人，肯定是上层人士啊！

在他们对社会阶层谱系的认识观念中，科长级的干部，比如一些小厂的厂长、派出所所长们，统统都属实权人物；而处以上包括处级干部，则便是所谓上层人物了。

秉昆见他们兴趣那么大，自己不讲明摆着会让他们扫兴（而这是他不愿意的），只得半违心不违心地从他姐姐与蔡晓光那种难以理解的特殊关系讲了起来。

他们以前去过周家，见过周家的大美人儿周蓉。秉昆没讲几句，他们又都兴趣索然不想听了——从美人儿与上层人士家的儿子的关系中，他们不可能学到什么啊！前提太苛刻了啊！

孙赶超第一个说：“秉昆，那什么，以后再听你讲吧，哥儿几个还要到别处去。”

秉昆却恼火了，不快地说：“你们非让我讲的！我刚讲你们就走那不行！不想听也得给我听完了，谁走我和谁绝交！”

他一认真，大家就不便走了，都不愿让他扫兴。

肖国庆首先表态说：“那咱们就听秉昆讲完吧！要不确实是咱们不对了。”

于是，他们都像小朋友听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似的，一个个挨着冻，耐着性子，表现良好地听周秉昆讲下去。

秉昆的话匣子一旦打开，就如同自来水龙头拧开了，并且是长期锈死的自来水龙头被蛮劲儿拧开了，螺丝口拧秃噜了，不太容易关上了；肖国庆、孙赶超们则渐渐听得有兴味了，入迷了。大美人儿秉昆的姐姐与当初省革委会的军代表、后来省商业厅革委会主任儿子之间那种一波三折的关系，是他们从没听说过的一种男女关系，太特殊了呀，太不一般化了呀！反正周蓉并不是自己的姐姐，他们对她行为的评论，便不像周秉昆那么痛心疾首，竟然都说周蓉太了不起了，简直可歌可泣！一个个净说歌颂的话，秉昆自己却讲得泪汪汪的。待秉昆讲到求蔡晓光时的自卑，讲到在酱油厂备感屈辱的状况时，大家的表情反而都大为轻松了。

孙赶超问：“讲完了？”

周秉昆跺着脚说讲完了，他的脚已冻疼了。

肖国庆问：“照你的说法，你们周家不可能再与蔡家有什么关系啰？”

秉昆高叫道：“哎，我讲了半天你究竟认真听了没有啊？我说我们两家有什么关系了吗？问问他们几个，我说了吗？”

其他人都摇头证明根本没有。

秉昆脸颊上都冻着泪痕了，他不无失落地说：“就我姐与蔡晓光有过那么一段古怪关系，我求了他一次，他帮了我一次，我俩以后也就剩再见到时点点头说几句话的关系了。我姐与他的那点儿古怪关系被我一次性用完，而且用得也不好，结果与没用差不了多少，就这么一回事。”

孙赶超说：“听，反应多快，立刻封咱们嘴，怕咱们以后会让他间接求那个蔡晓光帮什么忙似的。”

秉昆说：“你还挤对我！我揍你！”挥拳便朝孙赶超打去，肖国庆及时横移一步，挡在二人之间。

肖国庆瞪着孙赶超说：“我那么问确实是因为没太听明白，你那么说秉昆也确实是挤对他，不够意思！”

他拥抱住秉昆，如同秉昆刚才拥抱住他那样，轻拍着秉昆后背安慰道：“好秉昆，别难过，像咱们这些货，有时得认命，不认命是自寻烦恼，自寻烦恼多没意思！”

于是其他几个一个个拥抱秉昆，也都拍他后背或脸颊，鹦鹉学舌般地安慰。他们和周秉昆一样，在那一日以前，都是没安慰过别人的青年，也几乎都没怎么被别人安慰过。

周家终究并没与上层人士搭上关系，周秉昆终究还是与他们一样的人，只不过由木材加工厂的青年苦力工变成了酱油厂的青年苦力工，这使他们在心理上终究感觉到平衡。人的心理是奥妙无穷的，当受到某类事负面影响开始产生了不平衡之感，却终究还是获得了一种极大的平衡以后，会体验到异乎寻常的愉快。

