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四川的局势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京城开封的情况却在进入甲午年（1054）以后，越来越让仁宗感觉到不妙。

这年的春节，开封异常寒冷，很多贫民都没有熬过这个春节，最后倒在风雪之中，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正月初六，仁宗下诏让有关部门出钱组织人力，将开封街头的尸体收拾掩埋。显然，极寒天气可能并不是从春节才开始的，从进入冬天起，就陆续因为极端天气在死人，以致需要官府出面解决尸体堆积的问题。

满地死尸，是瘟疫滋生的温床。经过一个冬天的发酵，到了春节期间，瘟疫终于在开封来了个大爆发，在史书上留下了“时京师大疫”的记录。正月初七，仁宗召来太医商量对策，太医们讨论之后给出了对付这场瘟疫的药方，其中有一种珍贵的药材——犀牛角。

虽然现代医学的研究已经证明，犀牛角的成分主要是角质蛋白，和常见的黄牛角、水牛角一样，几乎没有特殊的药理上的作用。但在中国古代，犀牛角一直被附会着非常贵重的药用价值和一些神妙莫测的超能力。

早在东汉，《神农本草经》就认为犀牛角可以杀死“邪气之虫”，是某些寄生虫病的克星。晋代的葛洪在《抱朴子》中更是说它不但能杀灭一切毒虫，还能清热解毒，让人精神百倍。

同时，古人相信犀牛角还是施展某些神秘法术的道具。据《晋书》记载，东晋名臣温峤（288-329）在平定苏峻之乱后，有一天率军路过武昌的牛渚矶。当时世人都说这里的水深不见底，传说水下有很多怪物。温峤打碎了犀牛角，点燃之后用来照亮水底，不一会儿，看见水中各种怪物投映在火光之中，形状奇特怪异，有的还乘着马车，穿着红色衣服。温峤当天夜里就梦见有人对自己说：“我们与你幽明相隔，分属两个世界，为何要来窥探我们的生活呢？”世人相信，温峤这么做得罪了不知名的鬼怪。没过多久，温峤就突然得病死了。

当太医说平息京城的瘟疫需要用到犀牛角时，仁宗毫不犹豫地从内廷收藏中拿出了两只犀牛角，近臣们仔细端详后发现，其中一只还是异常稀有的通天犀。古籍《异物志》中说，犀牛角上有一种特别的光耀，白色纹理就像线条一样，“自本达末，则为通天犀”。《本草集解》解释说：“通天犀乃胎时见天上物过，形于角上，故曰通天，但于月下以水盆映之则知。”至于通天犀具体是怎么回事，由于古人说得太过玄乎，现在也弄不清楚了，反正就是一种特级犀牛角。

仁宗身边的内侍李舜卿觉得，这么难得的好东西，应该留着给皇上用才对，于是劝仁宗把通天犀留下来，只把另外一只普通的犀牛角交给太医去制药。仁宗听后，很生气地说：“朕是那种把奇珍异宝看得很珍贵而轻贱自己百姓的皇帝吗！”当即就让人把两只犀牛角一起打碎了，交给太医做了治疗瘟疫的特效药。

大灾加大疫，甲午新春的这个年节，仁宗过得很是郁闷。不仅如此，正月初八，仁宗一生的最爱张贵妃突然暴病而亡。

张贵妃深得仁宗宠爱，更是仁宗在后宫少有的可以吐露心事的妃嫔，她的突然离世，对仁宗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为了补偿爱人，一向没有乾纲独断气魄的仁宗这次非常硬气，不顾朝中群臣的反对，坚持追封张贵妃为温成皇后，并在葬礼的规格和给张氏家族成员的待遇上，都做了超出常规的安排。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仁宗无暇他顾，一直忙着在这件事情上跟大臣们斗智斗勇。张贵妃本人被追尊为温成皇后，她的父祖三代都被追封了官爵，她的那些没有科举功名的兄弟子侄也都被破格授予了官职。

甲午年是不是四川的凶年，我们不好说，但它绝对是仁宗的凶年。等温成皇后的丧事办得差不多的时候，又冒出一个新的“重磅炸弹”。大家纷纷议论，马上要发生日食了，而且根据司天监的推算，这次的日食将发生在本年四月的朔日，即四月一日。

古人历法中以每个月的第一天为“朔日”，三月十一日，主管天文观察的司天监正式向仁宗奏报：“日食夏四月朔。”四月是夏季的第一个月，朔日又是四月的第一天，于是这次日食就成了极为罕见的“日食正阳”。

