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起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比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吸烟者少，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吸烟者少。“八〇后”中吸烟者已不多了，但他们的底层父母多半都是烟民，或起码有相当长的吸烟史，便宜的劣质烟曾是他们父母麻醉烦恼忧愁的“特效药”。

春节假期，还是在正月初三，这些共乐区的青年男女以及他们别的区的朋友又聚在周家了。秉昆妈照例不在家，初二就陪春燕妈到乡下去了。自从春燕与德宝结为夫妻，春燕妈整个人大松心，经常往乡下的娘家亲戚那边跑。自从秉昆成了《红齿轮》的编辑，秉昆妈也觉得小儿子今非昔比，开始有出息了，除了对象问题她不再操什么心了，所以春燕妈一约，便乐得相陪。

哥们儿姐们儿聚在一起已不再吃啊喝啊的了，无非女的吃点儿零食、男的吸着烟聊天而已。德宝没带大提琴来，市里有关方面曾答应批给春燕的那间房子成了别人的新房，德宝和春燕极其失落，有种被耍了的感觉。大家充分理解他俩的沮丧，都不提那茬儿。赶超也不表演魔术了，用他的说法——整个国家都像在变魔术。自从经历了于虹那件事，他开始关心政治了。起初只不过想要搞明白一批挺好的画怎么就成了“黑画”，结果非但没搞明白，反而一头钻入政治里，知道了不少他以前从不关心的政治事务，想缩回来都难了，仿佛非要破解什么魔术的暗道机关似的。于虹总数落他走火入魔，快步龚维则的后尘了，而他却总是反唇相讥：“还不是因为你摊上了那事吗？”于虹也总是被他顶得哑口无言。吴倩和国庆己领结婚证，她有了三个月的身孕。他俩目前只急一件事：在哪儿能租到便宜的房子，以便明年安个小家。吴倩与国庆妈见过几面后，双方都觉得日后难以在一个屋顶下共同生活。对于国庆，这是比吴倩曾经长胡子更令他纠结的事。向阳当那只有一个兵的班长当烦了，如果不是因为与进步处出了感情，他都想离开酱油厂干脆下乡去……

秉昆的苦闷仍源于他对郑娟的单恋。他越来越清楚，她虽然也说过会想他，但绝不至于因他而陷于单恋的苦闷，那基本上是照顾他自尊心的话。

大家在春节前曾互相传话——“没必要就别聚了吧”，却还是聚到了一起。

因为秉昆觉得有必要。

因为吕川在“十一”后终于有信寄给秉昆了。

大家一一传看了那封信后，陷于一阵文字难以形容的沉默。

向阳第一个打破沉默，真诚地说：“我不嫉妒吕川，和沈一兵那种人比，他上大学我一百个拥护。”

大家便都点头，也终于解开了疑团，原来吕川是烈士之子，此点连他自己从前都不晓得。

德宝却指着信说：“还有另外几封呢，秉昆你不可以贪污，都拿出来让我们看！”

原来，吕川在信末写着这样几行字：“你以后会经常收到我的信，我要求每一封都给他们几个看，我要唤醒你们！尽管这样做对我十分危险，但我相信你们绝不会出卖我。我认为寄平信反而不易引起别人注意，所以你收到后要给我发一封报——‘粮票收到’四字即可。”

除了德宝把信认认真真看完，别人都没那么仔细，都以为只不过就是一封声明信，看了个大概就传给迫不及待的人了。经德宝一说，大家都争着重看那信，强烈要求秉昆将所有信都交出来。

秉昆不想让别人看到另外几封信，他认为那些信太反动了，但是拒不拿出分明会引起大家的抗议。只得走入里屋，想从藏信的地方选出几封不是特别反动的信，不料赶超悄消跟入，将所有的信都抢了过去。

结果，差不多人人手中都有一封信了。

德宝大声读他手中的信：“从你们每个人都看了这一封信起，我和你们的关系不再是哥们儿关系。我不要那么多哥们儿了。我承认你们都很义气，但那义气，从来仅仅局限在我们之间，凡与我们无关系的其他人，他们如果遭遇了不公平，我们何曾表现过正义和同情？我们之间那种义气，与我们父辈当年的拜把子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一种本能的生存之道！”

