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小名人的秉昆买了辆旧自行车，算是奖励自己。

一天，他骑车上班时，另一骑车人从他前边横驶而过，结果他的自行车前轮撞上了那人自行车后轮。如果不是二人都反应快，同时刹车同时一脚踏地，那人肯定被他连人带车撞倒了。

那人回头看秉昆，分明想骂他。他认出了对方是蔡晓光，正欲开口说话，蔡晓光却像根本不认识他似的，一低头一弯腰，蹬着自行车转眼远去。

蔡晓光不可能没认出他来。又不是冬天戴着棉帽子和口罩，你看我我看你四目相对的情况之下，没认出来那才怪了！可蔡晓光为什么竟不理自己呢？

我究竟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啊？秉昆一路往厂里骑着车，一路扪心自问。

他自省的结果是，根本就没做任何对不起蔡晓光的事！自己从没做过任何对不起别人的事，更不会做对不起蔡晓光的事。蔡晓光即使算不上是自己的朋友，那也是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帮助过自己的人啊！

他百思不得其解，困惑而郁闷，从早到晚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秉昆正与老推销员在一家综合商店谈下个月的销售计划，厂办主任把电话打到了商店，要他立刻动身赶回厂里。他问什么事？厂办主任说你回来就知道了。完全是一种公事公办的口吻。

他问老推销员可能是什么事？

老推销员也猜不到，对厂办主任以那么一种大可不必的口吻打来电话，同样感到诧异。

秉昆蹬着自行车风风火火地赶回厂里，见老太太忧心忡忡地站在厂门口。

她说是市“批林批孔”运动领导小组的同志找他进行外调，接着又说：“你不必怕，在我办公室谈，我会一直陪你身边，但你可要句句据实回答，要对自己的话负责。”

秉昆的心顿时就乱了，怎么会有来头那么高的人找自己外调呢？要外调的又会是什么人的什么事呢？他一向对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很怕自己哪一天沾上边儿。在听唐向阳讲了那件改名的事以后，他更怕政治了，既怕又厌恶。从厂门口到老太太的办公室有一百多步，在那一百多步里，父亲、哥哥、姐姐以及与哥哥姐姐产生了亲密关系的冬梅姐和冯化成，一个个像电影人物似的从他脑海中徐徐移过。除了他没见过的冯化成是个面目模糊的男人身影，其他亲人的容貌都格外清晰，都忧郁地看着他，似乎都在用目光对他说：“秉昆，连累你了，我们也不愿发生这样的事啊！”

他心头如撞鹿，忐忑不安，认为肯定是自己的哪一位亲人在政治上出了问题。究竟会是谁呢？父亲绝不会！哥哥和冬梅姐也不会。那么……只能是姐姐呀！她做了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妻子，这就注定了早晚会在政治上出问题啊！

姐姐，姐姐，亲爱的姐姐，你当初可是何苦啊！

秉昆在心里念叨着，机器人似的跟在老太太身后进了她的办公室，见有一个穿中山装、样子斯文的四十多岁男子坐在室内。

那人正喝水，放下杯问老太太：“他？”

老太太点头，也坐下了。

那人将秉昆打量了几秒钟，面无表情地说：“他是可以坐下的。”

老太太也面无表情地说：“当然。”

那人说：“把椅子搬过来，坐我对面。”

秉昆就把椅子摆他对面，端端正正地坐下。

“近点儿。”那人的语调，像是一位严厉的老师，要开始对一名特别不喜欢的学生训话似的。

秉昆犹豫了一下，起身把椅子摆得离对方更近，近到几乎触膝的程度。他重新坐下时看了老太太一眼——老太太正低头看报。

“看着我。”那人又说。

秉昆只得看着对方，那么近距离地看着一个陌生人，他感到别扭。

那人却不看着他，而是看着老太太，明显心存疑虑地问：“你跟他说什么了？”

