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知祥的甲午年其实并不可怕。真正让宋仁宗害怕的是“本朝咸平中，岁在甲午，盗发益州，西土大扰”的故事。不过，仁宗学习国史时显然不够认真，这话里错漏颇多。记忆失真对于谣言的内容制造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谣言在流传过程中，往往会因为转述，或者口误，或者一时的记忆错乱而失真。

事实上，真宗咸平年间，四川的确发生过一次较大的变乱，即咸平三年（1000）的王均兵变。叛军一度占领成都，坚持达十月之久，但咸平三年是庚子年而非甲午年。

王均是驻蜀禁军神卫军的都虞候，他治军松散，喜欢带着手下喝酒赌钱，所部置办军装的经费都被他和士兵们平日里吃喝玩乐挥霍光了。咸平二年（999）十二月十五日，益州知州牛冕与益州钤辖符昭寿在成都东郊主持例行大阅兵，蜀人喜欢凑热闹、看稀奇，成群结队地到东郊观看。当时神卫军驻守成都的有两队人马，一队由王均指挥，一队由董福指挥。董福治军严格，所部经费充裕。阅兵时，董福所部军装新鲜光亮，而王均所部的士兵一个个穿得破破烂烂。成都民众看在眼里，自然议论纷纷，这让王均手下的士兵觉得很没面子。

不过，王均手下的士兵很有意思，军装破败被人嘲笑，他们不怪自己的领导王均治军无方，反而认为是禁军驻益州部队的最高指挥官益州钤辖符昭寿和益州知州牛冕偏心，故意让他们在众人面前出丑，因此在阅兵场上就骂了起来。

士兵们对符昭寿的印象极差。此人出身富贵，是五代宋初宿将符彦卿（898-975）之子。符家自五代以来几世皆为军界大佬，符彦卿之父符存审随晋王李克用征战多年，官至卢龙节度使，镇守幽州。符彦卿年轻时跟随后唐庄宗南征北战，屡立功勋，至后周时，成为河北藩镇中实力最强的天雄军的节度使，手握后周至北宋初年藩镇集团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此外，符彦卿的长女嫁给了周世宗，是世宗的第一任皇后——宣懿皇后。她在显德三年（956）病逝后，周世宗又迎娶了她的妹妹，并在临死前将其立为皇后。宋太祖黄袍加身时，后周王朝的太后就是这位妹妹。

进入宋朝以后，符家仍然是第一等的皇亲国戚。符彦卿的第六女在后周时嫁给了还是禁军小校的宋太宗。宋朝建立后，她跟着宋太宗一起腾达，累封汝南郡夫人、楚国夫人、越国夫人。可惜的是，她死于开宝八年（976），没有等到宋太宗当上皇帝。太宗即位后，符氏被追封为皇后，是为懿德皇后。

符昭寿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性情自然骄横放纵，为官只知贪图享乐，不务正业。他在益州钤辖任上，“不亲戎务”，看不起手下那些大头兵，不愿跟他们打交道，军务都是派他的亲随处理，平时士兵们连他的人影都看不到。符昭寿的亲随还经常仗势欺负普通士兵和军校，士兵们自然把账都记到了符昭寿头上。

符寿昭不管军务，还醉心捞钱，不过他捞钱的方式跟一般的贪官不一样，不是收受贿赂直接捞钱，而是进军“高端制造业”，自己下场赚大钱。他在成都时，最大的爱好是研究和改进蜀锦的织造工艺。成都的蜀锦天下闻名，是具有高附加值的暴利产业。符昭寿平时亲自操办的正事，就是召集大批锦工织造华丽的蜀锦。据说他织锦所需的原料，都是从市场上强制征购和直接掠夺来的，简直是无本生意。估计那些锦工也是被他强制征调来免费干活儿的，工钱肯定也不要想领得到。因此，符昭寿不但不得军心，也不得民心。

更糟糕的是，益州知州牛冕也是个无所作为的庸官，平时得过且过，对符昭寿的事不敢管也不愿管。军心不附，民心不顺，益州的局势就像一个火山口，随时有可能喷发，只需要等到一个点燃的机会。

很快，引爆一场规模空前的兵变的导火索就出现了。

大阅兵后的半个月，咸平二年的除夕，牛冕为自己的亲兵准备了酒食，让他们高高兴兴地过个年。符昭寿则只顾自己快活，根本没想到过年要为所部士兵们做些什么。士兵们看在眼里，恨在心头。有个叫赵延顺的士兵不满已久，早就与人暗中谋划发动兵变，报复符昭寿。

第二天，咸平三年（1000）正月初一，有位宫中派往峨眉山办事的宦官返京，路过成都。平时什么事都不管的符昭寿突然觉得这是个表现的机会，决定亲自招待这位宦官。他找来负责马匹的小吏，让其准备马匹鞍具，他要亲自给这位宦官送行。赵延顺等人听说后，跑到马厩里，把所有的马都放到庭中乱跑。庭中瞬间就乱成一锅粥，人们大呼小叫，喧声不止。赵延顺等人趁乱冲进公堂，一剑把他杀死。随后，发动兵变的士兵占领了甲仗库，控制了铠甲、武器等军用物资。

这时，知州牛冕正坐在州署里接受官员们的新年拜贺，听到兵变的消息，吓得马上跑路。他和转运使张適“缒城”而出，跑到离成都一百多里的汉州（治今四川广汉）去了。因为益州军政两界的大佬们或死或逃，乱兵很快就控制了局面。只有都巡检使刘绍荣拔剑与叛卒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控制了起来。

事情进展得太顺利，反倒让这些普通士兵有些不知所措。赵延顺只是一个大头兵，在军中的威信远远不足以领导大家。他觉得，要成事必须得找个军官领头才行，于是找到刚刚被他们抓住的都巡检使刘绍荣，打算尊奉他为兵变士兵们的统帅。刘绍荣严词拒绝，举起弓来对着叛卒大骂：“我燕人也，比弃彼归朝，肯与汝同逆邪？亟杀我，我宁死义耳！”

