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和元年（1054）七月六日，朝廷颁布了一道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的诏令：“端明殿学士、给事中、知益州程戡为参知政事。”仁宗兑现了一年半之前让程戡前去镇抚西南时的诺言——等他从益州任满还朝之后，将提拔他为“执政”。

参知政事一职，“掌副宰相，毗大政，参庶务”，是中枢决策权力圈中仅次于宰相的要职，始置于太祖乾德二年（964）。参知政事原本的权力和地位并不高，“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殿廷别设专位，敕尾著衔降宰相，月俸杂给半之”，在政治待遇、政务决策的参与、政府文件的署名以及工资待遇等方面，都无法跟宰相相提并论。

这时的参知政事，不像是宰相的副手，倒像是为宰相分担一些事务性工作的高级办事大臣。首任参知政事吕余庆，在宋朝统一四川后，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兼任了第一任成都知府。这既显示了成都的重要性，也暴露出这时的参知政事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开宝六年（973），参知政事的权力和地位得到比较大的提升。当年，太祖下诏让参知政事“于都堂与宰相同议政事”，并在此后逐渐形成惯例。至道元年（995），太宗又下诏让“宰相与参政轮班知印，同升政事堂”。不久，为人强势又深得太宗宠任的寇准成为参知政事，从他开始，参知政事又获得了跟宰相“押敕齐衔，行则并马”的待遇。至此，除了资历浅一点以外，无论是政治上的待遇，还是政务决策的参与、政府文件的署名，参知政事与宰相已经不相上下。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即以参知政事的身份主持庆历新政；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也是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开启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所以，程戡从益州还朝之后被提拔为参知政事，这不但是仁宗对自己当初承诺的兑现，更是一个含金量非常高的酬奖。庆历七年（1047）三月，文彦博从益州知州任上还朝，虽然也升任了执政，但他得到的职位只是枢密副使而已。看来仁宗觉得，程戡在益州一年半的工作，圆满地解决了甲午再乱谣言所示警的危机。

事实上，进入了甲午年（1054）后，一切跟往常一样平静。四川并未发生预警已久的大动乱，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紧张的情绪。

正如张俞所说，虽然甲午再乱的谣言在朝廷和民间传得神乎其神，好像四川马上就会有灭顶之灾了，所谓“无知民传闻其事，鼓为讹语，諠譊震惊，万口一舌”，但是当这一年真的到来的时候，从春天等到夏天，等到花都谢了，却什么异样的事也没有发生，所谓“然自春抵夏，未尝有毫发惊”。盐铁判官燕度前一年夏天奉旨来四川整顿盐业生产事宜，明察暗访四川的社情民意，他在四川转了一圈之后回到开封，非常自信地向仁宗汇报说：“今甲午必无事！”

七月六日，仁宗召程戡还朝出任参知政事，意味着他认为可以放下心中的大石了。甲午再乱的谣言从皇祐四年（1052）年末到至和元年年中，沸沸扬扬地闹了一年半，终于是时候收场了。可以想象，程戡离任后，如果没有新的情况出现，这么一场朝野上下严阵以待的谣言危机就会在悄无声息中不了了之。这场朝廷与四川地方当局联手与谣言较量的大戏就会以闹剧收场，成为后人的笑料。然而，历史的奇妙就在于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下一步会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