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嫂子走了不久，好运就向周秉昆招手。市革委会的宣传部门直接向酱油厂发了一份借调令，将他借调到了群众文艺办公室。虽然是借调，那也在厂里引起了不小轰动。几个哥们儿自然都为他高兴，但吕川和德宝未免有几分失落。

德宝说：“当初会演时，没有我俩两片大绿叶在台上使尽浑身解数衬托你，你可断不会有今天的！”

吕川说：“三突出嘛！这是由革命文艺的规律所决定的，别吃醋。”

为了还他俩一些心理平衡，秉昆一咬牙一跺脚，忍痛花十多元请他俩和向阳在小饭馆吃了一顿。没敢通知国庆和赶超，若他俩一参加准带上吴倩和于虹。再多四人，秉昆怕十多元还打不住。后来那四个还是知道了，对秉昆很有意见。

群众文艺办公室不在市革委会大楼里，而在一幢带院子的俄式小楼里。小楼只两层，五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院子不大，有棵老丁香树。所处街区好，接近市中心，闹中取静，门牌是“甲三号”。

秉昆理了发，刮了脸，穿一身自己洗得干干净净、母亲替他熨得板板正正的中山装，神采奕奕地报到时，老丁香的满树紫花仍开得丰茂，香气四溢。一想到自己因文艺才能改变了一下命运，他颇觉自豪，也对人生开始有了很大的自信。

他的具体工作身份是《红齿轮》杂志的编创，既要编也要创。杂志原名《大众曲艺》，“文革”开始后停刊了。为了呼应推广小靳庄革命文艺大繁荣的经验，市革委会决定复刊。《红齿轮》的负责人叫邵敬文，原是部队的文艺干事，曲艺创作的多面手，创作的快板书、评书在部队获过奖。他人也长得挺帅，像保尔·柯察金，因为与首长女儿谈恋爱，被逐出了部队文艺团体。首长念他有才，为他安排了这份不错的工作，《红齿轮》的刊名就是他起的。

他手下有一兵一将，“兵”是周秉昆，“将”叫白笑川。白笑川是原《大众曲艺》的老编辑，本人称得上是表演艺术家，什么快板、快书、评书、大鼓、相声、小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五十多岁的老男人了，仍特爱美，花白的大背头从来梳得平贴溜顺。他刚结束“五七”干笑的思想改造，归队没几天。

邵敬文开会时说：“咱们的工作任务是明确的，要尽快让创刊号问世。并且，每期都要办得使领导和群众满意。争取两方面都满意，难以做到时，首先保证使领导满意。”

秉昆插话道：“不对吧？应该首先保证使群众满意吧？”

邵敬文垂下目光不吱声了，点着支烟吸了两口，扭头对白笑川语气尊敬地说：“白老师，请您向小周同志解释解释。”

白笑川笑微微地看着秉昆说：“是这样的，如果领导们不满意，即使大部分领导还算挺满意的，但官儿更大的一位领导不满意，只消一句话，轻则咱们写检查，重了嘛，咱们都别干了，另谋饭碗吧，或者又把刊物给停了。刊物停了，还有群众满意不满意那一说吗？一位领导对某一期某一篇、对某一篇标题或文中几行字不满意，都很有可能是那种结果。”

邵敬文这才也看着秉昆问：“明白？”

秉昆红了脸很窘地回答：“明白了。”

邵敬文又说：“至于咱们办刊的方法，无非分两部分内容：一是紧密配合政治形势的，这是期期必须的；二是反映群众中首先是工农兵群众中的好人好事的，比如忘我的劳动精神、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团结友爱先人后己的精神，总之是反映好人好事好精神的。你们两位商量着分一下工，我主要负责审稿、定稿、篇目顺序。”

秉昆想到哥哥的约法三章，抢着说：“配合政治的我不是一般的不行，我组好人好事方面的稿件吧。”

白笑川大度地说：“那我就负责配合政治方面的稿件。”

要说秉昆也真是命好，又遇到了两个贵人。邵敬文虽身为组长，不但尊敬白笑川，对秉昆也相当信任，对秉昆那摊子工作特别放手，从不自以为是地横加干涉，他常说：“别那么多请示，就按你自己的想法去打开局面，发稿前把好稿拿出来就行。”白笑川也愿意提携他，主动将自己以前联络的老作者们的名单提供给他，还帮他思考重点稿如何修改。半个多月里，秉昆白天骑自行车四处组稿，晚上在家看稿，或自己创作，经常伏案至后半夜。截稿前两天，他交齐了稿件，包括一篇自己创作的长篇快板《酱油姑娘与醋小伙》。邵敬文说：“我得看一天，那你就休息一天，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能在家休息一天固然是好事，可那一天秉昆在家坐立不安，心情忐忑，唯恐上班时邵敬文劈头来一句：“你给了我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让他高兴的是，上班那天邵敬文一见就说：“你组那批稿子挺好，都用，只不过有几篇得咱们分头加工一下。”

秉昆说：“我那篇是写着玩的，你不必认真对待。”

邵敬文说：“你好狂的口气，写着玩就写出重点稿的水平了？今天咱仨一块儿改你那篇，什么时候改出来什么时候下班，非政治类栏目它做头条了。”

于是三人将自己的烟拆包混在了一起，实行共产主义，白笑川还贡献出了茶叶。他们吸着烟，饮着茶，轮番念稿，字斟句酌。

刊物如期问世，领导群众都认为不错，据说有大领导表扬：“好就好在《红齿轮》是红色的。”

三人一块儿找地方喝酒，自己庆祝。从此，秉昆连白酒也喝得了，彻底结束了烟酒不沾的青年时代，国家便多了一名烟酒混合型公民。

老中青三人之间非常和睦，关系与日俱增，但也不是没发生过不快。有一次秉昆和白笑川两个都没喝酒，在办公室午休时聊着聊着，几乎脸红脖子粗地吵起来。

秉昆问：“白老师，您对政治很感兴趣吗？”

白笑川答道：“鬼才感兴趣，政治它伤透我了！”

秉昆又问：“那我抢先要求组好人好事方面的稿子，您怎么一点儿意见都没有？”

白笑川答道：“你抢的是难做的工作，把容易做的工作留给了我，我还应该谢你呢！”

秉昆不解，白笑川放下报，扭头瞧着他，以长者的耐心启蒙道：“你看你，得整天骑自行车往下跑，有时得恳求人家赐稿，是吧？现在连点儿象征性的稿酬都不给，即使人家辛辛苦苦地创作了，咱们还不见得用，人家那又是图啥？有时人家倒是答应为你写了，你就放心等着。可到日子你去取稿时，人家说把你那事给忘了，或者干脆说不想写了，你能不着急吗？急也白急，是吧？人家没收你一分钱预付稿酬，当然可以不写了，所以你那份任务有四费，费轮胎、费鞋底儿、费嘴皮子、费心。我这份任务简单多了，打几通电话，组得来稿子省事，组不来也不急，化个名自己写就是。吸着烟，喝着茶，翻翻报，听听广播，抄几段，记几句，往组长面前一放，他看了起码还说行。”

