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不变年年变。即使在“文革”时期，城市居民的副食供应也还是一年比一年多少好点儿。

一九七四年春节的初三傍晚，聚到周家的共乐区儿女们比一九七三年的大年初三多了几名。除德宝和春燕小两口，还有吕川、国庆、赶超三个秉昆的老友，他们的关系在一九七三年几经考验，彼此都有那么点儿肝胆相照的意思，相互之间都开始以老友看待了。

国庆和赶超也将各自的对象带到了周家。在春燕的帮助下，吴倩的胡子难题已经彻底解决，不但唇上不长胡子，手背上胳膊上腿上以前像男人一样重的汗毛也基本清除，不细看己看不大出来了。这是她最为高兴的一件事，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她好，国庆就好。去年她来过周家多次，也以常客自居了。赶超的对象于虹带了些有糖纸的大虾糖、小人酥和牛奶软糖，都是一般人买不到的。她嫂子是糖厂女工，那样的高级糖果是专为友好国家生产的，一装箱就纳入了出口管道。本厂职工想买，得打申请报告，由领导特批。一次只能批二三斤，批多了怕觉悟不高的职工拿到黑市上倒卖。于虹是个挺大方的姑娘，属于共乐区儿女中凤毛麟角般的人物。她从事的是艺术职业，在市里一家小工艺美术厂做麦秸画，把选好的麦秸铡断、破开、上色、削剪之后，在木板上粘出山水花鸟蝶虫什么的，据说能出口创外汇，优等作品还有可能成为国礼。职业虽然很高雅，但对身体的危害性却不小，三四年工作下来，视力明显减退，还患上了让她备受折磨的颈椎病。只要和赶超在一起，她就要求赶超揉揉脖梗和肩背。为了表达对她的爱心，赶超已拜师学按摩了。

于虹反坐椅上，双肘放于椅背，一边享受着赶超的按摩，一边宣布：“哎，你们吃的算喜糖啊，我和赶超的对象关系板上钉钉了，也是喜事吧？”

大家都说那是，那是。

她又说：“从今往后，我俩是……”

赶超接言道：“我俩是一条线上拴的两只蚂蚱……”

大家又说那是，那是。口中都含着糖，话就说得都挺应付的。

不料于虹大声反对：“错！我用麦秸粘过蚂蚱，蚂蚱和蝈蝈、蛐蛐一样，嘴两边都有一对儿锄刀牙。如果哪一只蚂蚱不想和另一只蚂蚱拴在一起了，咬断那条线是不难的事儿。”

赶超立刻表忠心：“我可从没那种想法，还怕你有那种想法呢。”

于虹说：“你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是绝不会有那种想法的。即使到了咱俩实在不能拴在一条线上的时候，那我也不费我的牙咬线，我还不如干脆咬你！”她猝然回头朝赶超龇出了两只倒也不难看的老虎牙，还学猛兽咆哮，赶超吃惊得后退了一步，大家都笑起来。

于虹却问赶超：“还不到五分钟就完了？”

“没完没完，哪能呢，肩和后背还没按摩嘛！”赶超便又继续为于虹服务。

于虹接着说：“我和超另有一比，我俩好比……”

赶超又抢着说：“锅贴！”

于虹说：“那个比喻在我这儿过时了。我俩好比同一锅蒸出来的黏豆包，黄米面儿的，比江米面儿更黏。咱们共乐区小百姓人家的儿女，只能比作黄米面儿豆包，高级人家的儿女才配比作江米面儿的。他们好得容易，散得简单。想散的给不想散的搞处房子，调一种更好的工作，再不就是到了按比例涨工资的时候保证给涨工资，不想散的一方得到实惠也就拉倒了。咱们的爹妈有那能耐？所以咱们只配比作黄米面儿豆包。对成象了，就好比锅边儿上的两个。蒸豆包的人，往往先摆满锅边儿一圈再一圈圈往中间摆。锅边儿摆得最密，摆到中间了才留出些空隙。那锅边儿上的两个豆包，皮和皮粘一块儿了，要分开，其中一个准破皮露馅儿。比作咱们，就是一个严重受伤了，另一个把那个弄疼了，疼的那个能不恨吗？要不怎么有句话叫‘黏包了’呢？这是咱们老百姓之间的话，你们听哪个上等人家的人遇到严重问题时说‘黏包了’呢？人家叫‘棘手’，解决起来最多扎一下手的意思。对象关系吹了，才不至于使人家寻死觅活破皮露馅儿的疼。咱们对成象不容易。只有咱们小老百姓家的儿女一旦对象关系吹了，才你想杀了我，我想杀了你的，那这个包可就黏大了。我和超把对象关系定下了，特意带来喜糖给你们吃，也是借这个机会向你们表明，我们是认真的，互相负责任的。黏包的事我们都不会做，也不敢做，对吧超？”

孙赶超连说：“对对，对极了。”

于虹说：“行了，我舒服点儿了。”

赶超这才从她背后退开，直劲儿甩手。

秉昆和吕川看着以前好勇斗狠的老友变得那么服服帖帖，内心挺不是滋味儿。但事情明摆着，老友是抬木头的苦力工，人家于虹是艺术工作者，老友没有任何不服服帖帖的本钱。何况于虹模样也说得过去，和春燕像一个大号一个小号的双胞胎，配老友绰绰有余。他俩这么一想，也就有几分替老友感到幸运了。

吴倩看着国庆问：“于虹刚才的话，你都听明白了吗？”

国庆也如赶超般诚惶诚恐地说：“听明白了，黏包的责任我更担待不起了。”

“光是怕担责任吗？”吴倩不高兴了。

“那我该怎么说呢？你教教我。”国庆显出很笨很虚心的样子。

吴倩用手指戳着国庆的额角说：“自己想！”

自从唇上不长胡子，胳膊腿上的汗毛也不闹心了，吴倩在国庆面前脾气见长，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逆转——以前是吴倩低姿态地迁就国庆，现在是国庆在吴倩面前显得处处小心了。

孙赶超急忙对国庆张大口形说唇语。

国庆该不笨的时候也挺聪明，立刻读懂了赶超的唇语，对吴倩捧心掏肺地说：“那什么，当然不是怕不怕担责任的问题。咱俩之间的关系，跟责任啦黏包啦根本就扯不上。我对你的爱早已和责任放在一块儿了，责任也是爱，爱也是责任，总之是一堆爱。像我在木材厂出的料，去皮截朽，都是可用之材。”

“这么说还差不多。”吴倩心满意足地笑了。

赶超说唇语时，秉昆和吕川两个也看到了。其实赶超大张口形一次次说的只不过是一个“爱”字，国庆不但立刻读懂了，而且能发挥出那么多话，让秉昆刮目相看，自愧弗如。吕川向秉昆暗做了怪相，意思是瞧瞧，两个哥们儿咋变成了那样！

不料，春燕也瞪着德宝说：“该你了。”

德宝不明不白地问：“什么就该了我了啊？”

春燕说：“别装糊涂，表态。”

德宝这才恍然大悟：“啊啊，表态呀，不就是让我也谈谈感想吗？我和春燕，我俩和于虹的话更没关系了！我俩都领证了，是合法的正式夫妻。我俩就没有过对象关系，一下子就超越了那种关系！哈哈，我俩是飞跃式的……”

德宝打着哈哈，明显企图绕过那么一关。

春燕哪里会轻易容他绕过去呢，板起脸道：“在说严肃的事儿呢，你别打哈哈。结婚了就更是两个黄米面儿黏包的关系了，一旦离婚，后果比对象吹了更要命，尤其对于我，这一点你想过吗？”

德宝愣了愣，装出激动万分的样子往起一站，讲演般地说：“离婚？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哥们儿和姐们儿，这是从何谈起呢？是在对我说吗？”

大家一齐点头。

春燕又说：“对，正是对你说的。我，你的妻子乔春燕刚才当着大家的面，问你考虑过一旦离婚对我意味着什么没有？”

“五四”青年曹德宝首先低下头，随之猛地将头朝后一甩，接着以很帅的招牌动作高举起一只手抚弄他的长发——但他分明忘了，他的长发早已不存在了。与春燕办了结婚证的第二天，他就在春燕的坚决要求之下将长发剃成了平头，后来一直留平头。

由单位推举而成为全市标兵的优秀女青年，她的丈夫怎么可以是一个留长发的男人呢？绝对不可以！

没有摸到长发的德宝愣了一下，立刻借题发挥：“我的长发，是为我妻子春燕而剃掉的。没有任何人要求我那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种自觉。说明什么呢？说明我给自己立下了誓言，我以后的全部人生必须以她为核心，怎么样对她有利我就怎么做，根本不需要提醒！我是谁？酱油厂的，以前一身酱油渣子味儿，现在一身醋酸味儿。她是谁？不用我说你们都知道了。能与她结为夫妻是我多大的荣幸？我要是和她离婚那不是烧包了吗？黏包那是事找人，烧包却是人找事，我吃饱了撑的啊？我要像捍卫我们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一样来捍卫我俩的美满婚姻！”

谁都看得出来他在耍贫，谁都忍着不笑，因为春燕不笑，望着丈夫听得很认真。谁都看得出来，德宝不仅是在耍贫，还是在炫他的幸福感。确实，他那种神采飞扬的样子，给人一种内心里幸福满满、不外溢简直就不行了的印象。

春燕已经顺利评上了市一级服务行业的标兵。“文革”前评上的不等于是老的，被说成是“旧的”。凡“旧的”，须在政治上获得公认的积极表现，才有资格转变为新的。当然所谓公认，无非是一些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承认。而新的就是新的，新在政治上已首先获得了公认。一篇署着她姓名的“批林批孔”的大批判文章被编入了学习材料——去年秉昆几个谁都没帮上忙，不是缺乏诚意，是都没那水平。人家吴倩听国庆说了春燕那急茬儿事后，义不容辞地揣上两包好烟去求自己的小舅。她小舅是国营大厂大批判组的成员，求的事是小菜一碟，立等可取。她小舅他们整天当工作完成的正是那类文章，手里恰好有几篇现成的，在吸了几支烟的工夫里，将一篇现成的改头换面了一下，再结合结合春燕的工作性质，一篇人家自认为不辱水平的大批判文章就炮制成了。吴倩拿到手直接送给了国庆，国庆一刻也不耽误地骑自行车送给了秉昆。那时已经晚上八点多了，秉昆带了稿子立刻去敲春燕家的门。春燕正在家哭鼻子抹眼泪呢，能不哭嘛，第二天就是截稿的最后日期，没有大批判稿，标兵肯定当不上了！她爸妈也陪着长吁短叹，愁得没着没落的。秉昆一拿出稿子，她顿时破涕为笑。她爸妈也高兴得合不拢嘴，对秉昆们万分感激。

第二天，春燕带着稿子到了班上，单位立即派人把稿子送往市里。下午，市里负责编大批判材料的人与春燕的领导通了一次电话，表扬稿子写得好，好就好在不但批了古代的孔丘，还批了当代的“大儒”。领导将表扬之词转告春燕，春燕下班后就先到了周家，虚心请教秉昆当代“大儒”是什么人物？秉昆装不知道。见他也回答不了，春燕说：“爱谁谁吧，反正多我那一篇不多，少我那一篇不少，不管批判到了谁头上谁都不会知道，可我总得先把标兵当上啊！现在已经不是我自己当得上当不上的事了，是为领导们的面子也得争取当上的问题，否则对不起领导们的栽培！”

春燕当上标兵以后，获得了一册大批判材料汇编。她将结婚证书、奖章和材料汇编都收藏在一个小箧子里，视为珍宝。喜上加喜的是，市里有关方面还承诺奖给她一处住房，虽然只一间，得在楼道做饭，但却是俄式老楼，举架高，可以搭吊铺，并且地点极佳，在市中心。

一处市中心的住房啊！

可以搭吊铺的俄式楼房啊！

共乐区的儿女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啊！

德宝的幸福感能不溢于言表吗？

房子的事秉昆们是知道的。看着德宝春风得意的样子，赶超心里不由得酸溜溜的，但自己正坐在于虹旁边握着她的手呢，内心虽有醋意，表面上也还是要装出分享老友幸福的样子。

德宝发表完感言，大家一齐鼓掌。那也是为了取悦春燕的一种不约而同的集体表示。在大家眼里，春燕已是一位可敬的人物了。她自己也不像以前那么嘻嘻哈哈，变矜持了。如果大家知道了这么一个真相——去年春节初三那天夜里，其实她和德宝之间什么不体面的事也没发生，所谓德宝破了她的贞操纯粹是她编出来的谎言，怀孕之说更是子虚乌有，那么大家对她的敬意肯定会大打折扣。真相是后来德宝从她口中套出来的，她警告德宝绝对不许对任何一个哥们儿讲。德宝不傻，明白只要对一个哥们儿泄密，那么每一个哥们儿都会知道，接着哥们儿的对象也会知道，一个传一个，不知会有多少人加入到传播的行列之中。为了维护妻子的形象，他宁肯将黑锅背到底。已是夫妻了，不存在谁冤枉谁的问题了嘛！所以，那真相还一直是他们小两口的高度机密。

吕川忍了几忍没忍住，看着于虹问：“哎，你是不是没事的时候，总瞎琢磨着怎么比喻你和赶超的关系才好呀？”