其实，中国古代的天文测算水平很高。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日食，司天监是心里有数的。而且宋代的士大夫们也都知道日食的规律。沈括在他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说，淮南人卫朴精通历算，从传说中的夏帝仲康五年到本朝神宗皇帝熙宁六年（1073），共计3201年，根据各种典籍的记载一共发生过日食475次，卫朴大体上都能推算出来。理学家程颐也说过“日食有定数”之类的话。但知道日食是常规的自然现象，不等于日食对于宋人来说没有心理上的压力。

庆历六年（1046）发生日食的时候，宰相贾昌朝觉得是自己治国无方，所以才会出现上天示警，上疏仁宗请求给自己处分。仁宗对他说：“谪见于天，愿归罪朕躬。卿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仁宗这句话是在表态，上天出现异象，他愿意把过错都揽在自己身上，这不关宰相的事。宰相应该去深入了解百姓的疾苦，思考用什么办法让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

仁宗最后还说：“人主惧天而修德，犹人臣畏法而自新也。”说实话，庆历六年的日食属于常规性的日食，仁宗的表现其实还是很淡定的。他在日食期间还能从容不迫地安抚大臣，彰显出强大的道德自信。

夏天本应是阳气最盛的时候，这时发生日食，古人认为这是上天的严重警告。因此，在对日食已经有了一定了解的宋代，日食正阳这种极端异常天象，还是会给人们造成巨大心理压力的。

在此之前，也发生过几次夏月朔日的日食，如建隆元年（960）五月初一的日食，宋太祖也是提前收到了司天监的报告。司天监建议将兵器、铠甲都收起来，以防当天出现什么意外。大臣们则觉得这个做法太过荒唐，建议太祖当天到偏殿居住，并换上素服，百官各自留守在本司衙门等待日食的降临。前者的建议渲染神秘主义的恐怖氛围；后者的建议，主旨是重视这种异常天象，但不散布恐慌情绪。

碰到日食正阳，仁宗还是相当害怕的。皇祐六年（1054）三月十一日，仁宗接到司天监汇报，三月十六日就下诏正式宣布改元，并大赦天下，犯死罪的一律降一等处罚，流罪以下的全部免刑释放。于是这一年从“皇祐六年”改为“至和元年”。

在改元诏书中，仁宗郑重地说，出现这种极端异常天象，“皇天降谴”，是因为自己“治道多阙”。而“豫陈薄蚀之灾，近在正阳之朔”的日食警告，正是“经典所忌，阴慝是嫌”。这全是因为自己德行有亏，治国无方，“德不能绥，理有未烛。赏罚失序，听纳不明。庶政未协于中，众冤或壅于下”，这样一来“有违万物之性，以累三光之明”。所以，这次日食正阳是上天对自己的严重警告，自己必须“畏天之威，栗栗危惧”，好好反省。为此，仁宗决定“俾更元历之名，冀召太和之气”，通过变换年号来转换一下国家的运势，“宜改皇祐六年为至和元年，以四月一日为始”。

三月十九日，仁宗又宣布，从这一天起自己改穿素服，移居偏殿，日常饮食也要降低规格，以示反省。仁宗坚持了近十天的素服、避正殿、减常膳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感动。三月二十八日，宰相率百官上表，请求仁宗保重龙体，强烈要求皇帝恢复正常的生活。群臣三次上表请求之后，仁宗才同意恢复正常的生活待遇。

四月初一，日食如约而至。仁宗和大臣们严阵以待，还组织人手举行了传统的“伐鼓救日”仪式。所幸当天有雨，直到下午雨才停，这时日食已基本结束了。因为不是晴天，人们用肉眼自然看不到日食。这对当时的人来说，意味着日食的程度并不算太严重。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

四月初三，宰相率领百官上表向仁宗表示祝贺，因为这次日食所呈现的状态并没有达到司天监预测的严重程度。群臣认为，这是仁宗半个月来一系列的补救措施起了作用，至诚感动了上天。用这些“虚招”应对日食，实际上除了感动自己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这时，很多正直的大臣看不下去了，时任殿中侍御史的吕景初就上疏说，即使是“圣人在上”，也“不能无灾”，所以，无论是盛世还是衰世，发生像日食这样的天灾都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关键是“救灾之术”。

