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节前几天，军工厂招待所住进了一位老干部，穿灰色的四兜中山装，有秘书伴随，估计是不小的干部。老厂长们陪同他到处参观，还约一些工人干部谈话。他听说了杜德海的事后，很希望与杜德海见上一面。老厂长告诉他，按杜德海本人的要求，厂里已经派人把他送回山东老家了。

“怎么可以送回老家呢？那怎么可以呢？送回农村去，等于让他早死吗？”他发火了。

老厂长解释说，确实是按杜德海的一再要求才那么做的。每月工资确保按时汇去，另外还给重病补助，定期派人探望，带去所需药品。

老厂长说：“是按处级干部的待遇对待的。很例外的，厂里目前只能做到这样了。”

老干部沉默了半晌后才说：“该例外那就例外，我支持。不为别的，图个问心无愧吧！”

“五一”节当天，厂里又开了全厂职工大会。人们都已经知道了，从北京来的是一位中将。工人也罢干部也罢，多是曾经的军人，对从北京来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中将的视察，还是分外重视。大礼堂的过道都站满了人，挤不进礼堂的人分散在各车间听有线广播。

将军出现在台上时已是一身军服了。

不待下口令，台下每一个人都站起来了。

将军在台上以标准的军人动作立正，转着身子向大家敬礼。

于是，台下的人也都齐刷刷地立正，还礼。

这些曾经是军人的工人、干部多年没在厂里见到过正规军人了，何况是从北京来的一位中将，大家心情格外激动，如同《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说的，“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就来了”。

将军请大家落座后，有人扯着线把话筒递向他。他声音洪亮地说：“你省点儿事，我不用那玩意儿。”

将军说：“刚才咱们互敬的是军礼，可你们现在已不是军人。军工厂的工人，首先是工人。互相敬的军礼不能算我这一方向大家表示的敬意，现在大家都别动，我按咱们民间的老规矩给大家鞠上一躬，感谢大家多年来为中国军工事业做出的贡献！军队不会忘记你们！”

老将军鞠九十度大躬时，台下许多人流泪了。

将军挺直身板，话题陡转：“今天大家很给我面子，来了这么多人听我讲话。据我了解，你们新上任的党委书记有话对你们讲时，你们很不给他面子，台下只坐了很少的人，是不是啊？”

台下就响起了笑声。

将军此时才坐下，开始对着话筒说话：“我希望大家支持他的工作。我们任用一名干部是很认真的，不是省里推荐谁我们就用谁。过不了我们的考察关，省里的推荐是白推荐，这一点不必我说你们也知道的。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各方面都反映他人不错，可以说是个好人。好干部得首先是个好人。你压根儿就不是个好人，鬼才相信你会成为好干部！大家说对不对？”

台下许多嗓子齐声喊：“对！”

将军接着说：“至于能力嘛，谁的能力也不是天生的，都有个磨炼的过程。据我们考察，他还是有些能力的。我们希望他带领大家迈过目前这道坎……”

台下忽有人减：“都不知他上哪儿干什么去了，没法支持他工作！”

将军笑道：“你们不知道，我可知道，你们老厂长当然也知道。大家别胡乱猜疑，明白他是为大家做事去了就行。成不成没把握，不愿意先张扬，证明他是个稳当的人嘛……”

会场逐渐由最初感情浓厚的拉家常，转向了庄重严肃的关于国计民生的形势报告。工人们从将军口中听到了一般难得听得到的国家宏观经济情况、财政收支等数据，如同每年“两会”代表听了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将军讲到经历了十年“浩劫”，国家教育、科技、军事装备、工业基础设备落后等实际情况，讲到了物价上涨的原因，讲到了贫困农村的生活现状。

将军说：“农副产品价格不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就难以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一提高，工人的钱就不够花了，全靠国家财政来补贴，国家又拿不出那么多钱。一个国家的教育、科技、工农业生产水平要进步，不往里多投钱它就不行！以前为什么问题不突出？因为只与咱们的过去相比。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力每年都在辛辛苦苦地创造财富，与过去比当然看到的永远是成绩。改革开放以后，咱们才开始要求自己横着比，走出国门一看一比傻眼了。不是比人家落后一星半点儿，在体现一个国家实力的主要方面，起码比发达国家差半个世纪！要赶上去那就不得不改变国家全局性的企业结构。一改变，必然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日子很不好过。军工厂的工人是具有军队光荣传统的工人。我的同志们，要求大家要像军人在战场上那样，受伤了得咬紧牙关，再疼也不轻易叫唤出声来。总而言之，军工厂的工人尤其要成为工人阶级的榜样！”

会场气氛逐渐凝重，每个人都听得屏息敛气。

老厂长最后讲话时强调，将军是为大家做了一场内部报告，内外有别，内容不得外传。谁外传了，追究起来，由谁个人负责。他同时宣布，将军也给大家带来了一笔“转型支持款”，不是太多，却也不少，等于雪中送炭。拖欠的工资基本可以补发齐，拖欠的医药费也有一部分能报销了——原则上是工人优先于干部，工人中按家庭困难程度来决定报销额度。决定权完全交给群众，实行大民主，以群众充分讨论的结果为报销依据。

台下终于响起了姗姗来迟的掌声。

老厂长再次强调：“关于‘转型支持款’，大家尤其不要外传，这是纪律！”

工人们往礼堂外走时，每个人内心里都有种难以言说的感受。一方面，他们听到了一场被称之为“内部报告”的讲话，而且是由北京的一位老中将讲的，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毕竟还是比一般工人特殊，每个人都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有的工人往外走时甚至说“今天好像当了一回高干”。并且，体现为金钱的实际关怀，也让他们不再有理由满腹牢骚。另一方面，要求他们做榜样，“受伤了得咬紧牙关，再疼也不轻易叫唤出声来”。这一“光荣的历史任务”让他们备感压力，有工人自我调侃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是要做榜样的人那也得有无穷的力量啊。咱们这种上养老下养小靠工资吃饭的人真有那么大的力量吗？”

然而，连那些铁了心要赴京上访的工人，竟也收敛了，不再暗中串联。

五月中旬，树更绿了，天更暖和了。

一九八八年，A市每一棵丁香树的花都明显地比往年多许多，有些树上的花多得几乎遮蔽了叶子，给人以只见花不见叶的感觉，香气也比往年浓。

这让多愁善感的人们聚在一起时不由得大发感慨：“多好的夏天啊，要是一边没有转产、物价上涨、拖欠工资和医药费这些愁人的事，另一边没有‘官倒’、权钱交易、腐败这样一些气人的事，真是就没有什么理由不热爱生活呢！”

正如常言所道，世态惯逆人愿，愁人之事假以颜色步步向百姓逼近，气人之事仿佛在验证“气死人不偿命”的真理，层出不穷。民间流言此起彼伏，非属愁人消息，便是气人传说。

然而，军工厂的工人们却如同吃了什么定心丸，很少躁戾表现。

他们上任不久的党委书记周秉义终于回来了，一出车站就被厂里接他的车直接送到了医院急诊室。鉴于他胃溃疡复发严重，医生给出了两种治疗方案。一是保守之法，不需住院，在家服药休养，但稍有不慎，将会导致胃出血。若抢救不及时，必危及生命。二是采取非常措施，当日住院，尽快手术，切除三分之二的胃。术前术后，起码住院一个月。

他选择了保守疗法，却并没带着药回家，而是又直接去厂里向领导班子通报。

三个多月里，他的个人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在他与多方面的艰苦斡旋之下，一艘苏联的退役巡洋舰循着曲折的航线驶入了离A市最近的邻省港口。巡洋舰抛锚时，他胃痛得直不起腰了。

他带回了一包合同。按照那些合同，巡洋舰已由苏方卖给了中国南方一家大钢铁厂。买方付了订金，他们对将从舰上拆下的优质钢的质量特别满意。他们准备把那些钢材回炉后重新轧成钢板，不但过程简单，同等优质的钢材国内还生产不出来，大有赚头。卖方也非常满意，他们把巡洋舰变卖的心情特别急切，愿意让利。周秉义为军工厂争取到了一单拆舰业务，完成后将有近百万的收入进账。买方不懂怎样拆舰，相信交由军工厂来拆能完成得尽善尽美。对于有三千多名工人的军工厂来说，近百万元虽不是多大数目，却也能暂解燃眉之急。