老太太头也不抬地回答：“我告诉他你是哪儿的，找他干什么。”

那人又问：“就说了这些？”

老太太这才抬起头，愠怒地反问：“你是在审问我吗？如果是，那你得回去重开一封介绍信再来，你的介绍信上可没写着可以审问我。”

那人愣了愣，随即讪笑道：“哪里哪里，你太敏感了，我只不过想让气氛轻松一下嘛。”

秉昆感到气氛比他刚进来时更压抑了，觉得口干舌燥。

那人从上衣兜取下笔，将记事本翻开，看着秉昆问：“你认识蔡儒凯吗？”

外调就如此这般地开始了。

秉昆一时口干得说不出话，请求允许他喝口水。

老太太目光温柔地看着他说：“桌边上那杯是为你凉的。”

秉昆一口气喝光了那杯水。因为对方一开口说出的不是自己哪一位亲人的名字，他七上八下的心稍微安定了些。

他说自己知道蔡挺凯是蔡晓光的父亲，也知道蔡儒凯是省里的一位领导，但从没见过，所以不能说认识。

“真的？”

“你要是信我的话那就是真的，如果不信随你怎么想好了。”

“你一次也没去过他家？”

“没有，我只认识他的儿子蔡晓光。”

“怎么认识的？”

“蔡晓光是我姐的朋友。”

“那么，当然也是你的朋友啰？”

“他不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都是一般老百姓家的儿女，高攀不上他那样的朋友。我认为，他也从没拿我当过朋友。”

“是你姐的朋友却不是你的朋友，这我就不太理解了。”

“世界上让人不太理解的事很多，我也有很多不太理解的事。”

“但是，他却帮你走后门调到了这个厂。你们不是朋友，他会为你的事这么出力？”

“是我求他的。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人也会求不是朋友的人。我们老百姓经常会这样，无非厚着点儿脸皮。我当时在木材加工厂走投无路了，他帮我，是看在我姐的面子上。有些人帮了我们一次忙，不一定以后就是我们的朋友了，对不对？”

到此时为止，对方还没往小本上记一个字呢，显得有些烦了，掩饰着端起杯也喝了口水。

老太太第二次放下报，往上推了推眼镜，也不看那人，一边把那张报纸放回报夹上，一边批评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搞外调也要讲这一点。同志，你刚才的话是错误的，损害了我们厂的声誉。我们厂从不接受走后门的工人。一个生产酱油的工厂，谁犯得着托关系走后门进我们厂吗？市里的工厂分五级，木材加工厂和我们厂同属于四级厂，从一个四级厂调到另一个四级厂，完全符合正常调动的范围。蔡晓光只不过向我们介绍了一下他当时在木材加工厂的情况，而我们厂当时正缺少出渣工。他的入厂手续是我批的，出渣是我们厂最累的工种，他入厂后到现在一直还是出渣工。我说清楚了吗？”

那人还试图寻找突破点，他问：“当时，蔡晓光怎么介绍他的情况呢？”

老太太看着秉昆说：“告诉你他当时在木材厂的情况，这不成了向我搞外调了！”说罢，她起身走到窗前，给窗台上的几盆花浇水。

秉昆简明扼要地讲了讲自己当时在厂里的苦恼处境，他有点儿不耐烦了。讲完后，他不满地问：“你到底想知道什么事？别再绕弯子了，咱们直来直去好不好？”

那人精神为之一振，正中下怀似的说：“好，好，很好。很高兴你这种痛快的态度，我喜欢你这种性格直率的青年！”

接着，他摆明要害，说他要了解的是，蔡晓光和周秉昆谈过自己对“批林批孔”的什么看法没有？如谈过，具体是怎么讲的？如确实没谈过，谈到过他父亲蔡挺凯对“批林批孔”的什么看法没有？

秉昆回答说：“自从姐姐一九六八年到贵州去以后，除了偶尔在路上碰到过蔡晓光，彼此匆匆说几句可说可不说的话以外，再就只会面过一次，便是自己求他帮忙调单位那一次。”