这时，都监王泽的一顿瞎指挥，给乱军送来了兵变的领导人。王泽听闻兵变，召来王均说：“汝所部兵乱，盍自往招安？”王泽觉得，这是王均手下闹出来的事情，想让他自己去平息这个乱子。王均被迫来到叛卒中间，赵延顺左手提着符昭寿的首级，右手举着佩剑，正不知如何是好，看到老上司王均来了，立即眼前一亮，带着士兵们踊跃高呼，把王均送上了叛军主帅的宝座。

王均平时虽然治军不严，又喜欢喝酒赌钱，但能与士兵们打成一片，反而颇得军心。有了王均做主，士兵们热情高涨，驻守成都的几支禁军，如骁猛军、威武军等都加入了叛乱的阵营。

王均看到自己如此受欢迎，当仁不让地当了乱军首领，并宣布改号“大蜀”，“改元化顺，署置官称，设贡举”，不但创立国号和年号，建置百官，甚至还开科取士，顷刻之间新朝雏形就有了。这么麻利地一顿操作下来，不得不让人猜疑，这次兵变真正的主谋不是赵延顺等几个普通士兵，王均在关键时候出现并顺利接手兵变的部队，或许不是都监王泽的大意，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补白说，王均称王建国以后，“以神卫小校张锴为谋主”，很有可能这一切都是这个张锴提前谋划和安排好的，赵延顺只是在前台负责表演而已。

当时，整个宋朝官方在四川的军事布局，成都的驻军最多，禁军主力皆屯驻于此，其他州县基本上没有正规的军事力量。得到屯驻成都的禁军各部响应后，王均手上掌握的军事力量，在整个四川地区已是无敌的存在。

从王均及其同伙随后的行动部署来看，他们还是很有战略头脑的。立国之后，他们花了十来天的时间稳定成都及其外围的局势，然后展开军事行动。咸平三年（1000）正月中旬，王均率军北上，攻绵州（治今四川绵阳）不克，于是扑向距成都五百多里的剑州。剑州乃蜀中门户剑门关所在，封闭剑门关，由北方南下的宋朝官军大部队就无法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算人多势众，被堵在险要的关隘之下，也是有力无处使。孟知祥当年就是抢先占据剑州，成功阻击了后唐的平叛大军。

从这个操作来看，王均是知晓历史的。

可惜的是，当时的剑州知州李士衡是个狠角色。他听说兵变爆发，驻成都的禁军大都已参加叛乱，判断叛军人多势众，剑州城决计守不住，与其与剑州城共存亡，做无谓的牺牲，还不如保存实力，以逸待劳。于是他下令焚毁城中仓库，将官方储藏的金帛物资全都搬走，率众放弃剑州城，避入剑门关。李士衡打算带着一股小部队，凭借剑门关天险阻击叛军。几天之后，王均率领叛军主力抵达剑门关下，被官军击溃，元气大伤，只得暂时退回成都。

王均兵变发动的时间节点，对于这些叛军来说，其实非常有利。当时宋廷关注的焦点都在北方，咸平二年（999）年底，契丹大举入寇，真宗在十二月离开京城开封，亲自进驻大名府，坐镇前线指挥各路兵马与契丹大军对峙。咸平三年（1000）正月中旬，北方战事稍缓，真宗从大名府启程返京，走到半路，收到益州发生兵变的消息，当即任命雷有终为泸州观察使、益州知州兼提举川峡两路军马招安巡检捉贼转运公事，率精锐禁军步骑八千人入蜀平叛。

由于四川的门户剑门关掌握在朝廷军队手上，入蜀大道畅通无阻。二月中旬，雷有终率领禁军主力赶到成都外围，因为贪功冒进，官军进入城中后，被叛军“关门打狗”，损失惨重，双方暂时进入相持阶段。四川与中央交通通畅，官军从兵力到后勤都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补给，叛军被围困于成都一隅之地，精兵越打越少，后勤也越打越难，攻守之势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局面对叛军越来越不利。只是因为官军将士的贪腐与无能，战事才拖延了大半年。

九月下旬，官军终于攻入成都，王均率少量部众趁乱连夜从万里桥门突围而出，往南逃窜。十月初，王均率残部逃至距成都400多里的富顺监（治今四川富顺）时被官军追上，全军覆没。王均见大势已去，自缢身亡。

王均兵变，对于四川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又是一场损失惨重的无妄之灾。这次兵变主力虽然是驻蜀禁军，但兵变发生后，也挟持了不少民众。如王均率众进攻剑门关时，双方一交战，叛军中“民之胁从者，率多奔溃”，可见，不少老百姓被迫加入了叛军，事后被官军招降的多达千人，这些被胁从的百姓，很多成了兵变的炮灰。

王均率主力攻打剑门关的时候，蜀州（治今四川崇州）知州杨怀忠觉得可以趁成都空虚将其夺回。但他手上并没有正规军，只能调集乡丁、巡检兵和当地的民间武装清坛众的头目，拼凑成军。杨怀忠一度攻入成都子城的北门，最后“兵势不敌”，被迫撤出。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分析，此战之所以功败垂成，是因为杨怀忠临时调集的这批乌合之众入城之后“颇贪剽劫，故致败绩”。可见，这一战，成都城中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必定损失惨重。

雷有终率官军主力第一次进入成都时，中了王均“关门打狗”之计。此战之败，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也是因为官军进城后，“多分剽民财，部伍不肃”。这些官军与强盗无异，进城之后分头抢劫百姓，无心作战，才使叛军有机可乘，捕捉到反攻的战机。官军如此，叛军也好不到哪里去。官军攻城时，成都城中的老百姓“皆迸走村闾”避难，叛军为了阻止老百姓逃亡，大搞恐怖主义式的大屠杀，“遣骑追杀，或囚絷入城，支解族诛以恐众”。

残杀老百姓的事官军也没少干。官军攻入成都后，雷有终怀疑城中潜伏有叛军余党，竟“遣人于街郭纵火”，又在城楼之下，“积薪于旁，厝火其上”，然后把城中男子“魁壮者”都抓起来，硬说他们是叛军的同党，不由分说直接命人“捽投火中”。这一残酷的抓人烧人的暴行，从早上一直进行到下午，“焚数百人”，连宋朝官方都觉得此举“颇为冤酷”。

