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仁宗年间的四川人民来说，王小波、李顺的故事，离这甲午再乱谣言流传的“当下”，还不到六十年。当年劫后余生的人们，其中尚在人世的肯定还不少。兵连祸结的惨剧历历在目，他们听到这个谣言后，如何能不惊心！所以仁宗才说“故蜀父老识之”。何况“来岁复在甲午，蜀人以为恐”的说辞，很有可能并非无知小民自己吓唬自己，造谣和传谣的人真正想吓唬的，可能是当时的统治者——仁宗君臣。

其实在平时，宋朝大臣也经常用王小波、李顺起义来吓唬皇帝。熙宁七年（1074）正月，神宗派遣三司勾当公事李杞到成都去考察在四川实施市易法是否合适。有意思的是，在此之前，神宗已经派出过蒲宗闵、沈逵等人去考察过一次了。作为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市易法早在熙宁五年（1072）三月就已经颁布施行，但在四川却迟迟未能推行，就是因为当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给了神宗和王安石很大的压力。反对推行市易法的参知政事冯京（1021-1094）对神宗说：“曩时西川因榷买物，致王小波之乱，故颇以市易为言。”

所谓“榷买物”，就是官府对一些涉及民生的日用消费品进行“专卖”，严格管控诸如茶、盐、酒、醋等商品从生产、运输到销售的各个环节，以限制正常的商业活动为手段，为官府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王安石变法期间的市易法则更进一步，直接利用政府的权力优势下海经商赚差价。市易法的具体办法是由政府出面，出钱设置“市易务”或“市易司”之类的国营商品批发机构，在商品价格下跌时出资大量收购商品，商人交纳一定数量的抵押货品后，可去政府主管的仓库里提货到市场上销售，政府从中赚取一定的利息。

市易法一方面可以调节物价，一方面又可以增加财政收入，看起来相当美好。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具有强权地位的官府亲自下场做生意，跟抢劫其实没什么两样。对老百姓来说，这绝对是日常生活中的灾难事件。鉴于“榷买物”曾经激起过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惨痛教训，神宗对于要不要在四川推行市易法举棋不定。后来虽然在成都设置了市易务，但只开办了两个月就撤销了。足见王小波、李顺起义的余威，直到八十年后仍然保护着四川人民免受市易法的骚扰。

显而易见，面对“岁在甲午，蜀且有变”的谣言，真正应该害怕的，可能并不是一般老百姓，而是北宋朝廷。这样的流言，未尝不是一股蠢蠢欲动的暗流，背后是有人想借机制造舆论搞事情，而且是搞大事情。

这则谣言，不像一般的传闻那样纯属无中生有。相反，它确实是基于一些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它发出“来岁复在甲午”的预警，乃是在过往历史基础上进行的鉴往知来。历史是纷繁复杂的，总有些偶然事件如同空中的尘埃，不经意间飘到一处，会给人们一种难以言喻的巧合感。这种巧合，在大家眼中仿佛隐藏着某种神秘的因果，诱导人们用尽心思去探寻、解读这种联系背后的必然性。于是，有意也好，无意也罢，人们总试图抽丝剥茧，找出一条贯穿其中的线索。仿佛这就是上天预先制定的法则，适用于所有同类的情境。

人们开始坚信，每一件类似的事情从发生到结束，都将遵循神秘的天意指引，如同被预先设定好了剧本，一幕幕演下去。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容易忽略巧合的本质就是偶然，也容易忘记现实的多变与不可预测。在人们的心中，这条规律如同一条坚实的锁链，将同类的事件紧紧锁定在一起。人们沉迷在虚幻的确定性带来的安全感中无法自拔，从而无法看到事物背后的真相。然而，历史并不是“因为所以”那么简单。每一个事件发生和演变的场域都是独特的，它们的发生并非简单地遵循某种规律式的天意，而是受到无数因素的影响，包括环境、人的选择，以及无法预料的突发事件。

甲午再乱谣言所基于的事实便是：“孟知祥据蜀，李顺起为盗，岁皆在甲午。”根据这一事实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凡是甲午年，四川都会有大乱发生。“或言明年甲午，蜀且有变”就是用这种思维模式推论出的结果。这种自证预言式的谣言，往往从当时人们的认知出发，人们肯定认为这些想法既不是出于偏见，也不是一种盲目的武断，而是他们自己从历史经验中认真观察得出的真理性结论。现代社会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托马斯定理，“如果认为某些情形为真，结果它们就会成为真的”。甲午再乱的谣言所散布的灾祸预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起到相似的作用。

