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你还是慎重考虑再决定的好。”

“没什么可考虑的了。”

“那事情岂不是变成我把你给耽误了吗？”

“过来。”

郝冬梅背靠一棵白桦树站着，周秉义站在离她三步远的地方，弯腰继续采摘野花。他面前是一片叫作星星散的小黄花，已经快编成一个花环了。

冬梅犹豫了一下，缓缓走到他身边。

他看她一眼，再看手中花环，不满意地摇摇头。

冬梅责备道：“跟你谈你的前途问题呢，你怎么还有那份心思？”

秉义四处张望，有所发现，眼睛一亮：公路那边，有喇叭花缠着树生长，上上下下花开得煞是热闹。

他将花环朝冬梅一递：“先拿会儿。”

冬梅刚接过去，他已转身跑向喇叭花。

估计是鸟儿将几粒喇叭花的种子带到那儿的，它的花开得挺别致，下边的花尽是白色，中间部分的花是蓝色。秉义更想要紫色的花，偏偏那紫色的花开在最高处，高到了秉义伸手够不到的地方。这让它缠绕的那棵白桦树如同穿上了一件旗袍，一件绣满了白、蓝、紫三色花朵的绿绸布做成的旗袍，使人联想到穿旗袍的高挑美人儿。白桦树的树干，似裸露着的白皙修长的腿，最上边的紫色的喇叭花形成了华丽旗袍的高领。

秉义欣赏着。

冬梅喊：“你在那儿发什么呆呀？”

她知道，秉义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做任何事都要求自己做到最好，即使忽生一念要为爱人编一个花环，即使过会儿他们在公路上分手时花环必然会被抛弃。她已过二十六岁生日了，即将是老姑娘了，才不愿自己戴着花环的幼稚样子被除秉义之外的其他任何人见到呢！

“别费那事儿了行不行啊！”她又喊时，已将单色的花环戴头上了。

秉义装作没听见。他的自行车在公路边上，他将自行车搬了过去，一脚踏车座一脚踏车梁，开始摘取那些紫色的喇叭花。

所谓公路，其实就是用铲车在这一片白桦林中硬铲出来的类似防火带的一段路。铲车无法将白桦树从根部齐刷刷地铲断，只能撞倒它们。拖拉机随后用钢丝绳将它们一棵棵连根拖走，最后由人力填平树坑，于是就有一条两里多长的公路穿林而成。这一片白桦林，是秉义他们师属地内最大的一片白桦林。他们师地处山区，团与团之间、营与连之间，除了有数的几条砂石路，其他全是那种徒有其名的公路了。

秉义做事还有一个近乎强迫症的习惯，那就是先难后易。采摘到紫色的喇叭花自然不容易，他知难而上。他自以为已将自行车支稳了，但前几天下过大雨，林地还没干，一踏到自行车上，车架就陷入土中渐渐倾斜，结果他握着一把紫色的喇叭花摔倒在地上。

冬梅惊叫一声，跑过来将他扶起，让他靠在自己怀里，不安地问他摔伤了哪里没有？

他说没事，吓了一跳而已，说罢跃起将蹲着的冬梅拉了起来，接着又采摘蓝色的喇叭花。

冬梅因为不能将刚才的谈话进行下去，不悦地从旁看着他。

他采够了，也不注意冬梅的表情，从她头上取下花环，将蓝色的紫色的喇叭花间隔着遍插在花环上，双手捧着，伸直胳膊，左歪头看一会儿，右歪头看一会儿，这才满意地笑了。

冬梅不禁有点儿生气，猛一下从他手中掠去花环，使劲往头上一套，将花环套散了，成一条花草绳落在了地上。她捡起来，手臂一挥，花草绳像条彩蛇似的从空中飞舞向远处，一头钻进草丛中去了。

秉义居然不明白她为何生气，吃惊又困惑地看着她。

她沉着脸说：“你就当我戴在头上了吧，现在我要求你将严肃的谈话继续下去。”

秉义不悦了，瞪着她问：“什么严肃的话题？”

冬梅说：“别装傻，就是你去不去沈阳军区的事。”

秉义说：“刚才不是谈过了吗？”

冬梅说：“但是没谈完。”

秉义说：“明明谈完了嘛！你让我慎重考虑再决定，我说没什么可考虑的了。不就谈完了吗？咱们就当没这么回事，彻底忘了不就得了吗？”

“这么大的事，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算谈完了吗？你不觉得你是在敷衍我吗？我可是特意为这事来找你的！”冬梅提高了嗓音。

“多大的事啊？我怎么就敷衍你了啊？你来找我不就是想要当面听到我的态度吗？我不去。我已经明确地向你这么表态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表态的话不都是简单的话吗？你听到过长篇大论的表态吗？我们之间需要与众不同的长篇大论的表态吗？”秉义振振有词，表情由不悦而怫然了。

冬梅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一转身双手捂脸哭了。

当年，全国有十几个生产建设兵团。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地处中苏边境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具有明显的军队性质。

六月份的时候，沈阳军区谢副司令员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进行战备视察，他是一位开国少将。名曰视察，其实是要会会老战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颜副司令员。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级别很高，司令员由沈阳军区司令员亲任，而颜副司令员本是沈阳军区的一位少将副司令员，平级调任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副司令员后，除了必要的工作请示和汇报须他本人回沈阳军区外，一年大多数时间住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总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市。颜副司令员是位老红军，他的老战友谢副司令员也是位老红军。据说，两位老红军少将在佳木斯相见后，当晚各自打发走随员，几乎谈了一夜——北京政坛波谲云诡，部队关系复杂多变，中苏边境剑拔弩张，“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的健康每况愈下，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堪忧，出卖之风盛行而值得信任者越来越少。他们的军职虽然并不多么显赫，但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实际考验。

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值得信任者越来越少了，不得不防的人似乎也越来越多了。有受大环境影响的心理作用，却也不能说完全就是心理原因——一言不慎，出口即祸，不但祸己，还殃及家人亲友。现实生活中，因防人之心松懈而忽一日成了敌人的事例不胜枚举。想必两位老战友之间要谈的知心话题太多太多，谈了一夜意犹未尽，第二天又谈了大半夜，至于谈了些什么内容没人知道。第三天，谢副司令员将一干随员打发回沈阳，说更愿意由生产建设兵团的同志陪着去各师团看看。有人认为他那么坚持是因为与老战友谈过后更忧虑了，有人则认为恰恰相反，他心情好多了。颜副司令员工作缠身无法相伴，他将周秉义从师里召到了佳木斯，让周秉义代表自己陪同。总司令部那么多人，派谁去陪同自己的老战友不好呢，干吗非从某师抽一名教育处的副处长啊？各机关的人们自然不解，私议纷纷。颜副司令也不管那些，命令下达，绝无改意。

直至“文革”后，他的女儿才回忆说，当年那个决定是在她家做出的。

谢副司令员问：“老颜啊，你寻思半天才为我抽那么一个人来，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啊？”

颜副司令员指着自己的太阳穴回答：“他这里边的东西可靠。”

他又为什么如此信任周秉义呢？

春天时，中央提出了农村要尽快普及小学五年制教育的方针，当时大部分省是小学六年制。生产建设兵团对中央这一指示很重视，颜副司令员亲自率队到各师团考察、调研。在周秉义他们师，自始至终一直由周秉义陪同。周秉义的汇报清楚明白，数字翔实可靠，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掩盖问题，不夸大成绩，不讳言个人看法，给颜副司令员留下了良好印象。调研组临走前完成了一份调研报告，由颜副司令员签了名，将要作为司令部文件传达各师团。颜副司令员特别嘱咐要让小周同志看看，提提意见。

周秉义还真看出了问题。其中一段写道：“一个国家的教育事业如果落后，其他各项事业的长期发展必将被拖后腿，种种目标都会功亏一篑。所以，要求各师、团，要像办好自己国家的教育事业那样重视问题、总结经验，解决困难，努力开创生产建设兵团基础教育的新局面……”

周秉义认为，“要像办好自己国家的教育事业那样”一句严重不妥。调研组的秀才领班则说，哪儿都可以改，就这一段只字不得擅改，因为是副司令员的原话。特别是那种比喻，副司令员一再说过，是他自己认为很有情怀的比喻，他强调一定要写上。谁有意见，谁亲自去跟副司令员提好了。

于是，周秉义强烈要求副司令员接见。

颜副司令问：“我那种比喻怎么就非改不可呢？”

周秉义说：“国家是一个整体，一个师就是一个师，一个团就是一个团……”

颜副司令员打断道：“我明白你的好意，但我说的是‘自己国家’嘛！别人要非往歪处去想，那是他们鸡蛋里挑骨头，随他们的便好了。”

周秉义坚持道：“那您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进一步说也是对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不负责任。您热爱兵团，我们兵团战士尊敬您，不愿看到小人们鸡蛋里挑骨头的事真的发生，您不可以给他们可乘之机。”

颜副司令员就沉吟起来。

周秉义又说：“某些人都能从画骆驼、画虎、画猫头鹰、画松树和山水的画中看出什么别有用心，什么动向来，他们是不可不……”

颜副司令员又打断道：“别往下说了，你替我改。”

那件事给颜副司令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谢副司令员回到沈阳军区不久，周秉义所在的师收到了由兵团总司令部转来的沈阳军区的调令：调周秉义前往沈阳军区报到，从报到之日起，即由知青干部转为正式军人，听候军区的工作安排。

一石击起千层浪，此事在师部炸开了锅，连日里议论鼎沸，说什么的都有。最伤害秉义的说法是，看不出一向正人君子般的他还特善于溜须拍马走上层路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以达到目的！才陪了沈阳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十来天啊！多大的能耐啊！多高明的手段才能如愿以偿呢？背后这么说的人，基本上也都是知青干事、参谋什么的。

