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对于从前的中国人，像每年一次的公关仪式——若谁家少有客人登门，便是尴尬之事；而客人不断，则证明声誉可敬，起码可靠。为此，好吃的主要是为待客储备，自家享用反在其次。

一九七三年春节，比一九七二年春节供应的年货多了些，A市的市民可以买到中国用大米从朝鲜换来的明太鱼了，凭票每人二斤，两条三斤左右，供应充足，斤两限制不太严格。人口多的人家便分几次买，一次只买一张票的，那么数口之家便可多买几斤。各商店知道这一奥秘，却不戳破，也不嫌麻烦。供应充足嘛，为什么不让老百姓过春节多吃上几条鱼呢？商店卖鱼的也都是普通百姓啊。在有些方面，只要没谁干涉，老百姓是愿意向着老百姓的。市民们也可以买到中东产的一种蜜枣了，不凭票不凭本，随便买，当然也是中国用大米换的。多年难得见到的瓜子、花生、芝麻酱、香油、虾酱，都可以凭本限量买到了。东北是出产大瓜子大花生的省份，居然常年见不到瓜子、花生，曾让A市人十分困惑和郁闷。后来还是郊区的农民为市里人解开了疙瘩——农村严格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任何一个生产队若在农耕地上种向日葵或花生，要承担破坏农业生产的罪名。农民只能在自留地上种向日葵或花生，但农民的自留地在“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中减少了，有限的自留地要用来种菜。也就是说，千千万万的东北农民兄弟，也和市里人一样多年没吃过瓜子、花生了。现在见到的瓜子、花生等稀罕东西，是从别的省调配到东北的。别的省还生产那些东西，是因为靠海近，装船出口方便。

一种说法是，为出口生产的东西多了，没处存放，索性供应给人民。另一种说法是，毛主席觉得，出了林彪事件，人民肯定吃惊不小，指示周总理要让人民过副食丰富的春节，为人民压惊。并且，也可以用事实批驳林彪反党集团的“国富民穷”论。

两种说法各有理由，A市人都以欢乐的好心情同时接受。毕竟得到了实惠，谁还去争哪种说法更可信呢？已经是“文革”的第七个年头，辩论亢奋退烧了，大字报仍时有出现，即使打着“要为真理而斗争”的旗号企图引起广泛关注，那也很少有人理睬。

最让A市人想不到的是，每户还可凭购货本买到二两茶叶、一块上海生产的檀香皂。那皂的确非同一般，刚拆开包装纸时异香扑鼻，令人陶醉。茶是红茶，不知产于何地，商店预先用稻草纸二两二两包好了。这两样东西，对于大多数人家是非正常需要，属于奢侈品。特别是茶叶，一辈子不喝又怎么啦？但有些生活条件好的人家渴望拥有，而且多多益善。准备为儿女办婚事的人家也分外青睐茶和檀香皂——若能在婚宴上为客人沏杯红茶，让新娘子在婚后一年里一直使用檀香皂，那什么劲儿！不过，这也是生活条件好的人家的喜好，寻常百姓人家的婚事，茶和檀香皂可有可无。所以茶和檀香皂就出现在黑市上，都是抢手货，可翻价几倍卖出。往往是某人刚卖出手，操着钱不往兜里揣，转身就去买虾酱了。芝麻酱和香油也如同奢侈品，普通老百姓理性地拒绝消费。虾酱却大受普通老百姓欢迎，贴饼子、窝头抹上几筷子虾酱，吃起来像点心。

腊月二十九中午，肖国庆和孙赶超风风火火地来到周家。他俩得到秘密消息，三十儿上午，在城乡接合部的一处小商店，将有不凭票不凭本的猪肉可买，四角八分一斤，与凭票的猪肉同价。他俩希望和周家凑够四十八元合买一百斤，每家出十六元，每家分三十三斤又三两猪肉。

周秉昆问：“消息可靠吗？”

孙赶超说绝对可靠，他家的近邻是那小商店的头儿，只告诉了他家，再没告诉第二家。他怕知道的人多了，都赶去买，引起骚乱。

周母问：“买一百斤也卖？孩子，你说的可是猪肉啊！除了秋季买大白菜，平常日子买菜还限制在五斤以内呢！”

