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特别讨厌去医院，去医院就可能要吊水，要不就打针。一闻到医院消毒水味就会很紧张。家母为了缓解我的恐惧，习惯性地在看完病后给我买一个猪蹄啃，她胃口一直很好，以己度人，觉得猪蹄算是个补偿。在打针和猪蹄的双重变奏下，我有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心理，一遇到紧张的事情，就要通过吃猪蹄来缓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眼见自己滑向一个恶性循环。生病，吃肉，肉吃多了更容易生病，治病要吃更多的肉来补偿。正在我试图抵抗恶性循环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三十五岁过后，一生病就吃不下饭。

医院是一项非常特殊的人造物，和学校一样，它经常令人沮丧。就医最直接的焦虑来自症状，它实际上和医院不大相关。但因为症状持续很久，除了疾病带来的不适感，还产生了很多不确定性，不知道这个症状是什么病导致的，严不严重。现代人基本丧失了对疾病的自我理解能力，一旦出现症状，疾病就变成了一个专业问题，要去找专家来解决。专家要凭借其各种艰深知识、多年积累的经验以及各种高精尖的设备才能够去了解疾病。对普通人来说，不仅是症状产生了很多苦闷，症状带来的不确定性，自己对症状的无知和无力，会让人尤其沮丧。这种情绪接下来会迁移给医院。

对疾病不确定性的焦虑在中国人身上表现得特别重，是因为我们通常特别重视人际关系，首先把自己看作一个孩子的父亲，一个父亲的孩子，一个妻子的丈夫，或者一个丈夫的妻子，甚至是一个单位的员工。生病了就意味着没法继续承担这些角色，因此还要怪罪自己。尤其是当病发生在特定的器官上，比如说肾和肺部，就会立刻检讨自己没有按照好习惯去生活。疾病不仅带来了身体上的痛苦，还带来了精神上的耻感，每种病都被当成了梅毒，最终指向一种个人品德的缺陷。相比自己对症状的焦虑，和医院直接相关的焦虑更富有思想性，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

经常上网，常感觉在许多网友眼中，中国是世界上看病最贵的地方，医院是“新三座大山”中的一座。参考欧美医疗，其实中国整体医疗成本并不是特别高，主要也是看有没有医保；加入新农合，也能显著提高个人的健康水平。尽管有些药效方面的争议，但一些慢性病药集采以后价格的确变得十分便宜，就算在网上买也不太贵。上大机器的费用也比较低，做个CT几百块钱，只要不是热门医院，还都能约得上，这是美国人无法想象的。我筛窦有毛病，坐长途飞机特别痛苦。一次下了飞机，耳膜几乎穿孔了。马上约了医生。这位荷兰家庭医生漫不经心地看着我，严词拒绝了去医院照核磁的要求。我其实挺愤懑的，也想把他往歧视中国人这方面靠，以便让他显得特别可耻。但后来耳朵也确实没啥问题，医生见过的人太多了，要不要去医院他/她有信心的。国内有些大夫早些年不是特别诚恳，有让人上机器挣钱的嫌疑。但现在三甲医院的大夫都争着劝人别折腾。倒是患者会要求主动上机器，主要是因为价格不太贵。

去医院看病的历史其实很短，而且贫富差距特别影响寻求医疗救治。美国穷人和非裔美国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很少去医院。五六十年代生人，尤其是在乡下生活的中国人，很少看病，不少人一辈子没看过医生。众所周知，动物世界没有医生，可见人不是天生需要看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里有了赤脚医生，一个村里有时候不止一个。这些医生就是农民，忙时干活，闲时看病，或白天干活，晚上看病。当时也没有什么行医执照，就是经过简单的培训，就可以抓药了。

城里看病要挂号，几毛钱挂个大号，医生什么病都能看。直到1977年，北京市卫生局才开始分科室，分就诊对象挂号。现在看病挂号太细致，患者经常不知道挂什么科，每次看病都有受辱感。在美国看病，你打电话和医生预约一下，按时到地方，稍微等待一会儿就能看上。没那么多人，也就不用站在那儿排队。这个医生再决定你要不要去看专家。专家就不是一般的doctor了，他/她有专门的称呼。眼科的是ophthalmologist，耳科的是otologist，足病方面的是podiatrist……现代医学把人拆散了，分得特别细，显得十分强迫。

相比之下，七八十年代，中国农村开药是很粗线条的，基本上就是给大量的抗生素，比如说常用的土霉素、四环素，再拿一个小纸片给你包起来，上面画上一天吃几次，一次吃几片。这些抗生素，当时就已经能够解决掉大部分的问题了，尤其对于农村高发的一些肠道类型的疾病效果出奇地好。真遇到糖尿病、癌症这种病，可能试试挂水，剩下的交给命运。彼时人的自我觉知不高，比较能接受死亡。严格讲，当时只有治疗，没有诊断，病看起来种类很少，甚至让人产生很少有癌症的幻觉。

