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的春节来了。

周秉昆和他的朋友们又聚在周家了。

秉昆妈到兵团去和秉义两口子过春节了。那是她的心愿，也是秉义夫妻的心愿。秉义调了一次住房，分到了有两小间住屋有一小片自留地的平房。师部机关干部若选择有暖气的楼房仍是一间，而选择没暖气的平房可以是两间。秉义夫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平房，他俩希望母亲前去分享乔迁之喜。

其实秉昆并不怎么欢迎朋友们再聚在自己家里，他希望在他家出现的是郑娟。三十儿晚上，他是潜入郑家陪郑娟姐弟俩度过的，后半夜才回到自己家。初一上午他补了个懒觉，下午挨家挨户给街坊们拜年，那是母亲交代的任务，他必须完成。初二一早，他和师父白笑川乘列车去了不远不近的一个县城。邵敬文的妻子女儿都住在县城里，他妻子是县委招待所所长，女儿上小学六年级。除了大部分时间不能生活在一起这一点美中不足，可以说，邵敬文的小家庭生活是幸福美满的。他春节前就一再诚邀秉昆师徒去他家做客，那种盛情难以谢绝。白笑川结过一次婚，没几年就因双方性格不合离婚了。他无儿无女，一直过着孑然一身二茬光棍的生活。秉昆明白，邵敬文主要是想让白笑川过一次不孤独的春节。

春节期间县招待所没人住，所有的房间都空着，这让秉昆师徒俩可以白住一个小套间。他俩原本的打算是要晚上赶回市里的，因为住得舒服，师父改变了想法，希望徒弟陪着多住一天。师父的希望对秉昆来说便是要求，他只能无条件服从。为了奖励秉昆的服从，在那两天里，白笑川极其认真地向徒弟传授了不少曲艺表演和创作的经验。邵敬文家的曲艺表演用物应有尽有，连口技哨子和三弦也有。三人或在邵敬文家或在招待所那小套间切磋技艺，邵敬文的妻子和女儿兴致很高地充当观众，有时还叫了些亲朋好友去看“演出”。那两日，秉昆受益匪浅。妻子女儿不在家时，邵敬文就温上酒，与白笑川就着炸花生、肉皮冻和凉皮儿什么的边豪饮边纵论国家大事。窗严门厚，不担心邻居家听到。原来他俩都是政治动物，并且对现实极其不满。他俩所谈的政治之事秉昆从不知晓，如同听两个人在合说评书《逼上梁山》或《杨乃武与小白菜》，听得义愤填膺了，也不敬自饮，也骂“什么鬼世道”！于是三个人居然勾肩搭背小声哼唱起来，然后东倒西歪地醉睡。酒醒后那两人又都心虚，问秉昆他俩是否说了什么犯忌的混账醉话。秉昆就说自己也喝醉了，什么都不记得。

其实，他相当清楚地记得他俩说的一些话。

初四中午，师徒二人才回到市里，秉昆到家又倒身补觉。他挺累，师父白笑川却觉得许多年没如此开心地过春节了。秉昆干躺着睡不着，头脑里没法不寻思邵敬文和师父讲的那些政治之事。他联想到了吕川，并且完全理解吕川为什么到了北京进了大学便判若两人，变成了政治动物，对社会现实不满，思想也分明开始“反动”了。

他突然意识到，从此自己也不可能不关心政治了，自己头脑里也开始有些“反动”思想了。

许许多多不正义的手段卑劣的事情真相，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好人看清，连他这样从不关心政治的人知道后都义愤填膺，看来中国要出大事了，而且简直太应该出大事了。他进一步意识到，自己无可救药地也成了一个思想“反动”分子了。

然而，他却并不恐慌，竟有种终于不再是一个“二杆子”的欣慰。但是，思想开始“反动”归“反动”，一想到春节过后刊物就要排版，他没多躺一会儿便起来，胡乱吃了些东西，责任感使然地改起了稿子。与邵敬文和白笑川一样，秉昆对那份刊物已有很深感情。他明白，努力完成好自己的编务，是他目前能做好的最有意义的事，绝不亚于为社会生产酱油、醋和味精。不同的是，作为后一种产品的生产者他从不曾获得到过真实的劳动者的愉快，而与两个对自己信任又友好的人合编那样一份刊物，不但使他感到愉快，还使他觉得是莫大的幸运。他爱这份刊物，如同爱养花的人爱小小的花园。对于许多人，酱油、醋和味精是生活必需品。对于他来说，那份刊物也是生活必需品。若有人贬低他的工作，他是会翻脸的。