她难以相信。

孙赶超说，实际上店里更愿意整扇整扇地卖。整扇什么概念？半头猪啊！半头猪肯定超过一百斤啊！

肖国庆也说，赶超觉得好事不能忘了哥们儿，但也不能告诉所有哥们儿，呼啦去一大帮人，不够卖的话，激起众怒，追究起来，人家小商店的头儿可能就当不成了。赶超把秉昆视为哥们儿中的哥们儿，才来通风报信。

秉昆听了国庆的话，就催促母亲赶快给钱。

“可居家过日子，谁家会一下子拿出十六元钱买肉啊！”

母亲犹豫。

秉昆说：“不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的事儿嘛！妈，你别影响了国庆和赶超的好情绪啊！”

孙赶超又说：“大娘你还真得快做决定，我和国庆不敢在你家耽误时间，怕去晚了排个队尾巴，高兴而去，扫兴而归。”

周母这才不情愿地找出钱，数了二十多元交给儿子，把装钱的小木盒放回箱子，“儿子你看到了，妈其实没留出多少钱过春节。存折上的钱那是不能动的，得留给你和你哥结婚用。”

秉昆也没太听妈说话，顾不上吃饭，揣了钱，与肖国庆和孙赶超匆匆而去。

三个青年舍不得花钱乘车，何况乘车也不能直接到那小商店，他们风风火火直奔郊区。走着走着，下起鹅毛大雪来。待三人站在那小商店门外，早都变成了雪人。

肖国庆问孙赶超：“肯定是这儿吗？”

孙赶超说：“应该就是这儿。”

秉昆说：“是不是，进去一问不就知道了？”

孙赶超说：“不能问，一问兴许就把我家的邻居给卖了，咱们只能观察判断。”

“管他是不是这儿，先进去暖和暖和再说。”肖国庆性急，边说边拍打身上的雪。

三个青年拍打净了身上的雪，接踵而入，但见小小的店内挤满了人，每人袖子上都用粉笔写了数字，最大的数字是“23”。

秉昆问：“都是排号买肉的吧？”

没人回答他的话。

肖国庆小声说：“还问什么，肯定就这儿。”

柜台后有个中年男人朝孙赶超微微点一下头，孙赶超就向他借粉笔。那人朝窗台指了指，孙赶超抓起窗台上的粉笔就在自己袖子上写了个“24”。

秉昆小声说：“我俩不用写了吧？”

孙赶超也小声说：“都写上，万一是每人限量买呢？那咱们三个人不是可以多买吗？柜台后那男人就是我家邻居，一会儿我买盒烟谢谢他。”

肖国庆担心还是来晚了，排的都是24、25、26号了，如果白等还莫如不等，秉昆也是这个主张。孙赶超说，究竟能不能买上，他一会儿找个机会问问，冒着大雪走了二十多里来了，先别往泄气的方面想。

店里地方小，人又多，还有人吸烟，空气很不好。秉昆没在店里待多久，觉得头晕，说要出去透透气儿。国庆也说头晕，跟了出去。

鹅毛大雪还在下，店前的马路那边便是农村的田野，白茫茫一片大地好干净。远处，一个小村被大雪覆盖得只剩下了农舍的轮廓，悄无声息地趴在雪地间，仿佛转眼就会消失。几户人家低矮的烟囱里冒出了袅袅青烟，仿佛要证明白色的轮廓之下住着人。

靠路边有棵孤零零的大树，主干有筒口那么粗，长得老高，树枝树杈也很多。每一枝每一杈都令人难以置信地挂满了雪，连迎着风雪一面的主干也从上到下变白了。

国庆说：“你看树上是些什么？”

秉昆定睛看了看说：“没什么啊。”

国庆跨过马路，弯腰捧起一捧雪，操成雪团，挥臂朝树上投去，于是飞起一群白色的东西。刚一飞起还是白色的，飞到半空身上落下雪时才变黑了——原来是群乌鸦。附近再没别的高处可落，乌鸦们呱呱叫着，在那棵树上盘旋了一阵，最后还是落在树上了。