全厂干部工人不得不对新任的党委书记刮目相看。没有人具体知道他是怎么成功的，周书记向领导班子的汇报轻描淡写，听来似乎是撞上了好运。

领导班子要求他必须在家休养一个时期，剩下的事就不用他再操心了。

在冬梅的逼问之下，秉义承认是由于在国内外豁出性命来喝酒才把胃又喝出问题来的。他深有感触地说：“真不愧曾是一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老大老二不属于同一人种，但国家性质分明也能造成人类的基因雷同。那边和这边一样，经济也不景气，却一样公款吃喝之风盛行。客人只要在喝酒方面被认为很真诚，不好办的事也比较好办了。”

秉义除了给玥玥带了几套印有苏联各地风景的明信片，给小阿姨小菊带了一个俄罗斯套娃，再什么也没往回带。

老太太对女婿尤其刮目相看，居然以“秉义同志”来称呼女婿了。

她对女婿的成功之举给出的评价是：“证明了两点——组织是有眼光的，我也是有眼光的。”

在军工厂，关于周书记大获成功的原因开始被以非组织方式总结和宣讲。

有人认为得益于他俄语好，对俄罗斯和苏联时期的文化以及人情世故相当了解，与“老大哥”们有较多的共同语言，能和对方们谈到一块儿去。

有人认为他得到了沈阳军区老首长的帮助。一艘外国巡洋舰驶入中国港口，尽管是一艘老掉牙的根本没有了任何军事用途的古董，那也不是闹着玩的。手续别提多复杂了，没军方疏通想都别想。生产建设兵团当年归属沈阳军区，他是兵团知青，如今成了军工厂的正厅级党委书记，军区的老首长觉得脸上有光，乐于相助。

有人认为他当年北大那些同学帮助也肯定不小。那些同学中有高干子弟，他当年又是系学生会主席，想必与他们关系不错。如今他是厅级干部，当年是高干子弟的同学必然视他为自己人，而帮自己人差不多等于帮自己。都是走在同一条道上的人，谁都有用得着别人的时候啊！

以上总结互相之间没多少歧义，都承认对方给出的解答是成功原因之一。

他们只在一点上分成了两派，即周书记丈母娘起过作用没有？

一派说肯定起到过作用啊！自己唯一的女婿当了军工厂的党委书记，新官上任三把火，就算大忙帮不上，拉拉风箱这种忙还是帮得上的吧？

一派说别把金老太太的剩余能量估计高了。资格再老，级别毕竟在那儿摆着。党内暗比资格，明论级别。你资格老，人家可以对你表示尊敬，但听不听你的就两码事了。毕竟只不过是位正厅级享受副部级待遇的离休老太太，官场上有时还将她的话当成话来听，纯粹是中国人尊老敬老优良传统的体现，是为了哄她个高兴而已。

一日冬梅下班回到家里，情绪看上去不大对劲儿。虽然还是亲自服侍秉义喝了晚上那一剂汤药，脸上却少了享受幸福时刻的和颜悦色。

两口子躺在床上后，冬梅睥睨着丈夫说：“亲爱的秉义同志，可以向你打听个事吗？”

秉义说：“你别跟妈学。她是老干部，有那种赏识我的资格。咱俩可是夫妻，你也称呼我秉义同志为哪般啊？”

冬梅说：“谁赏识谁还得有资格啊？又长知识了。以后可不敢再乱叫你秉义同志了，但‘亲爱的’还是可以一直叫的吧？”

秉义笑道：“当然！夫妻间的特权啊。”

冬梅却仍然一脸严肃地说：“那好，我就利用一次特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嘛。说不定哪天也许真的作废了呢？亲爱的，冒昧地问问你啊，认识一位叫奥丽娅的苏联女郎吗？”

秉义一愣，随即红了脸，窘态难掩地反问：“你听谁胡说了些什么？”

冬梅从枕下抽出卷成一卷的报纸，像用短棍似的打了秉义的头一下，愠怒道：“自己看，第六版。”

一九八八年，国内许多报纸的版面增加，栏目自然也丰富了，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打副刊牌以吸引眼球，有的叫“文艺万象”，有的叫“世间百态”，花边八卦充斥，大有泛滥之势。

原来，秉义这边在大功告成后休养着，与他同舰来到中国的“老大哥”们可没闲着。中苏关系已缓慢解冻，睦邻关系的新一页已翻开。戈尔巴乔夫总统即将访问中国，两国的人见面都不由自主地互相示好。那几位“老大哥”在邻省的海港城市一出现就成了香饽饽，身影所到之处不但被市民的笑脸包围，也引起了记者们注意。记者仍是相当体面的职业，被采访仍是件得意的事。若被别国的记者采访，回国后便可成为经久不衰的谈资。偏偏那几位“老大哥”都有点儿不甘寂寞，喜欢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中国的报上，一被采访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极尽伶牙俐齿。

邻省那座城市的那份小报记者，对国内一家军工厂怎么玩“空手道”成功倒卖一艘老巡洋舰半点儿兴趣都没有，却对一位厅级干部在苏联的“艳遇”如获至宝。于是，这样的大标题就出现在了报上：跨国生意促成异国恋，公私双赢开出浪漫花。

周秉义一见标题，立马光着膀子坐了起来，怒道：“太无聊了，这件事我得问责，我要去找省委宣传部！”

冬梅冷着脸说：“我还没发火呢，你先发什么火呀？看清楚了，那是咱们省的报纸吗？”

她是听同事们说起来，才颇费周章弄到那么一份报纸带回家的。她心里也很光火，却不是对那份小报，而是对丈夫的不忠。

秉义见不是本省报纸，不免英雄气短，恨恨地嘟哝道：“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无聊透顶！”

冬梅说：“不是那么回事呀，亲爱的？你还没看内容呢，消消气，看看再给我个交代吧。”

秉义大略看了看，心中暗暗叫苦。就真实性而言，那篇报道无中生有胡编乱造的成分倒也并不太多，只不过行文暧昧，不是色情，也是情色。

待秉义放下报纸沉默不语，冬梅开始了质问：“不想给我一种解释吗？”

秉义说：“确实不是那么一回事！”

冬梅说：“那就照你的版本讲给我听听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相信以自己的智商，听了之后会得出结论。”

按秉议的说法，在苏联，买卖巡洋舰的事也并非一帆风顺，也要有方方面面的批文，少了哪位大官员的签字或公章，买卖都做不成。老古董巡洋舰虽说早已批给了地区文联，却毕竟一直停泊在军港内。真要把它开出军港，开往中国，仅凭那么一份批文远远不够，过程一点儿也不比在中国简单。几经努力不懈地争取，还是在海军方面卡了壳。一位舰队司令员大不以为然，扬言要向苏共中央上书，认为低价卖掉退役军舰很荒唐。

秉义在那边急出病来，不得不住院。他的胃溃疡复发，固然与在两边穿梭喝酒时舍命陪君子有关，但心里着急几乎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好在他是客人，是唯一又可信赖的生意伙伴，住院无须他自掏腰包，受到的也是与他的干部级别对等的优待。

住院期间，周秉义与一位叫奥丽娅的内科医生成了朋友。一个迫切地希望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一个谈起俄罗斯及苏联文学来头头是道，甚至比对方的知识还多些，自然越谈越投缘。奥丽娅邀请周秉义到她家做客，还郑重地介绍他认识了她父亲。

“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嘛！”秉义显出一副清白无辜的样子。

“她年龄比我小十来岁，你怎么有意忽略了？”冬梅则似乎打定主意一定要让丈夫颜面扫地。

“不是有意忽略，没有特别强调的必要啊！”

“她还是离了婚的，这一点更没强调的必要啰？”

“我问你强调这一点有意思吗？”

“倒也是，亲爱的你反问得好。由你来强调是没意思，避而不谈倒挺有意思的。”

“你看你这种态度就不好吧？这不是成心怄气吗？”

“你俩都相见恨晚了，我还该怎么样才算态度好呢？”

“俄语中有相见恨晚一词吗？没有吧？咱们的小报记者偏那么写，我有什么办法呢？看来你看得比我认真多了，那你为什么对她父亲恰恰是那位舰队司令员这忽略不问呢？”