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赤脚医生行医实在太粗糙了，但这些人其实有点像西方的家庭医生，他能帮助直接解决掉大部分问题。韩启德先生时常提起他当“赤脚医生”的经历，讲怎么用一味药悬壶济世，谈吐间颇为怀念过去的岁月。想必那时候也不是纯粹的瞎忙活，的确在帮助群众解决问题，并因此有获得感。那时候医患关系和现在差别很大，大夫和患者通常都比较熟悉，大夫自觉不自觉地根据这种熟悉性去理解病患的症状，然后抓药先试试看，不好再调调看，聊聊看。一来二去很多次，看病深得实用主义哲学精髓。

现在没有赤脚医生，不舒服就要去看专家，过度检查就不算便宜了。不过，真正贵的部分主要集中在临终观护阶段。医疗化死亡是很贵的。海德·瓦莱奇在《现代死亡》一书中系统地讨论了现代死亡作为一种医疗体验是怎么发生的。他指出，二十世纪的前25年，在家中死亡仍然是首选方案。1912年，虽然波士顿的医院数量位居全美第一，但大概2/3的市民依然选择在家中离世。现在情况变化很大，美国当下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在家里和疗养院过世的比较多，反倒是贫困的人才会死在医院里。贫困人口平时很少关注健康，都是被紧急拉到医院的。条件好的人很早就开始管理健康，死亡是迂缓的，他们在家人和鲜花环簇中闭眼。

相反的是，中国农村的老人，不少还是死在自己的家里，不是在医院，干部——再不济也得是个城镇职工——才有死在医院的机会。去医疗化的死亡是很便宜的，大部分都能承受。农村老头经常生前就打好了棺材，停在堂屋里。逢人谈论棺材的木料，夸夸孝子贤孙。兴致特别高的，还会自己跳进去试试尺寸。这几年网络发达，还能看到老人坐棺材里演习葬礼的情况。这种态度对年轻人来说可能特别陌生，觉得很不可思议，一想到自己的爷爷的死亡，都感觉痛心疾首。用年轻的身体去想象死亡，肯定会生出依恋和不舍。但好在苍天仁厚，通过衰老的身体去想象死亡，通常可能是一世安眠。

随着医疗系统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临终老人送到医院，耗资甚巨，造成了用钱续命的感觉。国家的医疗体系/制度造成这样一种误解，起码是不适当的。说这是误解，主要是因为临终救治在发达国家也贵得离谱。不过有些人想得开，干脆就不治了，把生活质量提高一点，做做临终关怀。有些老外对死亡这件事看得不重。一次我在莱顿访友，途中被教堂歌声吸引，放的是海莉·韦斯特娜的《绝不说再见》。进去一看，里面停满了花花绿绿的棺材，上面涂的全是印象派的画，其中有一樽画着梵高的《星夜》的棺材，看着立刻就想躺进去。临终关怀在国内还面临不少挑战，没有全面做起来。面对绝症，需要的不见得是治疗，而是慰藉。

人民大学搞过一次暑期学校，去了北京松年堂。这算是全国最早的临终关怀医院了。有一幕让我很触动。当时有位匈牙利的女学员，正弹着钢琴。院长领着一位96岁的老大爷款款起舞。旁边的老人坐在轮椅上，歪着脖子看得挺认真，死神就在旁边静候着。这些人不少到了临终期。临终期指的是从不可逆的丧失身体机能到去世的这个阶段，据说是二百八十几天，碰巧和十月怀胎的时间相等，也算是一个命数了。人生就和班车一样，来去时间差不多。

医疗的糟糕体验不只贵，还有排队。看赤脚医生和去乡里的卫生所都不用排队，你去找大夫就行。现在几乎每次看病都要排队。人生病了就容易特别脆弱，他/她需要注意力。治病长期以来是一个照料和关护的内容。在巫医时代，巫术和医学是不分的，一个人生病了，要给他放到神庙里，巫师要对他/她进行仪式化的处理，要去总结这个人是不是有不虔敬的地方，或者是打扰了什么精灵。疾病是一个人综合生活的提示，治疗通常需要病患在巫师的引导下接通神明，主动进行一次精神洗礼，身体的康复被当作这一活动成功的自然结果。这种照料让人理解自己为什么生病，并且感觉到受重视。