于虹认真地说：“我也不是多么喜欢那样。你们都不是外人，有些事告诉你们那也没什么。我吧，在超之前处过两个，都半途而废了，伤心过一段日子。我和超之间挺有那种感觉，所以我看重我俩的关系。女人吧，如果中意了一个男人，不论是对象还是丈夫，那就得经常拿话敲打着对方点儿。而你们男人呢，不经常被敲打着点儿就容易出那种事。经常拿话敲打敲打你们，也是为你们好。”

她的话刚一说完，吴倩立刻看着赶超说：“我得在此声明一下啊，我介绍你俩认识的时候，可从没听她说她已经谈过两个了。”

赶超特有胸怀地说：“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我俩现在的关系，我对我俩有信心。”

春燕就站了起来，与于虹亲切拥抱，用俨然女性保护神的口吻说：“于虹的话代表了我们女同胞的心愿，我赞同她的大实话。”

春燕头上已经有了可敬的桂冠，吕川等几个男人虽然心存异议，也都保持沉默。

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这句话，用在这些共乐区儿女们的关系上倒一点儿不矫情，甚至还可以说应验了。春燕和吴倩之间，一个解决了另一个的胡子与汗毛问题，另一个在关键时刻帮对方交上了一篇大批判文章，所谓投桃报李，互相成了要好的朋友。她俩的关系情同姐妹了，德宝和国庆两个老友自然好上加好。吴倩成了于虹和赶超的大媒人，于虹又是吴倩的好姐妹，赶超对国庆也有种衔恩待报的特殊感情了。总之他们三对儿六个人，关系不但扭麻花似的亲密无间了，而且在过去的一年里，可以说人生都有好收获。

吕川当味精车间的副组长当得不错，由厂里的苦力工变成了穿白大褂的职工，也算熬出头，人生进步了。

就秉昆一人，去年一年里很不顺，非但没有什么好收获，反而因为出渣车间那次事故，写了两次检查，被罚了一个月的工资。推销员当不成了，出渣车间的班长副班长也没他的份儿。至今仍是一名苦力工，还让母亲担心得病了一场。

如果非说他也有什么好收获，那就是在厂里更出名了。发生事故的第二天，他在厂里贴出了一份声明，毛笔字虽然写得七扭八歪，但内容挺到位。首先他将唐向阳、龚宾、常进步三个新工友的责任完全择干净了，强调一切责任应由自己这个代理班长来承担。接着，他也将老太太的责任完全择干净了，令人信服地强调了老太太对自己千叮咛万嘱咐，虽是代理班长，那也要以正式班长的责任来当好，要多向新工友讲讲安全生产和操作程序。自己辜负了老太太的信任，所以绝不能由老太太代过。他最后算了一笔账，按损失三吨酱油来计算，每斤一角五分钱，合九百元。损失不仅仅在钱一方面，也使领导和同事的工作情绪大受影响，所以当再加一百元处罚金。他每月的工资是三十二元，每年三百八十四元。他愿在出渣车间白干两年半，以自己的工资弥补厂里的损失。

厂里人都看了他的声明。不要说德宝、吕川和唐向阳三名新工友心情有多么五味杂陈，据说连老太太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流泪不止。他还把那声明用信纸抄了一遍，按上指印交到了厂办。唐向阳他们当然不会任由他自我牺牲而无动于衷，也将一份都按了指印的责任承担书交到了厂办，坚决要求分摊经济损失。再怎么说，那次事故与德宝和吕川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但是朋友就得有个朋友的样啊，否则朋友二字有什么意义呢？他俩想到一块儿了，也要求扣半年的工资，以减轻秉昆的抵偿额。事情一下子传开了，厂里许多人对在出渣房干过和正在干着辛苦活的小伙子们纷纷给予好评，都说事情肯定是坏事，但六个小伙子的为人真的不孬！还有人说，看来曲书记没白心疼他们一场，凭这一点也不能将曲书记关心青年工人的工作成绩全抹杀了。这后一种说法为老太太挽回了一些面子。

实际上，厂里只扣了秉昆一个月的工资。除此之外，全部经济损失由老太太一次性交够了。秉昆他们一起去找厂里探问究竟，方知确有其事。他们同时获知，老太太前两天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工厂。至于到哪儿去了，是她自己觉得栽了面子要走的，还是被迫离开，连厂领导们也说不清楚。

“怎么可以这样？怎么连欢送会都不开啊！”一向被视为蔫人的秉昆拍着桌子大声嚷嚷起来，德宝、吕川们也一个个义愤填膺。

领导倒没生他们的气，很理解地说厂里是想开的，她除了有时太较真，做人方面没别的毛病，几年里做了不少别的干部怕得罪人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既有功劳，也有苦劳。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一个正派人离开一个单位后，他的正派才开始得到普遍的认同。人没走时，那种正派还会经常遭到误解、非议甚至怀恨和攻讦。领导说欢送会得请示，因为她毕竟是特殊的人。一请示，麻烦来了，没人敢批，结果就逐级请示，最终不知道在哪一级被压下了。

秉昆们都因老太太出钱补偿了厂里的经济损失而深感羞愧。

领导说你们也不必太过意不去。你们六个加起来每月工资不是才一百九十二元吗？人家老两口每月工资加起来三百多元，而且人家从一九四九年以后一直挣那么多，算算吧，二十几年里那得攒下多少钱？区区一千来元，对人家根本不是个事。人家老太太怎么做，你们怎么接受人家的诚意就是，别非争那种面子不可。有些面子是争不得的，强争不但显不出志气来，反而会让旁人觉得可笑。

那天他们第一次听到一位厂头儿也叫曲书记老太太，都挺奇怪，不知道属于他们的专利是怎么扩散开的。他们六个的月工资加起来还比老太太夫妇俩的工资少一百多元，这让他们集体感到了从没有过的悲摧，一时个个都无语了。厂头儿的话说得那么实在，实在得让他们觉得难堪。为了表现得不失尊严，他们离开时都高昂着头，装出精神上虽挫犹荣的样子。但一走到外边，一个个立刻英雄气短地耷拉下了脑袋，相互无言。

然而，秉昆在他们六个之间毕竟树立起了一种大哥大般的威望。实际上他们都被全厂人另眼相看了，有那么点儿六小君子的意思。吕川们认为是在秉昆的感召下才义气了一把，故对大哥大简直有几分崇敬了。与他们对春燕的有保留的敬意，性质极为不同。连德宝自己也说：“她得那份荣誉靠的什么表现？怎么能跟咱们秉昆的表现相提并论？咱们六个的美名，估计起码得在酱油厂口头上流传十来年吧？就冲这一点，秉昆以后就是老大了！”

他们发自内心的尊敬让秉昆一度别扭极了，找不到原先和他们相处的感觉，进而成了一种苦恼。终于有一天，他请求道：“以后谁都不提那事了行不行，说到底是应该吸取教训的事，不是什么英雄行为，就当没发生过最好。”

他这么请求，那五个才从此不提。

春燕她们三个女的对秉昆他们五个男的正敲打得来劲儿，门一开，唐向阳、龚宾、常进步三人鱼贯而入。去年中秋、国庆来过周家，已经是第三次来了，都不见外，也没空手，各自用饭盒带来了家里的一道菜以及冻梨、水果罐头、蛋糕、长白糕之类的年货。他们都没见过吴倩、于虹，秉昆以主人的身份为双方互相介绍，他们便都嘴甜地称这个“倩嫂子”，那个“虹嫂子”。两位“嫂子”听了极为开心。国庆和赶超也眉开眼笑，直夸他们三个多么多么好，夸得他们也很受用。春燕等三个女的对进步亲热有加，争着表示“嫂子”式的关心，都保证日后会为他物色一个娇小俊气的弟妹。正交谈甚欢，门又开了，进来了四个木材加工厂的。他们是国庆和赶超的哥们儿，以前与秉昆虽也熟悉，却算不上多有交情。如今国庆和赶超都是秉昆的哥们儿了，再加上听他俩讲过秉昆的义事，心生好感，前来凑趣助兴。

几拨加起来十五个人，外屋坐不下了，自然而然分成了三伙儿。里屋大，炕上炕下坐了两伙儿。三个女的脱鞋上了炕，将炕帘拉上了一半，在帘布后一会儿嘀嘀咕咕，一会儿小声哧哧地笑。间或，帘后吴倩或于虹傻傻地问：“怎么个好法？”“到底有多好嘛！”接着便会听到春燕的嘘声，再接着又一起哧哧地笑。

地上的一拨是木材加工厂的，国庆和赶超在他们之中。他们倒也并不偷听三个女的在帘后嘀咕什么，都没谁朝炕上瞅过一眼。虽然都是货真价实的小光棍，却一个个装出大丈夫的模样，仿佛对女人们所聊的话题毫无兴趣。

他们在聚精会神听一个老兄讲一件国家机密：长白山上出现了一条巨蛇，有多粗呢？货车车厢那么粗。一个月内，将深山里七八个村子的人及家禽家畜吃了个精光，我军出动了轰炸机，连投十几枚重磅炸弹终于将蛇头炸烂，这才使巨蛇一命呜呼。但其身子完好，用十几节平板列车载运到了本市的货车停车场，罩在军用帆布下边，等待北京方面的指示再做处理。据说吃它一片肉能延年益寿，于是有人趁风高月黑之夜，偷偷接近列车，企图用斧子撬下一片鳞，砍下一块肉。结果根本没撬动，一片小鳞也有锅盖般大，一片压一片地冻在一起，那能撬动吗？不但没得逞，反而被巡逻兵逮捕，据说将以“盗窃国宝”的罪名治罪。

有的人深信不疑，说难怪近来车站一带气氛紧张，形同戒严！

有的人嗤之以鼻：小孩子呀？这么低级的谣言也值得一传，听得入神还信以为真！

那当然是莫名其妙而起的谣言，却传得很快，很广，神乎其神。不少人言之凿凿地说见到了那列罩着军用帆布的列车，帆布上有血迹。还有人说将手探到过帆布的下边，摸到了钢铁般的鳞片。

当年，一种有趣的现象是，在他们成了知青的哥哥姐姐中，特别是哥哥们中，很有一些人也在传播谣言。因为他们已被从城市除名了。他们本能地更关心政治，关心北京发生的事以及国家的动向，只有国家政治方向的改变兴许能同时改变他们自身的命运，而任何一座城市里孤立发生的任何事都对他们的集体命运不会产生影响，也便不在他们的关注范围内。他们回城探家时，从城市里收集的信息也主要是与北京的政治风云有关的内容。所以，关于长白山巨蛇的传闻尽管在A市不胫而走，沸沸扬扬，知青们在广阔天地里却只字未闻。同样，哥哥姐姐们所关注的事，秉昆们也一点儿不感兴趣。他们觉得，自从有了单位，人生基本上就固定了。绝大多数人的命运，只能在单位或相同单位之间进行微调，比如春燕即使当上了市一级标兵，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甚至退休前都注定了仍是修脚工。秉昆们离开酱油厂将是难于上青天的事，国庆们离开木材加工厂的难度同样很大。正如光字片的人家想要离开光字片是白日做梦，共乐区的儿女想要将户口迁到市里某个区也是白日做梦。他们似乎都本能地明白这么一点，不管北京的政治风云怎么变，他们的命运都不会变。所以，他们聚在一起，宁愿谈长白山巨蛇也不愿谈政治。起码，长白山巨蛇谈起来具有惊悚性。

关于长白山巨蛇的话题告一段落后，木材厂的几个人之间似乎一时没有了引人入胜的话题，全都陷入了沉默。

于虹忽然从帘后探出头问：“哎，你们听说百货公司仓库里发生的事没有？”

他们一齐将目光望向她，皆摇头。

“都没听说过？亏你们还是些自以为消息灵通的人！本姑娘亲自讲给你们听！”于虹现身帘布外，边说边下炕。

“别，春燕还有宝贵经验要传授呢，陪我听！”帘后伸出吴倩的手，拽住了她。

赶超拍着脑门道：“我怎么将那件事给忘了！不劳你的大驾，我讲，我讲！”他亢奋了。

当帘后安静下来后，赶超环视着大家问：“核实一下，谁都没听说过对不？”

大家又摇头。

“这讲起来才有情绪。只要有一个人听说过，我都懒得讲。我讲的可不是谣言啊，是于虹讲给我听的。于虹她一个亲戚是百货公司食品仓库的登记员，是事发现场的目击者之一。”

赶超的说法是，不知哪一次管理仓库的人疏忽了，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混在搬运工中进入了仓库。仓库大门一锁上，那人成了里边唯一的囚徒。他是一个多么有口福的囚徒哇，仓库里什么好吃的都有，各种面包、点心、罐头、香肠……总而言之应有尽有，当然也有酒。仓库大，食品箱堆得高，一处挨一处，每次有人进来出货，他都能躲过去不被发现。他已经爱上了仓库里的生活，觉得自己生活在天堂。一盒罐头打开吃两口，不爱吃，扔一边儿去了。一瓶酒打开喝两口，不爱喝，往脚上倒着洗脚了。一个多月后，臭味儿大了，搬运工们奇怪了，一处处认真搜查，这才使那人无处可藏。能没臭味儿吗？他不仅在里边吃喝，也在里边屙屎啊。一个多月不洗脸，他是一个蓬头垢面的油腻胖子了，脸上手上都油腻腻的，一看就是一层层从皮下渗出来的油，吃得太好了呀！整个人也快发臭了，唯独一双脚没味儿，红润润的，经常用各种酒洗脚洗成了那样。原来他曾是某剧团的演员，还算名角儿。“文革”一开始，因为什么罪名被斗疯了，失踪一个多月，家人也不上心找。后来，据说他多年的脚气病好了，却由于肝病而死。仅仅一个多月，他不但吃出了严重的脂肪肝，还吃出了糖尿病。又据说临死前拼着最后一口气喊出的话是：“送我回去！”百货公司倒也没太找他家属的麻烦，自认倒霉了事。