他这一反诘，冬梅也不由得一愣，一时语塞。

秉义解释说，奥丽娅邀请他到父亲家做客，纯粹出于想要帮助他的良好动机，实际上也帮到了。她父亲不但改变了态度，而且开始积极促成了。

“你要知道，他们和咱们这边许多方面太像了。如果一件事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反对者还不是一般人物的话，那么即使某一位大领导批准的事，也完全有可能变成一纸空文。何况那事是主管文艺的政治局委员批的，军界人物不买账，就别打算办成。《茹尔宾一家》你也看过的，书中那位老茹尔宾是以她外祖父为原型创作的。她祖父曾与朱可夫一块儿指挥过莫斯科保卫战，她父亲在海军中的威望也颇高，你倒是替我想一想，如果办不成事，我还有脸回军工厂吗？如果我要办成那件事，我能拒绝她的热心帮助吗？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希望由我口中说出她对我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我一点儿真感情都没动，仅仅是在利用她对不对？可这不是事实，事实是我好比走投无路之人，她的帮助让整件事起死回生。所以亲爱的，我得承认我由于感激是动了真感情的。我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反而说帮了我大忙的人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你内心痛快，可我也太卑劣了吧？”

周秉义的辩论技巧、经验很有一套，见冬梅逼问得紧，态度又是那么严肃，便也不得不认真对待。一番话倒也振振有词，理直气壮。

郝冬梅本来就不是个厉害人，即使装出厉害的样子，通常也装不了几分钟。何况她一向得理让三分，听丈夫陈述得颇有些道理，内心的别扭也就舒缓了许多。

冬梅瞪了丈夫片刻，又收敛了锋芒，幽幽地问：“拥抱过了？”

秉义坦诚地回答：“那当然啊。还不止一次呢，入乡随俗嘛！那是人家那边的礼节，必须的呀。”

“这么说，也互相吻过啦？”

“还用问吗？你也知道的，见面分手的，人家那边都是那样式，男士得主动。人家对我那么友好，我可不就更应该主动了嘛！”

“你少拿那边的礼节搪塞我，我问的是深吻！”

“那没有。绝对没有！我怎么会那样呢？那成什么事了！”

“一次没有？”

“若有一次，天打五雷轰！”

冬梅就拿起了报纸，看了会儿，又问：“刚才没看到这一小段吧？”

秉义夺过报看了看，脸又红了，挠头辩解道：“刚才还真没注意这一小段。我发誓，就那么一次深的，当时我喝高了。”

“她呢？”

“她也喝了不少。”

那一小段写的是——周秉义回国的前一天晚上，在奥丽娅为他举行的饯行家宴上，他二人当着其他客人的面深吻良久，她流泪了。

“亲爱的，你有所不知，奥丽娅这个人跟咱俩一样，也是一颗浪漫种子。我必须得承认，她挺崇拜我这位军工厂的党委书记……所以呢……”秉义搜肠刮肚寻找能让自己再次变被动为主动的词汇，却终究理屈词穷。

冬梅平静地说：“所以什么啊？我洗耳恭听呢。”

“哎哟……我胃又开始痛了……”秉义耍起赖来，干脆躺了下去，背对妻子，身躯弓成了虾形。

冬梅看出他是装的，不愿再与他计较下去，她说：“周秉义，要不是看在你病着的份儿上，我一脚把你踹下床去！你别装，给我好好反省啊！这事到此为止，你要是再搞出什么花花事来，那可休怪我翻脸无情！”

她抱起枕头，再从立柜里扯出条线毯，下楼睡到客厅的长沙发上。

第二天上午冬梅上班去以后，老太太命小菊把秉义请到客厅里，女婿和丈母娘之间又进行了一次严肃谈话。

老太太说：“你那件花花事的细节我不想听，当岳母的只说两点。第一，像冬梅说的那样，到此为止。若还有下文，别说她跟你翻脸，连我也不答应。”

秉义诺诺连声，并说事已办成，没必要再去那边，自然就不会再有什么下文。

老太太又说：“第二，如果那个奥丽娅给你写信，你可以瞒着冬梅，却不许瞒着我，每一封都必须给我看。你要回信，我也不反对，甚至还支持。人家帮忙费心促成了那么大一件事，让你在关键时刻为厂里揽到了那么大一单工程，人家如果主动来信你都不回信，岂不显得中国男人太无情无义。这不仅是你个人的事，还关系到咱们中国人的形象问题，所以我支持你回信。前提是，你的回信我要过目，这是为你好。要是冬梅知道了，向你问起罪来，我说我都过目了，不是也可以替你开脱吗？”

秉义感激地说：“谢谢妈妈，妈妈总是这么护着我。真不好意思，太给您添麻烦啦！”

老太太说：“谁叫我没儿子呢？我不是拿你当儿子看待嘛。再说，我也了解你是个规矩男人，而且特别爱冬梅，不至于做太对不起她的事。你是为了工作，情有可原嘛。我呢，不仅仅是护着你，更是爱护你。当年，因为家里有个苏联女佣，还是我找的，结果让冬梅她爸后来多吃了不少苦头。现在两边关系虽然又开始朝好的方向发展了，但该有的警惕还是得有。如果你是普通百姓另当别论，可你不是普通百姓，你属于党的高级干部，所以得处处小心谨慎，要更加懂政治。这件事在你看来也许没什么，无所谓，可如果官场上有人想利用此事整你，照样整得你灰头土脸，再没了进步的空间。我过目了就不同，我比你懂政治，内容上可以替你把把关。如果有小人当成件事来攻击的话，我老太婆可以替你挡挡明枪暗箭。”

秉义起初只不过是在貌似虔诚地应付着与岳母交谈，听到后来，则是真心的了，也真的因岳母的高瞻远瞩而肃然起敬。

周秉义上班第一天，在办公室接待的第一个下属是保卫处长常宇怀。

常宇怀向他汇报，杜德海死了，是服安眠药自杀的。

秉义死死盯着常宇怀看了半天。

常宇怀说：“我个人充分理解他的选择。如果是我，也会那样。我作为他的老友，希望厂里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他的选择。既然他不愿厂里为他开追悼会，那就别开了。”

秉义问：“他哪儿来的安眠药？”

常宇怀说：“我为他想办法开的。一次随信寄去几片，他攒了几十片。对于他，那不失为一种好的死法。”

秉义问：“你没想到他会攒下吗？”

常宇怀说：“已经成为事实了，无论他自己还是厂里，都解脱了。你这么问，没意义了吧？”

周秉义缓缓站了起来，双手撑在桌上，向常宇怀前倾身子，目不转睛地瞪着他，一脸怒气，却不说话。

常宇怀则一副君子坦荡荡的样子，迎视着他的目光，很沉得住气。

过了好一会儿，周秉义压低声音说：“你好大的胆子，这可是犯罪。”

常宇怀也缓缓站了起来，他平静地说：“周书记，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该汇报的我汇报完了。你如果没什么指示，那我就走了。”

周秉义瞪着他不说话了。

常字怀就像军人那样，后退一步，立正，向后转，走了。

按照周秉义的提议，厂里还是为杜德海开了一次会——不叫追悼会，叫追思会。周秉义主待，老厂长代表领导班子做了定调式发言，充分肯定了他为厂里做出的贡献。之后，生前友好一一回忆，常宇怀的发言最为动情，几度哽咽，不少人哭出了声。

追思会后三天，周秉义亲率三十名工人拆舰去了。三十名工人均是各工种的技术尖子，根据拆船需要挑选出来。常宇怀也在其中，担任焊切小组组长。他当保卫处长以前，曾在全省的焊切比赛中得过第三名。中国的刀具品质不高，拆一艘苏联的巡洋舰靠电锯玩不转，主要得靠焊枪来切割。把常宇怀带上，周秉义心里有谱。

郝冬梅一开始坚决不同意丈夫亲自率队去拆舰。

老太太说：“轻伤不下火线嘛，正是该他有所表现的时候，让他去吧。”

冬梅恼道：“妈，你这叫什么话？时代不同，和平年代有那必要吗？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你对我负得起责任吗？”她气呼呼地找厂里去了。

