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中美两国外交部门的沟通，周楠的亲人们很快办妥了出入境手续，他们要将周楠的骨灰迎接回国。

周秉昆住院了。十二年的服刑经历使他的身体反而显得更强壮，楠楠的意外之死却一下子将他击倒了，虚弱不堪。医生说，虽不至于有什么危险，但此时出国肯定是不明智的。

周秉义和妻子已在北京了。

蔡晓光中断了拍摄工作，决定陪郑娟和周聪前往美国。

郑娟显示出了惊人的坚强——她要首先照顾秉昆好起来，将秉昆一人留在医院里她放心不下，不肯去美国。

蔡晓光说：“秉昆有他的朋友们关心着呢，你何必非留下不可？咱们楠楠明明有父母，你们又不是七老八十，父母都没去那算怎么回事？你必须去！”

郑娟说：“秉昆虚弱成这样，我绝不能离开他。我已经失去一个儿子了，不能再接着失去丈夫。”

蔡晓光说：“你怎么会失去秉昆呢？医生都说了，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嘛！”

她执拗地说：“医生不是也反复强调，就怕出现什么预料不到的情况吗？”

周聪已完全没有主意。蔡晓光拿郑娟没办法，他给周秉义两口子打电话，请示究竟该怎么办。

周秉义是这样安排的——郑娟必须去美国，但蔡晓光可以不陪同，由蔡晓光负责照看秉昆。郑娟与周聪到北京后，冬梅陪她母子俩前往美国。他说已通知周蓉母女俩了，要求她们必须从法国赶过去。

“咱们楠楠的亲人们，只要能去的，应该都去。告诉郑娟，如果她不去，我都不答应！”长途电话里，周秉义的话听来像一位市委书记在做不容置疑的指示。

郑娟最终服从了周秉义的安排。

楠楠的死让周秉义很受刺激。像周蓉一样，他在意识深处也很难将楠楠当成自己的亲侄子。他对小时候的楠楠没多少印象，因为遇到的时候有限。真正开始关注楠楠，他已经是中学生了。当楠楠亲昵地叫他“大伯”时，他的感觉其实挺怪，如同理性的成年人面对自己并不乐于接受的既成事实那样，做出的反应仅仅是修养使然，而非自然的亲情反应。他曾自我反思过，希望自己能对楠楠和聪聪两个孩子一视同仁。他送给他们完全一样的东西，有时甚至明显对楠楠更好一点儿，引起聪聪的抱怨。但他内心里十分清楚，聪聪才是他最想亲近的亲侄子。如果弟弟当年允许他从两个儿子之中过继一个，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聪聪而不是楠楠，尽管楠楠很懂事。他能理解弟弟对楠楠的爱，这种理解也与妹妹周蓉一致，只不过认为那是弟弟对郑娟的包容。当弟弟为了争取楠楠，与骆士宾结怨成了犯人时，他对弟弟的做法大不以为然，认为弟弟把一件本该顺水推舟的好事搞成了一件两败俱伤的事，实在是愚不可及，占有欲太强。如果只有那么一个儿子，争一争尚可理解，明明还有一个亲生儿子嘛，为另一个养子争什么劲儿呢？即使楠楠留学读博士后，他也并不看好弟弟和楠楠的关系。他的经历告诉自己，世上很少有什么亲如骨肉的养父子关系。一位养父对养子再好，最多也只能换来养子大面上过得去的所谓报答而已。

楠楠的死，确切地说是楠楠在生死关头的那种表现，着实让周秉义心生敬意，他在电话里问周蓉：“你能想到吗？”

周蓉说：“想不到，但并不奇怪。楠楠的做法，太像咱们周家的人了。秉昆非要争这个儿子，是为了让他像咱们周家的人，而不是成为骆士宾那样的人。如果他在骆士宾身边生活过两年，恐怕也不会有那样的行为。”

周秉义说：“是啊。咱们周家的人，我指的是男人，在那种情况下肯定都会冲上去。”

“你的意思是说像你和秉昆哩？”周蓉的话中有明显的醋意。

他说：“秉昆怎么样我不敢下结论，但我肯定会那样。父亲年轻时就是个见义勇为的人，我身上父亲的基因特征最多。”

于是，他回忆起了自己做兵团知青干部时一次次见义勇为的事，很是自豪。

“哈哈，拉倒吧，咱们三个子女中，你最不像父亲，现在更是一点儿都不像。现在我还经常有见义勇为的英雄式冲动，秉昆次之。你这位哥哥，估计一点儿没有了。与楠楠相反，你倒越来越不像周家的人了。”妹妹直截了当地说。

“你怎么这么看我？”

“我还能怎么看你呢？如今你还骑自行车吗？”

“那倒不了，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你下专车时自己开车门吗？”

“……”

“你乘电梯时自己按键吗？”

“……”

“下雨时别人替你打雨伞，你还会不好意思吗？别人对你阿谀奉承，你还会皱眉头吗？”

“……”

“一些人事先有意安排的所谓‘群众’争着与你握手、合影，夸你领导有方，感谢你这样感谢你那样，你还会觉得俗不可耐吗？”

“……”

“危险时刻，如果有人喊：‘让领导先走！保护领导的安全！’你会理所当然地拔脚而去，还是会置身于危险之中，直至群众脱离了险境才走呢？”

“……”

“回答呀！”

“周蓉，你这个妹妹看待你哥哥的眼光不太公平吧？”

“如果你不是我哥，我还犯不着跟你说这些呢！这就叫‘在淮为橘，逾淮为枳’，官场差不多完全把你变成另一种人，一种与咱们周家人迥然不同的人……”

“但我是全心全意地做好官做清官！”

“别在电话里喊，你的心愿我完全相信，不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嘛！”

“说到哪儿了？我怎么就用自己的话赶出你那么多废话了？为什么咱们在说楠楠，而你的话题变成了对你哥哥的攻击？我告诉你周蓉，从我当知青干部那天起，从没有人像你这么放肆地攻击过我！你没资格！你就明明那么一个女儿，你把女儿教育成功了吗？！”周秉义火了。

“你别跟我吵架似的，否则我不跟你通话了！我把话题转到你身上，无非是要强调在淮为橘、逾淮为枳的道理。玥玥要不是在你老丈母娘那儿住过一个时期，也许还不至于染了一身任性公主似的坏毛病。我现在把她抢救过来了，所以我这个母亲并没有失职。再说楠楠，虽然与咱们周家的基因没有一点儿关系，但他可是在咱们光字片老房子里长大的，我见到咱爸给他和聪聪讲杨家将故事的情形。咱爸讲到杨二郎为了让兄弟们夺路而逃，力举城门结果被活活压死时，楠楠那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咱爸说的是：‘你俩都给我记住，在危险时刻，无论是为了同学，还是以后为了同事、工友，咱们周家的人都得上！’聪聪问：‘为不认识的人也应该那样吗？’咱爸说：‘危险关头，总得有人为不认识的人那样做！’”

周蓉突然感到，哥哥不知什么时候已将电话挂断了。

周秉义确实火大了。其实，他也想陪着郑娟和周聪到美国把楠楠的骨灰迎回来，但他去不成了。一来他身份特殊，临时办签证迟了，二来他自己的事很不顺。个人档案虽转到了教育部里，省里却紧急通知，收到了多封举报信，涉及相应的问题，要求他及时回去协助调查。教育部的态度是请他回去说清楚，等调查结束再回部里接受正式任命。

送妻子、弟媳和侄子赴美后的第二天，周秉义回到了省里。在A市，他名下没有房子，妻子郝冬梅有一套七十多平方米的两居室，是原来学校分给她的。他没住到那儿去。

接机的省委同志，将他直接送到了省委接待办的宾馆。那宾馆原是省委第二招待所，专为省内外司局级干部提供住宿保障，而为司局级以上干部提供住宿保障的地方是“一招”。

二〇〇一年，“一招”和“二招”都有了各自商业性质的新名字，改叫什么什么宾馆或饭店，并且都将管理权承包出去。省机关的人们还是习惯称它们“一招”或“二招”。“二招”已有四十多年历史，前三十年几乎每隔十年内部装修一次，近十几年却没有装修，处处显出陈旧破败的样子，往昔的高档舒适荡然无存。这几年，A市建起了几处新宾馆饭店，地点都不差，装修比“二招”高档多了，有的还是民间集资或中外合资，女服务员普遍都比“二招”漂亮。

全国各地的宾馆和饭店已开始评级，A市不少新建的宾馆和饭店都达到了四星标准，只有一家是三星的。“二招”只评上了二星，它毕竟属于省政府直属产业，那很没面子，所以虽有星级牌却从没挂过。省里曾打算推倒重建，苦于财政拮据，有那种想法，也没有那种实力。招商吧，民间资本看出政府囊中羞涩的窘况，企图趁机大占便宜，条件一个比一个离谱，政府根本没法接受。也有省内外财大气粗的老板主动上门谈生意，希望能把那块位于黄金地段的地皮买下，出价也颇有诱惑。省上吸取了贱卖国企，致使国有资产变相流失的教训，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定力。几年之后，那里的地价也许翻了几倍十几倍，早年买下的老板即使什么都没做，倒手一卖便能赚得盆满钵满。

工薪阶层承受的改革阵痛，已达到了临界点。东三省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一茬茬民间资本家，他们中有些人是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创下一份家业，有些人是靠投机成功一夜暴富。还有一些人什么产业也没有，甚至连个公司也没有注册，就光杆司令一个人夹着皮包坐着豪车东奔西跑谈生意。他们不屑于谈小生意，一谈就谈大的，少则几千万多则几个亿。周秉昆当“和顺楼”副经理时，他们中有些人就在“和顺楼”出现过。他们千方百计走上层路线，挖空心思搞批条倒卖国控紧俏物资。如今，他们不再干那些低级勾当了。凭借经济实力，他们能够买下将来有望大捞一把的地块，或曰地皮，有时到手就卖掉，有时长期囤积。全国到处进行土地买卖，正如饥饿年代粮食买卖处于低谷、“肉皮生意”却异常兴旺那样。他们忽来忽去、行踪不定、神出鬼没，对官场的深浅路径摸得门儿清，对官员们权力的虚实大小也心知肚明。他们的最大能耐是贷款，能耐大到如同银行是自家开的，行长都是自己任命的。他们对于所谓集资者很瞧不上眼，因为那不过是用自己的钱“凑份子”。