那时的肖国庆、孙赶超们的心里难以形容地暗自愉快着。他们都知道那不怎么道德，却都拿自己内心里那份儿愉快没办法，所以便都以一种严肃的表情予以掩饰，唯恐流露出来。他们无师自通地掩饰得很成功，在周秉昆看来，他们的严肃表情是由于心情凝重所致，而他们心情疑重是由于对他的深切同情。自家的自己的、别人家的别人的一些事在他内心造成的苦闷，终于突破了一个心垒的豁口，流淌般地倾诉减压一番之后，秉昆也有几分愉快了。他想起了母亲的叮嘱，趁着自己些微的愉快劲儿还没消散，邀请他们春节期间到自己家玩。他们都挺高兴，定下了正月初三这个日子。

与他们分手后，秉昆独自往家走时，想起了一位美国作家小说中的一首诗：

蓬松卷发好头颅，

未因失恋而痛苦。

未曾患过百日咳，

亦无麻疹起红斑。

寻常人生寻常过，

有限快乐胜黄金……

他记得姐姐在家中高声朗读时，哥哥、郝冬梅和蔡晓光都笑眯眯地看着她，仿佛那是一首她自己写的诗，而且写的正是她自己。不知为什么，姐姐的一头秀发天生有些卷曲，民间的说法是自来卷，母亲给出的解释是因为姐姐还没出过疹子，人人都有的身体内毒小时候转移到头发上，将头发烧出卷来了。母亲对此心存忧虑，经常嘱咐姐姐一旦发烧了千万别大意。因为按民间说法，小时候没出过疹子的人身体的内毒尚在，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由一点儿小病引起大病，给人颜色看。

他记得自己当时提了一个问题：美国有没有保尔式的青年革命者？

姐姐停止了朗读，依次看着哥哥们的脸，显出被高端问题难住了的样子，那意思是本姑娘才疏学浅，但你们总不至于也被难住了吧？

蔡晓光肯定地说：“没有。”

郝冬梅不怎么肯定地说：“也应该有的吧？”

哥哥说：“在全人类的历史中，不仅仅无产阶级的伟人才是伟人，无产阶级的英雄才是英雄。如果这种前提是成立的，那么我认为马丁·路德·金……”

姐姐大声制止道：“打住！”她从兜里掏出几角钱，朝秉昆一递，板着脸命令：“买冰棍去。”

他当时不得不起身买冰棍去了，所以直到那日他也并不知道马丁·路德·金何许人也。

由马丁·路德·金，他忽然想起了那首关于百日咳与麻疹的诗的作者是马克·吐温。这使他的小愉快又多了几分。

蓬松卷发好头颅，

未因失恋而痛苦。

未曾患过百日咳……

他不由得喊起马克·吐温的诗句来，像在某些场合喊革命口号那么大声。周秉昆已经多次喊过革命口号了，那时他总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只不过是别人的录放机而已。他却由于自己的大喊而喜欢起上面一首诗来——蓬松卷发、失恋、痛苦、百日咳、麻疹、寻常人生，有限快乐……他喜欢由这些大白话组成的诗句。更确切地说，不知从哪一天起，他开始喜欢听别人说不怎么革命的甚至很不革命的话，喜欢看那样的电影和书（如果能看到也允许看），喜欢那样的诗而不喜欢某些革命的诗句了。

他觉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己病了，被几乎无孔不入的革命搞出病来了。他不但可怜自己，还可怜那些专爱革别人的命、似乎认为人活着就是要革别人的命、分分钟都应该不忘革别人的命的“革命人”。他清楚地知道，肖国庆、孙赶超们和自己在此点上是一样的。他们也被“革命人”搞出病来了，只不过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避谈罢了。

忽然他不喊了——一个穿警服的人正在路旁望着他。

那人是派出所的小龚叔叔。小龚叔叔三十四五岁了，是派出所的模范，像穿警服的“阿牛哥”，就是电影《刘三姐》中刘三姐的意中人。他做民警十几年了，看着光字片许多与周秉昆同代的人长大。秉昆们特尊敬他，当面背后都习惯于叫他小龚叔叔。

小龚叔叔朝他招手。

周秉昆惴惴不安地走到小龚叔叔面前，对方猎犬般吸了吸鼻子，好生困惑地说：“你没喝酒嘛。”

他说：“小龚叔叔，你还不了解我啊，不过年不过节的，我一向滴酒不沾，非喝不可的情况下才意思意思。”