他说得来了情绪，往起一站，从柜子里随手取出竹板，即兴表演了几句：“哎、哎、哎，革命同志听我来宣传——形势好，好形势，全靠诸位来支持；你支持，我支持，大家统统来支持！抓革命、促生产，不是小好是大好！横看好，竖看好，反正就是非常好！非常好，全面好，工农好，兵学好，商业战线同样好！你批林，我批孔，批得资产阶级落花流水绝了种，大好形势它就好上更加好！”

他收住快板，语音平，气未喘，瞧着秉昆又说：“一不走心，二不过脑子，搞这一套对于我白某人还不是小菜一碟呀？我老了，疲沓了，对曲艺早没你那种新鲜劲儿了。你那类稿子却不同，要深入生活，要了解笔下的人和事，还得对好人从内心里起敬意，不走心不过脑子那是根本写不成的。我那叫忽悠，你这叫创作！”

秉昆说：“我也不是只有新鲜劲儿，这一向我确实了解了一些以前不了解的行业，接触了一些以前接触不到的人，他们身上有许多值得我学习的东西。宣传生活中的好人好事，我觉得挺有意义。我也看到了不少丑恶现象，我希望有一天也能以曲艺的方式批判他们，让曲艺也成为投枪和匕首。”

白笑川坐下后问：“你读过鲁迅？”

秉昆说家里有几本鲁迅的书，读得不多，但已经开始喜欢鲁迅了。

白笑川郑重地说：“小周啊，你刚才的话我爱听，也是我希望从你嘴里说出的话。今天你终于说出来了，我高兴。我心里已没你那种盼头了，我有这病那病的，估计都活不到你说的那一天了。自从咱俩成为同志，处得挺对撇子是吧？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收你为徒，把我在曲艺方面创作和演出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你。因为你年轻，还有希望等到你说的那么一天。”

秉昆已经听说，本市本省一些曲艺界的人士称白笑川是白教头。他那一喜非同小可，本是垫几张报躺在地板上的，一个鲤鱼打挺坐起，不敢相信地问：“真的？！”

老少两个聊得亲亲热热，可白笑川随后问了句话，问出冲突来：“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认识马守常的？”

秉昆一时被问蒙了，想不起自己认识一个叫马守常的人，经白笑川提示了几句，才明白问的是老马同志。

于是，他将自己曾怎么怎么送老马同志去医院的事讲了一遍。

白笑川说：“难怪，这我就明白了。”

他告诉秉昆，是经马守常的直接推荐，秉昆才成为《红齿轮》编辑部的成员。可供选拔的人当时有几位，个个曲艺水平都比他周秉昆高，所以他应特别珍惜借调良机。

秉昆原以为自己能被借调，凭的完全是他的快板水平，不承想自己竟是个走后门的，把水平比自己高的人从机会吊桥上给挤掉在护城河里了。他一度雄起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顿时又下去了，蔫头耷脑地解释，老马同志的暗中助力自己根本不知道，也绝对没求过，肯定是老太太在起作用。其实他更不知道的是，嫂子郝冬梅无形中起的作用最大。那老两口因在郝冬梅父亲的问题上爱莫能助，为求得心理平衡才决定暗中帮秉昆一次小忙。当然，秉义和冬梅并没为秉昆说过什么话，完全是那老两口的自觉行为。

白笑川接着问，老太太何许人也？

秉昆就又讲了自己和“老太太”的关系，强调老太太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

白笑川问：“她原先是不是省高法哪一庭的庭长？”

秉昆说：“是的。”

不料白笑川脸色忽变，恨恨地说：“那个女人坏透了！”

秉昆不高兴了，也变了脸色道：“白老师，当着我的面，您不可以说我的贵人的坏话！”

“我才不管她是不是你的贵人！总之她坏透了，我永远恨她！”白笑川腾地站了起来，第二次打开柜门，从柜中取出了说山东快书的铁响板，低头看着说，“诅咒她不能用快板了，快板是活泼的。得用这个了，这个才能说出悲怆愤慨来。”

他打着响板，在桌椅间穿来穿去，开始了恶口毒舌的诅咒：“哪里个哪，哪里个哪，闲言碎语俺不讲，表一表有个女人她是毒蛇的心肠！她是刀子嘴，也是刀子心，眼睛里边长钩子！（白）长着双钩干什么？专从别人的头脑之中往外钩思想！钩出思想改改刀，之后非说那是坏东西！你不服，逼你服！还不服，折磨你服！你终于服了她非说其实你是装的服！”

秉昆猛地站起，指着白笑川怒道：“姓白的，你再这样别怪我跟你翻脸！”

二人正彼此虎视眈眈，邵敬文从外边替三人买回了午饭，见他俩那种誓不两立的样子吃一惊，急问缘何？

白笑川指着秉昆气犹未消地说：“别问我，问他！”

秉昆便占尽道理地将起因诉说了一番。

邵敬文转身去开门，探出头左右望望，将门插上，坐下后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吸着烟，垂着目光低声说：“小周，在你心目中那老太太好，为什么好白老师已经知道了。白老师却说那老太太坏，为什么坏你还不知道。那么，让我来替他说给你听。我所知道的也是他讲给我听的，真伪我无法下结论。我只转述，为的是消除你们二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冲突，达到重新团结起来的目的。咱们就三个人办一份刊物，你俩如果从此都看着对方不顺眼，那我这组长没办法当了，刊物也没办法办好了。刊物是在许多热心人的力主之下才复刊的，如果在咱们手里又停刊了，那咱们岂不成了历史罪人？为了团结，为了咱们都不成为历史罪人，今天我得讲讲自己并不愿替白老师讲的事。真伪出了问题由他负责，我替他讲如果以后构成了什么罪名，我自己承担。”

按他的说法，一九五七年老太太还没老的时候，她率一支工作组进驻了省文联，不久就将京剧团一位名角向桂芳打成了“右派”。主要理由是，向桂芳多次在同事之间“诽谤”一位援华的苏联科技专家的人格，指控是有妇之夫的对方常给她写情书，使她备受困扰。当年每一位苏联专家都被视为中苏友谊的大使，她的那些言论自然构成了“右派”言论。担任文联理事的白笑川正单身，也正满怀信心甜蜜蜜地追求着同样单身的向桂芳。自己正苦苦追求的女神被打成了“右派”，白笑川急了，挺身而出，替向桂芳鸣冤。结果在老太太和工作组全体成员看来，他当然便是“赤膊上阵地跳将出来，似欲决一死战”。没过几天，他也成了“右派”。白笑川出身好，成名顺，一向恃才傲物，成了“右派”仍不服。老太太对他倒也算网开一面、仁至义尽，找他谈了几次话，向他保证，只要承认错误，公开做几次深刻的检讨，“右派”帽子是可以摘下的。若此，说不定能影响向桂芳也做深刻的自我批评，她的“右派”帽子也有可能摘下来。为了自己和所爱的女神，白笑川违心做了多次自我批判，在老太太的多方游说之下，他的“右派”帽子没戴多久终于摘下来了。向桂芳的命运就没那么好，始终是“右派”，再也没登过京剧舞台。

