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宋仁宗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京城就闹过一次弄得满城风雨的“帽妖”谣言，那是他的父亲宋真宗在位之时。看来，赵家三代人都为谣言所苦，也是绝了。

据《宋史·五行志》记载，真宗末年，西京洛阳城中开始流行一个非常恐怖的谣言。传闻说，有一种形如“乌帽”的奇异之物，会在夜晚悄无声息地飞入百姓家中。更为可怕的是，这个怪物还会变换形状，有时会变成狗，有时又变成狼，让人一见之下心生恐惧。西京洛阳的老百姓纷纷陷入恐慌之中，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家家户户都紧闭门窗，藏在屋内不敢出来，生怕这个怪物找上门来。更有甚者，一些人还组织起来，手持兵器在夜里巡逻，准备驱逐怪物，这其实不过是为了驱赶人们心中那莫名的恐惧罢了。

帽妖的谣言在洛阳传了一段时间后，开始向京城转移。这个惊心动魄的谣言终于传到京城开封，人们纷纷议论，都说这个像乌帽的怪物不仅能飞入百姓家中，更是会吃人。于是，开封的大街小巷里，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全家人围成一个圈，互相安慰支持以度过恐慌的夜晚，但人们内心的恐惧仍然挥之不去。

每个晚上，一家人聚在一起，通宵达旦地大声叫喊，试图用叫喊声来驱赶这个怪物，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在军营之中，帽妖的谣言闹得更厉害，士兵们每天聚在一起大喊大叫，军营中的恐慌情绪反倒因为人群聚集而更加强烈了。

然而，尽管谣言传得热闹非凡，但实际上却并无任何妖怪跑出来害人性命，甚至连妖怪的踪迹都找不到。朝廷很快就意识到这很可能是某些心怀不轨的人故意造谣，企图制造恐慌，扰乱民心。于是，真宗下诏要将这些造谣生事之人绳之以法。经过一番严打，终于捉到了几名嫌疑人。然而，经过审讯却发现，他们并非真正的幕后黑手。直到帽妖谣言平息之后，人们谈起此事，仍然觉得扑朔迷离，真相难寻。

帽妖谣言可以说爆发得莫名其妙，结束得匪夷所思。至于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传出这个谣言的，翻阅各种史料文献，也没有找到明确说法。

搜检《续资治通鉴长编》可以发现，此事最早引起官方的重视，是在天禧二年（1018）五月。当月二十五日，真宗突然接到河阳三城节度使张旻的奏报。张旻向真宗汇报了洛阳城中帽妖谣言流传的事。

真宗知道这个情况后，非常重视，立即派人前去调查核实。张旻是河阳三城节度使，驻地为洛阳北边120多里处的孟州。显然，此时帽妖的谣言，已经从洛阳向外扩散，传到不远处的河阳了。

事情闹得这么大，洛阳地方当局竟然没有任何动静，还是隔壁的河阳向朝廷发出预警的。

帽妖谣言大体平息之后，天禧二年七月十一日，真宗下诏对河南府的一干官员进行问责，将时任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的王嗣宗（944-1021）调离，并且明确表示，这是对王嗣宗履职不力的处罚。因为帽妖谣言兴起于西京，身为西京父母官的王嗣宗事前毫无察觉，事后也没有及时处理谣言引起的恐慌，更重要的是，甚至没有向朝廷汇报一声。说实话，王嗣宗不管不顾的态度相当地不寻常。

王嗣宗这个人，跟宋代那些一本正经的文人士大夫不同，他出生在五代中后期，身上颇有些乱世遗风的喜剧色彩。他是开宝八年（975）的状元。但根据司马光《涑水记闻》中的说法，他这个状元是打架打来的。当时殿试结果出来后，他跟赵昌言的成绩最好。宋太祖召见新科进士时，他二人为了抢状元头衔，在大殿之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太祖见此情形就开玩笑地说：“既然二位争执不下，那就当场打一架算了，谁赢谁就是今科状元。”此言一出，众论哗然。没想到两人还真打了一架，最后王嗣宗大获全胜。他喘着粗气，迫不及待地跑到太祖面前跪地高声说道：“臣胜之！”太祖只好点了他当了状元。