“王八蛋！”国庆破口大骂起来，“他以为他是谁啊？上了大学就了不起了？简直像上帝在跟人类训话似的！什么东西！他妈的，他怎么一上大学变得这么王八蛋了？”

从大家的表情看，人人与国庆都有同感。

德宝竖起手掌，示意大家安静，继续读下去：“我甚至也不会拿你们当朋友。在今天，朋友之间往往也不说真话。不说真话那还算朋友吗？而且，朋友在今天也很可能是狐朋狗友的另一种说法。我将视你们为同仁，同仁就是好人加同志……”

吴倩打断道：“都什么呀？东拉西扯的，听不明白，真是吕川写的吗？会不会是……”

德宝说：“我明白你担心什么，他的字我太熟悉了，吕川真迹没错！”

赶超猛地站了起来：“听这段听这段，‘虽然我入大学才一个学期，却让我变了。在工农兵学员中有不少年轻的小野心家，他们不是来学知识的，是来捞政治资本的，大野心家们唆使他们批判谁、攻击谁，他们就会成群地扑向谁，只要给他们好处！还有些二百五，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上大学的。他们也许不坏，但确实很二百五，小野心家们带头喊什么口号，他们都跟着举手、张嘴。但是，也有一些优秀青年，他们绝不随梆唱影，而有独立的思想，他们瞪大眼睛注视着我们的国家。我相信，当国家危在旦夕的时候，他们将会奋不顾身地与大小野心家们进行斗争！我已经有了些这样的同仁，我希望，你们也要关心国家命运。不要以为狗日的野心家们不骚扰咱们老百姓，那是由于咱们乖。谁不乖试试，他们立马就会给咱们颜色看！而且，他们打着为人民的旗号愚弄了我们多年，本身就是对我们的最大骚扰！’”

赶超读得声情并茂，那时的他倒很像是一名“五四”青年了。他一手拍着信对国庆说：“然也，然也！国庆你也不要骂他，他的看法还是有他的道理的。于虹是不是例子？咱俩是不是例子？龚宾他小叔是不是例子？还害得龚宾进了精神病院！”

于虹抢白道：“别拿我说事！忘不了啦？哪壶不开偏提哪壶！”

国庆也说：“反正我讨厌他那种教训的口吻！轮得到他教训咱们吗？呸！”

吴倩推了国庆一下，训道：“你还骂起来没完了？要我看，大学真可怕，咱们不能眼瞅着大学把他害了。他那人还是不错的，咱们得想办法拯救他是不是？”

德宝看着信说：“这还有一句厉害的呢——北京已是一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城，黑云压城城欲摧……”

“够啦！”始终一言未发的春燕突然大喝一声，一把从德宝手中将信抢去，她接着把别人手中的信也抢了去。

她手操一大把信，用炉钩子挑开了炉盖子，只看着秉昆一人。

秉昆脸上毫无表情，但那也就是默许之意。

德宝说：“别，另外几封信上写的什么大家还不清楚呢……”

“你他妈的住口！”春燕骂了他一句，将手中的信塞入炉中。没人说什么，大家都望着炉子。火苗腾地升起，片刻降落下去。

春燕盖上炉盖归座了，大家的眼睛还望着炉子呢。

春燕说：“纸，笔。”

秉昆就找了信纸和一支笔递给她。

春燕并拢双膝，扫视着大家又说：“每人说几句劝他的话，我写下来，秉昆负责寄给他。”

秉昆说：“同意。”

赶超说：“先把我的话写上，英雄所见略同，我愿做他本市的一个同道！”

于虹立刻说：“别听他的！”她拧住赶超的耳朵，赶超疼得呲牙咧嘴。

向阳说：“告诉他，我不会学小野心家们，也不会永远装二百五的。”

春燕白他一眼，冷冷地说：“跟你们两个小字辈没什么关系，别瞎掺和！”

吴倩眼尖，发现进步往兜里揣一封信，上前逼他交出，也投入炉中。

国庆生气地瞪着进步说：“你想给大家找麻烦啊！”