“闲得没事了？累不累啊？”他们如此评说集资，言下之意是那还要银行干吗？

有些人却知道，他们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只不过是呼风唤雨的人物的代理，真正了不起的人物则如神龙隐于云雾之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周秉义便是“有些人”之一，但他从不对人说什么。

“二招”为他开了一个套间，为的是有“同志”看他时方便谈话。当年，省内外的司局级干部基本上已经没人下榻“二招”，他们都更愿住在新建宾馆或饭店。县处级干部们到了省城，也不太光临“二招”了。普通人还是住不起，商人们又觉得住在那儿太丢面子，“二招”便显得很冷清。

周秉义住在三楼，他要下楼买烟，一出门见到了自己当市委书记时的秘书小宋正开对面房间的门。

他奇怪地问：“你怎么也住在这儿？”

“他们让我住在这儿的。”小宋表情极不自然，看上去忧心冲忡。

“他们？谁啊？”

“就是……”小宋指了指他隔壁的房间。

那房间的门也忽然就开了，门内迈出省委办公厅万副主任，他问周秉义：“您出去？要不要人陪着啊？我这屋还有两个同志呢。”

这时，小宋已退入了自己的房间。

周秉义笑道：“我就是下楼买盒烟。”

万副主任说：“别买了，我带了一条呢。”

周秉义说：“我还是买吧。”

万副主任说：“何必呢，等着。”

周秉义只得等在门口。

他这个级别的干部，调动是不能带秘书的，小宋是他当市委书记时的第三个秘书。第一个秘书跟了他一任后，到区里当发改委副主任了；第二个秘书跟了他四年后下海，与几名干部子弟经商去了；小宋跟了他三年，他对小宋最满意，卸任前按小宋的心愿安排他当上了市文联的秘书长。小宋喜欢文艺，极想与文艺家们打成一片，希望以后接市文联主席的班。他也认为小宋是那块料，将来准能胜任。

万副主任转眼从房间出来了，塞给周秉义半条烟，同时低声说：“想到您房间坐坐。”

周秉义说：“好啊，欢迎。”

二人进入房间，在沙发上坐下后，万副主任说：“让您受惊了，搞得我在您面前怪不好意思的。”

万副主任是副厅级干部，比周秉义低半级，但万副主任特别讲官场规矩，对比自己高半级的干部一向以“您”相称。周秉义知他从来如此，让他别那样也难改。习惯成自然，他便尊重其习惯，听之任之随他称自己为“您”。

周秉义笑道：“受惊？没有啊，你为什么以为我会受惊呢？”

“没受惊那就更好。如果是有问题的干部，肯定坐立不安了。”万副主任不无敬意地说。

“我虽然心中没鬼，可也有点儿坐立不安啊。刚去北京没几天又回来，工作不落实，情绪不可能一点儿不受影响。”周秉义拆开烟，很享受地吸着了一支。他话里不悦，吸烟的样子却悠然自得。

周秉义自嘲亦嘲人地说：“我只有既来之则安之啊，还劳你们接我，看管着我，心里挺不落忍的。”

“您误会大了，千万别那么想，那我更不好意思啦！”万副主任向他俯过身，小声说，“那些匿名信的事，真相大白了，基本不是个事。这话本不该由我来告诉您，今晚组织部的同志会来陪您吃饭，应该由他们告诉您。我和厅里的两名同志纯粹是来相陪，我告诉您是违犯纪律的。要不组织部的同志该对我有意见了。”

根据万副主任的说法，秉义当书记的那个市里的一些干部，因为他调走前处分了他们，让他们大失颜面，怀恨在心。于是有人策划，有人参与，将他与“正义大坑”的事扯到一起，成心恶心他。他们没想到省委那么重视，而省委一重视，他们自己先心虚，便有人向省委交代了，牵出数人，都承认纯粹是为了达到泄私愤所进行的卑劣伎俩，并且都写了检查，集体等待处分。

“省里本想及时通知教育部就别让您回来了，可‘正义大坑’的事惊动了中纪委。中纪委来人了，现在是中纪委要求您配合调查，您明白吗？”

周秉义说：“难道省里不清楚，那件事是省里直接抓的项目，我从没插手过，也插不上手啊。”

万副主任说：“省里当然明白，您在那件事上两袖清风、干干净净，来龙去脉连我都一清二楚，但中纪委的人要求您协助调查，谁也不好出面替您挡驾啊。”

“那小宋又是怎么回事呢？”

“唉，小宋，这个小宋啊，真是自找的！本没他什么事，他一听中纪委要找您谈话，吓晕菜了，来了个主动坦白，跑到省里哭哭啼啼交代了些自己的问题。不过您放心，都跟您没丝毫关系。”

“他交代的问题严重吗？”

“倒不严重，无非多年以来，帮这个办了点儿什么事，帮那个办了点儿什么事，小孩子入托，大孩子进重点中学，谁家老人病了希望及时住院之类鸡毛蒜皮的事。每次帮了别人，收了别人一笔感谢费而已，加起来也不过几万，有的事还是在给您当秘书之前……”

周秉义叹口气，又问：“那他还能继续当文联秘书长吗？”

万副主任也叹道：“这就不好说了，都怪他自己太沉不住气，胆儿太小。不处分他吧，有姑息养奸之嫌；处分吧，年纪轻轻，岂不等于断了他的政治前途？省里肯定不会直接处分他，他不够省里直接处分的级别。估计也就是转到市里，让市里看着办。如果运气好，碰上一位不太较真的干部管他的事，兴许告诫他一番，将他那点事干脆就给捂住压下了……”

万副主任为小宋的胆小怕事叹息不已。他走后，周秉义忍不住又吸一支烟，想想那些串通起来写诬告信的人，不禁心生出几分怜悯。自己已责成组织部门处分过他们一次，现在他们又将受一次处分。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接连受两次处分，而且一次因为低级趣味，一次因为卑劣行径，都是令人不齿的事。当领导干部当到了这般田地，太下三烂了啊，往后还怎么继续开展工作呢？

做了两届多市委书记，周秉义认为自己做得相当厚道，很少公开批评干部。不公开批评不足以敲响警钟，也从没指名道姓，都是点到为止。

“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是一门心思要做好干部的。良马何必长鞭驯，响鼓不用重槌敲。”他在大小干部会上常常这样讲。

一次，他参加某区干部的年度述职，过后一位女副区长要求见他，一见到他就哭了，连说“想不通”，委屈溢于言表。

她为什么想不通，他已料到了。每年一次干部述职，自我陈述过后，照例要发给听的人一份表格，包括十几项内容，多时二十几项，综合起来颇能反映干部一年来的工作状况，也是干部素质的间接反映，具有一定参考性。临近那个日子，有的干部惴惴不安，大家都特别在乎那两三页纸上的“×”号，不敢掉以轻心。

周秉义说：“你哭什么呢？述职刚结束，你一年来工作表现的肯定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相当不错嘛，你应该欣慰才对啊。有什么想不通的就说吧，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

女副区长想不通的是，三年以来，总有那么几份表格，每一栏的后边全画“×”，两三页纸一“×”到底，力透纸背，看得出当时填写人心怀很大的恨意。

他问：“你怎么知道呢？”

她说，统计整理的工作人员都看不下去，出于善意告诉了她。

他问：“现在就咱俩，能透露是谁告诉你的吗？”

她说不能，那等于出卖。

表格是无记名填写，告诉当事人填写情况属于违纪。

他说：“我不会建议处分告诉你的人。”

女副区长还是不肯讲是谁告诉她的。

她说自己想不通的是，述职结束后，每个人对她更友好了。

他说：“那很正常啊，太正常了啊，填表叫群众评议嘛，得到表格的都是你的下属，他们当然会向你示好，希望你相信他们的支持嘛。”

“但那几个对我的工作评价一‘×’到底的人肯定就在他们中啊！三年多了，我一直想知道那几个人究竟是谁，可一直无法知道。只要我还是副区长，下级就一如既往尊敬我、服从我，有时还争着来表现，我越想知道越难以知道，连任何一点儿怀疑的依据都抓不着。这太可怕了，您不认为吗？我一想心里就别扭，都成一块心病了。每天生活在虚伪之中，我这副区长还当什么劲儿呢？”她又落泪了。

等那位女副区长终于能平静地听他的看法时，他说自己想知道是谁告诉她的，确实也是出于好意。向她透露评议结果当然违纪，但也同时说明那人有正义感。干部一年来的工作表现绝不可能一无是处嘛，用一‘×’到底评议领导工作的干部肯定是不负责任，也不公平公正，往轻了说是任性，往重了说是心理阴暗。这也反衬出，告诉她的同志有正义感，可爱甚至可敬，其违纪行为反倒可以原谅，谁都不必小题大做揪住不放了。

听他这么诚恳地解释，那位女副区长终于笑了。

周秉义又说：“违纪毕竟是违纪，我的看法只不过是个人看法。身为书记，那也还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果这种个人看法不胫而走，那么肯定是由你的口传开的。某些人如果想攻击我，就等于你为他们提供了子弹。也正因为我是市委书记，事关所谓民主评议，一旦有人企图大做文章，那就让我百口莫辩。”

她说：“您放心，周书记，您的看法我绝不会跟任何人讲的。天知地知，您知我知。”

他说：“我刚才问是谁告诉你的，你没说。还说如果你讲了，等于是出卖，想知道听了你的话我当时的想法吗？”

