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情况已经失控并继续恶化的情况下，张方平终于抵达了益州。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张方平到益州的时间是至和元年（1054）十一月，但未说明具体日期。十一月初，御史中丞孙抃在朝廷上公开挑明益州的谣言危机，并建议仁宗下诏给张方平，说明当时张方平应该还在前去益州的路上。再从张方平上任后不久就到了至和二年（1055）的新年来看，他应该是在十一月底才到达益州的。

张方平上任的过程比较迟缓，大概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想前去赴任。至和元年七月中旬，仁宗发布任命张方平为益州知州的诏书时，他应该还在滑州。接到诏书后，张方平从滑州赶回开封面见仁宗，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同意前去益州就职。一来二去费时不少，加上他此行多少有些不情愿，所以动作可能非常缓慢。

仁宗知道四川事态严重，颁下诏旨催张方平尽快赴任，可见张方平的行程确实有点不正常。仁宗催促张方平加快赶路的同时，还给了他“便宜从事”之权，允许他到益州后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措施，不必事事请示朝廷。

张方平非常坚定地回复仁宗说，他已然心中有数，让仁宗不必担心。他说：“南诏去蜀二千余里，道险不通，其间皆杂种，不相役属，安能举大兵为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当以静镇之。”

在张方平看来，侬智高图谋四川的消息纯属无稽之谈，这就是个谣言，不是什么重要军情，完全不必把它当回事。他分析认为，大理与四川相距两千余里，沿途大多都是崇山峻岭、羊肠小道，如此漫长的距离，如此难走的道路，不可能成功实施偷袭。更何况大理与四川之间还有许多双方都无法控制的少数民族部落，这些部落族属各异，又没有统一的政权，各部族之间钩心斗角，谁都不服谁。侬智高在广西兵败之后，只带着少数亲随逃亡到大理，哪里有实力整合这些部族，来进攻四川呢！

我们今天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张方平的分析可以说相当有道理。但这个道理只能说给朝廷高层听，如果去给四川的老百姓讲，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其实，张方平真正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明白解决这场谣言危机的根本出发点是消除大众的恐慌，“以静镇之”就是最好的办法。具体来说，就是主事者自己要稳得住、不能慌。当然，不慌不急的前提是对谣言散布的真假难辨的消息做到心中有数。

张方平对于侬智高图谋四川谣言之虚妄的分析，一是让自己心中有数，二是让仁宗有心理准备，意思是他随后就要“放大招”了，朝廷不要被他稍后的一系列不按套路出牌的危机处理方式吓到，要支持他的各种举措，切勿从中作梗。

然后，张方平就开始了他的“表演”。他在去成都的路上见到了一批又一批从陕西移防四川的士兵，以及各种发往四川的武器装备。只要士兵和武器装备在四川的道路上络绎不绝，四川百姓的心就一刻也不能安定下来。张方平果断下令，让这些士兵和武器装备一起原路返回，不必再去支援四川。

他是在跟朝廷的军事部署公开对着干，如果没有仁宗授予他的“便宜从事”特权，他绝没有这样做的胆量。史称张方平从小“颖悟绝伦”，为人“慷慨有气节”。此前，王拱辰负责制定河北的食盐专卖政策，以图增加盐税收入。张方平见到王拱辰的方案后，对仁宗说：“新制定的河北盐税改革方案为什么这么狠呢？他们搞的是一税二收啊！”仁宗听后大惊，说：“这才刚立法准备收税，你为何这样说呢！”

张方平解释说：“五代时周世宗已经把盐税打包分摊到正税之中了，就是现在两税中的盐钱。现在再专门制定政策来收河北的盐税，不是第二次收税又是什么！”仁宗恍然大悟。张方平见仁宗被他说动了，害怕仁宗反悔，当场请仁宗下诏，停止推行河北的“榷盐”新政。