小龚叔叔问：“那我们秉昆失恋了？”

他双腿一并，敬礼道：“报告小龚叔叔，本人尚未恋爱，不曾失恋。”

小龚叔叔表情严肃了，质问道：“既没醉，也没失恋，那你扯着嗓子喊什么？失恋啊，痛苦啊，你敢说你刚才没喊？”

他笑了，说自己喊的是诗句。他没敢说是美国作家小说中的幽默诗句，而说是自己厂里一名爱写诗的青年工友写的，从头背了一遍。

小龚叔叔批评道：“歪诗，纯粹是歪诗！你喜欢诗那也应该喜欢好的，好诗应该给人以精神上的力量，让人听了热血沸腾。今后再不许扯着嗓子在路上喊歪诗！白天不许，晚上更不许。这是在咱们派出所的地面上，如果是在别的地方，恰巧也被一名并不认识你的民警听到了，还不将你当疯子带到派出所去呀？要是那样了，你要说清楚自己不是疯子很麻烦。需要街道开证明，说不定还得咱们派出所去人把你领回来，而那个人肯定是我呀。那你不是给我找事儿吗？这还是较好的结果。不好的结果可能就是，人家倒是相信你没疯，却怀疑你对现实不满了。你一个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青年，你的快乐是有限的吗？既然你还没谈过恋爱，在大街上扯着嗓子喊什么痛苦什么失恋？你是不是有含沙射影之嫌啊？那你还能说清楚吗？我能轻易把你保出来吗？”

秉昆觉得小龚叔叔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待他的话刚一停顿，立刻问：“我可以走了吗？”

小龚叔叔说：“不可以。你以为我说完了吗？没呢。不爱听是不是？不爱听是错误的！”

小龚叔叔掏出烟盒，吸着一支后语重心长地说：“秉昆啊，我是为你好。有些事情你不注意，后果那是很严重的！”

接着他讲了一件最近发生的事，使秉昆顿觉他是出于一片好心，内心里顿时充满感激。他说光字片有个叫韩伟的青年在亚麻厂自杀了，他昨天刚协助有关方面处理完。韩伟能分配在亚麻厂，是因为他有个好爸爸。他爸爸是火葬场的化妆师，“文革”前为一位市委干部的老父亲的遗体化妆得好，受到了人家的赏识。后来本市上层人士的亲属死了，都指名由他化妆。韩伟分配工作时，他父亲一出面求人，扇扇后门都敞开了。否则，一名家在光字片的青年，凭什么能进亚麻厂呢？

“韩伟入厂以来的工作表现还是不错的，人缘也挺好。他从小有种特长，你也知道的吧？”

“用纸折些小动物，但那也算不上什么特长……不过，也算吧。”周秉昆与韩伟关系一般。韩伟爱出风头，秉昆反感他这毛病。但一想到他已离世，而且与自己同是在光字片的青年，不免同病相怜，话就说得自相矛盾。

小龚叔叔却一脸悲戚。显然，韩伟的自杀对他是极大的刺激。原来，有一天午休时，韩伟用厂里的办公纸折了大大小小十几只青蛙，还用彩色笔画上了条纹或斑点，摆在食堂的餐桌上，与一些青年工友玩起了游戏。那种游戏秉昆小时候也玩过，就是要将青蛙一口口吹入事先画好的格子里，能将最大的青蛙用最少的几口气吹入最小的格子里，便算第一赢家。那天，韩伟他们赢的是卷烟。上中学以后，秉昆再没玩过那游戏，觉得没意思。韩伟他们那天不但玩得兴致高涨，还不断地拍着桌子大呼小叫“蛤蟆蛤蟆跳一跳”。人缘挺好不等于将小人也团结成了朋友。不幸的是，韩伟身边有小人，更不幸的是他自己浑然未察。结果那天一个小人就越过厂领导，用厂外的公共电话直接向市公安局报了案，说韩伟利用玩游戏，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市公安局的人闯入食堂了，他们那儿还玩得兴高采烈呢，结果被公安局的人抓了个现行……

秉昆问：“因为折青蛙用的纸？”

小龚叔叔说：“对。你怎么猜到的？”

秉昆说：“我提醒过他，他非但不听，还骂我是特务。”

