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了。

春天，到底还是来了。

某一个季节会姗姗来迟，却从没有哪一个季节能蓄意不至。细想想，海誓山盟不大靠谱——沧海桑田往往也是瞬间之事，地老天荒可谓永恒，但物是人非斗转星移，变化真是不可阻遏。

春天是地球上所有生命期盼的季节。夏季烂漫热烈，牵着的可是春姐姐的手。踏春也是觅夏的另一种说法。

A市的春天比历年都来得迟，三月下旬居然降了一场大雪，有几天气温又冷到了零下二十四五度。那几天一过去，天气一下子变暖了。

如同一列晚点的列车突然提速想要正点抵达终点站似的，人们还没从多雪寒冷的冬季缓过神来，春季便以猝然到眼前的方式无言地宣布——我来了！

从三月下旬到四月中旬，天气一日比一日暖和。A市冰雪融化的积水到处都是，对人们出行造成了极大妨碍。不论是上班族还是上学的学生，都不得不穿上了夏季大雨后才穿的防水靴。

光字片的情形比往年更糟。光字片的泥泞程度，甚至超过了“二战”纪录片中德军曾在苏联大地上经历的泥泞。光字片人家的大人和孩子，那二十多天里生活得也很狼狈。小孩子还好说，吃喝拉撒全在家里，不出门就是了。中小学生也好说，几所学校临时放假。大人们却不能不上班，一回到家里就不出门也太失家长的尊严。即使出去上厕所，几处东倒西歪的公厕经过冰雪水灌，都满得浮悠浮悠的，上公厕对大人们来说也成了一件危险事。许多光字片的大人穿的防水靴那些日子里根本就没弄干净过，一出门全是泥靴。

市政府调给共乐区几辆卡车，特批了一批砖。有些区干部跟着满载新砖的卡车到处转，见着哪些地方泥泞得不成样子，便命车停住，指挥跟车的环卫工人往泥泞中垫砖。往光字片的泥泞中垫的砖最多，因为光字片的街道坑凹多，有的地方需要垫两层砖。

共乐区的群众很感激。

春天来了。严寒终于过去，天气逐渐暖和，人们的情绪也变好了。

至于泥泞，与刚刚度过的严寒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党和政府并没有坐视不管，而是在积极主动地想办法。

一天，秉昆回到家里，郑娟背着两个儿子悄悄问他：“别人家一到了晚上就偷外边那些砖，咱家也把就近的砖往回搬几块行不？”

秉昆说：“不许。别人家怎么样咱们不管，咱家人不可以那样。都那样，不是白垫了吗？不是又不好走了吗？”

郑娟说：“可别人家不这么想啊！反正泥泞一干，那些砖也不会再有人拉回去了。下手晚了，都成别人家的了。”

秉昆说：“现在泥泞还没干。”

郑娟说：“都是新砖。”

秉昆听得起疑了，沉下脸问：“你是不是已经往家搬了呀？”

郑娟只得承认，她和两个儿子弄回家了二三十块。

秉昆问放哪儿了。

郑娟就指——有的摞在桌子底下，有的垫在箱子底下，都用布帘遮挡着，还有的埋在煤堆里了。

秉昆说：“难怪咱家有了一股不好闻的味儿。”

郑娟说：“别人家那味道也好闻不了多少。”

秉昆生气了，训道：“我再说一遍——别人家是别人家，咱们家是咱们家，咱们没必要跟别人家照样学样。”

秉昆生气另有原因。共乐区光字片的街道如此泥泞不堪，他无法再骑自行车上班，每天得提前一个小时出家门。从“和顺楼”回到家里也便晚了一个小时。区里派人往泥泞中垫砖，作为家住光字片的人，他也心存感激。毕竟，未等光字片的人们集合起来到区政府市政府门前静坐，区里起码把该做的事做在前边了。当下，也只能做到那个份上。有人把垫在泥泞中的砖往家里搬，他是知道的，甚至看见过，而且看见的不是别人，是春燕她二姐和二姐夫。他们被他见到了一点儿都不害臊，还厚着脸皮跟他打招呼呢。他当时说：“那样的砖弄回去多脏啊！”春燕她二姐夫却说：“脏也是好东西，夏天用水冲冲就见新了。”他快到家时，一脚踩向白天明明垫着砖的地方，不料踩了个空，扑哧踩到泥泞中，险些跌倒。当时不由得对那些贪小便宜的人内心骂出了脏话，及至明白了是自己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干的事后，他自然生气。