邵敬文以总结性的口吻说：“白老师，你讲时我就谈了看法，以当年的情况来看，曲某人还是不错的。她向你保证的事，她起码做到了。”

白笑川气呼呼地来了一句：“可摘了帽子不也叫‘摘帽右派’吗？害得我至今时时提醒自己要夹紧尾巴做人！”

邵敬文摁灭烟，喝口水继续说：“你那么提醒自己是对的嘛！我也经常那么提醒自己呀，我也是整天小心翼翼地夹紧尾巴做人做事啊！我们的工作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这么近，不那样行吗？小周你也不例外，咱们都得那样，必须那样。至于你和向桂芳后来的关系，是因为你放弃了你们才没做成夫妻，宪法当年并没禁止‘摘帽右派’与‘右派’结为夫妻嘛。当然啦，那你得接着付出一些代价，真爱往往就是一方甘愿为另一方付出沉重代价的。”

他耸耸肩，结束了发言。

白笑川张张嘴没能再说出什么话来。

那天晚上，秉昆躺在炕上难以入睡，困惑于同一个老太太为什么会既做让人恨的事，又做让他和哥们儿敬爱的事？当年少打个“右派”对她是很难的事吗？她如果有想打几个“右派”就可以打几个“右派”的权力，那她当年又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女人啊？一个女人如果在别人心目中是可怕的，自我感觉会很好吗？会很享受那种可怕吗？将一个对社会和他人不可能有什么危害的人的一生毁了，是自豪的事吗？他问如果自己有那么大的权力会怎样？他给出的回答是能少打几个就少打几个，能一个不打就一个不打，为此付出些个人代价也在所不惜。为什么自己这样一个微不足道、轻如鸿毛的青年都愿做到的事，老太太那样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却反其道而行之呢？毕竟，为让一个人的一生不被彻底毁了，自己付出些代价值得呀！难道老太太当年连这么点儿道理都不懂？

周秉昆有以上种种困惑，还因为他见过向桂芳。

白笑川抄给他的名单中也有“向桂芳”三个字。

他估计那是白笑川犯的一个错误。正是那一个肯定无意间犯下的错误，他第一次见到了一个和“地富反坏”同列“黑五类”的革命宿敌，一个京剧名角。

他到某工厂去找向桂芳，被问到的女人警惕地反问他是什么人？找她有什么事？

他从对方不友善的态度中觉出了异常，多了个心眼，没敢提组稿之事，只说是远亲，有点儿私事。

对方告诉他可以在食堂找到。他在食堂见到的是一个身材虽然还保持得挺苗条，但面容灰暗、有些浮肿、两眼无神的中年女人。

当他说明来意后，她怔住了。半晌才说自己以前是唱京剧的，从没创作过什么曲艺节目。

他以为她推搪，就说是白笑川老师的意思。

她全身剧烈地震颤了一下，接着面部抽搐，双臂发抖，抹布也从她手中掉到地上了。

她冲入了厕所，接着，厕所内传出一个女人用手紧捂着嘴发出的那种哭声。

他怕惹出什么麻烦，逃之夭夭。

后来，他误以为白笑川与向桂芳之间有什么彼此伤心的男女私情，未敢冒失地对白笑川说。

第二天到了编辑部，秉昆主动对白笑川说：“白老师，请忘了昨天的事吧，我还是特别希望能做您的徒弟，恳求您了！”

白笑川板着脸说：“不收！”

秉昆将求助的目光望向邵敬文。

邵敬文笑道：“你把刚才你话中的‘您’换成‘你’，再说一遍试试。”

秉昆就用“你”又说了一遍。

白笑川声音哽咽地说：“你小子如果再不提那事了……我心里难受死了。”

邵敬文插上了门，高兴地作为拜师仪式主持人，建议他俩干脆立即就拜师收徒得了！

在办公室里，岂敢行什么跪磕大礼！按邵敬文的主张，秉昆对坐着的白笑川鞠三次躬就可结束。

秉昆二次鞠躬时，心里简直可以说激动万分，只鞠躬根本压不下去那种大激动。他不由自主地跪下，磕头，慌得邵敬文和白笑川同时哎呀连声，一左一右将他扶起。

邵敬文生气道：“你这是干什么？如果屋里有监视镜头，咱仨的饭碗准砸了！白老师还得落个拉拢工人阶级子弟的罪名，先批斗，再游街，最后判刑。”

白笑川虽也慌了一下，看上去却挺受用，矜持地说：“反正跪也跪了，磕也磕了，就别数落他了。这么着，一跪抵二躬，他那第三鞠就免了吧。”

因为邵敬文说到这儿，他们二人竟多心了，怀疑办公室内真隐蔽地安装了监视窃听之类的仪器，开始这儿那儿查看。

秉昆觉得好笑，说干吗要那么对待咱们呢？不信任咱们，当初不让咱们干就是了嘛！

邵敬文说，咱们也别太不当回事，这年月，让你干着又监视着你的情况不新鲜，防人之心不可无。

白笑川附和地说，是啊，即使对咱们犯不上动用监视器那么高级的东西，窃听咱们平时的交谈是可能的，安装那种简单的东西又不费什么事。对某些人而言，收集各类人的思想情报那也同样是人家的饭碗啊！

见他俩查看得仔细，秉昆虽大不以为然，也还是装模作样地帮着查看了一番。没发现任何可疑之点，三人才终于罢休。

不查看了，邵敬文却宣布了一条纪律：在办公室内，三人之间绝不聊任何涉及政治的小道消息，最好是除了工作不谈别的。谁忍不住了想议论点儿，就只说那种特别革命的话，过过关心国家大事的瘾算了。

秉昆和白笑川师徒俩便诺诺不已。

认了曲艺界的名师，秉昆对自己在曲艺方面的发展信心大增，组稿和创作的热情更加高涨。很快，二期的稿件他也提前几天备齐了，邵敬文和白笑川二人看了都甚为满意。

当着他的面，邵敬文问白笑川：“白老师，你觉得小周将来会怎么样啊？”

白笑川说：“照他这么虚心好学地进步下去，我看行，前提是他将来得赶上好时候。”

邵敬文说：“我对此点还是乐观的。名师出高徒，你就只管好好做伯乐，我呢，尽可能多给他提供版面。将来他出息了，也算咱俩为曲艺界立了一小功。”

秉昆心里的高兴到了不与人分享就装不下的程度了，他首先想到的分享者不是几个哥们儿，而是郑娟。他在写给她的一封短信中称她为“我的郝思嘉”，而将自己的名字写作“不一样的德鲁”。那封短信除了对她的称谓和自称有些不同寻常，内容相当健康，连一个爱字或想字都没出现，只不过写了自己的一些近况：工作有成绩了，受表扬了，拜师了，找到人生的方向了，希望这一切也能带给她一份快乐。如此而已，仅此而已。