小龚叔叔叹道：“他那时要是能听进去，悲剧就不会发生了。怎么能用印有‘万岁万万岁’的办公信纸折蛤蟆呢！这种违反常识的政治错误，根本就不该发生在你们‘红五类’青年身上嘛！人家公安局的人当然得把他带走了。设身处地替人家想想，人家能说误会了，继续玩吧！秉昆，人家能那样吗？”

秉昆小声回答：“不能。他们不当回事儿，就犯错误了。”

小龚叔叔激动起来：“还是的。人家必须严肃对待嘛！起码要对他批评教育一番吧？可他自恃是‘红五类’子弟，不服，偏跟人家顶牛，问题就升级了，人家不得不在厂里召开了批判会。你就是人缘再好，公安局组织召开的批判会，谁能不参加呢？某些人正因为是哥们儿，那就非参加不可，非批判你不可，否则不就成了立场问题了吗？可一批判他，他受不了啦。趁人没注意，从四层楼跳下去了。本来也不是多大的事儿，不就是批判批判，检讨检讨，走个形式，也给人家公安方面一个台阶下嘛！可他偏不给，反而来这么一手，这也太娇气了呀！生活在咱们社会主义国家，凡是那娇气、任性的，都不是好青年！毛主席怎么教导你们青年的？要经风雨、见世面是不是？怎么，批别人、斗别人的时候，想怎么批就怎么批，想怎么斗就怎么斗，一轮到自己身上，就玩自杀呀？哎，别的道理都不讲，自己的命就那么不值钱吗？我不是一般的民警，我是区公安系统的模范民警，是负责咱们这一片青年们政治思想工作的模范民警。短短半个多月里，你们光字片被处决了一个，自杀了一个。哎，你替我想想，我还有脸穿着这身警服出入派出所吗？我一看见你扯着嗓子在大街上喊些不三不四的话，老实说我心惊肉跳。我操不起对你们的这份心了，我快被压力压趴下了，我怕了。晚上开始做噩梦了。”

秉昆说：“小龚叔叔，你的烟灭了。”

小龚叔叔这才扔掉烟头，尽管灭了，还是狠踩一脚，使劲儿辗入雪地里。

秉昆完全理解他的复杂心情，说：“小龚叔叔你放心，我保证不给你惹任何麻烦。”话中充满同情，有对小龚叔叔的，也有对韩伟的。

小龚叔叔谆谆教导他说：“不是给我惹不惹麻烦的问题。与我的责任有关的事，再麻烦我也得担起来。你们光字片的青年，要争取活出个人样来！光字片是藏污纳垢的地方，是出社会不良分子的地方，别的区都这么说，你们得凡事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啊！”

秉昆对肖国庆们倾诉了一通渐觉变好的心情，听了小龚叔叔一番话后，又变得糟透了。韩伟的死不同于涂志强的死。他与韩伟关系一般，却还是心生悲悯，而那悲悯还无法表达。方才已冻脚了，此时仿佛周身寒彻，他急欲脱身。

他像一个听话的好孩子似的说：“小龚叔叔，我记住你的话了。”

小龚叔叔接着表扬了乔春燕和秉昆的母亲，说春燕将会是第一个为光字片争光的女青年。

一名市级服务行业的标兵，不仅要有先进的工作表现，在街道也要有良好的口碑。小龚叔叔希望秉昆向光字片已经参加工作的青年们打打招呼，市里派人来光字片了解情况时，大家应该多为春燕说好话。这也是为光字片争取荣誉。秉昆真诚地表示愿意完成任务。小龚叔叔说，秉昆的母亲是一位有智慧的街道干部——某日一个小孩将家中的毛主席瓷像碰落地上摔碎了，当妈的不知怎么办，于是把秉昆的母亲找了去。秉昆的母亲沉着冷静，方寸不乱，把那件不好的事处理得妥妥帖帖。她先与那家的妈和孩子共同请罪，之后裁了些红纸，将碎瓷片一一包起，亲自送往十几户好居民家里，说那是“宝瓷片”，说不怎么好的居民家还不给，有幸得到的人家要好好珍藏……

“你看，那么一件不好的事，如果处理不当，被小人当成把柄，上纲上线，起码会搞得一条街鸡犬不宁。小人哪儿没有啊？哪儿都有，街道也不例外。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一露峥嵘，好人就不得太平了。你妈处理得多高明！秉昆你要向你妈学习，我也要虚心向你妈学习。咱们警民要共同努力，团结一致，用聪明的方法，将光字片建成一条条社会主义文明街道，你说对不对？”