老厂长也说：“冬梅同志，支持秉义去吧！一百万元不是小数目，能解厂里的燃眉之急啊。他了解情况，跟合作方也熟悉，建立了良好感情别人取代不了啊。我们班子研究了，让卫生所一位退休所长跟去，专门负责照顾他的饮食、服药、休息，确保万无一失。”

郝冬梅仍不松口。

老厂长又说：“当然了，家属不同意，这也合情合理，厂里不能勉强，但换任何人带队我都不放心。秉义多不容易为厂里办成这么一件大好事，如果别人一接手给搞砸了，既对不起他，更对不起全厂。我的心脏病挺重。我倒不是拿自己的身体当回事，主要还是担心，我去接手只怕处处晕头转向搞不明白啊！”

郝冬梅只得勉强同意。

周秉义率队走了以后，军工厂的工人们由干部率领着陆续到外地创收去了。南下的居多，南下者中去深圳的居多。昔日机床前操作车钳铣刨得心应手的技术工人，开始自谋生路，甚至不得不放下身段在建筑工地上当起了挑抬搬运的苦力工，或给瓦工水泥工们当徒弟，仅拿比小工们多一点儿的工钱。家中有实际困难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的工人，要么摆摊做起了小贩，要么站马路牙子揽零活，总之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干什么已经完全不重要，能挣到钱继续养家糊口才是好样的。他们都很顾面子，不愿被看出是军工厂的工人，用墨水把工作服上的厂标涂黑，但工作服的样式还是能让人认出他们的身份。日子一久，也就无所谓了。

他们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农贸市场上。农民卖农副产品，他们卖属于他们自己的工具，全套的电工工具、水暖工工具、瓦工工具等，或卖以往省下的劳保手套、鞋、工作服，获奖所得的毛巾、肥皂、笔记本什么的。如同古代武士或侠客卖自己心爱的刀剑，卖工具的尤其令人同情，让人不禁联想到杨志卖刀或秦琼当锏，联想到“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京剧唱词。相对于手套、鞋、工作服、毛巾、肥皂等大众用品，最不易卖出的恰恰是他们自己特别珍惜的工具。那些工具不是普通人家的生活必需品，价格足以买两只鸡。对于他们，实在是卖得太便宜了，对于普通人却明摆着贵得近乎奢侈品。一些人分明也是喜欢的，一样样拿起来看啊看的，赞不绝口，却就是不掏钱包，最终还是怅然地放下走了，更怅然的当然是那些东西的主人。倒是印有大红奖字的笔记本极受青睐，一出现就立刻被买走。喜欢收藏的比学生买走的还多，一切迹象似乎都表明，军工厂即将完成历史使命，那些笔记本被认为有极大的收藏价值。

情况常常是这样，成套工具的主人们终于丧失了期待识珠者出现的耐心，于是在某一天农贸市场清场之前，搭讪着希望用工人老大哥珍视如宝的工具换些农民兄弟地摊上的东西。有些农民兄弟若喜欢，表现得特豪爽慷慨，允许工人老大哥想从摊上拿什么就拿什么，只要拿得自己心理平衡就行。工人老大哥那时也会表现得很绅士，绝不至于显得太贪婪。到底是军工厂的工人，普遍素质可嘉。也有的农民趁机占工人老大哥便宜，且有几分心理优越——啊哈，你们月月挣工资旱涝保收的也有今天啊！就给你这些，最多加上这些，爱换就换，不换拉倒！我们的东西可是带回家去大人孩子都能吃的，你们的东西再好对我们也没什么用处，在家中放一年也不见得会用上一两次！

那时，工人老大哥的交换姿态就难免卑下，甚至有几分屈辱，但若能带回家些吃的，总比多日来天天空手而归要好啊！

他们拎着交换到手的东西离去时，有人眼圈红了。

记者们注意到了这些现象，但是关于军工厂工人生活现状的报道非同小可，各报社都接到了内部指示，重点文章须由宣传部门审阅方可见报。于是，有几篇大块文章呈送到了省委市委宣传部。宣传部门的同志也很慎重，邀请各方面人士研讨，大家一致认为文章是好文章，所反映的也是真实情况，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希望其他工厂的工人们都向军工厂的工人们学习，不给国家添麻烦，不要一味“等靠要”，而应变被动为主动，自力更生谋求发展。

研讨进行了一个上午，最终达成的共识是暂时不发为好，怕适得其反，引起更大的心理恐慌，让更多工人误以为出路就是告别工厂，抛弃本行，走向社会自谋职业，从此不再是工人了。

在一些注定要转产、要改变体制，却尚未确定究竟该向何处转，以及在控股合资或干脆卖厂两条路之间举棋不定的工厂附近，出现了自然形成的买卖一条“街”。基本上是厂里生产什么，街上卖什么。有的通过关系以出厂价从厂里买出来再卖，有的是工人下班时用饭盒、布包“带”出来的。别看饭盒、布包小，每次“带”点儿什么都能转手卖几元钱。

一天下班时，肖国庆正在门卫的岗上。他离开了军工厂，在进步他爸的关照下转到了另一个厂。那个厂对门卫下达了指示，若见工人出厂时形迹可疑有权盘问搜包。他见一工人走来时布包显得很沉，就把人家拦下了。对方倒也配合，镇静地从布包中取出饭盒，只把布包给了他。布包里只有毛巾手套和一卷手纸，他接着让人家把饭盒打开。这一下对方火了骂了他一句脏话。他一挨骂，更认真了。另一名老门卫劝他算了，何必闹僵呢。他不听劝，要从人家手中夺过饭盒。那一夺，饭盒掉地上了，盒盖摔开，满饭盒滚珠撒得遍地都是。

对方扇了国庆一个大嘴巴子。

他要还手，被老门卫拖进了门卫室。

几名驻足观看的工人蹲下去，快速把滚珠捧起再装入饭盒，盖好盖子，推着那名骂骂咧咧的工人一块儿出了厂。

老门卫对国庆说：“看到了吧？没人给你撑腰吧？都一个鼻孔出气吧？若在以前，我肯定站你一边儿。可现在不是以前了啊！哪天头头们一宣布把厂子卖了，厂里现有的一切东西就说不定是谁的了。你还那么认真值得吗？快坐下，吸支好烟消消气！”

国庆接在手中的居然是一支长过滤嘴的“凤凰”。在A市，这种上海名烟等同北京人追捧的“中华”香烟，他只在小时候收藏过一张如获至宝的烟纸。

国庆问：“哪儿来的？”

老门卫说：“你别太认真，以后也会有人给你嘛。”

国庆想了想，又问：“那家伙带出去一饭盒滚珠干什么呢？”

老门卫说：“张三往外带滚珠，李四往外带轴承瓦，组装起来就是不同规格的轴承。在轴承一条街上，最便宜的轴承也能卖十几元。”

国庆又问：“都那么干，这个厂不就被家贼盗垮了？”

老门卫说：“目前还只是个别人的行为嘛！这个厂有一天不存在了，也肯定另有原因。”

国庆接着问：“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调来的时候，可没想到它会不存在。真那样，工人们能哪儿去？咱俩又能哪儿去？”

老门卫笑着说：“嘿，就别想那么多了，能干一天算一天呗。咱们小老百姓的命运由不得咱们自己做主啊！”

听了老门卫的话，国庆懒得再说什么，心情一时沉重起来。对于自己刚才的认真，竟有几分后悔了。

下了班走到离厂没多远的地方，他被三个陌生汉子拦住了。其中一个人说要教训教训他，让他以后长点儿记性，别总拿着鸡毛当令箭。

国庆立刻就明白他们所为何来了。他是有准备的，左手一撩衣襟，唰地从腰间抽出三尺多长的铁链来。一抡，铁链绕在手臂上一小截。与周秉昆不同，肖国庆可不是个好惹的爷。参加工作之前，打起架来那股子拼命三郎的劲儿在三街四衢是出了名的。老门卫的话让他的心情特别糟糕，也可以说，自从父亲去世以后他的心情就没怎么好过。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也不还嘴，将铁链舞得呼呼生风，只管向对方抽将过去。但听“哎呀”一声惨叫，其中一人的单帽被抽飞了。另两个见他不好对付，一边一个，拉着头上受伤那个就跑。国庆不肯罢休，挥舞着铁链猛追。那三人手拉手跑不快，他追上来，朝他们后背又是狠狠几铁链。一左一右的那两人也连声惨叫，松了手，各自逃之夭夭。而那个头上受了伤的跑不动，转身双膝跪下了。