对方按捺不住，打断道：“那不正是‘九一三’事件发生不久的事吗？许多人当时议论纷纷，他肯定也议论了。想想，好好想想。”

秉昆说：“想都不用想，他一句也没议论。”

对方的表情很失望，沉默片刻，退而求其次地说：“那你谈谈蔡晓光对‘文革’说过哪些话也行，包括他说父亲对‘文革’怎么看的。你姐是他的朋友，‘文革’开始以后，他经常到你家去，和你哥你姐，还有前副省长的女儿郝冬梅聚在一起，这些情况我们都掌握。我也坦率地告诉你，凡有人群的地方，几乎就有我们无产阶级红色政权的耳目。但是呢，我一句话都没问你哥哥姐姐包括你哥哥的对象郝冬梅说过什么关于政治的话，对吧？我不是针对你和你的家人来的。刚才你们厂的党支部书记也讲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是懂政策讲策略的，可和你谈了这么半天，你却一点儿都不配合。年轻人，我再跟你交个底，如果你肯配合我一下，那么你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就立了功了，这对你是有益的。我说这些完全是为你好，你可要想清楚了。”

秉昆问：“那，怎么样才算配合你了呢？”

对方说：“你自己想。”

老太太不浇花了，转过身，双臂交抱胸前，微微眯起的双眼从镜片后投出琢磨的目光，一会儿注视着外调者，一会儿注视着周秉昆。

秉昆突然玩世不恭地笑了。

外调者紧皱双眉，有点儿生气地问：“你怎么还笑呢？有什么好笑的？”

秉昆一本正经地说：“傻笑呗，我也跟你交个底行不行？”

外调者立刻欢迎说：“行，太行了。咱俩就是应该互相交底。”

老太太忽然咳嗽了几声。

秉昆也不往老太太那边看，郑重其事地问：“你不记吗？”

“记，记。”外调者拿起了放在记录本上的笔。

秉昆将身子坐得更直，以一种对医生讲述自己病情般坦白的态度说：“你虽然对我哥哥姐姐的情况掌握得挺清楚，对我却不太了解。我这人吧，基本上就是一个政治白痴，在政治方面纯粹是傻瓜蛋、二百五。所以呢，关心政治的人谁都不跟我谈政治，我也从不跟他们谈政治。你呢，从我一坐下，句句往政治上引我来谈，这让我心里烦透了，你知道吗？我再烦那么一点点，是会骂人的。如果更烦了，还会打人。哎，你怎么不记呢？记上我这些交底的话，回去不就好交差了吗？我这是种病，哪儿都治不好，有的医生说是遗传的。我父亲就像我这样，政治对于他就是当一名好工人，获得更多的奖状。”

他说完，闭上了双眼。

外调者心有不甘地问：“没了？”

他猛地睁开眼大吼：“你他妈的还烦我是不是？”

外调者一哆嗦，立刻站了起来，气恼地瞪着秉昆，片刻后扭头看老太太。

老太太耸耸肩，像体育裁判那样做出停止的手势。

外调者抓起记录本，悻悻地往外便走。

老太太也往外跟，同时训斥秉昆：“你这是什么表现？给我老老实实坐着别动，看我过会儿怎么调教你！”

老太太回到办公室时，见秉昆坐在那儿生气，便亦庄亦谐地说：“我觉得你挺懂政治的嘛。你这么样把他打发走了也好，拿着鸡毛当令箭，连我都快烦了。”

秉昆恼火地说：“他侮辱我人格！”

老太太坐下，放松身子往椅背一靠，把双手交抱胸前，三娘教子般地说：“别那么娇气，我的人格被侮辱过多少次了，你的人格怎么就不能被侮辱一次？你的人格有铁券丹书保佑着呀？”