赶超声情并茂，讲得有悬念，有细节，大家却还是听得索然，听完也没谁议论几句。这事比长白山巨蛇靠谱，大家都不怎么怀疑真实性。正因为比较可信，那还议论什么呢？明显地，大家对那么一件事没什么话可说。好比现今的人们看了一部烂片，自问有意思吗？回答是有点儿意思。除了有意思另外还有什么意义吗？回答是毫无意义，所以都懒得上网发表几句看法。

结果搞得赶超兴味索然。

在一个几乎没有文艺可言的年代，他们也都患了一种病，或可称之为“精神吸引功能坏死症”。只不过他们在病着，却又都不自知。他们不是秉昆的哥哥姐姐，不是郝冬梅和蔡晓光，不是冯化成。后者们头脑里原本装了些可以叫作精神储备的东西，如同驼峰里有水分和营养。他们的头脑里没有什么可“反刍”的，秉昆由于偷看了几本禁书，头脑里开始装进点儿东西了。

木材加工厂一伙儿人正陷于话题枯竭，酱油厂一伙儿却像在开会，简直也可以说在密谋——他们正商议该不该声讨以及如何声讨一个叫沈一兵的人。沈一兵是出渣班的最新成员，出渣班出事故不久，他进了酱油厂，照例分在出渣班，这看起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他又极为特殊，来了不到一个月，一个月里没上过几天班便被宣布为班长了。当了班长以后，还是不经常上班。偶尔骑辆摩托来厂里晃一下，到出渣班问问副班长唐向阳有什么事没有？自从出了那次事故后，每个人都吸取了教训，干活既卖力又注意细节，还能有什么事呢？结果往往是，唐向阳说没什么事，而他撇下一句话“都好好干，再别出什么事故了”，言罢跨上绿漆摩托一溜烟走了。

进步是军工厂子弟，他断定沈一兵骑的是部队淘汰下来的摩托。也不能说淘汰，摩托兵取消编制了，部分摩托移交给了通信部队，少部分改造后流入了民间，所谓改造也不过就是拆下了边斗。当年，不是军人而骑辆带边斗的摩托上路，那是会被交警拦住严加盘问的。而所谓流入民间，非指一般意义上的民间，只有极特殊人家的子弟才会拥有那么一辆性能极佳的摩托。首先得买得起，上得了牌照，骑它的人还得拥有驾照，还得有地方加油。那家伙很费油，一般人哪里养得起呢？沈一兵却并不多么令人嫌恶，对出渣班的六小君子挺和气，每次来都分“中华”烟给大家吸。由于当班长的不再是秉昆而是他，大家心理上替秉昆不平，谁也没接过他的烟。他也不觉得是不给他面子，依然对大家挺和气。

家庭背景来头大，就可以当着班长不管事吗？就可以白拿工资不干活吗？明摆着没道理的事发生在别处罢了，偏偏就发生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呀！向阳等三个小老弟心里对此事很不痛快，有一天背着秉昆向德宝和吕川请教究竟要不要公开表明态度。如果有必要，怎么表明为好？他们三个自从也沾光成了六小君子，为人处事便都开始按君子的做法来要求自己。那年头像他们这些小青年也没什么实际的名利可追求，一尝到美名的些微甜头，便本能地要加以维护，发扬光大，希望进一步证明，自己获得好口碑是有资格的。

德宝和吕川两人毕竟离开了出渣房，对出渣房的事渐渐有了隔膜，了解得不很清楚。有一次，他俩在食堂吃饭时问秉昆，新来的沈一兵怎么样？对他这个被免职的代理班长尊重不尊重？秉昆说沈一兵人挺好，对他也挺友善，还希望他多费心传帮带呢。秉昆对自己被免职并不多么委屈，当不成推销员了也不觉懊丧。老太太的栽培他是领情的，但他并不喜欢推销员工作。在酱油厂，究竟哪一种工作是他所喜欢的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继续当出渣工他也无所谓。出渣那活儿的劳动强度大大减轻，能和唐向阳等三个小老弟做工友也挺愉快。出了那么大事故总得有人担责任，他自己将责任完全担起来心甘情愿。他对沈一兵现象也极为不满，但他的话只能那么说，不那么说还能怎么说呢？他怕出渣房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又将唐向阳他们三个小老弟牵扯其中。德宝和吕川都是实诚人，听了秉昆的话便大为放心，不再牵挂出渣房那边的人际关系。

唐向阳他们三个向德宝和吕川如实汇报，两个实诚的哥们儿义愤填膺。他俩原本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自从被视为义人，便都觉得对厂内一概涉及正义的事有着替天行道般的责任。他们有点儿被口碑改造了，也有点儿被别人的评论绑架。

德宝说：“这事我们得管！与我俩和秉昆是不是哥们儿无关，两码事！老太太如果还在，她肯定不允许有这种事存在，就当我们是替老太太管了吧！”

吕川说：“你们不说，我俩还不知道。连我俩都不知道，可见厂里知道真相的人不多。首先要揭发真相，最好的方式就是大字报。你们三个小老弟都不要掺和。向阳、进步，你们都有父亲的问题，弄不好会让人反咬一口。龚宾你也不能掺和，你叔是优秀民警，别给他惹什么麻烦。大字报由我俩来写，我俩来贴。我俩都是‘红五类’，正义在胸，惹火了某些人他们也不敢把我俩怎么样。”

一听他俩要贴大字报，向阳等三个小老弟心里没底了，都觉那么一来闹出的动静太大，转而又向秉昆汇报了。

秉昆更觉兹事体大，立刻找到德宝和吕川制止。他说真相虽然如此，却未必是全部的真相，还是应该了解清楚再做考虑。免得大字报贴出去了，不是那么回事，让自己陷于被动。

德宝二人觉得秉昆说的有道理，三人一合计，中午匆匆吃罢饭，就一起去找厂里的头头探问究竟。

一、二把手都到区里学文件去了，只有管生产的三把手在办公室吃饭。

三把手边吃饭边说，对他们来讨说法，厂领导们都有心理准备。自己虽是三把手，完全可以代表一、二把手回答他们的问题。第一，人家沈一兵一分工资也没拿，以后也不会拿。第二，人家只不过在厂里挂个名。在最不起眼的一个厂里干最脏最累的活的，人家只不过要这么一种名分当然可以不干活。人家在全力以赴地补习课本知识，准备考大学。从明年起，上大学虽然也要考试，但是否有基层工农兵经历仍是各大学招生首先要考虑的原则条件。第三，人家只要厂里到时候推荐一下，别的什么事都无须厂里做。厂里获得的好处是，上边将批给一笔维修老职工宿合、盖两排新宿舍的经费。

第三把手一边说，一边吃完了饭，漱过了口，刷干净了饭盒。之后，他吸着烟身子往椅背一靠，看着他们循循善诱地说：“想必你们也知道，咱们厂一些职工那住的是什么房子？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凭什么要求职工安心踏实地工作？特别是一些老职工，为厂里奉献了大半生，退休后的家冬天透风夏天漏雨的，哪个领导不觉得对不起他们？没那点儿体恤心还算是个人啊？咱们厂有地方可以盖两排砖房，但没钱盖得成吗？上边一拨款，咱们厂多少职工的梦想就成真了。这种天上掉馅饼的机会如果当领导的让他白白错过，那不是一大罪状吗？什么真相？这就是真相！不要以为只有你们看重什么公平、正义，我说的真相全厂人都知道，只不过人人掂量来掂量去，觉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更重要！”

他一席话说得秉昆三人哑口无言。

德宝张了几次嘴才问出一句话：“那，那……那他究竟多大的来头呢？”

“这你们就不必知道得太清楚了吧？总之一句话，你们千万别做自以为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那你们就肯定不是什么六小君子，而会成为大家眼里的六个小人了。”三把手的话说得平平静静，秉昆们听来却句句分量都很重。他摁灭烟，表示谈话到此为止。

秉昆等三人默默退出。德宝和吕川两个脸上淌下了冷汗，都说多亏秉昆及时制止，否则大字报一贴出，小人的帽子戴在头上，恐怕很难再摘掉了。

他们把领导的话向三个小老弟一传达，向阳们也都没脾气了。从此，那沈一兵“任来任去梁上燕”，六小君子“相亲相爱水中鸥”，两股道上各跑各的车，表面上都和和气气，相安无事。

然而，人心并非浇进模子的钢铁水或水泥，一旦定型就不再改变了。它更像含羞草、海蜇、乌贼或毛毛虫之类极敏感的东西，稍受外因影响，便会发生从色彩到形态的反应，而那是本能的完全无法自我克制的反应。

在一九七四年正月初三的晚上，吕川和唐向阳忍不住向大小哥们儿倾吐了压抑已久的内心想法，他俩也要往上大学这条路上闯一闯。干吗不呢？去年连木材加工厂都走了一名抬木头的青年工人！包括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内的从业青年人人可以报名，人家就报了名。还要参加考试，人家就参加了考试，一考分数不低，几所高校争着要——家庭历史无严重政治问题，本人无劣迹，厂里懵里懵懂地就放人家去了一所著名的工业大学，想不同意都没有理由。据说从一九七四年起，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原则将有变化，分数更加受重视了。向阳和吕川在文化课方面早已有所准备，自信能比大多数人考试强不少。他俩在厂里又都有不错的口碑，过群众通过这一关也不会有什么悬念，所以又回到了那句话——干吗不试试呢？

向阳说，在分数和群众评议两关都过了的情况下，如果从他和吕川之间选送一入，他绝对主动放弃资格让吕川先圆了大学梦。他说自己年龄比吕川小，多准备两年会考得更好，等得起。但如果竞争对手是沈一兵，那么他将坚定不移地争取自己的权利毫不相让。他认为厂里给予沈一兵的应该是有前提的机会，而不应该是无条件的机会。总不能别人明明比沈一兵考的分数高，群众推荐的得票率也高，那也得将机会让给他吧？再说让也白让啊，他也不会感谢任何一个将机会让给他的人呀！

吕川说他和向阳想一块儿去了，但是，如果真像向阳说的那样出现了在他俩之间只能走一个人的情况，那么他要先成全向阳。自己是吕川哥嘛，当哥的就得有当哥的样子，否则不是给小老弟们做坏榜样了吗？

他俩都说得很真诚，龚宾和进步都被他俩感动了。

德宝说：“你俩之间的事你们自己解决，我们不干预你俩的内政。但如果沈一兵那小子分数和群众评议两方面都比不上你俩还要捷足先登的话，我曹德宝一定挺身而出阻击他！”

“我的想法与你们都不同，川和向阳，你俩听我的，今年都别报名了吧。”说这话的是秉昆，他不知何时站在里外屋的门槛那儿了，一脚里屋一脚外屋，靠着门框叼着烟。三拨客人，除了炕帘后那三个女的他没去理睬，木材加工厂和酱油厂的两拨人他都得招待到，像堂倌儿。在酱油厂的弟兄们都没注意到的情况下，他已听了多时。

德宝问：“说说，你怕的是什么？”

秉昆坐在进步让给他的高脚凳上，吸一口烟，将剩下的半截递给德宝，看着吕川和向阳说：“你俩都没怎么搞清楚状况。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过程不是你们以为的那样——先考试，后群众评议、投票，最后再由领导决定推荐不推荐学校，决定录取不录取——而是首先就要由群众评议、投票，决定谁有没有资格参加考试。你们想啊，沈一兵他走得成走不成，关系到厂里职工们的住房问题能否得到改善，选票能不一边倒？即使你俩获得的选票也不少，也有资格参加考试了，甚至考的分数都比沈一兵高，最后上大学的那也肯定是他啊！忘了咱厂三把手怎么说的了？他说只要在推荐书上写下了‘同意’二字，别的事就不必厂里操心了对不对？咱们小小的酱油厂，能给咱们两个名额？只给一个肯定得是沈一兵的啊！那叫戴帽名额，指名要的事，而且是政策允许的。你俩陪着考，陪着选，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不是白浪费精力吗？既然只不过是个过场，莫如让全厂人只陪他走那个过场。你俩一陪着，倒似乎过场不是过场，反而像正剧了，那不等于帮衬了他吗？”

德宝将秉昆给他那截烟头吸得短而又短，有几分舍不得地弹入火炕口里去，他心悦诚服地说：“我想说的是，秉昆你又让我刮目相看了。厂里别人都说你是老蔫，可在咱们哥们儿之间，你该说的时候总是把话一股脑儿说透，说得明白到家了，一点儿都不蔫啊！”

秉昆笑道：“内外有别嘛。”

吕川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说：“你一番话把我给点明白了，我听你的。”

向阳瞪着他问：“关于招生的事，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周详？”

秉昆站起来郑重地说：“你和吕川内心里的想法能瞒得过我吗？老实向你们交代，我已经替你俩写信问过我哥了。我哥是他们那个师连续两年的招生办公室副主任。全省每年的工农兵学员一小半是从兵团招的，他们那个师每年就走三四十人，他什么情况不清楚啊？他在回信中说，如果你们是我朋友，那我最好告诉你们，咱们厂肯定只有一个戴帽的名额，那个名额肯定非沈一兵莫属。我哥说，如果我不告诉朋友们这一点，让朋友们蒙在鼓里充满希望地陪着走过场，那就是我不够朋友了。”

