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祐四年（1052）十二月初六，宋仁宗与宰相庞籍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长谈后，做出了关于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地方长官的任命决定，以枢密直学士、给事中程戡为端明殿学士、知益州。

据程戡死后张方平为他所作的神道碑文记载，有一天仁宗以从容不迫的语调对庞籍说：“当年孟知祥于甲午年攻取了蜀地，我朝咸平年间，又逢甲午年，这回有盗贼在益州发难，使得西部的大片国土陷入混乱之中，因此，蜀地的父老乡亲们对甲午年有着深刻的记忆。明年又将迎来甲午年了，朕听闻蜀地百姓为此感到恐惧不安，现在看来，朝廷确实需要精心挑选一位能够镇得住场面的重臣前往益州才行啊！”

说罢，仁宗沉吟片刻，用非常坚定的语气说：“其实，无须另寻他人，朕看程戡就是最合适的人选。”然而，面对甲午再乱的谣言，仁宗实际上并没有那么从容淡定。

《续资治通鉴长编》在讲述这段历史时，补充了一些更有意思的情节。仁宗找来庞籍商量一番后，缓缓开口道：“朕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选派一位能够担当重任的大臣，前往西南镇抚，处置甲午再乱谣言的危机。在朕心中，没有比程戡更合适的人选了。”

说罢，仁宗思虑片刻，然后颇为心虚地对庞籍说：“朕打算等程戡从益州任满还朝之后，提拔他进入‘二府’，以示朕对他的回报和嘉奖。关于这个安排，你可以提前跟他讲一下，让他知道朕的心意。”

没想到，一向圆滑的庞籍当即表示拒绝为仁宗私下递话。他很严肃地对仁宗说：“这种事情，陛下当面跟程戡讲是可以的，但要臣私下去跟程戡说，臣不敢！”

所谓“二府”，即宋代的中书门下与枢密院，是国家的最高政务机构和军务机构。中书门下的长官，往往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结衔，即通常所说的宰相，副长官称参知政事。枢密院的长官和副长官称枢密使、枢密副使，或称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等。副宰相参知政事和枢密院的正副长官，即通常所说的“执政”。而宰相、参知政事加上枢密院的正、副长官，在宋代又并称“宰执”，是整个朝廷权力中枢的核心成员。

仁宗许诺让程戡进入“二府”，意味着他如果圆满地完成任务，至少可以成为执政级的朝廷重臣。显然，庞籍觉得，仁宗选择程戡去主政益州是英明的决定，在事后提拔程戡做参知政事或者枢密使、枢密副使，都是没问题的。但让自己私下以封官许愿的方式去激励程戡，给他传话说“你先好好干，回来之后必有重赏”，庞籍认为这个做法欠妥。仁宗确实过于紧张，有些病急乱投医了。

庞籍是大中祥符八年（1015）的进士，有意思的是，他入仕之后的首次登场，是去黄州担任司理参军，而当时的黄州知州正是庆历新政期间依靠谣言搅弄风云的夏竦。宋代很多笔记小说里记载，夏竦在黄州与庞籍共事，对庞籍非常器重，赞许他有宰相之才，认为庞籍将来的成就会比自己大。夏竦曾经对庞籍开玩笑说：“我将来也是宰相，但只是徒有虚名的使相，你才是要当真宰相的人。”

唐代常有以重臣任藩镇节度使并兼领宰相官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情况，一般称之为“使相”。宋代的节度使虽然已经是虚职，但政治地位高、经济待遇好，仍然是朝中重臣外任的超级加衔，而地位更高者，则可以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使相。使相虽然不在朝主政，却在名义上享受宰相的地位和待遇，这是一种极为崇重的政治荣誉。

此时的夏竦只是个知州，而且以他的谨慎性格，怕是不敢公然议论自己未来的政治地位。但他对庞籍的欣赏应该是在日常相处中溢于言表的，二人后来都成了宰执大臣，士大夫间编出类似的慧眼识珠的佳话，倒也正常。黄州共事之后，夏竦极力向朝廷推荐庞籍。任期结束之后，庞籍被调到京城，担任开封府兵曹参军。之后他一路高升，先后在中央做过刑部详覆官、群牧判官，在地方上当过秀州（治今浙江嘉兴）知州，之后又被召还中央，出任殿中侍御史。