事实上，张方平在北宋中期的官场本就是个很特殊的存在。跟大多数文官以进士身份进入仕途不同，他是在景祐元年（1034）通过“茂才异等”的制举考试进入官场的，这是一种针对特殊人才的非常设的科举考试。张方平年轻的时候，当时的参知政事宋绶（991-1041）和蔡齐（988-1039）见到他，就夸许他是“天下奇才”。在被仁宗选中担任益州知州之前，他已有非常丰富的中央和地方任职经历，在中央做过御史中丞和三司使等要职，在地方主政过滁州、江宁府、滑州等大州要郡，地方行政经验已相当丰富。

张方平说的“以静镇之”，即依靠权威者的强大气场，在谣言制造的巨大不确定性面前展现足够的定力，从而使人们从恐慌的忙乱中平静下来，慢慢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事实证明，“以静镇之”的策略解决谣言引发的集体性恐慌是非常有效的。

张方平到达益州后，下令将之前调集加强边境防御的部队全部遣回原驻地，把高良夫临时招募的民兵也全部遣散，让修建城墙的百姓全部回家休息。之前朝廷和高良夫为了应付谣传中的侬智高入侵威胁所做的一切工作，全部被他叫停。

“躺平”是公开的表演，张方平在私下也做了许多工作。将近四十年后，张方平寿终正寝，文坛名流、世家子弟王巩为张方平写下了一篇盖棺定论的雄文《乐全先生张公行状》。在文章中，王巩补充了张方平解决这场谣言危机的一些具体细节。

张方平到成都后，除了解散高良夫征集的民兵、停止加固城墙外，还对趁乱散布谣言者进行了严厉打击。他向州县下发谕令，要求各地严查那些没事聚在一起，借侬智高图谋四川的谣言制造恐慌的人。同时发布公告，要求民间婚嫁不得不顾礼法乱来，必须备齐婚嫁的手续如礼举行，凡是不按礼法草率结婚者，官府一律从严问罪。

做完这一切，已经是至和元年（1054）岁末和次年年初了。老百姓在表面平静内心却忐忑不安的氛围中度过了春节。谣言引起的紧张气氛仍未完全消除，这个春节可能过得并不欢乐，大家只是在平静中等待着厄运或者幸运降临。

至和二年（1055）正月十五上元节，张方平精心策划了一场全民狂欢的观灯盛会。他还下令，在上元节灯会表演期间，成都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要城门大开。这个做法，司马池在郫县谣言盛行时用过，王曾在应天府帽妖谣言流行时也曾用过，可谓屡试不爽。上元节观灯结束后，成都的集体性大恐慌终于消散，一切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蜀人遂安”。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苏轼的《张文定公墓志铭》都把谣言平息归功于张方平的“两面派”手法。一面是给人看各种“表演”，另一面是不动声色地解决这场集体性大恐慌的源头——探察侬智高的准确动向。

在当时的四川，张方平并不孤独，有人和他看法相同。元丰六年（1083）十一月，前太中大夫程濬（1001-1082）下葬，程濬是眉州人，他死后，家人请同为蜀人的吕陶为他写了墓志铭。吕陶详细叙述了程濬的生平。程濬在仁宗朝前期考中进士，之后整个官场生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四川度过的，起初任彭州、嘉州、梓州等州的通判，之后又升任遂州知州、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夔州路转运使等。熙宁三年（1070），他七十岁时致仕回家。

程濬在遂州知州任上碰到过一个棘手问题。当时负责监控川南一带少数民族动向的淯井监收到一个情报，说“云南鬼主将请道来贡”。淯井监位于今四川省长宁县南70里的双河镇，是宋代泸州下属的一个盐业生产基地，也是宋朝官方探听川南少数民族情报的前沿哨所。人们纷纷怀疑，这些少数民族首领说是来给宋朝进贡的，其实另有所图。他们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可能是为侬智高进攻四川打前站的。这个消息将整个梓州路震惊了。