大家都沉默，没人再开口了。

春燕等了几分钟，起身道：“我们什么信也没看过。大家今晚相聚，和往年一样，只闲聊来着，一句涉及政治的话都没说。对于以上事实，大家能达成一致不？”

除了赶超，众人皆点头。

春燕又对秉昆说：“给不给他回信，回信中写什么，那是你个人的事了，与我们都无关了。”她看着德宝命令道，“走！”

德宝说：“你这是干什么吗！”

春燕甩手给了他一耳光，看着于虹加了一句：“你是我徒弟，希望你也离开这是非之地！”

于虹便也站了起来，拧赶超耳朵。

赶超连叫：“轻点儿轻点儿，我跟你走得了吧！”

于是，他们四人鱼贯而去。

国庆随后站起，小声对秉昆说：“最好让向阳他俩也跟我俩一起走。”

秉昆看着向阳和进步说：“你俩也走吧，记住春燕的话。”

国庆在门口转身说：“秉昆，川儿最听你的，你得写信严肃批评他。”

秉昆说：“明白。”

实际上，秉昆已快成了吕川思想上的同道了，却从没在回信中那么表示过。吕川那些信影响了他，并且使他扪心自问：蔡晓光父亲真的是“林彪反党集团”分子吗？小龚叔叔因为几句话就由模范民警变成劳改犯了，这正常吗？向桂芳是否应该被打成“右派”，永远剥夺演戏的权利？……这些事情，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就连自己嫂子的父亲究竟是死是活，他也没太关心过，因为自己没见过那个人，没任何感情印象，只不过在嫂子流泪、哥哥陪在一边不知如何安慰时，他才觉得那事似乎与自己也有点儿关系。

不错，为龚宾的事他着急上火。为国庆和赶超的事，他更是心急如焚。如果郑娟一家人受欺辱了，那么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与人拼命！

他们都是与他关系亲密的人啊！现在，他的一个哥们儿要求他不再做哥们儿而做什么“同道”，一起关心更多与自己不相干的人的遭遇，否则便有些瞧不起他——这使他内心备觉难堪。

他承认吕川也许是——不，肯定是对的。但对的事，所有人都必须那样做吗？所有人想那样做就做得到吗？

他挑开炉盖，凝视着信纸化成的灰烬。它们如同黑色蝴蝶，有的边缘向上翻卷，似要飞将起来；有的边缘朝下拥抱炭火，如同在用黑的翼为红的花遮风挡雨。又仿佛看上去像一个人，像一个披着黑斗篷叫吕川的人，蹲在炉膛里经受着火烧的痛苦，然而心甘情愿，尝试裹紧斗篷护住身体却不能够。在他看来，吕川好比是孙行者，炉子好比是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吕川偷吃了人家的仙丹，正在经受的是一种惩罚。也许会被炼出火眼金睛，也许会自取灭亡。

他在心里对吕川说：兄弟，为什么上大学对别人来说是幸事，却反而给你带来了那么多痛苦？虽然你肯定是对的，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北京，而我们在这里，这里和北京是不一样的。你已经是大学生了，而我们还是草民，大学生和草民也是不一样的。你看到的我们都看不到，你听到的我们都听不到，你认识的人我们上哪儿去认识？你们之间的话题怎么可能成为我们之间的话题？你所主张的正义，我们怎么知道那确实是正义？你所怀疑的真理我们又如何判定那根本不是真理？你的信不但羞辱了我们，也羞辱了千千万万的人，因为千千万万的人像我们一样，其实对我们的国家所知甚少，并且一向认为不知道并不妨碍结婚生孩子过日子，甚至认为知道了反而妨碍过日子。我们是他们中的好青年了，我周秉昆是我们中尤其想做好人的人。这样的一些哥们儿与你的友情，在你那儿真的已经不重要了吗？同仁，同仁，你和你的同仁们究竟想干什么呢？又能干什么呢？……

咣当一声，炉盖从炉钩上掉下。他的头脑里各种相互矛盾的想法乱成一团，他觉得自己根本不清楚该怎么代大家给吕川写一封有条理的回信。

春节一过，他给吕川发了一封电报：“粮票已代你分了，大家表示感谢，以后不必再寄。”