失去她绝非他所愿，但他又本能地在自己和她之间画地为牢。

几天后，他从光明那儿得到了回信。她没看过一本外国小说，对于“我的郝思嘉”和“不一样的德鲁”没做任何文字反应，对于信中既没出现一个爱字也没出现一个想字似乎也无意见。她的信很短，同样没出现一个爱字或想字，然而又不难看出她确实分享到了他的快乐，并叮嘱他要少吸烟，尽量别沾酒，劳逸结合，别牵挂她等。她的信自然也是真诚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她的信更像是一位中学女教师，对一名当年的男学生的回信——男学生工作有成绩各方面有进步了，写封信向老师汇报汇报，老师必定要回信，而回信必定是高兴的。

秉昆却很失落，因为她的信缺少明显的爱意，又一想自己的信既然是那样的，收到同样的信实属正常。

他觉得他和她的关系似乎成了这样——他站在一条河中，河的对岸是她；他为她而下水，却不敢再贸然向前，因为前边水太深，而他不识水性，每进一步都有没顶的危险。退回去不成问题，却又不甘心退回，因为身后的岸上没有能让他感到幸福的事物。因为她在彼岸，彼岸对他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能让他对幸福产生丰富的想象。他希望她不停地向他招手，给予他前行的勇气。而她并不，似乎也不会主动望向河中的他，更不会自己也下水拉他过去。他如果真的退回去，她似乎还能够忘了他。

失落过后，他又多少获得到了一些安慰。毕竟，河中只有他一个“不一样的德鲁”，并没有其他和他有类似想法的男人；彼岸也只有她自己，没有另外一些别样的“郝思嘉”。只要他呼唤她，她的目光就会望向他，还向他友爱地微笑。

他希望他们的关系在一个时期内起码能保持这样。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德宝突然来到秉昆家。他抱怨秉昆把好哥们儿忘了，接着说吕川失踪了。

秉昆有了新的兴趣，正在创作山东快书，心不在焉地说：“开什么玩笑！快说有什么事，说完快走。”

德宝说他因为经常住在春燕家，和吕川一块儿上下班的时候少了。他奇怪连续几天没在厂里见到吕川的影子，就去味精车间询问，味精车间的人只知道吕川调走了，再就一问三不知了。他又去问唐向阳他们三个，结果也都一无所知。他只得问厂里的一个头头，头头说：“知道你俩是哥们儿，所以告诉你，哪儿说哪儿了，有关方面要求厂里保密，绝对不许外传啊！吕川不是调走了，是上大学去了。”问上了哪所大学，头头说：“我们当领导的也没人知道，已经告诉你了是保密的事，你就别到处瞎打听了。”

“吕川……上大学去了？”

“对。”

“没参加考试？”

“没有。”

“也没经过群众评议？”

“没有。”

“那……沈一兵呢？”

“他也从厂里消失了。这对向阳是好事，现在向阳是班长了。但对老太太不是好事，很多人知道沈一兵是老太太塞到厂里的，他没上成大学，希望他带给厂里的那些好处也泡汤了。他们就议论老太太尽干不靠谱的事，有些人的话挺难听的。对咱们三个也不是好事，以前都把咱们三个看成老太太的亲兵嘛，现在咱三个被有些人讥笑为马屁精了。吕川是听不到了，你也不回厂里了，难听的话只有我自己听着了。向阳他们三个的感觉同样不好，只不过他们都觉得没资格抱怨什么罢了。”

“那，你没到吕川家问他爸妈？”

“能不去吗？他爸妈说，吕川临走留下话，在他可以说出详情的时候，会写信告诉你，再由你转告哥们儿姐们儿的。你没收到他的信？”

“你问的什么话呢？我如果收到了他的信，还能跟你装这么半天糊涂？”

两人之间的话说到这份儿上，彼此除了困惑、郁闷，都无话可说了。

德宝走后，秉昆想到各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工作正是本月，立刻换了一页纸给哥哥写信，问哥哥被招成工农兵学员没有？他听哥哥和嫂子谈过此事，知道哥哥挺渴望上大学的，嫂子也百分之百支持，而那正是他乐见其成的事。他非常清楚，如果他们周家只有一个儿女能搭上这条工农兵学员的大船，那够条件的非哥哥莫属。

一个月后，他才收到哥哥回信。哥哥在信中淡然地表示，他对上大学的事一点儿都不热切，自己确实对北大荒对兵团有了深厚的感情，对当地教育事业做出一点儿贡献，那才是自己最大的心愿。

秉昆从字里行间看出的却不是淡然，而是索然，从此泯灭了那个盼头。

实际情况是，由于张铁生、黄帅两桩事件在全国的持续发酵，周秉义他们那个师受到了一些上大学的梦想破灭而心怀怨气的人的攻击。他们四处告状，使身为教育处副处长的周秉义难以招架，穷于应付，压力极大。他与冬梅的夫妻关系也成了那些人攻击的内容。为了减轻全处其他同志的政治责任，他只得引火烧身，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罪名独自扛下来。

不好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虽然没有一件直接发生在秉昆身上，但让自己的朋友们处境恓惶，日子很不好过，便也搞得他心烦意乱。

小龚叔叔龚维则被开除了警籍，成了政治劳改犯。在公安系统政治学习班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有人说：“取得了彻底打倒刘、林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胜利，即使全中国人都成了文盲，那也是‘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乃至全世界做出的贡献！”

听者们肃然点头。

龚维则本来是作为积极分子参加学习班的，数次发言也被认为很有水平，甚至还作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给一些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人还因此预测，估计学习班一结束，他将会受到重用提拔。

也许是有点儿得意忘形，或者那天由于什么原因情绪不佳，总之他一反常态，瞪着说那话的人问：“你说的那算是人话吗？拥护‘文化大革命’也没你这么拥护的吧？你愿意成为文盲吗？也愿意你的后人都成为文盲吗？政治学习是严肃的事，严肃的事那就不能装出严肃的样子胡说八道，传出去是会影响我们学习班的政治声誉的。”

对方却说：“你别问我，谁说的问谁去！”

他顶了一句：“不管谁说的，那都不是人话，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是屁话！”

不料对方锦袖出镖地轻轻点了一句：“那话是春桥同志说的。”

这一“镖”仿佛正中龚维则的咽喉，他半张着嘴顿时瞠目结舌。

众人大骇。

更有的人，不知是装的还是真的吓成了那样，嘴张大的程度如同下巴脱臼了，没人帮着复位就根本合不拢了似的。

突然有人扇了龚维则一耳光，紧接着他遭到了几个人的拳脚攻击。

后经查证，那话确实是张春桥在上海“批林批孔”动员会上所讲，并未公开发表，后来只口口相传于消息灵通人士之间。

于是，龚维则辱骂中央首长的罪名坐实了。他在认罪书中再三辩称自己确实不知那话是首长讲的，自己也确实是为了维护那一届政治学习班的声誉。这等于不打自招，承认自己内心里就是觉得那话不是人话，越辩罪名越实。

