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祐五年在建筑工地的敲凿声中结束了，这意味着大家在惴惴不安中等待的第三个甲午年——皇祐六年（1054）终于来了。

“备虞暇豫”“预为之防”“不可不豫为备”，在皇祐五年出现的这一连串关键词，点明了朝廷和四川地方当局的心思，也揭示了他们在甲午再乱谣言肆虐之际的应对思路。不过这一“提前安排、预防为主”总方针的提出，也从侧面揭示出，甲午再乱的谣言已经在人们心中深深扎根，无论是朝中的仁宗君臣，还是四川地方的官员百姓，都对此深信不疑。他们一切的工作安排，皆以甲午年必将爆发大动乱为前提，精心筹划，细致布置。

不过，我们不禁要问：当时是否有清醒的智者，能够透过迷雾，洞察真相？是否有不信谣、不传谣的有识之士，坚信四川并不会因为甲午年这个纪年符号的再现就会陷入大乱？

事实上，当举国皆在信谣和传谣的时候，还真有不相信谣言，并且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坚决驳斥这个谣言的人，他就是当时隐居在青城山中的诗人张俞。张俞在前文已经多次出现过，只不过他之前一直是作为史料提供者的身份出现的，现在，作为甲午再乱谣言故事的主角团成员之一，他将正式登场。也许今天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张俞的大名了，其实他是一位著名诗人。“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他的这首《蚕妇》诗，现代人应该是耳熟能详的。

张俞早年也是个热衷功名利禄的科举士子，据他自己回忆，他成年后“始与群进士就开封府试，无成而归”，这时大约是天圣末年（1028-1030）。明道初年，“故兴元守荥阳郑公再举俞进士，明年诏求直言，又表俞草莱遗材”，尽管得到兴元府知府给他的多次机会，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景祐年间（1034-1037）他又参加过茂才异等的考试，也失败了。

经过十年失败的科举之路，张俞终于释怀了，决定不再致力于科举和仕途，而是隐居青城山，安心当个世外高人。但他不是一个真正远离官场的隐士，而是积极参与地方社会各种政治活动的热心人。他跟益州的每一任知州、转运使等高官都有很不错的交情，尤其是与文彦博和田况。

据《东都事略》记载，张俞深得文彦博的赏识，“文彦博守蜀，高其行”，于是“为置青城山白云溪杜光庭故居以处之”。庆历八年至皇祐二年（1048-1050），田况接替文彦博担任益州知州，对张俞更加器重，每次相见都迫不及待出门相迎，常常连鞋子都穿反了——这通常被认为是上位者礼贤下士的最高礼节。田况还经常对身边的同事感叹：“张俞这人，如果得到朝廷任用，就是正言、司谏一类言官的最佳人选；如果得不到朝廷任用，就只是一个山中的病老头罢了。”

张俞出生于咸平三年（1000），甲午再乱谣言兴起和流行的时候，张俞在四川已经生活了超过半个世纪，对四川社会的民风民情了如指掌。他心中有数，所以从来不慌。至和元年（1054）七月，在朝廷正式委任张方平为益州知州后，张俞给即将到成都赴任的父母官张方平写了一篇赠序，即收录在《成都文类》中的《送张安道赴成都序》。《成都文类》是南宋扈仲荣等人所编写的一部汇集四川特别是成都相关内容的诗文总集。在这篇赠序中，张俞开篇就将朝野之间已经流行了数年的甲午再乱谣言“吐槽”了一番。

他说：“淳化甲午岁，蜀寇乱，今六十年矣。无知民传闻其事，鼓为讹语，諠譊震惊，万口一舌，咸为岁次于某，则方隅有不幸。然自春抵夏，未尝有毫发惊。”在他看来，因为六十年前的甲午年（994），四川曾经发生过动乱，一些无知的民众就以此为依据制造谣言，散布恐慌，认为在特定的年份里，某些特定的地方就会遭遇不幸。然而可笑的是，现在甲午年（1054）已经来了，可是从春天到夏天，四川并没有任何意外事件发生，更别说什么大动乱了。