刚坐下的吕川听了秉昆的话，倏地站起一撩门帘闯入里屋去了。大家一时你看我，我看他，都以为吕川生气了，局面一时有点儿尴尬。

秉昆小声问德宝：“是不是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德宝说：“没有啊，你为他俩费心，他如果不高兴是他不对。”

向阳也说：“我可没不高兴。秉昆哥，你分析得全面，我不陪了。”

三人正这么说时，吕川一撩门帘又回来了，拿着三支烟，先给秉昆一支，再给德宝一支，并对秉昆说：“真哥们儿不言谢，借花献佛，敬你支烟。”

大家又都笑了。

秉昆吸口烟后，对三位小老弟说：“以后，你们三个绝对不许背着我参与他俩策划的任何事。不但不许参与，还要及时告诉我。”

吕川说：“在家里你们听不听父母的我们不管，在厂里希望你们多听他的。那样，我和德宝就不必为你们操心了。”

向阳就代表另外两个说：“放心，我们保证。”

一九七四年，共乐区的儿女们又都长了一岁。他们的人生各自发生了变化，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有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有的遇到了挫折也因而开始成熟。在说好不好说坏不坏的小市民生态和想躲都躲不开的变质政治环境双重挤压之下，年龄大点儿的沾上了烟酒，年龄小点儿的为了获得一份人生的安全感本能地依附于年龄大的。而不论年龄大小，几乎都没有任何能力哪怕稍微改变一下人生状况，父母也完全帮不上他们的忙。只能像父辈那样靠江湖义气争取别人的好感，以便在急需帮助时借助一下哥们儿，或在同样感到压力时抱团取暖，面临同样威胁时做出小群体的一致反应。除了亲人或哥们儿，没谁关注他们，偶尔有人爱护一下他们，便足以被他们视为贵人、恩人。他们胆小，不敢招惹是非。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还都不失明智。但在认为有必要证明人格本色的时候，他们又都愿意显示自己是多么义气。他们认为好人格就是够义气。关于人格二字，他们普遍也就知道这么多，而那基本上来自民间的影响。

他们是庸常之辈，但又确实已是千千万万人中的好青年。他们也确实都想做好青年，不想做坏小子。他们最大的明智在于，都深知一旦成了坏小子那也就几乎等于自取灭亡，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那时国家正在以神圣政治的名义向他们一再咄咄宣告，好青年的标准必须彻底改变，而这使他们陷于极度的困惑和迷惘之中。他们自幼所接受的好孩子、好学生、好青年之“好”分明已不再是“好”，神圣政治所宣告的那种“好”又是他们根本学不来的，正如春燕为一篇“批林批孔”的文章而一筹莫展。这又使他们像讨厌小人一样讨厌政治，企图用长白山巨蛇之类的谈资抵御神圣政治的侵蚀。他们磕磕绊绊地学着做父母以及民间所认可的那种好人，学做后一种好人对于他们反而比较可行，因为简单多了。为了他们的和他们一样是庸常之辈的父母、亲人和哥们儿，为了指望和他们成家生孩子的姑娘——她们倒是不太有他们那种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困惑、迷惘，因为她们都想赶快终结女青年这一尴尬称谓，都想要迫不及待地赶快做好妻子、好母亲和好儿媳。这几乎是民间价值体系固守的最后阵地，也是神圣政治强大的思想火力不屑于实施打击的微不足道的目标。她们可以遁入民间价值观的掩体里，去全心全意经营小小的安乐窝，那才是她们的喜乐之事。何况，还有美妙无穷的性爱提供快活，对于她们而言，那比神圣政治好玩多了。正如吴倩和于虹在周家的炕帘后一再追问春燕：“怎么个好法？怎么个好法？”小小的安乐窝之好是她们好人生的实体标志，价值观的核心。

是的，在一九七四年正月初三的晚上，聚集在周家的这些人多数是共乐区的儿女，少数是由于父母惹上了政治麻烦而成了他们小老弟的青年，如唐向阳和常进步，确乎都是些好青年并且个个愿意继续做好人。

那一个晚上，可以说是他们真正的节日。他们每年难得有这么一次聚会，有这么一处地方。

秉昆妈照例醉睡在春燕家了。她是被春燕妈请去的，也可以说是被春燕支去的。没有秉昆妈在眼前晃来晃去，每个人的言行都放松得不能再放松了。春燕爸照例加班，二姨照例又成了她家的年客，秉昆妈照例沾酒就醉。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她是春燕家的贵人，春燕爸妈对德宝这个倒插门女婿中意得很，双方母亲策划的秉昆与春燕之间的那码子事虽然落空，但春燕对秉昆妈“干妈”长“干妈”短叫得更亲了，与秉昆的关系也反而更自然了，这使两家不是亲家胜似亲家。大儿子周秉义与郝冬梅结婚的喜事，周志刚亲自去看望了女儿，喜上加喜，冲刷尽了秉昆心头的阴霾。这一个夜晚，家里来了更多青年，连小儿子秉昆在木材加工厂时的工友也来了数人，意味着小儿子很有人缘，毕竟是一种欣慰。所以，秉昆妈并不是被春燕妈和她二姨灌醉的，是自愿喝了一盅又一盅自找着的。她心里高兴，要享受美美醉睡一大觉的好感觉。

在她的家里，这些底层青年已没什么更有意思的话题了，于是分成几伙儿打扑克下棋，而秉昆则开始准备晚餐。

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龚宾小叔龚维则。这位光字片小字辈们心目中可亲可敬的小龚叔叔初三、初四照例值班，也就不敢放松警惕，一条街一条街地夜巡。他很喜欢在国庆、春节这两个主要节日里值班，因为夜巡时可以佩枪，让他觉得自己更是人民警察。他夜巡时见周家人声鼎沸，就走了进来。不认识他的见一个穿警服的突然出现，都不禁大觉意外。秉昆让大家只管放松，该怎么玩继续怎么玩就是。他们听秉昆亲近地叫他小龚叔叔，也就明白他是自己人了。龚维则知道春燕己做人妻，却不知道秉义结婚之事。秉昆代表哥哥、嫂子敬了他一支烟，他要求看结婚照。秉义和冬梅的结婚照是四寸的，春梅和德宝的结婚照则是八寸的，而且涂红了脸颊和嘴唇。为了让他俩的八寸照也能挤进相框里，秉昆不得不抽出原有的几张照片，这使那相框似乎成了春燕和德宝的光荣榜，而秉义和冬梅的结婚照只能屈处一角。小龚叔叔捧着相框踱到灯下，细看片刻，给出的评语令秉昆暗吃一惊。

他说：“果然是副省长的女儿，虽比不上你姐漂亮，但人家那种胎里带的高贵气质却是你姐没有的。”

他的话也令其他人都愣了，一齐将目光转向秉昆。此前大家以为，身为知青的国庆姐姐嫁给了一位兵团的现役军人已属福气，全赖“上山下乡”运动所赐。否则，一个寻常百姓家的女儿，能嫁给一名国营大厂的青年技工就算幸运了。国庆自己也这么认为，而朋友们经常以羡慕的眼光看待他。有了一位现役军人姐夫，他和爸妈日后会沾多大的光啊！冷不丁地，秉昆又冒出一个是副省长女儿的嫂子，此种心理冲击波太猛太巨大了，包括春燕在内几乎全都愣住了。

秉昆想不明白，他问小龚叔叔：“你怎么知道的？我妈告诉你的？”

小龚叔叔一边替秉昆把相框挂回墙上，一边若无其事地说：“你妈才不会告诉我那些。你哥下乡前我就知道，那时她三天两头到你家来，还有一个叫蔡晓光的也经常到你家来，对不对？你也不想想我是干什么的？光字片的事如果我一问三不知，那不就失职了吗？”

他的话让秉昆暗吃一惊。

小龚叔叔临走才看到侄子龚宾，训斥道：“你这小子，怎么不主动跟我打招呼？”

龚宾像害羞的姑娘般扭捏地说：“谁知道你为什么突然闯进来啊！”

春燕不悦地问：“哎，小龚叔叔，眼神差劲儿了？我和德宝那么大的结婚照硬没看见？连句道喜的话都舍不得说？”

小龚叔叔笑道：“忘了忘了，别挑理，向标兵致敬！”

他啪地敬了个礼，春燕这才高兴了。他说了些鼓励春燕争取做省级标兵的话，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不论共乐区还是光字片没和任何荣誉沾过边，希望春燕能让共乐区特别是光字片的青年引以为荣。他嘱咐秉昆们多多关照自己侄子，勿让龚宾受人欺负。

小龚叔叔走后，吕川从地上捡起了卷成筒的《红旗》杂志，翻开看看，见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用红笔画出了一道道红线。

龚宾说：“肯定是从我小叔兜里掉到地上的。”

吕川说：“现在都是春节了，你小叔怎么还学元旦社论啊？上瘾呀？”

龚宾说：“没法子，不学不行，我小叔得经常在区里向各派出所的民警汇报自己的新体会。”

赶超忍不住也问：“你小叔总有什么新体会吗？”

龚宾说：“那我就不清楚了，估计得总有吧！我小叔也不总学那些呀！你们别把我小叔看成那样式的人！”龚宾从吕川手中夺过《红旗》，跑出去追他小叔了。

吕川笑问大家：“他说的那样式的人，到底是哪样式的人啊？”

国庆说：“别装糊涂。二百五才不知道那样式的人是哪样式的人，你看这屋里有二百五吗？”

一句话将大家全逗乐了。

德宝忽然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我说什么来着？”

吕川问：“你说什么来着？”

德宝瞥一眼春燕，指点着秉昆、吕川、国庆和赶超不无悔意地说：“捡漏！点到为止，证明我是有预见的。”

秉昆等四人于是想起德宝曾希望与一个落难高干女儿结成良缘的事，当着春燕的面，都不便再接着他的话茬往下说。

人们听得正云里雾里，春燕高叫：“酒！酒！干哥拿酒来！”

秉昆默默递给她一瓶酒，心中感激她把由他嫂子引起的敏感话题打断了。

不料她说：“每人一瓶，你自己也是！”

家里没那么多成瓶的啤酒，秉昆只得将满满一塑料桶散装啤酒拎进屋，而于虹、吴倩两个已按春燕的吩咐大碗小碗杯子瓷缸摆了一桌子。

赶超说：“饿了，晚餐正式开始吧！”他拎起塑料桶往所有的盛器里倒满了酒。

春燕像男人那样，用她的老虎牙啃开瓶盖，泡沫流了一手，高举酒瓶朗声道：“大家听我说几句，今天聚在这儿的都是什么关系？哥们儿和姐们儿的关系！秉昆又是我什么人呢？干哥！那么他哥周秉义是我什么人呢？当然是我干大哥！所以，秉昆的嫂子就是我的千嫂子。干嫂子就不是一般按辈分叫的那种嫂子，要不认干亲不就没什么意义了吗？吴倩、于虹，你俩是我姐们儿，所以秉昆他嫂子也是你俩干嫂子。你们这些男的和秉昆什么关系？哥们儿关系，所以秉昆他嫂子也是你们的干嫂子，是我们大家的干嫂子！”

“等等，等等！”秉昆万没料到春燕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眼见大家高兴地都举起了杯和碗，仿佛每个人从此都有了一位副省长的干亲，以后的社会地位也高级了不少似的，不得不做一番必要的声明。

他说：“我嫂子她父亲……到现在还是黑帮呢！”

有人就将杯和碗放桌上了，目光一齐望向春燕。

春燕说：“黑的再变回红的，估计也就一两年的事。看来你们都不关心政治，不如我，连我还得装模作样学学社论什么的呢！我听参加学习班的人讨论时说，以后肯定有大批的老干部被陆续解放。大家信我的没错，反正咱们有了一位是副省长女儿的干嫂子了，谁不许咱们攀上这门干亲谁是不怀好意。说不定一复出黑的又变回红的还当了正的！干，干，谁不干谁不给我面子！”

她一扬脖子，人嘴儿对瓶嘴儿，咕嘟咕嘟喝下了大半瓶啤酒，秉昆看得目瞪口呆。

“干，干！”

“祝干嫂子平平安安！”

“祝干嫂子她爸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尽管没谁对春燕的话太当真，但大家都异常高兴却是真的。想象一下也挺好的啊！于是杯碰杯，碗碰碗，都乐得起哄。秉昆看出自己再说什么都是废话了，便装聋作哑，转身进入厨房干脆往桌上端菜了。

一九七四年春节的节前供应比一九七三年好了不少。不是种类多了，副食基本还那么几类，但每人供应的数量增加了。普通饼干不限量，只要买得起，天天买也可以。有几处自由市场恢复了，人们在那里甚至能买到出口转内销的鱼罐头和只有南方才能见得到的笋罐头。

初三晚上，这些年轻人山吃海喝了一顿。德宝照例拉了大提琴，春燕照例听得如醉如痴。赶超照例表演了魔术，于虹特专业地充当他的助手，他俩还将国庆和吴倩一块儿催眠了，互相抱着亲嘴亲得啧啧有声，看得唐向阳他们三个小老弟全都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秉昆作为主人，也被要求打了几段快板。将近十二点，在几阵小规模的连不成片的爆竹声中才有人言走，大家意犹未尽地散去，最后只剩下了国庆和赶超两对四人。他俩仍坐在桌旁，而吴倩和于虹并肩垂腿坐炕边。