巧合的是，甲午年与蜀地的联系并不仅仅出于宋人的见闻。据《三国志》记载，早在东汉末年，孙吴集团的星占术士吴范就曾预言，甲午年将是刘备得蜀之年：“及壬辰岁，范又白言：‘岁在甲午，刘备当得益州。’”

吴范是会稽人，早年即以“治历数，知风气”而“闻于郡中”。孙权据有江东后，吴范就跟着孙权鞍前马后，靠着精妙的算法，能准确地预测吉凶，因此显名于世。建安十七年（212）壬辰岁，刘备正率军在蜀中与刘璋对峙，胜负未分。刘备孤军深入，兵马不多，加上后勤补给困难，舆论并不看好他。如益州从事郑度就认为，刘备“悬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军无辎重”，只要采取坚壁清野的打法，刘备必败。

果然，刘备围攻雒城一年，毫无进展，身边天下知名的一流谋士、号称“凤雏”的庞统也中箭身亡。曹操那边甚至已经有谣言流传说刘备已死，曹操手下的文武官员都开始为刘备这个宿敌的意外之死举杯相庆了，所谓“时有传刘备死者，群臣皆贺”。

因此，当吴范在建安十七年预测两年后的甲午年（214）刘备将成为益州之主，大部分人是不相信的。被孙权派去招诱张鲁的大将吕岱此时正好从西蜀东返，向孙权报告说，他返程途中路过白帝城，看到刘备“部众离落，死亡且半”，刘备想吞并益州，“事必不克”。孙权听后，更觉得吴范的预言是在胡扯，但吴范却信心十足地说：“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见者人事耳。”意思是：你们看到的事实只是你们以为的事实，那不是真相，只是表象，我看到的符合“天道”，才是真相。真相可以根据天道进行预测，非肉眼所能看透。神奇的是，甲午年的夏天，刘备大军抵达成都城下，尚有实力但已无斗志的刘璋主动放弃抵抗，开城迎降，刘备就这样从刘璋手中夺得了益州地盘。

甲午似乎与“得蜀”或“失蜀”有着不解之缘。

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以官方信息为主的史料来看，甲午再乱的谣言是在皇祐四年（1052）十二月引起仁宗重视而成为朝堂上公开讨论的话题的，说明此前一段时间，这个谣言肯定已经在京城传开了。而在四川，这个谣言生成的时间应该更早。

两年前，皇祐二年（1050）十一月，益州知州田况任满还朝，出任主管全国财政工作的三司使。他撰写了一本小书《儒林公议》，这部书中讲述了一个“土牛偶人”的奇闻。故事发生在太平兴国三年（978）程羽任成都知府的时候。当年立春前的一天，县里的吏人放了一个土牛偶人在州署外面，引得大批群众前来围观。吏人眼见人多，害怕土牛偶人被围观的人损坏，于是把它搬到府衙的厅堂之内。这时知府程羽正好出来，见到了厅上放着奇怪的土牛偶人，感觉事有蹊跷，询问是怎么回事，负责的人就把情况跟程羽汇报了一下。

程羽听后感慨地说：“农夫牧竖非升厅之人，兆见于此，不祥莫大焉！”当时听到这话的人都觉得程羽未免太过小题大做。多年以后，“至甲午岁”，即淳化五年（994），李顺攻入成都，以农夫的身份称王建国，“果有村氓叛，窃入据城邑焉”，大家才叹服程羽是有些东西的。程羽当然不可能在十六年前就预知王小波、李顺起义爆发，这个故事显然是事后的附会之辞。田况在1050年前后听说这个故事，恰恰说明将甲午年与四川的变乱神秘地关联在一起的说法，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比较流行了。

同样的干支每隔60年就会重复一次，如果这个时间记号在过去每次重复时都有大事发生的话，那么当它即将再次出现的时候，人们就会联想到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尽管这些事情在后来也许并无征兆。而甲午这个时间记号对于四川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后蜀建国和王小波、李顺起义这两个甲午年的变乱事件，有着相同的建国地点，相同的政权名号，传说中甚至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当时有传言说李顺是后蜀末代皇帝孟昶的遗腹子，这种说法在南宋中后期仍然十分流行，后来到四川任职的陆游还听到过这种说法，并把它记到了《老学庵笔记》里。仅仅是“甲午”这一标识，对蜀中人心的震撼就已经足够大了。

“岁在某某，天下如何”之类的歌谣，是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谣言传播形式。

据史料记载，宋代四川民间正好流行着一首叫“六十甲子歌”的谣谚。至和二年（1055）十二月，为了应付甲午再乱谣言而被宋仁宗派来坐镇成都的程戡（990-1066），在任满回朝后特意奏请朝廷禁止民间传习此类颇具危险性的歌谣，他说：“前知益州，风闻俗所传岁在甲午，当有兵起，而民心不安，盖淳化中李顺狂逆之年。请禁民间私习《六十甲子歌》。”这则史料中所说的《六十甲子歌》，其具体内容今人已无从知晓，但应该是宣讲某个年份对应某些灾祸事件之类的预言式口诀，这种类似民谣的预言歌诀，最易煽动人心。