他吸着烟，特别享受地改到第三篇稿件时，德宝与春燕两口子来了。他这才想起朋友们要在他家相聚的事。因为他初三不在家，相聚改在初四了。按他的想法，改完稿子要去郑娟家，在她家待上一个小时，天完全黑了再与郑娟一块儿来自己家。他要告诉她关于他们的一些打算，希望并且相信，之后他俩就又能互相亲近起来了。

德宝两口子的出现使他颇烦，却又只能尽量掩饰，装出高兴的样子。相聚不是他提出，而是朋友们决定的。十几分钟后，国庆两口子和赶超两口子也到了。他们领了结婚证，是合法夫妻了。因为这样那样的准备尚不充分，国庆两口子和赶超两口子尚未举行婚礼，但吴倩和于虹两人腹中，都已分别怀上国庆和赶超的种了。春燕做了母亲后发福了，就体形而言像熊外婆。她一脸愁苦，不过不是由于体形，而是由于经常开会，还得代表广大革命的妇女同志表态。一次两次她没什么意见，次数多了心里真的烦透了，用她的话说那就是“宁肯捧着别人的臭脚修脚丫子，也不愿再被当枪使”。让她更加不快的是，还有人一次次指示她动员徒弟于虹当积极分子。于虹才不愿意，有一次还对她生气了，这让她夹在中间备觉受罪。

吕川来不了，向阳来不了，龚宾也来不了。进步有事不能来，他们也不愿让他来——来了听不到别人说什么，他着急，也没人还有耐心写在纸上给他看。

德宝说：“除了吕川，五个秉昆的老友都到齐了。”

于虹问：“怎么是五个，而不是六个？”

赶超替德宝回答：“我们第一次相聚时没有你。我们都是一期的，你是二期的。”

于虹怒道：“我是最早与邪恶势力斗争过的！你们谁有那觉悟？还有脸在我面前摆什么一期不一期的鸟资格吗？当这里是黄埔，是抗大呀？狗屎！一个个都是满脑袋糠皮的货！在这里，我就没听谁嘴里说过一句关心国家命运的话。人家吕川来信批评了你们几句，你们还骂人家来着。”

吴倩不爱听了，反驳道：“我家国庆骂他王八蛋了不假，可我记得你也没说什么好听的话。”

国庆也说：“别忘了，为你那事，我和你那口子一块儿被关了七八天。”

秉昆听得心里更烦，找出《红齿轮》来一一分给他们，为的是阻断他们那种没意思的拌嘴。他们却没人看一眼，接过去都往屁股底下一坐。

春燕叹道：“我真希望有人能特有说服力地告诉我，怎么样的表态肯定是对的，怎么样的表态是不对的，不仅是被人当枪使了，而且是……”她扭头看一眼德宝，又说：“你说那个破词儿，我记不住。”

德宝以遵旨禀报的模样说：“为虎作伥。”

春燕皱眉道：“不是！我想不起来的是‘助’字打头的破词儿！”

德宝立刻又说：“错了错了，刚才走神了，那就是助纣为虐。”

春燕训道：“你走的什么神呢？咱们是为什么来的？是为了把政治搞清楚才来的！不许走神。”

国庆也讥讽道：“德宝长知识了嘛！你为什么就不能告诉你老婆怎么是对的，怎么又是不对的呢？”

德宝没好气地说：“我有那么高级的政治头脑吗？我搞不清楚！”

赶超说：“也没那么复杂吧？好比街坊吵起来了，那也是常有的事。咱们不相干的人并不清楚他们为什么吵，以为吵吵就拉倒了。可一吵就吵了十来年，以咱们老百姓的常理来看，那越嚷嚷越不说人话，还不让咱们老百姓消消停停过日子的，肯定不是好东西啊！”

一阵沉默后，吴倩小声说：“可咱们老百姓为什么就不可以不相干到底呢？”

又一阵沉默后，春燕也小声说：“是啊，我一向就这么想的。何况，也没谁非不许咱们消消停停地过日子，除非咱们自己不识好歹。”

