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周家的小院里出现了一堆黄泥和草绳。玥玥告诉小舅，黄泥是姥爷用土篮子不知从哪儿一次次挑回来的。那时，“十一”都过去了。

秉昆一有空，父亲就指导他和泥，抹墙，只动嘴，不动手。

秉昆心里装着那么大一坨子心事，却一直没从父亲那儿讨到一种明确的态度，对父亲的不满大了去了，活儿干得很不痛快。

父亲却说：“你是瓦工的儿子，和泥抹墙，这活你必须会干。连这活都不会干，太让人笑话了。”

秉昆说：“都快到上冻的季节了，抹得再好，明年开春还不往下掉？”

父亲说：“明年那就是我的事了，不是你的事。明年的事用不着你管，你现在给我好好学着干就是！”

到了十月底，秉昆断断续续地把屋里屋外该抹新泥的地方抹了个遍。每次都是这样，他抹着，父亲手握根棍，这捅捅，那戳戳，把一处处不捅不戳不至于往下掉的墙皮一片片弄下来。秉昆心里别提多来气，他甚至认为父亲很虚伪，明明对他和郑娟的事极其反对，却又不挑明了说，不但采取拖的策略，还对他进行变相的劳动惩罚。

整个十月里，父子关系不冷不热，起码在秉昆这方面无论如何热不起来，他不软不硬地顶撞父亲的情况时有发生。倒是父亲表现得挺宽容，每次都以沉默让即将发生的父子冲突化解。

秉昆没去过郑家一次。没什么好结果告诉她，他见了她也不知该说什么。他承诺的话说了一次又一次，却毫无实际进展，连自己都觉得太没意思了。

十一月三日是星期四，春燕妈的生日。秉昆组稿回到家里已近中午，母亲应邀带着玥玥到乔家吃生日饭去了。

周家只有周志刚在家，炕上放着大行李捆和装洗漱用具的网兜。

周志刚说：“你还果然这时候回来了，回来得正好。”

秉昆昨天说过今天回来吃午饭。

周志刚没容他坐下吃饭，命他扛起行李捆，自己拎起了网兜，说要送他去一个地方。秉昆扛的是自己的被褥枕头，网兜里也全是他的东西。

秉昆光火地说：“爸，你抽的什么风？要送我下乡？你别忘了‘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了！”

周志刚说：“你再跟我说话没大没小的，我可真扇你了，走！”

路上，秉昆忍不住又问：“送我去劳改？”

周志刚说：“差不多就是那么一个地方，有利于改造你的思想，能让你明白要成为一个有责任的男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在可以看见太平胡同的地方，秉昆百感交集，又光火起来。他恼怒地说：“我不往前走了，我哪儿也不去！”

周志刚说：“那你的东西你拎着。”

秉昆生气地从父亲手中接过了网兜。

周志刚又说：“我也不往前送了，我差不多是亲自把你送到地方了。从今天起，你住到郑娟家吧。有恩不报，那是不义。别以为我好骗，你和人家郑娟早都把生米煮成熟饭了，我还能想不到？如果你不与人家结婚，那是双重的不义！我们周家不许出不义之人，更别说双重的了。为什么非要你学会和泥、抹墙？就她家那屋子，如果每年不里外好好抹一遍，还能住几年？你勤快点儿，那家还能将就着算个家。你连和泥抹墙都不会的话，两年后它就变成一个窝了。现在你会了，我比较放心了。你妈问起你来，我就说你住单位去了。两个地方离得不远，你要经常回来看看我和你妈。郑娟暂时不要和你一块儿回来，我怕你妈见到她犯病，我拿她毫无办法。今后，你的担子那可就重了，你爸老了，帮不上你了。再愁再难的日子，你都要为那边三口把日子给我撑住了，而且要让他们觉得有了你就有了希望，不仅仅是又多了一口混日子的人！就这话，你记住了？”