因此，比起孟知祥据蜀，王均兵变对于蜀人来说，记忆要惨痛得多，民间传言中把咸平三年（1000）这个庚子年误认为甲午年，或许与此有关。好在，仁宗虽然记忆有误，但《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在记载此事时有一段史家的旁白，可补仁宗的记忆之失。《续资治通鉴长编》解释说：“初，孟知祥据蜀，李顺起为盗，岁皆在甲午。或言明年甲午，蜀且有变。”《宋史》的说法是：“人言：‘岁在甲午，蜀且有变。’孟知祥之割据，李顺之起而为盗，皆此时也。”

显然，真正的甲午二乱，是著名的王小波、李顺起义。

据《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记载，淳化四年（993）二月，李顺的姐夫王小波因为“贩茶失职”，走投无路，于是率众起事，打起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大旗，引发了宋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次农民起义，即通常所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是宋代基本史籍《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姊妹篇。由于《续资治通鉴长编》篇幅巨大，且逐日记事，读者读了后面难免忘了前面。而宋代历史上连续发生的某件事情，因为以时间为纲记事的缘故，被分散到各个时间点上，读者很难理清头绪。南宋末年，杨仲良以纪事本末体的形式，把《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内容分门别类地摘录到一起，以便更为完整地展现一些重大事件的全貌，于是就有了《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淳化五年（994）正月二十二日，起义军攻入成都城，李顺自号“大蜀王”，建元“应运”，略具立国的规模，然后分兵攻取四川各处州县，“北抵剑关，南距巫峡”，在短时期内占据了整个四川盆地。这就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所谓的“李顺起为盗”“李顺之起而为盗”的历史事实。而巧得不能再巧的是，李顺率领起义军攻入成都称王建国的淳化五年（994），也是干支纪年的甲午年。王小波、李顺起义，就是甲午二乱。

甲午二乱的关键人物是王小波和李顺，其中王小波尤为关键，虽然在起义发生后不久他就战死了，但这次起义的策划、组织、发动，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撼动全蜀，他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王小波和李顺应该都是宋太宗时永康军青城县（治今四川都江堰东南）人，关于他们的职业，正史中无明确的记载。起义发生将近百年之后的元祐元年（1086），蜀人苏辙在给朝廷的奏疏中提到李顺与其姐夫王小波发动起义，是由于“贩茶失职，穷为剽劫”，可见他们应该都是茶贩。

青城山自唐代以来就是成都乃至四川最著名的茶叶产地之一。北宋中后期，成都人范镇（1009-1088）在所著的《东斋记事》中曾指出，“蜀之产茶凡八处，雅州（治今四川雅安）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治今四川邛崃）之火井、嘉州（治今四川乐山）之中峰、彭州（治今四川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杨村、绵州之兽目、利州（治今四川广元）之罗村，然蒙顶为最佳也”。

范镇是宋代较早通过科举考试而闻名全国的四川人。他在宝元元年（1038）考中进士，皇祐年间（1049-1053）得宰相庞籍的赏识，擢拜起居舍人、知谏院，以敢对朝政时事发表意见而闻名朝野。仁宗晚年无子，储嗣不立，成为大宋王朝最大的隐患。范镇是第一个将这个议题抛出来的人，他态度坚决地一连十九次要求仁宗早做打算，尽快收养嗣子，于英宗和神宗可谓是有大功之人。

范镇在英宗时累任翰林学士、判太常寺，后出任陈州知州。神宗即位后，又历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群牧使、勾当三班院、知通进银台司、纠察在京刑狱等。他因与王安石变法主张不合，心灰意冷，上疏请求退休，于熙宁四年（1071）以户部侍郎致仕。其后优游士林近二十年，累封蜀郡公，名重当世。他死后，名满天下的苏轼（1037-1101）为他写了墓志铭，官至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的韩维（1017-1098）为他写了神道碑，可谓备极哀荣。

范镇评定的蜀中八大名茶，在当时和后世都广为流传。而其中的“蜀州之味江”所在之地，即今青城山附近的街子古镇，就是王小波、李顺的家乡。当地农民在山中大量种植茶树，多以贩茶为生。

茶叶在宋代是生活必需品，生产量和消费需求都很大。嘉祐四年（1059），时任江南东路提点刑狱的王安石曾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于是，种茶成为当时比较赚钱的营生，吸纳了大量社会劳动力。在小农经济为主的宋代，贩茶成为少数几个具有高附加值的商业活动之一。北宋政府也发现了这个巨大的商机，在开国伊始就盯上了茶叶的生意。

早在乾德二年（964）朝廷就定下榷茶制度，全国各地的茶叶生意，分片区由政府垄断经营，各产茶区的老百姓不得自由买卖茶叶。茶民收获的茶叶，一律由官府统一征购，“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贩鬻者”，不但茶叶会被全部没收，相关人员还要负刑事责任。一般来说，私贩茶叶，会按律以茶价高低分级定罪。茶价五百文以内，流放二千里，茶价超过一贯五百文，处以死刑。此外，组织武装团伙贩卖私茶，也会被处以极刑。

宋朝政府施行榷茶制度的主要目标，就是切断茶叶生产者和销售商之间的直接联系。政府在茶叶生产区设置政府垄断经营的茶叶官场，农户生产的茶叶除了自用以外，必须全部按照官价出售给指定的官场。而且为了阻断商业资本参与茶叶生产，茶农都会“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