国庆见对方已是血流满面。

在北方，三十五岁以上年龄身板壮实的男人都可被叫作汉子。对方的年龄看上去比肖国庆小，也不如肖国庆的身板壮实。相比这下，倒是肖国庆显得更是一条汉子。

对方说：“大哥，如果你打算要我的命，那我认了，今天这条命给你了。”

国庆顿时心软，但胸中怒火尚未完全出尽。他蹲下身，抓住对方头发，恶狠狠地说：“谁指使你的告诉谁，我肖国庆可不是怕事的主，我也是一爷们儿！今后，我不在门卫的岗上罢了，只要我在岗，见着他一回查他一回！他欠我一大嘴巴子，我忘不了的。”

对方连说：“一定，一定。”

“滚！”

见对方起身撒丫子跑了，周边也没人看着，国庆又抡起铁链狠抽路边的一棵树，直到被人制止才罢手。

“我说你这位工人同志，这树它招惹你了吗？”

他转身看时，见是位推着自行车的老者。

他无话可说，拔腿便走。

第二天下班时，老门卫往他兜里揣烟。他掏出一看，是盒“凤凰”。

老门卫说：“昨天那浑小子让我给你的，让我替他向你赔礼道歉。”

他说：“那你也转告他，少跟我来这一套！”硬将烟塞回老门卫手里。

他往厂门旁挺胸一站，目光注视着下班的工人们走近，发现了昨日那小子后，从厂门旁跨到了厂门正中央，双手往腰间一叉。

认识他的工人开玩笑道：“国庆，弄啥景呢？堵仇人呀？”

他虎着脸一言不发，待那小子走到跟前，横伸一臂喝道：“站住！查你，自己把饭盒取出来。”

对方乖乖地从布包里取出了饭盒，一手托着，另一只手拍拍布包，以证明布包里再没什么。

“打开。”

对方乖乖把饭盒打开了，空空如也。

待对方把饭盒装入布包，他又说：“看着我！”

对方刚一抬头看他，脸上已挨了一记耳光。

“你他妈的如果不服，就再指使人在昨天那地方等我。我要是怕你们不走那条道，我当众承认是你孙子！”

在他的瞪视之下，对方畏惧地快步走出了厂。

“国庆，你这是干什么嘛！”老门卫又往门卫室拽他。

“你他妈的住口！”他也朝老门卫瞪起了眼睛。

已经出厂的工人都不走开，站在厂门外等着看还会发生什么事。

正要跨出厂门的工人，纷纷主动从书包里取出饭盒，向他拍布包，摇晃饭盒。他们的饭盒里大概都有勺子，结果厂门口就响起了一阵“饭盒交响乐”。

厂里厂外都有工人笑了。

有的还朝他跷大拇指。

老门卫则里外抱拳，连说：“得罪得罪，他这也是对咱们大家的厂负责任啊！”

还有那就要走到厂门口的，见状干脆转身往回走了——都是身上不干净的主。

那日下班后，并没人在路上堵他。

国庆进家门前，先把铁链从腰间抽出藏在门口装杂物的筐里，他怕吴倩见了担惊受怕。自那日后，铁链成了他每天上下班务必缠在腰间的东西。若没有随身带铁链，他自己也觉得没有人身安全感。

家中已有三位老友等着他了。

吴倩听到门外响动，在屋里大声说：“还不快进来！在门口磨蹭什么呢？”

国庆进了屋，见是秉昆、德宝和赶超。那三位老友也有些日子没见面了，炕上有些糖，三个老友口中都含着糖。

吴倩对秉昆他们说：“我都快变成狗了，十米以内听脚步声就知道他回来了。”

赶超说：“你比狗那还是差点儿，好狗百米以内就能听出主人的脚步声。”

吴倩踢了他的腿一下，骂道：“你家于虹才有那种本事！”

德宝和秉昆两个听着看着，都不说什么，也未与国庆多么亲热地打招呼，默默笑着而已。

国庆也没跟他们三个套近乎，他问吴倩哪来的糖？

吴倩说她们糖厂发的，顶所欠的工资。有人分到了二十斤，她分到了十斤。

国庆不悦地说：“亏你们厂想得出来，糖能顶钱用吗？”

秉昆说：“能发些糖，总比一直拖欠工资强啊。”

德宝说：“就是。我和赶超已经交钱了，各买一斤。秉昆俩儿子，他买两斤，这不四斤糖一下子变成现钱了？”

吴倩说：“再卖给我家亲戚三斤，剩下三斤我还不卖了呢，捣碎了包糖包，五香味的，肯定好吃。”

国庆把破椅子摆在三个老友对面，坐下后说：“要我看，他们那个小糖厂还不如干脆黄了算了！三十多年了，包装从没换过，味道也从没变过。再看人家从南方批发过来的糖，冲那五颜六色的包装就让人忍不住想买。”

吴倩不爱听了，打断道：“南方南方！你以后少当我的面说什么南方南方的！如今一些北方人动不动就南方南方的，好像南方的什么都比北方的好！糖不就是糖吗？谁买糖还连糖纸也吃了呀？再好看的糖纸不也甩手一扔吗？糖嘛，甜就行了！刚过上几年消停日子，忽然连吃糖都吃出毛病来了！”

国庆也不爱听了，反驳道：“以后什么都市场化了，糖当然得变。不信你们厂就只生产从前那种杂拌糖，连糖纸都省了，不出三个月你们厂就肯定倒闭！”

吴倩真生气了，指着国庆斥问：“哎，你个肖国庆今天怎么了？抽什么疯呀你？你干吗一进家门就咒我们厂？我们厂真倒闭了，我失业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见他们两口子抬起杠来，三位老友脸上都挂不住笑模样了。

秉昆赶紧相劝。

德宝开始说他们的来意，老太太曲秀贞的丈夫老马同志病故了，她毕竟在酱油厂挂过职，所以酱油厂也接到通知，贴出了讣告——愿意前去参加告别仪式的可自行前往，不组织，只给假。

国庆问：“老太太今年多大岁数了？”

德宝说：“当年五十三四岁，这都十四五年过去了，快七十岁了吧。”

国庆说：“那就真是老太太了。”

秉昆说：“是啊，咱们不都也往四十奔了嘛。”

国庆奇怪地又问：“秉昆、德宝，你俩肯定是应该去的。人家老太太当年有恩于你们，而且你们也见过她老伴。如果吕川在，那也应该去。向阳和进步按说都应该去。龚斌疯了，不提他了。可我和那老太太没什么来往，找我说这事干什么？”

秉昆说：“有年春节，你和赶超俩不也跟我们一块儿去过她家一次嘛。”

国庆想了想说：“可咱们那次连门也没进啊！赶超咱俩都没跟那老太太说过一句话，以后也没见过她。”

赶超说：“那倒是。”

秉昆说：“后来我和德宝也没见过她。”

德宝说：“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我一直还在酱油厂，这十四五年里，有些人一听我说认识老太太，忍不住当我面骂她。她早年间肯定伤害过不少人，挺招人恨的。而酱油厂老人不多了，新人不知道她。我了解了一下，想去悼念她老伴的没几个。那几个说要去的，估计也是找个借口干别的事去。如果在追悼会上酱油厂的人没出现几个，老太太一定会挺伤心的。”

在白笑川家，夫妇二人也在讨论同一件事。省市文联都收到了讣告，老马同志生前乐于与文艺界人士交往，自然是要告知的。

向桂芳说：“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吧。”

白笑川说：“我自己去不好吧？”

向桂芳说：“有什么不好的？不错，那个曲老太太是向咱们道过歉，咱们也确实表示原谅，可这并不意味着咱们就非得去参加她丈夫的追悼会，有必要吗？”

白笑川说：“咱们要去追悼的是她丈夫，不是她。丈夫是丈夫，妻子是妻子，他们并非一个系统的干部。她当年的所作所为她丈夫既没参与，也不见得都清楚，应该把他们夫妇二人分开来看待才对。她丈夫一生从没整过人，在历次运动中人品没污点，这是有口皆碑的。而且，人家生前保护帮助过不少文艺界人士。咱们就去追悼一位好人、一位文艺界的共同朋友，难道不好吗？”