于虹立刻顶了她一句：“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你经常被当枪使，那对你究竟是好呢还是歹呢？如果你认为那反而是对你好，那你自己图那个好去，我才不沾你的光！春燕，我的师傅，别怪我大初四不给你留面子，我今天把话搁这儿，你以后再被当枪使，别把我于虹扯上。‘我代表徒弟于虹’，这话你也给我少说！你代表‘广大的革命妇女同志’那我管不着，不许你以后再代表我！”

春燕一声不吭地听着，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待于虹数落完，她的脸又由白转红，红得像要渗出血来。

德宝的脸也红一阵白一阵，忍气吞声地说：“于虹，打狗还得看主人吧？”

春燕腾地跃起，将屁股底下的《红齿轮》一卷，当作短棍劈头盖脸地打向德宝。

吴倩叫道：“春燕住手！”

秉昆把春燕拖向她的椅子，让她重新坐下。

吴倩说：“春燕，于虹的话虽然说得太重了，但还真的值得你好好想一想。你应该记得我小舅的，当初你那篇‘批林批孔’的文章就是他替你写的。我小舅从去年初就离开他们厂的大批判组，别人再怎么劝也不干，甘愿回车间当工人。我小舅说，再写那种文章，太没点儿正义感了。”

国庆郑重地说：“我做证，她小舅是那么说过。”

赶超叹道：“然也，然也。以前是和咱们不相干，现在却有点儿相干了。尽管咱们才真的是小小小小的老百姓，可那也得做多少有点儿正义感的老百姓吧？”

德宝已在沉着脸吸烟了，这时也讥讽了赶超一句：“怎么做？请赐教。”

赶超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于是，大家都将目光转向了秉昆。

秉昆说：“连吕川也没在那些信里告诉咱们该怎么做，是不是？”

大家都点头。

秉昆又说：“那我更不知道了。”

大家互相看看，一个个都哑巴了似的。

秉昆想了想，接着说：“看我们光字片哪条街还像条街？条条街都成了名副其实的脏街！咱们全共乐区，几十条脏街都不止。咱们全市，几百条脏街都不止。咱们几家，住的都是什么破房子啊，可还有那么多比咱们住得还差的人家。咱们都参加工作六七年了，到现在也没涨过工资。工人们终于盼了一次涨工资的机会，往往还给你来个只涨百分之几，搞得各行各业拿工资的人明争暗斗，可不就会争出人命来嘛！最近我总在想，如果国家不由着一些人任性地折腾来折腾去，好好搞建设，把劲头用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咱们的下一代才会过上比咱们强点儿、自己想消停大概就可以消停的日子。”

赶超拍着膝盖叫道：“然也！然也！”

于虹也用卷成筒的《红齿轮》重重地打了赶超的头一下，呵斥道：“然你个屁！我还这么想呢？谁不这么想？想有屁用！”

一阵沉默中，德宝幽幽地说：“我还是那句话——怎么做？请赐教。”

秉昆惭愧地说：“我也希望有人能告诉我。”

一时间都无话可说，又沉默一阵，就交流起小道消息来。这些一向不关心政治的青年，居然也知道了不少从北京传向全国四面八方的“内幕”，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连民间的神经都因北京的剧烈晃动而绷紧了。如同一艘满载乘客的巨轮遭遇了海上飓风，海啸随之将至，不管是豪华舱的人还是头等二等以及底舱的人，那种不安是相同的。只不过底舱的人因为不明了甲板以上的情况，不安仅仅是一种更纯粹的本能反应而已，心理上尤其愤懑。

他们说的那些小道消息，秉昆全都听邵敬文和白笑川讲过。他两个自从不拿秉昆当外人了，将门一关，什么都敢讲的，讲到冲动处，还骂娘。秉昆由此明白，民间所传的小道消息与北京方面追查的“政治谣言”，就是一些真实的事件，只不过某些人怕老百姓知道罢了。朋友们不知道的，秉昆也从邵敬文和白笑川那儿知道了不少。为了不给邵敬文和白笑川惹来麻烦，秉昆对老友们也守口如瓶。他不是不信任他们的人品，而是怕他们管不住嘴巴引出祸端来。