国庆走到马路这边时，有几人见他俩衣袖上有数字，其中一人问：“是排队买肉的吧？”

国庆警觉地反问：“谁告诉你们来的？”

那几个人互相看着，支支吾吾，显得很谨慎。

秉昆不禁笑了，热心地说是的，还告诉人家窗台上有粉笔，进了屋第一件事要抓起笔来往自己袖子上写号。

几个人谢过，进入店里。不久，赶超从店里出来了，让国庆和秉昆只管把心放在肚子里，肉有的是，一个电话就会整卡车运来。往后一年里，肉可能就不凭票了，怕忽然变化，引起抢购，所以先在这偏僻的小店试卖。

国庆和秉昆听了自然高兴，都说不管等到多晚，非把肉买回去不可。三人正说着话，顶风冒雪猫着腰又走来两个人。待那两人走近，秉昆才认出，竟是“五四”曹德宝和吕川。秉昆和二人关系不好，虽然互相打了招呼，但双方都带搭不理的。好在国庆、赶超与曹德宝和吕川是中学同学，看起来似乎一团和气。

赶超是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把秉昆扯到一旁问怎么回事。秉昆说自己也不知道，反正自从成了工友，他俩就无缘由地孤立他。

赶超说：“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咱们不但要把肉买回去，还要让你们三个以后也成为朋友。你得主动点儿，去店里把粉笔拿出来，由你给他俩袖子上写号。”

秉昆当然希望与曹德宝和吕川之间的问题早日解决，顺从地走入店里去。

曹德宝和吕川急着先写上号，也往店里走。

赶超拦住他俩说：“不用急，人家秉昆就是为你俩进去的。”

他话音刚落，秉昆拿着粉笔出来了，也不说什么，默默就往曹德宝和吕川袖子上写号。

秉昆写完，国庆想替他把粉笔送回去，免得后来者找不到。秉昆说不必，窗台上已多了几截粉笔。

赶超看着曹德宝和吕川说：“现在你俩得老老实实回答一个问题，否则我挡住店门不让你俩进去暖和。”

曹德宝笑道：“我猜着你要问什么了。你先告诉我，你们怎么知道消息的？你说了我和吕川才说。”

赶超说：“错！我要问的是，你俩为什么成心孤立秉昆，从实招来！”

曹德宝和吕川对视一眼，都低下头去闷不作声。

国庆也说：“秉昆在酱油厂还受你俩的气呀？他是我和赶超的哥们儿，那你俩还真得交代交代原因了！”

秉昆不好意思地说：“我可没说他俩给我气受，我只说他俩不愿理我。赶超非要问个明白，我没法不如实地说。”

“我和德宝讨厌后门进后门出的人！”吕川口中愤愤地迸出一句话。

赶超就说：“来来来，听我讲故事。听完，你俩就不讨厌秉昆了。”他生拉硬拽，一手一个，将曹德宝和吕川扯到了小店的侧面，那里背风雪。

“他主讲，我补充！”国庆说着也跟了过去。

秉昆呆呆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国庆转身朝他喊：“你别傻站那儿挨冻，进店里暖和去！”

秉昆进入小店，见一角落有人坐过，垫屁股的报纸还在地上，便走过去坐下。他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近两个月来自己经历的大事小事，深感每一件事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自己，影响了自己对人生、对老百姓常说的人世间的看法。他由涂志强成了杀人犯被公开处决，想到了涂志强的父亲，那位舍命救工友的老工人。以前木材加工厂的宣传窗里一年到头贴着那老工人的大幅半身照，涂志强出事的第三天就被揭下来，以后当然也不会再出现在宣传窗里了。他不认为涂志强天生就是个杀人犯，也不认为韩伟天生就不拿自己的命当命。他认为他俩的死，都是由于一时的冲动。是的，是冲动，这是多么可怕的两个字呀，这两个字一时控制了谁，谁那时就处在危险边缘了，不但对别人危险，也往往使自己临险而不知。