他本是高兴而归的，因为从“和顺楼”拎回了些饭菜。都是名厨做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一年到头吃不到几次。同样是鸡鸭鱼肉，自己家在年节也做不出那种好口味来。何况还有两只大对虾和几条海参，那可是妻子儿子从没吃到过的东西。“和顺楼”的生意依然红火，天一转暖更红火了。韩社长的经营思路是走高端路线，菜谱越上档次越好。为此，他派人专门去大连采购海鲜，去省内外山区买山珍野味。狍子肉和野鸡、野猪肉在“和顺楼”的菜谱上已不算稀罕，最新增加的菜品是“飞龙戏猴”。猴非指猴子，而是大个的猴头蘑，绝对野生的。“飞龙”是一种少见的鸟，也就半斤来重，估计一只“飞龙”仅能剔下二两多肉，但据说极其鲜美。秉昆自己一口没吃过，只是听客人们赞不绝口。还听他们说，世上关于美食的那句“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的“龙”，其实正是指的“飞龙”。那么珍稀的东西，一般是不会炸炒了来吃的，基本是炖汤。秉昆喝过一小碗汤，确实鲜美，却并没感觉比炖得好的鸡汤好喝多少。“飞龙戏猴”一上了菜谱，“雁肉炖猪蹄”就显得不怎么上档次了。

周秉昆胖了，腰粗有肚腩了，体重增加十几斤，脸盘大了，红光满面。师父白笑川也胖了，“和顺楼”的每个人都胖了。胖得最明显的是国庆他姐，不再是从前那个脸色灰黄面容憔悴的女人了。身子圆了一号，扎不了小围裙，得扎大围裙了。

这要感谢“和顺楼”的顾客们。他们的成分变了，以前的厂长副厂长们少了，经常有些身份不明的人士光临。虽说身份不明，但看上去都非等闲之辈。他们的年龄大抵与周秉义差不多，偶尔也有女性出现在他们中间，年龄则与周蓉不相上下。他们口中常常不经意似的说出一句语焉不详的话——“你家老头子”或“我家老头子”，说时有种意味深长的否定口吻，如同在说过时落伍了的前朝遗老，却也不乏那么一份得意和自满，仿佛在谈什么古董，虽然并不直接就是黄金或钻石、珠宝，但其文物价值还是举世公认的。如果说的是“我们老头子”或“你们老头子”，那么老头子的概念就截然不同。白笑川告诉秉昆，后一种老头子已不是指父亲们，而是指大官们了。那么说的人可能是秘书，也可能是下属。

“和顺楼”新客们的京腔语调明显，偶有操南方口音或说不清东南西北的异地口音者。他们中有人出现两三次，以后就不再来了，也有的接连一个星期乃至更长的日子每天都在“和顺楼”吃午饭和晚饭。

秉昆认为，从他们的种种表现来看，应该都是入住北方宾馆的客人。

白笑川说：“那是肯定的，本市最好的宾馆哩。”

秉昆奇怪地问：“宾馆的伙食也很好啊，为什么非到咱们这儿来吃呢？”

白笑川说：“当然是不愿受到关注啰！北方宾馆那是省市领导经常设宴招待客人的地方，外宾会出现在那儿，中央领导也会出现在那儿，而他们的事要尽量避人耳目进行。再说，咱们‘和顺楼’的菜比北方宾馆有特色，咱们是后来者居上啊！”

“他们来咱们东北干什么呢？”

“别问我，你自己有耳朵，留意听听就明白了。”

秉昆觉得师父如同福尔摩斯，只要是引起他注意的客人，不必亲自接待，望着对方上得楼来选包间、看菜谱、点菜的过程，就能从他们的举止和简短的话语中将他们属于哪一类人判断个八九不离十。与师父的能耐相比，他自己注定了永远都是“华生”。

