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四川被侬智高进犯的谣言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京城开封的街头巷尾也正在流传着另一个骇人听闻的流言。至和元年（1054）十二月，一则关于宰相陈执中（990-1059）家丑的谣言传得街知巷闻，在朝堂之上引发了一场持续数月的激烈政争。

当时陈执中家里的女婢迎儿死了，传闻是被陈家人打死的，事情上报给了官府，开封府对此案进行了立案调查。经过验尸后证实，迎儿身上伤痕累累，显然并非正常死亡。人们纷纷传言说，迎儿是被人活活打死的。宰相家人虐杀女婢这么劲爆的事情，立即成为“吃瓜群众”热议的话题。大家越传越离奇，各种版本都出来了，于是一时之间“道路喧腾，群议各异”。

十二月二十四日，殿中侍御史赵抃听说这些流言蜚语，立即上奏仁宗要求罢免陈执中的宰相之位。他说：“迎儿的死，现在朝野议论纷纷，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陈执中亲自拿着棍子毒打迎儿，致她昏厥倒地，不治身亡。另一种是说陈执中的小妾阿张性情凶残，行事暴虐，顺手抄起东西殴打迎儿，最终将其活活打死。”

赵抃不是想为迎儿申冤或是鸣不平，他此举是想借此案引发的舆情扳倒陈执中。他接着对仁宗说：“这两种传言，不论哪一种是真的，陈执中都不可能无罪。迎儿之死，不是陈执中亲自干的，就是他的小妾干的。”

显然，开封府只能确认迎儿死于非命，但一直无法查出具体死因，也无法确定谁是凶手，于是民间群情激愤，传出了各种关于凶手的猜测，矛头直指陈执中，因为这两种说法，不论陈执中本人是不是凶手，他们家都肯定脱不了干系。

赵抃接着说：“女婢如果犯了错，主家想要追究责任、加以处罚，应该将她移送官府审问，而不能滥用私刑。迎儿的死，是陈家不遵法纪、发泄私愤所致，不但有失朝廷重臣的体面，也是公然的违法乱纪行为，其目的不过是想树立陈家私门的权威。如果迎儿真的是阿张所杀，陈执中身为宰相，自然应该将阿张交给相关部门审判，怎能公然包庇凶手！”

在赵抃看来，陈执中处理迎儿案的做法已经触碰到一个政治人物的道德底线。因为在儒家尊奉的治国理念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整套环环相扣的体系，把家里的事管好，才能把天下的事管好。陈执中把家事整得这么糟糕，治家之法还如此暴虐，说明他没有当宰相的能力，也没有当宰相的德行。赵抃向仁宗控诉说：“以陈执中的这种水平，竟然担任宰相之职，而陛下还想要倚靠他来实现天下大治、国泰民安，这无异于一边开倒车一边又说自己在前进！”这就从理论上否定了陈执中继续担任宰相的合法性。

随后，赵抃提起多年前的枢密副使晏殊的往事。晏殊曾经在真宗末年担任过升王府记室参军，而当时的升王正是后来的仁宗。仁宗即位以后，晏殊深受器重，天圣三年（1025）十月升为枢密副使，位列执政，政治前途一片大好。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不到两年，晏殊就被赶出了朝廷。

天圣五年（1027）正月，晏殊参加玉清昭应宫典礼时，因为负责给他拿笏板的随从动作慢了些，他突然暴怒而起，一笏板朝随从脸上砸过去，当场就把随从的牙齿打掉了。事发之后，监察御史曹修古、王沿等人上疏弹劾晏殊，指责他身为执政大臣，本应是百官的表率，却行事如此狂躁，一点朝廷重臣的样子都没有。曹修古等人还举例说，之前太宗时的参知政事陈恕（946-1004）在中书门下（即宰相和参知政事办公的地方）打人，立即就被罢黜了。现在晏殊用笏板把人家的牙齿都打掉了，这种行为必须严惩。最终晏殊被罢职外任。

曹修古等人说的太宗朝的参知政事陈恕，就是陈执中的父亲。看来他们父子似乎都是喜欢乱打人的狂躁症患者，陈家的家风果然是有问题的。

赵抃借晏殊打人被罢免的先例，向仁宗正式发出罢免陈执中的动议。赵抃最后说：“陈执中经常说自己有病，三天两头告假不上班，表示想退休。现在他上班不积极，做事得过且过，又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实在不适合再担任宰相之职。陛下何不顺水推舟，满足他想休息养老的愿望，就此罢免他的相位呢！”