他警告仁宗说：“今百姓困穷，国用虚竭，利源已尽，惟有减用度尔。”百姓穷困潦倒，朝廷财政困难，能捞的钱都捞完了，现在只有厉行节约、减少支出才行。他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养兵太多，而且这些兵一大半都是“羸疾老怯者”，纯属浪费国家的钱粮。这些废材打起仗来，往往看到敌人就只顾着逃命，完全没有用处。他建议仁宗下定决心，让枢密院叫停盲目扩编军队的昏着，做点淘汰冗兵的实事。

事实上，宋军士兵军事素质低劣的情况已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止一人两人提过建议要求整改，但仁宗这么多年得过且过，始终没有任何作为。

宋军面临的严峻形势，在至和元年（1054）四月末的时候就有一次非常鲜明的展现。当时负责防备契丹的河北沿边安抚司向朝廷奏报，说朝廷之前颁下诏书，有军士逃亡到契丹那边去的，允许他们在百日内自首。但河北军士前后有数千人逃亡到契丹那边去，他们都来自首的话，百日的期限内根本安排不过来。河北沿边安抚司请求将自首的日期限制放宽到一年。

逃兵太多，给一百天的自首时间都不够安排，听起来多么滑稽。最后，朝廷批准了延展自首期限的建议，可见河北前线的情况有多么糟糕了！

吕景初还说，“太阳始亏，阴云忽开，呈露天象；已而复合，此天意诫人君之深也”，日食的出现，是上天在给陛下机会，陛下要抓住这一机会，认真反省。如今，“西有桀骜之戎，北有强大之敌”，朝廷只有花钱向契丹和西夏买和平，因此花销巨大，但在“百姓匮穷”的情况下，契丹和西夏还经常派人来索取财物，他们的目的就是消耗我们的财富，增加我们财政上的负担。吕景初预言，到我们受不了的时候，这种花钱买和平的游戏就玩不下去了，到时怎么收场？

庆历新政失败后，仁宗一直因循苟且，得过且过，整个王朝的政治氛围是非常压抑的。到了仁宗后期，老百姓的日子相当困难，整个社会危机重重。这时仁宗年纪越来越大，却一直没有子嗣，而且由于他是真宗唯一活到成年的儿子，所以此时连兄弟也没有。大宋皇位后继无人，于是各种谣言满天飞。巧的是，这段时间一个惊天谣言在开封城中传播——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张茂实（995-1063）是宋真宗的私生子。

真宗一共生过六个儿子，其中四个都是出生没几天就夭折了。次子赵祐（995-1003）九岁的时候不幸早夭，被追封为周王，明道二年（1033）仁宗亲政后，又追尊他为皇太子，世称悼献太子。

按司马光《涑水记闻》的说法，咸平五年（995），在悼献太子赵祐出生之前，曾按惯例在民间挑选孕妇进宫，充当即将出生的皇子的乳母。妇人朱氏中选，入宫之后不久，也生了一个男孩。宋真宗听说后很高兴，让人将这个婴儿抱来。真宗看了朱氏的儿子后说：“此儿丰盈，亦有福相，留宫中娱侍皇子。”于是，朱氏的儿子就被留在了宫中，成为小皇子赵祐的玩伴。可惜的是，天有不测风云，赵祐在七岁（司马光记忆有误，按古人的算法，赵祐实岁八岁，虚岁九岁）那年死了。于是，真宗将朱氏的儿子赐给宫中的大宦官内侍省都知张景宗为养子，取名张茂实。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张茂实成年之后很得皇家的宠信和重用。

张茂实从小就被按照皇帝近臣的模式培养，最初做的是供奉官、閤门祗候等宫廷内务机构的低品小官，天圣元年（1023）首次获得外任陈州兵马都监的实职差遣，在任上主持修筑河堤，深得百姓好评。此后，他不停地升官，到仁宗亲政前，做到了真定路兵马钤辖，带供备库使兼领恩州团练使，已经是中高级武官了。

明道二年（1033），张茂实成为宋廷派往契丹王廷使团的高级成员，开启了与契丹人打交道的生涯。景祐四年（1037），他又出任宋朝派去给契丹皇帝庆贺生辰的使团副使。庆历二年（1042），张茂实已经升迁至供备库使、恩州团练使、莫州知州。这年五月，朝廷派名臣富弼出使契丹，委派张茂实担任富弼的副手。十一月，张茂实因为多次出使契丹，劳苦功高，被提拔为西上閤门使、瀛州知州，不久又升任单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并代副总管。

之后，张茂实继续高升，历任济州防御使、侍卫马军都虞候、殿前都虞候，加桂州管内观察使、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到真宗私生子谣言流行的时候，张茂实已是昭信军节度观察留后、马军副都指挥使，是中央禁军的高级将领了。