实际上，那起事件是几个嫉妒他的人处心积虑设下的陷阱。他们估计张春桥那话会引起他反感，偏偏抛出那话来激怒他。真的被提拔了会让别人嫉妒，可能被提拔的人往往也会遭到嫉妒。他们陷害他，并不意味着他们思想上认同张春桥的话。在这一点上，他们与龚维则思想特别一致。恰恰是他因为表态好被提拔，就更加让他们妒火中烧。即使龚维则果然被提拔了，那也高升不到哪儿去，无非就是调到别的派出所去当副所长，而且很可能还是调到离市区更远的乡镇派出所去。但是，心中妒火已经燃烧起的人通常不管那些，他们只要享受达到目的的快感。强烈的嫉妒，类似对无辜者实施报复。

有关领导对这起事件很震惊，继而很遗憾。他们想保一下龚维则，但嫉妒他的人同仇敌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扬言铁证如山，板上钉钉。于是，那些领导只好表示痛心了。

那起事件当然也会传到酱油厂去。离北京很远的A市人，十之八九对发生在北京的事并不真的关心。那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对于他们，发生在本市、本区、普通人中的事则不同了，关注度那可要高得多，仿佛部落人特别关注自己部落发生了什么那样。

酱油厂的人有的听说龚维则的侄子就在本厂，此前不知是谁，于是结伴去出渣房一探究竟，要不就在食堂里对着龚宾指指点点，交头接耳。更有甚者，上下班时站在厂门口不走，非让别人告诉他哪个是龚维则的侄子。龚宾似乎不再是一名片警的侄子，而是张春桥的侄子。进步耳聋，有心想要保护龚宾免受滋扰，却也不知如何行动。向阳和德宝仗义，因而骂过某些人，还几乎与人动起手来，结果事与愿违，连原本没那份好奇心的人也好奇起来了。唐向阳自从当了班长后，把爱护龚宾和进步当成自己的神圣使命，时时处处学习秉昆三人的君子风范，希望自己充当老太太般的保护神角色。机会终于来了。这靠边站的中学校长的儿子，在酱油厂完成了感情立场的根本转变，不但和几个草根阶层的儿子成了哥们儿，而且一心要做富有牺牲精神的一个哥们儿。他在别处从没这么容易获得真诚的友谊，这让他立誓回报。

唐向阳经常劝龚宾想开点儿，叔叔的问题，别太当回事。

然而，龚宾天性胆小、心理脆弱，他从未经受过类似考验。忽然有一天，他在班上开始面壁傻笑，或独自嘟哝不休。

他精神崩溃，疯掉了，被送入精神病院。

关于他的住院费问题颇有争议，厂里认为不是工伤，也没厂里一点儿责任，按公费医疗条例，厂里是不能承担的。他的父亲只不过是一家小厂的三级车工，母亲没有工作，哥哥在插队，自己还养活不了自己呢。所谓争议的另一方，其实只有两个半人——向阳、德宝和进步。进步耳聋，无法参与争论，只能算半个人。两个半人所代表的正义，力量太单薄。何况厂里也有厂里的难处，总得照章办事啊！

于是，德宝向秉昆告急。

秉昆那火上得大了，一夜之间扁桃体就发炎了。

第二天，他向邵敬文请假。邵敬文很感动，爽快地准了他三天事假。

他说半天就行。

邵敬文说：“小周啊，你以为你是谁呢？你有多大神通，半天就能把这事摆平？三天后你如果能有好消息告诉我，那就算你能耐了得啦！”

秉昆先去厂里找一把手理论。全厂大多数人认为一把手表面看起来只讲原则不讲人情，其实是位心肠挺软的领导。

一把手说：“周秉昆，你以为你是谁啊？这事是你该管、能管的吗？我就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吗？有规章制度，我能怎么办？总不能让我犯错误吧？”

他嘶哑着嗓子说：“头儿，厂里其实有责任，你们领导们也已经犯了错误。一些人滋扰龚宾的时候，领导们为什么就不制止呢？”

一把手瞪着他愣了片刻，不悦地说：“没想到你被借调了一个时期，变得这么出息了。你这不是在求我，明明是在将我的军嘛！你既然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那你们联名向上级告我吧！”

秉昆一急，眼泪就流下来了。他没理可讲了，却仍坐着不肯走。

一把手也不撵他走，起身来回踱了几步，叹道：“是啊，我们没制止，确实也有责任，但都以为那些人议论几天，一阵风也就过去了，谁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呢？这么着吧，给你指点迷津去找‘她’，‘她’老伴如果能从上边给厂里批几句指示，哪怕是模棱两可的话，厂里就好办了。你们几个费尽苦心的目的也达到了，咱们厂里人的良心也都会好受点儿。”

秉昆问：“你究竟让我去找谁啊？”

一把手说：“我说得还不够明白吗？你也不想想这种麻烦事除了一个人你还有谁能去找！”

秉昆这才恍然大悟。

德宝向阳和进步三人也要跟秉昆去找老太太，秉昆独自一人去了。他带上了两期《红齿轮》，自己签上了名，还请邵敬文和师父白笑川也签上名，少不了写上“请批评指正”五个字。

他没去老太太家找她，怕老马同志也在家，有些话反而不好说了。他扛着自行车上了江桥，直奔糖厂而去。

好在正是夏末，又非雨天，江边凉爽，风景也不错，老太太在江边听秉昆说明了相求之意，半晌没表态，坐在干净的江堤上望着滔滔江水吸烟。

秉昆陪她坐着。

老太太吸了几口烟，将半截烟往地上一弹，站了起来。

秉昆也赶紧站起来。

老太太板脸喝道：“弄个坑，把烟埋了。风景挺好的地方，别让我一个烟头给破坏了。”

秉昆又赶紧蹲下，用石片在地上划了个坑，将烟头埋了。再站起时，老太太已走远了。

他小跑着追上她，边走边说：“我是代表他们几个来求您的……”

老太太站住，面无表情地瞪着他说：“我就寻思你绝不会只为了送两本杂志来找我。果不其然，你要强加给我那么一件麻烦事！还让我出厂，让我跟你到这儿，我一个半老不老的老太太，跟你一个半大不小的小伙子并肩坐那儿，我吸着烟，你哭丧着脸，母子不像母子，姐弟不像姐弟，让别人看了会怎么想？简直不成体统！周秉昆，你别忘了我现在虽沦落成了普通工人，可组织档案中，我仍是在册的十三级干部，不是你哥们儿中的一员！”

秉昆低眉顺眼地说：“明白，明白，可在我们心目中，您就是正义的化身啊！”自从听了师父白笑川的遭遇后，老太太在他心目中的好形象打了折扣，但他也只有搜肠刮肚地说老太太可能爱听的话。

老太太皱起眉，反感地说道：“跟谁学的这一套？不会就别溜须拍马！以后再不许你对任何人说那么肉麻的话，求人的时候也不许说！”

秉昆连连点头道：“记住了，记住了……我哥临走时告诉过我，如果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就找您，您肯定会帮忙……”

老太太火了：“撒谎！你哥是那么说的吗？哎，你这孩子，怎么学会撒谎了？是那两个编顺口溜的教你的吧？”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是我自己……我承认我撒谎了还不行吗？我哥说的是不许我再给您添麻烦！”他语无伦次了。