王嗣宗得到这个状元，并不是什么荣耀的事，时人皆称他为“角力状元”，士林中人说起他，无不带着戏谑的意味。后来王嗣宗出巡，在路上遇到一个平民。那个平民见到王嗣宗的车驾，竟然不拜，反而出言讥讽说：“君以手搏状元耳，何足道也！”

据《宋史》本传记载，王嗣宗当官之后，更是不按套路出牌，他在任河州（宋神宗开拓西北以前，宋代并无“河州”，此处可能是“汀州”之误）通判的时候，碰到了宋太宗派出来的武德卒。这些士兵是奉皇命暗中监视地方官员并收集边远地方情报的特勤人员。王嗣宗发现这群人形迹可疑，就把他们捆绑起来送到京城，上奏太宗说：“陛下不委任天下的贤能之士，却轻信这些小人，把他们当成耳目心腹，臣认为这样做实在是非常不妥。”

不但抓了皇帝派出去的特工，还堂而皇之地“打脸”太宗搞特务统治，这种公然挑衅皇权的行为简直是疯了。太宗无比愤怒，立即派使者去把王嗣宗捆绑起来，交给司法部门，削去了他的官职和官身。王嗣宗的仕途差点就此终结，好在后来朝廷大赦，他才被重新起用。

尽管如此，王嗣宗的仕途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到了太宗晚年，王嗣宗还接连升官，历任左司谏、度支判官、驾部员外郎等。眼看官场生涯有了起色，他又开始作妖。据《宋史》本传记载，有一天他老婆生了急病，他趁着夜色偷偷撬开自己官衙的大门进去拿药，被值班的人发现举报了，于是他又被罢了一回官。但他在不久之后又被重新起用，而且官还越做越大。大中祥符七年（1014）七月，王嗣宗被真宗提拔为枢密副使，跻身执政级重臣的行列。卸任枢密副使之后，他又在许州干了一任知州，然后在帽妖谣言流行前不久调到河南府。

对当时流行的妖怪鬼神之说，王嗣宗不但不信，而且深恶痛绝。司马光在《涑水记闻》里专门写一个条目，名为“王嗣宗不信鬼神”。司马光说，有一次王嗣宗生病了，家里人焚烧纸钱祈祷他能早日康复。王嗣宗得知后，觉得好笑，说了一句非常有气势的话：“到底是什么样的鬼神，胆子这么大，竟敢顶风作案向王嗣宗索要贿赂啊！”

王嗣宗是个敢做实事的人，对这种依托鬼神之事散布的谣言，他是很警惕的。

大中祥符四年（1011），王嗣宗出任邠州（治今陕西彬州）知州兼任邠宁环庆路都部署，坐镇邠州，统领邠宁环庆一路兵马。当时邠州城东有座灵应公庙，庙的旁边有一个山洞，本是一群狐狸的隐匿之所。狐狸们在那里繁衍生息，与人无涉，但后来被一些“妖巫”说成是狐仙，掌控着人间的祸福吉凶。当地的老百姓对这个说法深信不疑。

本质上，这就是一个关于狐仙的谣言。这个谣言在当地影响很大，每当遇到水旱灾害、疾病瘟疫，老百姓都会来灵应公庙虔诚地祈祷，希望能得到狐仙的庇佑。久而久之，大家甚至忌讳提及“狐”字，生怕触怒了这些狐仙招来灾祸。后来连官方也出来给这个谣言背书，历任地方长官在上任之初都会先来灵应公庙恭敬地参拜狐仙，之后才敢去衙门处理政务。

但王嗣宗对这些宣扬怪力乱神的传言嗤之以鼻。他上任后，立即带着部下赶到灵应公庙，拆毁了庙宇，又命人熏烤洞穴，逼得群狐无处藏身，纷纷跑出洞外。王嗣宗带着部下捕获了数十只狐狸，将它们尽数斩杀。庙毁狐死，邠州的狐仙谣言也就很快平息了。

王嗣宗处理狐仙谣言，下手果断，快、狠、准，可为什么到了洛阳，却对帽妖谣言不管不问呢？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王嗣宗生于五代后晋天福九年（944），到帽妖谣言爆发的天禧二年（1018），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将近七十五岁，精力肯定不如从前。从他之前的官场经历来看，他天不怕地不怕，敢做事，但为人粗疏，不拘小节，不是个心思细腻的人。像帽妖这样的莫名其妙的谣传，他肯定不会放在心上，自然也就不会当成一件正事来处理。