本钱制的本质就是官府利用权力垄断茶叶生产中商业资本有可能进入的环节，彻底切断商业资本参与茶叶生产的可能性。这样，商人如果想要做茶叶生意，只能从政府手中获取茶叶，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渠道。为此，朝廷在交通要道设置榷货务，将各地征购来的茶叶堆集一处。商人向政府交钱以后，再去各个榷货务取茶贩卖。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先是以低价强行收购茶农手上的茶叶，然后再以高价卖给茶商，通过权力垄断获取高额收益。《宋会要辑稿》食货部分的数据显示，南宋孝宗在位时期，官方在产茶地建州（治今福建建瓯）可以用190文一斤的价格从茶农手上收购茶叶，然后再以361文一斤的价格卖给茶商，什么都不用做，仅坐地起价，就可以从中获取90%的利润。这个政策之下，茶农当然备受压榨。茶商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只能在流通环节赚一点辛苦钱。对商业资本来说，在最赚钱的茶叶生意上只能分一点蝇头小利肯定是不甘心的。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宋朝政府一直没有在四川推行茶叶榷禁制度，而是允许四川的茶农自行销售，这可能是因为宋朝政府在四川搞钱的办法更为高级。

一是比起在其他地方采取的与商人争夺商品经销权来获取暴利的小伎俩，宋朝政府在四川有更厉害的金融武器——铁钱。宋朝禁止四川使用铜钱，而是代以本身价值更低的铁钱，划定四川为独特的铁钱专行区。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雏形“交子”是在四川发明的，因为铁钱太重，携带极为不便。禁用铜钱，专用铁钱，相当于直接抢钱。宋廷在四川已经获取到了足够多的利益，很可能就看不上茶叶生意的小钱了。

二是四川有比茶叶更挣钱的生意——丝织业。宋代时蜀锦名闻天下，丝织业利润巨大，政府制定了非常严格和严密的垄断丝织业收益的各项政策。依靠丝织业的垄断利润，宋朝政府已经赚得盆满钵满，对茶叶生意的兴趣就小得多了。

商业资本是逐利的，商人们很快发现，放眼全国，四川茶叶贸易居然是一片蓝海，在这里茶叶是可以自由生产和自由交易的。于是，商业资本深度参与了四川的茶叶生意。神宗在四川推行榷茶之前，蜀人吕陶（1027-1103）说，川茶最著名的生产基地——彭州导江等地的运营情况是这样的：“茶园人户多者岁出三五万斤，少者只及一二百斤，自来隔年留下客放定钱，或指当茶苗，举取债负，准备粮米，雇召夫工，自上春以后，接续采取。”

吕陶是熙宁十年（1077）前后“川茶变法”时的彭州知州，他的祖籍为眉州彭山县，其家后来徙居成都，所以《宋史》称其为成都人。吕陶对川茶的运营情况非常熟悉，他在那段时间接连给朝廷上了好几道奏疏以阐明四川的茶法情况，其中收入他的文集《净德集》的《奏具置场买茶旋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关于四川茶叶产销运营情况的一手资料。上述所引吕陶的那段话表明，商业资本深度参与了川茶的生产和销售过程。如当时有一种叫作“客放定钱”的金融产品，实际上就是商人以预付款的形式提供给茶园经营者的生产经营性贷款。

当然，这笔钱对于茶园经营者来说并不好拿，因为提前“指当茶苗”，显系低价折卖，以这种方式拿到的周转资金，相当于变相的高利贷。由于茶业生产需要大量的人工，生产经营成本极高，茶园经营者不得不举债雇用工人从事茶叶生产。在商业资本面前，茶园经营者也好，茶园里的打工人也好，都是弱势群体，茶叶生意利润的大部分应该都被商业资本拿走了。

这可能就是王小波等人“贩茶失职”的直接原因。从王小波的起义口号“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来看，他们最初斗争的矛头指向的是“富人”，而非官府。苏辙说王小波、李顺是“贩茶失职，穷为剽劫”，估计是商业资本大量进入四川茶叶市场，挤占了许多小商小贩的生存空间，造成他们的经济状况恶化，最终导致他们带着贫苦百姓铤而走险。

因穷困潦倒而“聚众为乱”，在宋代其实是很常见的事情。就在王小波等人起事前后，宋太宗亲自从中央官员中挑选了八人担任巡察员，分别巡察江淮、两浙、陕西等地，所到之处，“宣达朝旨”“询求物情”“招集流亡”“案决庶狱”，并调查收集贪官污吏以及不称职官员的各项罪证，上报朝廷。这次“八人分路巡抚”的安排，据说就是因为江淮、两浙、陕西等地近年来旱灾不断，“民多转徙，颇恣攘夺”，也就是在自然灾害的打击下，破产农民成了流民，形成许多小股的“盗匪”。王小波等人“聚众为乱”，最初可能也是如此。但后来他们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则是宋廷中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以致这场在后世声名赫赫的大起义到底是如何爆发的，史书上的记载极为模糊。

王小波、李顺起义爆发的时间，宋代史书记载颇为混乱。时间线最为清楚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早期起义的情况完全没有记录，直到淳化五年（994）正月初，才首次出现关于起义军的记载：“李顺引众攻成都”，几天之后，起义军就攻陷了成都，引发全国震动。起义军具有攻占四川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成都的实力，显然是长期发育的结果，这时离起义的爆发，时间上肯定已经过了很久了。在起义的初始阶段，官府很可能是把他们也当成了同时期那些小打小闹的流民盗匪，没太把他们的反抗当回事。

期间，太宗跟宰相吕蒙正聊天，谈起五代末世天下大乱，兵连祸结，十室无一存的惨状。太宗回忆，当时的人都说，太平日子再也不可能重现了。然后他突然话锋一转，夸起了自己的“成绩”。他说：“朕即位以来，对政事都是亲力亲为，现在国家的情况，大体上都还行。我常常感念，因为上天的恩赐，才有如今的繁荣昌盛，更明白了走出乱世，关键还是在人。”

显然，不知道四川已经出大事的宋太宗，此时还志满意得地在臣下面前享受自己是太平盛世开创者的无限荣耀。可是没过几天，李顺就率领起义军打进了成都。西土大乱的消息传来，太宗被“打脸”打得实在太快。