当医疗现代化以后，看医生就变成了纯粹被动的治疗。看病的逻辑变得很干瘪，医院就是一个超市，里面提供各种控制症状和维持健康的产品，你可以置换关节、控制血压、管理血糖，甚至调节情绪。医疗就是卖药，所有的大夫原则上都是药店售货员。他/她的诊断和导购本质上是类似的。他/她既不负责制药，也不负责确定药量，甚至也无法确定特定症状的病因，只交给机器来鉴别。即使是比较复杂的手术，他/她也高度依赖进口的工具，手术在高度精细复杂的工具的加持下变得越来越自动化。总之，整个过程既不需要病患主动走入什么精神之旅，也不需要有杰出美德的大夫的操作。医疗就是简单的健康商品买卖。

这种干瘪的消费逻辑让排队变得特别难以忍受，这就和在超市特价活动中排队的老太太一样，要维持良好的心态和体面的尊严感会变得很不容易。一走到医院，就发现得病无法把自己从人群中区分出来，人们总是乌泱乌泱地病。他们有些和我一样痛苦，努力维持表面的平静。有些已经明显忍不住，表情狰狞。有些看起来就比我可怜一万倍。比如一个孑然一身、满身臭味的老太太，如果不是在医院排队的时候看见她，通常会对她抱有一种天然的同情，甚至于想要去给她点补偿，尽管她的不幸并不是由我造成的。但在医院就不同了，排队的时候，这位老太太会变得非常讨厌。她糊里糊涂的，在缴费机旁边一站就是半天，找不到插卡的地方。她还有意无意地插队，用完全听不懂的方言问路。我站在她身后，正在承受筛窦炎导致的剧烈前额疼痛。既然看病就是消费，大家都是来买健康的，为什么她不能快一点呢？排队就是这么败坏人的德性。

在医院里，一群坏了的人还要排队竞争维修。日常生活中的没完没了的高调都在讲生命的神圣和珍贵，金钱、荣誉、权力一旦遭遇生命，都变得不如粪土。但当人的生命岌岌可危的时候，走进医院，他/她立刻看到所有人都有同等“珍贵”的生命，因此陷入排队中去，把彼此的生命当成最直接的竞争对手。而有些人则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加了个号。这让病人迅速完成了从憎恶疾病，到憎恶他人、憎恶特权，再到憎恶自己的无能的情绪流转。这种层次丰富的情绪体验令不少中年人逐渐获得了一种深沉感，他们对这个世界陡然丧失了表达欲，集体从朋友圈消失了。

除了排队，另外一种痛苦来自各种检查。现代医疗是一种技术性的治疗，不再需要咒语以及草药，更不需要一套整全的哲学形而上学或者神话叙事来理解疾病。医生和患者之间隔着复杂的设备和装置。比方说核磁共振仪，它长得就像个棺材。人进去之后，感官就被极大地剥夺了，只能听见单调的仪器噪声。医生也不陪着你，只有一个操作员在外面。曾有位姑娘被忘在检查仓，愣是在里面待了三个小时。检查得这么细，估计疾病已经深入到原子结构里面去了！芒福德曾说，“矿坑是人类造成的第一个全无生命的环境”。这句话不准确，矿坑只能算是遭遇，毕竟矿藏早就在那里亿万年，不是人造的。人类制造的全无生命的环境是核磁共振仪。在其中不仅看不到、听不到生命，而且它还消灭了检查对象的生命感。躺在里面，一个活人感觉自己像头死猪。

核磁共振仪的设计简直丧尽天良。小朋友三四岁的时候，手指头上长了一块倒欠皮，都不让大人看，自己要找块创可贴裹着。人对身体的异常有一种天然的耻感，想要掩盖。这种情况在鱼中特别常见，一条迷你鹦鹉鱼如果有了皮肤病，其他的鱼都会来咬。如果它们是在湖里，撕咬会将病鱼驱离，进而防止传染。人类可能也继承了一种本能，要把病征掩盖起来，否则可能遭到排挤。但核磁共振仪直接给你固定上，全方位三百六十度地侦察、暴露你的身体，让人看不到一丝的体贴和在乎。病患在检查过程中非常被动，仪器给出的图像犹如天书，还要交给专门的医生去阐释和解读，自己显得像个傻子。在整个仪器化的就医体验中，患者时常感到被轻视，被侵入，被侮辱。

在没有那么多仪器之前，你去找大夫看病，大夫直接用眼睛检查，拿手摸，唯一的仪器通常是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化验通常是看一下尿的颜色，主要看起不起沫，像检查啤酒质量似的。这种方式谈不上精准，和现代仪器没法比。但是它用最直接的知觉器官来侦察症状，患者始终感觉在和人打交道。大夫看见的病人也能看见，病人和医生能够保持智力上的交流。最关键的是，治疗的核心不是对疾病的精确描述，而是对症状的管理。一个高血压患者在这种语境下就不是任何疾病的患者，他/她只需要少吃盐、多减重，血压能大体控制住，不产生进一步的症状，这个人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不是一个慢性病患者。