那些日子里，周秉义备觉聚蚊成雷、人言可畏的压力。

但是他连自我辩护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师部领导们没正式通告他。

师部经由兵团总司令部转给沈阳军区一份公函，以工作需要为由，试图予以回绝。

然而，师长接到了颜副司令员的电话。

颜副司令员说，谢副司令员的秘书另外任职了，正在物色秘书。老战友向自己要一名知青副处长，自己必须照办。最后，他说：“愿意放人得放，不愿意放也得放。”

于是事情明朗化了，师长亲自通知周秉义。

实际上，师里的领导们绝无阻止周秉义好事成真的想法。发现一名可以被培养成干部的知青苗子并培养成了副处级干部，也是让他们颇有成就感的事。周秉义将全师的基础教育工作抓得卓有成效，他们是因为惜才而不愿人才流失。

师长让他看了调令，调令中注明了若干要求，其中一条是“社会关系纯洁”，不“纯洁”的社会关系对象中包括“走资派”在内。

周秉义把调令放在桌上后，波澜不惊地说：“容我考虑一下。”

师长问：“几天？”

他说：“五分钟。”

他需要独处五分钟，并不是必须考虑，而是必须平静一下心情。尽管那份调令让他的人品饱受争议，但它毕竟非同寻常。如同通往阿里巴巴藏宝洞的路线图，当真的属于某人时，不管是谁，十之八九都会觉得此前所经历的任何不快都根本不值一提。周秉义并非那十之一二的不凡之人，那份调令仿佛不是一般的火炮，而是一门特大口径穿甲弹重炮。哪怕他是一辆虎式霸王坦克，也随时可以一举击毁，不，是将他头脑中关于人生的全部理念轰得灰飞烟灭。那些理念是他的人品“工事”，他此前一向凭此工事宠辱不惊，不卑不亢，现在却面临有生以来最严峻的人品威胁——恰恰又是欣赏他的工作能力，更看重他人品的两位老首长造成的。

站在走廊里掏出了烟的周秉义，紧巴得手都不听使唤了。他所面临的事好比如今一个小彩民中了几千万的头彩，但若要将那几千万打到自己银行卡上，首先得下决心自断双臂或双腿。郝冬梅早已成了他人生的另一半——此事搁谁身上，大约都会紧巴得扛不住。

那一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已有七个师六十余个团四十多万知青，全国已有一千多万知青了。当一位可敬的老红军、开国少将、大军区副司令员的秘书，不要说在四十多万兵团知青中，就是在一千多万全国知青中，又能有几人如此幸运呢？自从“上山下乡”成为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运动以来，还没听说过有哪一位知青像他这般幸运！

他忽然理解了那些对他的人品的侮辱和攻讦之词，也顿时对周围的嫉妒一概予以原谅了。天下知青皆属同类，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更是如此。别说自己只不过是师部机关的一名知青，即便是兵团总部的知青那又怎样？不错，你坐办公室了，你不必风里来雨里去地干农活，但你不还是非工非农非学非军、身份不伦不类的知青吗？你不是与任何一名兵团知青挣同样多的钱吗？

大家都只不过是知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中虽然产生了干部，但是并不被普通知青看得多么不普通。副处长周秉义的工资依然是三十二元，仅就工资而言，他还属于弱势群体。干农活的知青节假日加班有工资，机关知青却并不享受这一待遇。

不伦不类的身份，让知青们长期找不到归属感，自然也就几乎全无所谓身份认同感，所以都盼着招工、参军、上大学的机会青睐自己。机关知青信息渠道多，离足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权力场近，故种种钻营现象屡见不鲜。而要达到目的总得付出点儿什么，经常付出的无非便是政治品质、人际道德、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爱情或别人的“地下爱情”——很有些人通过公开或不能公开、正当或不怎么正当的途径和方式摆脱了知青身份。为了稳定知青们的扎根意识，各师团都制定了自己的土政策，共同的一项便是，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的知青，原则上不轻易放走其中一方。把关严的师团干脆将“不轻易”直接执行为“不”，将确定了恋爱关系干脆解释为发生了恋爱关系。因为已发生过几起这样的事件，一方没走成，遭到了另一方的伤害；一方前脚走了，另一方想不开疯了或自杀了。既要恋爱，又要不丧失能走的良机，这种鱼与熊掌兼得的两全之想，迫使某些知青将爱情当成一件秘而不宣的地下事业来进行。他们预先达成了海誓山盟协议，两人中谁有机会走，但走无妨。走的一方不可变心，没走的一方应守身如玉，专一地期待大换班即全体知青返城，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姑且不论他们的协议靠谱不靠谱，单说将爱情的地下事业秘密进行到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绝密程度，便委实不易。

于是，另一类事情便也发生了，爱情隐侣中的一方就要走了，另一方亦遵守协议不哭不闹守口如瓶，斜刺里却杀出要将闲事管到底的程咬金，以揭发者的姿态对朋友的恋爱关系大曝其光，想走的走不成了，那守口如瓶的一方一并背上了欺骗组织欺骗群众的罪名。揭发者自然并未从中得着什么实际利益，明知偏要那么做，纯粹是为了从破坏别人的好事中获得某种快感。所谓损人不利己在他们那儿另有新解，即损了人便利了己。能揭发地下爱情者，大抵是恋爱一方的朋友或双方共同的朋友，于是不但爱情被出卖了，友谊也遭到了不知所措的背叛。身为师教育处副处长的周秉义，自己就代表师部处理过一件如此这般令他嫌恶的知青老师之间的破事。

周秉义只吸了第一口烟后，便做出了决定。接下来的每一口烟，便都是为了让神经彻底放松下来。他的头脑里并没发生什么难以抉择的思想斗争。他固然也是个鱼与熊掌都想兼得的人，如果说郝冬梅是鱼，要获得熊掌必须失去鱼的话，那么他是那种立刻会对熊掌转过头去的男人。这与某些爱情小说对他的影响有一定关系，那些小说赞美忠贞不渝的爱情，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了自己的道德律——但道德律的禁忌并非主要原因，更主要的原因其实可以说是一种习惯，即他已经习惯了人生中不可无冬梅，如同基督教徒习惯了人生中不可无《圣经》。若对一个人说珠宝给你，前提是必须将《圣经》抛弃，虔诚的基督教徒往往会根本不加考虑，便向珠宝背转过身去。也许他们此前对《圣经》心存疑惑不解，但恰恰是当具有巨大诱惑性的珠宝摆在面前时，心理习惯的神力反而会让他们将《圣经》抱得更紧。

周秉义还没吸完一支烟，便想好了应该如何回答师长，才会让事情彻底了结。

再次出现在师长面前时，他平静地说：“我未婚妻的父亲现在仍是被打倒的‘走资派’，而这不符合入伍的政审条件，所以我只有放弃此次难得的机会。我们已决定不久便结婚，希望师长能参加我们的婚礼。”

结婚之说完全是托词，他并没与冬梅商议过。

师长愣住了。

他与冬梅的恋爱关系当然不属于地下的，师长也有所耳闻，但师部优秀知青干部未婚妻的父亲是“走资派”，却是师长料想不到的。

“师长，我可以走了吗？”

“等等，这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五月一日《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你认真学过没有？”

“报告师长，我认真学过了。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强调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不仅要敢于大胆解放干部，还要敢于正确使用’。正是依据《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思想精神，教育处及时启用了一批‘文革’后靠边站的各团教育系统的干部、校长，工作汇报早已呈送政治部了。”

“你们的工作汇报我看过了，师党委支持你们的做法。我现在指的是，你未婚妻的父亲，他的问题仍没有什么松动的迹象吗？如果有，那你就跟我说说，我也许可以替你再争取争取转机。”

“师长不必费心了，他被定性为顽固不化一类，至今毫无新的说法。”

“明白了。”

此时，师长不禁替周秉义倍感遗憾。

周秉义走到门口时，被师长叫住了。

师长又说：“其实，你可以与你未婚妻商议商议，或许还有别的解决办法。”

师长很愿意完成两位副司令员交代给自己的任务，但他的话只能点到为止。

秉义立刻明白了师长的意思，如果他与冬梅结束恋爱关系，就像某些夫妻假离婚那样，政审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但是，他平静地说：“我和未婚妻都不想那么做。”

“周秉义，你可把我的话听明白了，在调令的有效期内，师里是不会向沈阳军区提前做出答复的。”师长的话仍留有回旋余地。

周秉义对于调令的态度，立刻成为师部的头条新闻，不胫而走，在各团知青中传播开了。在爱情的海誓山盟变得轻如鸿毛的当时，用今天的说法，他似乎代表了一种关于爱情价值观的正能量。

他爱的女知青究竟漂亮到何种程度？这逐渐变成了知青们最感兴趣的一点。有些师部的知青见过郝冬梅，他们俨然新闻发言人似的，四处宣布真相：其实那个郝冬梅也并非天仙神女般人儿，最多也就只能说长得还算秀气，挺文静而已。对女性审美标准高的知青干脆说，形象也就一般般，或许因为她控制周秉义的手段极为特殊吧！不知何故，这么说的女知青反而多于男知青。一些离师部近的女知青，星期天结伴来到师部，东溜达西溜达，逢人便搭讪，在什么地方可以见到周秉义？还有不知是男是女的知青给他写信，说他的事迹特让自己感动，坚决支持他的选择，祝他和郝冬梅的爱情之花越开越鲜艳云云。尽管是百分之百的好意，但自己和冬梅的私事居然成了到处传播的事迹，周秉义还是觉得不胜其烦，也感到匪夷所思。