至和元年（1054）四月初一日食正阳以后，仁宗遇到的另一个头痛的事情，就是张茂实乃真宗私生子的谣言突然传遍了京城。

当时开封有个叫繁用的平民，他的父亲以前在张家当过仆人，他从小听父亲说，张茂实生于宫中，养于宫中，身份非凡。在他们这小圈子里有传言，说张茂实是“先帝之子，于上属为兄”，即张茂实是宋真宗的儿子、仁宗的兄长。这本来可能只是在张家的仆人或者跟张家比较熟的一些人中间流传的一个小段子，但繁用却以为这个消息是可以捞取大富贵的大新闻，把这个传言的详情一五一十地写了下来，准备干一票大的。

至和元年初夏的某一天，繁用终于鼓起勇气，在半路上拦住张茂实，把这个写好的情况说明呈交给了他。

张茂实看后，当然吓得心惊肉跳，立即命人将繁用抓起来，送交开封府治罪。开封府以造谣生事的罪名将繁用打了一顿板子，发配到外州充军去了。但这件事既然上了公堂，自然成了朝野瞩目的“惊天大瓜”。大家纷纷议论，说原来真宗还有儿子，仁宗还有兄弟。这件事情就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得朝野上下、街头巷尾人尽皆知，引得“众庶哗然”。

朝中的言官于是联名上书，说这么大的事，不能糊弄一下就过去了，得认真弄清楚才行啊！仁宗只得下诏重启调查，将繁用押回京城，重新审问。负责审问的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繁用“素病心”，即有精神病，所说都是“一时妄言”，纯属一个疯子的臆想罢了。

事后，张茂实成了这个谣言最大的受害者。当然，如果谣言被当真，他将成为这个谣言最大的受益者。所以，大臣们都怀疑，张茂实有可能是谣言散播的幕后黑手。加上他还是马军副都指挥使，手上有兵权，一旦仁宗有不测，张茂实利用他是真宗私生子的谣言“搞事情”，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朝臣们都把矛头对准了张茂实。

面对这个谣言，仁宗心态复杂，他跟张茂实虽非亲兄弟，但感情很好，一开始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但他禁不住朝中大臣们的一再聒噪，至和元年（1054）五月十二日，不得不下诏罢免张茂实马军副都指挥使的军职，将他外放去潞州当知州。搅动朝堂多日的真宗私生子谣言，这才暂时得以平息。

事实上，繁用案是一个典型而且生动的谣言案件。造谣者根据的是事实，只不过不是全部的事实。张茂实的母亲是悼献太子的乳母，这是事实；张茂实出生在宫中，并在小时候得到过真宗不止一次的眷顾，比如还在襁褓中时就被真宗夸赞“有福相”，后来又在真宗的亲自安排下被大宦官张景宗收养，这也是事实。

真宗对张茂实的偏爱，让人不得不浮想联翩。张家的下人肯定经常聚在一起述说主子的养子当年的奇遇，暗示张茂实有非凡的身世。繁用作为张家仆人的儿子，从小耳濡目染，信以为真，也不为奇。不过，这场谣言真正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当时朝野上下，特别是民间知道了张茂实是真宗私生子后的兴奋心情。

仁宗没有儿子，也没有亲兄弟，所以后继无人。一旦仁宗不幸突然崩逝，大宋王朝便会相当危险。理论上，太宗所有的曾孙都有资格来争这个皇位，潜在的皇位竞争者不下数十人，到时群魔乱舞，国将不国，立即就会天下大乱。

可如果这个张茂实是真宗之子的谣言是真的，则意味着情况就要好很多了，因为张茂实有七个儿子，仁宗完全可以从他的亲侄子中选择一个孩子来做养子，这在心理上是很容易接受的。可惜的是，仁宗没有亲兄弟，最后过继堂兄濮王赵允让（995-1059）的儿子赵宗实（即后来的英宗）为嗣。仁宗选英宗作养子，拖了很多年，因为英宗的父亲赵允让是真宗的四弟商王赵元份（969-1005）的第三子，仁宗与赵允让是堂兄弟，英宗乃是仁宗堂兄弟的儿子，血缘关系实在是不够亲近。