他们却误解了他，以为他自从和“臭老九”混一块儿了，变成一个树叶掉下来都怕砸脑袋的人了。谈了一会儿，大家各自怀着对秉昆不同程度的不满怏怏而去。

初五那天，秉昆也没和郑娟幽会成。郑娟弟弟光明发高烧了，秉昆带他去医院打针。怕他的重感冒传染了郑娟的孩子，秉昆把他从医院直接带回了自己家。初六上午，高烧退了以后才将他送回郑家。接着，秉昆就得去上班了。

初七，秉昆妈从兵团回来。与秉义两口子共度了一次春节，她格外想念女儿了。算起来，她已快八年没见到女儿了，想得魂不守舍。秉昆遵从母命给姐姐寄了一封航空信，三月初周蓉回了一封航空信，保证说他们一家三口很快会与母亲和弟弟团聚。信上说，学校多了一名来自上海的女知青老师，他们一家想回北方多住些日子。

三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周志刚班里的诗人郭诚，背着秉昆的外甥女玥玥进了周家。他说周蓉和冯化成两口子有事回不来了，委托他将女儿先带到姥姥家。虽然没有周志刚和周蓉的信，秉昆母子却深信不疑。因为周志刚上次探家时说到过郭诚，给母子俩留下很深印象。何况玥玥长得极像周蓉，没什么可怀疑的。那年头组织上对人的疑心多，民间人对人却没多少疑心。郭诚喝了杯水就说必须走，因为他的东西寄存在车站呢。郭诚是河北人，还得再坐火车到石家庄转车。秉昆母子非常过意不去，却也不便挽留。探家之人有谁不是归心似箭呢？玥玥已快五岁了，似乎路上受了什么惊吓，一副想哭不敢哭的可怜模样。孩子从没见过姥姥和舅舅，郭诚一走，怕得大哭起来，在姥姥怀里扭动着大叫：“诚叔叔别丢下我！诚叔叔别丢下我，我不要自己在这里！”秉昆妈几乎都没法抱住她了，她的哭闹也让郭诚眼泪唰唰地往下流。

秉昆说：“别理她，哭一会儿就好了。”

他骑自行车送郭诚到了车站。

趁列车还没进站那工夫，郭诚告诉了秉昆实情。原来，他与周蓉一家三口结伴探家，途经某省一个小站时，列车出了故障，晚点几个小时。本来这也是常事。偏偏那日不知乘客中什么人发起，许多人就在那小站悼念起周总理来。当时已有“红头文件”一级级传达了，要求各地警惕“别有用心”的人继续悼念，煽动反革命行为。小站铁路警察们当然要制止，那也是奉命行事。乘客众多，又哪里制止得了呢？结果就发生了冲突，引来了大批手持棍棒的工人农民，结果流血事件不可避免，有人受伤，有人被抓走了。

郭诚悲痛地说：“我写了一首悼念周总理的诗，在车上给你姐和你姐夫看了，他俩都认为写得好，我自己也认为写得好。不过就是一首悼念诗，真没什么反动的句子。你姐夫是冲动型的诗人，双方一冲突起来，你姐夫反而高声朗读那首诗了。这时有个人一棒子抡在你姐夫腰上了，你姐夫一倒地，你姐将孩子往我怀里一塞，扑过去保护你姐夫。混乱中，你姐头上也挨了一棒子。我要不是怀里抱着孩子，也会扑上去保护你姐，可我抱着孩子啊！都是我那首破诗惹的祸，我为什么非得写那么一首破诗呢？咱们老百姓人家，为什么要出我和你姐你姐夫这种喜欢诗的人呢？”

曾经因为自己既是领导阶级一分子，又是工人中的稀缺元素，这位桀骜不驯的“大三线”资深工人泣不成声，说不下去。

秉昆却异常平静地问他的姐姐和姐夫后来的情况。

郭诚肯定地告诉他，他姐姐应在那个小县城的医院里，至于情况怎样就无从知晓。至于他姐夫，要么被关在什么地方，要么逃亡了。郭诚当时抱着惊恐得哭起来的玥玥，行李又都在列车上，只能选择在列车重新开动前退回车上。他把自己的诗写在几页纸上，给秉昆时说作个纪念。