元代在宋代官方资料的基础上编写的《宋史》，倒是在《太宗本纪》中明确指出王小波率众起事的时间是淳化四年（993）二月，称“永康军青城县民王小波聚徒为寇，杀眉州彭山县令齐元振”。《宋史》的淳化四年二月说，大概沿袭的是宋代官方最流行的说法。南宋时蜀人彭百川所编《太平治迹统类》中也说，“淳化四年二月，青神县民王小波作乱”，尽管其中的“青神县民”当为“青城县民”之误，但时间跟《宋史》的记载是对得上的。所以，后来很多著作都把王小波起事的时间认定为淳化四年二月。

关于王小波、李顺起义的记载，还有一部值得注意的史书，那就是北宋中后期完成的《隆平集》。该书为著名文学家曾巩（1019-1083）所撰，这部书比前文所引证的那批史书成书时间更早。有意思的是，曾巩在书中给出了一个与宋代官方叙事很不一样的说法：“王小波、李顺皆青城县人。淳化三年（992），聚众为乱，先陷青城县。四年，劫彭山县令齐元振金帛，元振率众拒之，逐元振，贼势渐盛。”

显然，曾巩有着比宋代官方更丰富的信息渠道。他获得了关于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早期信息。将这两种说法放在一起看，发现它们很是严丝合缝。

笔者推测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992年，王小波等人聚众起事后，最初在家乡附近活动了一段时间，随后占据青城县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此后加入起义军的贫民越来越多，王小波的力量渐渐壮大。附近最臭名昭著的大贪官彭山县令齐元振，由于民愤极大，成为起义军接下来重点打击的对象。起义军在993年二月出兵袭杀齐元振，声势大振，从而引起官府的注意。所以宋代官方的记录，以993年二月起义军袭杀齐元振为起义之始。

王小波、李顺起义可以说是宋代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宋代的农民起义整体上规模都不大，虽然其首领称王称帝者不少，但多以一州一县的小打小闹为主，能够跨州连郡，占领一个片区的情况极为少见。王小波、李顺起义在巅峰时期，几乎震动了整个巴蜀地区。

起义军的势力范围，按《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李顺自称蜀王之后，“遣兵四出侵掠，北抵剑关，南距巫峡，郡邑皆被其害焉”。具体来说，起义军最初攻占了青城县，之后攻下彭山、江源，在年末进克蜀州、邛州，接着连下永康军、双流、新津、温江、郫县、汉州等州县。起义军在淳化五年（994）正月攻下成都后，更是声势大振，分兵四出攻取巴蜀地区的各处州县。

“北抵剑关，南距巫峡”，即占领剑门关和三峡，从而阻断宋军主力进入四川，这是起义军下一步的战略目标。李顺在成都称王之后，以成都为中心，三面出击，扩大地盘。在北线，起义军最初进展十分顺利，主力从成都北上，很快攻下绵州、剑州，但受挫于剑门关下。剑门关的宋军只有数百人，因此李顺只派了数千人围攻，但遭到剑门关守将上官正的拼死抵抗。宋军人数虽少，但斗志不衰。这时成都的溃兵也来到剑门关，与城内宋军内外夹击。攻城的这支起义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剑门关之战的失败，意味着起义军试图拿下剑门关，封闭北方入蜀通道的战略计划成了泡影。宋军主力可以从北方源源不断地进入四川。剑门关战役的失利，事实上已经注定了起义的最终失败。

在东线，起义军试图封闭三峡，切断宋军主力从三峡水路入蜀的通道。向东推进的战略进展比较顺利，从宋军在994年五月反攻时收复失地的相关记载来看，起义军最初应该很轻松地拿下了阆州、巴州（治今四川巴中）、蓬州等地，但受阻于梓州（治今四川三台）城下。

梓州是东川重镇，距成都二百多里，是从成都东进的重要门户。梓州知州张雍很有些才干，听说成都失守，立即调动各方力量，加强军备，“训练城中兵，得三千余，又募强勇千余”，梓州城中守军达到五千人以上。起义军围攻梓州八十多天，毫无进展。五月以后，增援的宋军主力抵达梓州。见官军人数越来越多，越战越强，起义军只得撤围而去。虽然拿不下梓州，但起义军继续在东线攻城略地，不过因为梓州城的坚守，起义军东进的速度受到严重影响。

起义爆发后，宋军主力兵分两路入川，除剑门关一路外，还有一路从峡路入川的。这支宋军一度在梁山军（治今重庆梁平）、广安军（治今广安）、渠州（治今渠县）、果州（治今南充）之间与起义军激战。六月，峡路行营的宋军在雷有终的率领下在合州（治今重庆合川）大破起义军，收复合州，起义军在东线的攻势才被官军压制住。

广安军、渠州、果州、合州与成都的距离在五百里到六百里之间，这说明起义军的东进战略并没有因为梓州这颗钉子而止步不前，起义军的控制范围显然已深入到了川东嘉陵江流域的丘陵地带。可惜的是，一直到成都失守前，起义军最远也只打到了靠近长江沿线的合州和梁山军一带。这时只有从合州继续沿嘉陵江南下攻取渝州，或从广安军穿过川东的平行岭谷地带攻下忠州，才能真正控制长江水道，顺流而下进占夔州。所以，起义军离实现封闭三峡的战略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通过川东诸州沿嘉陵江南下进入长江，的确可以实现封闭三峡的战略目标。而从成都南下，沿岷江经眉州（治今四川眉山）、嘉州和戎州（治今四川宜宾），也可进入长江，最后顺流而下进抵三峡。但起义军的南下战略，比起北线和东线，却更加困难。北线和东线虽然最终也没有实现战略目标，但北线至少打到了剑门关下，东线基本上控制了嘉陵江流域，将战线推进到了长江干流的外围地带。而南线，起义军刚出成都就遇到了硬茬，费尽心力，却连成都外围的眉州和陵州（治今四川仁寿）都打不下来。

眉州离成都很近，相距约160里，起义军占领成都后，李顺立即派出以吴蕴为主帅的十余万人起义军主力进攻眉州。眉州的兵马监押李元汶嗅觉非常灵敏，当他听说起义军占领成都后，就第一时间着手整编眉州城的守军，组建了一支7000人的守城部队。这时从邛州、黎州（治今四川汉源）和雅州又逃来溃兵600多人。在李元汶的直接指挥下，在“一把手”知州李简、“二把手”通判王象的联合领导下，眉州守军将近8000人，硬是扛住了起义军十多万人的持续围攻。他们从当年春天一直坚持到夏天宋军主力收复成都后分兵前来增援，致使起义军的南进战略受挫于此近半年。