秉昆望着父亲那张消瘦的老脸，想说“记住了”，却嗓子发紧说不出话来。他点了一下头。

周志刚张张嘴，分明还想再说句什么，同样没说出话来。他扬起手臂，朝郑家那儿指指，一转身便大步往回走。

秉昆想叫住父亲，再听他说些什么，张了几次嘴才小声叫了一声“爸”。那时他泪如泉涌。

第二天，他就和郑娟把结婚证办了。

屈指算来，他与郑娟认识快五年了。

接下来的一年里，秉昆与郑娟凡事商量着过日子，和和睦睦，从没发生过口角。日子清贫是不消说的，然而郑家那小屋里经常有笑声了。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郑家的后墙往外扩了一米，光明每晚可以在属于他自己的“抽屉”里睡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秉昆下班一进家门，立刻把郑娟紧紧搂住。

郑娟正做饭，笑道：“快放开我，一锅贴饼子要干锅了，什么好事让你这么高兴？”

秉昆说：“中央表态了，为我参与的那件事平反了！”

郑娟从他怀里挣出身子，掀开锅盖加了一大碗水，在一阵蒸汽中机灵地反问：“骗人！就你，还值得中央为你表态？”

婚后的幸福让她更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女子了。她的聪明是一种头脑简单的聪明，家中没收音机，也不订报。秉昆一上班，她眼里就只有儿子、弟弟和山楂。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她是不知道的，她生活在没有政治的环境中，并且自得其乐。

秉昆兴奋地说：“也不是为我一个人，是为许多人平反了！”

郑娟说：“那确实是好事，要不，中国以后没有肯为别人打抱不平的人了，那不就连有点儿血性的人也没了吗？”她踮起脚冲他耳朵又小声说：“为了你当年表现的那点儿血性，今晚我好好犒赏你哈！”

又是一夜“欢乐颂”。场地变了，浓情依旧。

这是很有中国特色的现象，由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极其贫乏单调，一切被底层人家认为值得庆祝一番的事，要么以集体狂欢的方式来呈现，要么以夫妻间的性喜悦来表达。在除过年节他们连瓶酒都舍不得花钱买来喝的年代，后一种庆祝方式不但不需花钱，而且快乐指数最高。

她在喜悦中智慧地说：“小人物不管大事情，咱们以后不参与那些事了！这一次平反了是你们的侥幸，再来一次绝不会这么便宜你们！”

他却不开窍地说：“国家兴亡，匹夫……”

她双手捂住了他的嘴，嗔道：“别以为我没听说过你想说的话，我听说过！国家兴亡首先是大人物的责任！咱们小老百姓没多大责任。咱们总是抢着担责任，会把他们惯坏的！”

郑娟的话对秉昆竟然也有影响。自那日后，秉昆在甲三号那些人的眼里变得日渐成熟。其实，成熟并非多难的事，努力工作、低调做人、学会发言而已。他本是热爱自己工作的，努力与愿望相符，无须任何人督促。他本是沉默寡言的，但这与低调是两码事。寡言到见了谁都不主动打招呼的程度，那就容易给人以“冷”的感觉，那是不讨人喜欢的。甲三号不再被认为是“臭老九之窝”，连某些领导都改口说那里是“藏龙卧虎之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今儿调走一个，明儿调走一个，调走了就被委以重任，就高升了。一名借调的小编辑，而且还是大众通俗刊物的小编辑，有什么资格“冷”呢？给谁看呢？平反前的秉昆并不思考这些做人原则——说不定哪天又被发落回酱油厂去了，思考那些有什么必要呢？

平反后他开始思考了，因为平反意味着为转正排除了障碍，且有了极大可能性。这件事上，兴许甲三号某人的一句好话就能让他心想事成，兴许某人的一句坏话就足以让他的夙愿成为泡影。他与郑娟谈到这些心事时，她给出的建议是，如果对人热情点儿、嘴甜点儿有利于实现自己的愿望，干吗不呢？

他说：“我读过的那些书里的可敬人物都是本色的，特立独行的。那些书告诉我做人的道理，为了实现个人愿望而违背性格的言行是可耻的。”

她说：“那要看一个人的性格实际上好不好吧？”

他说：“性格都是天生的，哪有什么好与不好之分呢？”