他不由得哆嗦了一下，因为在酱油厂出渣车间时，他曾几次想抡起板锨朝曹德宝和吕川劈去。当时自己头脑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使他俩死于锨下。他俩对他的挑衅和挤对，他出生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又打了个哆嗦。现在，赶超与国庆却在外边为他和曹德宝、吕川的关系说和！自己与肖国庆、孙赶超在木材加工厂时关系也不是多么铁，可自从在“上坎”的坡下偶然见着了他俩，说起了自己一些不愿对外人说的事，他俩现在已口口声声说是哥们儿了。不到郑娟家去送钱，那天就见不到肖国庆和孙赶超。见不到他俩，今天就不会同他俩来买肉，也就见不到曹德宝和吕川，自己内心里的恶念就还在，酱油厂出渣车间便仍是一个暗伏杀机的可怕地方，自己和曹德宝、吕川的人生就劫数犹存！

他也想到了小龚叔叔、母亲以及老所长，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一位每月挣四十几元钱的民警，能说他不普通吗？一个根本就没有工资，由家庭妇女们选出的街道干部，也再普通不过了呀！老所长就不普通吗？每天骑辆旧自行车上班下班，风里来雨里去，经常被上级批评：“你工作怎么做的？这个所长你还能当不能当？”经常被些老娘们儿指着鼻子问：“我家的婆媳矛盾你都不管，那你干什么吃的？”也许在有些人看来他毕竟是派出所所长，不普通。在秉昆看来，他却只不过是有点儿不普通的普通人而已——有一次自己下班回家，见母亲正送老所长出家门，老所长毕恭毕敬地对母亲说：“街道的治安工作，群众的团结问题，今后还要请您多操心啊，拜托了！”双腿一并，庄庄重重地向母亲敬了个礼。那情形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老百姓在人世间的生活真是不容易啊，谁家一不小心就会出不好的事，一出不好的事往往就束手无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幸而有小龚叔叔、母亲、老所长这样一些人，即使无法解决什么实际问题，起码能给予人世间一点儿及时的温暖和抚慰。

他还想到了肖国庆和孙赶超，两个与自己关系并不是多么好的工友，已经不在一个厂了，忽然就与自己关系好起来。怎么就好起来了呢？他还没想明白。他俩却在做着母亲经常做的事——为了能让曹德宝和吕川以后不再孤立自己，在这郊区小商店里正做着视为己任的说服工作呢！肖国庆和孙赶超在他内心里的形象一下子特别的可亲可爱了。他进而想到了郑娟——自己为她所做的事不可告人，若被韩伟遭遇到的那类小人所知，必定会使自己陷入某些麻烦，以后究竟是继续做下去呢，还是忘记那事为好呢？他不是没掂量过那事的对错，他多次在心里暗自掂量，每次的结论都是对。既然对，他心里又一次决定了——那就应该做下去！何况，自己答应了郑光明那个盲少年，自己要配那盲少年的一跪啊！至于做下去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就不多考虑了吧！考虑来考虑去的，太累心了！

他正坐在角落浮想联翩，小店的门一开，肖国庆出现在门口，在满屋子人中巡视着，没发现他，高叫了一声：“秉昆！”

他站了起来。

肖国庆一摆头：“出来一下。”

他走到外边，曹德宝和吕川的目光同时望向了他。

孙赶超说：“你俩，表现点儿实际行动啊！”

曹德宝说：“秉昆，你的事，我和吕川一清二楚了。我俩以前对你那样，你别往心里去，今后咱们的关系不会那样了。”

吕川接着曹德宝的话说：“出渣车间的人，一个接一个都离开了。就我俩，入厂四年了，没关系没后门，想走也走不成。我俩以为你也是在出渣车间混着干几天，有关系有后门很快就会离开的主，所以看着你来气，理解理解我俩啊！”

秉昆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有苦笑着。

肖国庆却不依不饶地说：“赶超，他俩各说那么几句屁话就等于实际行动了吗？”

曹德宝抗议道：“别得理不让人，我浑身上下都冻透了，不跟你们在外边瞎掰扯了！”说罢进入小店去了。

吕川说：“什么实际行动不实际行动的，话到了，关系就已经改变了嘛！”他也紧随其后进入了小店。

国庆对赶超说：“就这样了？”