秉昆问老太太知道不知道唐向阳父亲替他改名的事。

老太太矜持地说，凡是记在档案里的，全厂每一个人的事她都知道。秉昆说的事，唐向阳的档案里并没写，她愿闻其详。

秉昆就把唐向阳的名字怎么由唐朝阳改为唐向阳的过程大致讲了一遍。

老太太不解地问：“你讲给我听，究竟要说明什么呢？”

秉昆高傲地说：“在我这儿，唐朝阳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姓唐名朝阳，王八蛋才会说成迷恋唐朝的太阳！谁想让我也成为那样的王八蛋，门儿都没有，对你也不例外。我有时候可以装傻瓜蛋，但绝不做王八蛋！‘批林批孔’那点事儿，不就是你家老马同志说的那种矛头吗？连进步都明白！”

老太太打断道：“等等，等等。你们三个去我家那天，偷听我和老伴的谈话了？”

秉昆只得点头承认。

老太太宽容地说：“既然偷听到了，我问你们罪也没必要了，相信你们不会乱说的。”

秉昆值得信任地点头。

老太太便与他约法三章：第一，绝不许他们聚在一起再议论“批林批孔”这个话题；第二，不许议论“文革”以及一切与政治有关的话题；第三，支持唐向阳在八小时以外为他们补数理化课程，以后能考上大学，将是她喜出望外的事。

“那，夜校什么时候能开课呢？”

“我尽量争取早一点儿。”

“将来大学还会招生吗？”

“估计很快就会的，但以什么方式招，我也没法预见。不管以什么方式，如果文化基础知识太差的人上了大学，既浪费人民的钱，也浪费教育资源。”

“你也给我交个底，蔡晓光他父亲的事，是不是很严重？”

“是的。在咱们省，目前是最严重的政治事件了。都打成了林彪死党，那还不严重？”

“他要替林彪翻案？”

“他哪有那么大的能量！当年是林彪部队的干部，并非个个都是林彪的家将。据说他那人挺正派，只不过强烈反对……”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周秉昆你懂的太多了，这不好，很不好，到此结束吧。”

“最后一个问题——我刚才的表现，对我以后会有什么不利吗？”

“很负责任地回答你，不会。”

“对我哥哥姐姐呢？”

“这是第二个问题了。放心，更不会的，人家那位同志也不是彻底的王八蛋，那是他的工作。”

老太太又说，倘若他周秉昆真的提供了什么落井下石的证言，那对方也会很高兴。即使他周秉昆胡编一通，比如将唐朝阳说成唐朝的太阳那一类证言，对方听了都觉得牵强，那也还是会如获至宝，认真记录，及时汇报，因为那是难得的立功机会。原本不是王八蛋的人，在那种情况下，很容易也很愿意变成王八蛋。她替对方高兴，秉昆也应该替自己高兴，因为他拯救了一个有可能变成王八蛋的人。

当面听老太太表情庄重地表扬自己，秉昆高兴了。

他起身将走，老太太问他茶好喝吗？他猜到了为什么那么问他，说好喝极了，说自己和母亲可爱喝茶了，但除了过春节能喝上几次不知道哪辈子采下来的茶，平时多想喝也喝不上呀！

老太太也猜到了他为什么那么说，笑了，给了他一小盒杭州“龙井”，还给了他一筒麦乳精。“龙井”他是有所耳闻的，麦乳精连听说也没听说过。老太太说麦乳精是营养品，一直想着要让他带给做街道干部的母亲——她打听过了，知道他母亲是位热心肠的好街道干部。

秉昆讶然地说：“你怎么也像刚才那个人似的，什么都乱打听啊？”

老太太白了他一眼，嗔道：“怎么是乱打听呢？我要充分了解你们，引导你们往正道上走，当然也得对你们的家庭有所了解。”