他是为了吕川的安全考虑，当然自己也不愿惹上什么政治麻烦。

从此，他便与吕川中断了联系。

五月，酱油厂又进了数名青年工人。如果按实际生产能力来定岗定员的话，酱油厂早已是一个超编单位，但还必须每年进人，担负起为城市减轻就业压力的义务。虽然“上山下乡”还在继续，但就业问题仍压得城市苦不堪言，就连许多街道小厂每年都在超编进人。

老太太制定的厂规还在执行，三名新进厂的青年分到了出渣房。唐向阳趁此机会向厂里打了辞职报告，坚定不移地下乡去了。这事他和秉昆商议多次，秉昆为他给哥哥写了封信，要求哥哥“帮得上也要帮，帮不上也要帮”，并写上了“任何帮不上的理由都将被视为借口”这么蛮不讲理的话。秉义回信说：“我对他有印象，如果他确实想好了，我可以安排他在我们师当一名连队小学的老师，但前提是他来之前务必把团籍解决了。”

向阳不肯写入团申请书，他讨厌某些是团员的青年工人政治上的优越感，清高地表示宁肯不去兵团而去插队，也绝不做违心之事。秉昆和德宝一起劝他，去了兵团有工资，当小学老师可以充分发挥他的知识能力；最主要的，有好朋友的哥哥关照着，大家放心。

德宝已是团支部副书记了，他说：“有我在，不难为你。只要你交上申请书，支部保证一次讨论就通过。”

向阳也觉得过分清高太辜负秉昆的良苦用心，便交了一份申请书。德宝替他改了改，命他又抄了一遍。

但德宝把话说大了，支委中有几个人同样不喜欢向阳，两次讨论都投了反对票。德宝一怒之下，将他们劈头盖脸大骂一通。这一骂，那几个人更铁了心地反对了。德宝回家对春燕讲了，春燕说你别管了，我办吧。德宝说你又不是我们厂的，你怎么办得了呢？春燕说她自有办法。

原来春燕在参加新标兵春节茶话会时，认识了市“上山下乡”办公室的一位女标兵。二人一见如故，特谈得来，很快也成了姐们儿。

春燕找那姐们儿将唐向阳的事一说，那姐们儿特激动。她说：“多值得宣传的事啊，满市找都找不到这样的典型来宣传啊！人家已经参加工作，都在厂里当班长了，居然还是决定下乡，这对‘上山下乡’动员工作是多大的支持呀！你不相告，我们还不知道。你别管了，我办吧！”

于是，那姐们儿立马向主任汇报。

主任也意识到这是出政绩的大事，立刻向主管市领导汇报了。

主管市领导批示：当前攻击“上山下乡”运动的反动言论很不少，特别是林彪反党集团在他们所谓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污蔑“上山下乡”运动是变相劳改，在社会上流毒甚广。此青年的出现，正可树为典型，大力宣传，以反击污蔑“上山下乡”运动的种种反动言论。声势要大，抓紧办，办好。

酱油厂的头头们全都知道唐向阳入团受阻之事，大为光火。

于是团支部书记被撤了，德宝被任命为书记。

党支部书记亲自主待召开了一次团支部会议，生气地训那几个反对者：“好端端的一件事，差点儿让你们给搞砸了！唐向阳哪点比你们差了？厂里能让一个很差的人当班长吗？人家不过就是下乡之前申请入团，在你们这儿怎么就难于上青天了？你们谁能学人家的样子也下乡去？谁学，写份入党申请书，党支部也可以考虑他的入党愿望！”

无一人说“我学”。

唐向阳入团成功，随之被报纸广播宣传为典型。厂里开了欢送会，各方面组织近几千人把他一个人送上了列车。二十岁出头的唐向阳表现出了良好的修养，虽然完全身不由己，却始终配合有度，并没怎么显出太不高兴的样子。

常进步在站台上哭了。他对向阳有话要说却说不出来，心里不好受。

秉昆知道他想对向阳说什么，把他推到向阳跟前，郑重地说：“我替进步说出他心里的话，他非常感激你这个班长对他的爱护。”