她说：“我想有的吧。如果你甘心一辈子做酱油厂的工人，那你天生的性格也没什么不好，也没影响你有一些知心朋友，可你要当一名转正的编辑，情况就不同了。你对人不热情点儿、嘴甜点儿，能组到稿子吗？”

他一想，也是的，自己其实早已不知不觉改变了天生的性格啊。

她又说：“就说咱俩吧，我一开始给你的印象很冷，对吧？如果我一直那么冷下去，咱们会有今天吗？咱俩那样了以后，你在我面前嘴可甜了，这你得承认吧？如果不是因为你嘴甜，我能心甘情愿为你家做事吗？”

他说：“咱俩是另外一回事。我们那儿有些人架子哄哄的，我根本就不喜欢他们，又怎么能对他们热情点儿，嘴甜点儿呢？”

她说：“你觉得别人架子哄哄的，也可能你的感觉是错的呀！我不像你读过一些书，除了小学和中学的课本，我就再没读过什么书，但我也是懂得一点儿做人道理的呀。我妈经常对我说，性格怎样和人心怎样往往是两回事。性格像皮肤，大太阳下晒久了谁都黑了，关在屋里一年半载的谁都会变得白了点儿。皮肤黑了白了，只要心没变，还是一颗好人心，那就还是先前那个好人。哎，你都读了些什么书啊？那些书里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没写进去？再者说了，你们那儿的人都比你年龄大，都有资格当你老师，你如果把他们人人当成老师尊敬着，对人家热情点儿，嘴甜点儿，那还不是完全应该的呀？怎么在你那儿就可耻了呢？”

那晚秉昆与郑娟进行了一次枕边的思想碰撞后，颇有胜读十年书之感。以前他与她不怎么谈单位事，认为不会从她那儿获得有价值的见解，后来则很乐于和她谈，甚至有点儿视她为枕边师了。

甲三号的人们都开始喜欢周秉昆了。特别是中年以上的人，包括架子哄哄的人，见了他都变得和蔼可亲。午休时，到《大众说唱》编辑部聊天的人多了。这让秉昆的组稿联络图又增加了不少新名字，也让邵敬文和白笑川喜在心中。他俩本也像秉昆一样，到了编辑部就如同小姐进了闺房，绝不往别的屋里去，都是自我幽闭式的工作狂，因而也都是给别人印象很冷的人。

邵敬文和白笑川一高兴，就主张开一次邀请甲三号全体人参加的联欢会。三中全会的召开让文艺界如沐春风，闻讯的人都说太应该聚在一起高兴高兴了。一个个憋屈了那么多年，他们中不少人渴望有机会释放释放，消除以往猜疑，重结友谊。任务落到秉昆身上，他邀请了《大众说唱》多位作者，均表示愿意参加。市委宣传部认为是好事，又邀请了一些文艺界人士——即将平反复出的人士，给他们一次亮相机会。

一九七九年春节前，联欢会在甲三号会议室举行，百余人到场，可谓名流云集，群星荟萃，气氛隆重。省委市委宣传部派人前来讲话，报社派来了记者，电台有人来录音。当年电视机是稀罕物，电台的实况录音就是最高规格了。

联欢会非常成功，各方面都满意。周秉昆的文艺活动组织能力也获得好评，参加各类座谈会的机会多了。郑娟为此订了一份日报。与晚报相比，日报社论多，精神多，阐释中央新政策、方针、路线的文章多。她把新提法、新词汇抄在小本上，让他睡前看一小会儿。从事曲艺表演的人大多背功了得，秉昆也差不到哪儿去。每晚必背，妻子抄在小本上那些话语便牢记在他头脑之中，逐渐形成条件反射，一轮到自己发言，也能对着话筒开口即说，不打磕巴，无嗯无呀，仿佛句句都是自己深思熟虑一般。尽管是背的报章话语，因为与表演技巧结合，不显山露水地掺杂了民间语言，竟可以说得真诚朴实，如同完全发自肺腑，一点儿也没有套话的痕迹，一点儿也不令人反感。

春节后的一天，邵敬文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刚听了两句，捂住话筒，小声对白笑川说：“你陪秉昆到外边去待会儿，十分钟后回来。”

