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一代生活在一个特别的时代，出生之前，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有了手机。不仅如此，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用品。据说他们模拟打电话的姿势，已经从用手比六，发展成了以掌摸脸。这是因为通信设备的形状发生了大变迁。他们可能不太理解没有手机之前世界是什么样的。好在手机的诞生时间不太早，追忆起来不太麻烦。

1888年，赫兹用实验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其后，无线电波通信技术逐渐在军方内使用。1973年，美国人马丁·库帕发明了第一台手提电话。一开始，这个年轻人想加入贝尔实验室。不过库帕年资尚浅，贝尔实验室无线电团队的负责人尤尔·恩格尔没看上他。库帕后来加入了摩托罗拉公司，经过多年的卧薪尝胆，发明了手机。成功之后，他的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恩格尔，据说这位主管在听了他的声音之后，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这个段子说明手机一开始就带有某种权力特征，有了它就能实现权力倒转，获得控制未来的能力。

中国人最早接触的手机就是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八十年代，手机（型号大概是Moto 3200）最早定价约2万人民币。1985年国内职工年平均工资才1000出头，拿死工资的人是买不上手机的。但彼时中国早已改革开放多年，体制外的生活日渐繁荣，一些时代的弄潮儿实际上已经很有购买力了。据《人民邮电报》报道，1987年，一个叫徐峰的商人豪掷2万元买了第一部手机，还交了6000元的入网费。这是什么概念？1987年全国平均房价是400多块钱，北京大概要贵100多块钱，2.6万元能买个小两居。现在回头看，用这笔钱买手机可能会觉得不太值，买房的肯定赚了，手机早就淘汰了，在当时除了显摆能有啥用呢？又不是没有固定电话。

这么想就狭隘了。普通人对信息的理解是非常粗线条的。打过仗的都知道信息的重要性，无线电、雷达通常是制胜法宝。商场如战场，逻辑是差不多的。徐峰因为有了手机可以随时和港台商人联系，他的餐饮生意因此做得风生水起，如今成了广州餐饮业的标杆企业。手机就是当时的流量密码，有了它，所有的注意力才能投射到徐峰身上。吃东西这件事，一半是口味，一半是社交。大家都知道的店，口味自动加上十分。

徐峰是比较早注意到信息是一种权力的精明人士。总结起来，这一权力反映在两方面：一来手机可以提供一些稀缺的信息内容，帮助及时了解价格差、货物的新鲜和稀缺程度，沟通各种具体事宜；二来在信息稀缺的年代，手机本身成为一个广告平台。有手机的人成了能够随时沟通的人。在茫茫人海中，手机成了高耸的灯塔，一眼就能看见。这种双重能量的加持，确保了一个人的成功和显赫。

正因如此，早先手机有一个霸蛮的名字，“大哥大”。据说“大哥大”最早是因为洪金宝的使用而流传开的。洪金宝的父亲是华南电影厂厂长洪仲豪，他自己出道早，在香港武行圈子里辈分高，成龙也得叫他大哥。洪金宝早期做导演拍戏，方方面面需要调动的资源很多，就买了个手机方便联系。洪食量惊人，“心广体胖”，再加上早期手机的样子像块砖头，“大哥大”就这样被叫开了。

大哥大进入内地后，当然也只有财大气粗的人才能买得起，它的象征性甚至要超过使用功能。中国内地早期电信基础设施并不是特别完善，大哥大信号很差，不能确保每次都能接通。但是只要它出场，就能产生相当的震撼力。在我极其稀薄的印象中，有一个叔叔在上海做码头生意。他回老家，屁兜儿里面就会别一部大哥大。大哥大的厚度和高耸的天线具备很强的视觉冲击力，牛仔裤的前兜是装不下的。大哥大显得鼓鼓囊囊，它的价格就相当于同等厚度的钞票。屁兜儿揣着大哥大证明了持有者的实力，但盯着别人的屁股看是危险的。可这两者却奇妙地融合到了一起，让一些适婚少女面对款爷产生了复杂情感。一部分心想：大哥是危险的，但大哥是有实力的！另一部分心想：大哥是有实力的，但大哥是危险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形成了不少共识，其中最突出的是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中国人常常通过物来丈量生活质量。不少人理解的现代化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现代化的生活就是好生活，这条逻辑线条清晰，令人振奋。照此标准，我们早就实现现代化了。虽然“楼上楼下”在城市里较难实现，但城里的住房比农村自建房舒适多了。电灯、电话早就普及，家里甚至还有冰箱、彩电，乃至于小汽车，过得简直像个资产阶级。按理说幸福生活已经达成，剩下的仅仅是反刍人生、忆苦思甜了。可是现实不尽如人意，很多人并没有觉得特别幸福，有时候甚至还会觉得非常不幸，以至于患了怀旧病，觉得以前日子过得更充实。在人所发明的行为中，怀旧是最不用负责任的，因为根本不可能回到过去。我对老一辈想要回到过去的企图从未当真，虽然没有太多的科学证据，但我大概确信，如果真有时光机器能一键回到过去，他们多半不吱声。“想回去”和“真回去”是两码事。怀旧的真正价值在于提示我们，手机/电话以及其背后的现代化承诺，还不够让我们获得持久的幸福。