进步连连点头。

向阳搂住进步，在他手心上写道：“常去看看龚宾，给他带上象棋和扑克，他待那地方是很寂寞的。”

大家一块儿从车站往回走的路上，国庆说：“秉昆、德宝，向阳让我告诉你俩，他知道你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好，很感激，绝不会因为场面搞成了这样而对你俩有什么不满。”

秉昆没说话，无话可说，只有满腹的无奈。

德宝气不打一处地说：“龟儿子才希望场面搞成了这样！”

德宝回家埋怨春燕：“你和那标兵姐们儿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热闹？人家向阳根本就不想当什么典型！”

春燕委屈地说：“是我俩想把事情搞得那么热闹吗？我俩有这么大能耐吗？这年头，谁都难免会被利用一下的！当初让我写什么‘批林批孔’的文章时，那明摆着也是利用我。那时你不是比谁都替我着急，生怕我没被利用成吗？被利用一下怎么了？少块肉了吗？谁也别活得太矫情了，他唐向阳也不例外！”

一番话，噎得德宝无话可说。

市里既然把向阳下乡的事搞出了那么大的影响，兵团那边也不好平淡对待了，于是也为向阳举行了相当隆重的欢迎会。

不久，秉昆收到了哥哥秉义的信。

秉义在信中表达了对弟弟的不满：“本来不过是一件寻常事，怎么搞成了那个样子？你们真的认为，唐向阳一到我这里就成了备受关注的人物，对他对我都很好吗？以后凡事要长点儿脑子，不要被利用了还浑然不觉甚至自鸣得意。如果你对我这个哥哥也同样有点儿责任意识，那么我要求你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写信告诉我，以便我向对我产生误解的人有几句可解释的话。”

秉昆没想到被利用了的不仅是向阳，还让自己哥哥陷入了烦恼。

秉昆只得写了封长信，向哥哥如实汇报，而哥哥再没回信，想必因那事生了不小的气。

几天后，吕川也来信了——信纸上只字没有，仅是一个惊叹号后边加了两行问号。

秉昆郁闷透顶，将那页纸撕了，懒得回信。

邵敬文和师父白笑川对秉昆倒是既理解又同情，经常讲些笑话逗他开心，但接连几天，秉昆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一天，市革委会的一位领导到甲三号视察，也进到《红齿轮》编辑部转了一圈，说了几句表扬的话，同时提出要求，群众说唱艺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紧密配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斗争，否则枉为《红齿轮》。以后每期都要有战斗檄文式的作品发表，快板、快书、大鼓、相声等等都行，内容“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不限。每期至少有一二篇，有就有功，没有就要挨板子，或者别干了，让能干的人干！

邵敬文和白笑川两个诺诺连声。

领导走后，白笑川叹道：“真不想干了。”

邵敬文立刻说：“亲爱的白老师，千万别那么想！不冲别的，冲咱们老中青三个的良好关系，求您继续陪着往前干吧！咱们都得往前看啊！”

白笑川说：“那你来完成任务？”

邵敬文连连作揖：“还是您来还是您来，您已经轻车熟路了，能者多劳啊！”

白笑川叹道：“真有点儿舍不得离开你俩。为了咱们这份友情，那就让我豁出自己人格遗臭万年吧，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呢？”他拍着秉昆的肩接着说：“徒弟啊，连为师都落到了这般田地，你的心理是否平衡了些呢？”

从那天起，唐向阳下乡在秉昆心中造成的阴影逐渐消散，他的心理真的平衡了不少。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共乐区儿女中没再发生什么值得记载的事。龚宾出院了一次，疑心他叔叔龚维则自杀了，被二次送入了精神病院。其实他叔叔在劳改队安然无恙，服服帖帖地接受着劳改。赶超终于租到便宜又中意的房子，哥们儿几个帮他去抹抹刷刷了一番。那房子才十三四平方米，却朝阳，冬天不至于挨冻。国庆也在为自己和吴倩准备新房——他家屋后有十来平方米的小院子，他爸妈同意拆了，腾出地方给他和吴倩盖间小屋。他四处寻找可以挖出黄泥的地方，一旦发现，秉昆们就会借辆手推车帮他往家屋后边拉，以备脱坯。进步被德宝要到他们制醋车间去了，为的是替哥们儿几个照顾好他。