“这还像你哥说的话。”老太太被他黔驴技穷的样子逗笑了。

在走回糖厂的路上，她让他先到市革委会请求老马同志接见。老马同志毕竟是市革委会副主任，不是谁想什么时候见就能见到的，得预约。市革委会有好几位副主任，各管一摊。有的什么也不管，只是虚名，老马同志就是挂虚名的副主任。要求一位挂虚名的副主任接见，得有听起来很像样的理由。

“你就说，他老婆在酱油厂工作过，我们反映的事与他老婆有一定责任关系。”老太太如此这般悉心指导。

秉昆说：“那样不好吧？”

老太太说：“好不好的，你只管那么说就是。”

秉昆说：“非得说老婆吗？说妻子爱人不行吗？”

老太太说：“什么妻子爱人的！我们两口子都多大年龄了？你那么文绉绉地说，没人会认真对待你的预约！就说老婆。说老婆得劲儿，接待的人就不太敢掉以轻心了，那样你才能预约成功。而我呢，今晚嘱咐老马同志，保证他明天一定见你们。你接着回厂里要做的事，就是多动员些人，越多越好，明天和别人一块儿去。”

“别人怎么会听我的呢？”秉昆没把握了。

“你要去动员那些对小龚宾造成过精神压力的人。酱油厂的职工们本质上都不坏，这一点我清楚，你也要相信。小龚宾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良心不安，但有些人肯定会。你要判断他们是谁，动员那样的人。有的人明明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了伤害，也不会感到良心不安。你如果去动员他们，当然是对牛弹琴，所以你要判断。”

“记住了。您还有什么指示？”

“明天你不要表现出和老马同志认识的样子，对他说话也不必太客气。记住，你不认识他，他没见过你。你是群众代表，对他说话越不客气，事情反而越容易成功，对他也好。事不宜迟，形势多变，趁老马同志现在帮得上你们，抓紧办。”

秉昆对老太太的指示一一照办，第二天率领十几人去了市革委会，德宝向阳和进步自然义不容辞，国庆赶超、吴倩和于虹也都请了假，参与其间，以壮声威。

老马同志准时接见了他们，陪同接见的还有一男一女。双方都煞有介事，说得振振有词，接见的洗耳恭听，不停地记录。

最后，老马同志说：“研究研究。”

几天后，酱油厂开了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传达了市革委会领导同志的指示：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仍要依靠广大革命群众。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有利于将他们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解决一人一家的实际困难，往往能团结一大批。

于是，职工代表大会一致决定，厂里为龚宾报销百分之七十的医疗住院费。

邵敬文和白笑川听秉昆汇报了最后的结果，都很感慨。

邵敬文说：“如此看来，你们叫人家老太太的那个女人，还真是你们的贵人。人生难得遇一知己，遇一贵人就更难了。像咱们三个，可以算是知己，却都难以成为对方的贵人，有那心也没那能力啊，小周你够幸运的。”

白笑川连说：“没想到她会那么使劲儿地帮你们，没想到，没想到……”

秉昆为办成那事几天内似乎都生出了些白发，却也受到了师父和组长邵敬文的称赞，从此老少三人更加推心置腹，坦诚相见。

一波刚平，又起一波——于虹在单位也闹出事来。

她那只有二十几个人且多是姑娘们的小单位，其实也就是个制作麦秸画的作坊而已，名分上却直属省文化厅。“文革”开始后省文化厅被“砸烂”，改成省文化工作执行委员会，但姑娘们的工作没变，变了的只是上级领导，无非一批老人下去了，一批新人上来了。麦秸画依然主要提供给国家作为国礼，或作为艺术品出口给国外代理商赚取少许外汇。因为涉外，常有外宾到那小作坊参观。当年到中国的外宾实在有限，能到A市的更是少之又少，负责接待的干部们感到极其光荣，故那个小单位的头头们往往由省里直接任命，这使他们觉得自己身份颇高。

不知是按照什么人的想法，于虹她们制作了一批动物作品，有虎、骆驼、猫头鹰、狼什么的，据说作为国礼赠予外宾时，他们都很喜欢。问题就出在那样一批麦秸画上，它们取材于一批“戴罪立功”的老画家们的国画，他们是奉命无偿为北京各大宾馆创作，但有人首先看出了那些国画作品是“黑画”，接着，许多人的火眼金睛也都看出“黑意”来。画虎的是以草为林，三虎为彪，明摆着是为悼念林彪而画；画骆驼的将骆驼们画得那么瘦，神态那么茫然，居然题曰“任重道远”，明摆着是在讽刺大好形势；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摆是在暗示现实惨不忍睹；革命者常说阶级敌人“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可画上的狼却那么漂亮……

于是，“黑画事件”当然上升到“为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复辟做舆论准备”的严重政治事件。

那么，A市那小小的麦秸画作坊里的姑娘们，又为什么偏偏做出这么一批连名字都一模一样的作品呢？不追查行吗？

结果一追查，查到了业务组长于虹头上。

姑娘们是在她的提议之下制作那批麦秸画的。

她又是受谁的指使呢？

当然，并没有人指使她。一次外交部礼宾司的人陪同几位外宾到了A市，参观了她们单位，一位礼宾司的女同志建议鼓励姑娘们集思广益，多从中国画中借鉴题材，使作品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对方显然是一片好意，为了拓宽业务组长于虹的视野，热情地向她介绍了以上题材。

事情水落石出，头头们就命于虹写出说明和检讨。

说明材料写了，她却拒不检讨。

领导耐心地说服她写，而她就是不写，理由是自己不知该检讨什么。

领导启发她，说那些画已经定性为“黑画”了，你如果不反省检讨，单位过不了关啊！

于虹在家是老姑娘，虽是普通百姓人家女儿，但从小那也是母亲依着父亲顺着的。自从哥哥姐姐下乡了，她更成了父母身边的宝贝。总而言之，她有那么点儿被宠坏了。

她说：“那些认为是黑画的人，不那么看，而以正常人的眼光看，不都是挺好的画，并没有什么黑的意思呀！”

领导无奈，停了她的工作，勒令她在家反省，直至肯写检讨为止。

其实，领导们人都不坏，对她一向也挺好，甚至可以说挺器重。他们内心里也认为她的话有道理，但再有道理，该写检讨也得写啊！他们和上级审时度势后一致认为，由于虹检讨最容易帮助单位过关。一个从没说过任何错误政治言论的二十五岁姑娘，还是“红五类”，谁能将她怎么样呢？这话说多了不是，说少了她又不理解领导的苦衷。他们想帮她改改倔脾气，结果事情搞夹生了。

于虹找赶超哭诉自己的委屈，赶超是秉昆他们几个中性格特别容易冲动的一个，当即找国庆请教该如何替于虹讨公道。国庆明白，他的意思无非是要自己陪着一块儿伸张正义。他俩是哥们儿，吴倩和于虹是姐们儿，也是于虹与赶超这一对儿的介绍人，冲哪一层关系自己都得挺赶超一番啊。国庆觉得两个人还是有点儿势单力薄，便替赶超说服德宝也两肋插刀。德宝更是觉得义不容辞。当时春燕在场，她不许德宝去，怕对她这标兵有不良影响，并主张赶超劝劝于虹干脆写份检讨过关算了。国庆碰了一鼻子灰，大为不快，说了些春燕两口子不够义气的话，随后悻悻而别。