秉昆奇怪地问：“你们怎么还不走？想住这儿啊？”

赶超反问：“德宝没跟你说？”

秉昆更奇怪了：“跟我说什么？”

国庆小声对赶超说：“情况变了，让咱俩自己的事自己交涉了。”

德宝和春燕回德宝家去了。德宝走时对国庆和赶超直挤眼睛，而春燕扭头望着吴倩和于虹意味深长地笑——这秉昆是看到了的，却不明白他们暗示什么。

秉昆催促：“有话快说，你们走了我还得收拾呢。”

国庆小声问赶超：“谁说？”

赶超道：“你的意思是由我说呗。行，我说就我说。这种事，你一说非说夹生了。”他将秉昆扯到门口，小声说，“是这样的，我们四个一致决定，今晚不走了，都住你家了。”

秉昆立刻联想到了去年德宝和春燕搞出的那档子事，很坚决地说：“不许！”

“你这是什么态度？”赶超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

“是啊，秉昆，你那么说可不太够哥们儿了吧？”国庆起身走了过来，冷着脸对赶超说，“闪开，我跟他说。”

赶超却不闪开，反而推着国庆说：“你坐回去，坐回去，显不着你。我既然说了，那我就能摆平。”

吴倩也在炕边那儿说：“别死乞白赖地求啊，不给面子拉倒，那咱们以后不登门了。”

于虹接言道：“就是，亏咱们还把他嫂子认成了干嫂子，太不理解人了。”

秉昆本是为她俩考虑才坚决说不许，听了她俩的话，呆望着她俩一时变成哑巴了。

“看，看，把她俩也惹得不高兴了吧？没你这么轴的啊，出去说出去说。”赶超从衣帽钩上取下秉昆的棉衣、帽子、围脖，一股脑儿塞他怀里，同时将他推出了家门。门关上前，他听到了吴倩和于虹哧哧的笑声。

在小院里，赶超批评道：“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真哥们儿那就得急哥们儿之所急！”

秉昆愠怒道：“哎，我在你眼里怎么就成了饱汉子啊！”

赶超说：“那你就是根本没饥饿感，有病，不正常。而我和国庆，打个比方吧，好比兜里揣个大水蜜桃，熟透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想怎么着怎么着，却就是不许吃上一口，这滋味儿你肯定没有吧？”

秉昆打断道：“你俩爱上哪儿吃上哪儿吃去！你背后是我的家！我还是那句话，不许在我家里再发生……”

赶超也打断道：“屁话！还口口声声你家你家！哥们儿之间，你家就不许当成是我们的家了吗？”

在赶超理直气壮的批评下，秉昆哑口无言了。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多余嘛！你刚才没听到于虹她俩的话啊？今晚住你家，在这一点上她俩和我俩是完全一致的。再说，我们有这个，万无一失。”赶超语气缓和了，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炫耀。

秉昆压着气问：“什么？”

赶超向他俯耳道：“避孕套。德宝提供的，春燕批准的，你应该向他俩学习。就像于虹刚才说的那样，真哥们儿之间更要理解人。有些事，有时候，它一来那就是火烧火燎的急茬儿，如果真哥们儿都不理解，那还要哥们儿干什么呢？”

秉昆有点儿理屈词穷了。

“孙赶超！你俩到底有完没完？不是叫你别死乞白赖吗？”屋里传出了国庆恼火的声音。

“回您的话，已经交涉完毕，就进去！”赶超搂抱了秉昆一下，还和他贴了贴脸，一转身进屋了。

秉昆在院子里愣了片刻，心里仍别扭得要命，想进屋去继续理论。一推门，门从里边插上了。踢门，屋里关灯了。

他生气地喊：“那我上哪儿睡去啊？”

“你兜里有把钥匙，是开吕川他们味精车间值班室门的，委屈你去那儿睡一夜吧。”门缝传出国庆贴着门说的话。

他将手伸入棉袄兜，果然摸到了一把钥匙。

他又踢门，又喊：“开门！我得拿车钥匙。外边这么冷，让我走着去啊！”

“你自行车钥匙在你车上插着呢。乖乖地去厂里，表现好点儿，别再滋扰我们了啊。明儿天一亮就回来吧，我们那时会把咱家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门缝传出吴倩的声音，柔声细语的，像年长许多岁的姐姐在教导不懂事的小弟弟。

秉昆往厂里猛蹬自行车时觉出冻手来，他很后悔在小院穿棉袄围围脖时忽视手套问题了。当时他想进屋去拿手套，但明知会冻手还是极不明智地跨上了自行车。自行车少了一边的把套，他一直拖着没配上。手握在冰冷的裸车把上，不到一分钟就冻得手心手背每一个手指尖儿都疼起来了。握着有把套那一边的车把呢，那只也是皮包肉的手啊，不揣兜里一会儿坚持不了一两分钟呀！骑到厂门口时，双手都快冻僵了。传达室黑着灯。把门的也是人，该睡觉也得睡觉啊！

把门的师傅终于被敲得披着棉袄出来了，见是他，没好气地问：“大年初三的你来厂里干什么？”

他同样没好气地说：“借宿！”

味精车间那间值班小屋也就是比一张单人床宽一点儿，好在床上有枕头被褥，看上去很脏，让人不愿接触。还有一排暖气，这让他庆幸。他本想和衣而眠，躺下没多一会儿，不得不一次次坐起来一件件脱衣服。门一关上，那一排暖气使狭长的小小空间热得像蒸笼。他想打开通风窗，却不知为什么被钉死了。他想敞着门睡，走廊里一盏大灯泡的光直射在床上，光着上半身在走廊找了两次才发现开关在哪儿。最后，他还是脱得仅剩下裤衩，仰躺在很不舒服的被子上。值班室门上无窗，关灯后，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自己似乎真的躺在砖砌的棺椁中了。还好，一关灯外边倒显得不怎么黑了。并不是一个月光多么好的冬夜，但没有窗帘的窗玻璃看上去仍透进些淡蓝的夜明，这让他逐渐平息了下来。

他想到国庆和赶超两个哥们儿急赤白脸的表情和强词夺理的话语，气恼少了，谅解多了，不禁哑然失笑。想到他们肯定正特享受地干着的事，他辗转反侧，哪里还能睡得着呢！名不正言不顺的小寡妇郑娟的样子无可避免地出现在他头脑之中。他刚一想，她的样子便清清楚楚地出现了。是的，完全没有逐渐清晰的过程。他的头脑之中除了她的样子，其他什么也没有。她似乎出现在无框、圆形、漆黑的衬板前，一丝不挂地以各种姿态连续出现，像电影特写镜头似的产生一种向他移动的感觉，似乎有什么力量将她推近于他。他甚至觉得那一种神秘的力量发自他自己的身体里，而她自然而然地被吸近了。说是在他的头脑之中也罢，在被自己的想象燃烧得迷幻万分的眼前也罢，总之她的身体看上去并非洁白如玉，而是微微有些泛着粉色。她的脸颊也泛着红晕，双唇则要红得多了，一种桃红色。她是光润的，但绝不是玉的那一种光润，而是细腻肌肤必然会有的那一种绸子般的滑润之光。尽管她的样子始终清楚地存在着，却又始终微微低着头，垂着目光，一次也没抬起头来看他，或仅仅是抬起头，却并不看他。

“看着我，看着我，求求你看我一次吧！”周秉昆这个因为做了一次特够义气的事而博得了君子之名的青年，喃喃呓语，不知不觉间将一只肮脏的枕头紧紧搂在了怀里。

他想到了赶超在小院里说的话，他觉得自己才真是一个饿汉子，而从今天晚上起，国庆和赶超两个哥们儿倒是摘掉饿汉子的帽子了。

他想到了赶超的那个比喻。是啊，吴倩已是国庆兜里的桃子，于虹是赶超兜里的桃子，而自己兜里还是空的。

他渴望郑娟哪一天也成了他兜里的桃子。

他很怕哪一天她成了别的男人兜里的桃子。

自从秉昆第一次见到她以后，他对谈恋爱、找对象便毫无兴趣了，一心想着与她生活在一起的快乐。但他又明白，姐姐嫁给了那样—个男人，如果自己娶的再是郑娟这样拖带着一个上不了户口的私生子的小寡妇，便简直等于是要了爸妈的老命了！他将成为周家的罪人，连一向愿意庇护他的哥哥也不会宽恕。这种清醒常常让他思想上备受折磨，痛苦不堪。

周秉昆，你的心理是不是不太正常了呢？国庆找到吴倩，赶超找到于虹，而德宝和春燕婚后夫唱妇随，显然都很幸福。你哪方面都不比他们差，你有良好的口碑，你家有随时可供你结婚的一间房子，你究竟为什么非要将一个郑娟那样的小寡妇娶进你们周家的门？

他不止一次扪心自问，却一次也没给出能摆到桌面上的理由。实际上，他也根本没有任何足以说服家人同意的理由，比他的姐姐更无理由。每次，他都不得不承认：他完全是不明所以地被那个小寡妇迷住了，她是他心里最想要的那种女人。他第一次见到那种类型的女人是从一幅画上，确切地说是从一部作品集的彩色插图上。大概是高尔基的书，其中一篇似乎是《少女与死神》，讲一名少年就要死了，偎在牧羊女的怀里。在作品中她虽是少女，但插图上她看上去更像少妇。她一边的肩裸露在衫口外边，连同整个乳房也完全裸露，色彩使它极像桃子，她本人也似乎是一只成熟得弹指可破的桃子的化身。后来，姐姐可能发现他经常偷看，于是那本书就失踪了。其实他对内容没太大兴趣，配有那种女人插图的那一篇也只不过马马虎虎翻看了一下，迷住他的是彩色插图。当他在郑家的土坯窝里见到衣衫不整的郑娟坐在炕上，立刻将她与插图上的女人联想到了一起。在他的联想中，现实中的小寡妇与插图上的女人比光速还快地重叠了。如果郑娟的头发不是黑色的而是金黄色的，两个女人就更酷似了。这是不能摆到桌面上来说的，对哥们儿也不能说。多么羞于启齿啊！

每次想郑娟时，他还会联想到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美人》。家中藏着的书中就有契诃夫的小说集，他偶尔读到了《美人》。那是极短的短篇，也可以说是散文，讲少年契诃夫随爷爷到乡下去，在一户农民家里见到了主人的女儿小美女玛莎。玛莎并不能使他联想到郑娟，但契诃夫对爷爷、少年时期的自己以及车夫的描写，却让他觉得是对自己心理的揭示。他们离开时，都变得忧郁了，闷闷不乐，仿佛一辈子很难再开心得起来了。爷爷太老了，连娶玛莎为妻的美梦都没资格做一做了；少年契诃夫年龄太小了，等他到了可以追求玛莎的年龄，她早已嫁作他人妇，并且是几个孩子的妈了；而车夫已有了老婆孩子。美好的东西就在眼前，活灵活现，却注定了将不属于自己，这会让人懊恼不堪。美好的东西要么属于自己要么不属于任何人，仅供所有人观赏；要么足够多，起码一半人有机会公平获得——以上三种情况都不至于让心理正常的人生气。如果美好的东西如灵光偶现，很快就将属于别人，根本不由任何原则来决定，还没有理论的地方，这就难免令人忧伤不已。

在周秉昆想来，自己所面临的事正是这样。如果郑娟最终嫁给了别人，他的人生就注定忧伤不已，暗淡无光。

显然，国庆、赶超他们两对儿的无理勾当是到他家之前就预谋过的。德宝和春燕两口子参与了，还提供了必备物品，是同谋！这让他在自家小院里进不了屋的时候怒火中烧。如果同谋仅仅是德宝还罢了，德宝往往就是那么不着调，拿那哥们儿没什么咒可念的。但春燕不同啊！春燕是标兵啊！你成了同谋算怎么一档子事？行为与你的光荣身份不符嘛！更让他想不通的是，吕川居然也成了同谋，否则自己怎么会睡在这棺椁似的鬼地方？吕川可是哥们儿中一向言行谨慎的人啊，他吃错药了不成？

但是，此刻谁的气他都不生了。他心如止水，对谁都能理解了。特别是对春燕，他反而心生一种从没有过的好感来。人家没因为自己光荣了就袖手旁观，不急哥们儿姐们儿之所急。人家宁肯自己的光荣称号有污点，还要尽自己所能，证明人家比以前更义气了呀！至于吕川，他可是一向洁身自好的。既然连他都成了同谋，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哥们儿姐们儿的做法是对的呢？

吴倩和于虹当时的反应，确乎是秉昆难以料想得到的。他以为她俩是国庆和赶超的人质，但她俩当时的表现明白无误地告诉他，她俩不但不是人质，反而是无怨无悔的参与者。她俩经常结伴找春燕玩，肯定多次受过春燕的怂恿。德宝经常怂恿国庆和赶超，属于自己的桃子不一定非得等到开过蟠桃会才吃一口——这话秉昆是听到过的。春燕当然也可以怂恿吴倩和于虹：“别忘了偷吃禁果的首先可是咱们夏娃，其实男人不也是女人的桃子吗？想明白了这一点搞对象谈恋爱那才是来情绪的事呢！”——这话国庆也跟秉昆说过，当时国庆还担心春燕把吴倩教坏了。现在看来，吴倩和于虹确实变坏了，却分明坏得正合两哥们儿的心愿。