新一茬客人大抵是斯斯文文、彬彬有礼之人，对服务员的态度都很绅士，言行得体而低调。他们称呼服务员“您”，即使接过热手巾后也会习惯地说句“谢谢”。他们亲昵地叫服务员“小妹”，这让年轻的服务员们受宠若惊。与他们相比，本省本市某些工厂里的头头脑脑简直就是“大老粗”了。后者几乎都是大嗓门，动辄对服务员呼来喝去的，稍不顺心，往往还拿服务员撒气。后者的吃法那真是胡吃海喝，经常吼吼叫叫地划拳行令。最被服务员们瞧不起的是他们当着客人的面打包。打包当然是应该提倡的，但也不能当着客人的面呀！——“那菜给我装上，我先说的！”某些随从往往还当着客人的面这么争。连服务员有时都看出来客人们是瞧不起的。那样一来，谁还愿投资合作呢？

其实服务员们是不欢迎打包的客人的。如果每一拨客人走后餐桌上只剩下了空盘子空碗空酒瓶，那服务员们不也就只能两手空空地下班了吗？或者说，起码“和顺楼”的服务员内心是不怎么欢迎走后餐桌上什么都不剩的客人们的。

而对服务员以“您”相称，有时还亲昵地叫她们“小妹”的新一茬客人们，则从不打包。他们每顿点的菜不少，但显然不是为了胡吃海喝，而是为了摆满一桌子好看。并且，他们习惯于每次从最贵的点起，象征性地点几样便宜的家常菜是为了荤素搭配。酒也是每次都必上的，当然是“和顺楼”所能提供的最好的酒。

他们点得多，吃得少，浅尝辄止，都像美食家。

他们饮酒适量，从不死乞白赖地相劝，彼此敬酒也就是举一下杯意思到了而已，更不划拳。

他们走后经常剩一桌子菜，并且会歉意地说：“不好意思，可不是嫌菜做得不好啊！”

服务员却会眉开眼笑，内心欢喜。

秉昆们突飞猛进地胖起来，正是归功于他们的频频光临。

秉昆起先不参与瓜分他们的剩菜。他是副总经理，也那样颇觉难为情。

有一次，白笑川问他：“你嫌弃呀？放心，他们都是比你讲卫生的人。何况人家都用公筷夹菜，有的菜根本就没怎么动过。”

秉昆承认他们都是些特绅士的客人。

他说：“我不是身份在这儿哩。”

白笑川说：“论身份我可是正的！忘掉咱俩的鸟身份。我还往家带呢！这些日子我尽喝好酒了，你师母吃我带回去的东西都快营养过剩了。为郑娟和你两个儿子着想，你得把那点儿不好意思变成好意思。”

秉昆也参与瓜分了。怀着对新客人们的敬意和感激，有时他很愿意亲自充当他们的服务员。

从他们的交谈中，秉昆听出他们到A市来究竟想要办成什么事了。原油、煤、木材、大豆……本省的好东西都是他们经常在饭桌上说到的，对于本省曾经驰名全国的工业产品如轴承、各类发动机、车床上用的各种型号的刀具以及亚麻布匹，他们也极感兴趣。相应的，自然便谈到列车车皮条子管用不管用、省市哪一级领导做得了主这样一些话题。

一想到自己和许多百姓人家烧不上好煤挨冻也许与他们有关，秉昆对他们又不免嫌恶起来。

他问白笑川：“那他们就是人们常说的‘官倒’了？”

白笑川说：“你还真悟出点儿门道了。”

秉昆又问：“可他们都不像官呀！”

白笑川说：“你要是以为‘官倒’就是官们亲自‘倒’，那又幼稚了。”

秉昆想了想，接着问：“既然他们会‘倒’，咱们当地也需要把一些资源产品销售出去，搞活本省的经济，那他们的作用不也挺好的吗？”

白笑川说：“要看怎么来论这种事了。稀缺物质一向是由国家垄断的，也是由国家这里调拨一批那里调拨一批来卖的，所以叫统购统销嘛！不是说这对发展经济有多么好，如今稍有思想的人都看出来了并不好，把经济该有的市场活力给统死了。但是，人们也都会在头脑中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有些人现在可以倒卖那些稀缺物资？还有化肥、棉纱、矿藏，国内还不够用呢，他们一倒能倒到国外去。还有紧俏商品呢，比如好卖的烟酒什么的，允许谁倒不就是允许谁发财吗？在古代，这种行为叫‘私贩禁货’，那是要杀头的。普通人是绝对倒不成的，没批条啊。为师也不算很普通的人，那也搞不到批条。你哥你嫂子、你姐你姐夫够不普通的了，他们也肯定搞不到。”

“那怎么有些东西压在有些厂的仓库里，一压二三年卖不出去，他们一‘倒’就出去了，厂里还得千恩万谢的？”