同一时期，起义军在陵州的进展也很不顺利。事后陵州知州张旦、通判张翼得到了朝廷的嘉奖，说明起义军没有突破宋军的陵州防线。陵州的位置与眉州差不多平行，离成都也只有160多里。比起向北和向东差不多600里的推进距离，起义军向南推进最远也就只有160里。眉州和陵州久攻不下，使得起义军在前期未能实现对川江上游沿线地区的控制，也就失去了顺江而下占据三峡的可能。本来，四川盆地内长江流域的嘉州、戎州、泸州、渝州（治今重庆）、涪州（治今重庆涪陵）、忠州（治今重庆忠县）、万州、开州、夔州（治今重庆奉节）等地，一旦突破一个，就可以顺流而下，逐个击破。

淳化五年（994）五月，宋军主力收复成都后，王小波、李顺起义已基本宣告失败。但由于当时宋军兵力有限，主要集中在成都，李顺的部将张余竟然能够带着万余残部从成都撤出南下，然后一举攻陷嘉州、戎州、泸州、渝州、涪州、忠州、万州、开州等八州，势如破竹，直抵夔州城下，才被前来救援的宋军主力击溃。

虽然起义军企图占据整个巴蜀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但起义军在第一阶段所攻取的地盘已相当广阔。除成都以外，起义军向北占有绵州、剑州，往西占有永康军、蜀州、邛州、彭州等成都平原地区及其外围地区，向东占有巴州、阆州、果州、渠州、广安军、梁山军、合州等嘉陵江流域地区，几乎包括了除长江干流沿线州军以外的整个四川盆地，所据有的州军数量接近二十个。

像这样规模的起义，在整个宋代，大概只有北宋末年一度攻下浙东六州五十二县的方腊起义才可以勉强与之相比。除了波及范围广以外，王小波、李顺起义对宋朝统治者信心的打击在整个宋代也是绝无仅有的。综观两宋三百余年历史，小打小闹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从未停歇，但都不成气候，对宋朝统治者来说，都是癣疥之疾，只要派兵镇压，解决这群闹事的“刁民”永远只是时间问题。面对王小波、李顺起义，宋朝统治者却差点彻底“破防”。淳化五年（994）八月，当宋军收复成都，基本上大局已定的时候，宋太宗竟然对参知政事赵昌言（945-1009）说：“西川本自一国，太祖平之，迄今三十年矣。”这话从太宗嘴里说出来，大臣们是很震惊的。

宋太宗似乎是在安慰自己，要是镇压起义失败，宋朝丢了四川，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四川不是大宋王朝的固有领土，只是宋太祖三十年前机缘巧合之下捡便宜得来的一块肥肉罢了。特别是他还强调四川成为大宋王朝的一部分至今只有三十年，算不上有多悠久的历史和感情。

这话说得颇有些“渣男”的心态——“咱们谈恋爱的时间不长，彼此爱得也不深，可以随时接受分手的结果”。幸好赵昌言听了太宗这段不负责任的自白后，立即表示“国家士马精强，所向无不克”，这才打消了太宗试图放弃四川的荒唐念头。

“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是王小波率众起事时喊出的口号。王小波、李顺起义之所以让北宋统治者心惊肉跳，是因为起义军有了明确的斗争目标，那就是要“均贫富”。这一点，在整个中国农民战争史上非常光彩夺目。大部分情况下，老百姓因为走投无路才会铤而走险，大部分的起义，起义者只是被形势裹挟，浑浑噩噩地走上了“造反”之路。能够在造反的时候发出底层人民心声的，本就凤毛麟角，发出的声音还能有清晰的目标和主张，更是少之又少。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时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呼唤政治权利的平等，几乎振聋发聩了两千年。王小波、李顺起义，则彻底摆脱了从政治身份去争取权利平等的农民局限性。王小波“均贫富”的口号，揭露出广大人民群众不幸福的根源——经济上不平等。

不过，“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仍然值得再思考。王小波所说的“贫富不均”所针对的是当时四川社会的何种矛盾呢？现代人看到“均贫富”这样的口号，可能会认为王小波带有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倾向，认为他的矛头可能指向“富人阶层”。但如果仔细体会王小波说这话的历史情景，可能会发现实情并非完全如此。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中追述王小波、李顺起义爆发的起因时说，“蜀土富饶，丝帛所产，民织作冰纨绮绣等物，号为冠天下”，意思是说，四川因为手工业发达而成为当时的经济富裕地区，所以此前后蜀政权的财政收入非常丰厚，“府库益以充溢”。等到宋朝灭亡后蜀，发现四川从唐末五代以来积聚起来的财富简直多得触目惊心。宋朝攻取四川后，将蜀中累年所积，分成两批，“重货铜布”走水路经三峡运往江陵，然后“调发舟船，转送京师”。而“轻货纹縠”走陆路，“发卒负担”源源不断地运往开封。不过数年，四川地区数十年来积累起来的财富，就“悉归于内府矣”。

宋朝政府统一四川之后，吃相难看地发了大财。官员们都纷纷以为四川是可以大发横财之地，争相设法搜刮四川的财富。

宋朝政府在成都除了征收正常的赋税以外，还增设“博买务”，企图垄断四川特别是成都发达的丝织业的全部收益。一方面“诸郡课民织作”，官府亲自下场，在生产环节残酷压榨丝织品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禁商旅不得私市帛”，从流通环节严格限制民间丝织品市场的正常运营。这样双管齐下，宋朝政府几乎完全垄断了成都丝织产业的全部利润。

宋朝政府从上到下就只想着把四川的财富全部榨干，“日进上供又倍其常数，司计之吏，皆析秋毫”。久而久之，积累起了犹如滔天洪水般的民怨，只等哪一天决堤溃围，迎来灭顶之灾。