明道二年（1033）三月，临朝听政十年的刘太后病逝，一个旧时代行将结束，但有人却不想太后政治这么快退场。刘太后死前，遗命尊杨氏为太后，指导仁宗处理军国政事。但此时仁宗成年已久，还要太后辅政，实在是有损皇权的威严，也不符合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官集团的一贯信念。朝中大臣们虽然不满，却又不敢公开提意见。这时庞籍站出来，公开建议相关部门立即将之前太后垂帘听政的礼仪制度等文件全部焚毁，以示朝廷不会再有太后听政的非常之事。

宋夏战争期间，庞籍坐镇陕西前线的延州，任鄜延都总管、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主持延州一线的战事，名将狄青早年就是隶属在他的麾下。庞籍在延州行事稳健，对形势的判断很有眼力，虽然没有大的胜利，但也没有像韩琦等人那样整出好水川之战这样的大败仗。庞籍和夏竦都是很有政治手腕的职业官僚，与主持庆历新政的那帮有些政治理想和情怀的士大夫不同。宋夏战争结束后，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都相继回朝主政，庞籍仍然留在陕西前线，与庆历新政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等范仲淹和富弼相继离开中央，庆历新政基本失败之后，庆历五年（1045）正月，仁宗将庞籍从延州召回朝廷任枢密副使。庞籍从此成为执政级重臣，此后一直在朝廷的权力中枢，并且一路高升。庆历八年（1048）五月，转任参知政事。皇祐元年（1049）八月，由参知政事升任枢密使。皇祐三年（1051）十月，庞籍在枢密使任上，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兼修国史，终于登上了位极人臣的宰相之位。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朋党成为大宋官场最大的政治禁忌。仁宗让庞籍去给程戡递话，并且私下以执政级高官相许，这是皇帝给臣子提供结党抱团的机会。仁宗此举显然欠考虑。庞籍是一个政治经验相当老到的人，当然不可能去做这种涉嫌结党的事情。

庞籍年轻时，其政治立场就是反对大臣之间结成朋党。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早在明道二年（1033）五月，庞籍还是个小官的时候，就曾给仁宗上书，提醒仁宗不能给朋党政治留下任何空间。他说：“陛下每日亲自处理国家大事，正值用人之际，除了务必要明辨是非、区分正邪之外，还要防范朋党之争。在选任提拔身边近臣时，臣恳请陛下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而非仅仅依赖执政大臣的推荐。”旗帜鲜明地反对朋党政治是庞籍能够在庆历新政失败后一路从枢密副使、枢密使，最后做到宰相的政治基础。

庞籍拒绝私下给程戡透露消息之后，仁宗召程戡前来当面跟他说出这个承诺，程戡听后一脸懵。程戡一再表示，自己不敢有这样非分的想法。

张方平在给程戡所写的神道碑文里说，仁宗决定派程戡去益州后，有一天在便殿召见了他，当面向他交代了此行前去需要有处理甲午再乱谣言的心理准备，并且跟他说：“为朕再去一次，完事后召你回朝扛起执政大臣的重担。”程戡听后立即顿首说：“臣子为君上做事，接到命令就该去做，没有退避的可能！臣岂敢把陛下给的厚爱和恩惠当成是办成事情所必需的动力呢！”

《续资治通鉴长编》里则说，仁宗当面给程戡封官许愿之后，程戡非常诚恳地表示：“是臣表现不好，让陛下误会了。臣蒙受陛下的委任，怎么敢跟陛下要好处才去赴任呢！”

仁宗的许愿乃是赤裸裸的利诱之举，显然，面对甲午再乱的谣言，仁宗是真急了。仁宗这么做，一是担心程戡不愿去益州冒这个险，二是想通过不次擢拔来激励他成功履行镇抚西南的重任。

这么看来，仁宗对于一件尚未发生的事情的忧心程度，远远超过了太宗对于王小波、李顺之乱过后四川民不聊生的担忧。张詠当时面对的是大乱之后的紧张形势，太宗也只是许以便宜从事之权，并未作出任何封官许愿之举。那么，在谣言危机下，仁宗为什么会选中程戡？当时四川的官员群体素质如何？是否具备应对谣言和处理危机的基本素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