那郭诚真是了不起，不但一路要哄好玥玥，还把周蓉两口子所带的东西全部带到了A市。

秉昆也很了不起，列车开走前居然能微笑着和父亲那年轻的工友拥抱、挥手。郭诚伸出手臂的那个窗口一远，微笑顿时从他脸上一扫而光。

秉昆能把满是大包小包的自行车顺利地骑回家，简直也是个奇迹。家中，玥玥睡了。姥姥把她妈妈从小到大的照片一一指给她看，这才取得了外孙女的信任，开始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然而，秉昆的个性终究还是脆弱的。他能在外人面前短时间地装出特爷们儿的样子，但在自己家里，在母亲面前，老疙瘩们那种担不起事的熊德性暴露无遗。

他一进家门就抱住母亲放声大哭。

母亲怕他哭醒外孙女，没让他进里屋，将里外屋门关严。

他原本并没有隐瞒的想法，那时他满心希望的只不过是得到母亲的安慰。

母亲一问，他把郭诚告诉他的事毫无保留地全说了。

母亲一句也没安慰他，她昏倒了。

首先赶到周家的是春燕妈，她是秉昆第一个求助的人。

春燕妈发动了几位街坊，还算及时地把母亲送到了医院。

三天后，春燕妈和街坊们又帮着把母亲接回了家。母亲成了植物人，春燕妈和街坊们从秉昆口中知道了缘由。

春燕妈是最后一个离开周家的，她走前对秉昆说：“孩子，拍电报让你哥回来吧。你家这样的情况，根本不是你撑得住的啊！你哥回来之前，需要我的时候你只管来找我，但是千万别找春燕啊……我的意思你明白？”

秉昆说：“明白。”

朋友们中，春燕和德宝是第一对来到周家的。

春燕看着仰躺炕上不省人事的干妈，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她临走时说：“秉昆，我也许只能来这么一次了。我们这样一些人接到通知，如果谁与你姐你姐夫那种事有牵扯，处理起来将比一般人重得多。”

秉昆说：“德宝，你以后也不要再来了。”

德宝说：“你骂我是不是？”

春燕说：“他来行。追究起来，我大不了跟他离婚。”

德宝怒道：“你想让咱们儿子没妈啊？再说这种屁话我废了你，信不？你自己也不想想，到目前为止，你除了经常被人当枪使，还他妈的哪点儿不一般了？”

春燕就又哭起来。

国庆两口子、赶超两口子还有常进步一起来的。进步的父亲因为不停地写申诉材料，又被关进了“学习班”。

趁他们在，秉昆去了郑娟家。

他一五一十地讲了自己家发生的不测之事，她吃惊又同情地问：“你想让我怎么帮你？你怎么说，我怎么做。”

秉昆就说，街坊们还是怕受牵连，他们能做的也都做了。他希望她能到自己家去照顾母亲和外甥女，白天她可以带着儿子和弟弟待在他家，晚上他负责送她们回家，留宿在他家也行。

郑娟有点儿犹豫。

秉昆问：“你也怕沾上政治的边儿？”

郑娟摇头。

秉昆说：“我是要付你钱的。”

郑娟说：“自从他俩出事了，你不是一直在用你的钱供我们生活吗？”

秉昆明白她说的他俩是谁，愣在炕前。

郑娟告诉他，她骗了他。其实，母亲死前那个晚上对她讲了自己看到他俩游街示众的情形。母亲建议她将孩子送人，那样她和弟弟靠卖冰棍或许勉强能活下去。母亲一再叮嘱，孩子只能送人，千万不能卖，若卖便是犯法。她犯法了，她弟弟就活不了了。她说正寻思怎么才能将孩子送人抚养时，他像救星似的出现在了她家。

郑娟说到“母亲”二字时，就像旧戏里的忠臣说到了“圣上”。她担心地问：“可你哪来的钱呢？你不会为了我们，也在做什么不可以做的事吧？”

为了让她放心，他坦白了自己卖镯子的事，追问她究竟顾虑什么？

郑娟流泪了，她内疚地说：“为了我们，你都把自己逼成这样了，我还有什么不愿为你做的呢？我是怕如果同意了你的想法，风言风语会让你吃不消啊！”

他说：“我家的情况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风言风语呢？我不想告诉我哥家里出事，他回来一次又能解决什么实际间题呢？如果你不帮我，我就无路可走了。”