他们的人生按照底层的种种规律和原则一如既往地进行。北京政治舞台上则更加紧锣密鼓先声夺人，似乎又酝酿着什么惊心动魄的剧情。政治中国分明欲将民间中国的每一处空间全部占领，而民间中国以民间原则本能地也是低姿态地抗拒着，看上去很弱势，实则是一种策略。人心正在积蓄某种力量，人们已经看到了太多民间原则横遭践踏的现象，那原则乃是他们世世代代赖以抱团取暖的经验；他们受够了，一边被动地修复，一边在等待时机。他们相信：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九月初的一天上午，街上一阵口号声传入甲三号的小楼里，楼内的人们都跑到街上去看，其中也有秉昆。原来是对一些被判了刑的犯人进行游街示众，秉昆看到一辆卡车上并排站着“棉猴”和瘸子，挂在他俩胸前的牌子上写着“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投机倒把分子”。他俩也看到了秉昆，同时对他面露一丝惨笑。

秉昆立刻想到了郑娟一家，同时想到了一个字——钱。

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他都在想怎样才能保证郑娟一家每月仍有三十五元的生活费？他的第一个打算是让哥哥和嫂子每月寄给自己十元钱，但却找不到令哥哥和嫂子信服的理由。他又打算每月向德宝、国庆和赶超三个哥们儿各借五元，一想到德宝已经当爸爸了，国庆即将做爸爸而赶超在筹备婚事，立刻意识到那是很可耻的念头。怎么可以因为自己的私情而加重哥们儿的经济负担呢？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事，借到哪一天为止呢？以后怎么还呢？

回到家里，秉昆对母亲一反常态地讨好，还将春节时喝剩的半瓶酒摆到了饭桌上，说是要陪母亲高兴一下，同时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母亲当然高兴了，就和秉昆浅斟慢饮起来，又细说当年。秉昆问来问去，母亲讲东讲西。后来秉昆就问到了家中那件宝究竟是什么？母亲便从所藏之处把一个小小的红漆木盒捧了出来，秉昆打开看，里边是一对玉镯。

几天后，红漆小木盒摆在寄卖店的柜台上。寄卖店是早年间的当铺——虽是“文革”时期，寄卖店却没被取消，只不过由起初私营变成了公私合营，最终统统变成了国营。它的存在于国于民各有好处：既为老百姓留下了靠变卖家物渡过生活难关的一条出路，国家也有机会将民间珠宝甚至奇宝以很便宜的价格收集上来。因此，冲击寄卖店被列为与抢商店抢银行同罪的反革命行为。

验物的老师傅一边用放大镜验看一对玉镯，一边赞不绝口：“好东西，好东西，玉是上等好玉，做工也属一流，多年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了！”

秉昆问能当多少钱？

老师傅说，一对一千二百元店里可收下。

对秉昆而言，一千二百元是天文数字。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当，但成交并不那么简单，尚需几道手续。一要看户口本，按户口本将寄卖者的姓名住址登记在册；二要有街道或单位证明，对寄卖者作品德担保；三是寄卖者本人还要写保证书，保证寄卖物与贪、骗、盗、抢等犯罪行为无涉。当然，值不了几个钱的东西只看一下户口便罢，二百元以上的东西，一定要照章办事，三道手续缺一不可。这是为了防范参与过抄家行动的人见财起意、顺手牵羊，也避免小偷骗子们有机可乘。

秉昆只得先把手续备齐全了再去。

老师傅建议他把玉镯留在店里。他说：“年轻人，我可以给你开个临时收条嘛！你说你骑着自行车，书包里装那么贵重的东西，万一在哪儿开证明时被偷了呢？或者摔倒了把玉镯摔碎了呢？”