“想。”

“我心里感动了一下，像刚换上了新电池的钟表似的，指针忽然一动。老实说，我很久没有那么一种感觉了。市委书记问你的事，你都能拒绝回答，还说回答了等于是出卖，我感到挺意外，也替告诉你的同志放心了。我还是要提醒你，你所知道的事如果除了我之外再没对别人讲，那么我希望始于我，止于我。如果还对别人讲过了，那么不管谁问，都不要说出那个透露评议结果的同志的名字。我同样认为，说出了等于出卖，而且很容易引起许多不甘寂寞的人对群众民主评议的非议，记住了吗？”

她说：“记住了。”

他又问：“想知道我对群众评议的看法吗？”

她只说了一个字：“想。”

他说：“很必要，但容易搞偏。目前，在有限范围内提倡群众对干部评议，出发点肯定是好的，也值得尝试。然而，现在各地各级都有搞偏的现象，有的地方甚至很愚蠢，表格内容设计得越来越多，最后不但统计‘√’或‘×’的比例，还公布出总分。如果一名干部的总分是九十几分，另一名干部的总分是九十几点几，二者之间相差那零点几分，对于评议干部一年来的工作有什么意义？差零点几分没有参考意义，差两三分、四五分就有意义了吗？一名干部评议分是九十一，另一名干部是九十五，据此就能得出干部工作的优劣高下吗？我妻子在大学里，她告诉我，有的老师对学生要求严，课前点名，批作业认真，判分苛刻点儿，结果学生给他的年终评分就低，能认为那位老师不是有责任感的好老师吗？”

她说：“没想到您也这么想。”

他说：“我的这种想法你倒可以广为传播。”

她问：“真的？”

他郑重地回答：“当然！如果我们的干部心里都有块病，平时老寻思年终评议的事，遇到矛盾绕着走，踢皮球，唯恐得罪了谁，到时候使自己的评议表上多了‘×’，那还怎么能把工作干好呢？”

她说：“我不是那样的干部。”

他说：”据我所知，同志们对你的评价还是蛮好的。”

“所以我想不通！”她又眼泪汪汪的了。

他说：“你要往开了想啊！为什么非要知道他们是谁呢？知道了又如何？想报复他们吗？你报复得了吗？你不像我，给你画‘√’或‘×’的，不过是些正副科长或年轻的科员们，你上边还有区委书记、区长，周围有好几位副区长呢，那么做的人一点儿不怕你某一天知道了啊！我和你不同，我是全市一把手，谁想那么做他且得掂量掂量呢，有那心也没那胆啊！等你做到我这个位置，肯定就遇不到那种现象，许多人拍马溜须还唯恐己不如人呢！”

她忍不住笑了。

他却一点儿笑不起来，一本正经。

她说：“我猜到是哪些人了。”

他说：“我可没暗示你啊！猜到了闷在心里吧，千万别挑明，一旦挑明也等于是出卖。教你个办法，你要在恰当的时候，对你猜到的人开诚布公又不显山不露水地说，希望他们多帮助你，让你的工作开展得更好些，以便调走得快些。好比一盘棋，关键的棋子一挪动则通盘皆活，大家与时俱进就都有了空间。”

她一脸愁苦地说：“可我往哪儿调呢？”

他说：“你考虑考虑，结合自己的意愿给组织部写封信，我批一下。跟组织上要讲实话，不要写那种服从组织安排的套话，那样会事与愿违，反而不好。”

他以自己的经验判断，她可能是挡了别人晋升的路。她手下有位老科长都在科级岗位上十四年了，再过两年还不能提拔到处级，就该退休了。

后来，那位女副区长当上了离市区最近的一个县的县长，有专车，不比在市里上班远多少，那位老科长也升为副区长了。

当市委书记的十几年里，周秉义从不拒绝下属求见。谁想见他，都会安排时间见一下。他也从不嗯嗯啊啊地只听对方说，自己不开口，让人家临走也不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态度。反正在那市里他没带家属，往往公休日也接待，当成工作的一部分。不管公事私事，他都能换位思考，尽量理解对方的想法。有时听起来是公事，往细了一聊，对方不得不承认掺杂了个人利益。

周秉义认为，一名干部向市委书记陈述个人愿望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他也从不认为市委书记倾听一名干部的苦恼，并尽量为其排忧解难是不务正业。能让那些辛辛苦苦工作十几年了还没升职，能让为人做官基本正派的干部获得升半级的机会，于他而言不但是分内工作，还是愉快的。任市委书记时期，不少工作踏实而长期被忽视的老科长、老副处级干部“枯木逢春”，意外地得到提拔晋升，又焕发了工作热情。

在奉调北京前几天，他一次就处分了十几个人，而且处分得特别严厉。有的记过，有的降半级，有的又记过又降级，全都在内部通告中点了名字。那件事如同一个炸雷当空劈下，使本市的官场一时胆战心惊，用“震撼”二字形容再贴切不过了。

他当时也真的是震怒了，原因是他收到了一封信，一个在市里做陪酒女郎的农村姑娘写给他的信。那姑娘刚十八岁，没了父亲，母亲体弱多病，还有两个妹妹，日子过得极其艰难。她为了多挣点儿钱，万般无奈之下做了陪酒女郎。

她在一处“农家乐”工作。一天，一些本地干部用公车接来一个打扮妖艳的三十多岁女人，据说她会讲“腹语”，也叫“神鸽语”，就是双唇闭着不开口也能与人交谈。她自称腹中有一“神鸽”，是梦中一位老神仙种在她腹中的“神胎”，永远不会以人形降生。但同样有年龄，自己腹中的“神鸽”已十六岁，到了古时少女“破瓜”之龄。她说自己之所以看起来特别年轻，不是因为善于化妆，也不是驻颜有术，而是托了“神鸽”的福，能与腹中的“神鸽”神气共享。

起初，十几个男人还有点儿人样，一边饮酒一边与“神鸽”交谈，其乐融融。聊来聊去，不知哪个带的头，问的话便越来越下流了。

“那老神仙怎么将神鸽种在你肚子里的呀？”

“尽管是在梦中，你就一丁点儿感觉也没有吗？”

“哪儿有感觉啊？”

“什么感觉啊？”

“破瓜什么意思啊？我们都是大老粗，没文化，解释给我们听听呗。”

“是不是那老神仙破了你的瓜呀？”

“老神仙就是神鸽它爸了？你和老神仙是老夫少妻关系啰？”

“老夫少妻也是两口子啊，是两口子就得过性生活吧？你俩怎么过性生活啊？在你梦里神交吗？神交爽不爽啊？”

“怎么个爽法？讲讲，这是必须讲的，不讲就不送你回去！”

那女人早已声明，问她也就是问“神鸽”，“神鸽”的回答也就是她的回答。一进入状态，她与“神鸽”的意识也合为一体了。她搔首弄姿，故作媚态，成心以浪声淫语引着那些男人问出更下流的话来。

这时，包括那农村女孩在内的三名陪酒女郎也在场，一个个听得面红耳赤，羞恼难当。“农家乐”的男主人听不下去也看不下去了，再三阻止，与“神鸽”的交流才算作罢。

那女人却意犹未尽，说自己腹有“神鸽”，一口气能吞下三十几个大馒头。

男人们就强烈要求其继续表演，“农家乐”的男主人说没有那么多馒头，问包子、糖三角行不行？

男人们便都替那女人说：“行！行！”

那女人也说没问题，于是用蒸屉端上来了一屉馒头、包子、糖三角。

其实那女人是在表演戏法中的“大手彩”，特意穿着肥衣服裤子去的，三个陪酒女郎中的一个眼见一个大馒头从她裤筒里掉出来，被她一脚踢到桌子底下。

闹腾了半天，那女人收了赏钱终于高高兴兴走了，喝“花酒”的压轴节目这才正式开始，三个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四五岁的农村姑娘“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经历开始了。

东北各地原本并无什么喝“花酒”的邪事。究竟如何兴起的，具体是从哪里传来的，没一个东北人说得清楚。其规则是男人们与陪酒女郎行酒令，若他们输了，自罚啤酒一杯、白酒一盅。若女郎们输了，不但要自罚自饮，还要由男人们解其一颗衣扣。衣扣全解开了，上衣脱下，再罚则去掉胸罩了。女郎们是身着统一“工作服”的，夏季的“工作服”是素花短袖小衫搭配黑色的肥腿绸裤。她们的小衫只有三颗扣子，胸罩也只有三对横钩，为的是让服务对象树立成功的信心，而成功当然是指顾客大获全胜，去掉了她们的胸罩，使她们上身赤裸了。这也算是相当人性化的体现，起码对某些男人的人性予以很贴心的体恤。如果他们都已酩酊大醉，而她们连小衫还没被脱掉，那岂不是太扫兴了？她们是经过筛选才有了那么一份工作，筛选条件第一是形象要好，第二是天生有些酒量，还要经过培训，教授杯来盏往之际机灵俏皮的语言应酬能力，对各种酒令烂熟于心、倒背如流、反应敏捷的专业水准，以及眼疾手快以水代酒的高超自保技巧。为了不使服务对象输得索然无趣，她们也必须相机行事成心输几次以照顾男人们的情绪。

听说是领导干部们要聚在一起放松一下，公司派出了很优秀的三名“女郎”——公司称自己的业务员是“女郎”。

他们尚未酩酊大醉，但大都已喝得很多，也就没点儿斯文，人人耍赖，任性胡闹起来了，情形便一步步失控终至不成体统。当三名女郎几乎被强行扒光了上身时，激起了“农家乐”的老板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男人血性，结果，他就与领导干部们吵了起来。他们中一些人参与争吵，同仇敌忾，另一些人则继续对三名哭哭啼啼的女郎肆无忌惮地搂搂抱抱，似乎还理直气壮，预先付了那份服务费，没享受到让自己们满意的服务那还行！