虽然这首《六十甲子歌》的具体内容史料上并没有记载，但唐末五代活跃在四川的著名道士杜光庭（850-933），在其整理的道教典籍《太上洞渊神咒经》中收录有一首以干支纪年排序依次分年预言吉凶祸福的歌谣，《全唐诗补编》给这首歌谣拟了个题目，就叫“六十甲子歌”。

《太上洞渊神咒经》中收录的这首《六十甲子歌》，大致就是把某一年与某些“祸事”和“惨状”联系起来，编成顺口溜，如“甲子秋，耕民怀苦忧。禾苗不成实，灾厄害田畴。但看入秋后，高田不可守。辛苦临冬春，父子离乡走。兄弟成路人，妻子单糊口。万姓悉灾迍，民随千里走”。这是歌谣的第一段，也是干支纪年的第一年甲子年的情况，粮食歉收，饥民流离失所，简直惨不忍睹。

第二年的乙丑年，又是“乙丑春，瘟灾害万民。夏首灾疫起，偏伤楚鲁人。家类悉糊口，吴地又分张。民奔千里外，六畜悉逢殃。高田但种植，低处伤苗秀。灾疫如去年，不得归家守”。乙丑年比甲子年还惨，瘟疫灾害接连而至，而且还有比较精准的受灾地域范围的预测，如楚地（泛指今两湖、江淮一带）、鲁地（泛指今山东西部、皖北和苏北一带）将从夏天起遭受灾疫，之后灾疫还会蔓延到吴地（泛指今苏南、浙北一带）。

跟甲子、乙丑的惨状比起来，甲午年虽然也有灾祸发生，但总体还算平稳，不过是遭点水旱之灾，日子困难一点罢了。“甲午初，水旱定难除。车马行湖底，船则纳山居。低田纵耕植，冬藏定是无。欲知成家处，山际但耕锄”，湖泊干涸得可以行车走马，水旱之后，富饶的平原上定会颗粒无收。反倒是山间的贫瘠之地，多少还能有些收成。想要度过甲午的灾年，最好是躲进山里过清苦的日子，至少有口饭吃，不会被饿死。

杜光庭士人出身，科举考试失意后入道修行，因其文化功底深厚，很快就成为全国知名的高道。成名之后，他被唐僖宗看中，召入宫廷，为皇帝提供道教方面的服务。后来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唐僖宗在中和元年（881）带着百官到成都避难。杜光庭跟着唐僖宗到了成都，发现这里是一个修道的洞天福地，便打算在四川长居不走了。后来黄巢起义被镇压，关中形势好转，他又跟唐僖宗一起回了长安。

光启二年（886），唐僖宗在军阀的逼迫下再次流亡，第二次入蜀避乱。杜光庭跟着皇帝再次流落成都，从此不再返回长安，隐居于青城山二十年，把余生光阴都留在了四川。前蜀的开国皇帝王建及其子后主王衍都对他尊奉有加，封他为蔡国公，赐号广成先生。杜光庭成为前蜀朝廷的大红人，《资治通鉴》称他“博学善属文，蜀主重之，颇与议政事”。他是当时道教界中著述最为丰富的人物，《道藏》中收录他的著作多达26种268卷。

一般认为，《太上洞渊神咒经》成书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末年，这部道教经典中大部分内容可能产生和流行于东晋南北朝时代，但也有一些内容形成的时间可能晚一些。现存杜光庭整理的这首《六十甲子歌》大概是唐代流行的作品。《全唐诗补编》将这首诗认定为唐诗，理由是其中有一句诗“官吏逐阶迁，诸道咸通彻”，里面讲到了“道”这个只有唐代才有的一级行政区划。不过，事实上，宋初也一度沿用“道”的名称，直到太宗时代，经过多次调整才最终改“道”为“路”的。

多说几句，《太上洞渊神咒经》有着浓烈的“救世主”思想，激励着中古时代一代又一代的“造反者”。这部道经声称乱世之后有真君出来救世，并最后会终结世人苦难。第一卷《誓魔品》里说：“甲申灾起，大乱天下。天下荡除，更立天地，真君乃出。既来，圣贤、仙人及受经文之者，一切来助左右，东西南北道士为佐，无有愚人。”这个救苦救难的真君，就是广大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的大救星，也就很容易成为无道乱世中带领饱受压迫的人民起来造反的领导者。