“也只能就这样了。”赶超拍着秉昆的肩又说，“哥们儿解决问题的水平不是太高，你们的关系以后怎样，主要还得靠你自己。”

秉昆问：“你跟他俩说我什么了？”

国庆说：“还能说你什么？无非就是把你那天讲给我们听的事，替你讲给他俩一遍。咱们这种青年，谁活得都不顺心，但愿他俩也是有同情心的。”

小店里居然还卖扑克，国庆买了一副扑克。屋里人更多，空气也更不好了。趁有些人出来透气的机会，五个青年占据了一处地方，玩起了“争上游”。

天渐渐黑了，他们都饿了，秉昆争着买了十个面包，一人两个，都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谁都没带粮票，多亏售货员说没粮票多加钱也卖，否则还吃不上面包。天一黑外边更冷，没人再出去透气了，怕一出去，又来人挤进屋，自己反而进不来。扑克是不能再玩下去了，玩扑克他们占的地方大，别人有意见。为了发扬风格，他们也都自觉地站起来——站着的人比蹲着坐着的人占地方小点。挤满了人的小店内，情形像超载的车厢。

六点多的时候，许多人失去了耐心，吵吵嚷嚷的，强烈要求提前卖肉。小店负责人也就是孙赶超家近邻，却说肉还在市里冷库呢，并没送到店里来。他这么一说人们立刻像炸了窝，逼着他给冷库打电话，催促早点儿送肉来，要求送来了就连夜卖。秉昆他们虽也早就失去了耐心，碍着赶超的面子，却都默不作声，一个个显出极有定力的样子。人们的情绪越来越激烈，局面眼看就要失控。

秉昆忍不住，他走到一名女售货员跟前，隔着柜台跟她商量：“你能不能给冷库打电话，向他们反映一下这边的情况呢？”

女服务员说：“都这钟点了，他们早下班了，还会有人接电话呀？”

秉昆坚持道：“你打一次看看嘛！如果那边确实没人接，大家不是也就消停了吗？”

女服务员说：“领导没发话，我可不敢随便给那边打电话！”

这时，小商店的负责人已不知躲哪儿去了。

秉昆耐心地恳求说：“那请你把那边的电话告诉我，我来打行吗？”

女服务员见人们都不拿好脸色给她，犹豫片刻，终于告诉了电话号码。

秉昆抓起电话一拨，那边还居然有人接了。

冷库的人说，领导并没强调非得三十儿上午才许送肉。恰恰相反，领导指示只要商店一来电话，随时便送，一辆卡车几名装车工正在待命呢。

秉昆就郑重地说：“我是商店负责人，现在就送来吧。”

他放下电话，见曹德宝和吕川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情绪激烈的人们抱怨了一阵，渐渐安静了。

一个多小时后，满载冻肉的卡车总算开到了店门前。小店的领导也出现了，没好气地自言自语：“这不是耍人玩嘛！如果通知我的是随时打电话随时往这儿送，我为什么非要拖到三十儿上午？我有病啊，以为挨骂舒服啊？”

肉送来了，人们都高兴了，没人理睬他委屈不委屈的。五个青年带头，大家纷纷出力气往店里搬。小商店负责人这时明智地提出：甭往店里搬了，店里地方那么小，怎么放得下？干脆将压秤抬外边来，将电灯也拉出来，就在外边卖吧！

大家异口同声说：“好！”

那肉冻得嘎嘎硬，铁似的，刀是切不动的。好在店里的人早预备了大锯小锯。也好在十之七八的人像秉昆们一样，是将钱凑在一起整扇整扇买。用锯的时候不多，卖得挺快。

五个青年扛着两扇冻肉往回走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

周秉昆肖国庆和孙赶超三人买那扇肉一百一十多斤，曹德宝和吕川二人买那扇肉一百零几斤。他们三个一伙两个一对，替换着各扛各的，不敢交叉替换，怕走着走着替换乱了，分不清哪扇肉是多几斤的哪扇肉是少几斤的了，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可怜那“五四”青年曹德宝，扛了没多远就累得呼哧带喘，不停地说扛不动了。