第二，帽妖谣言跟狐仙谣言最大的不同是，帽妖谣言不是某个特定的群体制造的，背后实际上没有真正的黑手，而是大众自发传播的。加上帽妖又是虚幻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更抓不住，想要处理这个谣言，一时半会儿也无从下手。王嗣宗很可能有一种有劲不知道往哪里使的无力感。他在帽妖谣言事件中的无所作为，跟他一贯的风格还是很契合的。显然，他并不擅长那种需要十分细心才能处理好的事情。

所以，王嗣宗没有及时处理帽妖谣言，恐怕不是他故意不作为，而是无法作为或者不知道需要作为。事后，真宗虽然认为他有责任，但也只是将他调离洛阳，改任陕州知州。这个处罚相当轻，只算是罚酒三杯罢了。

不过，王嗣宗没有及时处理帽妖谣言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谣言在初起阶段没有被扑灭，随着它的进一步扩散，威力会呈几何级数增加。幸好隔壁的张旻是个很有政治敏感度的人，他在谣言流传到河阳后立即向朝廷示警，不然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张旻（后来改名张耆）跟真宗的关系可不一般。他十一岁就到真宗的身边供事，当时真宗还是个普通皇子。张旻在王府很得真宗的欢心，后来在仁宗朝一度临朝听政掌权达十年之久的皇太后刘氏，就是张旻帮真宗在民间物色送进王府的。所以真宗即位以后，张旻很受重用，历任天雄军兵马钤辖、镇州行营钤辖、并代二州钤辖、管勾皇城司、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殿前都虞候、马军副都指挥使等军中要职。

大中祥符九年（1016）正月，张旻更是升任枢密副使，成为执政级重臣。他在帽妖谣言大爆发前一年，即天禧元年（1017）八月才从中央外放到河阳任职。天禧二年（1018）五月二十五日，张旻将帽妖谣言的具体情况汇报给了真宗。接到报告后，真宗派人前去调查，不久之后，便知张旻汇报的情况属实，于是让侍御史吕言立即赶往西京，质问本府长官以及转运司、提点刑狱司等一众官员为何没有将帽妖谣言及时上报。

显然，此时真宗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关心的是洛阳本地官员瞒报或不及时汇报本地突发事件的问题。真宗还按照自己多年以来擅长的天书封禅的那套神道设教的思路去处理帽妖谣言，在让吕言调查一众官员失职的同时，他还安排了祭祀祈祷仪式。

寄希望于“禳祷”之术来消除帽妖谣言是大错特错的昏着。由朝廷出面举办祭祀祈祷仪式，岂不是在告诉老百姓官方真的相信有妖怪，这无疑是给局势火上浇油。这一次，之前张詠提出的“止讹之术，在乎识断，不在乎厌胜”的高见再次得到了验证。真宗这一套用怪力乱神的法术对付怪力乱神的谣言的做法，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这一通胡乱操作下来，事态迅速恶化。

据《宋史》记载，天禧二年六月十四日，帽妖谣言传到了京城开封，而且流传得比在洛阳更加夸张。张旻在五月时给朝廷的奏报是，传言中的帽妖来去无踪，形状变化无常，有轻微的伤人情形。到了京城开封，传言变成了“会吃人”，民众恐慌值立即被拉满。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说，天禧二年六月十四日晚，京城中的百姓奔走相告，交换着一个最新的恐怖消息：有一种帽妖从西京飞来，会飞进百姓家中吃人。这个传言让京城百姓感到十分惊恐，他们往往全族人聚集在一起，围坐成一圈，为了虚张声势，整夜叫喊喧闹，以驱赶帽妖。军营中的士兵心态更是崩了。他们心中充满恐惧，聚在一起讨论帽妖，担心自己会成为它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整个京城都笼罩在紧张而恐怖的氛围中。