他也流泪了。

郑娟叹道：“那我听你的。只要你不怕，我更不怕。”

秉昆回到家时，见家中多了一个和他们年龄差不多的青年，穿件兵团知青们常穿的那种旧黄棉袄。他说是兵团的，与秉义认识，回城探家，受秉义的委托到周家来看看。

秉昆要求他，暂时别把看到的真实情况告诉自己的哥哥。

他说：“你的朋友们替你嘱咐过我了，我不会的。”

他又说他受秉义的嘱咐，有几句话要单独对秉昆讲。

秉昆陪他出了家门到了小院里，他这才改口说自己是兵团知青不假，但并不认识秉昆哥哥。他是从兵团上大学的，与吕川是同学。他由于在日记里写了些“反动”言论，被同学出卖，随后被校方开除了。他这次要戴罪重返兵团，行前吕川托他捎东西给秉昆。

“你先看这个。”他将一封信给了秉昆。

秉昆抽出信纸，借着自家窗内透出的光，看到信纸上仅写了“此人可信——吕川”六个大大的钢笔字，连日期也没写。

那确实是吕川的字。

秉昆问：“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哥哥在兵团？”

他说：“吕川告诉我的，他常对我讲到你。”

秉昆问：“他好吗？”

他说：“一些人很尊敬他，一些人在监视他，也有些人在保护他。”

秉昆就明智地不再问什么了。

他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卷用塑料布包着的东西递给秉昆。

秉昆问是什么。

他说：“你看后就知道了，但是千万不要给别人看，以后要保存或要销毁，随你的便吧。”

他一说完，也没跟秉昆说“再见”就匆匆走了。

秉昆连他叫什么名字都忘了问。

秉昆没将那卷纸带进屋去，暂时藏在了小院里的一个地方。

他再回到屋里后，国庆他们什么都没问。玥玥在吴倩怀里睡着了，周家不断有对她表示喜欢的女人出现，她对陌生的新环境感觉适应了，也开始相信新环境的主人一个是姥姥一个是舅舅了。

朋友们离去后，秉昆趴在母亲和外甥女之间，一页页看那些抄自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诗歌，看得一阵又一阵地热血沸腾。

他认为那些诗应该发在《红齿轮》上。

第二天一清早，秉昆出门去倒泔水时，见小院外站着郑娟，背上用带子十字结花背着儿子，手牵着弟弟。

“周秉昆，你不可以这样。我们三个之间不管关系多好，首先是工作关系。既然是工作关系，每个人就都应该自觉地按照工作纪律来要求自己，你已经三天没上班，也没什么人替你请过假，这是绝对不可以的！”秉昆一出现在办公室，邵敬文就劈头盖脸训斥了他一通。

秉昆说了家里发生的意外，邵敬文立刻收回了批评，起身拥抱他，真诚地问自己能帮上什么忙。

他的拥抱和话语使秉昆心里热乎乎的。

秉昆苦笑道：“我都料理好了。”

“我也料理好了，白老师也料理好了。不料理好了后顾之忧，有些事是不能去做的。”邵敬文又说了这么几句让秉昆不解的话。

秉昆见白笑川的桌面收拾得一无所有，甚是奇怪，问自己的师父怎么没来上班？

邵敬文说，白笑川出差了。

秉昆问，到哪儿去了？何时回来？

邵敬文严肃地说：“只许你这样问一次。我的回答是无可奉告。”

秉昆便不再问，坐在自己办公桌前发了会儿呆，起身将几页纸默默放在邵敬文的桌面上。

那是郭诚的诗。

邵敬文看后，惊讶地问谁写的。

秉昆就讲了郭诚与他父亲的亲密关系，反问可不可以在《红齿轮》上发表。

邵敬文说：“咱们《红齿轮》正需要这样的诗，多多益善，我和你师父都希望能选一批这样说真相发真情的诗，出一期特刊。”

秉昆就默默地将吕川托人捎给他的诗，全摆在邵敬文桌面上了。

邵敬文看了几首不看了。他这才承认，自己和白笑川凑了一百元钱，由白笑川带着去北京了，为的就是要收集些诗尽快带回来发表。

他将秉昆拉起，大喜过望而又激动万分地说：“秉昆，你给我听好。我不能等白老师回来，怕那时就晚了。我要现在就开始选，选好了就送印刷厂请工人们加加班，要以印日报的快速流程来印，争取后天就出成品。你呢，你立刻回家。你在这儿既不能替我做什么，还分散我精力。这事会有严重后果，我和你师父都豁出去了。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总得有人豁出去做点儿什么。你给我记住，这事与你毫不相干，你一概不知。明白？”