“是啊。可不得千恩万谢哩，积货变成现钱了，可以给工人发点儿工资了！那些工厂的头头脑脑就要问自己个为什么，怎么国家一说让自己找市场，那些头头脑脑就蒙了，那些搞推销的二大爷就变成厂里白养的人似的了？”

“我听我朋友国庆和赶超说，有些自称神通广大的人，其实把出厂价压得很低，还能转手卖高价……”

“还能给厂里的头头脑脑一些回扣，对不对？”

“对，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举四得——买方买到了自己不容易买到的东西，倒卖的人塞鼓了自己的腰包，厂里的头头脑脑的收入变相提高了，工人们工资有了。师父你怎么看呢？”

“我的看法很明确啊，腐败就会蔓延啊！”

“可也有人说腐败没什么可怕的，腐败是搞活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润滑剂——师父你又怎么看呢？”

“我看……我的看法哩……那都是些浑蛋王八蛋啊！”

白笑川忽然从嘴上取下烟斗，高喊一声：“我操他们八辈祖宗！”

当时不在饭点上，没客人听到。楼上楼下的服务员们，都从上下左右呆望着他。

白笑川又小声对秉义说：“这就是为师的立场。”

接着，他朝受惊的服务员们连连挥动握着烟斗的手说：“没事没事，突然想开开嗓子。干你们的活！”

在与师父白笑川管理“和顺楼”的日子里，秉昆觉得自己受益匪浅。以前师徒俩聊的话题仅限于曲艺和曲艺界，所谓人情世故而已。师徒二人成了“和顺楼”的经理、副经理后，常常就聊到国计民生，别看师父平常一副对任何事都很看得开的样子，其实骨子里也是忧国忧民，忧得深，看得也深。

然而，秉昆也就更多了些忧郁，这些忧郁源于对自己的、亲人的、朋友们的以及下一代人命运的担忧。

那天晚上，服务员们全都下班后已经十点多了，他仍要求师父留下来。

秉昆说，如果不与师父再聊聊，他会憋闷出病的。

谈话基本上还是他发问师父回答的方式。

“为什么你头脑里明明有那么多看法想法，我哥请你到军工厂做一场报告，你却不给他面子呢？工人们听听你那些看法想法没什么不好啊。”

“你又幼稚了不是！我那些看法想法，可以跟你讲，可以跟一些人在私下里讲，如果在台上做报告，特别是面对目前日子不好过的工人们讲，往小了说是个事，往大了说就是个事件。我将吃不了兜着走，你哥也将受牵连。你哥是仅从你口中听到了我讲的只言片语，如果他也像你一样听到了我讲更多的话，他肯定也不会让我去讲了。”

“师父，我怎么觉得，咱们‘和顺楼’越来越像是一处腐败发源地了？”

“发源地肯定不在咱们这儿，咱们这儿想成为腐败发源地那也成为不了。咱们‘和顺楼’只不过就是第三或第四策源地罢了，连第二都算不上，第二才不会选咱们这种地方。人家到咱们这儿来了，那基本上是该办的事已办得差不多了，在咱们这儿放松放松，从容地吃着、喝着、聊着，再往周到处议议而已。怎么，你有什么不快？”

“师父，我心里是不快。我不想干了，真的。我为什么要为‘官倒’、腐败分子服务呢？咱俩一块儿回编辑部吧！我想我在编辑部那张办公桌了……”秉昆心里不是滋味儿，差点儿掉下泪来。

白笑川用烟斗刮了他鼻梁一下，安慰道：“别这样，你搞得我心里难受了。”

秉昆追问：“那你答应了？”

白笑川犹豫地说：“秉昆，你如果没把话问到这儿，我还真不想告诉你，怕影响你在这边干着的情绪。咱们那份刊物，怕是注定要不行了。你别瞪着我好不好？你也别不信。不能怪韩社长不重视，也不能怪目前编辑部的人不像咱们三个当初那么有责任感。实际上他们也着急，也努力了。咱们那刊物的好时期过去了，即使再由咱俩和老邵接手干，那也不会梅开二度了。”

“为什么？”秉昆巴不得师父立刻说出原因，一把从师父手中夺过烟斗，不许他再吸了。

白笑川却从兜里掏出了半包烟，不紧不慢地吸起一支后，将烟盒朝秉昆一递：“我看你也得来一支了。”