要验证帽妖的虚妄并不是什么难事。几天之后，并没有发现有人被帽妖伤害，这个谣言自然就会不攻自破。然而，谣言从西京传到河阳，从河阳传到开封，传了这么久，越传越神，越传越厉害，不但老百姓害怕，连军队也被吓得心态崩了。这恐怕很难用这届百姓就是不行、大宋军队就是菜来解释。

帽妖谣言事件中最值得深思的是，谣言传开以后，一大群人会聚集在一起，或是一个家族，或是整座军营，人们围坐一圈，通宵达旦地大喊大叫，这种抵御帽妖的方式无疑更助长了谣言的发酵和恐慌的蔓延。这种情况下，真相已经不重要了，谣言的信众在这样的场景里会不自觉地成为谣言的见证者，尽管他们肯定没有真的见过帽妖。

人群聚集在一起，自然会对刺激性言论产生共鸣。大家七嘴八舌，添油加醋，帽妖的故事自然越传越神，进而拥有了更加蛊惑人心的感染力，形成谣言恐慌的连锁反应。

我们看一下帽妖谣言盛行过程中南京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的应对策略，就可以明白这一问题的关窍所在。当谣言传到应天府之后，老百姓惊恐万分，知府王曾非常淡定地下令，让所有的街巷里坊都大门洞开，不必阻挡帽妖，此举就是想让大家看看帽妖到底长什么样子。很可惜，帽妖最终也没有在应天府出现。造谣出来的事物一旦被验证是不存在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帽妖的真假既然得到了验证，那就好办了。王曾随即下令，今后如果再有人胆敢乱说帽妖为害人间的话，就是造谣，官府会立即抓捕，依法重治其罪。于是帽妖谣言在应天府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王曾的应对策略显示出高超的社会治理水平。他没有在一开始就采取强硬的手段阻止老百姓谈论这个谣言，而是采取了开放和透明的态度，引导民众自己去验证真伪。这种做法有效避免了采取强硬的言论管制有可能引发的社会不满，以及加剧恐慌氛围导致的社会动荡。

谣言对官员的执政水平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谣言来了之后，谁是能臣，谁是庸吏，一目了然。如果我们对王曾的生平略有了解的话，就可以理解他何以在这场帽妖谣言中表现得如此有水平了。他确实是当时的高级官员中政治素养和执政水平最高的人之一。

王曾是咸平五年（1002）的进士第一名，并且在之前的发解试和省试中都是第一名，这就是俗话所说的“连中三元”，历史上拥有这样逆天考试能力的人屈指可数。王曾入仕后只用了十来年的时间，就成为副宰相级的人物。大中祥符九年（1016）九月，他官拜参知政事。帽妖谣言爆发的时候，王曾刚从京城外放到应天府当知府。帽妖谣言平息之后，王曾一路高升，在乾兴元年（1022）至天圣七年（1029）、景祐二年（1035）至景祐四年（1037）两度出任宰相，是深受仁宗倚重的朝廷重臣。

从天禧二年（1018）六月上旬开始，百姓惊慌失措，军队人心惶惶，帽妖谣言达到高潮。民众恐慌，军心不稳，谣言不但重创了宋朝统治的基本盘，甚至已经触及维持宋朝统治的核心机制。这对于国家的稳定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隐患，一场更大的社会动荡有可能正在酝酿。

糟糕的是，六月十四日之后，谣言还在继续扩散，恐慌也还在继续蔓延。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帽妖谣言很快又从京城南下，谣言所到之处家家户户关紧大门，人们躲在家中不敢出来，南京应天府也深受其害。这样，宋朝的三大重地，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应天，相继被谣言攻克，中原大地陷入了帽妖谣言引起的大恐慌中。

这时，宋真宗才反应过来，他开始担心有人会利用谣言作奸犯科，于是下诏，设立赏格，鼓励百姓举报传播帽妖谣言的人。不久之后，官府就抓到了僧人天赏及术士耿概、张岗等人，他们是在京城散布帽妖谣言的活跃分子。真宗命令起居舍人吕夷简和入内押班周怀政对他们进行审讯。

但有意思的是，吕夷简和周怀政审讯了半天，也审不出个所以然。这帮所谓的涉案嫌疑人到底是怎么造的谣，又是如何散布的谣言，一概不清不楚。最后只是以这帮嫌疑人曾经使用过邪恶法术为由，将他们判处死刑。还有几个人因为与这帮嫌疑人有牵连，也被发配流放。而最后，关于帽妖谣言的案情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到底有没有帽妖，是不是有人故意造谣，到底是谁在背后煽风点火，官府在结案后也说不清楚。