老板娘一见乱到了那种地步，怕更难收场，就消悄溜走了。片刻过后，一些手持棍棒的农家汉子赶来了。在一片喊打声中，醉得不成样子的男人们才相互搀扶着逃进几辆车中，绝尘而去。

宋秘书本想将那封信压下了的，但老天有眼，该当出事。周秉义的司机多了几句话，告诉他曾有位姑娘在市委门口坐了大半天，说自己并不指望能见到周书记，只想知道自己写给周书记的一封信他收到没收到。

周秉义问小宋，这才看到了那封信。信中有几行字是：“尽管强奸并没发生，但我们三个同行姐妹都觉得在精神上已被强奸了。幸亏当时人多，如果人少，可能肉体上的强奸也不能幸免……”

周秉义不看则已，一看之下，勃然大怒。小宋从没见他发过那么大的脾气吓坏了，战战兢兢地解释绝非想压下那封信不给他看，而是自己也刚刚看到。

二〇〇一年，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邪性现象层出不穷。“钱”“性”二字，搅得淫秽之风盛行，周秉义当书记那个城市也不例外。

周秉义对此却不甚了了，或许可以说在此点上他很不接地气。当市委书记几年，除了必须出面陪餐，他从不出外赴宴，几乎顿顿在市委机关的食堂吃饭。他的特殊化无非就是在单间里，不必排队。到县区视察时，能赶回市委吃饭则尽量赶回去吃，实在赶不回去也只在县区机关食堂吃。想请他光临什么饭店或酒家吃一顿，绝不可能达到目的，而且会惹他生气。严重胃病是他的一个硬理由，实际上，他对所谓“口福”从来不大认同，对男女“吃货”，一向没有好印象，敬而远之。有时候，他对某人印象不错，后来知道对方是个“吃货”，也就渐渐拉开距离了。他差不多滴酒不沾，这一点倒是像极了父亲周志刚，父亲就是个终生没沾过几次酒的人。有酒瘾的男人们所鼓吹的那种酒桌上的气氛，恰恰是他最讨厌的。如果一名干部既是“吃货”又嗜酒成性，那么获得提拔或委以重任的机会就没了，不管别人说那名干部多么有能力有水平。十几年间，他所提拔的干部，除了能力和水平，个个是对吃喝二字反应淡漠的人。

有班子里的领导对此心存异议，曾在会上说：“周总理也是豪饮之人。”

他反唇相讥：“你的意思不会是说周总理也嗜酒成性吧？”

对方据理力争：“许多文艺家都与酒有终生情缘。”

他针锋相对：“那就去当文艺家，不要当领导干部。”

包括发自内心尊敬他的人在内，谈到吃喝二字，都曾无奈地苦笑不已，“周书记哪点都好，就是这一点，太僵化了。”

他听到后，也曾自嘲苦笑道：“就是那一点，我要坚待一下，看能不能让本市的官场风清气正一个时期——在我当市委书记期间。”

周秉义知道本市也有几条灯红酒绿的街区，也有几处纸醉金迷的地方，也经常有领导干部出入那些场所。他微服私访过，没见到熟面孔，以后便不再去了。

老百姓将那几条街叫“腐败街”——这个情况他也掌握，却从未产生整治一下的念头，因为那几条街那些场所是继续热闹着抑或冷清了，关乎本市的税收，甚至还关系到本市“开放”的程度。个别领导干部对那几条街那些场所无限热爱，他只能采取睁只眼闭只眼佯装不知的态度。

在一次处级以上干部会上，他借着谈税收的话题，隔山放炮说：“有人说腐败是发展经济的润滑剂，公款吃喝拉动了GDP，这种观点我坚决反对，你把一千元公款吃掉了喝掉了，税务部门通过你一顿吃喝仅收回了区区一百几十元税款，你为GDP的增长起了多大作用？这不纯属狗屁理论吗？当人民公仆的领导干部都是二百五啊？”

谁都听出了他话中有话，指斥的是什么现象，那一年全市的公款吃喝报销额有所下降。

周秉义勃然大怒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能强忍社会上的某些低级趣味现象，却实难容忍表现在干部身上的低级趣味行径。他认为那些在“农家乐”放浪形骸的人，不良表现已远远超过了低级趣味的底线。

他叫来了组织部门负责干部思想作风教育的同志。他没请对方坐下，因为他怒不可遏，不想坐下。

组织部门的人早已知道了那件事，不安地说：“书记，您也别太生气，我及时向有关部门打过招呼了，本市的报上绝不会出现一行字的报道。”

他问：“谁授命你那么做的？”

对方回答：“我觉得那肯定也是您的想法。”

“你为什么觉得我肯定会和你想到一块儿去呢？”

“难道您有另外的想法？我初步了解过，正好现在向您汇报一下。其实，他们的思想表现都不错，只不过作风上……”

“等一下，你认为思想表现是一回事，作风表现是另一回事吗？”

“那倒也不是。当然不完全是那样。‘酒文化公司’已替我们安抚了那三名女郎，事情很快就会像一阵风似的过去。”

“‘酒文化公司’？美酒的酒？”

“对。当初还真叫过‘美酒文化公司’的，有文化学者认为加一个‘美’字反而俗，就把‘美’字去掉了。那家公司的宗旨是弘扬中国悠久的酒文化，喝‘花酒’也是酒文化之一种，据说汉代就时兴过，目前在亚洲一些国家仍时兴着，对促进旅游业功不可没。放眼世界，欧洲许多国家也有同样的酒文化现象，古罗马古希腊的文化史上都有记载。我们同志那天晚上喝高了一点儿，他们并不是公款消费，是由一位私企老板埋单的，属于正常消费，所以……”

“别吞吞吐吐，把你的看法说出来。”

“所以您也不必小题大做。您都快离开本市了，让我们来善后处理吧。”

“你们打算如何处理呢？”

“冷一冷，研究研究，看情况再说吧。”

“明白了，你可以走了。”

听着脚步声渐去渐远，他问小宋：“你也认为属于正常消费吗？”

小宋支支吾吾不敢回答。

“无耻！分明是厚颜无耻的荒唐行径！”他勃然大怒，亲自打电话请来了本市日报的总编辑。

总编辑一到，他支走小宋，二人坐下了。

他说：“是我推荐你去当省报的副总编的，对不对？”

总编辑说：“对，您走后，我也该到省报报到了。”

“你就可以举家迁往省城了，对不对？”

“对，报社已经通知我，住房解决好了。”

“上任后你就是副厅级，对不对？”

“是啊，真不知道该怎么感激您。”

“现在我就给你一个感激我的机会。”

“噢……周书记您请吩咐……”

总编辑的表情相当意外。

“你先看看这封信。”

他从办公桌上拿起那封信，放到了茶几上。

总编辑只看了一页就将信放下了，困惑地说：“那事我听说了，社里已经开过会，我们报绝不会报道。我们的同志一向遵守纪律，可以被信任，能经受得住考验。”

他在总编辑对面坐下，拍拍总编辑的手背说：“我要拜托你，找一名你认为得力的助手配合，将那天晚上共有多少领导干部、公务员参加了饭局调查清楚。如果能搞清楚召集人更好，不清楚也无所谓，但你得交给我一份名单才算完成任务。”

总编辑看着他，愣了半天低声问：“您要有动作？”

他平静地说：“难道我可以装聋作哑吗？”

总编辑说：“可您很快就要离开本市，不是吗？”

他说：“是啊，但我现在还是市委书记啊。”

总编辑说：“您也可以不管了啊。”

他说：“是啊，但我如果偏要管，那还是有权管的吧。”

他决心已定，情绪真的平静了。

总编辑说：“我了解的情况是，那些人都是科处级。您要走了，他们觉得终于熬到了出头之日，都高兴，于是聚在一起庆贺庆贺。喝高了嘛，必然出丑。”

“我有那么可憎可恨吗？”他也不由一愣。

“其实，他们对您的清廉还是挺佩服的，但您眼中的好干部不是他们那类干部，按您的好干部标准他们也做不到。十几年里，他们不敢聚在一起吃喝、打麻将。他们认为，打麻将不输钱赢钱有什么意思？有时为了吃喝一顿赌一次，像地下工作者似的偷偷摸摸。还几乎没有提拔机会，他们觉得当领导干部太没劲了，巴不得您早点儿走。实话告诉您，其中也有几个您提拔的人。”

“为什么也有他们？”

“一朝天子一朝臣，您已经板上钉钉要调走，市长快到年龄，也该退了，副书记能不能接您的班还没谱。人心浮动，传言四起，人人都怕自己成了孤家寡人，都觉得合到一个群里去才更有奔头。平日里互相倾轧排挤，有时候也得互相帮衬、关照……”

“可你不是就没有投门入伙吗？”

总编辑苦笑道：“那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和那些您提拔的人，早已被归于异类了。我还好说，您走我也走。他们就不一样，您一走，他们对自己以后的官场路径心里都没数了。”

周秉义站了起来，踱着步，寻思着，突然转身看着总编辑问：“那些都不谈了，我只要你一句话，肯接我交给你的任务吗？”

总编辑站起来，义无反顾地回答：“如果您决心已定，我当然只有遵命了！”

后来，就有了他临走前一次处分十几名领导干部的事。

有人说：“真没料到他会来这么一招，不知怎么想的。”

有人说：“发神经，不按常理出牌了！”