秉昆急着听原因，干脆吸起师父的烟斗来。刚吸两口，呛咳嗽了。

白笑川嘴角叼烟，一手轻拍他后背，才说：“是啊，为什么呢？我也总在想这个问题，最近才有点儿想明白了。咱们曲艺吧，它主要是娱乐大众的。娱乐这件事呢，得有好心情。大家心事太重的时候，很难真的娱乐起来。好比动物们，冬天又冷又找不到食物，它们就孤僻，有的还干脆玩冬眠。即使合群的，那群也不怎么活跃了。春天一来，水草充足了，你看吧，食草的撒欢，掠食的精神，胃里一饱，大的小的都喜欢找点儿乐子。为什么地上的动物啊、天上的鸟啊、昆虫啊大多数在春天交配呢？心情好哩！人也是动物哩，尤其如此。那几年咱们那曲艺刊物为什么能办得火？也不是咱们三个有多大能耐，是赶上了一个多数中国人心情特好的时代，不是说那是第二次解放、人民的胜利吗？咱们那刊物是应运而生。今天情况不同，当年的开心劲儿过去，许多老百姓面临新的实际问题——物价上涨，工资虽然也涨了，却涨得跟不上趟。许多工厂生产过剩，工人发不出工资，报销不了医药费。儿女老大不小要结婚了没房子住，想自己盖个小偏屋吧，能盖的地方都盖满了。咱们那刊物叫《大众说唱》，恰恰是面向老百姓的，娱乐他们的。他们都心事重重，完全没有情绪娱乐，就连上帝也办不好咱们那份刊物了！”

秉昆的嗓子已经能适应烟斗的刺激了。他深吸了一口，眉头紧锁，“那咱俩可该怎么办？”

白笑川把烟头拧灭在烟灰缸里，夺回烟斗，淡淡地说：“别无他法。为了编辑部那些人能开出工资，为了咱们那些服务员不失业，‘和顺楼’还得经营好啊！”

秉昆接着发问：“腐败就发生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咱们经常看在眼里，听在耳中，心知肚明，却还要待以上宾，周到服务，笑脸迎送，且不论咱们自己的感受如何，后人又将怎么评论咱们呢？”

白笑川呆呆地看了秉昆几秒钟，语重心长地说：“秉昆啊，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就奇怪了，你这种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呢？”

秉昆不待师父说完，就说道：“你影响的。你和邵敬文一块儿影响的。当年，你俩不是都说过要让后人瞧得起咱们的话吗？”

“我们那种话你记住它干吗？”白笑川用烟斗敲了一下秉昆的头，“此一时彼一时。咱们算老几？咱们怎么样了，后人根本不会记得。除非咱们这样的庸常之辈做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否则根本不会的！就说咱们三个当年都被关起来了的那件事吧，‘文革’后头一二年还有人记得，到如今有人记得吗？可一些大人物、名人，即使当年只不过说了一句半句不满‘四人帮’的话，你看被记得那个长久、传得那个广泛！你要明白，同样一件正义的事，他们会被记住，咱们会被忘记。对于他们，又成了资本；对于咱们，只不过是一种个人经历而已。反过来也一样，后人才不会拿咱们‘和顺楼’说事，更不会说到咱俩。还是我刚才那句话，咱们这样的人算老几？根本不值得后人说道！所以你一点儿都不要觉得别扭。‘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过后不思量。’这就是你师父的心态，希望也是你的心态。有人在这儿进行‘官倒’、搞腐败、商议权钱交易，咱们又没参与，问心无愧。把他们的钱赚了，一部分发给肖国庆他姐那样的员工，咱们应该感到欣慰。咱们中国不兴给小费，若兴，我带头接。你要是不接我还不依你！”

师徒俩聊到了很晚，临走时秉昆也没搞明白师父那些话究竟是他的真实想法，还是只不过是些气话。

这天晚上，由于妻子和两个儿子的行为，周秉昆觉得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扇了一耳光，连日来他的不良情绪再也掩饰不住了。

他让正在写作业的楠楠放下笔，让正在给猫梳理毛的聪聪停下来，立刻把那些藏匿起来的砖再搬出去，原先垫哪儿还垫哪儿。

两个儿子不情愿地看着母亲。

郑娟不以为然地说：“爸如果活着，那些砖就都是他眼里的宝。”

秉昆没好气地说：“但我爸绝不会赞成你带着他的两个孙子干这种事！”