王小波喊着“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带着起义群众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攻打彭山县，袭杀了“与民为仇，受赇得金帛，多寄民家”的县令齐元振。齐元振死后，他的钱财被起义军散发给老百姓。起义军还把齐元振开膛破肚，把大把的钱财塞进他的肚子里。《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推测说，这样做是因为“恶其诛求之无厌也”。

如此反常地羞辱一个人的尸体，可见起义军和老百姓对齐元振怨恨有多深了。起义军针对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有钱人，而是那些利用官府权力作威作福的贪官，以及制定并执行上述残酷压榨政策的四川地方当局和北宋朝廷。

起义军对付普通的富人，手段反倒相对温和。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起义军每到一个地方，对待经济意义上的“富人大姓”，只是没收他们的财产，通常的做法是把富人们召集起来，让他们各自上报自家的财产，给他们留足日常生活所需，多余的财产才会被起义军拿来分给百姓，所谓“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

只没收多余财产的处置方式，比起义军对权贵阶层，如齐元振之流的处理方式，可谓是天壤之别。起义军把靠贪腐发家成为一方巨富的齐云振“杀人辱尸”，似有不共戴天之仇，而对于普通的“富人”，只要钱，不要命，并没有太大的怨恨。

事实上，对贪官污吏以及宋朝统治者的不满，才是这次起义能够发展成为宋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时值东西两川，天旱大饥，吏失救恤，纷扰流离日多”，由于官府只知搜刮钱财，而不知救民于水火，导致大量贫民人心浮动。起义爆发之后，“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这次起义，之所以对宋朝统治者震动极大，除了前述的攻占州县众多、波及的地域范围广大之外，还因为参与人数在整个宋代都是空前绝后的。

据《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记载，起义军在淳化四年（993）十二月攻陷蜀州前，已有一万多人，之后接连攻下蜀州、邛州等地，声势大振。在次年正月攻占成都前，起义军人数已经达到数万人之多。此后，分兵出击的各路起义军，进攻剑门关的有数千人，驻守剑州柳池驿的有五千人，进攻广安军的有三千人，驻守葭萌关一线的有万余人，驻防巴州一带的有五千人，坚守成都的有十余万人。

此外，还有起义军将领相贵率领的进攻梓州的二十万人，进攻陵州的五万人，进攻眉州的起义军大将吴蕴所率领的十余万人。成都失守后，起义军部将张余带领突围部队从成都南下，一路攻下嘉州、戎州、泸州、渝州、涪州、忠州、万州、开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都没有说明这支起义军的具体人数，但宋军主力在夔州击溃这支起义军时，斩首两万余级，按起义军在吃败仗时的战损率推测，这支队伍应该接近十万人。

可见，整个王小波、李顺起义期间，四川人民参加起义军的人数有五六十万人，这在宋代农民战争史上显然是一个相当醒目的数字。可见，宋初的三十年，宋朝在四川的统治是多么不得人心了。

关于这一点，宋朝统治者自己也是供认不讳的。

淳化五年（994）九月，起义军基本被镇压下去后，宋廷以太宗的名义发布了罪己诏。一般来说，古代的罪己诏都是大臣模拟皇帝的口吻说的一些罚酒三杯之类的套话，往往并不是皇帝的真心话。但据说负责起草罪己诏的翰林学士钱若水完成初稿拿给太宗过目时，太宗笑着对钱若水说：“朕为卿润色，可乎？”说罢，提笔修改起了诏书中的字句。

此举大违常规。按唐宋时代的传统，翰林学士起草诏书，乃是代天子立言，用现在的话说，翰林学士就是皇帝的“嘴替”。干这样的活儿，翰林学士必须得跟皇帝心意相通才行，皇帝也必须让大家感受到他与翰林学士是想法一致的，否则这个天子喉舌的活儿就没法干了。所以，皇帝往往会给足翰林学士面子，充分尊重翰林学士拟写的稿子，不会轻易改动。如果皇帝亲自动手涂改翰林学士拟好的诏书，一方面说明这位翰林学士已不能充分理解圣意；另一方面则表明皇帝对这位翰林学士能否胜任这一重要工作产生了怀疑。

如大中祥符六年（1013）六月，当时的翰林学士杨亿负责起草给契丹的答复诏书，其中有“邻壤交欢”一语，真宗看后，在这句话的旁边批注了“朽壤”“鼠壤”“粪壤”等字样，意为“壤”字组词通常都不是什么好词，如此措辞，恐怕有损宋辽之间和谐友好的外交气氛。杨亿见到真宗的批注之后，立即将“邻壤”改成了“邻境”。第二天，杨亿就“引唐故事”，即援引唐代的惯例，向真宗提交了辞职申请。因为按唐代的规矩，“学士草制有所改为不称职”。真宗不得不对杨亿好言慰喻了一番，才让他打消了辞职的念头。

事后，真宗谈起这件事，很郁闷地对身边的大臣“吐槽”说：“杨亿真有气性，不通商量。”真宗没有意识到，自己给杨亿起草的诏书做批注，和对方商量诏书中文字用法，放到唐宋翰林学士为皇帝起草诏书的传统中，乃是一种公开处刑，意味着皇帝不再信任这个“嘴替”了。对杨亿来说，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已经非常不体面，这时他必须主动辞职，才能让自己稍微有点体面。

只不过，这次真宗恐怕真的只是一时手痒，才会在杨亿拟写的诏书上做批注，并没有想让杨亿辞职的意思，所以才极力好言挽留。好玩的是，真宗在事后也没有明白这个惯例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误解了杨亿，认为杨亿是在给自己耍性子，是“不通商量”——尽管真宗觉得大臣有点性格也是好事。但从真宗的误解可以看到，皇帝也认为正常情况下自己不应该对翰林学士起草的诏书指指点点，而翰林学士在起草诏书时被皇帝“指点”，是有资格生气的。