前面提到，古代社会医巫不分。很多“80后”还有过类似的神秘体验。农村小朋友高烧，父母要拿一碗水竖筷子，嘴里不停地祝祷。小孩失了魂，找个神婆过来跳大神，画个符烧干了混水喝。这些都是很典型的萨满巫医实践。不必假设巫师都是掠人钱财的骗子，严肃的巫师自己也是个工具，在癫狂状态中人格解体，讲话做事都成了“神谕”。这种“治疗”和现代技术治疗差距很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巫术实际上是治疗活动的诠释部分。人为什么需要治疗，治疗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接受疗效，实际上都是需要解释的。这个解释是整全性的，要把症状嵌入人的全部生活世界中进行理解。

现在医学就不同了，它似乎不关心人的全部生活世界，认为这和疾病是无关的。它把那些仪器可以刻画、药物可以直接作用的症状才当成疾病。从头到尾，现代医学的兴趣似乎在疾病本身。有些大夫因为发现一种罕见病激动不已，这和棺材铺老板喜欢瘟年差不多。即使是治疗，大夫的兴趣也时常集中在药物和手术工具的效用性自身，而因此带来的患者的痊愈反倒成了枝节性的。

“现代医学的本质是救死扶伤”是存疑的。虽然医学院学生还要去读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誓词（这个简短誓词的核心是医生当以为病人谋幸福为唯一目的），但学生们大都遗失了这个誓言的语境，常把它当作一种粗浅的常识，或者伦理高调来背诵。尽管希波克拉底首次将疾病和神的惩罚分开，试图找到疾病发生的自然原因，但是他绝不可能是一个无神论者，更不具备现代生化学家的心灵。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第一句是：

“我以医神阿波罗和手术之神埃斯库拉庇斯为证，也以健康女神海吉亚和万灵草为证，并召唤诸神作为见证，我将全力以赴并按照自己的判断遵守这份誓言。”

可见对希波克拉底而言，这段话是“誓言”，不是高调。誓言是诸神见证的，说了不算是要有报应的。对现代的医学生来说，无论是阿波罗还是海吉亚都是不存在的，这段话干脆就从很多书里删掉了。

阅读医学史，我时常感到西方医学泰斗的科学兴趣要大过救人的热忱。比如被称为“医圣”的盖仑，他的作品《论解剖过程》《论身体各部器官功能》都表现出对人体强迫性的兴趣。他解剖了不少无尾猴，因为太像人，后来转而解剖猪。他很想解剖人，但却没有许可，但应该也还是解剖了。他还鼓励自己的学生多了解角斗士的尸体。他这种对身体本身而非疾病的兴趣反映在其作品的题目中。他有篇文章叫“That the Best Physician Is Also a Philosopher”（《好医生就是好哲人》）。在这篇小文中，盖仑指出，要追随希波克拉底做一名合格的医生，需先学天文学和几何学，这是学医的先修课。天文、几何与学医看似毫不相关，这两门学问都是典型的哲学模版，事关永恒超越的知识。盖仑也把医学看成这样一种普遍性知识。医生本应对治疗具体的病症感兴趣，哲人才对普遍的知识感兴趣。这两种身份在盖仑那里却是统一的。

作为盖仑的同时代人，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就大异其趣。张仲景的写法是上来讲点阴阳大论，然后就标识病症，做疾病分类。围绕病症给出一个整全的阐释，进而辨证施治，细致到怎么煎药，怎么催泄。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等八法具备，趣味始终在治病救人上。张的阴阳五行理论，显得牵强附会。对一个现代人来说，阴阳大论堪比相声贯口，听起来一套一套的。在实践中，不少老龄朋友特别爱听这种医学贯口。只要听进去了，就能帮助解释病痛的原因，这使得病人获得了一种效能感，认为通过调节生活习惯，使之匹配宇宙节律，就能因此痊愈，据此增加了信心，实现了自我管理。治病的道理是假的，但相信了假道理，却有真疗效，足证医学本身超出了科学的范畴。

中医背景下的积极病患和现代医学下的被动病患差别显著，再加上中医的视角相较于西医，的确更加关注治病救人而非科学兴趣，因此时常让人感到医疗的温暖、医生的可亲。如果现代医生的全部兴趣都是知识兴趣，侧重搞清治病的科学道理而忽视了关怀与照料，遇到难沟通的病患，还要奢望她有科学素养，并因此将没有的人当作笨蛋来呵斥，这位医生可能是看不起自己的大夫身份，非要去冒充生化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