于是，赶超和国庆两人一身正气去了于虹单位，与她的一位领导义正词严地理论。双方不一会儿就都火了，不但互相指鼻子瞪眼睛地吵了起来，而且发生了肢体冲撞。一个小姑娘吓着了，打电话叫来了派出所的民警。民警一出现，国庆和赶超感觉受辱，恼羞成怒，火冒三丈，对民警也出言不逊，结果双双被带走了。那哥儿俩一向自觉是良民，从没被人那么呵斥过，接受不了哇。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如同《水浒传》中解珍、解宝二兄弟不将毛太公家当一回事似的，在派出所充好汉。都是“红五类”嘛，总被家庭出身的那个“红”字罩着，以为就可以有理走遍天下。民警们也大光其火，将他俩用手铐铐在暖气上了。于虹和吴倩两个一等不见人回，二等不见人回，心中始觉不安，到于虹单位去找，听说被民警带走了，慌忙去了派出所。

国庆和赶超那时倒也理智了，催她俩快去找秉昆。

赶超已是义士折腰，英雄气短，嘱咐：“让秉昆去找老太太！”

一名民警立刻吼了他一句：“找老太太她姥姥也白找！”

于虹和吴倩两个十万火急地又来到了秉昆家，秉昆不在，秉昆妈听她俩你一言我一语说了个大概，虽然对什么黑画不黑画的不明白，但同样着急，义愤地说：“咱们老百姓从不搅和那类政治的事，有些人干吗也不让咱们安心过日子？他们总这么搞下去国家还有好？但秉昆整天到处组稿，往往不在班上，这可怎么办呢？”

于虹和吴倩两个一听，急哭了。

还好秉昆组到了稿件，回家吃午饭，二人就又将那事重说了一遍。

秉昆听罢，仰脸长叹一声，向于虹和吴倩偏过头去，束手无策地说：“你们看。”

于虹跺脚道：“赶超和国庆他俩在派出所的暖气上铐着呢，你倒是叫我俩看你头发干什么？”

秉昆乌云遮脸地说：“为龚宾那事，我几天内都生出白头发来了。他俩现在又出这事，你们找我有什么用？”

吴倩不爱听了，顶了他一句：“龚宾那事是你一个人办成的吗？我俩和国庆他俩不是你一发动二话没说都去了吗？怎么，现在到了国庆他俩需要哥们儿相救的时候了，你想做甩手大爷？”

秉昆妈也急了，对他训道：“你还说什么废话呀？不是让你去找你们那个贵人老太太吗？贵人也没有白当的便宜，关键时刻得见困难就上！要不你妈怎么就当不成谁的贵人呢？快去找她，去吧去吧！”

她边说边将儿子推出了家门。

可怜秉昆，早上没吃几口饭，中午一口饭没吃，刚到家连口水都没喝，就听到了让自己心烦意乱干着急也没辙的事情，还被妈推出家门催促着赶紧去办！

他六神无主地往江北的方向急蹬着车，到了江边没上江桥，将自行车架在桥下，坐江堤上发起呆来。他想不能再去找老太太了，为龚宾那事，老太太和老马同志都做得够可以的了。即使拿他们哥们儿之间的“义气”二字来要求，也算得上仁至义尽了。就那种事，非亲非故的，谁愿鼎力相助呢？一旦被自己的对头们当成攻击的把柄，自己很可能因而“中箭”，可人家做得几乎奋不顾身了。刚过去一个多月，怎么能再去找人家呢？见了人家，又怎么有脸再开口相求呢？用人家老太太的话说，你周秉昆当人家是谁啊？又当你自己是谁啊？……

周秉昆回到编辑部时，脸上的表情肯定特别不好。他一进门，白笑川和邵敬文的目光就惊诧地看着他，直到他坐下去，他俩的目光都没离开。

待秉昆从书包中取出稿子摆桌上看时，师父白笑川忍不住问：“你怎么了？”

他勉强一笑说没怎么，有点儿累了。

邵敬文说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可以带着稿子回家看。

秉昆确实想回家，也确实觉得不舒服，心慌得厉害，头晕目眩的。刚往起一站，想到吴倩和于虹肯定还等在他家，自己可对她俩怎么说呢？这么一想，心里火上浇油似的，又是猛地一急，眼前一阵发黑，身子晃几晃，差点儿要倒下。邵敬文和白笑川及时跨过去，一左一右将他扶住了。他浑身发软，在椅子上坐不稳，伏在桌上还抖个不停。

邵敬文有经验，干脆与白笑川帮他仰躺在地板上。

他说：“饿……”

白笑川还剩有小半个烧饼，赶紧找来塞他手上。他仰躺着，口又干，噎得咽不下去。邵敬文只得又扶他坐起，白笑川端着自己的水杯，让他喝了几口水。

秉昆吃下半个烧饼，身子不发抖了，却还是没劲儿，又仰躺下了。

白笑川说：“饿的。”

邵敬文说：“不全对，他心里肯定还有着急上火的事。”

秉昆一想到国庆和赶超两个被铐在派出所的暖气上，眼角淌下泪来。

白笑川和邵敬文一左一右坐在他身侧。

白笑川说：“师父命令你，把你心里那着急上火的事讲出来。”

秉昆说：“与你俩没关系。”

邵敬文说：“你是咱们编辑部的人，你摊上的那就不单单是你自己的事，也和咱们编辑部有关系了，和我俩有关系，必须讲。”

秉昆被逼无奈，只得将事情讲了一遍，讲到国庆和赶超两个现在的处境，无声而泣。

邵敬文问白笑川：“黑画的事我听说了，你呢？”

白笑川说他也听说了。

邵敬文说：“那还真就麻烦了。”

白笑川对秉昆说：“恐怕，只有那个女人能帮你们了，你明白我指的是谁。”

秉昆说，他已没脸再去找她了。

邵敬文站起，在办公室来回走，后来坐在办公桌前翻通讯本。他将通讯本放下后，皱眉吸几口烟，看一眼秉昆，再拿起通讯本呆看着，寻思着。

白笑川对他说：“你如果能帮就帮一次吧，小周他现在是我徒弟，也算给我一次面子。”

邵敬文说：“见到过为朋友的事着急上火的人，没见到过急成他这样的。白老师，你收他为徒，估计往后让自己着急上火的事少不了。”

白笑川说：“我现在就已经替他着急上火了啊！”

听着两位的对话，秉昆心中有了一线希望，虽然已能坐起了，却仍仰躺着，装出更加可怜的样子。

邵敬文插上门，终于坐下抓起了电话。

邵敬文在部队时当过团里的文书，他的多才多艺颇受政委赏识。政委转业后在某区当了公安分局局长，他与政委一直保持联系。然而，以前毕竟是团首长与机关兵的关系，即使保持着联系，也只不过是以前那种关系的延续。