所以，张茂实是真宗私生子的谣言一出来，大部分人内心中其实希望是真的。就连仁宗自己都没有因为这个谣言为难张茂实。各种史料都显示，仁宗与张茂实的私人关系非常亲近，谣言爆发后仁宗解除张茂实的兵权将他外放，完全是迫于朝中舆论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没过几年，等舆论缓和后，张茂实就又回到京城官复原职了。张茂实死后，郑獬为他所写的墓志铭《赠太尉勤惠张公墓志铭》中说，他“最被仁宗知遇”，在这场谣言风波中受到打击后，对仁宗也毫无怨言，“每与亲旧语及被逐时事，则漼然下泣”，他常常亲自跟大家解释说，仁宗当年将他外放是迫不得已。

相信这个说法的人也不少。比如两宋之交的王铚（？—1144）就在所著的小书《默记》中直说，张茂实是“章圣（即真宗）之子，尚宫朱氏所生”。按这个说法，张茂实的母亲不是入宫的乳母，而是真宗的宫人。王铚还暗示，张茂实成为张景宗的养子是因为真宗的皇后刘氏（即后来在仁宗朝听政十年的章献太后）容不下宫人生子威胁自己的地位，真宗害怕皇后刘氏对张茂实母子不利，才把他交给张景宗抚养。

王铚出身书香门第，其父王莘是欧阳修的学生，他本人是北宋后期宰相曾布（1036-1107）的孙女婿，岳父是曾布的儿子曾纡（1073-1135）。曾布是北宋后期变法派的代表人物、“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弟弟。因此，王铚对于北宋中后期流传于士大夫之间的一些传闻掌故非常熟悉。《默记》的说法表明，张茂实是真宗私生子的传闻在一些士大夫中间是很有市场的，他们私下都认为此事是真的。在王铚笔下，谣言已经成为历史了。

事实上，张茂实是真宗私生子的谣言，反映的是朝野上下对于仁宗无子且后继无人的高度焦虑。

处理完这个谣言以后没过几天，一个更加令人恐惧的天象出现了。一颗从未见过的新星出现在天关东南，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人们都可以看到它在天上闪耀——世界天文史上最著名的超新星SN1054爆发了。

至和元年（1054）五月二十六日，史载，“客星出天关之东南可数寸”。古人将天空中突然出现的全新星体称为“客星”，并且认为，客星出现是上天在示警。唐代星占学大师李淳风所著的《乙巳占》中解释说，“客星者，非其常有，偶见于天，皆天皇大帝之使者，以告咎罚之精也”。

星空中的星体基本上都是固定的，偶尔出现一个之前从未见过的天体，大多数情况下就是现代天文学所说的超新星爆发现象。这是恒星在演化接近末期时经历的一种剧烈爆炸。超新星爆发时极其明亮，整个过程中所发出的电磁辐射经常能够照亮其所在的整个星系，并可能持续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才会逐渐消失。而在此期间，超新星所释放的辐射能量可能和太阳在其一生中所释放的辐射能量总和相当。超新星爆发往往异常猛烈，其亮度可以在瞬间增加上亿倍，使原本肉眼不能察觉的暗弱恒星变成天上最亮的星体之一。

古人认为，客星是天皇大帝的使者，它的出现是来揭示天意、惩戒世人的。在星占学上，客星的寓意也是相当恐怖的。《宋史·天文志》把客星按照亮度和颜色分为五种，即周伯、老子、王蓬絮、国皇、温星，这些客星只要出现，皆是凶兆。比如周伯星，“大而黄，煌煌然，所见之国，兵丧，饥馑，民庶流亡”。周伯星主要呈黄色，非常明亮，它出现的地方会有战乱和饥荒，天下大乱，人民流离失所。另外还有老子星，“明大纯白”，“出则为饥，为凶，为善，为恶，为喜，为怒”。王蓬絮星，“状如粉絮，拂拂然”，它出现的地方，“其国兵起，有白衣之会”。国皇星，“大而黄白，有芒角”，它出现的后果是“兵起，水灾”。最后是温星，“色白，状如风动摇，常出四隅”。这五种客星“皆主兵”，碰上都没好事。所以，客星的出现足以引起人们的恐慌与焦虑。

至和元年（1054）五月二十六日出现在天关东南的这颗超新星，被称为“天关客星”，国际天文学界则按照它出现的年份将其命名为“SN1054”。天关客星爆炸后的遗骸，形成了近代天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蟹状星云。1921年，天文学家在比较相隔多年拍摄的蟹状星云照片时，发现这个星云正处在膨胀之中，而膨胀的起始时间点大约是900年前，正好与宋代所记录的天关客星出现时间契合。