郝冬梅同样难避滋扰。一些知青结伴出现在她所在的生产队里，多数是男知青。他们比女知青坦率多了，逢人便声明就是想见郝冬梅一面，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此日见不到，过几天还来。只要见到了，绝不纠缠，更不会提出什么无理请求，保证人人掉头就走。

若不是那些厚脸皮的男知青非要见她，冬梅还不晓得自己为什么突然名声大噪。若不是她及时阻止，队里就会召集民兵对那些无理取闹的男知青进行驱逐了。她到底颇有应对能力，集体接见了他们，说了些祝福他们爱情美满的话，他们才皆大欢喜地散去。

然而，她很生秉义的气。那么一件重要的事，怎么预先不跟自己通个气呢？又怎么可以在自己一无所知的情况之下，就自做决定了呢？咱俩是什么关系啊？你的事仅仅是你自己的事吗？难道不也是我郝冬梅的事吗？周秉义你也太不尊重我了吧？

于是，她通过电话十万火急地约见秉义。

秉义是师部机关知青，大小还是个“官儿”，他办公室就有电话，拿起来拨几下，冬梅她们生产队队部里的电话就响了。冬梅通过电话约见他就比较复杂了，队部里就那么一台手摇式电话，她要用那台电话与秉义通话，得瞅准队部没人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也不行，那她就必须四处去找一个她打电话时得坐在她旁边的人，这便是三十七八岁的曹会计。他心猿意马地看着一只旧怀表，等着按时收费是他分内之事。他并不情愿耽误自己的时间等着知青打完电话，经常失去耐心地催促快点儿结束。他对冬梅却耐心可嘉，一副别有用心的嘴脸。事实上，他的确别有用心。这一年全国各地先后解放了大大小小不少“走资派”，尚未解放的“走资派”的问题似乎衬托得更加严重了。郝冬梅的父亲恰恰属于后一类，倒没有任何方面的人要求队里监听郝冬梅与人的电话交谈，曹会计异常自觉地肩负起了监听的使命。依他想，从郝冬梅与未婚夫周秉义的通话中，说不定能听出什么新动向。她父亲是尚未解放的大“走资派”，没人关注她怎么可以呢？他一方面见义勇为，一方面对郝冬梅极尽讨好取悦之能事。每次她放下电话，他都少算半分钟一分钟的钱，万一她父亲哪一天忽然解放了呢？得做两手准备啊！接钱之际，他总趁机握一下冬梅的手。冬梅心里厌烦极了，却一直尽量克制着没发作。

这次冬梅与秉义通话后，他居然大胆地握住她的手不松开，还皮笑肉不笑地问：“我猜，肯定是由于你父亲的问题吧？”

冬梅也不说什么，只是狠狠地瞪他，她的目光在那时特别凛然。

“这么瞪着我干吗呀，我不过就是非常关心你的事嘛。哪一天你父亲解放了，我建议队里为你和你父亲祝贺一番哈！”他厚颜无耻地表白着，心虚地松开了她的手。

郝冬梅和周秉义为了能够不受任何人的关注和干扰，选择了这一片白桦林作为见面地点。对于冬梅，到这里比到秉义他们师部近了一半；而秉义要到师部直属营去处理一件挺棘手的事，也要从这里拐向另一条路。

二人之间有了如下谈话：

“这么重要的一件事，你怎么对我一字未提过？”

“起初我也是只听到一些传言，既没亲眼看到调令，也没什么人与我正式谈话，我自己都不知道真假的事，告诉你有什么意思呢？”

“但后来这件事是真的了，你又为什么不征求一下我的态度就擅自决定了？”

“老实说，我根本就不想让你知道。我希望这件事能在我这儿没发生过似的就结束了！”

“但现在我还是知道了！”

“后来的事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啊！你知道或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吗？”

“你认为呢？”

……

以上这种抬杠似的谈话，二人之间从未发生过。周秉义对郝冬梅兴师问罪似的话很敏感，为了让自己和冬梅都高兴起来他才编起那只花环。冬梅对花环表现出的冷漠让他不爽，而她一哭终于令他心烦。他对和她在一起时的感觉越来越不满意，而她从未觉察到，要为不该哭的事莫名其妙地哭。

“我究竟什么地方做错了，冬梅？我还有什么可慎重考虑的呢？你让我再慎重考虑又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应该做相反的决定吗？”

秉义的语气也变成了质问式的。

冬梅不哭了，向公路跑去。

秉义恼火了。这建筑工人的儿子，别看平时文质彬彬的，其实基因里遗传着和他父亲一样的山东男人的那种倔脾气。他也推着自行车走到了公路上，看都不看冬梅一眼，蹬车快速离去。

“我究竟什么地方做错了？”

自行车颠簸不止，他的自问一再重复。

他想不明白自己什么地方做错了。

是的，他确实对和冬梅在一起时的感觉越来越不满意。他早已习惯生活里必须有她，这是真的，越来越不满意也是真的。他断不会因为不满意而生结束他们关系的念头，但也断不肯再将就不满意的现状了。

屈指算来，他们的关系已近十年。初中时冬梅就开始暗暗喜欢他了，那时的周秉义心无旁骛，全部精力集中在学习上。高一时郝冬梅主动向他表白了心迹，他也只当那是一种比男女同学之间的友谊更可贵的友谊。他认为在一位副省长的女儿和一名建筑工人的儿子之间，爱情太奢侈了，还是友谊来得更现实一些。如果自己因为她的主动而忘乎所以，那么可能连友谊也很快就成为过眼烟云。自己虽然是一名建筑工人的儿子，但高中时的他对自己未来的人生已甚为自信。他要求自己必须是那么一种男人——不论时代如何风云多变，自己在同龄人中都不但要努力争取出类拔萃，而且还要始终是一个好人。他确信那么一种男人肯定会有优秀的女人来爱的，而郝冬梅究竟优秀不优秀他还看不出来。

高二时，他从她身上看出一点儿与别的女生不同的地方。她第一次到他光字片的家，是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他送她走时，天已黑了。

路上，他问她晚饭吃好了吗？

她没回答。

他站住细看她，月光下发现她在流泪。

他吃惊了，问有什么地方对她招待不周？

而她的回答让他又吃一惊。

她说：“我父亲他们太对不起生活在这一带的人家了！新中国成立都十五六年了，这里和解放前的穷人区有什么区别？我虽然对解放前一无所知，但毕竟从电影里见到过。”

秉义苦笑道：“我家在光字片还算一户住得不错的人家。新中国一穷二白，底子薄，也不能太责怪你父亲他们。”

她说：“你别劝我了，就让我心里难过着吧！我父亲当副省长近十年了，我猜他从没到过你家住的这个地方，亏他还是主抓城市建设的副省长！”

秉义打趣道：“说不定他还真来过这一带，拖拉机厂搞建厂周年纪念活动时，听说来了不少市里的省里的大官。”

她说：“我想起来了，他确实参加了，但是我敢说，他就根本没想让小车拐个弯，顺便到你们光字片来看看。”

秉义完全无语了。

她又说：“周秉义，从今天起，我会因我们一家三口住在独门大院的小洋楼里深感不安！我家的厨师和阿姨在那小洋楼里都各有房间啊！这太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了。我们真的太对不起你们，我先替父亲向你鞠躬道歉吧！”

她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转身跑了。

是夜，周秉义失眠了。他受到了不小的震撼。从没有任何人因为光字片人家居住得如此破烂不堪而觉得对不起他们，他们也从不认为有谁应该特别关注自己。郝冬梅让他第一次开始思考，某些人的确应对许多人所过的山顶洞人般的生活负有责任。

他问自己，如果你是郝冬梅，如果你的父亲是一位副省长，如果你住在独门大院的小洋楼里，而你所爱之人是光字片人家的一员，你自己的感受会如何？

他承认，自己肯定也会大受刺激。

不久，母亲说有一位副省长到光字片来视察了一遭。周秉义没问过郝冬梅是不是她父亲，郝冬梅自己也没说过。那件事似乎在他俩之间产生了一片阴影。不论哪一方想要更近地靠拢对方，都本能地希望避开那片阴影，因而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那几乎只能是试探性的，这让他们的关系一度变得很别扭。

“文革”一开始，郝冬梅的父亲就被打倒了。

一日，周秉义到郝冬梅家里去，那是他第一次迈入她家的院子。她的家已经成了某造反军团的总指挥部，她的父母已分别被关押在“牛棚”里，阿姨和厨师对她的父母进行揭发后不知去向，阿姨住的房间允许她住了进去。她藏起了几部自己非常喜欢的小说，其中便有雨果的《悲惨世界》（第一卷）。他去找她，是要按照她的请求把书转移到他家去。那是冬季里的一天，他穿了件大衣，还拎了个旅行兜。

他俩见面不一会儿，一名“造反派”头头闯进了她的房间。对方吸着烟，看定周秉义的脸说：“我怎么觉得你挺面熟？”周秉义也认出了对方，他在对方的厂里“学工”过，做过工人们的夜校老师。对方想起他是谁后，问他与冬梅什么关系？他说是同学关系，她家有些旧衣服要处理，而那正是他的弟弟妹妹可以穿的，所以他来取走。对方就不再问他什么，转而说服冬梅在即将召开的批斗大会上登台亮一次革命的相，也就是声明与她的父母脱离关系。如果还能揭发批判最好，只声明脱离关系也行。四十多岁的原某厂的三级钳工师傅，对郝冬梅并未气势汹汹，也许是由于有夜校老师在场的原因，他只不过反复说服而已，如同一位医生说服病人接受他认为最佳的治疗方案。

“我不能。现有的一切揭发，都不足以证明我的父母是国家和人民的敌人。对我而言他们是好父母。刀刃压在脖子上，我也不会按你们的要求去做。”郝冬梅说完此番话，一声不吭了。