师徒二人回到编辑部后，白笑川问：“哪儿来的电话？搞得神神秘秘的！”

邵敬文说是有关方面打来的，向他了解秉昆的情况。

白笑川替徒弟问：“‘有关方面’是哪方面？”

邵敬文很原则地回答：“恕难相告，对方要求不能让秉昆知道。”

白笑川又问：“了解些什么呢？”

邵敬文说：“较全面的情况，从政治思想、品德修养到业务能力，基本都问到了。”

白笑川再问：“你是怎么汇报的呢？”

邵敬文说：“我当然往好里评价啊！在我眼里秉昆本来就好嘛！”

秉昆忍不住也问：“你就直说，你估计对我是好事还是坏事吧？”

邵敬文沉吟片刻说：“对方完全是一种履行公务的官腔，还真听不出来……”

三人相互望着，沉默一会儿，白笑川拍着秉昆肩说：“脚正不怕鞋歪，就当没这么回事！”

然而秉昆却做不到，接连多日睡不踏实。他一再扪心自问，觉得自己的人生中无非两个“污点”。第一个已经平反了；第二个与瘸子和“棉猴”有关，他俩已判刑几年，要出卖自己早就交代了，不至于等到如今才有交代。毕竟多了桩心事，他不愿让郑娟不安，就憋在胸中，经常郁闷。

转眼到了五月，宣传部的同志宣布：正式任命邵敬文为《大众说唱》主编，任命白笑川为副主编，二人属于正副处级干部；周秉昆正式调入《大众说唱》，任编辑部代理主任……

甲三号的人纷纷来到《大众说唱》编辑部，表达祝贺。不少人认为，以秉昆的编辑能力和贡献，当编辑部主任完全可以，之所以宣布了一个“代”字，肯定是由于学历太低的原因。秉昆说能转正他己喜出望外了，至于是代主任或主任，根本不在他期望的范围内。

白笑川不高兴了，当着大家面说：“你这是没出息的话！你不在乎我在乎。有消息说即将恢复高考了，你如果有志气，那就替我争份光，用它一年功，把大学之门给我迈进去！在我退休前你把那个‘代’字给我去掉！”

邵敬文也说：“你能那样最好，编辑部主任的位置我替你尽量保留着。”

秉昆却说：“我家的情况你俩又不是不知道，就是考上了我也不能去读啊，何况我也未必就能考上。”

一番话说得邵敬文和白笑川默然无语。

有人问：“秉昆家什么情况啊？”

白笑川问秉昆：“可以说不？”

秉昆因为心中高兴，也没多想，脱口便道：“师父觉得有必要说就说，觉得没必要说就别说。”

“那我可就说啦！”白笑川不愧为本省曲艺界的“教头”，他从柜格内取出“家把式”——哪里个哪，哪里个哪，遂以山东快书的形式，即兴表演，把秉昆他姐、他姐夫怎么出的事，他妈怎么成了植物人，他和郑娟怎么相爱的，声情并茂地说了一遍。

白笑川是个智慧的人，他那么做可谓用心良苦。

他的目的达到了。一个形象斯文、身材颀长、年近六旬、满头白发的长者大声说：“小周勿虑，只要你将来能够达到毕业考试的分数，省艺校进修班免试招收你了！”

那人姓史名彦中，原是省话剧团的老导演，很有名气的一个人物，刚被任命为省艺校校长。

白笑川的山东快书感动了他，准确地说是秉昆家的那些事让他大为动情。

那确实是一个反“四人帮”英雄普遍受到尊敬的年代，也是一个中国式的人情味十分浓重的年代。反对“四人帮”的英雄和平反“右派”获得破例优待，不但不会受到谴责，反而会被传为美谈。

于是，众人皆大鼓其掌。

秉昆回到家里，把降临自己身上的两件好事对郑娟一说，她禁不住喜极而泣。

秉昆又说，他得与朋友们在光字片的家里聚一次了，否则他们会挑理。

“可是你不能去，我怕我妈见了你又犯病。”秉昆说这话时，心中满是歉意。

郑娟表示特别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