一想到手机，一个普通印象是手机是一个非常小巧的装置。近二十多年来，手机的样子越来越小，功能越来越多，现在很多的手表和眼镜都有通话功能，算是个小手机。至于未来，不少科幻作品渴望做好脑机接口，把芯片直接植入大脑，透过脑电波进行直接交流，手机变成了电子人的一项基本能力。手机之所以被看成一个小设备，可能是因为人是总活在时间切片中的动物，视角是高度受限的。人一眼所见，只有当下的东西，很难历史地查看，后者需要理智训练以及证据支持。要历史地看，就要把时间的碎片缝合起来，看出一个东西的发展和生成，这是一种有关存在的观察。

历史地看待手机，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庞然大物。手机作为一个拿在手里的终端不过是它庞大身躯的一个触角。手机要成为可能，有一系列前置条件需要满足。现在，全球有约500条海底光缆，贯通各大洲。截至2021年底，我国共建成并开通142.5万座5G基站，更别提那些隐藏在深山和沙漠中庞大的数据中心。据统计，全世界总电量的约10%都被数据中心消耗掉了。可见所谓小巧的手机，如果能历史地观察，实则是一个庞然大物。这个庞然大物已经降临到世界上，每天还在迅速长大、膨胀，越来越多的人在使用智能手机。

最近几年，国际学界不少热心学者在倡议将互联网接入理解为基本人权，这一诉求在疫情期间显得尤为诚恳。疫情期间，没有手机网络的人原则上是不存在的，寸步难行。人类似乎已经完全接受了手机这一庞大机器的降临。随着孩子的成长和自己不可救药的衰老，我现在车速超过80都会抓紧扶手，连带秒针的钟表都不买。任何飞奔的东西都令我感到恐惧，看到手机发展得如此迅速，被接纳得如此畅快，我经常感到心理不适，认为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

人的接受性一般是迟滞的。日常生活中，家里添置一件几百块钱的家具，饭桌上多添一两样食材，我们通常都会做做反思，显得有点犹豫。但对手机这样一个巨大的机器，我们却很少有迟疑。几乎每个人都渴望买新手机，都渴望接入更快的网络、让摄像头像素更高。这导致很多手机的价格早已超过电脑，也大大超过了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家用电器。

几十年来，家电的价格一直在下降。空调、电视和冰箱都已经降至2000元内，可一台手机可以卖到1万块，某国产手机品牌的特定型号则高达两万块，这笔钱可以配齐全屋家电。手机这么贵，很少有人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一种解释说手机用得最为频繁，其他电器反倒是用得少些，所以价格高也能接受。这是一个典型的鸡与蛋的问题，真正的逻辑可能是，因为你认为它重要，所以用得频繁，这导致了高价。的确有一小撮人，例如一些固执的老教授和虔诚的避世者，觉得手机一点也不重要，继而用手机的频率也谈不上频繁，他们中有不少人仍然在坚持用GSM网络手机（全球通手机，一般指非智能手机）。

对大多数人来说，问题不是接不接受手机这台庞大机器，多数人不仅接受而且面临手机成瘾。我们都能感到手机占用了太多时间，这些时间本来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作为一个平庸的教师，人生志气差不多要被岁月磨平，我有段时间就特别沉迷刷短视频，这大大压缩了睡眠时间。手机蓝光很不利于人的睡眠，但深度睡眠恰恰又集中在夜间12:00到2:00这个阶段。

戒手机是一个系统工程。我想过通过看书来戒除手机。看书通常会让人昏昏欲睡，可在床上看书必须坐着看，没法躺着看。书还需要两只手来展开，这就必然要求你保持坐姿。另外，你还需要灯光才能看书。我的体验是，看书确实可以提前睡着，但读书需要有灯光。就在你看书打瞌睡的时候，突然发现还需要起身关灯，顿时睡意全无。这让读书完全无法取代手机。

和图书相比，手机作为一种信息和沟通设备，自动化程度高得多。手机不再依赖于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光线、特定的场合就可以提供大量服务。你可以在线和人聊天，你可以看别人说话，目睹别人吃饭，整个世界就在方寸之间。这样一种彻底的自动化让人陷入一种无休止的体验之中。和音乐一样，人需要休止符。有时候，只有停下使用手机，才能注意到它和其他物的关系，才能将它看作一个要素进行审查，手机一直在努力克服这种休止。当下手机已经可实现200W快充，从电量0%充电到100%仅用十分钟。留给人类喘口气儿的时间已经不到一刻钟。

以前我们认为科技是现代生活的象征，它能够提供一些便利性。手机最直接的好处是原来联系不上的人，现在一个电话就能联系上。但我们只重视手机功能，没能追问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以及要实现功能的目的是什么。现在，慢慢有很多人开始理解手机技术成立的前提是一种集中控制逻辑。这一逻辑原来只在工厂内有，现在走进了日常生活中。现代社会中，手机变成了身份证，动不动还要朝人展示，变得不可逃离。