邵敬文在电话中低声下气地说了之后，局长在电话那端说跨着区呢，不是自己想帮忙就能帮得上的，但表示愿意试试，让他等电话。

他一放下电话，白笑川就开口道：“你少说了一句，也没问等到几点钟，别等到下班了还没个回话。”

邵敬文看一眼手表，什么都没说，在桌椅间来回走。

白笑川又说：“那我先陪小周去吃点儿东西？”

邵敬文点头。

师父陪徒弟吃了顿饭回来，那位区公安分局局长还没回话。三人坐在各自的桌前，都一言不发地看稿子，也都看得心不在焉。

直等到下班时间，电话铃始终没再响过。

邵敬文说：“你俩先走，我再看会儿稿子。”

师徒二人失望地对视一眼，只得向外走。双双走到门口，电话忽然响了，同时转身，见邵敬文已手握听筒了。

邵敬文低声嗯嗯啊啊了一阵，放下听筒，朝他俩招手。

他俩便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

邵敬文说：“可以放人，但‘十一’前不行了。再过几天就‘十一’了，连精神病人都要求家属严加看管，何况你那俩哥们儿是刚闹过事的，问题不大，时候不好，话说得很死，‘十一’前肯定不行了。‘十一’假期一过，立刻就放。还有，今后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不能提什么黑画不黑画的。他们针对的纯粹是无理取闹的行为，与黑画不黑画没任何关系。就当咱们没说，人家局长也根本不知道那起因。最后，希望咱们编辑部组织几位曲艺界人士，政治上干净的那类，‘十一’前为两个区的公安干警演出一次。”

秉昆大喜过望，连说：“明白，明白。”

白笑川却问：“那我算政治上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呢？参加还是不参加呢？”

邵敬文想了想，开通地说：“你还是参加吧。能成为咱们编辑部一员，政治审查很严格，证明有关方面也没把你当年戴帽又摘帽太当一回事。”

他又问秉昆：“高兴了吧？”

秉昆说：“起码不再着急上火了。”

白笑川却说：“实际上也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不算今天，还有五天过‘十一’呢，再加上三天假，一头一尾还不是被关了八九天吗？就因为那么点事儿，不劳局长大人打招呼那时也该放了。等于是送了个顺水人情，还得咱们动员别人去为他们演出一场。”

邵敬文愣了愣，脸红了，难堪地对白笑川说：“你看你白老师，怎么可以当着徒弟的面这么说话呢？这是没赶上严打，算你徒弟那俩哥们儿走运，如果赶上严打，那还不惨了？再说咱们曲艺工作者能有机会慰劳一下公安干警，也是咱们的荣幸啊！”

他的话说得没错，一些本市的曲艺界人士听说要为两个区的公安干警演出，确实都甚觉荣幸，热情高涨。平时几乎没有演出机会，谁敢私自表演那就是个事。分文没收是个事，收钱了更是个事。一个个才艺生疏了，嘴皮子也不利落了，像两地分居的恩爱夫妻盼着同床共枕的探亲假那般，盼着有朝一日登台演出。人人踊跃，临阵磨枪，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而政治“不干净”的同行对他们羡慕死了。

秉昆也参加了，又认识了些前辈。演出大受欢迎，两区的局长政委还接见了他们，陪他们吃了顿待客的食堂饭，秉昆由此认识了些公安干警，答应期期寄给他们《红齿轮》。

一九七四年已经是“文革”第九个年头了。在政治社会表象之下的民间，开始有种现象悄然复苏，弥散，互相影响。形形色色的人，对于没完没了斗来斗去早已厌烦透顶。没人敢说出这一真相，却也很少再有人深信“与人斗，其乐无穷”了。许多人开始对斗争哲学“阳奉阴违”，暗中奉行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好人哲学”。不是“老好人哲学”，而是尽量不整人，争取不留恶名。一度灿烂夺目的金科玉律已失光泽，“钢箍铁咒”引起人们内心普遍的极度反感。好人悄然变多，坏人相对变少且更突显他们的不可救药。中国似乎已分化为表里两个社会，一个是表层的、虚假的政治社会，一个是开始反思反省、向往回归常态的深层社会，酝酿着重大事变的发生。

“十一”假期，秉昆他们没聚。国庆和赶超已转到拘留所关押，吴倩和于虹心情自然不好，怎么聚呢？假期一过，他俩出来了，没瘦，似乎还胖了点儿。赶超说蓝警服们后来对他俩还行，待遇上有别于小偷流氓。这一方面是局长打招呼和秉昆他们慰问演出起了作用，一方面是拘留所手下留情。

国庆还开玩笑，说他这个叫国庆的人，过了一次终生难忘的国庆。然而，于虹没颜面再在单位待下去了，她交了一份辞职报告。单位换了一位领导，与她谈了一次话，谈得特别恳切。单位希望她同意说自己是被单位开除的，方便单位向上级汇报搪塞，也是为了应付那些继续找碴的人。

领导都把话说到这种地步，吸取了教训的于虹点头同意了。单位挺仁义，多给她开了两个月工资，并允许她带走一批麦秸画，反正那些麦秸画已经成了翻版“黑画”，只能堆在库里了。于虹也不客气，借辆平板车全拉走了，哥们儿姐们儿家里便都有了一幅，秉昆家得到了骆驼，他妈挺喜欢。每个得到的人都说好看，这使于虹颇觉欣慰。

但毕竟失业了，她和赶超都很发愁。

轮到春燕表现一把了，她找到赶超说：“当时我不许德宝跟你俩去理论，你俩骂我是陆谦。就因为你俩那一骂，我借了本《水浒传》看，批宋江那会儿我都不看！现在，事实证明你俩并没有理论出什么好结果。如果当时德宝跟你俩去了，还不落个同样下场吗？那我能不受牵连吗？如果我也受牵连了，如今指望谁帮于虹呢？要我说，你俩是不懂政治！那事都和政治搅一块儿了，是你俩能理论出个理的吗？”

春燕师傅去世了，她不仅是本市第一名女修脚师，直至一九七四年仍是本市唯一一名女修脚师。由于那位曾是“人民大浴池”金字招牌的师傅去世，作为唯一的女弟子，她也被视为浴池的绝版人物了。又由于她是标兵，其荣誉也是单位荣誉，她在单位就有了点儿特权，比如约见单位领导比较容易，也可以招收徒弟了。如果能以老资格女修脚师的名气，再为单位带出一名女修脚师，单位甚至同意她自己挑选合适的徒弟。

凭了此种特权，于虹顺利地成了春燕的第一名修脚师女弟子。自己的姐们儿成了自己的徒弟，这是她高兴的事。姐们儿加上师徒，关系更加牢不可破，亲密无间。单位寄托于她的希望实现了，也很高兴。不那么高兴的只有于虹，由艺术工作者而变成了女修脚师，她无论如何高兴不起来。不高兴也没法子，失业的滋味儿太不好受了。

赶超则对春燕分外感恩，不再视她为陆谦，而称她为“及时雨”宋江了。

转眼到了十一月份。几场雪后，就到了一九七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