这次大肆抓捕造谣者的严打行动，最后还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谣言一来，人心惶惶，受伤的是老百姓；朝廷打击谣言，抓人杀人，受伤的还是老百姓。

七月二十三日，右正言刘烨在一次御前对话中对真宗说：“近来因为帽妖谣言四起，朝廷颁布抓捕妖人的诏令，允许老百姓举报造谣者，并给予相应的奖励。这个方法的确可以打击谣言。但是，臣担心有些人为了贪图官府的奖赏，会借机诬告无辜之人。因此，在审讯那些被检举揭发出来的造谣者的时候，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仔细审查，确保不会冤枉无辜。”

真宗很是认可，并主动表示自己也是刚刚意识到这个问题，决定进行补救。真宗说：“最近朕下令纠察举报制造妖言的人，是为快速平息帽妖谣言。朕也多次告诫吕夷简他们，在审讯时要仔细，避免冤枉无辜的百姓。朕细看案情，对那些所谓造谣者的举报，确实有很多不实之词。”说罢，真宗当即下诏规定，从今日起，之前所犯的此类造谣、传谣的罪行，一律不再追究相关的罪责。

可惜的是，鼓励检举揭发造谣者而引发的新一轮恐慌，已经在开封城中持续了数月。民众积极举报，官府四处抓人，以张子元为首的数百个形迹可疑的人，被当成造谣者捉拿归案。群众举报他们常常在夜晚秘密聚集，清晨时分又悄然散去，像是在从事某种秘密活动。帽妖谣言案涉案人数太多，在真宗从轻发落的最高指示之下，负责办案的吕夷简最终决定只对六名主要头目处以极刑，其他人则免除了死刑。

可见，就打击谣言而言，鼓励民众检举揭发的策略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可以帮助官府快速找出造谣者，切断乱源，迅速平息骚乱和恐慌；但另一方面，如果群众太过激进，发展成一种“猎巫行动”，也有很大可能会导致无辜的人被冤枉。同时，抓捕造谣者可能会在民众中激起新的恐慌，造成进一步的社会动荡与不安。

天禧二年（1018）七月，在真宗宣布不再追捕帽妖的造谣者之后，一个多月来惊扰不定的开封城终于恢复了平静。

帽妖谣言案发生的时候，仁宗只有八岁，感受可能不深，但仁宗朝很多大臣那时都身在朝局之中，对帽妖谣言引发的社会震荡感受深刻。天圣三年（1026）十二月，最早向朝廷汇报帽妖谣言兴起的张旻被召入朝，官拜枢密使，成为主管全国军事工作的朝廷重臣。奉命审结帽妖谣言案的吕夷简于乾兴二年（1022）二月被临朝听政的刘太后提拔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天圣七年（1029）二月，更进一步成为宰相。

而百官之中，也有很多人到了仁宗时代仍然对帽妖谣言记忆犹新，他们会时不时地拿当年的事提醒一下仁宗。当年在最高法院负责案件审理工作的大理寺详断官刘随就是其中之一。

天圣五年（1027），已经成为左司谏的刘随发现，当时开封城中出现了一件怪事，一个有犯罪前科的名叫张惠真的人声称自己有几百岁，天天在京城里招摇撞骗。刘随担心如果不及早采取措施，这个骗子恐怕会继续制造更多的谣言来欺诈百姓，影响开封百姓的正常生活，甚至可能会使得法律不行，社会秩序失控。刘随给仁宗上了一封奏疏，名为“乞逐妖人张惠真”。在这封奏疏中，他又给尚未亲政的仁宗“科普”了一遍当年帽妖谣言的惨痛教训。

刘随在这时翻出这笔旧账，是为了提醒仁宗，对于各种没有根据的怪力乱神的流言要提高警惕，及时干预，防止谣言引起社会性大恐慌。巧的是，仁宗后来也在朝堂之上体会到了谣言的威力。甚至可以说，仁宗在政治上最大的一次努力，就是被谣言葬送了的。