于是，就有了那些匿名实名的诬告信。

市里有一条路叫正义路，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一位南方房地产开发商买下了一块地皮，准备建中俄商贸城。他来头不小，有北京的高官给省领导写信，让给予关照，还出席了奠基典礼，亲自剪彩。省里建议周秉义不要介入此事，配合就是了，也就是说，将那项目定为由省里亲自抓的重点招商项目。正义路上被挖出一处三五米多深的大坑后，周秉义感到有些不对劲儿。“正义大坑”四个字首先出现在本市报纸上，开发商并没按当初合同约定，兑现对拆迁户的承诺，拆迁户们便一次次集体维权上访。报社进行了深度报道，压力重重却也体现了一种“正义石”的担当。周秉义看了报道，及时约见了总编辑。也正是在那次约见中，他对总编辑的风骨十分欣赏。总编辑认为，如果连拆迁赔偿都不能按合同兑现，证明开发商没有诚信，资金实力更成问题。果然，本市各家银行的头头们也纷纷向他请示：开发商与他们拉关系，希望贷款，因为数额巨大，都不敢擅自做主，请示市委书记究竟该怎么做？这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他批复暂缓贷款，以免遭受更大损失，并亲自前往省里做了汇报。他认为，不排除这是一起欺诈事件，或者对方是在玩“空手套白狼”的把戏。如果玩砸，银行必定吃大亏，拆迁户们还得继续闹访。省里极为重视，主管领导约见了开发商，当面严肃质询，要求尽快解决。开发商信誓旦旦，声称绝不玩“空手套白狼”，更不会携款外逃，他们自有资金很雄厚，只是一时周转不过来才动了贷款的念头。

以后几个月，工程没有进展，接连几场暴雨后，“正义大坑”水满成患，竟有少年失足滑入，幸被及时救起，未出人命。

周秉义不能坐视不管。周边居民怨声载道，民间议论纷纷。他估计省里也有难言之隐，便给中纪委写了一封信，直言不讳，质疑其中或有腐败交易。正因为如此，中纪委因“正义大坑”之事前来，当然希望能在此事的发生地而不是在北京见到周秉义。

中纪委、省纪委的同志一块儿来到“二招”，与周秉义共进晚餐。之后，与他的谈话进行到了半夜。倘未发生小宋跳楼之事，谈话可能还会一直进行下去。

小宋是由办公厅两名年轻同志陪着吃晚饭，他们年龄都差不多。两名办公厅的同志没别的任务，主要是别让小宋出什么意外。万副主任认为小宋当然也最好住“二招”，如果有什么需要核实的事，找他方便。万副主任的考虑可以说很周到，但小宋却越发惴惴不安。他看出来了，两名陪自己吃饭的人，也是监管自己的人。事实如此，那两个年轻人根本装不出来。小宋的表情一紧张兮兮，那两人便也有了压力，更觉责任重大。离开餐厅时，其中一个说要与小宋住在一起。

不管小宋的感受如何，那两人中的一个就跟着直接进了他房间。

而小宋一进房间就去上厕所。厕所有窗，他一进厕所就从窗口跳了下去。

周秉义穿着睡衣吸着烟，坐在沙发上焦虑地守在电话旁，直至万副主任从医院打来电话，说幸好是二楼，小宋并无大碍，只不过摔断了一条腿。

周秉义上床时快两点了。

第二天上午，他陪中央纪委和省纪委的同志去了自己曾主政的那座城市，约见各银行的头头们、拆迁户代表及开发商公司的留守人员——老板跑回北京去了，开发商公司只剩下了几名留守人员。随后，他们一行人又去了“正义大坑”现场考察，拍照取证。

几天后，中纪委要求配合调查“正义大坑”项目的工作总算结束，周秉义去医院看了一次宋秘书。他有些犹豫，想去看源于感情，因为小宋毕竟跟了自己三年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想去看是因为小宋一闹出跳楼事件，见面后他就不知说什么好了。最后，还是感情因素占了上风。

小宋一见他就哭了，他更不知说什么好了。

小宋问：“您没什么事吧？”

他说：“我能有什么事啊，只不过配合一下调查。”

小宋说：“您没什么事，我就放心了。”

他说：“你这个样子，倒让我很不放心了。”

小宋又哭了，边哭边问：“那我以后可该怎么办呢？”

他说：“你如果面临工作性质转变的话，建议你找一下我妹夫蔡晓光导演吧。他是搞文艺的，朋友多。”实际上，他是想含蓄地提醒小宋，他已不适合再在党政机关工作了。

小宋自然不笨，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无助地请求他：“那您留一封给蔡导的信吧。”

他说：“那就不必了吧，我今天可能见到他。我们是自家人，用不着写信。”

周秉义想在小宋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给他留一条后路，却也不愿留下对自己秘书关照有加的字据。小宋如果不闹出那样的事来，他帮小宋的途径还会多几条，但小宋的事已成了沸沸扬扬的新闻，他爱莫能助，只有请妹夫将小宋临时收罗了。

周秉义离开医院，马不停蹄地去看弟弟秉昆。

秉昆已经出院，在家休养，医药费都是蔡晓光掏的。

周秉义无专车可坐，万副主任为他安排了一辆车。他不仅见到了弟弟，还见到了妹夫蔡晓光——蔡晓光率领一干人马正在那破房子里拍戏。

蔡晓光说：“我戏里需要这么一处歪墙破壁、是家又不像家的场景，秉昆这儿完全可以。我们省得布景，他还能收一笔场地占用费，双方都有利。”

秉昆家经过一番破坏性“改造”，变得更糟糕了。一名三十多岁的女演员抱着个假孩子在反复背几句台词，关铃穿着医生的白大褂戴着白帽子坐在一只小凳子上很投入地看剧本，认真体会着自己的角色，准备随时入戏。秉昆则横坐窗台上，背靠着一边窗框，漠然地瞧着。

秉义刚进屋时没看到弟弟在哪儿，疑惑地问蔡晓光：“秉昆呢？”

蔡晓光指着窗台说：“那儿。”

秉义这才看到了胡子拉碴的弟弟，而弟弟虽也看到了他，却并没从窗台上下来，目光跟瞧着别人时一样漠然。

秉义小声问：“他没事吧？”

晓光说：“没事，就是受到的打击太大了，缓缓就好。”他又背对着秉昆小声说：“我把几场戏挪到这儿来拍，也是为了帮他分散一下注意力，对他有好处。”

周秉义把蔡晓光扯到小院里，先交代了几句小宋的事。

晓光说：“既然是给你当过秘书的人，我这儿兜个底没问题，只要他瞧得起我，一时失业了就来打打杂呗。”

秉义接着将一个厚厚的信封塞他手里，说是为弟弟出的医药费。

晓光哪里肯接！反过来又往秉义兜里塞。

秉义退后一步，严肃地说：“你必须收下！你把我这个当哥哥的人对父母和弟弟妹妹应尽的责任义务差不多全尽了，相比起来，我这个长子做得连个女婿都不如。收下吧，否则我心里只有羞愧了！”

晓光这才红着脸将信封揣起来，转身朝屋里喊：“秉昆，别装没看见你哥，出来一下！”

于是，秉昆也到小院里来了。

“我得进屋给演员说戏，你俩先聊着。”晓光说罢进屋去了。

兄弟二人互相注视着，一时无语。

秉义突然将弟弟抱住，心疼得直想哭。

秉昆任凭哥哥抱着，还是不说话，也没任何亲热反应。

秉义说：“自从你入狱，我只在头几年看过你两次。”

秉昆低声说：“是的。”

秉义说：“咱哥俩十来年没见了。”

秉昆又低声说：“是的。”

秉义说：“哥一进屋就看见窗台上坐着个人，没认出是你。”

秉昆说：“你一进屋，我就认出你了。”

“哥待不了多一会儿，说走就得走。”

“明白。”

“哥调北京了，以后你嫂子也得随我走啊。”

“听说了。”

秉义又想抱抱弟弟。

“刚才亲热过了。”秉昆不情愿地一躲。

关铃出来了，给了秉义一杯热水。秉义口渴，很想喝，水太烫，又喝不成，只得捧着杯子和弟弟说话。

“楠楠的骨灰接回来以后，哥的意思是，安置在爸妈的墓旁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爸妈的墓旁没地方了。”

“那就连爸妈的墓也转移一下。只有那样才好，必须那样。那样了，以后咱们去看爸妈，也能为楠楠扫墓了。”

“可……那要花不少钱……”

“钱的事你别操心，有哥哥嫂子姐姐姐夫呢。”

“我听哥的。”直到此时，秉昆口中才说出了一个“哥”字。

“碑文你打算怎么写？哥的意思是，他既是你和郑娟的长子，也是爸妈的长孙。如果碑文这样写——‘在此处陪伴着我们父母的，是我们父母的好长孙’落款依次是你和郑娟、我和你嫂子、你姐和你姐夫……你看行不？”

“为什么要那样？”

“哥不愿只以你和郑娟的名义立碑，你们去一次伤心一次。按哥的想法，那样也体现了咱们大家对楠楠的怀念。”

“那样，是不是字太多了。字太多了，碑就得大，总不能高过爸妈的碑吧？又得多花不少钱。”

“你怎么又谈钱？不错，哥以往对你们一家照顾不够，可明知你一家缺钱了，你哥装作不知道过吗？”秉义有点儿激动了。

“你误会了，我没别的意思……我只不过觉得，一个孙子的墓碑，和爷爷奶奶的一般高，那不太对劲儿，别人肯定说闲话……”

“秉昆，看来你还没明白哥的意思——楠楠让咱们周家所有人都跟着光荣，那孩子值得咱们为他竖一块和咱们父母一样高的碑！”

“我不要那光荣……不要，我要他活着才好……”秉昆反过来一下子抱住了秉义，放声大哭。秉义手中的杯子也掉在地上了。

秉昆由于楠楠的死而吐血后，实际上一次也没哭过，只是多次默默流泪。也许因为郑娟和聪聪不在眼前，而在他心目中如同父亲一样的哥哥终于对他表现出了莫大关怀，他感情的闸门再也闸不住悲痛的“库容”了。

他平生从没有那么难以控制地放声大哭过，父母去世时都没那样。

秉义不停地拍着弟弟的肩和背，流着泪劝道：“别哭了，别哭了，当然是楠楠活着才好……但是，不好的事已经发生了嘛……”