程濬在遂州任上的时候，正好是至和元年（1054）秋冬之际甲午再乱谣言达到高潮之时。从这条史料来看，侬智高图谋四川的谣言不但通过川西的黎州传入了成都平原，也通过川南的泸州传到了川中丘陵地带的遂州一带了。

据《太中大夫武昌程公墓志铭》记载，负责指导遂州军务的梓州路钤辖司负责人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准备调集兵马加强边境的防御力量。而且梓州路转运司的负责人也非常紧张，表现出过度的忧虑。整个梓州路从南到北人心惶惶，似乎马上就要爆发集体性大恐慌。

这时，程濬给同僚们分析说：“云南于中国道路梗绝之久，彼自卫巢穴不暇，安能远来！吾属当慎所举，以宁人心。”他跟张方平简直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也认为从交通条件上看不存在从云南袭击四川的可能性。程濬断定这个消息就是谣言，所以官府要做的事情，不是调兵遣将，而是要在谣言流行之际稳住阵脚，让老百姓心里有底，不慌不怕。

最后在程濬的劝说下，梓州路钤辖司放弃了调集军队的想法，遂州人心才逐渐安定下来。程濬的做法，事实上与张方平的“以静镇之”不谋而合。吕陶说，在整个谣言危机处置的过程中，遂州人民“赖公镇重”，事后还给程濬送了个“铁塔”的绰号。

事实上，民间也不乏能看破谣言的有识之士。在张方平上任前，成都本地士人的杰出代表张俞曾写信给张方平分析四川时局，特别讲到侬智高将要进攻四川的说法绝不可信。张俞在《送张安道赴成都序》中说，“大理至南诏，南诏至益，其地相去数千里，山川险阻，从而可知”，显然，张俞的看法跟张方平“南诏去蜀二千余里，道险不通”的分析逻辑基本一致。

张方平和张俞都是首先从地理因素上来分析这一问题的。云南离四川很远，侬智高千里奔袭，军事上难度极大。只是张俞误将唐代的南诏和宋代的大理看成同时存在的两个政权，事实上，南诏早在902年因权臣篡位而亡国，之后几十年间，内部政治斗争剧烈，政局一直不稳定，短短三十年间，先后经历了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三个短命的小朝廷。直到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起兵灭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云南的局势才稳定下来。

宋朝统一四川后，大理方面态度比较积极，想恢复南诏与唐朝那样的传统朝贡体制，但北宋朝廷对于要不要跟大理建立官方联系一直秉持着非常审慎的态度。宋朝君臣普遍把唐朝的衰亡归咎于后期与南诏的长期战争。欧阳修在《新唐书》中总结唐末的历史，有“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说法，黄巢我们都熟悉，这句话中“祸基于桂林”，指的是咸通九年（868）庞勋领导的桂林戍兵大起义。

这支驻守在桂州的部队是唐朝用来防备南诏的。唐末，唐朝与南诏长期交战，这批本来应该三年一轮换的士兵等了五年都没等来轮换的命令，十分不满，发动了起义。起义军从桂州出兵，经湖南、浙西进入淮南，人数最多时有二十万人，活动范围遍及南方大部分地区，对唐朝的经济重心江南地区造成巨大破坏。起义虽然只坚持了一年多就失败了，但却引发了随后唐末的一系列大起义。

宋朝建立后，国家战略重心一直在北方，应付契丹和西夏已力不从心，不愿意耗费有限的资源去经营云南，故而从宋太祖起就对大理态度比较冷淡。宋人为此还编出一个宋太祖手持玉斧划开大渡河，从此将大理置于域外的故事。这个挥玉斧的故事尽管是后人的附会，但还是非常形象地反映了宋朝官方对大理的态度。宋朝与大理长期以来几乎没有建立起官方的交流渠道。汉唐旧疆从此沦为化外之地，云南在宋代成为“最熟悉的陌生地”。张方平在给仁宗的回复中把大理称为南诏，张俞甚至认为大理和南诏是同时存在的两个政权，都说明了宋朝与大理的隔膜之深。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旦云南发生什么变故，比如像侬智高逃亡去了大理这样的事件，宋朝官方基本上很难及时获得有效信息。甲午再乱谣言危机的下半段，即侬智高图谋四川的谣言流行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宋朝官方对于云南的信息获取是完全缺位的。这才是侬智高将要进攻四川的谣言得以产生并流行的最根本原因。人们缺乏对所关心问题的相关信息，对事情的前景没有一点把握，这时谣言最容易滋生。