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驾崩，十三岁的仁宗即位，成为大宋王朝的第四任皇帝。因为当时他年纪尚小，朝政都是由皇太后刘氏打理的。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病逝，仁宗开始亲政。宝元元年（1038）西夏称帝建国，随后引发了长达数年的宋夏战争。从康定元年（1040）到庆历二年（1042），宋军先后遭遇了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和定川寨之战的三次大败，宋朝想以武力阻止西夏建国的企图彻底失败。庆历四年（1044）十月，双方罢兵言和，宋朝实际上承认了西夏自为一国的事实。大宋王朝的声威一落千丈。

在经历了艰苦的宋夏战争之后，北宋自开国以来积累起来的各种政治与社会问题大规模爆发出来。军队数量多但战斗力差，政府官员众多但执政能力差，兵多官多，花钱如流水，朝廷财政压力巨大，濒临破产。这就是后来深受诟病的宋朝顽疾——积贫积弱。庆历三年（1043）八月，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范仲淹与枢密使杜衍、枢密副使富弼（1004-1083）以及韩琦组成了一个内政改革的领导班子，提出了三大方面的十大改革计划，史称“庆历新政”。

改革计划非常庞大，力度是空前的，甚至放到整个古代历史上也是绝后的。由于王安石变法在宋代乃至中国历史上声名卓著，庆历新政的改革计划常常被人们理解为王安石变法的前奏。但实际上，两者的改革力度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庆历新政的改革计划可比王安石变法猛得多，只是因为这个改革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就流产了，所以影响力才没有王安石变法那么大。

我们以庆历新政的第一个方面“整顿吏治”为例，来体会一下庆历新政给当时官场所带来的震撼。这次改革，主打的就是加强官僚队伍建设，总体思想是优化官员队伍，提高政府的治理水平，从而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

比如朝廷不再像过去那样为了照顾大多数官员的利益，每三年就按照资历给官员们升职加薪，而是要看他们实际的功劳、表现、才能和品行来提拔任用。那些年纪大身体不好，或者能力不行，甚至身上还背着贪污案件的官员，就不能再让他们继续当官了。

此外，这个整顿吏治的一揽子计划，还提出要限制那些高级官员的子弟亲属靠关系当官的特权。因为过去为了照顾高级官员，朝廷会定期派给他们的亲属一些当官的名额，这个制度大大增加了官僚队伍的规模，也必定会损害官僚队伍的整体质量。同时，为了提高官员的施政水平，新政提出要改革选拔官员的方式，主要是改变科举考试的规则，让州县都设立学校，学生们必须在学校里学习一段时间后才能去参加考试。考试也不再只是考诗赋和背书，而是更看重考生的施政能力和个人品行。

最后，改革计划还要求朝廷在选择地方长官时必须非常严格和谨慎，由中书门下和枢密院认真挑选各路、州的军政长官，再由这些路级和州级长官去挑选各县的长官。选官的时候，必须优先选派那些得到多数人推荐的候选人。为了让清官能够把日子过下去，新政还重新规定了官员的待遇，按照他们的等级分配一定数量的田地，即所谓的“职田”。这能够从制度建设上防止官员们因为不能保障体面的生活而走上贪污腐败之路。

庆历新政想要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直接拿整个官僚体制开刀，而且刀刀见血，比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厉害多了。庆历新政是压缩官员的利益和特权，以减少财政压力，提高执政能力；王安石变法则相反，是以变相增加官员利益和特权的方式来换取官僚集团支持变法。

王安石变法大部分的政策都是以提高宋朝政府的财政收入为导向的，他设计了青苗法、市易法，就是政府直接下场去商海里赚钱。而王安石提高政府效率的办法，则是多招人，比如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等非常设机构，选用一批新进的官员，以小官担重任，从而调动他们参与变法的积极性。同时，虽然王安石新法让老臣们靠边站了，但却以高薪厚职的闲差把老人们养了起来，旧官未少，新官又增，官僚队伍在王安石变法期间继续膨胀。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具体措施两相比较，两者在立意上高下立见。

当然，像庆历新政这么生猛的改革注定阻力极大，滞碍重重，不但不会成功，甚至连像王安石变法那样的尝试机会都没有。庆历新政的计划刚一出台，立即遭到整个官僚集团的强烈反对。