那天秉昆回家后，母亲告诉他蔡晓光来过了。

秉昆问蔡晓光说了些什么。

母亲说蔡晓光说是下班路上忽然心生一念，骑自行车拐了个弯顺便过来看看。他说几天后就要离开拖拉机厂，到他们厂在外县的一个分厂去上班了。具体哪个县，他还不太清楚，算是来告别，很可能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会与周家人失去联系了。总之，匆匆说了几句话就走了。

母亲埋怨道：“都怪你！你要想往酱油厂调，自己去联系联系就不行吗？上班几年了，还这么不懂事！我看就是因为你当初麻烦人家，人家不愿再与咱们周家有什么来往了，亲自登门，当场和咱们周家做一个了断。”

秉昆默默听着，不想对母亲说一句蔡晓光父亲的事。

母亲见了“龙井”和麦乳精才停止了絮叨，指示秉昆，麦乳精要及早给他姐姐寄去，好营养外孙女的身体。至于“龙井”，她要留着春燕和德宝办喜事时拿出来。

秉昆不再听她絮叨，又去翻书箱。书箱内的大部分书他都已读过了，还往小本上抄了不少自己喜欢的文字。在那些作家中，他更喜欢雨果和托尔斯泰，尤其是雨果。雨果小说那种激情四射雄辩滔滔的语言魅力让他沉醉，因为他觉得自己内心太缺少激情了。他渴望成为有激情的人，却不能在现实中发现什么值得自己投入激情的事。自从成了小名人以后，他经常提醒自己随身带着快板。商店里的人们总是要求他来一段快板，如果他让对方高兴了，起码可以多进几箱他们二厂的而不是一厂的酱油。为了那几箱酱油的业绩，他说快板时状态饱满，但只要独自安静下来，服了兴奋剂似的那种状态就会一扫而光，内心里随之产生的又仿佛是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的空虚。以往的日子，读书是他暂时摆脱空虚的良方，但是现在他决定与雨果们分开一个时期了。哥哥姐姐居然还留下了一册不少的初中到高中各门课本——那正是他要找的。

老太太点燃了他心中的一盏灯，那盏灯的名字叫大学。他不知道，除了上大学，还有什么其他方式能算得上是一种改变人生的正派方式——可以使自己对人生不再沮丧，而是比较满意。一九七三年，大学毕竟仍是一个与知识和思想发生最密切关系的地方。他读了一些书籍之后意识到，如果一个人终生都缺少知识和思想，那么，他连一颗黄豆也不如。成吨的黄豆还能榨出豆油或酿成酱油，成群的没有知识和思想的人，除了体力和技能，就再也榨不出别的东西了。而被榨尽了体力和技能的人，注定是一个可悲的人。

六月的A市是它最美的季节。

树的叶子全都绿得油旺旺的，特别是那些老杨树的叶子，能长到比壮汉子们的手掌还大，每一片都像刚从手工纸上剪下来粘到枝上。很奇怪的是，学生们用的作业本的纸质仍很差，小学生用的手工纸还像“文革”前那么色彩光鲜。那些老杨树多半是自然生长，而非人工栽种。共乐区岁数最大的人，也比不上它们的树龄长。马路两旁的柳树倒是人栽的，因为它们容易活，绿化成本低。新中国成立后A市就进行过一次绿化运动，许许多多的柳树是当年群众义务劳动种下的。A市一向不缺水，仅仅冬季的雪在春季化成雪水渗入地下，便会让植物在以后的两个月生长茂盛。A市的夏季又是多雨的，这使A市大马路两旁的柳树像南方的柳树一样，普遍长出又细又长、柔软得可以在手指上缠几圈的枝条。

许多人家小院里的丁香树和扫帚梅也都开花了。说起来，A市人喜欢那两种花，大约还是受俄国人的影响。对于早年间生活在A市的俄国人，没有院子是不成其为家的；院子里如果没有丁香和扫帚梅，似乎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院子。