秉昆问吕川怎么样。

吕川说比曹德宝强，坚持得了。

秉昆就让曹德宝跟在肖国庆和孙赶超旁边走，自己跟在吕川旁边走，这样既不至于替换乱了，曹德宝也可以少扛一会儿。

曹德宝开玩笑地说：“真哥们儿假哥们儿，这时看出来了。国庆和赶超，他俩最善于装聋作哑了，我根本就不指望他俩发慈悲。秉昆你比他俩够意思，真哥们儿就应该是你这样的！”

赶超正扛着肉，却不愿省点儿力气，一步一喘慢言慢语地反唇相讥：“你这假五四青年，一不能文，二不能武，完全没有培养的价值。让你干几年脏活累活，你还满腹牢骚，经常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国家要你何用？我看早点儿把自己累死算了……”

他脚下一滑，摔倒了，一扇肉也滑出老远。

国庆大叫一声：“我的肉！”——拽着尾巴将肉拖到身旁，严肃地说：“摔倒了也得你接着扛啊，你才扛多一会儿？”

秉昆们忍不住都笑了，一起就地坐下休息。

国庆提议，先都到秉昆家去，将两扇肉分成五份，然后各带着自己那份回家，也省得三十儿上午还要忙。

赶超说：“同意。秉昆家近，就他母亲一个人，外屋也宽敞，不至于太添乱。”

曹德宝和吕川也同意，那样他俩继续往自己家走时，肩上都少一半分量了。

秉昆也说这样对大家都好，自己家还有锯。

等秉昆将肖国庆们送出自家小院时，黑夜悄然过去，天快亮了。他返身进了家门，脱去上衣和鞋，倒头便睡。

一觉睡过了中午，醒来时，见母亲在弄那半扇肉，一刀一刀切得很费劲儿，每刀却只能切下一小片儿。秉昆睡足了，来了精神，将刀换成锯，接替母亲对付那块肉。用锯对付起来，快多了，也省事多了。母亲心疼地说，用锯太浪费了，看锯下这些肉末，扔了多可惜。秉昆说，那你喂鸡。母亲还真仔细地将肉末拢到一起，捧着喂给鸡了，两只鸡很爱吃。

当年，任何一个人，如果对付的是一大块肉而不是难以劈开的木头，再费劲儿心情也是愉快的，何况还是在三十儿这一天！

见儿子心情好，母亲说春燕昨晚来过家里，希望秉昆带着她和春燕母亲，今晚一块儿去春燕的那家浴池洗澡。她已向街坊将平板车借妥了，蹬平板车去，半个来小时就到了。

“儿子，妈也几年没在外边洗过澡了，你就帮妈实现一次愿望呗！人家春燕她妈今晚主要是陪我去。自从春燕当了修脚师，她妈差不多每个月去那儿洗一次澡，连一些老毛病都洗好了。人家春燕她爸，还经常去春燕那儿修脚呢！”

母亲的话中不无羡慕成分。

秉昆不禁对母亲心生怜悯。他想了想，自己从小到大这二十多年里，就不记得母亲去浴池洗过一次澡。自己参加工作前，在家里光了膀子擦身时，还让母亲搓过背呢！

他保证说：“妈，今晚保证让你的愿望实现。既然春燕一片好意，干吗不沾沾光呢？”

酱油厂洗浴间的热水管通道坏了，他也多日没洗澡，连自己都觉得身上有股酱油味儿，能在三十儿晚上痛痛快快洗次澡未尝不是他的愿望。

春燕当修脚师的那家浴池，修脚与搓背两项服务在全市闻名遐迩，好口碑可追溯到一九四九年以前。当年它实际上是一家贵族浴池，门口有戴缠巾帽的大胡子印度门卫把守，腰佩彩鞘的印度弯刀。当年的好口碑，只不过是权贵们的好口碑。一九四九年后，才成了人民大众的浴池，才在人民大众间有了好口碑。“文革”前，冷不丁会看见省市领导或文艺界人士出来进去，为他们服务有专属的区域。它曾是市里那条大街的地标性建筑，二层小楼外形美观，欧式风格；里边装修高档，据说每一块瓷砖、每一个水龙头起初全是进口的。从六十年代起它就没再维修过，十多年下来，已显得不那么高档了，里外都出现了破败之相。