由吴倩和于虹两人，秉昆又想到了郑娟，多希望郑娟也把他当成她的桃子啊！他对她自然很同情，同情使他对她的着迷带着心疼的色彩，但他对她的着迷首先是因为她确实让他大为动心，而不是因为同情。

秉昆见过郑娟两次了。第二次只见了她一眼，一分钟不到的事。去年开春后，瘸子和“棉猴”考虑到郑娟即将当母亲了，她家那个窝太不像样，决定为她家修修房屋。那种窝又哪里算得上是房屋呢？但修修总比不修好啊！秉昆也多次心生此念，却有心无力，只能想想而已。瘸子和“棉猴”的决定，使秉昆更加相信他俩本质上是好人而非坏人，也就更加不愿搞清楚他俩以及他俩的兄弟究竟是干什么的了。他明智地认为，不清楚肯定比知道了要好。除了竭诚帮助郑家而外，他认为他们干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但也肯定不会是多么坏的事，无非是自谋生路的合法不合法之间的事罢了。那些人在A市从没绝迹过，民间也从不一律视他们为坏人。

开工那天是星期日，秉昆也从家里带柄铁锨去了。瘸子和“棉猴”在指挥怎么干，另外四个人分明是雇来的农民。一个是街道公社办公室主任的男人还到场监察了一会儿，并请瘸子吸了他一支烟。这情形让秉昆大惑不解，他认为应该反过来，办公室主任接不接瘸子递来的烟还未必。那时，秉昆和瘸子、“棉猴”的关系已非同一般。虽然双方绝不是哥们儿关系，然而那两个人对他已极为信任，他对他们的重托从不含糊，没发生过一次纰漏。他们之间更像是统一战线的关系，尽管在根本上是两路人，为了帮助郑家走到一起来了。不知为什么，“棉猴”见到秉昆并没显出高兴的样子，反而心怀敌意似的，以命令的语气让秉昆走，他自己却挺卖劲儿地帮着干这干那。秉昆当然不听他的，结果他嘴里说出了“滚”字，秉昆火了，差点儿要和他动手。

劝止了他俩后，瘸子对秉昆说：“是为你好嘛，你确实不该和我俩同时出现在这儿。”

秉昆没好气地问：“你们怎么就可以？”

瘸子小声说：“我俩这会儿是市民政局的，你是谁啊？所以是为你好。”

秉昆说：“我学雷锋不行吗？民政局的也管不着我。”

瘸子笑道：“脾气还挺大的。除了我俩，这会儿谁还管得了你呢？”

秉昆说：“我在替谁家干活，谁家人才管得了我。”

“这就简单了。”瘸子说罢进屋，不一会儿和郑娟一块儿出来。郑娟的肚子已经很大，围裙扎在她肚子上，像罩着一口锅。

她对秉昆说：“真的都是为你好，走吧。”

秉昆问：“是你心里话，还是他俩逼你这么说的？”

她沉吟了一下，责备道：“不是他俩逼我说的。如果你非不走，我就没心思给干活的人做饭了，求你了。”

于是秉昆扛起锨就走了，头也没回一次，实际上他特想回头多看她一眼。

郑娟临产那天，秉昆请假到医院去了。他和瘸子、“棉猴”坐在产房外的一张长椅上，心情同样不安。

瘸子说：“如果有人问咱们和她的关系，要统一口径——我是她大哥，他是她二哥，秉昆你是她丈夫。”

果然有人来问，秉昆也果然当了一次丈夫。

秉昆心情复杂地问，为什么偏偏要由他来冒充丈夫？

瘸子头靠着墙，闭着眼睛说：“我俩看起来并不见得就像坏人，你的脸看起来却是典型的好人脸，相由心生嘛。她的命够苦的，下一个丈夫必须是好人。”

他的话秉昆当然爱听。虽然只不过是他的一种说法，秉昆听了心里甜丝丝的。

当护士出来报喜说她生了个大胖小子时，他们三个都发自内心地笑了，“棉猴”笑着笑着一扭头还双手捂脸无声而泣了。

正月初四上午九点多钟，秉昆三人和向阳三人按照前天晚上的约定来到老太太家的小院前。第一次到老太太家是晚上，来去又都坐在吉普车里，秉昆他们三人有点难以判断究竟是哪一幢房子哪一处院子。吕川记忆力好，说他印象中老太太家有四级木台阶，加接地的水泥台阶共五级。按这一标志很快找到了。因为不知老太太被调到哪儿去了，无法预约，只能集体冒昧登门，他们都想她了。成了生产酱油的小厂工人以后，他们似乎是社会的多余人，没人关注，却有人管束。老太太曾是管他们的人，家长式的管。与别人单纯干部式的管相比，她的管反而让他们觉得亲切——毕竟还有点儿像家长。

老太太在家，站在她家小院里的两个男人中的一个告诉的他们。他还告诉他们，老太太老伴也就是军工学院的副院长老马同志不久将官复原职了。不巧的是老太太家宾客盈门，他们来得不是时候——无须别人告诉，他们也看出来了，院外停着三辆小轿车嘛！即将官复原职了，宾客盈门很正常。他们商议了一下决定不走，希望老太太出门送客时能见上她一面。她家有喜事了，他们也都高兴。秉昆三人见过这两个男人，他们第一次来时眼见过老太太毫不客气地训斥那两个男人。他们两人先认出了秉昆他们，官儿比较大的那个居然说秉昆他们三个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显然，那人的身份都不够进屋级别了，这使秉昆他们三个有了一丝快感。

对方有点儿幸灾乐祸地搭讪着问：“她在你们那儿惹出麻烦了吧？”

吕川说：“没你高兴的那么大，早过去了。”

秉昆说：“是我们出的事，跟她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她也就仗着自己一门三烈士，要不早关起来了，哪儿还有往这儿调往那儿调的好命。”对方的话让秉昆他们更觉刺耳，都扭头不理他。他倒也识相，不再搭讪，踱到一旁吸烟去了。

“妈的，费那么大劲儿一个个打倒了，又一个个扶老太爷似的扶起来，不是耍着造反派玩嘛！”烟也没堵住他的嘴，到底还是发泄了一句恨意和不满。

终于有一位客人出来了，送客的却不是老太太，而是槐姐。

“你们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她着实一愣。

她进屋不一会儿，老太太出来了。

老太太披着老马同志的军大衣，站在台阶上笑道：“都想我了吧？”

军大衣太长，快到她脚踝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她看起来满面春风。

秉昆他们一个个笑着点头。

“都进来。”

他们进了小院后，她对那两个男人说：“你们回避一下，我跟他们说的话，不愿被你们二位听到。”

那二位就互相看看，意思是已经在屋外了，还往哪儿回避呀？

老太太又说：“造反派也要听党的话。我是老党员，你俩都不是，又在我家院里，所以得听我的，乖点儿啊。”

德宝就开了小院门，朝那二位摆下巴。

那二位落寞地出了小院后，老太太在台阶上坐下了，他们一横排站在她面前。

她说：“不是我非挤对他俩几句不可，是真不愿被他们听到，内外有别，是不是？”

她一一问他们的情况，包括互相之间的团结、谈对象了没有、父母的身体好不好、工作顺不顺心等等。

都问遍了，她才说自己调到江北的制糖厂去了。

“那儿不是离市里远嘛。肯定因为有人讨厌我呀，把我弄到离他们远的地方，他们耳根子清静了啊。总有人向他们打我的小报告，估计他们也挺烦。不过问吧，怕让别人有了整他们的把柄。认真过问吧，心里又都清楚我对党那是多么的忠诚，越上纲上线越离谱。何况他们拿我也实在没辙，又臭又硬的，跟我较劲儿那是多低层次的政治表现啊！”她似乎很享受自己那些话，说到后来把自己给说笑了。

她说她经常寻思，“文革”伊始自己就被从法院系统扫地出门，一扫帚扫到了酱油厂。扪心自问，人缘再差那也多少总会有几个想自己的人啊！现在秉昆他们来了，证明她那么寻思有道理。她很高兴，因为不方便到屋里，请他们原谅。她说他们来得很是时候，工作过的单位有这么多青年来看她，正好能向屋里的重要客人们证明她在基层工作得怎么样了！

她说她在制糖厂不是领导班子成员，而是车间卫生管理员了。让他们不必牵挂她，厂虽然在江北，但有班车，无非每天要起得更早点儿。

她接着说：“厂里的工人们每天七点来钟就站马路边等班车，我为什么不能？只要还是共产党的天下，那就没人敢剥夺我工作的权利。只要还有工作的权利，我就不会闷出病来。”

她说自己在酱油厂时一直希望能做成三件事：第一是改造和更新设备，提高产量，减轻一些工种的劳动强度；第二是为一些居住情况特别差的职工特别是老职工改善一下居住条件；第三是为职工们特别是青年职工们开办夜校。三个心愿一无所成，她走时内心里是带着很大遗憾的。谈到了沈一兵，她坦率承认沈一兵是由她塞到厂里的，希望他们千万都不要唱反调，让他能顺顺利利地上大学。

唐向阳吞吞吐吐地问，如果真的实行计票式推荐，那他们是不是也都要投沈一兵一票。

她想了想说，到时候具体怎么做她也不清楚。至于投票，如果真那么实行，他们不必勉强自己，弃权可以，投反对票也行。反正多他们那几票显不出多了多少，少他们那几票也显不出少了多少，主要是别公开唱反调。一有人带头公开唱反调，恐怕原本很顺利的事可能生变。

她的话有请求的意味。

槐姐捧着一个纸箱出来了，里边是每袋一斤的绵白糖、砂糖和红糖。她说是制糖厂发的春节福利，厂里有人暗中讨好她，她多分到了几袋。她一袋也不留，全给他们。

秉昆把箱子接了过去。

老太太站了起来。

会见结束。

回去的路上，他们停下自行车将糖分了。

吕川说：“真想不到沈一兵的事和老太太扯上了关系。”

向阳问他：“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投他的票还是不投呢？”

吕川说：“既然老太太那么说了，我当然投反对票啦！”

向阳说：“那我也投反对票！”

德宝说：“老太太都说了弃权可以，投反对票也行，咱们干吗不由着性子来？都他娘的投反对票！”

龚宾往进步的小本子上写了几行字后，他俩也点头。

秉昆却说：“那不好，绝对不好。”

大家的目光一齐看向他。

他说：“一离开老太太那儿，我心里就开始想这事。眼里藏不住沙子的人都能从无记名投票中看出事来，看出来了就会忍不住议论。另外有些人专爱传那种议论，最后议论纷纷就不好了。吕川和向阳两个，你们与上大学的事有关，投反对票对你俩不好，自己把自己搞到风口浪尖上了。投同意票太虚伪，投弃权票吧。我和德宝，我俩投反对票。尽管老太太是出于对厂里的好心，但这事肯定是不正之风，那就得有人体现出反对的态度，要不太他妈的了。龚宾和进步，你俩随大流吧。这么样，咱们六个的表现是不一致的，眼睛长了钩子的人都说不出咱们什么来。”

大家互相看了看，皆点头。

“那我可就有优先权多分一袋了。”纸箱里总共七袋糖，秉昆拿出了两袋红糖，剩下的正好每人一袋。德宝下手快，最后一袋红糖归了他。红糖生产时少两道工序，价格便宜。因为价格便宜，反而生产得少，自然稀罕，并且北方人相信红糖养胃、补血的功效是白糖所不及的。

德宝奇怪了，问秉昆：“春燕说她怀孕了，所以我才拿红糖。你为什么也先下手拿了两包红糖？给哥们儿一包！”

秉昆不给。

德宝便抢。

秉昆挣脱他跑远了，边跑边说他姐生小孩后身体一直不好，他要给他姐寄去，刚怀孕的应该让着已经生了孩子的。

听他这么一说，德宝也就作罢。

秉昆回到家里，母亲见他带回了两袋红糖很高兴，让他尽快给他姐寄去。

他说，他也是这么想的。

母亲告诉他，春燕妈要她陪着到春燕姨家去住几日。春燕姨家在郊区农村，要去最多也就住四五天。如果他不愿她离开家，她就把不去的话说死了。

秉昆特别支持母亲去春燕姨家住几天。他说，母亲一年到头又照顾他又忙街道上的工作很辛苦，到郊区农村去住几天可以换换心情完全必要，想住几天就住几天。家里有不少现成吃的东西，热热就行。自己都这么大人了，难道因为母亲不在家就吃不上饭了吗？

母亲感慨地说：“我小儿子真是长大成人了！”

下午，一辆马车将母亲和春燕她妈她姨接走了。

母亲前脚走，秉昆后脚也出了家门。他骑着自行车到了拖拉机制造厂的职工俱乐部，春节期间俱乐部从早到晚放电影。除了“样板戏”电影，还贴出了几部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朝鲜和越南的电影广告。前三天放“样板戏”电影，以表重视。初四开始放外国电影，几乎场场爆满。

他估计郑娟的母亲会在那里卖冰棍和糖葫芦。

果然，他见到了郑娟妈，郑娟的弟弟郑光明和她在一起。收票的是个善良人，不忍看着一个老妇人和一个盲少年在外边挨冻，允许母子俩进了门待在前厅里。前厅有暖气，郑娟妈守着冰棍箱靠暖气那儿站着，而郑光明站在放映厅门旁，聚精会神地听电影的“画外音”。郑娟妈其实并没有多么老，也就六十三四岁，但看上去确实很显老，仿佛七十多岁了。共乐区像她这样的人太多了，底层人家的穷愁日子像专吸人血的妖精似的，吸那些人家父母的血，与岁月争着吸，而且一边吸，一边觊觎着他们的儿女。当儿女也可以被吸血的时候才放过他们，那时他们已行将就木。