技术哲学家唐·伊德在《技术后现象学》中提出了“多重稳定性”的概念。这一概念指出技术被使用时常常超出它的预定功能。电话本来是用来通信的，telephone中的tele指的就是远程的，phone就是声音，telephone就是远程传递声音。可见人们对电话的功能期待就是通话。早期手机还符合这一期许，现在它早就不是通信工具，手机实际上一种平行世界生产机，使得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都被数字化了。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当然获得了一定的便利性，但是在传统社会中，现实生活总是要求我们的身体做物理性的移动和参与。手机的逻辑却让我们认同虚拟现实比物理现实更加真实。物理诸要素、各种身体性的互动被认为是一种限制，需要立即割除。

“操劳”和“辛苦”，是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性要素。就身体的操劳于生活的必要性而言，美国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用暖气和壁炉的例子做了很好的说明。现代人过冬，通常用手机交取暖费，交完钱就能温暖地过冬，一度让家里的小朋友误以为是手机吹出了暖风。在有暖气之前，人通常要劈柴烧火，燃炭取暖。

伯格曼认为暖气和壁炉的区别很大。壁炉吃木头，你要自己去伐木、去皮、劈砍，去堆垒、晾干，前前后后一通折腾，去喂养这个壁炉，这个过程不见得轻松，要花时间，出体力。忙完大汗淋漓，然后你冲个澡，把壁炉引燃。外面大雪漫天，你炉前小酌。媳妇在壁炉前给孩子读故事，家猫在炉边打盹儿，一家人既取暖，也观火，其乐融融。窗外纷飞的大雪构成了温暖感的重要组成成分。一边观火，一边观雪，寒冷更加寒冷，温暖则更加温暖。

虽然壁炉是一个物，但是围绕这个物件组织起来了一系列的事情。这些事儿构成了我们真实的生活。这个生活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它是身体性的、关系性的、沉浸其中的。围绕这个壁炉，很多意义被生产出来。你去森林里挑选一棵适当的树，察看它的树龄、品种、枝叶。你要前往幽深之处捕获食物，用来喂养壁炉。壁炉的温暖是你的生命能量的一个伟大象征。你的妻子、孩子，乃至于家猫，都在享用你提供的能量。

反观暖气，从功能上来说，它也是壁炉，都是取暖的工具。暖气的最高级形式是地暖。它时刻提供热量，但拒斥你对它的凝视。和观火壁炉不同，不存在一家人坐在地上感受地暖的情况。既然没有这种情境，也就没有一家人围绕壁炉所建构起来的那种丰富的存在处境。在有地暖的家里，你坐在客厅刷手机，你爱人在房里哄孩子，家猫蹲在窗口发呆。外面的大雪纷飞也变得单调，因为它不再是构成温暖的一个成分，堕落成一种天气现象。

手机正是地暖一样的装置，甚至可以说，手机正在使得人的整个生活世界地暖化，均不再需要操心和辛劳。现在，恨不得所有的东西都通过手机来获得，就在弹指之间。做饭、手工、远足等活动都被认为是一种麻烦，甚至被当作愚蠢的。既然可以用手机点外卖、买东西、看风景，何必傻了吧唧地搞得那么辛苦呢？这种贫乏透过手机的转译被看作一种便利。

手机是一个形而上学机器，它正在且时刻在生产一种世界图景。在这一图景中，只有最为直接的欲望是有意义的，而与欲望实现相关的一切操劳和繁难都是负担。这导致了一个重要的心灵变化：人们对虚拟的现实越来越宽容，而对当下的现实越来越苛刻。手机上的各种应用不断提供海量滤镜，将经过各种技术/权力场扭曲过的景象系统地提供给普通用户。

虚拟现实蜂拥而至，而当下的现实因为受到时空限制，只能片段式地、小范围地生成与供应。虚拟现实在量和强度上，都远远压倒了真切的现实。以至于在有些人的精神世界里，出现了某种倒错，认为虚拟的现实要比当下的现实更加真实。这使得有些人陷入了广泛的焦虑，出现了各种功能失调。就比方说我自己吧，小红书刷久了，就觉得要四十岁之前实现财富自由。现在实现了四十岁之前……

相对于虚拟现实来说，当下的现实究竟有什么值得珍视的呢？政治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曾经提过一个快乐机器的假想实验，这一实验近来又被心灵哲学家查莫斯做了不少改进。假如有一台快乐机器，当你接入后，就可以自此充实且幸福地生活在虚拟世界中，请问你愿意接入吗？在我看来，手机就是这样一部快乐机器的1.0版本，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这台体验机器会逐渐变得完美。

如果你问我是否接入，我的答案是“不”。我常感在短暂且残缺的现实之中有一些非常坚硬的东西，它不一定给我带来快乐，甚至会经常带来痛苦，但是你只要丢开它，就会感觉自己背叛了什么。这种直觉或许是一种偏见，至今我也没能把它的机理充分想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