蔡晓光闻声从屋里走出，相劝不止，关铃们也都跟了出来。

这时，来了一个不寻常的人——一身警服的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龚维则。

周秉义被要求从北京回到省城，龚维则那么消息灵通的人自然知道，但他所掌握的消息与事实有些出入。他听说的是“接受调查”而非“协助调查”，这两种说法的不同可大了，他一想到周秉义为自己做过提拔推荐，心里就七上八下，哪里还敢到“二招”看望周秉义？听说调查已经结束，中纪委的同志对周秉义评价很高，认为他对纪检工作给予了竭诚的支持和坦荡无私的帮助，还代表领导对他表示感谢，龚维则又极想见见周秉义叙叙友情了。于是，他亲自开车去了“二招”。当年，许多领导干部都与时俱进学会了开车，龚维则自然也不肯居人之后。

在“二招”，他得知周秉义已经退房，当天下午就要乘机返回北京，上午去哪儿了服务员也不清楚。

龚维则本想作罢，反正以后去北京也有机会与周秉义见面。但又一想，今日送送周秉义，与日后利用出差之便在北京见见有恩于自己的周秉义，感觉太不一样了！此日相送意味着自己更重情谊，正如李白的诗歌所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他推测，周秉义既已退房，那很有可能是到弟弟周秉昆家了，便驾车赶来。

他一出现，蔡晓光屋里的戏就根本没法继续往下拍了。

蔡晓光搂着周秉义的肩走到小院一角，商量说：“你还是早点儿走吧。你看你一来，搞得秉昆号啕大哭，还引来了区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你再不走，不知又会引来什么人，我的戏甭想拍了。我是在抢档期赶进度啊！再说秉昆也会烦的，他家一切事，我负责了，你就放心到北京接着当你的官去吧！”

秉义看一眼手表，确实到了该走的时候，就对弟弟大声说：“秉昆，记住哥的话，那哥走了啊！”

秉义拔脚而去。

秉昆也不看他，只呆呆地看着龚维则——他已经不怎么认识龚维则了，龚维则那身警服使他有些不安。

龚维则与秉昆和晓光寒喧过后，正与女演员和摄制组搂肩搭背亲如老友地合影，见周秉义走了，赶紧跟出小院。

他边走边回头大声说：“别忘了给我照片啊！”

晓光比画着也大声说：“给你放这么大的，能挂墙上的。”

晓光跟他早已很熟悉，无论他当派出所所长时与周家的老关系，还是他侄儿龚宾与秉昆的关系，抑或他后来与周秉义的特殊关系，晓光与他都毫不见外，他也视晓光为“自己人”。每次遇到了，他俩总是称兄道弟。

龚维则与周秉义并肩走着，说自己一定要将秉义送往机场。

秉义说：“好意我心领了，但真的没必要，省委办公厅的车一直跟着我啊。”

龚维则说：“让那辆车回去嘛！总想和你聊聊，也没机会。今天你都要走了，必须给我这机会，咱俩车上也可以聊聊啊。”

秉义说：“我只不过是到北京，又不是驻外，以后机会还很多。”

龚维则说：“那太不同了。反正今天送你的机会属于我了，谁争都不行。”

秉义笑道：“行，听你的。”

龚维则熟悉省委办公厅的车牌号，他将自己开的警车停在了那辆车后边。

二人刚走到车旁，从办公厅那辆车上下来了万副主任。

秉义惊讶地问：“你怎么也来了？”

万副主任说：“我要亲自送您到机场啊。办公厅那边临时有点儿事拖住了我，现在处理完了。”

秉义歉意地看看龚维则。

龚维则与万副主任不认识，急忙掏出名片双手递上。万副主任看了一眼，说了句“幸会”，也给了龚维则一张名片。

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是副厅级，龚维则是正处级，龚维则对万副主任毕恭毕敬。他急切地请求让自己去送周秉义，却遭到万副主任干脆拒绝：“那不行。”

“不行？”龚维则被顶得直眨巴眼睛。

“对，不行。”万副主任丝毫不留余地。

龚维则想继续争取。

万副主任打断道：“龚副局长，别认为我办事死板啊，我是在执行领导的指示。领导嘱咐了，要求我一定要亲自将秉义同志送到机场。换成你是我，你的态度肯定和我一样。”

龚维则无话可说，只能眨巴眼睛了。

秉义心里好生奇怪，不明白万副主任为什么不肯给龚维则面子。当然，他也认为万副主任那种郑重其事的态度，其实有点儿好笑。

他只得打圆场，提议每辆车都坐。无非中途停一次，自己从这辆车下来，坐到那辆车里去。执行领导指示的完成了任务，非要表现感情的也不至于失落。

秉义的面子，万副主任自然要给。他看了一眼手表，对秉义说：“该走了，请您先上我的车。”

龚维则紧接着说：“那我的车在前边，好为你们开路。”他的车上有警笛。

秉义坐上省委办公厅的车后，对龚维则说：“时间很从容，你路上千万别拉警笛啊。”

“论关系，咱俩关系也很近啊。对吧，秉义同志。”车开动后，万副主任对龚维则表示不满，说他不懂规矩。

秉义只得附和道：“是啊，是啊。”

万副主任的话倒也是事实，他与秉义认识有年头了。秉义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省里工作时，他俩就认识了。那时万副主任还是省委办公厅的一位干事，逢年过节常拎着慰问品代表领导看望郝冬梅妈妈。

万副主任问：“那位龚副局长，他跟你的关系到底有多熟啊？”

秉义想了想说：“实事求是地说，其实并没咱俩接触得多。”

万副主任说：“我想也是那样嘛！当年你老岳母很喜欢我，每次去看她老人家，她总是拉着我的手聊起来没完，小万小万地亲亲热热叫我。天暖和的季节，她还经常让小阿姨推着她的轮椅，坚待把我送到院门口。哎，有时候你在家，也是你亲眼所见的情形嘛！你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秉义说：“我当然记得，历历在目啊！”

于是，他们一个回忆起了爱自己如爱儿子的老岳母，一个回忆起了自己像敬爱老母亲一般发自内心地敬爱过的革命的老妈妈。

“你岳母那人真好，虽然对革命劳苦功高，却从没摆过老革命的架子，我很怀念她。”

“我更怀念她，她基本上是你说的那样，偶尔也喜欢摆摆老资格。”

“完全可以理解。”

共同的回忆，共同的话题，让周秉义和万副主任的关系又拉近了不少。

“人间自有真情在。”万副主任握了握周秉义的手，周秉义拍了拍万副主任的手背。

遇到一处红灯时，万副主任握了握周秉义的手，特别贴心地说：“有件事我还真就得求你。目前而言，求你胜于求任何人，求别人我求得不踏实。”

秉义愣了一下说：“请讲，只要我能办到，一定认真办。”

他嘴上说得极爽快，心里却打起鼓来，唯恐万副主任给自己出什么难题。

万副主任说：“我哪能为难你呢。对你来说，小事一桩。”

他说女儿正在北京一所高校读研究生，毕业后决意留在北京的高校从事教学工作，最好是留在本校。

“咱们女儿要强，是个上进的好孩子。她有那志向，咱们当父亲当叔叔的，不支持孩子不对吧？”

万副主任比周秉义大一岁，他将“咱们女儿”和“当叔叔的”有意强调了一下。

“是啊是啊，应该支持。可……我到了北京，起码还得几天后才能正式成为教育部的人啊。毫无人脉，肯定帮不上忙啊！”周秉义暗自叫苦，顿有一种被绑架的不快。

万副主任却乐观地说：“咱们女儿的事也不是眼前的事，她两年后才毕业呢！两年后，你不但在教育部站稳脚跟了，也许还高升了呢。凡事讲未雨绸缪嘛，两年后你这位叔叔再为她操心不迟，咱们就算说定了啊。”

他想再次握握周秉义的手，周秉义及时将手躲开了。

“两年后啊，到时候我一定关注着。”周秉义的话说得老不情愿。

“明天我就给咱们女儿写信，让她常去看你。我不在北京，你就是她在北京最亲的人啦。总之，我把她托付给你这位叔叔了，你替我多多关心她，教育她，帮助她。”

“行。”周秉义巴不得立刻就能换到警车里边去坐着。

又过一处红绿灯，车开出了市区，通过秩序混乱的城乡接合部，龚维则那辆警车拉起了警笛。

“讨厌！”周秉义生气了。

“怎么走这条路？龚副局长怎么回事啊！”万副主任也对龚维则表示不满。

“他没带错路，国道有一段在维修，这几天上机场的车都得这么走。”司机替龚维则说了句公道话。

过了高速公路收费口，龚维则的警车停在路边，周秉义坐的车也停下了，龚维则、周秉义、万副主任三人同时下了车。

龚维则对万副主任笑道：“该让秉义同志坐坐我的车了吧？”

周秉义以为万副主任一定会说几句不高兴的话，不料他却挺轻松地说：“好啊，既然龚副局长如此盛情，那就有劳你了。”

此时，周秉义被一个人吸引了。确切地说，他是发现一个人在打量自己。他们两辆车刚停住，后边接着停下了一辆军车，车上下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军人，从肩章看是位中将。老将军一边吸烟，一边用研究的目光望他，望得他颇不自在。

他正纳闷，万副主任说：“我就不往前送了。你刚才也看到，有一段路太堵了，过会儿肯定更堵，我怕正赶上，一堵堵半天。”

他竟不再用“您”称呼周秉义了。

秉义连说：“对，对，你快请回吧。”