“大势所趋，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替我再劝劝她。”那人离开时，对周秉义留下了这么一句话。

周秉义不由得抓住郝冬梅的手，轻轻握了一下。

那是他对她的第一次亲近的举动。除此之外，他不知再怎么样才能表示对她的同情。

她的身子微微抖了一下，小声对他说：“你可一定要把这些书收藏好。”

后来，他听说，有天那名造反派头头心脏病突然发作，倒在郝冬梅家的院子里。当时，他们的人都去参加批斗郝冬梅父亲等几个“走资派”的大会去了，如果不是她及时从马路上拦到车并把他送到医院，那名造反派头头很可能一命呜呼了。

他把听说的事讲给妹妹周蓉听了。实际上，他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一切事，他都愿意讲给妹妹听，却总是将弟弟秉昆支开。在他眼里，妹妹是大人，弟弟是孩子。

周蓉听了以后，严肃地对他说：“哥，爱她吧！好好爱她，要负起保护她的责任。我盼望有一天她成为我的嫂子，我认为你俩太是一对儿了。”

他问何以见得？

周蓉说：“她有斯陀夫人那种悲天悯人的心肠，而这对于女人是最宝贵的，思想次之。我和她相反，这不是说我不善良，咱家人都很善良，随爸妈。我甚至有点儿担心，小弟以后会不会由于太善良而做蠢事。冬梅是那种既善良又不至于做蠢事的女性，我也不是说她就没什么思想，她当然也是有思想的，只不过看跟谁比了，跟我比当然就稍逊一筹了。而你，我的哥哥，你有‘米里哀情结’。如果你生在十八九世纪的欧洲国家，估计咱家以后会出一位主教大人的。你想想嘛，俗家的米里哀主教若与斯陀夫人结为夫妇，那将是多么的和谐！”

周蓉评论人事时，自我感觉总是高高在上，好得不得了。有时连秉义也分不清，妹妹的话究竟是认真的多还是调侃的成分多。

他正寻思着妹妹的话，妹妹以更加严肃的口吻说：“哥，你不要心存幻想，以为将来会有我这么一个又是大美人儿，又有思想，同时心底也很善良的姑娘爱上你。那样的概率太低了！我是谁？我是光字片的女神，不是电影《天涯歌女》中的‘女神’，是希腊神话中的女神，你妹妹是负有拯救使命才降临人间的。依我看来，你与冬梅的姻缘哪方面都般配，只有一点将成为小小的遗憾……”

秉义强忍着笑又问：“你是不是指门第差距啊？现在这种差距已经不存在了，简直还可以说反过来了。”

妹妹受辱似的反问：“我有那么俗吗？我指的是激情！爱是要靠激情来滋养的，热烈相爱的激情应该在爱人之间一直存在，只有到了晚年才允许它渐渐化作柔情。目前，我从你俩的关系中只见柔情似水，还没洞察到激情的点燃。但也许对于你和她，爱情只有柔情就足够了。或者，你们到了中年以后才会互相需要激情吧，谁知道呢？女思想者不是女巫，不一定也拥有预见的超能力。”

秉义忍不住笑出了声，讥讽道：“亏你今天还比较谦虚，没大言不惭地直接说自己就是思想家。那么敢问一下你这位女神级的思想者，你对自己的个人问题有何考虑呢？”

妹妹就摆出思想者煞有介事的模样，故作沉思状地说：“哥，我吧，我是上帝心血来潮的游戏之作——艾丝美拉达的没心没肺在我身上有点儿，卡门的任性在我身上也有点儿，玛蒂尔德的叛逆在我身上还有点儿。我身上也有娜塔莎的纯真、晴雯的刚烈、黛玉的孤芳自赏式的忧郁、宝钗的圆通……哎呀，一言难尽，总之你妹妹太复杂了，那咋办，都是思想惹的祸呗！”

她飘飘然地自夸，连自己也忍不住开心地咯咯大笑。

秉义向她使眼色。她一转身，见母亲不知何时站在身后。

母亲皱眉道：“蓉啊，在家里，当着你哥的面，说些什么不着边际的话那都没啥，全当讲笑话逗自家人开心了。但千万记住妈的嘱咐，可不许在外人跟前也说那些话，外人会以为你有精神病！”

周蓉笑着说：“妈放心，外人也没那幸运听到。在咱家，除了我哥，你们也听不懂。我得经常与我哥这么交流，要不他会和我弟一样变得思想迟钝的。”接着，她以很小的声音神秘地对秉义说：“哥，你要多少有些心理准备，你将来的妹夫很可能是一位中国的莱蒙托夫。”

如果当时秉义敏感些，追问几句，很有可能从她口中套出点儿后来之事的蛛丝马迹。但秉义当时又怎么能想那么多呢？他欣赏的是妹妹，爱护的是弟弟。而一个哥哥在弟弟和妹妹之间更欣赏谁，往往也就意味着对谁反而疏于关心了。

那一天周蓉的一番话，虽然亦庄亦谐既调侃别人也调侃自己，对秉义与冬梅的关系还是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此后，冬梅逐渐成了周家的常客，并很快与周蓉情投意合起来，如同亲姐妹一般。在A市最不太平的日子里，周蓉和母亲还强迫她在周家住过一个时期，那些日子里她差不多就成了周家的一口人。

周秉义后来不得不暗自承认，妹妹周蓉看人事的眼光确有独到之处。她一语成谶，他和冬梅的爱情关系果然一直柔情似水，水平如镜，水位既不曾涨过一分，也不曾降过一分，就那么温温柔柔地处于止水之境。起初秉义倒也没什么不满意的，但是一年又一年温柔地恋过来爱过去，他逐渐感到他们的爱情之中确实缺少某种重要元素了，便是妹妹周蓉所言的热烈的激情。

周秉义不是曹德宝，也不是于连，甚至没有弟弟秉昆那么一种蔫人的勇气。他更像《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与皮埃尔。他本质上并不是那样的人，却很受这两个文学人物影响，在爱情方面尤其希望自己是绅士，很贵族。而冬梅不是春燕，不是玛蒂尔德，也不是艾丝美拉达。她天生有点儿《红与黑》中的德·瑞那夫人的遗风，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注意吃相。除了一日三餐，很少再吃，饿了也往往忍着。偶尔吃零食，也有意躲开别人的视线。秉义则完全相反，他见了吃的就想吃一口，见了好吃的眼睛就发亮，不饿也吃，有时还与人抢着吃。其实，一半是策略，与人抢东西吃反而很容易拉近关系，让对方认为你没拿他当外人。一半是饥饿年代留下的后遗症，好几年经常吃野菜、草籽、树叶的人，胃肠对食物会产生习惯性的饥饿反应。当他对面前的食物表现出那种反应时，如果冬梅恰巧在身旁，她会随之惊诧，仿佛在看着一个陌生人。

有一次他俩进县城，见路边有个孩子卖煮玉米。正是玉米刚成熟的季节，金黄色的玉米看上去很诱人。他俩本已走过去了，他却站住，扭头回望，掏兜，接着说没带钱包，问她身上有没有零钱。她问他饿了吗？他说不饿，反问她，人非得在饿了的时候才吃想吃的东西吗？这个问题简直属于“斯蒂芬斯之问”，她一时难以回答，只得笑着掏出零钱给他。他跑过去买回两大根玉米棒，递给她一根。她摇头说不饿，他立刻严肃批评，说她“这种毛病可实在不好”——而那正是她要开口批评他的话。他却大人教导孩子似的接着说，好吃的东西一旦见着了想吃就要吃，饿不饿根本不应该成为吃不吃的前提。不是一切好吃的东西想吃了就能吃到，某些好吃的东西人一旦错过了，也许相当长的时间就再也吃不到了。比如，三年前他错过了一次吃冻梨的机会，至今就再也没见过冻梨。她觉得他的话强词夺理，一点儿也不认为冻梨和煮玉米有多么好吃。他多次讲到的饥饿年代，对于她没什么深刻记忆。他一边走一边大啃玉米，一手一根交替着啃，嘴巴完全被占住了，一路没顾上再跟她说一句话。身边走着的男人那种几天没吃饭似的吃相，让同行的她很不好意思，尽管他并没引起任何人的格外注意。

当他将啃过的玉米棒扔掉，他俩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后，她纳闷地说：“我好奇怪啊。”

他问：“奇怪什么？”

她说：“你在并不饿的情况下吃了两大根玉米棒，不觉撑得慌吗？”

他说：“不啊，吃着玩而已。”

“难怪你连个饱嗝都没打。”她似乎恍然大悟，也似乎更奇怪了。

他也笑了，想了想，承认自己不论吃得多么饱，确实从没打过饱嗝，连他自己都奇怪。

冬梅是有一些所谓贵族教养的，绝非先天遗传，而是后天习惯。从遗传学上来说，她没有一星半点儿的贵族基因。她的父母以及父母的父母上溯几代都是穷苦人家出身，而且她的父母都是老抗联，为抗日救亡流过血负过伤经历过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生活。她母亲体内至今还留有当时没条件取出的弹片，她父亲的一只脚失去了全部脚趾。在冰天雪地里被冻死了神经和皮肉，春天开始腐烂，自己用刺刀将五个脚趾切掉了，后来走路得柱手杖。父母当年结婚晚，为了革命也不敢要孩子，母亲直到东北解放了才放心大胆地怀上了她。