由于宋初多次发生民变和兵变，四川仿佛被烙上了“好乱”的地方印记，而甲午则成了“必乱”的时间印记。谣言与史实如同乱麻交织，使人难辨真伪。

然而，张俞面对这样纷繁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纠缠，却能拨云见日，以犀利的笔触剖析过往的经验，揭示真相。他斩钉截铁地指出，所谓“甲午必乱”的根源，并非四川人民天性喜好造反，亦非甲午之年自带凶兆，实乃在上一个甲午年（994），朝廷“经制烬矣，赋税不均，刑法不明，吏暴于上，民怨于下，武备日废而不知讲，盗贼日发而不知禁”，所以才会出现“野夫攘臂以取州邑，其易如席卷”的非常之事。

在张俞看来，当时的四川，社会财富的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公平，导致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日渐堆积。而朝廷对四川的政策设计和相关制度建设，不是形同虚设就是漏洞百出。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严重受损，四川的老百姓失去对“王法”的信任。加上这时又碰上官吏暴虐，自然民怨沸腾。

张俞接着指出，王小波、李顺等人，以乡野村夫之力，竟然能够掀起这么大的风浪，不是他们有什么神奇的魔力，如有神助般挥挥手就能攻下那么多州县，这完全是朝廷的失职和地方官府的贪腐所造成的恶果！他在文章中对此进行了深刻而独到的剖析，让人读后如梦初醒，明白了每一次甲午年之乱的实质是什么，认识到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力量躲在后面下大棋。

如果把谣言看成某种不易于直接公开的舆论或情绪的话，张俞的分析，可以说是大声地喊出了甲午再乱谣言的真正内涵，即“然则甲午之乱非蜀之罪也，非岁之罪也，乃官政欺懦而经制坏败之罪也”。张俞从历史和理论两个方面非常有力地澄清了一个长久以来的误会，即——四川并非好乱之地，甲午也并非必乱之年。张俞提醒大家，一个社会是稳定还是变乱，要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进行分析，不能只凭一些神秘主义的经验就妄说是非。

张俞还对四川民众和驻蜀军队这两大“乱源”在甲午再乱谣言兴起前后的状态进行了仔细分析，认为当时四川的民众与士兵都没有“作乱”的动机，既没有“作乱”的实力，更没有“作乱”的勇气。

首先，当时政治清明，社会祥和，“赋无横敛，刑无滥罚，政无暴，民无党”，而且四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水平得到较大的提升，老百姓“力于农则岁丰，工于业则财羡”，人民生活安居乐业，“惟安和是恃，惟嬉游是图”，如此情势之下，民众又怎会想去作乱呢？

其次，驻蜀军队不像陕西、河北驻军那样有对西夏和契丹的战争经验，他们的军事素养很低，多是胆小怕事之辈，“土兵之籍于郡者，大率柔而多畏”，这些人当兵只是为了混口饭吃，“老婆孩子热炕头”才是他们的人生理想，即“煖衣饱食，务完其生，以保其妻孥”。这样的军队人数虽多却没什么战斗力，所谓“冗而不足用”。提着脑袋去造反，对他们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张俞并非朝廷命官，对当时四川社会很多制度性问题的内情恐怕也没有多少机会去详细了解，但作为一个局外人，他的观察却相当深刻。

宋廷在四川拥有的不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恰恰相反，在这支部队里服役的，是一些没有怎么参加过军事行动，也从来没有进行过军事训练的少爷兵。景德三年（1006）十一月，“西蜀戍卒岁满当代”，但朝中大臣商量后认为，如果调派去四川换防的新军是不能打仗的部队，那么遇到紧急军情恐怕派不上什么用场；但如果调发精锐部队前去四川驻防，这支部队到四川后依托险要地形造反，则镇压起来又是一件非常费劲的事情。这就是朝中“议者”所说的，“遣高年则缓急误事，发精锐则险远之地难于防辖”，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驻蜀军队的素质也就可想而知了。张俞认为，这样的军队要作乱是不可能的，因为实力不够，同时，这样的军队也不敢作乱，因为这群懦兵根本没有这个胆量。