秉昆觉得人家说得对，揣好收条，先回家把户口偷了出来，接着到单位去写好了保证书，最后将保证书往邵敬文桌上一放，要求为他开一份证明。

秉昆那保证书上的变卖理由是在贵州的姐姐患了难治之症，急需经济援助。

邵敬文看罢，给白笑川看。

白笑川看罢，对邵敬文说：“咱俩太应该担保啦！”

于是邵敬文为秉昆写了不乏溢美之词的担保证明，盖上了编辑部的公章。他和白笑川对秉昆的欺骗丝毫未起疑心，也没奇怪秉昆那样的工人家庭怎么会有一对玉镯——谁家祖上传下了件好东西都是可能的嘛！在他俩想来，难治之症便是癌症了，反而大发同情地劝慰了秉昆一番。秉昆只得装出难过的模样应付着，同时因为自己的欺骗行为深感羞耻。

秉昆第二次到寄卖店时，听那老师傅正在办公室与什么人通电话：“您只管相信我的眼力好了，十年二十年后，这样一对玉镯绝不会再是现在这个价，翻十倍二十倍那是肯定的，太值得收藏了！”

当年，在那些操权握柄身居高位每月开着一百几十元高工资的人中，很有一批眼光向前看的革命投资家，房子车子都是国家分配，待遇是国家提供，看病是国家保障，他们的高工资委实没什么花处，于是都在寄卖店物色了线人，一边革命一边投资。那些年代寄卖店出现的珍贵东西甚多，几乎应有尽有。寻常看不见，昙花每乍现，往往便宜得很，谁买到手了，日后真是一本万利。

老师傅二次面对秉昆甚是不好意思，将一页纸放在柜台上，请秉昆细看，他自己则查看秉昆交给他的户口本什么的。

秉昆也没怎么细看，便在那页纸上签了名。

老师傅把户口还给他，将证明材料收了，之后把一个厚厚的信封交给秉昆，让秉昆点钱。

秉昆点钱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抖，他在梦中也没点过那么多钱。其实按张数也不是太多，一百二十张十元钞票而已。因为手指抖得厉害，连连数错，重数了几次。

老师傅问：“对吗？”

秉昆说：“对。”

老师傅说：“一个月内，你如果后海了，可以赎回。过了一个月，你那东西可能就属于别人了。”

秉昆问：“还有事吗？”

老师傅刚一摇头，秉昆立即转身而去。

他把一千一百元存上了，只留下了一百元。有了钱，心中不慌了。仍按每月给郑家三十五元计算，一千二百元差不多够给三年了。三年以后的事他考虑不了，那时最好如他所愿的结果是——他已与郑娟做了夫妻。许久没见到她，他反而想清楚了，男人若爱一个女人那就必须连同她的一切麻烦全都负担下来，他已有了足够的勇气。他明白自己的愿望也正是郑娟的愿望，那是她绝不会主动表达的，那种表达对她有多么的难。他也明白，自己如果因为她不主动表达而对他们共同的愿望讳莫如深，该是多么的虚伪。

他决定再见到她时说：“我要让你成为我的妻子，这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他蹬着自行车找遍了郑娟妈以往所在的地方，每个地方的人都说多日没见到那卖冰棍的老太婆了，这让他心中极度不安。他排除一切顾虑，大白天去往郑家只为探个究竟。在门外，听到郑娟在屋里小声唱《天仙配》插曲，正唱到“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担水来我浇园”两句。他放心了，看来郑家什么不好的事都未发生。他一高兴，直接推门而入——郑娟照例坐在炕上，怀抱着吃奶的孩子。她弟光明靠她坐着，头枕她肩。

她脸上流着泪呢，很意外地看着他。

他说：“我哪儿都没找到大娘……所以，就来了。”

光明说：“我妈死了。”

他呆了。

她腾出只手指了指桌子。

他扭头看上去，桌上曾放过的东西都不见了，摆着一张镶在框子里的破损了的黑白照片，照片上那年轻女人表情忧郁而沉静。相框前有两个盘子，分别放着馒头和西红柿。

她说：“也不知那照片是不是我妈的，从我妈的小布包里翻出来的。我觉得像我妈，你觉得呢？”她擦去泪，凄楚地笑了笑。

仿佛有只手从背后猛推了他一下，使他身不由己地双膝一跪，接着同样身不由己地磕了三个头。

当他站起来时，她说：“我妈一定很高兴你这么看得起她，她喜欢你。”