不过，这次谣言最后造成集体性大恐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虽然宋朝官方与大理官方的联系没有建立起来，但四川与云南山水相连，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渠道很畅通，民间的商业贸易和人员往来非常频繁，特别是四川这边，有不少人为了谋生经常去大理从事商贸活动，甚至在那边定居生活。

据宋人所写的《云南买马记》记载，熙宁七年（1074）峨眉进士杨佐奉成都府路钤辖司的命令前往云南买马，一行人进入大理境内后，远远地看见山上有当地部族的老百姓在锄地。这些少数民族部落的百姓突然见到有汉人经过，兴奋得大喊大叫，然后召集附近部落的人把杨佐一行包围起来。杨佐吓得不敢乱动，过了一会儿，有一个老翁哭着走过来，用缓慢的语气对他说：“我是汉嘉的农民，皇祐年间因为饥荒跑来这里混口饭吃。现在我已头发花白，牙齿脱落，离死不远了，没想到竟然能够在这里再见到老乡！”

汉嘉乃嘉州的别称，峨眉为嘉州的属县，二人确实是同乡。从这位流落大理的老人的经历来看，当时四川民间是有途径前去大理讨生活的。而这位汉嘉老人流落到大理的皇祐年间（1049-1053），正是甲午再乱谣言故事发生的年代。

四川与云南之间存在着发达的西南丝绸之路，双方的经济联系和民间交流是很丰富和频繁的。一方面是官府交流的渠道匮乏，一方面是民间交往的渠道丰富，这就意味着有关大理的官方消息有限，而民间消息或者小道消息很多，这也必然导致谣言盛行。

最典型的就是，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人们开始创造各种“剧情”，其中以苏洵在给吴姓通判信中的描述最为生动。“去岁邕管逋寇，南诏为之囊橐，倡言于其国曰：‘砥尔戈，秣尔马，吾将逞志于蜀。’”这段话中的“邕管逋寇”，就是指侬智高在广西叛乱；“南诏为之囊橐”，则是指侬智高失败后逃亡大理并被收留。但接下来的精彩剧情，明显像是在酒桌上吹牛吹出来的。这个说法，把侬智高在大理境内厉兵秣马的兴奋状态都“脑补”出来了。

苏洵描写的这种虚拟场景，声情并茂，画面感十足，对老百姓的影响是很大的，很容易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刺激所有听众的神经。

当然，如果仅仅是从地理的角度否定侬智高图谋四川的谣言，这样的分析判定似乎还有些单薄。接下来，张俞继续分析说：“二虏虽大，皆顺服之国也，朝廷亦尝有恩以縻之，今乃舍部族之常居，附遁贼之余党，历险隘之远道，以谋入寇，彼虽蛮夷，亦知其迂而不为也。”他认为它们都是“顺服之国”，且宋朝平时对它们有恩惠，所以它们不会跟侬智高这伙败亡的残余势力勾结。事实上，宋朝与大理的官方联系很少，所谓的恩惠只能说少得可怜，考虑到张俞把大理和南诏当成同时存在的两个政权，这些说辞不过是张俞自己想当然耳。

张方平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要深刻得多。虽然他也把大理说成南诏，但这可能只是习惯性地使用在历史上更有影响力的旧称，他并没有把大理和南诏混为一谈，说明他还是知道一些内情的。张方平认为，大理与四川之间有许多各自为政的少数民族部落。侬智高在广西兵败之后，根本没有实力整合这些部族发动对四川的进攻。张方平的推断非常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大理的实力远远比不上南诏，并不能真正控制大渡河以南的所有部族。