秉昆估计三十儿晚上去洗澡的人少不了，三点多钟就和母亲、春燕妈赶到了。果如所料，人还不多。一路上，春燕妈将女儿夸得一朵花似的，仿佛要去的不是浴池，女儿不是修脚师，而是要去一家全市最有名的饭店，女儿是总经理兼头牌大厨。虽然是对秉昆妈喋喋不休，但秉昆分明觉得更是大声说给自己听的。母亲抓空儿插上几句，也不失时机地夸夸自己的儿子。两位母亲一路上的话，令秉昆产生一种古怪的想象，想象她俩是专门拐卖大小伙子的，自己正是她们串通一气行将拐卖的对象。春燕则是同谋，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秉昆洗得快，比约定时间提前二十分钟就出来了。觉得里边热，他到外边等着。见有卖糖葫芦的，他想买一支。刚欲交钱，改主意买了支冰棍。糖葫芦使他想到了郑娟一家，她一家的春节将怎么过呢？肯定没人去拜年啊，别人家也不会欢迎她家的人去拜年啊！又穷又冷清，春节反而会使她一家三口比平日的心情更凄凉吧？但是，改吃冰棍并不能使他不想郑娟一家。他还由郑娟一家又想到了韩伟一家，韩家死的可不是名不正言不顺、风里有影里无的“女婿”，而是亲儿子。他们的悲伤肯定大过于郑家，但儿子毕竟是“意外身亡”，会有同情者，也会有小龚叔叔和母亲那样一些人去抚慰……

秉昆正胡思乱想着，突然从浴池内拥出些人来。其中一人是男服务员，衣服还没穿齐呢，棉袄敞着怀，半露赤裸的胸脯，下身穿的却是裤衩，脚着拖鞋。他背着个人，背上的人叫疼不止……

另外一些人七言八语，有的跑到马路边拦车。那年月没出租车，马路上行驶的尽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或运货卡车，也不是随时可见。

秉昆从人们的议论中听明白了——被背着的人五十多岁，五十多岁如果长得老点儿，当年往往也被称作“老爷子”了。那老爷子搓罢身，洗罢澡，快穿好衣服时，不慎滑倒，站不起来了，估计摔断了一条腿。

秉昆就让浴池的服务员将老爷子放在平板车上，说自己愿意将老爷子送往医院，请对方告诉春燕自己去哪儿了就行。

老爷子在平板车上说：“小伙子，求你送我到‘一三一’啊！”

秉昆说：“市立一院近，‘一三一’远不少呢！”

老爷子坚待道：“听我的，去‘一三一’！”

“一三一”是部队医院，那里的骨科并不比市立一院更出名。既然老爷子非要去“一三一”，秉昆只得从命。

路上，他猛然想到，老爷子可能没穿鞋，刹住车扭身看，见老爷子果然没穿鞋，用车上的麻袋片盖着脚。

那样子去往“一三一”，他的双脚必然冻伤无疑。

秉昆下了车，也不说话，脱下棉袄将“老爷子”的脚包严了。

老爷子说：“你不冷？”

秉昆说：“我年轻，火力旺。”

老爷子说：“咱俩好有缘。”

秉昆将平板车蹬到“一三一”时，秋衣的前胸后背都已被汗湿透。

老爷子说：“我叫马守常，你进去告诉他们，让他们用担架来抬我。只要是医院三十五岁以上的人，见着哪一个告诉哪一个就行。”

秉昆遵命，老爷子被抬进医院去了。

秉昆穿上棉袄，坐到车座上，正欲蹬车回家，出来一名军人护士叫住了他，问他名字，哪个单位的。

秉昆一想，自己长这么大头一回做好事，留名留单位的，太那个了，扭捏地说：“不必了吧？”

军护却不耐烦地说：“我在执行命令。叫你留你就留，别啰嗦。要真实的，快点儿。”

他只得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心里却对那军人护士生硬的态度很是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