秉昆说：“不明白。”

邵敬文说：“不明白就不明白吧。”他边说边将秉昆推出门去。秉昆想再进入，门插上了，敲门也不理。

秉昆回到家，找出存折交给郑娟，对她说或许有一天，自己会直接从单位就出差了，并且可能因为工作需要较长时间回不来。

她问：“真会有那么一天？”

他说：“我不确定，但今天领导打招呼了，咱俩都做好思想准备吧。你要善用存折上的钱，尽量花的时间长一点儿。”

她点头。

他就坐下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

她站在他身边，看着他写。他将所有自己视为朋友的人的姓名及住址都写在纸上，包括老太太和蔡晓光。当然，他也写上了父亲与哥哥的通信地址，但没写吕川、邵敬文和白笑川的联系方式。依他想来，如果那一天猝不及防地到了，吕川他们三人也就联系不上了。

秉昆起身交给郑娟那页纸时又说：“保存好。我的这些朋友和亲人，也将是你的朋友和亲人。”

她接过那页纸，低头无声地哭了。

他温柔地将她搂在怀里。他已经很久不曾对她有过温柔举动了，感觉她的身子在自己怀里微微发抖，感觉自己真是要出远门的丈夫，而她也真是他挚爱的妻子。这时，他才忽然理解了邵敬文那句话：“不料理好了后顾之忧，有些事是不能去做的。”尽管他还不清楚自己将会做什么事。

他说：“今晚别走行吗？”

她偎在他怀里点点头。

那夜月光大好，为了便于照顾里屋的亲人，他俩没将窗帘拉上。皎洁的月光洒满一炕，两个孩子、一个盲少年和一个植物人母亲躺成一排，都直溜溜地睡着，看上去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幸福”一词。

秉昆和郑娟睡在外屋。为了享受那月光，他俩也没将外屋的窗帘拉上。但这是他俩共同的借口，其实都是为了在不开灯的情况之下也能看清对方的脸。

月光体恤地成全了他俩的愿望。

他们享受的不仅是月光，还有对方。然而并无性事发生，都没那种心情，郑娟也说她不在安全期。

秉昆家发生的不幸，加上郑娟不在安全期这一无法逾越的现实，使两个对彼此身体朝思暮想的人，那时的爱只能体现为“精神至上”——尽管他们紧贴着的身体，都是一丝未挂彻底而纯粹的身体。

四月七日那天，一批样刊带着墨香由印刷厂送到了甲三号。邵敬文不知何故没在班上，秉昆一人帮着把样刊一包包搬到编辑部摆放好。他独自当班无事可做，索性拆了一包楼上楼下分送起来。

第二天，邵敬文还是没上班。

甲三号的气氛很不对劲儿，人们打照面时目光恍惚，似乎都无话可说了。

九点半钟，全体人员集中在一起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广播，大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秉昆只听了一会儿，就悄悄离去了。

他用自行车尽量多地带走了一些样刊，盲目地在市里到处骑行，将样刊分送给形形色色的路人，经过一些单位时，也会在门口放上几册。

此后数日，秉昆倒也太平无事。

他仍去上班。除了上班，他不知自己还能怎么做。

在编辑部照例无所事事，他便反复看样刊。那些印成铅字的诗依然让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他竟很享受那几天的上班时间，认为自己能参与编成一期诗歌特刊，实在是做了件很值得骄傲的事。

一天下午四点多钟，他打算回家，几下敲门后进来了两名公安人员。他们都年长于他，其中一人还是他在慰问演出时认识的。

不认识他的那个问：“你是周秉昆？”

他说：“是的。”

对方说：“跟我们走吧。”

他平静地伸出了双手。

认识他的那个说：“不给你戴。”

他说：“谢谢。”

他在门口站住，转身望着编辑部内熟悉的一切，像望着另一个家。

他在心里对吕川说：“哥们儿，谢谢你那些信，谢谢你托人捎给我的那些诗——这里也曾经是我周秉昆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