如果他只这么顶了郑娟一句，也许郑娟会与两个儿子一块儿往外搬砖，尽管他并没命令她。

但他又说了一句实在不该说的话：“估计你妈才会赞成！”

此话让郑娟惊呆了。

楠楠对姥姥是有印象的，也有相当深的感情，他替母亲抗议道：“这件事和我姥姥有什么关系？”

秉昆话一出口，立刻意识到说得很不应该，正懊悔着，听了楠楠的话顿时冒火，冲楠楠吼道：“你住嘴！”

楠楠将笔啪地往桌上一拍，生气道：“你贬低我姥姥，我就有权抗议！”

秉昆也被顶得呆住了。

聪聪这时大声说：“为往家搬那些砖，我妈的手都弄破了。”

气头上，秉昆又说了一句实在不着调的话：“活该！”

郑娟本是坐在楠楠旁边丈夫对面的，此时猛地起身离开大屋走进了小屋。

秉昆为了平息一下情绪，大口大口吸起烟来。

两个儿子从没见过父亲对母亲这种态度，不安压倒了不情愿，都默默去做父亲命令他们做的事了。

哥儿俩忙了半个多小时，弄得衣服上尽是泥，秉昆也不帮，只管坐在那儿吸烟，发呆。

楠楠大声问：“妈，我明天上学还有换的衣服吗？”

郑娟也不出小屋，回答：“自己找。”

楠楠便开始翻箱子，为自己找，也为弟弟找。换上了干净衣服后，谁也不叫爸爸一块儿吃饭，干脆自己先吃上了。

秉昆将带回来的东西放在桌上说：“可以吃这些。”

哥儿俩连看都没看一眼。

秉昆在桌旁坐下，谆谆教诲说：“你们长在小市民成堆的地方，所以你们要从小对自己有要求，防止小市民习气沾染到你们身上。”

楠楠又顶了他一句：“防不胜防呢？长在小市民成堆的地方怨我们自己吗？”

秉昆心里又腾地冒起火来，他竭力克制住。

“咱家要是住玥玥姐姐住的那样的小楼，我俩就不往家里搬那些脏兮兮的砖了。”聪聪说。

聪聪的话比楠楠的话更让秉昆冒火，他无语了半天后问：“你怎么知道玥玥住在哪样式的房子里？”

聪聪就看楠楠。

楠楠说：“别看我，别那么多话，好好吃饭。”

聪聪吃了两口饭后忽然问：“爸，你知道什么是沙发吗？”

郑娟没吃晚饭。

秉昆睡下后，郑娟问：“原来你内心里那么瞧不起我妈啊？”

秉昆说：“我气头上的话，你别在意行不行？”

郑娟说：“酒后吐真言，气头上往往也是的。”

秉昆说：“往往不等于都是，那根本就不是我内心里对你妈的看法。”

郑娟说：“是不是，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秉昆诈尸似的坐起来，扭身低头看着她，冷言冷语地问：“我已经请你别在意了，你非在意不可？”

郑娟反问：“我就不明白了，不过几块砖的事，怎么就会惹你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训我们娘儿仨？我们那么做不也是为你吗？怕天暖和了你修房子找不到砖，又得四处求人，这值得你发那么大火吗？”

秉昆无言以答，倒尸似的躺下了。

郑娟一翻身以背相对，不再理他。

他也一翻身，懒得解释。

春天毕竟是好季节。

春天的到来让城市恢复了生机。与刚刚过去的漫长而寒冷的死气沉沉相比，简直可以说处处生机盎然。多雪虽让城市的大街小巷肮脏了一些日子，却也让城市里高高矮矮粗粗细细的每棵树都因地水充足而枝繁叶茂。除了柳树，它们的每一片叶子都长得翠绿翠绿的，叶尖一律争强好胜似的向上。不少人惊讶地发现，扎根在什么地方的一棵老树，本以为彻底死了，却又奇迹般地发出新枝长出新叶来。就连某些遗留在人行道边上没被挖走的大大小小的树墩，居然也挺直地长出一尺左右的嫩枝嫩叶！那一种新绿真是养眼啊。