超新星SN1054在天关附近出现以后，一直持续到嘉祐元年（1056）三月才消失，坚持了将近两年。在这期间，天关客星曾经一度越来越亮，甚至超过了金星，其中有二十三天，甚至白天也能被肉眼看到。《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天关客星“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凡见二十三日”。白天居然能够见到本来只在夜空中才出现的星体，这种奇观对当时的人来说已经足够震撼了，再加上客星自带的兵荒马乱的星占学上的凶兆，人心惶惶在所难免。

有意思的是，七月二十七日，退休多年的司天监高官杨惟德（有的史料中又写作“杨维德”）突然冒出来“带节奏”说：“伏睹客星出见，其星上微有光彩，黄色。”他依据《黄帝掌握占》这本古代星占学著作中的说法，指出天关客星的出现是大吉而非大凶之兆，“客星不犯毕，明盛者，主国有大贤”，这样，天关客星就成了大宋王朝盛世的祥瑞了。杨惟德请求仁宗下旨将天关客星的出现以及他的这个解读一并交付史馆记录存档，并允许百官祝贺这一盛事。仁宗随后同意了他的请求，显然也是为了安定人心。

这是典型的丧事喜办了。事实上，越是把坏事说成好事，越有可能增加人们的忧虑，因为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在糊弄人呢！

杨惟德是司天监的老人了，早在二十年前，即景祐元年（1034）前后，他担任同判司天监时，就曾奉仁宗之命编写了天文学著作《景祐乾象新书》。事实上，杨惟德不但专业技术过硬，也很懂人情世故，深知如何利用自己的天文学知识去迎合上意。

宝元元年（1038），杨惟德已经当上了司天监的副长官——司天少监。这时，司天监推算出，两年后，也就是庚辰新年（1040）元日即会发生日食。新年第一天出现日食，会给天下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杨惟德向仁宗建议说，按历法，己卯年（1039）会有一个闰十二月，咱们可以把己卯年的闰月后移到庚辰年去，这样日食就不会在正月初一发生了。

不得不说，他简直太会了！

杨惟德这种朝三暮四的玩法实在太上不了台面，仁宗当时就表示了反对，并且还发表一通义正词严的讲话驳斥杨惟德这种贻笑大方的小伎俩。仁宗说：“闰所以正天时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闰月既是对天时的校正，又跟人民的生产生活直接相关，怎么能随便乱改呢！

不过，至和元年（1054）夏天出现的天关客星实在太过耀眼，寓意又实在太过凶险。人心不定，必须想办法解决才行，所以杨惟德将凶兆解释为吉兆，也是最投合上意的做法。这回他故技重施，仁宗不但接受了他的解释，还给他发了奖状。

其实，把客星粉饰成吉星的做法，并非是杨惟德的独创。大约半个世纪前，景德三年（1006）四月二日，司天监的观测人员在天空中氐宿南方的骑官附近发现一颗前所未见的亮星，起先它的亮度如同火星一般，但几天后，它的光芒已经盖过了全天最亮的金星，如同半个月亮一般明亮，在夜晚甚至可以照物成影，这就是世界天文记录中亮度最高的一颗超新星SN1006。这颗客星的出现，搞得人心惶惶，流言四起，“或言国皇妖星，为兵凶之兆”。

当时，司天监的官员周克明正奉命在岭南一带公干，他办完事回到京城后，立即向真宗禀告说：“臣按《天文录》《荆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黄，其光煌煌然，所见之国大昌，是德星也。臣在涂闻中外之人颇惑其事，愿许文武称庆，以安天下心。”

周克明真是个人才，他把天文星占中“所见之国兵丧，饥馑，民庶流亡”的客星周伯星，说成是“所见之国大昌”的德星。他还引用《太一占》的说法，大肆吹捧这是真宗治下大宋盛世的王者荣耀。周克明说：“王者制礼作乐，内外咸得其宜，四方之事无蓄滞，君上寿考，国运大昌，则周伯星出。”“天示殊休，允符圣运”，这是大吉兆啊！景德三年（1006）五月一日，真宗正式接受了周克明的解读，宣示这是一颗吉星，下令让群臣上表称贺。

所以，杨惟德这次不过是学习了自己老前辈的办法来安定人心而已。但这次，人心却没有那么容易被安抚。“所见之国兵丧，饥馑，民庶流亡”，客星在星占学上的寓意，跟甲午再乱谣言所做的预测何其相似啊！天关客星SN1054，来得太是时候了，恰恰在六七月之间，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四川再次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