中古时代有一个神奇的“撞名”现象，就是一个又一个名叫“李弘”的人带领平民百姓起来造反，试图创造一个新世界。从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道士李脱及其弟子李弘举行起义开始，到隋炀帝大业十年（614）“扶风人唐弼举兵反，众十万，推李弘为天子，自称唐王”为止，二百余年间，以李弘的名义发动起义的英雄豪杰络绎不绝，李弘的身影遍及安徽、山东、四川、湖北、陕西、甘肃、河南各地。

李弘起义的时间如此之久，涉及的地域如此之广，从汉人社会到少数民族部落社会中皆有之，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太上洞渊神咒经》中预言的救世主——真君的名字就叫“李弘”。经中有“真君者，木子弓口，王治天地大乐”的预言，所谓“木子弓口”，即是“李弘”的拆字游戏。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杜光庭整理的《太上洞渊神咒经》中收录的这首《六十甲子歌》就是宋仁宗甲午年（1054）前后程勘在四川听到的那首《六十甲子歌》，但两者可能在形式上是很相似的。考虑到杜光庭的后半生是在四川度过的，而北宋中期又有《六十甲子歌》流行于四川地区，判断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渊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说明，类似的以特定的年份搭配某种灾祸的“时间—事件”的关联性信仰，从唐末五代以来一直到北宋都是广为流传的。

《六十甲子歌》的谣谚盛行于民间，其思想基础和受众都比较“江湖”；而在庙堂之上，类似年数与王朝国运之间的神秘关联，也以文史经典记载的方式源远流长。

咸平三年（1000）十二月，北宋前期著名的诗人和直臣，当时正在黄州（治今湖北黄冈）当知州的王禹偁（954-1001），听说离京城开封不远的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因为城池失修，竟然被一股盗贼趁夜攻入州城，濮州知州、监军等地方大员都惨遭劫掠。王禹偁于是向真宗上书，痛陈各州城池不修、武备废弛的乱象。

他在奏疏中解释为什么太平盛世也要加强军备建设的理由很值得玩味。他说：“臣按司马迁《天官书》云：‘天运三十岁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此常数也。’古圣知其如此，设备以待，虽变不乱。国家以建隆甲子岁下西川，甲午岁复乱，三十年之应也。”

“建隆”是宋太祖的第一个年号。太祖时的甲子岁即964年，这一年十一月，宋太祖命将出师，并在次年正月攻入成都，吞灭了割据四川的后蜀政权，这就是所谓“国家以建隆甲子岁下西川”。其实王禹偁对年份的记忆是有偏差的，因为建隆的年号只用了四年。建隆四年十一月，在举行了唐末五代乱世以来几十年都未曾举行过的南郊大礼后，太祖下诏改元“乾德”。所以，“建隆甲子岁”正确的算法应该是“乾德二年甲子岁”。

乾德二年（964）宋朝出兵收取西川，与淳化五年（994）王小波、李顺起义攻入成都，确实相隔三十年，这在王禹偁看来，正是应了“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的国运命数。

《史记·天官书》中年数与国运之间存在着微妙关联的观点，是可以拿到台面上进行正式讨论的常识，这个观念出自经典正史，所以在朝堂之上具有较强的正当性。王禹偁以天运推算人运，认为王小波、李顺起义造成的“甲午岁复乱”，是天运小变之应，这与《六十甲子歌》的知识来源和预言逻辑形同而实异。

对于古人来说，《史记》是提供历史观和塑造世界观的经典著作。司马迁曾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段话表明，早在汉代，中国人的时间计数就已不是一个纯粹的数学问题，而是关涉到国家社会命运的大事。30年、100年、500年、1500年、4500年，这几组年份计数对社会将有重大影响。而在这一连串的年份计数中，30年和500年尤为重要，这就是所谓的“为国者必贵三五”。

事实上，司马迁自己写《史记》的历史使命感，也是建立在“三五之运”上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自承，“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周公死后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死后五百年肯定会有人出来接续孔子的历史使命。司马迁觉得那个人就是自己，“三五之运”的信念强化了他当仁不让的著史勇气。可见，在中国古代，时间与天运相关的思想源远流长。

这一时间与天命的信仰深深影响着古代乃至现代的中国人。谣言和信仰有时的确不易区分，谣言有时会以信仰的面貌出现，甲午再乱谣言的依据既掺杂着真假参半的过往事例，又蕴含着根植于中国文化的长期信仰，遂于甲午年（1054）在四川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恐慌。仁宗召见宰相庞籍谈话的皇祐四年（1052）十二月，按干支纪年的话，已是壬辰年年底，离甲午年实际上只剩一年多一点而已。

留给仁宗君臣和四川人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