人的心情分明也变好了些。寒冷、缺煤、挨冻、生病、医药费难以报销的问题，工厂前途未卜以及工人们对自身命运的担忧，似乎都因春天的到来淡化了。

城市的压力随着寒冬的过去而消除了一大部分，剩下的种种疑虑依然像冻疮似的存在于人们心中，然而，确实淡化了。

一种未被官方承认的说法在A市流传：省市领导达成了相当一致的看法，环卫系统不裁员，优先保障不拖欠他们的工资。领导们认为，处在转型发展的困难时期，市容应该尽量干净整洁。否则，脏乱差现象更容易在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离心力。

对于官方为什么不公开坐实这个传言，民间给出的解释是怕引起其他行业心理失衡。然而，省报确实发表了一篇社论——《城市要干干净净地经受困难时期的考验》。这篇社论似乎间接回应了民间传言，也似乎证明了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看来一个困难时期肯定要来了……

物价上涨，工资不够花并且被拖欠，医药费不能及时报销；有的退休老工人保存着将近一年退休金那么多的医药费报销单据，人却已经死了。考不上大学的子女们很难找到工作，想结婚的儿女们离开了父母家就没地方去……

这一切已经让普通百姓人家的日子够艰难的了，还仅仅是刚开始吗？到底将会艰难到什么程度呢？这些疑问成了普通上班族们经常的话题。

春天来了，人们交谈时火气不那么大了。

有人说，新中国成立以后除了没怎么发生过拖欠工资的事，其他事老百姓不是早都经历过了吗！年年说难，再难不也一年又一年地熬着过来了啊！

有人说，大冬天在家中挨冷受冻的滋味儿固然让人恼火，但活活冻死人总是个别现象吧？挨饿的年代饿死了多少人啊！

有人说饿死的主要是农村人口，又有人说农村人就不是人了吗？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再艰难也得挺住啊！

还有人说，天塌下来有众人的头顶着呢！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政府绝不会不管的。想那么多没用，那是政府该操心的事……

一九八八年春季，A市普通上班族中的大多数在寒冬之后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淡定，城市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下，但很快又绷得更紧了。

比忧心忡忡更让城市不安的另一种潜在紧张开始蔓延，那就是愤懑。

伴随着此种愤懑，经常从人们口中说出的一些敏感词是特权、腐败、官倒、损公肥私、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等。

愤懑的发泄当然就是憎恨和诅咒。

A市已经多年没搞过卫生运动了。

一九八八年春季，A市搞了一次比以往规模都大的卫生运动，不再叫“爱国卫生运动”，而是叫“春季卫生运动”。报上相应发了一篇文章，主旨是批判过往口号为王、宣传不着边际、假大空的陋习。

没过多久，一些环卫工人出现在光字片，受到居民的热情欢迎。泥泞在风吹日晒后已变得干硬，在地面上留下了沟沟坎坎、深浅不一的足迹。环卫工人们的工具仅仅是铲子、板锨和柳条篮子。他们把沟沟坎坎铲平，用板锨扬上一层沙子再拍实，并把公厕和下水道口周围铲下的脏土装入篮子，倒进停在远处皮卡车上。违章房盖得太多，卡车不能开进光字片，只得停在远处。铲下的脏土如不清走，夏天无疑将是蚊虫苍蝇的滋生地。

居民们向环卫工人们提供开水、脸盆和洗手水，还积极参与环卫工人们的劳动。

郑娟自然也参与了，楠楠和聪聪哥儿俩在完成母亲交代的任务擦窗子。初建时打下的地基四十几年后仍起着有目共睹的作用，周家老土坯房的下窗框虽然离地面很近，但毕竟还较方正地呈现在地面之上。每年天暖以后，周家仍是第一家把窗子擦干净的。

聪聪扭头望着街上说：“哥，全没了。”

“啥？”

“砖呗。”

“你怎么还想着砖？不许再想。”

“哥，你说是偷了砖的人家多，还是没偷的人家多？”

楠楠被弟弟锲而不舍绕进去了，不假思索地说：“那么多砖全没了，当然是偷了的人家多啦。”

“没听什么人查问那些砖哪儿去了呀，环卫工人也都不提。”

“当时那些砖往这儿垫时，根本没人想着日后再拉走。”

“将那些砖弄回自己家去，就不能算偷呗。”

楠楠愣了愣，训道：“不许你再想了，你怎么还想！”