接着，张俞分析驻蜀部队的现状，指出现在不可能有士兵愿意起来造反的两个原因。一来因为驻蜀部队的生活还算过得去，“东兵之来戎者，以为休息地，至则约其服食，贷人以缗钱，而享倍称之息”，禁军部队从外面来到四川后，被好吃好喝地供着，很难有主动寻衅滋事、无事生非的闲心；二来驻蜀部队的军法一向严峻，士兵稍有违纪行为必遭严惩，所谓“加以法制素定，悉所禀畏，一有小过，刑而归之，谓其有衅，不敢为也”。

所以，张俞认为现在的情势与淳化五年（994）时已大为不同，“今观于时则大异，验于政则甚和，审于民则自安，度于兵则无状”，时移势易，已不能把太宗治下的上一个甲午年（994）爆发大乱的状况，不加分析地套用到仁宗治下的这个甲午年（1054）了。

张俞也根本就不相信社会上流行的甲午年是凶年的谣传。他说：“今之好怪者必曰：‘岁当然’，无乃溺于用数而昧于知几乎。”我们不应该以“岁当然”来自己吓自己，而是应该审时度势“验之以人事明也”，所以“甲午之说诞矣”。

张俞根据多年对四川局势的观察，认为如今国家政治清明，四川社会又承平岁久，没什么好担忧的，那种认为甲午年是凶年的看法不可相信。他说，“方今主上神圣，法制统一，恩雱德流，浃民骨髓，择守而统之，制兵而维之，蜀固不足疑也。而岁凶之说，其亦怪乎”。由此可见，张俞的观点明确，他认为甲午岁凶之说怪诞不经，通过对当前四川社会形势的分析可知，那些所谓的四川将要在甲午年发生变乱的谣言纯属无稽之谈。

张俞对甲午再乱谣言的驳斥和澄清，有理有据。甲午流言之虚诞，似乎应该被他攻而破之了吧！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同为四川人也同为读书人的苏洵，就对甲午再乱谣言深信不疑。

那些参与到历史事件中的个人，对整个事件的发展进程显然不可能有明确的预见。他们如同在迷雾中摸索，不知道局势将如何演变，更无法预测最终的结果。但正是这样的不确定性，使得他们不得不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变故。相信谣言，有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太笨，可能恰恰相反，越是聪明的人，对谣言营造出来的紧张气氛越是敏感。特别是那些读书人，在相信谣言的同时，也可以给自己的信谣行为找出一大堆理由。

两年后，苏洵在京城开封成为整个大宋文化圈最耀眼的名流，而甲午再乱谣言大流行的时候，他正带着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居家读书。

苏洵听到谣言后，觉得事态非常严重，于是忧心忡忡地给益州的一位吴姓通判写了一封信，即收录在《成都文类》中的《上府倅吴职方书》，写作时间大约跟张俞给张方平写赠序的时间差不多，或者稍早一点。苏、张两人对于甲午再乱谣言的看法完全不同，几近针锋相对。

苏洵认为眼下的四川已经危机四伏，张俞眼中因为安居乐业而没有动机作乱的民众，以及在造反这件事情上既不能为又不敢为的士兵，恰是四川即将发生大动乱的两大内因。

首先，对于四川社会从仁宗初年开始近三十年繁荣局面，苏洵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繁荣，不但难以继续保持，还会使民众因为看到少数人的富贵生活而产生忌妒心理。常言道“穷则思变”，造反就是穷人改变穷苦生活最直接的办法之一。

他说，“人性骄侈，耀宝贿，盛纨锦”，喜欢炫富是人之常情，但四川人的问题是，家里不过存了点小钱，在外面显摆出来的却像是首富过的日子一样，即“赀蓄未能百金，而炫诸外已若古程、卓辈”。这让一帮穷人怎么想！这让坏人怎么甘心不去抢他们的钱！他认为，“李顺之乱，实根于此”。对李顺之乱原因的不同理解，也就导致了他与张俞在民众是否会造反的认识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想到这一点，苏洵不禁发出了“今又何知草莽间无李顺”的警告。