丁香花使A市到处弥漫着馥郁的香气，特别是在清晨和夜晚的时候。扫帚梅实在是最普通的一种季节性草花，筷子般粗的茎居然能长到一米半那么高，直挺又有弹性，大风才能吹弯它们的茎，随风摇摆的只不过是它们的花朵。它们的茎在最上端分杈，每杈一朵花，一株扫帚梅最多能开五六朵花。有小院的人家都在四月份贴着板障子密密地撒一溜种，出芽时浇几次水，再就不必管它们了。到了六月份，它们就开始分杈开花了。它们的花看上去也很普通，六瓣的单瓣花而已，但是花的颜色五彩缤纷——红的粉的黄的白的夹杂绽放，还都开在几乎同样的高度。它们是那种要开就一齐色彩鲜艳地开着的花，每一朵花都不会在枝头卷边或蔫萎，始终精精神神地开着，即使经过几场大风大雨。如果它们凋谢了，花瓣落地了，捡起来细看，一瓣瓣仍如开在枝头那么鲜艳完好。它们是那种即使凋零也要凋零得不失尊严体面的花。它们的花期很长，到了十一月份，哪怕已经下过了第一场雪，仍会发现有几簇扫帚梅居然开放于白雪皑皑的世界中。它们是这么一种平凡又很耐寒耐看赏心悦目的花，A市人才将它视为梅的同类。它们的茎干了以后，可以剪齐了扎成扫把，非常耐用。

然而，每年从六月到八月，A市最漂亮的并不是花，而是姑娘们。当年，女孩子专指十五岁以下的小姑娘。十岁以下的小姑娘，A市人习惯于叫她们小丫头。小姑娘们到了十七岁以上，往往就被大人们看成大姑娘了。大人们若认为她们的什么言行不得体，往往会批评道：“都十七八的大姑娘了，怎么还没点儿大姑娘的样子？”

是的，对于六月的A市，最美的一道道风景，是十七八到二十二三岁之间的大姑娘们。当年她们的花季似乎也就这么长，一过二十五岁，一般就被视为老姑娘了。一过二十七八岁，她们就被全社会视为女人了，从此与“姑娘”二字绝缘。

已经是“文革”的第八个年头了，“九一三”事件似乎终于变成了一个历史事件，更多的人对于政治运动开始产生不可逆转的厌倦。大姑娘们尤其如此，她们的爱美之心“蠢蠢欲动”，有的穿上了花布裙子，大胆者甚至穿上了“修正主义”的布拉吉——没有人再批判她们有满脑子不健康的臭美思想了。

一日，秉昆从某商店回到家里，刚吃完饭，春燕来了。她穿了一条浅红色的裙子，裙子刚过膝盖，上身是一件短袖花布衫。

母亲问她吃没吃午饭？

她说在家吃过了。

母亲夸她的花布衫和浅红色裙子搭配得好看。

她说好看也不敢穿着这么一身去上班，领导一再叮嘱她，快是全市标兵了，在穿着方面，一定要给人无产阶级的朴素印象。

母亲打量着她说：“裙子是不是短了点儿？”

她叫道：“还短呀？我也不能白生一双好看的腿嘛，总得找机会让人民大众欣赏欣赏吧？”

母亲就抿嘴笑，不再说什么。

春燕是来找秉昆帮忙的，她说市里要求标兵不但应该是各行各业的先进劳动者，更应该是将“文革”进行到底的中坚分子，所以领导给了她三天假，让她认真写一篇“批孔”文章。第一天都过去了，她还一个字也没憋出来呢。

“好干哥哥，我的事就是你的事是不是？你不能让妹妹愁出一头白发来吧？这个忙你一定得帮我！”春燕嘴甜得要命。

秉昆却不为所动，说她应该首先去找德宝，帮她这类忙更属于德宝的特权，而且德宝肯定也高兴帮她写。

“德宝不是在班上嘛！你这个干哥哥，难道就不高兴帮我吗？”春燕不但嘴甜，而且一副死缠烂磨的样子。很明显，秉昆如果不帮她，她就打定主意赖着不走。

母亲同情起她来，也对秉昆说：“什么特权不特权的，你能帮就帮帮她嘛。人家春燕口口声声叫着你干哥哥，你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连我都看不过眼去！”