官僚集团不敢公然反对庆历新政提出的那些积极正面的改革计划，所以只能开足舆论马力，造谣改革派是朋党，企图借着新政党同伐异。随后，朋党谣言成为新政最大的阻力，支持新政的欧阳修很快就感觉到仁宗已经受到谣言的影响。皇帝对新政，特别是对范仲淹、富弼等主持新政的大臣的政治信任开始动摇。

这时，担任谏官的欧阳修上书仁宗，指出新政计划出台后“中外喧然，既惊且喜”。这种状态就是谣言滋生的温床。而相关改革消息“朝报京师，暮传四海”，这意味着谣言一旦产生，也会跟着迅速传遍四方，天下人都盯着看新政究竟能不能推行下去。欧阳修提醒仁宗：“陛下得失，在此一举，生民休戚，系此一时。”新政派官员认为，仁宗必须百分百地信任范仲淹等人，新政才能成功。

欧阳修说，新政敢于拿心存侥幸、因循守旧、姑息纵容这些官场积弊开刀，肯定会招来小人的怨恨和愤怒，不免会有各种流言兴起。奸邪之人也必定会时常对新政的改革措施诽谤阻挠，如果仁宗没有定力，听信他们的话，那么新政必败。

可惜的是，面对谣言四起的局面，仁宗并没有欧阳修期许的那种定力。更关键的是，谣言不但动摇了仁宗的信心，更把范仲淹、富弼等人置于火盆之上。谣言无论真假，对于被造谣的人来说，都是一种重创。被造谣者定力不够的话，自己就会未战先溃。定力的获得，需要身处谣言漩涡的人对自我价值有坚定的信念。被造谣者只有拥有足够的定力，才能在谣言的风暴中站稳脚跟，不被谣言左右或击垮。

庆历新政的最后失败，也是因为范仲淹和富弼最终扛不住谣言的巨大压力。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压垮庆历新政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量级的谣言，竟然是由改革派的一个“猪队友”石介（1005-1045）引爆的。

石介性情耿直，而且有些书生意气，缺乏官场生存的基本技巧——城府。庆历三年（1043）三月，当仁宗准备起用范仲淹、富弼等人主持新政，新政的“铁杆粉丝”石介就迫不及待地写诗庆贺了。

在题名为“庆历圣德诗”的诗中，石介一边大肆宣扬范仲淹、富弼的人品和能力，把他们比作圣王尧舜时的名臣夔和契，一边又暗中讥讽前不久刚刚被仁宗任命为枢密使的夏竦（985-1051）。当时谏官们听说夏竦的任命，连番上疏攻击夏竦是“大奸”，最后仁宗被迫搁置了这一任命。这时的夏竦因为不为朝中舆论所容，无法上任，正一肚子火呢。石介在《庆历圣德诗》中一拉一踩，不但坐实了舆论对新政派大臣的朋党谣传，还惹怒了身在外地、在庆历新政中隔岸观火的夏竦。

庆历新政期间的一众官员中，以夏竦的官场手腕最为高超。宋夏战争期间，他担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等职，坐镇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庆历新政的骨干范仲淹、韩琦都在他的手下担任副手。夏竦和范、韩二人因长期共事已生龃龉，经石介这么一搅，双方更水火难容。夏竦抓住石介平时说话孟浪的特点，开始设计编造针对新政骨干人物富弼的谣言。

据王称所著的《东都事略》记载，石介曾经在给富弼的信中，用行“伊周之事”来激励富弼，希望他能像上古时代的贤相伊尹和周公一样，为国为民干一番大事业。夏竦知道后，故意将“伊周之事”改为“伊霍之事”，然后到处散布。

伊尹和周公是舍己为公的贤臣，石介的这个用典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但传说中，伊尹为了教育不懂事的夏王太甲，将他放逐到桐宫，自己摄政，直到太甲明白自己的错误，痛改前非之后，才接他回宫，奉还大政。伊尹的行为放到皇权至上的宋代，已经有些不合适了。如果将“伊周”改成“伊霍”，则是大逆不道之言。