听别人表扬自己的妈，秉昆很不好意思。母亲从没对他说过“宝瓷片”一事，如果小龚叔叔不说，他根本不会知道。他也认为母亲处理得挺聪明，但还算不上智慧。依他看来，有小聪明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但有智慧的人却似乎越来越少了。他最佩服的一个有智慧的人是小龚叔叔的上级，派出所的老所长。“文革”刚一开始时，因为光字片的街名全与“仁义礼智信”连着，包括小龚叔叔在内的一些民警主张都改了，老所长坚决反对。老所长认为，住在当地的皆是文盲老百姓，不告诉他们“仁义礼智信”的出处，他们就根本不知道是孔子的话。要改就得先将“仁义礼智信”批倒批臭，那是多不容易的事啊？革命者何必非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呢？革命也要看效果啊！

小龚叔叔们不以为然，在光字片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征求大家的意见。结果让小龚叔叔们惊诧不已，光字片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坚信“仁义礼智信”是伟大领袖的话，都说意思那么好的街名为什么要改呢？谁想改我们就和谁斗到底。老所长听了小龚叔叔们的汇报之后说：“不改，光字片广大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就多几分。一改，反而使他们困惑了。一困惑，热爱打折扣了。改与不改，我不参与意见了，你们掂量着办吧！”小龚叔叔们一掂量轻重，思想认识就都统一到老所长一边，决定不改了。后来有几批中学红卫兵到派出所造反，强烈要求废除体现封建思想的光字片街名，小龚叔叔们将老所长的话一说，他们也面面相觑，不敢轻举妄动。秉昆的哥哥听说了，有次对郝冬梅、周蓉和蔡晓光如此评论：“大隐隐于派出所，好一位智者。光字片人家的信和电报，不必担心被邮递员乱投了，他做了一件有益于人民的事。”哥哥下乡前，还怀着敬意去向老所长告别。自从听了哥哥对老所长的评价，秉昆每次见到老所长都礼貌地打招呼。老所长退休了，他已有两年多没见到过。

秉昆回到家里，见母亲在包饺子，他便洗了手，与母亲一起包。他一边包一边问母亲，为什么从没对他说过“宝瓷片”的事？母亲被问得怔住了，反问什么“宝瓷片”的事。他就把路遇小龚叔叔，对方表扬她的话说了一遍。

母亲苦笑道：“那事儿呀，你不细说妈都想不起来了。什么智慧不智慧的，妈哪儿懂，不过就是息事宁人呗！这么多事的年月，妈又是街道干部，不学着息事宁人，对不起街坊四邻啊！”

秉昆又问母亲知不知道韩伟的事。

母亲又一怔，反问他知道些什么，从哪儿知道的？

秉昆便把小龚叔叔的话说了一遍，母亲严肃地说：“这小龚，他怎么可以对你说那些！那是违反纪律的，哪天妈见到他要批评他！”

母亲的说法是，上级有指示，不许任何人传播韩伟自杀的原因，厂里对韩伟父母的说法是意外事故。一个入厂后一直表现还不错的青年工人，还是“红五类”子弟，就因为那么一件脑子缺根弦的事自杀了，上级怕真相传开被阶级敌人利用，进一步制造政治谣言。所以，即使对韩伟父母也只说是意外事故。街道干部中，只有母亲和主任知道真相，因为要倚重她俩安抚家属别再闹出什么人命来。

母亲用粘着面粉的手指戳着秉昆脑门说：“儿呀，你要是妈的好儿子，千万不可对任何人说妈对你说过的话。也不可对任何人说小龚叔叔说过的话，那可都是一传开就不得了的事！你给我记住了没有？”

秉昆连说：“记住了，记住了。”

他又问：“查出了给公安局打电话的人没有？”

母亲说：“那怎么查得出来呢，公共电话亭收费的人只记得是个穿亚麻厂工作服的人。全厂人都恨死了那个人，包括厂领导。公安局的人也恨死了那个人。确实是个小人，但谁也不能公开说是小人，那不就是政治立场错了？没那么一个小人，闹不出这么一桩出人命的事来！唉，这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