向桂芳说：“多我不多，少我不少，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去。我去了，倒显得太虚伪了。”

白笑川说：“你看你，怎么又和虚伪二字扯一块儿了呢？如果你原谅她是真心实意，那么你和我一块儿去，恰恰证明你不是一个虚伪的人。可如果你对她只不过嘴上原谅，内心里并不原谅，那等于承认自己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了吗？”

向桂芳被他的话气哭了。

“我就是一个不真实的人，不行吗？她把我的一生给毁了，她丈夫死了，还要我去参加追悼会，白笑川你太强我所难了吧？她亲自上门来道歉，你也在场，你表示原谅，我能连你的面子都不给吗？你一句又一句地替她辩护，怎么就不考虑考虑我的心情？正好，她丈夫死了，她成老寡妇了，那你干脆和我这个虚伪的女人离了，与那个真实的老太太结婚得啦！”向桂芳哭哭啼啼说完，起身到卧室里去了。

白笑川愣了愣，随即跟进卧室搂着她的肩，温柔地哄道：“你胡说些什么呀，有些话是不能图一时痛快张口就说的，会伤了夫妇感情。别哭了，我现在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了，咱俩都不去行了吧？来来来，我给夫人擦擦眼泪……”

第二天早上，白笑川还没醒呢，夫人把他轻轻推醒了。

他问：“我打呼噜了？”

她说：“我想通了，还是和你一块儿去吧。”

他问：“怎么就想通了？”

她说：“如果我能连她丈夫的追悼会都参加，我就再也不恨她了。心里没了恨，咱俩后半生就会更幸福。”

“想通了好，想通了就多睡会儿。”白笑川温柔地把夫人搂在怀中。

老马同志的追悼会庄严肃穆，很隆重。他的遗体覆盖着党旗，在省里，那是最高规格的追悼会，可谓极尽哀荣。

老马同志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从香港赶回来了。

老马同志的儿子在香港的公开身份是“大陆商人”，一家住在富人区，家里有菲佣有家庭厨师，过的是地道的资产阶级生活。老太太看不惯过不惯，也找不到在内地的好感觉，所以只去过香港一次，在儿子家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回来，再也不愿去了。

老太太对追悼会的规格极满意，但内心里却不无顾虑。

她去得早，看了一遍花圈。该送的单位都送了，主要都是冲着她丈夫送的。冲着她送的只有一个花圈，是法院系统送的。

酱油厂没送花圈。

法院系统只来了三位领导，一位高层，两位中层。他们在贵宾室向她表示了一番慰问就走了，说因为工作忙，不参加追悼仪式。她感觉他们说的是真话，却也认为未必全是真话。她当年判过的案件中，如今平反的比例很大。特别是近十年中一些从大学分配到法院的年轻同志，似乎把她视为当年滥权的反面典型。这让她的自尊心极受损害，每年一次法院系统的离退休老同志春节茶话会也是能不去就不去了。

遗体告别仪式是按单位或系统进行的，法院系统没有人参加，如果酱油厂再没有人来，那就没有人是冲着与她的感情来了。

老太太很担心这一点。那会让她太没面子。别人怎么看，她倒不很在乎。她在乎的是儿媳妇也许会把她的人缘看低了，也怕儿媳妇以后在儿子面前更加趾高气扬。儿媳妇也是高干家女儿，眼里揉不进沙子。在这种特殊场合中，她会像观察员一样对公公婆婆的声望得出结论。

周秉昆他们被保安拦住了。

不少领导要前来悼念，所以有较严格的保安措施。几乎都是集体来的，年龄也都在中年以上，每一位都气质不凡，不是干部也是知识分子或文艺界人士。秉昆他们太与众不同了，一看就是老百姓，不可能不引起保安们的怀疑。

保安问他们谁是带队的？

他们只得公推秉昆。

保安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

秉昆只得说是酱油厂的。

保安手中有几页打印纸，看了看说酱油厂不在上面。

秉昆只得求保安去向老太太转告一下，他说只要老太太知道他们来了，肯定会允许他们参加悼念的。

毕竟是追悼会，不是与领导们看同一场演出，保安们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很人性化，居然真去通知老太太了。

老太太听说他们来了，脸上的悲容竟为之一褪，要见他们。于是，他们被引到了贵宾室。老太太正与什么领导在低声说话，见到他们，中断了交谈，从沙发上站起来，向坐在贵宾室的人物郑重介绍了他们。除了国庆和赶超，她竟能说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

她把秉昆他们介绍为“我和老马共同的青年朋友”。

秉昆说：“我们都不是青年了呀。”

她说：“在我眼里你们永远是孩子啊。”

她夸奖他们当年都是好青年，感谢他们对她在酱油厂工作期间的支持和多年来给予她的珍贵友谊。

那时，与其说秉昆他们受到了高规格的对待，不如说由于他们的出现，老太太在众人心目中形象陡然高大了起来。

老太太派人叮嘱主持，遗体告别仪式一定要报出酱油厂这个单位。

她将他们送到贵宾室外，拽住秉昆小声说：“告诉他们几个，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找我。”

那天不但国庆、赶超、德宝和进步去了，连唐向阳也从单位请了事假赶到了。

由于参加追悼会的人太多，老太太又近七十岁了，她被安排坐在椅子上，与大家握手。

当白笑川夫妇双双出现在她面前时，她不由得站了起来。也许因为久坐腿麻，也许因为激动起身急了，她摇晃了一下。

白笑川和向桂芳一左一右扶住了她。

她双手紧握向桂芳的一只手，接连说了两句：“谢谢你们也来了，谢谢你们也来了……”

白笑川说：“保重。”

向桂芳说：“节哀。”

夫妇俩扶她坐下时，她流泪了。

改革时代的艰难，首先体现在草根阶层。

转眼到了八月，孙赶超摊上了一件烦心事。他们那个鞋厂生产的“解放”牌胶鞋虽然是名牌，但是生产过剩。库里压着一万多双鞋销不出去，只得暂时停产。厂里动员职工群策群力推销，清理库存，谁都可以参与，还有提成。厂里想开了，给的提成还挺高，百分之十。一双鞋市场价三元五角，百分之十就是三角五分。这是极诱惑人的提成，于是全厂职工争先恐后行动起来。大家的一种共识是，“解放”胶鞋虽然在城市不好卖，但在南方还是很受农民欢迎的。南方雨多，一年四季都可以穿胶鞋，而“解放”牌胶鞋不怕湿，干得快。

孙赶超便想到了妹妹。他妹妹来信说在深圳那边混得还可以，当上了一家私人中医诊所的护士。他给妹妹发了封电报，问妹妹有无门路帮他挣一笔提成？妹妹将长途电话打到了春燕办公室，让春燕转告嫂子没问题。一位在深圳办公司的东北老板经常在中医诊所接受按摩，对她的服务心怀感激，他那公司什么生意都做，捎带着帮助销售几千双“解放”胶鞋是玩似的事。赶超向厂里汇报，厂里大喜，及时按地址发去两千双“解放”。一个月后没了音讯，他催问了几次，再催问时妹妹失联了。接长途电话的人说，他妹妹已离开那家中医诊所，去向不明。赶超急得连上吊的心都有了，厂里已向他发出警告，说再不给个交代就以欺诈罪报案了。

老友们紧急碰头商量，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曲老太太在火葬场贵宾室门外说的话。

秉昆说：“人家也就是随口一说的亲热话，咱们不能太当真。”

春燕说：“那不管！谁叫她那么说了？既然她说了，咱们就一点儿都别惭愧！”

于虹流着泪说：“秉昆啊，又给你添麻烦了。可如果连你都不管，我和赶超可怎么办呢？”

赶超也快哭了，恨恨地说：“想不到我这哥哥会让妹妹给坑了一把！”

国庆见秉昆为难，折中说：“要不咱们一块儿去找她吧，就说是看望。她刚失去老伴，咱们这么也说得通，让秉昆见机行事。”

德宝说：“这主意可行，人多了气氛好。到时候秉昆不好意思开口，我脸皮厚，我就说。”

进步说：“把孩子也带上，那样她更会觉得咱们真拿她当亲人了。”