秉昆烦了，冲母亲发火：“我能帮不帮吗？写大批判文章得有政治头脑你懂不懂？她没有我就有吗？咱家人有那种遗传吗？”

母亲一时被顶撞得说不出话来。

而春燕眨巴眨巴眼睛掉下泪珠了。

秉昆想到明天是星期日，缓和了语调，又说以他自己的能力绝对帮不上那种忙，最好通知所有朋友，明天都到他家来，专为春燕的事在一起讨论讨论，以共同的智慧，也许会为她凑出一篇有水平的批判文章来。

春燕噙着泪连连点头。

母亲欣然地说：“这才像个干哥哥的样子。”

“那我现在就去通知德宝和吕川，让他俩再分别通知国庆和赶超。”为了摆脱春燕带入家门的烦恼，秉昆急欲脱身，说罢往外便走。

老推销员已经退休，秉昆正式接班了。他忙于推销，已三天没到厂里去了。

在厂门口，把门师傅像看着一名终于投案自首的犯人似的看着他，弦外有音地问：“你还记着你也是出渣班班长吗？”

秉昆说：“我只不过暂时代理一个时期，怎么了？”

把门师傅以谴责的口吻说：“暂时代理那也是具体负责的人，多日没来厂里了吧？还问怎么了，快去你们出渣房看看吧！”

秉昆听罢那话，料到肯定有不好的事发生了，推着自行车往出渣房一溜小跑。拐过一排车间，但见出渣房门外里三层外三层围了许多人。到跟前才发觉鞋已经湿透了，路上到处汪着酱油。

从出渣车间流出了三吨多酱油，先是注满了渣池，溢到池外，接着流出了渣房，将门前的一片凹地变成了酱油池。

这是建厂以来从没发生过的重大生产事故。周秉昆扶不住自行车了，自行车倒在酱油池里，他也一屁股坐在湿地上了。

几乎所有目光都望向他，他吃惊得完全傻掉了。

德宝推着龚宾从出渣房出来了，龚宾呜呜哭着说：“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不是故意的……”

“别哭！谁说你们故意的了？事故都造成了，哭有什么用？”老太太也从出渣房出来了，高挽着裤腿，布鞋湿透，她铁青着脸训斥龚宾。

当她发现坐在地上的秉昆时，也想训斥几句，却又很快将头一扭，看着大家说：“留下几个人，把池子淘净了。下午还要出渣，不能连下午的生产也给耽误了。”说完，她从一个人手中夺过桶，转身又进了出渣房。

人们纷纷散去，只留下了几个手中有桶的人。德宝将秉昆扶起，小声说：“多亏了向阳，要不损失更大。”

吕川陪着向阳从医务所回来，向阳双手都被阀门烫伤，缠着纱布。

他内疚地对秉昆说：“班长，对不起，给你捅了这么大娄子。我们三个大意了，我们绝不连累你。”

老太太这时恰巧拎着满满一桶酱油走出来，进步立刻上前换下她，将一桶酱油拎至酱油池那儿倒掉。

老太太对吕川说：“你负责把向阳送回家。他手那样了，不彻底好了不能上班。”

德宝也拎着满满一桶酱油出来了，老太太吩咐他：“这么一桶桶地往外淘不行，你到工具仓库去把抽水机领出来。”

秉昆这时才能说出话：“不管责任多大，我一人承担。”

老太太望着酱油池说：“现在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吗？你给我听着，下午不但要按时出渣，下班之前，还得搞得干干净净！酱油弄脏了的地方，要撒一层石灰，免得招苍蝇。”

她说完，低头想了会儿，忽然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