霍光是汉朝的权臣，曾经以昏庸、荒淫无道为由，废黜当了快一个月皇帝的刘贺。因此，行“伊霍之事”乃是暗示富弼废黜仁宗另立明君。不得不说，一字之改，就可以将新政的主将富弼打入地狱。夏竦的手段确实狠辣。石介惹谁不好，非要去惹夏竦！

为了使富弼等人阴谋废立的谣言更可信，夏竦还暗中训练自己的女婢模仿石介的笔迹，以石介的名义替富弼撰写了一篇废黜仁宗时需要用到的诏书。如此一来，废立之事看起来就有板有眼了。这个谣言最后传到了仁宗耳中，其破坏力绝对犹如原子弹。虽然史书上说仁宗不信，但这种事情，完全不信或者毫不在意是不可能的。

夏竦精心策划和制造的谣言，使新政派官员与仁宗之间有了嫌隙。直接被架在火上烤的富弼这下彻底崩不住了。富弼开始恐惧起来，不敢再坚持把新政搞下去了。

庆历四年（1044）八月，炎热的天气开始转凉，改革派官员对新政的热情也在谣言的不断打击下日渐淡薄。朝廷内暗流涌动，富弼这位新政的坚定主持者和拥护者，选择了远离纷争，主动请求外任，宣抚河北去了。他的离去，如同秋风将夏日的酷热一起带走那样，把新政的激情一并带走了。其实早在当年六月，因为朋党谣言的攻击，加上陕西前线战事吃紧，新政实际的主导人范仲淹已经选择了远离朝廷的漩涡，自请前往陕西前线督战。到了八月，庆历新政的主要领导者都因为扛不住谣言的攻击而放弃了在朝中的执政之位。随着骨干人员的离去，庆历新政也就此不了了之。

不过，有意思的是，庆历新政虽然结束了，但围绕庆历新政制造出来的谣言却没有随之结束。庆历新政失败后，石介这位曾为之摇旗呐喊的旗手，也被贬官外放到濮州当通判，但他这时突然得了急病，还没来得及赴任就在家里病死了。石介的死讯传出后，夏竦开始四处散布谣言。他声称石介是诈死，是富弼让石介金蝉脱壳故意制造的假象。他甚至造谣说富弼打算联合契丹举兵造反，故而让石介诈死，好脱身前去暗中跟契丹人联络。

这一谣言实在太过劲爆，立即震动朝野。仁宗听了居然认为，以石介的为人，这事还真有可能干得出来，于是派人去石介家里调查他到底死了没有。一时之间，朝廷上下异常纷扰，除了夏竦的死党以外，大部分大臣都担心一场前所未有的闹剧即将登场。仁宗为了查明石介是否真的已死，甚至打算派人开棺验尸。这种狗血剧情一旦上演，那整个宋朝不被人笑掉大牙才怪！

这场荒诞的闹剧，让群臣感到既愤怒又无奈，他们纷纷上书，力证石介已死。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辩，仁宗最终才相信石介已死，这场荒诞的闹剧才得以收场。

现在回过头来看，从庆历新政开始到石介诈死谣言结束的这段时间，宋廷仿佛成了一个群魔乱舞的戏台。庆历新政的开始不过是个“过场”，而后续的谣言故事才是这出大戏的高潮。这些谣言如同脱缰的野马，一旦放出便难以控制，而且花样百出，从朋党谣言到行“伊霍之事”谣言，再到石介诈死的谣言，越传越离谱，简直比庆历新政本身还要精彩。

事实上，随着宋代政治逐渐进入党争时代，谣言也渐渐成为仁宗朝政治的一大特色。在党争中，各方利益集团往往大行造谣之能事，流言蜚语堂而皇之地成为各派官员之间互相攻击的武器。仁宗朝的政治场域，仿佛成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而谣言就是这个战场上最犀利的武器。

各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编造各种谣言来攻击对手。这些谣言如同毒箭一般，让原本就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谣言的威力大到它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朝廷的局势，甚至能决定整个王朝的命运。要是庆历新政成功了，北宋乃至整个宋朝最后的命运或许就会大不相同。

皇祐四年（1052）十二月甲午再乱谣言兴起的时候，庆历新政失败刚好快满十年。当年因为信谣而错失挽救大宋命运良机的仁宗君臣，又当如何应对这一新的来自谣言的挑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