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张俞觉得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原因是朝廷无能，造成地方政府贪腐盛行，民众的不满情绪积聚，最后酿成一场大乱，问题的根源在官府。苏洵却觉得，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原因是一帮穷人见到别人富贵心理不平衡，所以要用暴力改变自己穷苦的命运。当然，在苏洵看来，穷人们羡慕的富贵其实不是真富贵，成都没有什么真正大富大贵的人家，大部分人只是在外面打肿脸充胖子而已。但正是因为连普通人都喜欢炫富，四川的贫富差距才比别的地方看起来更严重。在苏洵看来，四川社会就是一个随时可能被贫富矛盾点燃的火药桶。

其次，关于兵变的问题，苏洵也认为驻蜀部队素质低下，称之为“疲兵”，但是对四川过去经常发生兵变的原因，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苏洵认为，兵变频发乃是由于驻防四川的常规部队和调派入蜀的中央精锐禁军（客军）之间的冲突。他说，“疲兵怯弱，或有变故，常恃客军”，因此，客军在四川非常骄横霸道，动不动就惹是生非，而疲兵胆小怕事，碰到这种事情，只会躲在一边，任由客军胡闹，根本不敢出手制止，所谓“故客军常曰：‘有他盗能御我者？’少不若意，则瞠视大叫。疲兵畏避不暇，何敢议斗”。因此，“王均、刘旴之乱，实根于此”，为此，他又发出了“今又何知军伍中无王均、刘旴”的警告。

“今又何知草莽间无李顺”与“今又何知军伍中无王均、刘旴”，连续两句反问，问得人头皮发麻，不寒而栗。事实上，四川社会种种稳定和繁荣的表象，确实是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之下，通过严厉打压民间不满情绪和合理诉求换来的。这一点，张俞也完全认同。苏洵揭示出来的四川社会的这些问题，确实是存在的，他的分析可以说是振聋发聩。

值得注意的是，张俞和苏洵对于甲午年是凶年的说辞，态度是高度一致的。张俞责其为怪诞不经之说，苏洵则只论时事，不论怪事。他虽然认为现在这个甲午年很危险，但却不是因为甲午这个年份不好，而是现在的世道有问题。

对于岁凶之说，苏洵没有明确表态，但从他根本就不从这个角度阐述问题来看，苏洵应该也是持否定态度的。或者，就算不反对，至少也是不相信。所以，尽管苏洵认为应该在甲午年保持高度的警惕，以防止有人趁机作乱，但他其实并不相信甲午再乱谣言本身的怪力乱神逻辑，他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岁凶之说这一甲午再乱谣言的核心机制，在读书人那里的迷惑性，要远远弱于普通民众。

可是，民众对甲午再乱谣言的热衷，恰恰是因为岁凶的观念作祟。老百姓并不知道，一个社会的治乱兴衰，是复杂系统协作运行的结果，一般民众也没有张俞、苏洵这样的思辨能力，可以一边收集如此多的时事新闻，一边对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情加以清醒分析。事实上，岁凶之说恰是甲午再乱谣言最具感染力的地方，因为它简单明白，易于被大众接受和传播。

如果这时一个人同时接收到张俞和苏洵对甲午再乱谣言的分析，说不定大脑会马上“死机”！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张俞与苏洵关于四川形势的看法有天渊之别，还有什么情况比这个奇异的景象更让人觉得害怕的呢？这就像“当前的情形，我是真看不懂，但大受震撼”一样，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最有利于谣言的迅速扩散。

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身临其境与置身事外是怎样地大不相同。虽然张、苏二人都具有过人的学识和眼界，尽管他们对于时局的判断不乏缜密的分析，但是如果把他们二人的见解放到今天来重新审视的话，则张俞无疑过分乐观，而苏洵又未免太过杞人忧天了。

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谣言四起的时候，仅具一般知识水平的人，比如广大民众或者普通官员为何会惊慌失措。他们对于现实事件所知不多或者根本就不明内情，这种信息极度缺失的情况会极大地影响到人们对谣言的态度。不确定性被认为是谣言得以产生和传播的重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极易产生轻信和盲从。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当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一切皆有可能。

甲午再乱谣言将会如何发展？四川社会究竟是处于平安无事的环境之中，还是身处危局？看来，仅仅通过审时度势的理性分析，不可能得到令人安心的结论。张俞、苏洵二人互异的回答，与本就神秘莫测的甲午再乱谣言一样，让人再次感受到真假莫辨的蛊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