秉昆每次见到郑娟妈，心里都会有种下次能否再见到她的疑虑。下次又见到了，则另有种人可真能撑着活的想法。他俩己太熟了，他除了每月交给她四十元钱，还在路上经常见到她，每次见到都要下了自行车和她说几句话。他觉得如同两个地下联络员，对她有种特殊的感情。在冬天格外寒冷的日子，他很希望她没推着小车出门；在夏秋雨大的时候，也会担心她无处避雨。

去年十一月，他与瘸子和“棉猴”接头时，“棉猴”问瘸子：“大哥，郑娟有小孩了，是不是每月再加十元啊？”

瘸子说：“按一家四口算，给他们的生活费并不是本市最低的。如果省着点儿用，她妈不卖冰棍也够。我看是那老太太非把自己搞得可怜兮兮的。”

“棉猴”说：“养大一个小孩很费钱的。”

瘸子沉默不语。

那时，秉昆想说：“我愿意出十元。”

他没说出口。如果每月三十二元的工资少了十元，他没法向母亲解释。

瘸子有点儿违心地说：“要加也不必加十元，加五元吧。不是钱的问题，是弟兄们会怎么想的问题。”

直到那天，秉昆也不清楚他说的“弟兄们”究竟是些什么人。

从去年十二月起，由他转交的钱多了五元。

郑娟妈见了他像每次一样，笑呵呵地掀开冰棍箱要往外拿冰棍。以往他总是制止她，这次没有。他觉得心里有火，很需要吃支冰棍压一压。

接冰棍时，她说：“奶油的。”

他问她卖得怎么样。

她说卖了不少。散场后，有许多人会买支冰棍或糖葫芦带出去。下场开演前她会在外边卖一阵，不少等着入场的人也买。

听她说卖得好，他也高兴。

那支奶油冰棍似乎起到了某种作用，秉昆鼓起勇气问：“如果我想去看看郑娟……主要是看看她的孩子，你想……她会愿意吗？”

听了他的话，郑母注视着他，脸上忽然散发出一种慈祥之光。她轻轻叹了口气，责怪地说：“你这孩子啊，怎么直到今天才问这种话呢？她就盼着你能跟我说这种话呢，我也是。”

“我也是。”

他闻声转身，见光明不知何时已站在他身旁了。那盲少年听觉异常灵敏，让他大为惊奇。

秉昆问：“电影有意思吗？”

光明说：“有意思，真想看见啊！”

郑母说：“你别跟他说话了，他要去咱家看看你姐。”

光明说：“我也真想看看你。”说完又走到放映厅门那儿去了。

由于内心分外高兴，秉昆半路才想到并没带上那两袋红糖，便又折回家去。

他终于站在郑娟面前，眼神发直呆呆地看着她，如同第一次见到书中的彩色插图那样——不再是偷看，而且是放大了的，活的。

郑家的屋子经过维修以后变得有点儿像个家了，还是窝的形状，却已不再是胡同里最不堪的一处——窗口比较方正，有窗台了，窗台上还摆着绿莹莹的萝卜花和菜心花以及蒜苗，都泡在碗里。北方的百姓人家不可能在屋里养得了什么花，将大红萝卜长缨的那一部分切下一片或白菜心用水养起来，看它们一天天生长就等于养花了。它们也确能开出小黄花或小白花，如果能在春节开花的话，被认为是好兆头。郑家的四壁也比较平直，刷白了，贴了张“喜鹊登枝”的年画，炕上还糊了花炕纸，比炕席美观干净。

然而，那一切变化似乎全不被秉昆看在眼里，他眼中只有偏腿坐在炕上的郑娟和身边的孩子。

他敲门。

她在屋里说：“进来。”

他就进去了，四目相对。于是，他的眼里除了炕上的郑娟和孩子，再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像昨天夜里躺在味精车间棺椁般的值班室所想象的那样，四周变黑了，连孩子也在半黑半明之间。那小寡妇却处在光明中，像自身是发光体。

她当然是穿衣服的，并且穿的是只有春节才舍得一穿的衣服——上身是一件贴身束腰红底紫花的小薄袄，花是大朵的，左襟一朵，右襟一朵，并有大片的墨绿的叶子。那种小袄只能在暖和的家里穿，出门时外边再穿上厚袄或大衣。有了孩子，她家烧得挺暖和。她仍没穿外裤，仅穿一条紫色线裤，使她的腿形看上去肥瘦匀称又修长。她没穿袜子，秀美的双足被紫色线裤和蓝底色的花炕纸衬得特别白。在他看来，炕上的她如同花中之王，最大最美艳的一朵。她仍留着长辫子，绕过肩搭在胸前。显然，她的身材在生育后恢复得很好。

他进门之前，她哼着什么歌。他一出现，她略微愣了一下，并没显出特别惊讶的样子，似乎他的到来是意料之中的事，却没想到他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

她微笑着说：“是你呀，我还以为是收电费的。正觉得奇怪，哪儿有春节期间收电费的呢。”

他呆呆地看定她，说不出话。

她又说：“过来看看我儿子吧。”

他默默走过去，与她同时俯身看那甜睡中的婴儿，婴儿脸上的皱纹已完全舒展开了，但那也好看不到哪儿去。

她问：“漂亮吗？”

“漂亮。”他终于开口说话，嗓子发干，声音沙哑。

二人都抬起头时，他又呆呆地看定她了，并且闻到了她身上的香味儿——雪花膏与香皂味儿混合的一种香味儿。北方女人冬季里要往脸上手上搽雪花膏，与爱不爱美没什么关系，不搽她们的脸和手会干得极不舒服。

他们的脸那会儿离得太近，近得彼此都能从对方的眸子里看到自己缩小了的影像。

他们的眸子那时都晶亮晶亮的。

她并没有想朝后躲的意思。

他也没有想对她怎么样的意思，只是呆呆地看定她。

二人就那么脸对脸地互相看了一会儿，她轻轻叹了口气，垂下目光说：“我给你倒杯水啊。”

当他靠墙坐在炕边的一端，要求自己的心情尽量平静下来时，她将一杯茶水放在了靠近他的木炕沿上，自己贴火墙背双手站在他身旁，侧着脸对他说：“前几年即使发了茶叶票也从没买过，被我到黑市上换成粮票了，要不就卖了。也卖不了多少钱，最多一元钱。就为了那一元钱，我宁肯在黑市上转悠两三个小时。”

他饮了口茶，觉得嗓子不那么干了，这才看着桌子说：“我带来了二斤红糖。”

她朝桌上看了一眼，低头说：“你一进来我就看到你手里拎着了。有钱也不容易买到的东西，你倒舍得给我们。”

他也低下头说：“我愿意。”

他的心跳得不那么快了。

两个人就都低着头你一句我一句地小声说话：

“要不留下一袋，你再带走一袋吧。”

“不。”

“你今天怎么忽然就来了呢？”

“早就想来。一直想来，怕你不欢迎。我去拖拉机厂俱乐部找过你妈，她说你愿意我来。”

“今天外边挺冷的，我妈和我弟，他们在那儿挨冻了吧？”

“没有，他们在门里边。你妈说卖了不少，她挺高兴的，你弟还听电影来着。”

“这我就放心了。一想到这么冷的天自己的妈和弟弟在外边挨冻，我心里就难受。我刚才哼歌，不是因为高兴，是因为心里难受。我能有什么高兴的事呢？”

“我听到了，你的声音好听。”

“我弟可喜欢听电影了，自从跟我妈去了一次，以后总想去。”

“你真的愿意我来吗？”

“愿意，真的愿意。你是好人，好人应该受到好对待。一年多了，不是你每个月把钱交给我妈，我们的日子可怎么过？那时候想死的心都有了。前两次你见到我，我对你态度不好，我向你认错啊。”

“第二次，你对我也不能说多么不好。”

“可也不能说好。你是我们一家三口的贵人，主要是我的贵人，我应该对你特别好才行。”

“我不是，他俩才是。”

“他俩每个月给我们钱，替我们修屋子，那是有原因的。我也开始感激他俩了，不管什么原因，如果他俩不那么做，其实也就不做了。他俩也是不坏的人，起码我这么看他俩。你是好人啊，你又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

“我不知道。”

“你知道的。”

他又抬头看着她了，赌气似的说：“我不知道。”

她也侧脸看着他，眼中柔情似水，她说：“你明明知道，别不好意思承认。”

他经不住她以这种诱惑力无穷的目光看他，低下了头。

“你处对象了吗？”

他摇头。

“我猜也是，不止一次想过女人吧？”

“我不知道。”

“又说不知道，自己想没想过还能不知道？”

“那就，”他猛地抬起头，似乎生气地说，“知道。”

她妩媚地笑了。只要她笑，无论是不露齿的微笑还是绽唇一笑，模样必是妩媚的，这小寡妇确实是让男人们没法不着迷的。

她勉励地说：“咱俩都往实了说就对了，要不互相别扭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你想的女人是什么样的？”

他几乎发狠地说：“你这样的！也不是你这样的另外的女人！根本就是你！一年多来我老想一个女人那就是你！现在你明白了吧？我才不是你的什么贵人！也不像你以为的是个好人！我对你好是因为你让我心里老想着你，用什么办法也忘不掉你！”

她又轻轻叹了口气，低下头了。

她语调轻柔地说：“你又哪里知道，其实我也经常想你啊！老话说，人想人，想死人。男人想女人是这样，女人想男人也是这样。起先我对你没这样，后来就开始这样了。那种想的滋味儿太折磨人了是不是？这没什么值得害臊的，互相都承认了，比闷在心里边好受多了，是不是？”

他心里委屈得一塌糊涂，也因为那委屈终于对她决堤而泻，才得到一种从未体会过的喜乐。

他流泪了，大声回答：“是！”

她缓缓抬起头，脸上也有泪了，向他伸出手臂说：“搂搂我。”

他像被火炕电着了似的，立刻弹跳而起。还没来得及抱住她，反而被她一下子抱住了。她的唇狂热地亲在他脸上，同时不停地喃喃着：“我的贵人，我的好人，我的恩人，我要把我的身子给你，我也要你，我的身子它想要你……”

后来，他俩谁都不记得是谁插上门了。也不记得究竟是他将她抱到了炕上，还是她将把拽倒在炕上了。俗常道德的旌旗悄没声息地退场了，在与一个甜睡中的婴儿保持距离的火炕另一边，男人和女人在温热的炕上完全受性欲支配，进行着亘古以来的原始仪式。

当他们都仰躺着平定了喘息以后，她忽然失声笑了。

他奇怪地向她侧过脸去。

她说：“都忘了拉上窗帘。”

他欠身想要去将窗帘拉上。

她说：“不用啦。”伏在他身上，俯视着他问：“你好吗？”

他反问：“你呢？”

她红了脸微笑道：“挺好的。”

他看出了，她脸红并不是由于害臊，而是由于说谎。她说“挺好的”，差不多也就是“不怎么好”或“没我想的那么好”的意思。

实际上他也没感到有多么好，反正不像他所想的那么好。他刚才表现笨拙，完全不知所措。如果不是她引导，他甚至不晓得自己究竟该怎么做。他又紧张又心急，如同一个想要几口吃下一块烫嘴的嫩豆腐的人。除了一连串手忙脚乱的动作，他对于已经结束了的事甚至都没留下什么美妙的回味。如果说他终究也享受了什么，反而是紧张过后的全身松弛，心急过后心跳平稳的感觉。

他羞愧地侧转了脸。

她用长辫梢轻轻拂着他的脸颊说：“你刚才有一会儿浑身发抖，是因为心里害怕吗？”

他说：“有点儿。”

她说：“你呀，别考虑那么多，啊？我绝不会黏上你的，我怎么会那样呢？对任何一个男人我都不会，更别说对你了。你如果想我了，就给我妈送个纸条，写上你哪天什么时候来，我就会一心一意在家等你。反正我妈不认识字，我弟是瞎子，随便你写什么他们都不知道。就是他们知道了咱俩之间的事那也没什么，他们不会嫌弃我的，更不会认为你是坏人。我觉得，大概我妈和我弟也都希望我能替他们报答你。除了像刚才那么报答你，我还能怎么报答你呢？如果你有对象了，那你就千万不要再来了。如果你结婚了，那你就必须把我忘掉。今天咱们就这么说定了，行不行？”

他又正脸看着她的脸了，平静地说，“那如果你想我了呢？”

她苦笑道：“别管我。你一替我想，那可不就考虑得多了呗。我想你，我能忍，反正肯定比你能忍。再说我有了儿子。一个女人有了儿子，那就会与没有儿子的时候不一样了，明白吗？”

他说：“不明白，也不想明白。你说的那些，我都没考虑。我不愿再让自己想你想得很苦了，也不愿让你想我想得很苦。只是刚才……我对不起你了，让你失望了……”

他又侧转了脸，因羞愧而脸红到了脖子。

“是这样啊！”她开心地笑了，给了他一次深吻后说，“毛头小伙子的第一次差不多全像你刚才那样，许多女人都知道这一点的。刚才你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我给你及格，别这么不开心，也笑一下嘛！”