聪聪说：“我当然要想啦！那些帮着干活的人，有不少就是往自己家弄砖的人。你看他们谁也没不好意思呀，倒是一个个都显出好居民的样子呢！可咱爸那种人，为了砖的事不但吼咱俩，还吼咱妈，让咱妈到现在心里还有疙瘩。哥，你说咱爸是不是缺心眼呀？”

楠楠朝弟弟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不许对咱爸背后说三道四！咱爸是市里大饭店的副经理！缺心眼的人能当副经理吗？”

“哥，副经理是不是官？”

“当然也是。”

“那咱爸当了官以后，怎么反倒开心的时候少了呢？”

“操心呗，累的吧！”

“那，咱爸和咱大伯，他俩谁的官大呢？”

“你问这个干吗？知道也不告诉你！”

聪聪幽幽如大人似的叹口气，忧伤地说：“我也好想像玥玥姐姐那样，有一天能住到大伯大婶那样的家里去。哥，我不愿意再和那些咱爸说的小市民住在光字片了，你也早就不愿意了，是不？”

他此话刚一说完，屁股上挨了重重一巴掌——郑娟打的。

郑娟戳着聪聪脑门呵斥：“胡说什么呢！你刚才的话要是让你爸听到，不罚你站墙角才怪！有些事不该小孩子想的，想了也不该说出来！你为什么要那么想，还说出来？”

聪聪并不明白，但母亲严厉的表情，分明在间接宣告那些想法十分可耻。既然已被大人认定，他也只有稀里糊涂地认罪了。

他低着头替自己辩护：“我只是跟我哥说说哩！”

楠楠说：“妈，别训我弟了，是我不好。我弟那话是因为我的话头引起来的。”

郑娟转而声色俱厉地训楠楠，责备他不该跟弟弟说不安分的话，把弟弟的心思都给搞乱了。

聪聪保证道：“妈，我再不说第二次行了吧？”

郑娟不依不饶地说：“也不许跟街坊四邻家的孩子说！传到大人们耳朵里，了得的事吗？一个孩子，生活在光字片，小市民长小市民短的，咱家还不被当成公敌呀？”

于是，聪聪保证永不再说“小市民”三个字。如同不明白自己希望住进好房子里的想法为什么可耻一样，他也不明白“小市民”三个字为什么对别人具有侮辱性。这一点郑娟其实也说不清。

已经上初中三年级的楠楠同样说不清楚。他含混地回答：“总之是不好的话呗！妈，你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我弟也保证，你就别没完没了。”

郑娟还是很给大儿子面子，不再说什么了。义务劳动尚未结束，她告诉楠楠，玥玥在小街口等他，她有两张苏联电影票，要和他一起去看。

楠楠顿时高兴起来，又是刷牙又是洗脸，郑娟找出他春季所穿的最好的一套衣服。

聪聪说：“我也去！”

郑娟说：“没你的票，你去干什么？”

聪聪不高兴，表现出对哥哥的嫉妒，失宠了似的嘟哝：“看场电影还要再刷一遍牙洗一遍脸啊？弄得满地都是水！”

楠楠说：“下个星期我带你去动物园，听说大象生小象了。”

聪聪说：“不去！”

楠楠说：“咱俩约上玥玥姐一起去。”

聪聪这才高兴起来，转而用刷子替哥把鞋刷干净。

郑娟替楠楠梳头，暗中塞给他零花钱。

楠楠小声问：“妈，我怎么样？”

郑娟欣赏地说：“帅着呢！”

当妈的倒也不是在虚夸自己的儿子，楠楠长得很有几分像后来被千千万万少女迷恋的一个偶像。

站在小街街口的玥玥穿了一件红色的薄呢短大衣，下摆刚及膝部，束腰的，显得亭亭玉立。她脚上的平底扣绊皮鞋是新的，擦过一次油，却没往亮擦。玥玥喜欢穿皮鞋，但不喜欢穿擦得发亮的皮鞋。呢大衣和皮鞋都是金婆婆给她买的。

她站在那里像美人蕉，不少参加义务劳动的女人忍不住看。

望着楠楠跑向玥玥，他俩拉着手一起跑远，郑娟发自内心地笑了。

有女人问：“那小公主似的半大姑娘是谁呀？”

她很光彩地说：“我们楠楠他小表姐，他俩看电影去。”

那人说：“没见过表姐弟俩手拉手的，都不是小孩子了，那可不好。”

她说：“从小在炕上一块儿玩着长大的，亲哩。有什么不好的？挺好。我喜欢看到他俩那么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