于是二人握手，万副主任与他拥抱了一下。

万副主任的车掉头开走后，龚维则替周秉义打开了车门。

周秉义上车前，扭头望了老将军一眼，见老将军仍在看他。

龚维则与周秉义聊起了自己当年与光字片，特别是与周秉义父母的关系。

“要说有什么特殊关系吧，其实也没有，但内心里对咱们光字片，对你们周家的人，就是保留着那么一份说不清道不明、想忘都忘不掉的感情。我侄子龚宾当年和秉昆是工友，你弟可是个大好人，当年我出了那么一档子倒霉事以后，你弟他们几个工友对龚宾可爱护了。你父母当年特别支持我的工作，更不要说你了。你是我的贵人。总之，一回忆起我当派出所所长时的事，就会想到光字片。一想到光字片，首先就想到了你们老周家的人。这是缘分啊，你认为呢？”

周秉义说：“是啊。”

龚维则也比周秉义大几岁，秉义当年和弟弟秉昆一样叫人家“小龚叔叔”。那是历史性的关系，当年光字片的父母都让自己子女叫他“小龚叔叔”，大几岁也得叫“叔叔”，没有谁家的孩子开过叫“哥”的先例。

坐着小龚叔叔亲自驾驶的警车，听着已是区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小龚叔叔温暖的回忆，周秉义竟不敢多说什么，怕又被特殊的感情绑架了。

龚维则觉出他没有谈兴，安慰道：“别那么失落。”

秉义奇怪地问：“我失落什么啊？”

龚维则说：“你当然自己不能承认啰。你啊，得这么安慰自己，虽然由掌实权的干部变成了虚职干部，由一把手变成了服务于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的人，但你进京了啊！东三省有多少像你这个级别的干部做梦都希望能被调到北京去。这也是地方官员的一大喜事嘛，意味着儿女沾你的光成了北京人啊。”

秉义说：“我也没儿女啊。”

龚维则说：“忘这茬儿了，但冬梅沾你光了啊，她肯定愿意成为北京人嘛。你不要理那些议论，都是出于嫉妒，吃不到葡萄才说葡萄是酸的。”

秉义说：“有些什么议论呢？说来听听。”

龚维则扭头看他一眼，见他表情开朗，似乎有了点儿谈兴，便滔滔不绝地分析，挺来情绪。周秉义索性不打断，也不接言，听得倒也津津有味。龚维则的话忽又绕回到他与光字片与周家人的感情上，周秉义的心便又敏感地收紧了。

到了机场，二人下车后，龚维则还在大谈感情。

秉义忍不住问：“维则，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事啊？有就抓紧时间直说。”

龚维则愣了愣，摇头笑道：“没有，没有。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从没人这么问过我，倒是我以前常对别人这么说。以前思想单纯啊，认为自己是派出所所长嘛，工作性质决定你就是要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嘛，所以常把你刚才的话挂嘴边上。现在呢，当了副局长，不但再不敢轻易说那种话，而且生怕别人求到自己头上。除了亲戚朋友的事，谁的忙也不想帮。怕主动帮了谁，落下个好求的名声，三天两头有人磨叽着相求，那不烦透了。咱们才多大一点儿权力呀，帮不过来啊！”

他的话说得周秉义脸红了一下。

两人之间，偶尔见着了，彼此表现得再亲热，也从不称兄道弟。对于周秉义来说，“小龚叔叔”是历史性的，称“兄”意味着对共同经历的一段历史的否定，但如果再叫“小龚叔叔”又确实有点儿可笑。对于龚维则，如果对秉义以“弟”相称，降低了自己曾是“叔叔”的历史地位。

龚维则真诚地说：“你走后，本市这边有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有的话你也只管直说。”

秉义本想求他解决一下弟弟的工作问题，但听了他那一番怕人相求的话，不好意思开口了，也连连摇头说：“没有，没有。”

一对中年夫妻和半大孩子拉着行李箱、拎着大包小包走了过来。他们是龚维则的朋友，惊喜地发现了他，就要搭车回家。那一家三口旅游回来，刚下飞机，由于飞机一再晚点，接他们的司机错过了时间。

秉义劝龚维则赶快拉上朋友一家回市里，龚维则也就不再坚持要送他到出发大厅了。

二人握手道别，周秉义情不自禁地拥抱了当年的小龚叔叔一下。小龚叔叔乘机俯耳低语：“放心，龚维则不会让你蒙羞。”

省委办公厅万副主任给周秉义买的是航班的头等舱。二〇〇一年，县长、县委书记们出行大抵也坐头等舱。级别已不重要，是否是辖区或部门的一把手最重要。当时，一把手为尊的现象泛滥，一位县委书记与一位副省部级干部或者一位私企老板同坐飞机头等舱，也是寻常事。

周秉义对坐头等舱也没有任何不适。自从当上了市委书记，进京跑项目或出国考察，他就从没坐过普通舱。当军工厂党委书记到俄罗斯去，他是坐普通舱，初任一把手，又遇上了特殊情况，如果有人给他买头等舱，他会生气。自从当上了市委书记，就没有人敢给他买普通舱。

周秉义在贵宾室门口愣了一下，几乎想退出去。贵宾室只有两个人，那位老将军和警卫员。他忽有种进错了地方的感觉，但服务员已将他的行李箱放在沙发旁了。他只有走过去坐下，当时那感觉别提有多么不适。

老将军瞥了他一眼，对警卫员耳语了几句。服务员刚一离开，警卫员立刻走到他跟前，“啪”的一个立正，敬礼后邀请他说：“如果领导方便，我们首长想请您坐过去，跟您聊聊。”

当了十几年市委书记，周秉义早已懂得，官场上一向是以领导、大领导、首长、大首长四个等级来划分干部——大领导以上皆属高干，起码得是省部级。而首长嘛，自然是比省部级还高的高干。大领导、大首长不是正式的说法，在官场指高干中在位的一把手。不管多少领导、多大的领导一起开会，如果有一个人面前的纸牌上印着“首长”二字，那么现场谁的官最大就一目了然。

周秉义略一犹豫，立即起身，诚惶诚恐地坐了过去。他在老将军旁边的沙发上刚一落座，老将军朝警卫员挥挥手，警卫员离开了贵宾室。

老将军缓缓扭头看着周秉义的脸问：“你是位干部啰？”

周秉义脸一红，谦恭地回答：“是的，首长。”

老将军又问：“多大的官啊？”

周秉义彬彬有礼地回答了自己曾经的职务，到北京后可能上任的职务。

“我当你是多大的官呢，两辆车送你一个人，还都是公车，有那必要吗？还警车开道，还鸣警笛，不是我倚老卖老地批评你，谱太大了吧？刚当到司局级就找不到北了，好吗？”老将军的批评丝毫不留情面。

周秉义料到了必会遭到批评，并已在心中快速想好了该怎么应对。他还算沉着冷静，脸也没红第二次。

他微微笑道：“首长，您误会了。只有一辆车送我，那辆警车是到机场接人的。因为我认识开警车的人，所以才半路坐到了警车上，让送我的公车回去了，那样就可以为公家省点儿汽油嘛。近年来各级‘两会’，代表委员总说党政部门的行政开支太大，压下来不容易。作为干部，能替国家在各方面省一点儿是一点儿啊。至于警笛，不是为我而鸣，我听开警车的警官说，他是为您才鸣的啊！开警车的警官注意到您坐的那辆白牌军车了，他一想是和我们同一方向去机场，怕误了点，就为你们的军车鸣起了警笛。您不但误会了我，也误会了警官的好意呢。”

周秉义的表情使他的话听来仿佛句句是真。

老将军却还是不相信地问：“为什么是怕我们误了点，而不是怕你误了点？”

“我们知道我的时间从容，不会误点啊，却不知道你们赶的是哪一趟航班。见你们一路超车，以为你们的航班比我们的航班早。”

周秉义说得有条有理，丝丝入扣，不由人不信。

“确实是我误会了？”

“确实是您误会了。”

“那么，我应该向您道歉啰？”

“首长，不必，首长的批评也是为我好啊。我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你能这么认识我的误会很好。我喜欢你，上了飞机咱俩要坐一块儿啊，我对中国教育有不少看法，也可以说有不少意见，我认为值得你听听。”

“那是肯定的。首长的意见必然有利于教育改革，但就怕我没有与首长挨着座位的幸运。”

“小张！”

警卫员应声而至。

老将军高兴了，和颜悦色地说：“对对我俩座位号。”

一对，老将军的座位在前排，周秉义的座位在后排。

老将军对警卫员说：“登机后，你负责让我这位新朋友和我坐一块儿。”

警卫员说：“首长，可能不太好办。”

周秉义也说：“首长，不如让警卫员将您的住址留给我，我以后登门拜访，请教。”

老将军固执地说：“以后是以后嘛！小张可有办法了，小事一桩，他会解决好的。”

警卫员忐忑不安地说：“我试试看吧。”

“你看你，刚夸完你，怎么那么说呢？这点儿小事还为难，不像是你了嘛。过来过来，我支你一着儿！”

老将军以手招之，大高个子警卫员立刻走了过来。

“你弯下腰嘛，让我仰视着你说话呀？”

警卫员就毕恭毕敬地弯下了腰。

老将军小声说：“上了飞机，你要主动跟空姐套近乎，嘴甜点儿。你就说他是我秘书，我俩要在飞机上研究工作问题。只要空姐被你哄开心了，她就会替你与乘客协商，懂了吗？”

警卫员笑道：“懂了，谢谢首长支着儿。”

老将军朝周秉义眨眨眼睛，他俩也都情不自禁地笑了。

登机后，根本无须警卫员与空姐套近乎。那架飞机乘客少，没坐满，头等舱只有周秉义和老将军两人。一名漂亮的空姐反过来向警卫员示好，说头等舱的座位空着也是空着，热情地请警卫员也坐到头等舱。警卫员红着脸不肯，说得经过首长同意，空姐就笑盈盈地替他请示，老将军马上批准，还替警卫员谢了空姐。

老将军对周秉义耳语：“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同意的，容易把年轻人惯坏了。军队必须讲规矩，什么人什么待遇是规矩的一种，轻易不能破。现在的情况比较特殊，我觉得那女孩儿和小张对上眼了，爱情也需要条件，我的做法对吧？”