向阳说：“同意，我找车。预先教教孩子们见了她说什么，都嘴甜点儿，尽量哄她高兴。”

大家却不知道她住哪儿去了。

德宝承诺由他来打听清楚。

星期日，一辆卡车把大小十几人拉到一个地方——那条街别人都没去过，秉昆却不陌生，另一个老太太就住在那条街上啊！他没敢说，怕大家对他有看法：“哎，你这个人，是你亲戚的那个老太太也不一般嘛，大家都忘了，难道你自己也忘了吗？”

大小十几人下了车，顿时成了那条路上的一道风景，他们仿佛是一组参观团。春燕、吴倩、于虹和郑娟各自都把最好的一身夏装穿上，楠楠、聪聪、德宝的儿子、国庆的女儿、赶超的儿子五个下一代都被妈妈倒饬得小绅士小淑女似的。秉昆等六个男人也都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像是出席什么招待会的样子。有的孩子捧着花，有的女人拎着见面礼。

老太太曲秀贞家住的院子与金月姬老太太家住的院子隔两个院子。

传达室门卫将他们好一顿盘问。

“你们都是她什么人啊？”

“预先说好了吗？”

“没你们这样的啊，预先人家也不知道，一大早上，呼呼啦啦来了这么多人，以为你们是返乡啊？以为这里是农村的老家啊？”

听着如上问话，面对传达室门卫极不好看的表情，秉昆嗓子发干。

倒是德宝应付自如，毫不发怵。他大大方方地说：“别管我们是她什么人，她拿我们当亲人就是了。”

众大人七嘴八舌——

“关系不一般，没有预先打招呼的必要。”

“这都九点多了，不算一大早了。大人孩子，每一个都是她想见的人，所以都非来不可。”

“您说对了，我们差不多就是来看妈，孩子们差不多等于是来看奶奶。”

尽管德宝应付自如，儿女们还是从爸妈和叔叔婶婶的脸上看到了集体的尴尬。

他们也都不可能不尴尬，个个脸上显出窘态。毕竟都不是小小孩了，那种尴尬窘况一下子让他们早熟了好几岁。

然而，德宝的大言不惭起到了作用，传达室门卫最终抓起了电话。

老太太亲自出楼迎接，见到大人孩子男男女女来了半个排，吃惊不小，随即她就笑了，显出无比高兴的样子。

德宝朝传达室门卫挤眉弄眼，对方也显得有些尴尬。

春燕对孩子们小声说：“都快叫奶奶呀。”

孩子们这才从窘况中缓过神来，于是纷纷叫奶奶，献花的献花，鞠躬的鞠躬。

老太太一时乐得合不拢嘴。

客厅虽然不小，那也坐不下半个排的人啊！好在是刷了油的厚木地板，男人孩子干脆坐地上。

果如德宝所言，人多了气氛好。光搞清楚哪个孩子是哪家的，就引起了几阵笑声，秉昆他们跟着笑，孩子们懂事地笑。

老太太问到了龚斌和吕川，叹惜一番又欣慰一番。

忽然，老太太看定秉昆问：“你们搞这么大阵容，不会仅仅为了来看我吧？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气氛一下子凝重了。

秉昆鼓起勇气说：“是的，要给您添麻烦了。”

肃静之中，老太太垂着目光站了起来，谁也不看，往客厅外走。

秉昆他们互相望着，一个个面露窘态。

老太太在客厅外头也不回地说：“秉昆，跟我来。”

秉昆腾地站了起来。

大人们个个舒一口气。

书房里，二人先后落座，老太太问什么事。

秉昆就将赶超摊上那件事说了一遍。

老太太问：“要我怎么做？”

秉昆说：“大家认为，如果公安方面能出面帮着追讨，也许厂里的损失不会太大，孙赶超也不至于会坐牢。”

老太太默然坐了会儿，忽然问：“你嫂子她母亲不是就住在前边的二号院吗？你为什么不找她啊？她给公安方面的头儿们打个电话，不是更有把握吗？你应该带你们一队人马从我这儿转移一下，去找亲戚啊！”

秉昆从容不迫地说：“阿姨，我还真不知道她家也住这条街上。我从没去过她家。除了我姐去过她家一次，我家再没人去过。我姐去那一次也是为了看我哥，我爸至死没见过我嫂子她妈的面。”

老太太有些奇怪地问：“为什么？”

秉昆说：“门不当户不对的两家亲戚，我家人都不愿往我嫂子家走动。可对于我，您比我嫂子她妈亲。我们家都知道，我有您这么一个像亲人一样亲的老阿姨。一说要到您这儿来，我爱人和俩儿子可高兴了，他们都想见见您。他们几家的老婆孩子也是这样。阿姨，您千万别误会，我们主要是来看望您的。您不问我们有没有事，我们是不会提孙赶超那件事的。”

老太太沉吟了一下，有些困惑地问：“那他不就只有干等着被厂里问罪了吗？”

秉昆说：“是啊，肯定是那样。我们小老百姓，摊上事了只能认命，别无他法。”

老太太又问：“如果他被判刑了，他老婆孩子怎么过呢？”

秉昆说：“有我们呢。我们商量好了，共同替他照顾老婆孩子。”

老太太沉吟片刻，提高了声音说：“秉昆，行啊你，撒谎不脸红了。在文艺界混了十几年，出息了，嘴也比以前甜多了。我五十几岁时，你们叫我老太太。现在我快七十了，你倒叫起我阿姨来了，你自己就不觉得可笑啊？”

秉昆仍不脸红，虔诚之至地说：“当年我们不懂事，现在我们懂事了。懂事没什么可笑的。我也没撒谎，所以不脸红。阿姨，我们确实不是只为了孙赶超的事来的。”

老太太用手指朝他一点，“还嘴硬！我也没说你的话全是谎话。四六开，核心内容是谎话，你最后的话就是核心内容。我是一般的老太太吗？你们的小伎俩骗得了我吗？”

秉昆终于脸红了。

老太太却笑道：“伎俩被我当面戳穿，到底还是脸红了吧！该脸红不脸红那也不对，而且不好，那样一个人就太不可爱了。”

秉昆不仅脸红，额上都臊出汗了。

老太太最后说：“我怎么和你们这些孩子扯上关系了呢！秉昆你给我听明白了，也要委婉地告诉他们几个，实际情况是当年我并没欠下你们什么债，而是你们欠我的。看在你们一大队人马出行不易的份儿上，那个孙赶超的事，我管了，让他别着急上火的。”

二人回到客厅，秉昆暗中向德宝做了个大功告成的手势。德宝讲了几个笑话逗老太太开心后，当机立断宣布看望活动结束，于是大家迅速撤退。

老太太也不远送，只站在楼外台阶上向大家摆手。

秉昆一家四口刚进家门，楠楠就冲他大声嚷嚷：“爸，我是你儿子，你可以在你认为必要时利用我一下，但我希望你再利用我时，起码预先向我讲明一下情况，让我有点儿心理准备！”

郑娟吃惊道：“楠楠，你胡说什么呢？你爸他怎么就利用了你了？”

聪聪也抗议道：“爸，你们大人就是利用我们，别人家小哥哥小姐姐也看出来了！我们才没你们大人以为的那么傻，我们只不过都装傻，怕你们更没面子！”

秉昆愣愣地看看大儿子，再看看小儿子，什么也没说，闷声不响地坐下了。

当天晚上，曲老太太来到了金老太太家。老马同志逝世后，两位革命老太太经常互相看望。

曲老太太说了孙赶超的事后，金老太太大为惊讶地问：“半个排的人？你倒真好性格！要是来我这儿，几分钟后我肯定就受不了啦。‘文革’那十年我一直被单独关着，落下了后遗症，人一多血压就高。”

曲老太太说：“我是体恤你老大姐啊！明知你怕来的人多，我忍心把他们那么一大队人马往你这儿支吗？那事，咱俩管不管呢？”

金老太太说：“你都答应了，那个秉昆，又是我家冬梅的小叔子，不管也不成了啊！”

于是二人商量好，由金老太太写封信，曲老太太去找市公安局的一位头头。曲老太太说她倒也乐得去一次公安局，就当散心了。

金老太太说：“你坐我的车去。”

曲老太太说：“我家老马同志的专车还没取消，我还可以沾他两年光。”