大理前期在唐代巂州故地，即大渡河以南的今四川凉山州一带建置了建昌郡，隶属于会川都督府，但下属的邛部川（又称“邛部州”）蛮、虚恨蛮、山后两林蛮等部族，他们在族属上为“乌蛮”，即今彝族的先民，与大理王室及其主体人群所属的“白蛮”（今白族的先民）并不同族，双方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矛盾冲突，这一点张方平看得很透彻。大理与四川之间的这些部族大多处于“两属”状态，他们跟大理和宋朝都有官方联系，名义上接受双方的领导，实际上就是两边都收好处。

川滇之间的这些乌蛮部落内部也是派系林立，各自为政，甚至互相攻伐，争权夺利。比如两林蛮与邛部川蛮经常互相攻杀，“受欺负的一方”有时还会请求宋朝出面主持公道。开宝六年（973），邛部川蛮首领阿伏与两林蛮首领勿儿一言不合吵了起来，之后勿儿率两林蛮部众进攻邛部川蛮，杀死和俘虏了不少邛部川蛮的部众。收到双方火拼的消息后，宋太祖还下诏给他们做调解，劝他们“各守封疆，勿相侵犯”。这种背景下，侬智高想要调动他们一致行动，去进攻宋朝统治下的四川，无异于天方夜谭。

此外，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大理内部此时也是危机四伏，矛盾重重，自顾尚且不暇，根本没有时间来管侬智高的事。

937年大理建国后，虽然社会比较平稳，但王室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却一直很大。段思平是大理的开国之君，他死后仅仅一年，他的兄弟段思良就废掉了他的儿子段思英，自立为大理国王，从此大理王位转到段思良一系，直到1044年，段思平的玄孙段思廉才在权臣高氏的支持下夺回王位。

由于王室衰微，段思廉时代，大理实际上施行的是权臣政治，内政由高氏、董氏、杨氏等几大家族掌控，他们相互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皇祐四年（1052），也就是侬智高在广西起兵那年，同时是甲午再乱谣言刚刚兴起的那一年，大理的杨氏家族代表人物杨允贤率部发动叛乱，很快就被高氏家族的首领高智升率兵镇压了下去。此事说明大理正逢多事之秋，哪里有心情和实力去帮助侬智高反攻宋朝、进攻四川呢！

既然侬智高从大理借兵或借道进攻四川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这一谣言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追查谣言的源头，抓住造谣者，这是张方平破除谣言引起的大恐慌后釜底抽薪的绝杀之技。

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至和元年（1054）夏，黎州方面向益州钤辖司汇报的内容只是侬智高逃入了云南，并没有说侬智高有进攻四川的计划。六月初，益州钤辖司将这一消息上报朝廷，也只是暗示侬智高有可能从云南骚扰四川。但很快，消息的重点就从通报侬智高逃亡的方向，变成预测侬智高下一步要主动进攻的方向了。多种史料显示，使宋朝上下的关注焦点发生偏移的重要推手，就是处于大理和宋朝之间缓冲地带的少数民族诸部族。

苏辙在《龙川别志》中回忆当时的情形有如下描述：“侬智高自邕州败奔南诏，西南夷闻之，声言智高将借兵南诏以入蜀。”西南少数民族诸部得知侬智高进入大理后，放话说侬智高要从大理借兵进攻四川。这些情报说得天花乱坠，很是精彩，但仔细想想，话都是西南少数民族这种“中间商”说的。张俞的说法也印证了这一点，“秋七月，蛮中酋长以智高事闻于黎，转而闻之益，云南疑若少动”，传话的人也是“蛮中酋长”，即西南少数民族诸部的首领。

这些在大理和宋朝之间做传话人的少数民族部落，最积极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邛部川蛮。《续资治通鉴长编》后来曾明确点出，当时“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领者，妄言蛮贼侬智高在南诏，欲来寇蜀”。