周秉义说：“对，首长的做法非常对。”

周秉义忽然回想起来，自己当年做知青干部时也如小张般年轻英俊、风华正茂，也很幸运地遇到了赏识自己的师首长及军区副司令员。现在，自己年过半百，面颊松弛，头发稀疏，也曾主政一方，却依然很难把握自己人生的航向。真是人生苦短，联想到“情怀渐觉成衰晚，鸾镜朱颜惊暗换”之类的诗句，心中顿生一片惆怅。

老将军情绪很好，字斟句酌，细言慢语地发表对国民教育久经思考的见解。周秉义已经犯困，强打精神做洗耳恭听状，不时往小本上记几笔，偶尔插问两句，他对短期内根本无法实现的浪漫建言照记不误。同时，他不免顾影自怜，羡慕妹夫蔡晓光的潇洒活法。在他看来，蔡晓光本该选择走仕途，妹妹周蓉更应走蔡晓光的文艺之路，而自己才适合做教育工作。

两个多小时的空中旅程过得也快，全赖周秉义配合，老将军交谈甚洽。他以为对方会提醒警卫员给他留下住址，对方却似乎忘了那茬儿——也许真忘了。

到了教育部，刚喝了几口茶便有人找他谈话，是位副部长。寒喧数句后，对方告诉他，他已经不属教育部的干部了。

尽管他久经历练，还是惊讶得差点儿失态。

“事情是这样的，秉义同志。不知怎么搞的，中纪委领导知道了你。有一天派人找到部长，要求看一下你的档案。中纪委的同志要看任何人的档案，我们自然同意。过了一天，中组部也来人了，通知我们因为工作需要，调你到中纪委工作，并带走了你的档案。他们要求你回京后，及时送你到中纪委报到。”副部长说。

周秉义一时不知道怎么回应。

“秉义同志，你今晚干脆就住在部里招待所吧。马上有人带你去洗漱，休息一会儿。但你先别吃晚饭，我下班后过来陪你。”副部长叮嘱说。

“谢谢了，晚饭我自己解决就行，不必麻烦您了。”周秉义到底还是有相当的应变能力，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便能做到应对自如。

副部长说，陪他吃饭也是一项工作，教育部物色的好干部，被中纪委“抢”走了，也是教育部的光荣嘛，陪他吃饭也是分享啊。

坐在招待所的沙发上，周秉义想到配合中纪委同志调查“正义大坑”的前后经过，对自己调任中纪委工作倒也不奇怪了。当时，他们中的一位领导曾与他谈到《求是》杂志上的一篇反腐倡廉的文章，那是他任市委书记时写的，曾经引起一定反响。对方说，这篇文章几位大领导都看了，还做了批示，要求领导干部学习讨论。

对方的确也说过：“你干脆别去教育部了，来我们中纪委工作吧，我们现在缺干部。”

他以为只是一时戏言，自己也没有当真，笑了笑说道：“好啊，我对反腐败斗争很有信心。”

对方问：“一言为定？”

他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对方叮咛了一句：“那我可向领导汇报啦。”

他说：“那我等着了。”

正所谓言者轻率，问者有心。突然成了中纪委的人，周秉义完全没有想到，但也不是多么难以接受。关于愈演愈烈的腐败，民间已有“除非再来一次彻底革命，否则很难根除腐败”“地火在燃烧”之类的说法，这使他很替党和国家忧虑，也很能理解民间的愤懑和不满。他想，若能在中纪委做些遏制腐败的实事，也算不枉为官一场。这么一想，他又有点儿兴奋了。

陪他吃晚饭的不仅有那位副部长，还有中纪委的同志。中纪委的同志说，今晚的便饭既是送行，也是接风。全国的好干部很多，但真正关心、善于进行反腐败斗争的干部却不是太多，具有较高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水平的人更少。家庭关系单纯，没有子女或子女从事非营利工作的，更是少之又少。

副部长问了一句：“从事纪检工作跟有没有子女有什么关系？”

周秉义回答说：“腐败有两种表现，一曰膨胀的特权，二曰病态的贪欲。特权主要是为了满足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的权力欲，贪欲主要体现在金钱物质方面，生活奢靡，为了儿女或情妇，两者叠加，便欲壑难填。”

中纪委的同志说：“听到了吧，句句说在点子上。中纪委从教育部将你挖走，那是挖对人了。”

副部长笑道：“腐败的原因都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但怎么反，谁能提供好办法呢？”

周秉义接着说：“好办法无非就是好制度，好制度首先是有法可依的制度，是能管好高级干部的制度，上行下效嘛。几千年来历朝历代都有制度，每个朝代都有腐败蔓延，都是由于皇帝管不好王公大臣。管不好‘和珅’，就管不好基层官吏。方丈们男盗女娼，玷污佛门，却要求小和尚们六根清净，无私无欲，那肯定事与愿违，到头来连对佛的信仰也颠覆了。”

周秉义的话听起来都不过是老生常谈，甚至是陈词滥调。民间所议，比他的话尖刻多了，但在地方，各级官员轻易不敢那么说，相互之间不敢，公开说更不敢。当市委书记多年，大会小会经常讲反腐倡廉，他却从没说过刚才那种话。一位地方官员，更是不敢对北京官员说那种话。“抓小辫子”，整人的风气仍未绝迹，针砭时弊就有可能被整得半死。周秉义之所以敢说，主因是自恃屁股干净，不沾屎不沾尿，经得起用放大镜来观察。当然也因为以前不敢多说，压抑得太久，到了北京迫切想要释放一下思想气压了。

副部长和中纪委的同志都笑了。

副部长说：“秉义同志，你还没好好吃几口饭呢，我们招待所的菜不错，先把肚子问题解决了再聊。”

中纪委的同志说：“敢当着咱俩说这种话，证明他常在河边走，居然没湿鞋啊，难得！”

周秉义是聪明人，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话犯忌了，也就不再主动说什么，自顾自吃起饭来。他确实饿了。

三人便都没再说什么与腐败有关的话。

饭后，中纪委的同志告诉周秉义，明天是星期日，可以在招待所安下心来休息一天。星期一、二，他替周秉义请了两天假，他可以逛逛街，会会朋友。星期三，中纪委的车到招待所来接他。

周秉义回到房间，泡了个澡，一上床便酣然入睡。

他困极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吃罢早饭，逛新华书店，买了十几本书。之后的两天半，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一本关于政治的图书也没买，他认为自己早懂了，好政治便是为国为民多办好事，而不好的政治则是整天纠缠于主义是非，使善于耍嘴皮子进行政治投机的人大行其道。他买的都是些官员可看可不看的所谓闲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蔡元培的《中国人的修养》、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蒙田的《蒙田散文随笔》等，还有一本美国人写的大部头的《万物简史》，一本带彩图的中国科学院专家编的《多彩的昆虫世界》。记得小学三年级时，学校组织参观了一次昆虫标本展，他曾立志长大后要当一名昆虫学家。他看得兴趣盎然的还是后两本书，前几本书他大学时都认真读过，但见了油然产生一种亲切感，于是买了。招待所的服务员姑娘知道他是位厅级干部，看着他双手捧着一本关于昆虫的大开本彩色图画书入迷，都嘻嘻地暗笑。

那两天半时间，对于周秉义是无官一身轻的美好时光，尽管常常有忧愁袭上心头——关于弟弟一家的、关于妹妹回国后何去何从的问题，但他总体上感觉极其美好，无比享受。

星期三，中纪委为他开了简单的小型欢迎会，实际上是个见面会。他的新岗位是反腐倡廉政治理论与政策法规调研室副主任，领导说他的名片上可以注明“司局级”。

他说：“不必吧？”

领导说：“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否则到了地方，很可能并不拿你当回事。”

会后，有一个人没有离开，他走到周秉义跟前，注视着他问：“秉义哥，还认得我不？”

他端详对方，似曾相识，但一时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过。

对方说：“我是吕川呀。”

他还是想不起来。

“我是秉昆的朋友，当年我们是酱油厂的工友。”

“是你呀！”

他终于回忆起来了——当年自己做兵团知青时，有一年回家探家，弟弟的朋友们都来看他，其中便有吕川。

他说：“咱们只见过那一面。”

吕川说：“对。”

“后来你到北京上大学来了？”

“是的。”

“秉昆多次跟我讲到过你。如果不是受你的影响，秉昆可能还不会卷入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广场那件事……”

“估计也会的吧。”

“你这么认为？”

“肯定也是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没你想象的那么大。哥，你不是在埋怨我吧？”

“我埋怨你干什么呢？那事不是还让他有了段光荣历史吗？挺光荣了一阵子，是不是？”

“我也挺光荣啊。”

二人都开心地笑了。

周秉义感慨地说：“你们几个之中，就出息了你一个，他们现在情况都不太好，你知道吗？”

吕川说：“知道，秉昆后来那件事我也知道。我心里时常牵挂着他们，但我一个小处长，又在北京，心有余而力不足，帮不上任何忙。”他叹了口气

周秉义说：“牵挂着就够朋友了。”他沉默片刻又说，“中纪委的干部不同于其他部门的干部，以你的年龄，成为中纪委的处级干部，进步够快的了。”

吕川说：“我大学毕业工作不久就是副科级了，五年一个台阶，还算快啊？”

二人都笑了。

吕川提议：“哥，咱俩出去吃午饭吧，可以多聊聊。”

秉义说：“好啊。”

吕川说：“我请哥。”

秉义说：“那我高兴，不与你争。但我嘱咐你啊，以后不能跟我叫哥，别人会有看法。”

吕川保证道：“以后我就归你领导了。放心吧，我哪能那样呢。”

二人走到楼梯口，秉义改变了想法，拍了一下吕川的肩说：“别出去吃了。到中纪委的第一顿饭我更愿意在机关食堂吃。在那儿也可以边吃边聊啊！”

吕川是明白人，没有再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