金老太太说：“那以后你用车就直接给我司机打电话，一会儿我把电话抄给你。”

曲老太太说：“不用。以后我用车也有保障，不过就是提前一天告知罢了。”

金老太太说：“那也麻烦。我腿脚不便，出门的时候少。一辆车一名司机总闲着，我心里还过意不去，你就当替我用车吧！”

接着，俩老太太自然又聊到了儿女。

金老太太说：“现在有个词可时兴了，叫‘反思’。近来我也常反思一个问题，当年我们两口子，你们两口子，都是底层人家儿女。我们闹革命依靠的是老百姓，为的是老百姓，那是真心实意的，不怕坐牢，不怕牺牲。革命胜利了，我们成干部了，还是愿意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勉励自己。可是呢，我们的儿女搞对象，我们却特别反对他们与老百姓人家的儿女结成夫妻。说到底，是我们自己怕和普通百姓结成了亲家。我说到根儿上没有？”

曲老太太说：“是啊是啊，往根儿上说是那么回事。儿女的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关系，也是两户人家的关系嘛！不管什么时代，门当户对总是要讲的。我儿子起初就爱上了一个百姓人家的女儿，我硬是把他们拆散了。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哪来那么多为什么！”

“我家冬梅起初一说丈夫是百姓人家的儿子，而且还是光字片的，我的头嗡一下就大了，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

“你女婿周秉义挺出色的呀，形象又好，现在不也进梯队了嘛！”

“可万一形象一般般，烂塘泥抹不上墙，那不糟心死了？”

“是啊是啊，那可不就坏事了嘛！”

“万一所谓亲家再今天一件事明天一件事地找上门来添烦……”

“你女婿家人不那样吧？”

“他家人是另一类。除了他妹妹来过一次，别人连我家的门都没登过。也好，我省心。我是说我反思的问题，不是单指谁家。”

“老姐姐，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你到底反思的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怎么变成了这样？”

“我还是不明白，我们变成哪样了呀？”

“我们原本是来自老百姓的人，我们是为了老百姓才豁出性命干革命的人，是口口声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按逻辑来讲，我们这样的人，应该觉得老百姓最亲啊，可我们怎么成了最怕与百姓人家结成亲家的人呢？好像哪家老百姓和我们这样的人家结成了亲家，就变成了我们的敌人似的，你能给我解释清楚这是为什么吗？”

“这……这个问题嘛，这个问题也不难解释啊！老姐姐，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嘛——到哪时说哪时，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古今中外都这样啊！”

曲老太太表现出强烈的引导意识，特别想要解释清楚金老太太的问题，可是金老太太对于她所给出的每一种解释都不满意。她自己也常常被曲老太太的问题绕进去了，结果自己也生出了新的困惑。那次见面，两位革命资历都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太太，从她们所具有的思想境界、所积累的理论水平，讨论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等问题，分手时仍然感到莫衷一是，原有的困惑甚至更困惑了。

曲老太太说：“老姐姐，我都被你反思的问题搞得脑仁疼了！听我的，别再反思了，有些问题根本就没有想的必要嘛。过几天咱俩到江那边钓鱼去吧，我陪老姐姐换换脑子！”

金老太太说：“好啊。总听男人们说钓鱼有趣，咱老姐妹俩也体验体验究竟怎么个有趣法。再不去天该冷了，坐我的车去。”

曲老太太说：“我坐不惯别人的车。我一上车就打瞌睡，下了车就来精神，还是各坐各的车吧。”

金老太太笑道：“毛病还不少，那随你的便啦。反正到时候我跟在你的车后边，别把我带沟里去就行。”

曲老太太出了院门，见米黄色的墙边站着一对少男少女——少女双手揽着少男的脖子，少男的双手放在少女的腰窝那儿，想互相亲嘴又不好意思亲的样子，见院里出来人了，他俩迅速分开。

曲老太太觉得少女眼熟，试探地问：“是玥玥吧？”

她在金老太太家见过一次玥玥。

那少女确实是玥玥，少男是楠楠。

玥玥本打算面朝墙转过身去，但曲老太太已经在问了，只得故作大方地答道：“曲奶奶，是我。这是我表哥，刚才我告诉他悄悄话儿来着。”

她的脸己像苹果那么红了。

“你们继续聊吧，奶奶不打扰你们。”曲老太太边说边匆匆走过去了。

十几日后，孙赶超摊上的那件坏事，简直可以说变成了好事。市公安局的头头见了金老太太的亲笔信，他对曲老太太笑了，不好意思地说：“两位老大姐这不是折杀我嘛！区区小事，何必一位写亲笔信，一位亲自出场呢？你们只要给我打个电话，我都会照办的啊！”

金老太太的信写得热情洋溢又扣人心弦，她首先称赞市公安局广大干警多年来为人民办案所立下的功绩，接着笔锋一转，“汇报”自己听别人议论到的一件事——也就是孙赶超那件事，却根本没提孙赶超的名字。最后，她希望“公安部门应主动予以协助，帮助本市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追回一批下落不明的产品，避免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遭受损失”。她接着写道：“亲爱的同志们，在工人阶级面临困境的当下，这也应该是你们神圣使命的一方面啊！”

一九八八年，全省干部进行考核评比。公安局领导对两位老太太提到的事情极为重视。他叫来几位下属，让他们看看那封信，当着曲老太太的面说：“什么是高风亮节？两位老大姐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啊！都是退休多年的老领导老党员，可都依然心系普通劳动者们，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

于是，市局派出两名优秀的侦察员先到厂里，向孙赶超了解情况后，在两名厂里人员的陪同下火速赶往深圳。深圳警方积极配合，事情很快水落石出。原来那小老板因为设庄聚赌被当地公安机关收押，正准备移交司法部门呢，而两千双“解放”牌胶鞋一双不少完好无损地存放在他公司的库房里。那小老板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一再强烈表示自己要“急工人阶级之所急”，一定要付现钱把那两千双胶鞋先买下不可。

他们就把现金带回来了。临行前，他们找到孙赶超的妹妹，把她送回中医理疗所，给予了必要的安抚劝慰。

两名公安同志一分钱不收，差旅费也完全由公安局实报实销。

厂里派人敲锣打鼓向市局送了一面锦旗——市局领导们备感光荣，派人及时到两位老大姐家汇报了办案结果。

曲老太太在电话里向金老太太开玩笑道：“我的老姐姐，看来咱俩一出马，余温还挺高啊！”

金老太太也笑道：“估计那几个老百姓家的孩子，今后可有了向别人吹牛的话题啦！”

孙赶超在这件事上的表现特别低调，不论厂里的什么人问，都以“贵人暗中相助”或“无可奉告”两句话搪塞过去。他越是这样，人们越觉得他背景深藏颇有来头，他一时间成了厂里最有神秘色彩的人物。

既然赶超把两千双鞋卖出去了，而且是个有背景有来头的人，他该得的百分之十的提成就准备给他了。

有的领导有意见，“起码得把厂里派去那两位同志的出差费扣除吧？”

主管领导拍板道：“别了！谁知道他什么来头什么背景啊？给他个全乎脸吧！他高兴，关照他的人也高兴。他不高兴，咱们都不知道把他背后的什么人给得罪了。”

拿到了提成的孙赶超两口子转忧为喜，乐不可支，坚决要求对哥们姐们表示表示。

秉昆认为完全没有必要。

德宝向秉昆通报了一个信息，说他在酱油厂忽然接到吕川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要回本市调研，特别想哥们儿几个，到时候无论如何要聚一下。

秉昆问：“他要回来调研什么？”

德宝说：“没讲。”

秉昆问：“那他在北京什么机关工作呢？”

德宝说：“没顾上问。”

秉昆责怪道：“你怎么能什么都不问呢？”

德宝说：“哥们儿，别忘了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接长途电话，还是咱们吕川从北京打来的！咱们酱油厂那破电话线路有问题，一会儿声音清楚一会儿声音不清楚。他说‘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句我倒是听得清清楚楚，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什么都忘了问。”

秉昆听得心里也热乎乎的。

二人便抽空去找了一次赶超，告诉他吕川要回来的事。三人商定，干脆等吕川回来一块儿聚——地点定在“和顺楼”，赶超出三十元，其余餐饮费由秉昆他们均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