邛部川蛮聚居区主要在今四川省凉山州的美姑、越西等地，他们从唐朝末年开始逐渐强盛，其首领自称“百蛮都鬼主”，经常通过黎州向宋朝进行朝贡活动，宋廷则赐予其首领各种散官将军名号，并顺带赏给一些财物。北宋前期，邛部川蛮经常隔几年就来开封朝贡一次，与宋朝的联系非常密切。明道元年（1032），邛部川蛮与宋朝建立起了定期的朝贡关系，宋廷规定邛部川蛮五年一贡。因为朝贡有利可图，邛部川蛮在随后的几年中多次请求三年一贡或一年一贡，但都被宋廷拒绝了。

事实上，邛部川蛮每次朝贡的规模都极为庞大。《宋史·邛部川蛮传》记载，雍熙二年（985），“都鬼主诺驱并其母热免遣王子阿有等百七十二人以方物、名马来贡”；端拱二年（989），邛部川首领“遣弟少盖等三百五十人来贡籍田，贡御马十四匹、马二百八十匹、犀角二、象牙二、莎罗毯一、合金银饰蛮刀二、金饰马鞍勒一具、羱羊十、牦牛六”；咸平五年（1002），“又遣王子离归等二百余人入贡”；庆历四年（1044），“邛部川山前、山后百蛮都鬼主牟黑遣将军阿济等三百三十九人献马二百一十、牦牛一、大角羊四、犀株一、莎罗毯一”。

从《宋史》的记载可以看到，邛部川蛮的朝贡活动，每次都是二百到三百人的规模，又带着大批的土特产，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贸易商队。但对宋朝而言，招待人数众多的朝贡使团，以及回礼赏赐，是笔数额不菲的花销，给宋朝在财政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如果他们经常来，宋朝是真吃不消的。

因此，在总体政策上，宋朝一直试图与邛部川蛮保持一定的距离。邛部川蛮求而不得，只能另辟蹊径。为了增加自己在宋廷心目中的分量，邛部川蛮经常积极主动为宋朝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自己创造统战价值。

比如开宝四年（971），宋朝的黎州驻军士兵发动暴乱，邛部川蛮首领阿伏就主动派兵帮宋朝镇压了这次起义。事后宋太祖下诏赏赐阿伏银带、锦袍，加封阿伏为归德将军。王小波、李顺起义期间，邛部川蛮也曾出兵阻击起义军，事后向宋太宗邀功，请求朝廷在黎州之外开辟从嘉州方向进行朝贡的新道路。宋朝方面虽然拒绝了为邛部川蛮再开辟一条新朝贡道路的请求，但为了表彰他们参与镇压起义的功劳，一次性给邛部川蛮下属的十九个“王子”加官进爵，并给下属的三十六个“鬼主”颁发了奖励敕书。

显然，对于邛部川蛮来说，没有乱事发生，他们在宋朝那里就没有存在感。那么抓住机会，在大理和宋朝之间制造紧张空气，就能增加他们在宋廷心中的分量，还可以借机立功受赏。所以，他们最初放话说侬智高要进攻四川，不过是为了借机显示一下他们介于宋朝和大理之间的“中间人”价值。“传话”就是“中间人”存在的最大价值。同时，积极向宋朝提供军事情报，还可以因此获得朝廷的重视，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上得到相应的回报。

按王巩所写的《乐全先生张公行状》中的说法，邛部川蛮制造谣言纯粹是为了赚钱。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宋朝听信这个谣言后，会派出大批人马前来边境驻防，仅仅是这么多人的吃穿用度，就是一笔不小的生意。他们只要提前做好准备，就可以趁机大捞一笔。

由于当时正是甲午再乱谣言盛行的敏感时期，又有侬智高入寇谣传的叠加效应，这激发了四川社会前所未有的集体性大恐慌，严重动摇了宋朝在四川的统治。造谣的邛部川蛮成了宋廷和四川地方当局必须严厉打击的对象。张方平为了平息恐慌，开始全力追捕造谣者，并最终将其斩首示众。