冬梅自幼是在一位白俄罗斯女佣的精心照料之下长大的，她称其阿黛莎阿姨。她的父母不但信任阿黛莎阿姨，还相当尊敬对方。冬梅与阿黛莎阿姨之间的感情也很深，她十五岁那年阿黛莎病逝于A市，她和父母都很悲伤。据她母亲说，阿黛莎阿姨年轻时曾在俄国伯爵家做过女佣，所以她对冬梅的照料是俄国老贵族家女佣的做法，要求也是，举止也是，一言一行潜移默化的影响都是。在她的记忆中，阿黛莎阿姨是规矩的示范者。那白俄罗斯女佣是虔诚的东正教信徒，给郝冬梅讲过不少对她很有吸引力的宗教故事，还经常教她唱白俄罗斯民歌，与她一起背俄语诗。她的俄语成绩一向在班里名列前茅，不能不说是受益于阿黛莎阿姨。

郝冬梅成了这样一个女人，是的，以她当时的年龄而论，该称她为女人了。她出身于高干家庭，遗传着穷人的基因，头脑里的宗教思想远多于革命思想，有一副悲天悯人的心肠，同时又有不少贵族小姐般的习性。

周秉义则是精神上的贵族，日常生活中不拘小节的平民。不拘小节才是他的本性，是他更为习惯的习惯。他的彬彬有礼是对四种外因所做的明智回应——学生时代好学生桂冠对他的要求，文学作品中绅士型好男人对他的影响，成为知青干部后机关环境和规矩对他的要求，和冬梅在一起时为了让她感觉舒服的设法适应。特别是当他和冬梅在一起时，那也不是多么委屈他，尽管他自己过后往往觉得实在太委屈。

周秉义和郝冬梅，这两个当年与众不同的男人和女人，自从各在一方成为知青以后，只要十几天没见面就都特别想念对方。真的隔了十几天没见，便都开始进入心神不定的状态，更经常的情况又确实是每隔二十多天才能见上一面。平均下来，每月都有那么五六天饱受彼此想念之苦。而一见了面，拥抱、亲吻、互相爱抚无疑带给他们陶醉般的幸福。

在北大荒的广阔天地之间，他们见面的地方当然第三只眼绝对瞭望不到。即使完全可以放开手脚随心所欲，周秉义也从没将郝冬梅搂得喘不过气来过。五年多了，天地做证，一次也没那样过。他的做法通常是拉着她一只手轻轻将她拉到跟前，握一会儿再松开，将自己的双手十指交叉地扣在她背后，使她被不松不紧地挺舒服地箍在自己怀里。那是搂与拥相结合的方式，是中西合璧的方式，是他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择优而定的一种方式，也是他觉得冬梅最喜欢最享受的一种方式。通常，她也确实显得特享受；偶尔，她不是特享受，因为他太性急了，她还没来得及将书包放下，书包里的厚书或行军水壶硌在他俩之间了。他那么将她箍在怀里以后，再接下来的节目当然就是亲吻了呀。他嘬起双唇吻她的额头，吻她的两颊，吻她的耳朵、脖子，她就更陶醉更享受了，左右扭着头让他吻。他们免不了也会亲亲嘴儿，但也不过就是一种唇碰唇的亲法而已。不知为什么，那时她从不绽开双唇，而他也就往往浅尝辄止，所谓深吻，在他们之间是尚未发生过的事。即使那么亲热了一会儿，她也每每会头晕，他看出她是陶醉的。这么说吧，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宝哥哥和林妹妹亲热的情形，那么林妹妹很可能也会像郝冬梅般经不住陶醉，尽管郝妹妹要比林妹妹健康得多。经过农活的洗礼，郝妹妹的身材变得更接近宝姐姐了。秉义很困惑，明明是宝姐姐般看上去挺有亲近感的一个可人儿，怎么比林妹妹还娇弱几分呢？周秉义读过《西厢记》，他每次预想的幽会情形起码是张生与崔莺莺式的。

那时，他就会在心里说：“冬梅，冬梅，哪怕你像袭人也行啊！如果你每次都这个样子，我以后该拿你如何是好呢？”

他总是将郁闷掩饰得一丝不露，所以冬梅也就一无所知。

他们总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仿佛他们幽会的目的和主体内容只是为了交谈。仿佛他们彼此的想念，更是对于能够在一起交谈许多话题的愉快时光的想念。这当然不是秉义所愿意的，他觉得冬梅似乎更愿意那样，所以自己也就尽量装出同样的愉快。

两人几乎每次都是选择一处算得上是风景的地方，秉义靠树而坐，冬梅靠着他的胸怀坐下，他搂着她的腰，轻轻握着她的双手，就那么从一个话题跳跃到另一个话题，或者他背诗给她听。

他从没尝试过将手探入她的怀里。

他从没解过她的一颗衣扣。

因为她不是偎在他怀里而是靠在他怀里，他连她的额头和脸颊也吻不着了，能吻到的只是她脑后的头发或后耳郭，也能吻吻她的手指肚、手心。即使想要吻到她的手心，那也须她配合地将手朝后举着。手背是吻不着的，她做不出那么别扭的动作。其实她也不难做到，只不过他不想让她别扭地做。

他们谈啊谈啊，两三个小时很快就会谈过去，于是都站起来，重复刚见面时那种方式的拥抱和接吻。

然后，他骑自行车送她一程。

那时，她可以反过来从后搂着他的腰了，将脸贴在他背上，幸福得不得了，满足得不得了。

对于冬梅，那是一种真实的感受，因为在城市里万难有那样的时光。在周家时也不可能有那样惬意的时光，怎么可能呢？片刻也不行啊！因而她觉得下乡了真好，能与自己爱的人离得不远，简直好上加好！仅凭这一点，她对“上山下乡”无怨无悔。

二十六七岁，这种年龄的青年如今时兴被叫作男孩、女孩——这在当年是无法想象的；都是高中生，下乡都四年多了，还“孩”什么呀！

知青中的老高三，不论男女，谁会认为自己不是名副其实的大人了呢？如果别人叫他们是男孩、女孩，他们肯定会生气的，会觉得是对自己的羞辱。

当上了知青干部的周秉义和变成了“走派资”女儿的郝冬梅，一个要为弟弟妹妹树榜样，赢得知青们的敬重，一个要为父母争气，证明自己同样是优秀的，便比着做好男人和好女人——在这方面他们都自信做得不错。

好男人和好女人应该怎么相爱呢？

文学作品中的描写成为他们的参考。在当年，他们所能读到的那些名著，绝大多数对于爱情的描写，差不多也就是他们所表现的那样。

对于性，他们的意识与现在年龄小他们十岁的少男少女们相比，只怕还要弱智一些呢！

……

周秉义忽然刹住了自行车——他已经骑了十几分钟。

他冷静下来了。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这个问题不再纠缠他了，他想到了妹妹的话：“爱是需要激情来滋养的。”

他认为已经到了要和郝冬梅敞开心扉谈一谈的时候了。不是谈诗和文学以及别的什么话题，也不是辩论清楚到底谁是谁非，而是要共同探讨爱情与激情的关系。

他掉转车头往回骑，远远望见冬梅还站在那里，他有点儿没想到。不知是她断定了他绝不会将她撇在那里不管，还是她要搭一辆路过的车却没等着。他恨不得一下子就将自行车蹬到她跟前了，由于心急连人带车摔倒了。站起来时，见她正向他跑来。当他扶起车时，她反而转身走回原地了。

“咱们必须好好谈一谈！”他说时，手往车座上使劲儿一拍。

“是我不想好好谈吗？”她猛地向他转过身，语气毫不示弱，但她不知为什么找到了花环，并且编成了圆形，拿在手里。

“我不想谈关于调令的事！那件事再没什么可谈的。”

“我不像你那么认为。”

“哎，冬梅，你觉得我们的关系正常吗？”

“你认为我们的关系已经不正常了吗？”

“表面看起来很正常，实际上太不正常了！好比一锅温水，既不开，也不凉，比人的正常体温都高不了几度！人一发烧体温还能达到三十八九度呢，咱俩的关系达到过那么高的温度吗？反正我没觉得！一次次的那算是什么拥抱？那算是什么亲吻？”

“周秉义，不许你贬低我们的爱情！”她愤慨了，瞪起了双眼，腕上悬着花环的那只手指向他。

“我贬低的当然不是我们的爱情！但你不觉得那样的拥抱和亲吻太像表演了吗？你就从没想过我们为什么会那样古怪吗？”他也伸直手臂指着她大声嚷嚷起来。

“周秉义，你究竟想怎样？你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是在指我古怪吗？难道我们之间的爱情是一场表演吗？”

好好谈谈变成了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俩都因为生气而涨红了脸。

“简直就听不懂你的话了！”冬梅不理他了，一转身径自往前走。后边开过来一辆空载的卡车，冬梅招手，卡车停住。冬梅要往车厢里攀，秉义拽住了她，于是二人在第三双眼的注视之下开始了拉扯。终于，秉义又用十指相扣的方式将冬梅箍在怀里了。这一次，他确实使她喘不过气了。

“你这是干什么啊！”背贴秉义胸膛的冬梅喊起来，第三双眼睛的注视让她感到特别羞耻。

“放开她！”司机是一名转业兵。他们所穿的那种由黄色而洗得发白的军服，早已从部队消失了，当时的军服改成草绿色的确良了。

那司机推开驾驶室的门，随时准备跳下车“修理”周秉义的样子。

秉义此时也感到羞耻了，分开双手。

司机对冬梅说：“想上来就上来吧。”

秉义眼睁睁地看着冬梅上了车，卡车绝尘而去。

他懊恼地走到自行车那儿，越想越郁闷，无处发泄，一脚将自行车踏倒了。

秉义所要处理之事，能不能处理好，关键看一名叫夏季风的女知青买不买他的账，她也是A市知青。

她根本不把秉义放在眼里。

夏季风并不像她的名字那么令人舒服，她让周秉义联想到了赵树理笔下的“滚刀肉”。她的样子倒并非令人多么不舒服，身材蛮好，皮肤也白净，戴副细框细腿的铜边眼镜，看上去挺斯文。如果将她的长发剃成任何一种男性发型，估计不少人会将她误视为男人。因为那么一来，她的刀条脸会给人一种穿便装的刁德一的印象。不论女人男相还是男人女相，民间的说法都是阴阳脸，认为无论男女皆不易沟通。民间还有句话是“仰脸娘们儿晃肩汉”，认为那一类男人和女人惹不起。