理解了这一唐宋时代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后，再来看太宗亲笔修改罪己诏的举动，我们才能理解，为了表达出真正的“圣意”，太宗在客观上是不惜让钱若水难堪的。但主观上，太宗又并没有对钱若水感到不满，纯属是借罪己诏的机会说点真心话，深刻反思和总结王小波、李顺起义的经验教训。所以，当太宗跟钱若水说打算“润色”一下词句的时候，不得不笑着说——“笑谓”。太宗用微笑向钱若水示好，意在表明他这次提笔修改诏书，是对事不对人。所以，在这份向天下宣示平定王小波、李顺起义的罪己诏中，多少是有些真心话的。

《宋大诏令集》收录了这份罪己诏，在诏书中，太宗首先承认四川自古以来就是个好地方，“惟彼蜀川，素为乐土”。王小波、李顺起义在四川闹得这么大，不是因为这里“穷山恶水出刁民”，四川风俗历来淳良，“本为礼义之乡，不识干戈之事”，所以就更不能“甩锅”到四川人民头上。太宗说他冷静下来后仔细思考，这次闹出这么大的事来，问题不在于人民不行，所谓“静言思之，非民之咎”。在一通真诚的反思之后，太宗认为，错在自己委任非人，即朝廷派往四川的贪官污吏才是引起这次大乱的根本原因。他感叹，“亲民之官”，即四川各州县的地方官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即四川财政赋税系统的官员，“惟用刻削为功”，官员们的腐败无能才是王小波、李顺起义最终在四川酿成大祸的根源。

从一向只会埋怨老百姓不体谅朝廷难处的封建统治者嘴里，说出如此的“非民之咎”的言辞，足见宋朝统治者真的是被这次起义触及灵魂了。王小波、李顺起义带给宋朝统治者的可不是小小的震撼。

本来，小农经济时代，农业生产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有组织的农民极少，平时生产协作需要团队组织的情况也极少，真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反抗官府的统治，有很大困难。即便发动起来了，他们也会因为没有共同的生产生活经历而缺乏团队协作能力，组织化水平低，在面对当时规模最大、社会化组织程度最高的力量——朝廷时，反抗能力极弱，基本上掀不起什么风浪。因为团队协作能力决定着一个组织的领导力，大部分时候，由小农组织起来的反抗力量，其组织领导能力都较差，对朝廷的威胁并不大。

但茶叶生产不同，它是高度组织化的产业。种茶本身用不了多少人手，但采茶与制茶却是需要在短期内聚集大量人工才能完成的高度组织化和协同化的工作。如四川著名的产茶地彭州导江县的堋口，每年春冬两季，会有大量打工人为茶园打短工，当时很多小茶园的经营者，“每年春冬，雇召人工薅刬，至立夏并小满时节，又雇召人工趁时采造茶货”。可见，采茶制茶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大量的雇佣劳动关系。这些采茶和制茶的佣工数量众多，是宋代民间社会最大规模的有组织人群，连一向可以任意欺压百姓的官府，在他们面前也会心虚。

比如，熙宁十年（1077）四月十七日，官府在堋口设置茶场收购新茶，当天这处官办茶场花费了3600贯钱，收购了茶户带来的茶叶六万多斤。由于前来卖茶的茶户太多，负责收茶的官员把所带的茶钱全都用光了，只得暂停收购。

四月十八日，管勾堋口茶场的主官尹固和濛阳县主簿薛翼二人向上级申请再下拨6000贯作为额外的购茶款。四月十九日，这笔购茶款还没送到，可一大早当地茶户就聚集到茶场要求官府继续收购茶叶。这时天又在下雨，尹固向大家说明要等购茶款运到，天晴之后再开场收购茶叶。没想到，茶户们群情激愤，一起冲入官厅，把尹固围了起来，要讨个说法。

面对这种公然挑战官府权威的聚众闹事行为，尹固却不敢把茶户怎么样，只能灰溜溜地跑路。茶户还穷追不舍，主簿薛翼在返回途中走到净众院时，竟然有茶户追上来殴打薛翼手下的公人，甚至“兼扯破薛翼袍袖”，搞得官老爷们颜面扫地。这次“致打公人，毁骂官员”的恶性事件，因为闹事的人太多，“系属人众，难为止约”，尹固向上级汇报时，不是要求严惩闹事的茶户，或严厉镇压茶户的寻衅滋事行为，而是让当局立即派遣县里的官员“赴茶场告谕园户”。

据负责调查并向朝廷上报案情经过的彭州知州吕陶在《奏为官场买茶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事状》中的说法，1077年四月十九日这次“致打公人，毁骂官员”的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有五千人之多，其中大部分应该都是为茶园经营者采茶制茶的佣工。

可见，茶园经营者和打工者的高度组织化水平，让官府也不得不有所忌惮。吕陶也并没有过多地追究参与闹事的茶户的责任，反而认为这是茶法改革后，茶户“被官场减下价例，大有侵损，以至嗟怨，聚众喧闹”。在吕陶看来，官府所设茶场没有及时收购茶叶，只是茶户们不满朝廷茶法改革而宣泄情绪的一个引子，这次官府资金准备不充分，他们才有了正当的宣泄理由。

事实上，官府依靠手中的权力施行超经济残酷压榨，是宋代官民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反抗这种压榨，争取符合市场逻辑的经济环境，也是老百姓“闹事”的主要动力。所以像王小波、李顺这样从事商业活动的农民，最容易起来组织群众造反。有时为了反抗官府对商业利润的垄断，四川人民甚至还会组织武装力量从事商业活动。

就在甲午再乱谣言流行的前几年，戎州（治今四川宜宾）人向吉等人“操兵贾贩”，也就是拿着兵器贩卖货物。注意，他们带着武器做生意，并不是要欺行霸市、强买强卖，而是仗着人多的武力优势，拒绝给官府上交过境的商税，所谓“恃其众，所过不输物税”。

所以，熙宁十年四月中旬爆发的堋口茶场群体性事件，就整个过程表现出来的种种特点来看，完全不像是一群“老实巴交”的农民干得出来的。这件事情，显然带有某种“工人运动”的性质。从这个角度看，王小波、李顺“贩茶失职”后带领四川人民反抗宋朝政府在四川的腐朽统治，最后成为整个宋代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农民大起义，也就绝非偶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