张方平到任后，第一时间给邛部川蛮首领下令说：“寇来，吾自当之，妄言者斩！”张方平用非常严厉的语气警告邛部川蛮，不准其再散布侬智高入寇的消息，否则会进行严厉打击，果断阻止了谣言的再生产和再传播。

当然，邛部川蛮造谣，还得有人帮他们传谣才行。谣言的大规模传播，一定有宋朝自己人的参与。张方平对那些勾结邛部川蛮兴风作浪的宋人也毫不手软。

上元节观灯活动结束后，四川社会的大恐慌基本上平息了下来。这时，张方平抓住了一个邛部川译人和一批同党，这个译人应该是在邛部川蛮和宋朝交往联系过程中为双方提供翻译服务的人，很可能就是宋人，至少他的同党中肯定有宋人，不然这个消息无法从邛部川蛮那里散布到整个四川。张方平抓到这个译人后宣布，他就是制造侬智高入寇谣言的始作俑者，将他公开处斩，“枭首境上”，还将其同党发配到湖南。这一招敲山震虎，“西南夷大震”，不断散播侬智高入寇谣言的邛部川蛮部众终于消停了下来。

在谣言危机中，简单粗暴地用行政命令禁止谣言，远远不如官府主动发现造谣者并揭穿谣言有效。但真实情况往往是，根本找不到最初的造谣者和传谣者，所以有时候更合理的做法可能不是去“发现”造谣者，而是去“制造”造谣者。张方平抓捕到的这个邛部川译人及其同党，真的就是造谣和传谣的始谋者，还是只是对侬智高入寇消息感兴趣的“吃瓜群众”，其实很难说清楚。

不过，在解决谣言危机的过程中，真相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官府能不能够有效证明谣言的虚假，只要让大众相信这个谣言是假的，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有意思的是，围绕张方平如何揭穿侬智高入寇谣言这件事情本身，就有各种谣传在士大夫间流行。《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的这位“背锅”的译人是其中一种说法，苏辙在多年后的回忆中又给出另外一种说法。

据《龙川别志》记载，张方平一边搞“以静镇之”的表演，一边派人去打听侬智高入寇谣言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向他报告说，这些事情都是雅州的一个“蕃牙郎”绰号“任判官”的人所为。张方平遂以了解情况为由，将任判官叫到成都。见面之后，张方平声色俱厉地斥责他，“敢虚声动摇两蜀情状”。张方平把造谣引发四川社会大恐慌的罪名都扣到了任判官的头上，并威胁说要将他斩首示众。

任判官吓得立即拜伏认罪，求张方平饶他一命，并答应亲自前去番部之中探听侬智高的真实动向。临行之前，他主动将全家数十口人送进雅州的监狱，表明自己决不借机跑路，并对张方平说，如果他超过一个月不回来，官府可以将他全家人通通处死。张方平见他如此有诚意，就同意放他离去。

最后，任判官如期回来。他拿到了邛部川附近的“小云南”部落的文件，上面清楚说明侬智高到南诏（大理）后，“复谋为乱，为南诏所杀”。想不到吧，侬智高竟然自己把自己作死了！

当初侬智高兵败，宋朝方面不知其存亡情况，听说他到了大理，一时也无法判断他的下一步行动。正因为存在这种不确定性，谣言才大有市场。而缺乏真正可靠的消息又是造成这种不确定性的根源，弄清了侬智高已死，谣言自然就不攻自破了。

比起抓捕并诛杀邛部川译人这个“造谣者”，任判官深入大理境内拿到的这个消息，对于平息侬智高入寇的谣言更为有效，因为它将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彻底解决了。不过，邛部川译人或者任判官的故事，哪个更接近真相，根据现有史料以及历史学研究的方法，已经没法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