他再扭头看那照片时，觉得怎么看那年轻女人都不像郑娟妈。

他说：“你妈年轻时很漂亮。”

其实，那女人也谈不上漂亮。

她说：“是啊，真难以相信那是我们姐弟的妈妈。”

光明忽然又说：“我姐更喜欢你，你把我姐娶了吧！我可以离家出走，不做你俩的累赘！”

她说：“别胡说八道。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许插嘴，没礼貌。”

然而，她的脸顿时变得比西红柿还红。

他向光明发誓：“我一定。你要相信我的话，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你绝不可以有离家出走的念头，以后我们将是一家人，我和你姐会共同照顾你。”

光明说：“姐，我没看错人吧？”

她说：“你又插嘴，再插嘴姐生气了啊！”

光明说：“他的话是对我说的嘛。”

她说：“客人说什么，你小孩子家只要听着就行。”

他因为“客人”二字，心上很痛了一下。

郑娟将话岔开，说她母亲有一天回家后一言不发，像是在外边受了欺负，没吃晚饭，早早就躺下了。半夜说想吃一个西红柿，可家里没有。天快亮时，她听到母亲叹了口气，那是很长的一声叹气。好像叹完那一口气，无论以后再活多少年，再遇到多么犯愁的事，都将不叹气了似的。她说她从没听到过谁叹那么长的一口气，好生奇怪，拉亮灯时，见母亲张着嘴，大瞪着两眼己没了气息。她说她知道母亲那样一种死法，是因为放心不下她姐弟俩，是因为有话要留给她却没来得及。

他问是哪天的事？

她说的日子正是他猜到的日子，于是他明白，那老太太不是在外边受了欺负，而是受了巨大的刺激。她一定也看到了游街示众的情形，也看到了卡车上项挂大牌子的“棉猴”和瘸子。她是认识他俩的。他想她的感受一定和自己一样，头脑里轰地一片空白。他完全不了解她对“棉猴”和瘸子的看法，但是他同样猜到了，头脑清醒后随即摆在面前的严重问题把她彻底压垮了，从此每月没有了那三十五元，一家四口的日子怎么还能过下去？这对她无疑是致命的沉重一击，当时自己不是也为他们一家四口感到过空前的绝望吗？

郑娟却已经在说别的事了，她显然还不知道“棉猴”和瘸子的下场，还不知他们的日子曾出现过何等巨大的危机。她说她没想到街坊邻居们原来都是有善心的人，尽管天刚刚亮，一听到她和弟弟的哭声纷纷披衣而起出了家门。她说如果没有他们相助，她简直就不清楚应该怎么让母亲入土为安。

周秉昆已经不记得，自己又说了些什么话之后才走的了。总之，他出现得突然，离去得匆匆。他只记得郑娟始终坐在炕上抱着孩子，他走时她仅说了一句“谢谢你来看我们”。光明下炕送的他，他只许那瞎眼少年送到了胡同口，在那儿交给了光明三十五元钱。

光明说：“也没到日子呀。”

他说：“日子改了，告诉你姐，以后每月的这个日子我都会来。”

他兴许还说了“你们什么都不要怕，有我呢”。究竟说没说他完全回忆不起来，很可能只是他想说的话罢了。

后来几次他到郑家去，郑娟不是坐在炕上奶孩子，就是在做饭、洗衣服或者糊纸盒——那是街道干部为她联系的可以在家里完成的计件活，糊一个纸盒二分钱。她自豪地说，有一个月起早贪黑地糊了五百多个。

他没有再对她做出过任何亲近的举动，他做不出来了。他想到她的时候，头脑里居然也不再产生与性有关的意识了。他不是不爱她，他清楚自己对她的爱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有一次，他甚至帮姐弟俩糊了两个多小时纸盒。光明居然也能将纸盒糊得挺好，令他十分惊讶。孩子在炕上熟睡着，三人就那么都一言不发地糊纸盒，如同三个哑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