独立营直属中学数学老师、A市男知青陶平把夏季风惹恼了。陶平和夏季风都成为直属中学数学老师后恋爱了很短时间，后来陶平以性格不合为由，与夏季风结束了恋爱关系。起初这也没成为一件多么严重的事，陶平和同事们都这么觉得。在食堂吃饭时，夏季风仍喜欢与陶平坐在一桌，二人还经常有说有笑。她家里寄来了什么好吃的，仍让陶平品尝。恋爱没成，友情还在嘛！同事们都替他俩欣慰，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就应该那样。学校领导还在会上表扬过他俩，既没影响感情，也没影响工作，希望正在恋爱的知青老师们一旦分手了，要向他俩学习。这让陶平竟动了点儿复合的念头，别人将他的意思透露给了夏季风，她只微笑了一下，未置可否。她那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而老师们普遍认为，他俩重新开始是早晚之事。

陶平是位好老师，幼习书法，毛笔字写得不错，有些学生包括几名老师经常跟他学，他也喜欢教。

陶平的祸事因此而来。一天，夏季风看他教别人写字。他一时得意，写了幅字主动赠她，乃是胡适的一句名言：“想要收获什么，就那么去栽。”

陶平大约是向夏季风发出一种希望恢复恋爱关系的暗示，但不久师部政治处收到了那幅字，附有夏季风的检举信。检举信的核心内容是：“胡适者，革命之顽固文化敌人也，新中国建国伊始所公布战犯也。陶平写他的话赠我，企图拉拢我与他一道栽什么，收获什么，昭然若揭。真是痴心妄想！是可忍，孰不可忍！”

师部不得不重视，组成了由一位政治部包副主任负责，包括师教育处副处长周秉义在内的三人调查小组。另一名成员是独立营的教育干事，天津女知青冉丽。

当时，“九一三”事件发生不久，全国政治气氛异常紧张，兵团也不例外。谁也不敢说夏季风无事生非，更没人敢说她何必要把陶平往思想反动的崖边上推。

举报属实，上纲上线有理。到底该怎么定性呢？三人小组为难极了；这件事处理得认真不认真，首先要让举报人感到满意。有一点他们的想法一致，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暗保陶平过此一劫。不能由于这么一件不该发生的事，让陶平以后当不成老师了。

于是，先由秉义和冉丽征求夏季风对陶平的处理意见。

他俩你一句我一句地问，夏季风的回答始终是同样的三个字。

“勒令陶平做一次深刻的书面检讨，事情在你这儿可以过去吗？”

“不可以。”

“不但勒令他检讨，还召开全校师生参加的批判会呢？”

“不可以。“

“那，再给他记一次入档案的警告处分呢？”

“不可以。”

“再停止他一个学期的授课资格呢？”

“不可以。”

“那那那，那依你的话，究竟希望我们怎么处分他呢？”冉丽急了。

“我认为他永远不配再当老师了。只要他还当着，我就会一直举报，直到把举报信写到北京各个方面。如果他一个时期不当，过一个时期又当上，那我也是一个时期不举报，过一个时期又四处举报。”

冉丽气得脸都青了，两臂夹紧，双手握拳放在膝上。即使那样，身子还是在微微发抖，似乎立刻会情绪失控似的。

秉义犹抱一线希望，动之以情地说：“你何必把他恨成这样呢，如果你表达的是气头上的态度，我们愿意过几天再和你谈一次。”

夏季风的阴阳脸一板，她说：“你错了，周副处长，大错特错了，因而我必须对你，也是对你们三人调查小组极其郑重地做如下声明。第一，除了现在我们在谈的这件事，我在其他方面对他从无恨意，毫无恨意。这一点，学校的领导、老师和同学们，人人可以做证，如果配合你们进行了解的人实事求是的话。第二，我对他的恨，是政治立场政治感情上的恨。‘九一三’事件后，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心中窃喜。在此种情况下，陶平的事不是小事，而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政治事件。第三，我此刻表达的是冷静理性的态度，不论你们再和我谈多少次，我的态度都不会改变。”

周秉义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听着她像背熟了腹稿似的从容不迫、滴水不漏的声明，身上一阵阵发冷，同时心里暗暗替陶平叫苦不迭。

沟通进行到这般田地，他和冉丽确实也就再没什么话可说了。

他俩站起来时，夏季风仍一动不动地坐着，她垂着双眼、语速缓缓地问：“是不是你们二位认为，尽管陶平的政治行径那么恶劣，其实还是可以继续当老师的？”

秉义和冉丽对视一眼，默默离开了。他由“滚刀肉”想到了“蛇蝎女”，冉丽怒不可遏地吐出一句话：“恨不得啪啪抽她一顿大嘴巴！”

包主任听完他俩的汇报，沉思着把一支烟吸完才说：“她这是逼着咱们做坏人啊，看来，我也没必要亲自找她谈了。”

秉义和冉丽只有点头而已。

包副主任大惑不解地问：“我就不明白了，你们知青与知青，怎么会有她那么一种深仇大恨，非一棒把人打得翻不了身不可？”

秉义和冉丽互相看看，仍只有沉默。

三人商议良久，终无良策，只苦苦地想出了万般无奈的下策，将夏季风调到师部直属中学，以求陶平能在营直属中学继续当老师。

于是，由秉义去试探夏季风的反应，由包副主任向师长请示可否。两方面哪一方面不同意，下策也就泡汤了。

夏季风一听火了，认为是对她的侮辱。

师长一听也火了，认为是对师里的侮辱。

“明知是一个搅屎棍，你们干吗还要往师里弄？嫌师部太清静了吗？”师长在电话里吼了起来。

“你们的做法很可耻，陶平那种政治行径恶劣的人，值得你们采取利诱我的方式进行庇护吗？我对你们提出严正抗议！”夏季风连连拍桌子。

不久，一纸由师教育处下发，周秉义改来改去的处分通知，让陶平垂头丧气形只影单地离开了营部，被发配到一个连队当农工去了。同事竟没有人敢送送他，都怕连自己也被夏季风的毒眼盯住了。

实际上，陶平在三个月后当上了另一个团部直属中学的老师，而团直属中学当然比营直属中学的条件还要好些。此事是由周秉义暗中操作成功的，他不那么做就经常睡不着觉。被逼着做坏人，并不能让他的良心稍得安宁。当然，此事也得到了教育处处长和包副主任等相关领导的默许。

夏季风确非寻常之辈，她似乎生了千里眼顺风耳，陶平都远调到另一个团去了，仍无法摆脱她的追踪。她甚至掌握了特别翔实的证据，证明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冉丽跑了二百余里看过陶平，二人关系暧昧。对于秉义暗中操作的过程，也几乎可以说了如指掌。

这一次，沈阳军区也收到了她的举报信。信的内容不仅仅是对陶平事件的举报，还对周秉义的包庇重用行为给予义正词严的揭发。

师里感到压力更大了。

冉丽的独立营教育干事也当不下去了。各方面都还没表态呢，她自己愤然辞职了。

周秉义自己揽下责任，写了书面检讨，受了处分。

陶平自然当不成老师，想自杀的念头都有了。一干参与暗中操作的人，个个被搞得灰头土脸。

此次秉义到直属营去，就是要单枪匹马与夏季风进行第二次较量。第一次是他们三人小组以彻底失败告终，这一次他稳操胜券，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秉义之所以胸有成竹，信心满满，首先是因为师党委明确表态支持他。此外，一九七三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红旗》杂志四月一日的文章《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还有一批靠边站的老干部在建军四十五周年招待会上集体亮相，特别是毛泽东亲自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三篇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许多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似乎看到了中国将要走上正常轨道的一点儿希望，也让许多人对于种种极“左”现象多少有了些敢于表达不满的勇气。

在对那些社论、文章组织学习讨论的过程中，包副主任他们多位干部谈到了陶平事件，认为夏季风这种人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运用极“左”的方式打击报复自己怀恨在心的人，以泄私愤。他们的看法获得了相当普遍的支持，师党委成员们也有同感。据说，师长连连感叹：“此风不可长，绝对不可长。”不久，党委非正式地对教育处提出要求：能否在制止夏季风继续做蠢事的前提下，尽快恢复陶平的教师资格？

处长认为很难。

秉义认为情况不同了，如果条件具备，则完全可以做到。

师长说，那就算你主动请缨了吧，由你去办，最好把这件不该发生的事彻底结束了，让领导们省心，让受委屈的同志们舒心，理顺各方面关系。

秉义问，给予他多大的权限？

师长说，具体怎么做，方式方法由你自己决定。

秉义要求撤销对陶平的处分，否则不能认为是彻底结束了。

师长问，你是不是也在为你自己受到的处分讨公道啊？

秉义说绝无此意，他并不在乎自己的档案里有没有这么一次处分。

师长说，别搞得像公开平反似的，那岂不是又刺激了夏季风吗？先让陶平顺利地重新当上老师才是你此行的主要目的。至于处分，以后适当时从档案里不张扬地抽出来就是了嘛，对你的处分也照此来办，你放心就是了。不论对陶平还是对你，绝不长期留尾巴。