他这才勉强一笑。

第二天，周秉昆又到拖拉机厂俱乐部去了。揣在兜里的不是纸条，是封了口的信封。他没把信封交给郑娟妈，怕她丢了，而是交给了郑娟的弟弟，认为那更稳妥。昨天刚见着了，今天又要求捎一封信，自己也觉得未免令人费解，决定对那瞎少年实话实说。

秉昆牵着光明的手把他带到一旁，坦率地问：“你愿意我和你姐好吗？”

光明那双白瓷般的眼睛看着他，似乎没听明白他的话。迷信的人如果对视着那样一双眼睛说谎，心中是会忐忑的。

他又说：“我的意思是，如果将来我和你姐做夫妻，你高兴吗？”

那盲少年立即点头。

“所以，我和你姐，我们需要一个小联络员，有时捎个话，转封信什么的，你能当我们的小联络员吗？”

那盲少年又点了一下头。

于是，秉昆放心地把信交给了他。

晚上九点多钟，郑娟来到了周家。

他写给她的根本不是一封信，只不过是地址指引图。原本是想写封信的，但满腹的话却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他很后悔连自己晚上渴望见到她这么一句关键的话都没写上，怕她因而不甚明白，以为只不过是要让她知道他家住哪儿。

她是聪明的女人，猜到了他的意图。

他问她好找不好找？

她说怕真进错了门，白天已探过一次路，嗔怪他起码应该写个“想”字，那她一看就更明白，不必费思量了。

是在自己家里，他心里安定多了，搂抱住她说下次一定写上。当然也替自己辩解了几句，说当时要写的话太多，千言万语，反而不知该从哪一句写起了，就想当面说给她听。

她笑道：“那现在就把你那千言万语说给我听吧。”

他也笑了，红了脸说：“那太耽误时间了。”

她告诉他，正巧这一段日子是她的安全期，他大可不必担心她怀孕。而这也正是他的顾虑，于是再无任何心理障碍放心大胆起来。

郑娟是好老师，他也是好学生，二人渐入佳境，生理需要大获满足的同时，也都品尝到了心灵参与的美好感受。

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又一番政治风云，以便某些最顶层的人物实现他们的目的。而在最底层，两个卑微的青年因为实现了渴望已久的目的，快乐如天使，满心间充盈着喜悦，也充盈着感激。不知道最该感激何方神明，于是便将所有的感激都表达给对方了，而那是不需要语言的。

在当年，像他们这些底层青年，也只能祈求这么一种幸福降临。

过后，她捧着自己一边的乳房让他吮。她说自己起初唯恐奶水不足。孩子上不了户口就买不到奶粉，那不就惨了吗？没承想奶水特别多，孩子吃不完，经常胀得乳房疼。有时胀得没法，就偷偷挤到碗里倒掉。明知是好东西，倒掉又可惜，那不是将好东西白白糟蹋了吗？

他说：“糟蹋了不对，应该给光明喝，他正在长个子的时候，需要加强营养。”

她说：“那怎么可以！那种话我怎么能对我弟说出口？”

他说：“你骗他嘛，告诉他是牛奶，或者羊奶。”

她说：“牛奶羊奶都有膻味儿，人奶没有。我弟又不傻，骗不了他的。再说牛奶和羊奶都不易买到，家里怎么会有呢？他一想就不对劲儿了。”

“挤在碗里给你妈喝不行吗？你妈那么瘦，有时我看着她好心疼。”

“我也那么想过，哪敢说呀？一片孝心也不敢跟我妈说呀，真说了还不把我妈气个好歹的呀？我妈真生气了，骂我和我弟的时候可凶了，那时我和我弟都怕她。”

“小时候听我妈讲，古代还有那孝心的儿女，父母生病了，肯从自己身上割下肉来做药引子呢！”

“那是不同的。谁喝过一个女人的奶，那女人差不多等于是谁的妈了。如果我妈病了，真得人肉做药引子才能治好，我也肯为我妈从自己身上割下片肉来。几斤我是做不到啦，半斤八两的我不怕疼。”

二人的话说得很认真，谁都绝无调笑的意思。他俩是在认认真真地讨论，最值得珍惜和最有营养的好东西，怎么做才不至于白白糟蹋了。最后达成共识还是由他享用了的好，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低头看着他像孩子似的吸吮时，她自言自语地问：“你说，一年到头吃的是粗粮，过年过节才能多吃到几斤细粮，鱼啦肉啦鸡啦蛋啦保养身体的东西我长这么大没吃到过几次，咋会有这么足的奶水呢？”

秉昆只管孩子似的享受，没接她的话。

他很喜欢和她闲聊，也喜欢听她自言自语。虽然只不过幽会了两次，她说的话加起来也不是太多，他却觉得无论是与她说话还是听她自言自语，都是很惬意的事。她似乎是这样一个女人，只要信任谁了，对那个人就没有一点儿藏着掖着的了。她不像春燕，春燕有心机，她绝没有。她不像吴倩，吴倩太小心眼。她也不像于虹，于虹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总怕自己在什么事上被人算计了，吃了亏。而她几乎没什么防人之心，若对一个人好，便处处先考虑他的感受，宁肯为对自己好的人做出种种牺牲。谁和她聊天也长不了见识，她根本就没什么与文盲家庭妇女们不同的见识，也没什么人情世故。

然而，她有时说出的话蛮有意思，算不上是幽默，而是可笑的童言——这正是他喜欢听的。

他抱住她柔软的身子，从她的乳房吮吸着温热润胃的乳汁，心想这个女人他要定了！

见他吮吸起来没完没够似的，她才轻轻推开他，歉意地说：“行了行了，不那么胀了，得给我儿子留够了，要不明天一早他要吃奶不够了可昨整？”

见他傻笑，她自言自语：“现在我觉得你也像是我儿子了，我才比你大一岁，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真不好。”

他终于见到她害臊的样子了——她双手捂着羞红了的脸扭过身去。

他一直把她送到看得见她家的地方。

那时，他已经知道她一家三口不被外人所知的关系了。她是母亲捡的女儿，她弟也是母亲捡的。母亲将她弟抱回家时，她已十几岁了，这种事骗不了她了。

她问母亲：“这小弟明明是个小瞎子，你为什么还要把他捡回家里来呢？”

母亲说：“别说捡。不管什么值钱的不值钱的东西都可以捡，但人就是不能捡人。凡说谁捡谁的人都是不拿别人当人的人，是有罪过的。记住，这小弟是神赐给咱们的，说不定他自己就是神，装成瞎了的样子，看咱们以后怎么对待他。如果咱们对他好，那神也会对咱们好。”

她问：“如果别人偏说他是咱们捡的呢？”

母亲说：“别人爱怎么说由他们说去。只要咱们母女俩一口咬定他是妈生的，他以后就不会信别人的话，只信咱俩的话。”

她又问：“等他长大了问‘姐，咱俩怎么没有爸爸呢’，我该怎么对他说啊？”

母亲说：“你爸爸就是他爸爸嘛，告诉他你爸爸是卖糖人儿的，得病死的就是了。”

“可你以前说我爸是弹棉花的。”

“我不是老了嘛说话经常颠三倒四的，以后你对你弟是怎么说的我就怎么说，只要咱俩别说岔就行。”

后来，她每一天都见证了母亲又要卖冰棍挣钱，又要屎一把尿一把地将弟弟拉扯大是多么的不容易，尽管母亲也常训弟弟：“你个小瞎子太让我操心了！”

当弟弟会说话时，她就告诉他，他们爸是卖糖人儿的。依她想来，卖糖人儿的爸比弹棉花的爸更爱儿女。

后来，她就充当起她弟的小母亲来。

再后来，她母亲大病过一场，没钱治，躺在家听天由命硬挺着。有一天夜里自以为挺不过去了，母亲攥紧她的手承认，连她这个女儿也是捡的。

她号啕大哭着说：“不是，就不是！我是神赐给你的！”

她将弟弟哭醒了，弟弟也哭起来，姐弟俩抱着哭成一团。

母亲却没流一滴泪，只是要求她保证，如果他们姐弟俩没了妈，日子再穷愁，也不许她抛弃弟弟，一定要和弟弟相依为命。

在手牵手走往她家的那个寒冷又漆黑的深夜，她娓娓道来，告诉了他以上的真相。她说母亲挺过那一场大病后懊悔了，怕她们母女俩的关系从此结束了。她说才不会的，相反，她更爱护她弟也更心疼妈了。她说妈并不信佛，也不信什么洋教，家里从没有任何与信仰有关的东西。她当然不信什么神赐的说法，也当然不信她弟是什么神明的化身，但有时却难免会觉得，兴许她妈才是什么神明的化身，要不她妈为什么样子那么丑而心地又那么好呢？妈即使在外边看到了只小野猫或小野狗，都会颠颠地跑回家拿些吃的东西给它们。

听她平静地讲着，周秉昆的心一阵阵发抖。此前他听自己的母亲和邻家女人们聊过同类事，不是第一次听说。但那样的事发生在郑家三口之间，而自己又恰恰和她们一家三口发生了如此异乎寻常的关系，这一事实太让他惊骇了。是的，是惊骇而不是惊讶。他由于惊骇而内心发抖，以至于全身也发抖起来。他把她的手握得很紧很紧，为的是不使她感觉到他在发抖。他并没问她，是她主动说的。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在他俩好得无以复加之后，在护送她回家的路上，她居然主动而平静地告诉他这些真相。他认为她不主动说也是可以的，也大可不必说。

然而，接下来她告诉他的真相确乎令他震惊了。

她说她的儿子并不是涂志强的种，而是“棉猴”的。尽管她已经生下他的种，却和秉昆一样不知他的真实姓名。因为他一入冬就穿上了“棉猴”，一直穿到来年开春，所以她和秉昆一样也是在心里叫他“棉猴”的。

她说妈太怜惜她这个女儿了，不肯让她帮着卖冰棍，怕她遭到坏小子们的调戏和羞辱。她非帮着替妈卖了几次，最后一次真的被坏小子们欺负了，于是认识了涂志强。他为她大打出手，凶狠极了，正所谓不好惹的怕不要命的，结果他以寡胜多。而那件事并不是一场戏，他是真的见义勇为。

她问：“也算见义勇为吧？”

他说：“不是算，就是。”

她说她和涂志强好了以后，才渐渐觉出他的不对劲儿。后来终于清楚，他对女人不怎么有兴趣。不是完全没有，是兴趣不大。他的兴趣更在男人身上，他和瘸子那时已是同性恋关系了，瘸子恋他像古代的佳人恋如意郎君。

她说开始下乡后，她一度也想偷偷下乡，为了摆脱涂志强，也有几分是为了摆脱这么一个家。可在去报名的半路她的想法改变了，怎么也不忍离开那么一个妈那么一个弟了。她说有她在，家再不像个家日子再不像个日子，妈和弟心里却有种依靠。

她说她有时也后悔当时没下乡，正是在那以后，“棉猴”奸污了她。仅仅一次，就让她怀了孕。

她说“棉猴”为此付出了代价，自己剁掉了一截中指。

她说涂志强是知道的，所以常酗酒。如果不是因为酗酒，可能就成不了杀人犯。

在已经看得到她家的地方，她站住了，请求道：“再抱抱我。”确乎是请求的声音，毫无撒娇的意味。

他并没有被震撼到木然的程度，头脑反而十分清醒。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必须的。

他搂住了她，尽量做得温柔，然而心里已几无温柔可言，那时刻他满心都是迷惘，像一个走进了客栈的旅人，已在极中意的客房安息了一夜，清早醒来发现哪儿都不对劲儿，虽不是黑店，但继续住下去肯定麻烦缠身。还有几分光火，认为她完全没必要把那些其实他不知道为好的事一股脑儿和盘托出，彻底败坏了他的心情。

二人都穿着厚棉袄，那种相互的搂抱只不过是象征性的动作而已，不太可能产生传达柔情蜜意的作用。

她的手指横一下竖一下划着他的棉衣，平静地说：“我不愿以后你问的时候再交代问题似的一点点儿告诉你。我觉得就在今夜，一股脑儿都告诉你才对。如果你以后还是会想我，那就真是咱俩的缘。如果不了，证明我现在就告诉了你是对的。如果你以后连帮我们都不愿再帮了，那你也还是我和我妈我弟的恩人，我们会一辈子铭记住的。我妈总是教导我，对自己有恩的人，一定要实心实意地对人家好。我也就只能对你好到这么一种程度了，可我是实心实意的，真的，不是随便陪你玩玩感情的。”

她在他脸上亲了一下，轻轻推开他转身跑了。她的唇是冷的，亲在他脸上是凉的。在无月的深夜，那条胡同看上去像地上裂开的一道豁唇露齿的口子，她仿佛要从那道口子跑入地底下去。

他呆呆站在原处，茫然地望着她的身影，觉得自己似乎只是一具躯壳，或是行尸走肉，五脏六腑仿佛都被一只看不见形状的怪兽之爪掏空了。

后来，他继续做着瘸子和“棉猴”托付他的事，却再也没让郑娟的弟弟捎过信或纸条。有一次，他和瘸子他们见面时，只因“棉猴”说了一句他不爱听的话，他差点儿将“棉猴”当街掐死。下一个月他就只见到瘸子一个人了，瘸子说“棉猴”怕死他了，他双手掐脖子时，“棉猴”从他眼里看到了要命的凶光。

瘸子问：“不仅仅是因为那么一句话吧？你是不是还因为别的什么事不高兴啊？”

他恶狠狠地说：“所有的他妈的烂事都让我不高兴！”

连瘸子都有几分惧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