周秉义动身前做了充足功课。他看过夏季风的档案，了解到她属于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知青，母亲是出版社编辑，父亲是市委宣传部门的中层干部。她父母还都是一九四九年后的大学生，历史清白，并且都因“造反”积极被结合到了各自系统的革委会中。陶平也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知青，但他的父母双双留苏，结果就被划到历史有疑点的知识分子中去了。他对知识分子“造反派”很反感，经常说些贬损的话，往往还当着夏季风的面说，尽管不是成心的。有一次，他又说，致使夏季风大怒，他毫不示弱，针锋相对，结果二人撕破了脸——恋爱关系就这么吹了。

周秉义收集了一些必要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证据，为的是谈僵时有效地敲打敲打夏季风。

比如，她曾在“七夕”晚上约了不少男生女生躲到学校菜地的瓜架之下，想要一块儿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说的情话。这是可以上纲上线的。

她曾在班上讲，从前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以后还会那样的，数理化超越于政治之上。这尤其可以上纲上线。

她在鞭策学生刻苦学习时曾说，你们年龄还小，不要只看眼前，不看将来。眼前的一些事能闹腾多久呢？将来一切还不都得走上正轨吗？何谓“闹腾”？什么“正轨”？这要是上纲上线，比陶平那问题的性质严重多了！

周秉义的解决步骤是先组织师生们共同学习社论、文章，要求人人发言谈体会，夏季风当然也不例外。反正晚上组织政治学习早已是当年的家常便饭，没谁会不习惯。之后他要与夏季风短兵相接，一桩桩摆出她自己的问题。如果她强硬到底，他还有最后的法器——处长为他争取到了一个返城名额，让她以某种理由返城算了。那也就等于为师里剜去了心头之患，一了百了啦。她都走人了，陶平当然就可以继续当教师了。某些女知青为了能返城失贞都肯，估计她也会惊喜万分。

秉义在招待所一住下就通知了校长，校长在电话里说有个新情况得及时向他汇报。

十几分钟后，校长出现在他面前，汇报的新情况是夏季风的精神状态近来似乎有些不正常，上课没什么问题，课也讲得如前那么清楚明白，但课下在宿舍里时，时常独自微笑，间或喃喃自语，与她同宿舍的女老师都有点儿担心自己的安全了。

这新情况也是周秉义万没料到的。他亲自到学校对夏季风进行了一番观察，觉得校长所言不虚。她不仅无缘无故地微笑，浮现于她嘴角的那种隐隐的微笑分明又是冷笑，大有老谋深算的意味。

夏季风对他说：“又遇到麻烦了吧？为那么一个自作自受的陶平你们何苦呢？这次还想耍什么花招？”

回到招待所，周秉义心里没谱了。

他连组织学习的勇气都没了。万一在学习的过程中，夏季风精神失常呢？那他将难以推卸制造刺激压力的责任，麻烦大了。

更不能短兵相接地指出她本人的问题了，那岂不是形同迫害吗？

至于让她走人呢？可怎么给她做鉴定啊！下乡四年多，当了三年老师了，不给做鉴定绝对说不过去。如果档案中加上一条“该同志似有精神问题”，那不等于坑害了她吗？别说根本找不到工作，连个人问题也必受影响呀！而且几乎肯定，她将成为家庭的拖累。如果不加上那么一条，岂不是对城里用人单位不负责任吗？以她在兵团的教师经历，完全可能被城里的学校录用为中学老师，那可是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工作，孩子们的身心因一名精神不正常的老师受到伤害，他不简直是罪人了吗？

可由于她的存在，人家陶平再不可能当老师了，这对于陶平也太不公平了呀！

谁还敢做主让陶平再一次成为老师呢？那样的话，精神明显不正常的夏季风不知会将举报信寄向哪里！

周秉义也不敢凭良心拯救和他一样是老高三知青的陶平了。

秉义是工作狂，只要一投入工作之中，什么个人烦恼都会忘于九霄云外。工作越顺利，忘得越彻底。只要一遇到工作压力和烦恼，便会第一时间向冬梅倾诉，希望她能给予他一些建议，起码倾诉倾诉对于他等于减压。冬梅则不仅仅是录音机，她给予他的建议总能为他排忧解难。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是个自私的工作狂，而冬梅是他的亲眷型高参。

周秉义独自愁闷了一个多小时，晚饭吃得味同嚼蜡，一离开餐厅，也不回房间，直接走到服务台给冬梅打电话。

在农场三队的队部里，接电话的又是曹会计。他对秉义的声音早已听熟了，讨好卖乖地说：“是周处长呀！”

秉义打断道：“副处长，纠正你多少次，又忘了？希望你以后直接叫我名字。”

曹会计却说：“那怎么行呢！论级别你和我们农场副场长是同样大的官。冬梅从你那儿回来一脸不高兴，你俩闹别扭了吧？那你可得哄哄她！别急，耐心等着，我这就去找她。”

听他这么一说，周秉义才想起自己和冬梅之间还有场没了的掰扯呢。他估计冬梅根本不会接电话，但曹会计既已去找，便也只能等回音。两种烦恼加在一起，他紧皱起了眉头。

冬梅竟意外地接了电话，这让秉义布满阴霾的心里出现了一线阳光，唯恐她没听几句放下电话赌气走了，他恳求说：“你千万听我把话说完，我这边遇到了从没遇到过的头疼事。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陶平吗？看来让他重新成为老师没多大可能了，喂，喂……”

冬梅平静地说：“我在听。”

于是，他将夏季风出现精神状况以及自己的顾虑匆匆讲了一遍。

冬梅说：“我一时也没什么好建议，得想想。明天早上八点往你住的招待所打电话，你准时等那儿吧。”

他说：“八点不好，那时候走来走去的人多了，最好六点多钟。”

冬梅没声了，片刻才听她说：“那对我也太早了，六点半到七点之间吧。”

她说完放下了电话。

第二天六点半，秉义接到了冬梅打来的电话。

他问她在哪儿打电话？

她说走到县里去了，用的是公用电话，说起来方便些。

他明白她是怕有人偷听。从二队走到县里，快走也得两个多小时，他不禁心疼地说：“要知道你会这样，我昨天就不告诉你了。”

她说：“我天没亮就起来走了二十多里，是为了还陶平一个公道，我也就能为世间公道做这么一点点贡献。你怎么就不考虑，干脆将那个返城指标给陶平呢？”

他愣了半天，疑惑地问：“那师里不是放走了一名好教师，偏留下了一个搅屎棍吗？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

冬梅打断道：“你好糊涂。”

她说出一番自己的道理来。

于是，秉义当天就去了陶平所在那个连，晚上九点多见到了陶平。他首先代表教育处向他道了歉，接着直奔主题说明来意：陶平可以任何理由提出返城申请，父母的健康情况也罢，自己的健康情况也罢，家庭其他实际困难也罢，只要有理由，他就会要求连里盖章，将申请带回师里。之后陶平做好走人的准备，等待批准通知就是了。指标是师里内控的，报到司令部走个审批程序就行，所以他的每句话都是负责任的。他并且保证，处分材料会从陶平的档案中抽去，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份由他亲笔书写的好鉴定。最后，希望他返城后继续做一位优秀教师……

性格比周秉昆还内向的老高三知青陶平哭了。

那时，周秉义不由得问自己：他对陶平的同情和拯救中，是否包含着对和弟弟一样的㞞人本能的保护冲动？

秉义隔夜回到直属营时很晚了，在水房里用冷水擦了擦身，认认真真地洗了洗脚，倒头便睡。

秉义一夜睡得很好，他第二天神采奕奕地与校长告别。

校长问，接下来该怎么做？

他说什么也不必做，只要密切关注夏季风的精神状况，关心她的生活就好，总之不能让不该发生的事再发生了。

校长问，陶平的事就那么拉倒了吗？

他说他自有主张，暂时无可奉告。

师里的领导们见了他，也关心地问主动请缨的事办得如何了？

他说曙光就在前边，快彻底解决了。

他的协调能力极强。

几天后，他接到了陶平在车站打来的电话。

陶平说：“过一会儿我就在列车上了。”

大功告成，他鼻子一酸，几乎落泪。

周秉义又去了一次直属营。

在校长陪同下，他与夏季风进行了一次简短谈话。

他说：“陶平返城了。”

她反应强烈地说：“他凭什么？”

他说：“他是病退，精神有点儿异常了。”

她的嘴角渐现一抹冷笑，解恨地说：“咎由自取。以后你省省心吧，从此我不会再因为想到他整夜整夜失眠了。”

师部的相关领导同时听了周秉义的汇报，为了两名知青之间发生的烂事，让他们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这是前所未有的烦恼。每个人心里都明白，如果不是周秉义始终不肯罢休，陶平的事早已被人忘记了。当年，那实在也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们确实都挺欣慰，毕竟被一名心理变态的女知青逼着成了帮凶，对他们是一件极其不愉快的事。

听完他的汇报，他们有点不以为然了。

“你就是这么解决问题的？”

“咱们师少了一名好老师啊！”

“听他说了半天，我也没听到那个夏季风有什么悔意嘛。”

他们都大摇其头。

周秉义就自说自话似的陈述他的，其实都是郝冬梅的想法：城市也罢，农村也罢，农场或兵团也罢，哪里都是中国的地方，一名好老师教哪里的孩子都是在教中国的孩子。既然陶平热爱教师工作又确实是一位好老师，成全他就是成全了孩子们的希望，成全了中国教育的希望。至于夏季风，把她留在了解她的地方，比将她推到不了解她的大人和孩子中去，无论于人于己都是更负责任的安排。

沉默片刻，师长起身说：“这么解决，不算最好，但也不算最差。他说的比做的好，散会吧！”

又一个星期日，周秉义出现在了农场二队。所谓二队，其实是从前一个叫大柳树村的村子。农场原本是劳改农场，职工从身份上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就地从业的劳改犯，他们有的把家属从各地迁来了；另一类是劳改管理人员，有在村里安家落户的，也有坚持城乡分居的，为的是让子女保住城市户口。知青们来了以后，多了第三种人。知青也分为两类：一类是郝冬梅那样父母的政治问题很严重，但本人尚可教育好或争取教育好的子女；另一类是管理人员的子女。既然后者也非下乡不可，他们当然更愿意投奔到父母是管理者的农场。农场成分芜杂，管理者无不经常强调思想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必然存在。他们毫无疑问代表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子女是红外围，其他一概人等皆属革命对象。郝冬梅在二队是争取教育好的那类知青，她从不交思想汇报。不交，别人就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不主动让别人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那么，你劳动表现再好在别人看来也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表面现象是谁都可以伪装的。所以，郝冬梅这名高三女知青在某些人看来是思想隐藏得很深的人。这使她在队里没有女友，只有同类人。她与秉义在一起总是特享受交谈的愉快，与她在队里的孤独有很大关系。

曹会计原是某街道小厂的会计，因为累计贪污了六十四元几角钱，被判劳改数年。所幸妻子是他的远房表妹，念在亲戚关系上没跟他离婚，但夫妻关系名存实亡，他往往春节也不申请探家。他的污点与政治无关，也算不上多么严重，这使他很想成为红外围，却因为毕竟是有污点的人，中坚分子们始终不怎么待见他，一直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让他当会计，对他已经够不错的了，别的免谈。他是个有信念的人，相信精诚所至可化顽石，仍在以各方面的良好表现努力争取自己希望获得到的信任。

星期日，人们起得都较晚，睡懒觉是超越阶级的享受。八点多钟时，村中还不见个人影。周秉义东张西望，发现了在扫街的曹会计。曹会计多年坚待每个星期日扫一次街，从没被表扬过也从没中断过。秉义问他应该去哪儿找郝冬梅，他立刻猜到了秉义是谁，主动自我介绍，秉义就与他握了握手。他俩都是第一次见到对方，握手让曹会计挺荣幸。他开了队部门，请秉义进去稍候，自己一路小跑去找郝冬梅。

郝冬梅睡得正香，听到曹会计在宿舍外喊着秉义来了，颇吃一惊，慌忙起身，也不刷牙洗脸，一边跟在曹会计身后匆匆地走，一边用手指当梳子理头发。她以为秉义惹什么祸了，比如夏季风或陶平因为他的工作方法不当而出了什么事，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也像陶平一样被小人出卖了。她惴惴不安。

她先进了队部，刚进门便被秉义一下子扯到了怀里，他同时反踹一脚将门关上了。

曹会计差点儿被门撞了头，在门外愣了愣，看一眼手表，从兜里掏出小本和半截铅笔，飞快地写下几行字：九月十七日八时二十六分，周来我队，与郝相聚于队部，谈话内容不详。他贴耳听了听，门内静寂无声，有几分索然地又去扫街了。

队部里，周秉义终于实现朝思暮想的夙愿，将冬梅箍得喘不上气来。

她想说什么，秉义用深吻封住了她的嘴。起先她对他的激情反应很被动，不知怎么一来，突然变得主动了，双臂搂住他脖子，还了他一阵漫长且实实诚诚的深吻。

也许由于早上大脑供血充足，最适宜有氧运动，深吻非但没让她头晕目眩，反而使她满面红霞眼睛明亮。

二人互相搂着腰深情凝视时，她才小声嗔怪道：“你疯了？”

他苦大仇深地说：“还不是被你虐待的！”

她用拳头轻轻在他胸口捶了一下，催促道：“快说你来这里干什么？”

他与她耳鬓厮磨着说：“向你来汇报一个好消息，陶平顺利返城了，我周秉义到底还是硬把那件事他妈的给扳过来了！”

“替你高兴。”冬梅又赠了他一番深吻，比上一番更漫长更实诚。

秉义反倒有点儿消受不起，结束时被吻得两眼直冒金星。

冬梅在送秉义走的路上柔情细语地说：“咱俩结婚吧，要不以后咋办呢？”

秉义站住，又将她拉入怀中，用额头顶着她的额头说：“你早就该说这句话了。”

冬梅问：“你为什么不先说？”

秉义说：“猜不透你心里怎么想的啊！如果你想的是，哪天你父亲一解放，就宣布我们性格不合呢？”

冬梅说：“我也猜不透你心里怎么想的啊！还以为我父亲没解放，你就不会跟我谈婚论嫁呢。”

秉义说：“要作为家训告诉我们的儿女，门不当户不对，恋爱是件很伤脑筋的事。”

冬梅说：“让门户见他妈的鬼去！”

二人一时又都大动其情，在土路中央再次惊心动魄地吻个不休。

十月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业余英语广播讲座节目。这天晚上，周秉义和郝冬梅举行了婚礼。他们是师部机关中第一对结婚的知青。兵团属于“军”，农场属于“民”，他们结为夫妻被认为具有“拥军爱民”的意义。师里为了表示祝贺，分给了秉义一处二十多平方米、一屋一厨有暖气带小院的砖瓦平房。婚礼挺热闹，虽然他俩只邀请了三五知青，为的是有几个见证人，闻讯而来的却不少，一方面因为秉义人缘不错，另一方面是人们的好奇心强，没见过的，终于可以亲眼见到冬梅究竟是怎样一个女子了。师长也怀着此种好奇心光临了。冬梅穿件红毛衣，把为了干活不挡眼、一向扎起的两条短辫散开了，齐肩剪成有刘海的五四女学生发式。乌黑的头发裹着白净的脸庞，白净的脸庞被红毛衣的高领衬得白里泛着微红，不但显得比往日更清秀了，而且平添了几分妩媚。师长端详她片刻，回头对秉义说：“我明白了，你小子是不爱军装爱佳人啊，难怪连我的面子都不给。”

他的话把大家逗乐了。

师长又说：“大家都出去一下，我要单独和一对新人说几句话。”

于是，大家都识趣地到院子里去了。

师长郑重其事地对秉义和冬梅说：“两个老家伙也让我带话，祝你们永远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冬梅奇怪地问：“他们是谁？”

师长拍拍秉义的肩：“你今晚告诉她吧。”

师长走后，众人又回到屋里热闹了一阵，无非请新郎新娘为自己点烟、剥块喜糖往他们嘴里塞那一类老掉牙的把戏。秉义和冬梅各唱了一首歌，又由秉义代表冬梅坦白了恋爱经过。知青们首先离去了，他们怕错过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讲座节目。制造热闹的主力撤了，剩下的人也先后走了。

新房刚一清静下来，冬梅急不可待地说：“你把该插上的门都插上！”

秉义插好了院门屋门，见冬梅已拉严了窗帘，脱去了鞋袜和毛衣，上边只穿件花衬衫，侧着腿坐在炕上，微闭双眼语调异常平静地说：“我已经充分做好心理准备了。”

秉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猿意马口干舌燥起来，半傻不傻地问：“什么心理准备啊？”

冬梅说：“有位智者点拨我，女人想完全占有一个男人，那就要将自己的身体完全给予他。我要完全占有你，所以我做好了完全给予你的心理准备。”

一分钟还不到，秉义三下五除二就将自己变成了亚当，并将冬梅变成了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前，身上连片树叶也没有的亚当和夏娃。

那建筑工人的长子饱尝了一番禁果后，双手朝下按住冬梅双手，回味无穷地说：“现在我终于可以俯视你这个副省长的女儿了！”

冬梅挣脱双手搂着他一滚，也将他压在了身下。昔日副省长的独生女儿双手撑在他的头两侧，将头低到几乎与他鼻尖对鼻尖的程度，笑盈盈地细语道：“现在，我这个黑帮女儿也终于能够俯视你这个‘红五类’了。我虽然可以同样按住你的双手，却并不想像你那么暴力地对待我。”

秉义一边胳肢她一边坐起，又占了上风似的问：“老实交代，你这一套是不是小妹写信教你的？”

冬梅笑出声来，连说：“是的是的，除了你们周家那个大美人儿，谁还会教我这些啊！”

秉义搂住她缓缓躺下去，躺下了也不松手，依然享受地搂着她，一本正经地叹道：“唉，我猜就是。她经常写信教你怎么样才能控制住我，对不对？”

冬梅亲了他一下，快活地说：“哪里有控制，哪里就有反控制。正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对于弱势的反抗者，搞好统一战线是个法宝。”

秉义的手指在她光滑的后背上点动不止，如同在轻弹一架白釉钢琴，如同在欣赏着一曲只有他自己才倾听得到的天籁之音。

他装出认命的样子说：“对于我们周家那个漂亮的背叛者，我们全家是拿她没办法了。我还以为只有我这个哥哥的话她多少能听得进几句，想不到她早已向你打我的小报告，你可千万别被她给教坏了呀！”

冬梅得意地说：“还多亏有她这么一个善解人意的小姑子，要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女人。”

秉义问：“结婚好不好？”

冬梅说：“好，完全占有了你的感觉更好。”

秉义说：“把灯关了。”

冬梅问：“为什么？我还没看够你这个‘红五类’一丝不挂的样子呢。”

秉义只得承认：“你这个黑帮的女儿身子太白了，晃我的眼。”

“好，听你的。《白雪公主》放映完毕，接着放《红与黑》吧。”冬梅将灯线一扯，缓缓躺在秉义身边。

窗帘也不过就是一般的布做成的，黑暗只维持了片刻——片刻后，月光透过窗帘洒进屋里，到处都处于一种照相馆底片洗印室般的亚光之中，他俩仍能依稀看清对方的脸。

秉义又大动其情了。

他说：“这种光线下，你的脸更……”

冬梅不容他说下去，用尝到了甜头的深吻封住了他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