陈执中在宋代中期的政坛上颇为另类。北宋经过太宗、真宗以来的科举大发展，到仁宗时代，以文学才华和儒家信仰相标榜的进士群体已经成为中高级官员的主体。陈执中却不是进士出身，他跻身官场靠的是其父陈恕的恩荫。陈恕在太宗朝曾当过参知政事，罢政后又长期担任三司使，主管全国财政工作十余年，在财政税收方面深受真宗倚重。宋代有中高级官员的子孙不经科举直接授官的优惠政策，称为“恩荫”或“荫补”，陈执中就是通过这个绿色通道走上仕途的。

景德元年（1004）陈恕去世，陈执中因为恩荫被朝廷授予太常寺太祝，这是一个从九品的虚衔，北宋前期主要用来安排宰执大臣的子弟。陈执中从此开始进入官场，之后摸爬滚打了十多年，到真宗晚年，他的本官已经晋升到从六品的卫尉寺丞，实职差遣则已当上了边远地区的知州。这在荫补入仕的官员中，算是发展得相当不错的了。

天禧二年（1018），在广西梧州知州任上的陈执中看准时机，给年迈的宋真宗上疏，详细剖析册立皇太子是真宗的当务之急，引起了真宗的注意。真宗将他召来京城面谈，并在不久之后正式册封皇子升王赵受益（后来改名“赵祯”，即宋仁宗）为皇太子。对仁宗来说，陈执中是有拥立大功的。

陈执中可以说是仁宗朝在宰执重臣的位子上坐得最久的人之一。宝元元年（1038）三月，陈执中成为枢密院的副长官——同知枢密院事，首次进入执政行列。但这个时候入朝秉政，特别是主持全国的军事工作，对于陈执中来说，并不是个好差事。

陈执中没有科举出身的士大夫的那种书生气，属于能领会上级意图的实干型官员，但也因此容易没有立场和主见，在紧要关头缺乏必要的勇气和担当。他成为同知枢密院事后不久，元昊称帝自立，宋夏战争爆发。此后一年多，宋军连遭大败，军事形势越来越差，枢密院成为满朝文武指责的对象。康定元年（1040）三月，在御史和谏官们的集体攻击之下，枢密院的三位主官被集体罢职外放，陈执中的首次执政生涯就此狼狈结束。

此后，陈执中在陕西前线与夏竦一起主持对西夏的战事，后调任京东路安抚使兼青州知州。庆历三年（1043），附近的沂州发生兵变，兵变领导人王伦带着起义军南下进攻淮南，陈执中在青州成功阻击了王伦叛军，还派部将一路追击王伦，最终在长江边上的历阳将叛军全歼。成功平定王伦兵变后，陈执中成为仁宗心目中能干大事的能臣。这时恰逢庆历新政基本失败，朝中宰执大臣大换血，庆历四年（1044）九月，在仁宗的坚持下，陈执中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第二次进入宰执大臣的行列。

仁宗此举遭到一众科举出身的谏官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陈执中为人刚愎，不学无术，让他执掌大政，是天下之大不幸。一向耳根子比较软的仁宗这次态度却很坚决，派宫中的宦官带着诏敕到青州召陈执中入京，对陈执中说：“朕让爱卿做参知政事，满朝大臣都反对，朕坚决不听他们这些人的闲言碎语，就是要让爱卿来挑大梁、担重任！”仁宗在第二天见到谏官们，故意生气地说：“你们莫非还想说陈执中的事吗？朕已经派人叫他立即前来京城上任了。”这才把谏官们的反对声音压制了下去。

庆历五年（1045）四月，陈执中晋升为宰相，走上了人生巅峰。陈执中当上宰相后，喜欢任用非科举正途出身的人，与科举出身的文官士大夫关系很差，谏官们一有机会就要弹劾他，说他“喜进无学匪人，不协众望”。他当上宰相后没过几年就遇上黄河决口，各种天灾加上异常天象频频出现，于是社会上流言纷起，都说这是陈执中德不配位所导致的。陈执中解决天灾的办法，却是天天召见江湖术士，希望可以用阴阳术数来为国家改命，更加被科举出身的士大夫看不起。

皇祐元年（1049）八月，在谏官们的一再攻击之下，陈执中终于扛不住了，借口足疾向仁宗请辞。仁宗不得已将他罢政外放。

不久之后，齐州有个学究因为抓捕盗贼有功，按规定可以得到赏钱，但他却向朝廷表示不想要钱，想要个官当当。朝廷没理他，于是他就请人去朝中疏通打点，最后找到宰相庞籍的外甥和宰相府的办事吏人。可是，这两个人只收钱不办事，拿了钱之后就没了下文。

没过多久，学究发现自己被骗了，就天天跑到百官上朝前休息的地方吵闹。事情闹大之后，庞籍外甥和宰相府办事吏人收受贿赂的事情就败露了。庞籍将二人交给开封府审理。二人受贿罪证确凿，被判流放岭南，但走到许州突然暴毙而亡。于是有传言说，这是庞籍为了灭口指使开封府将二人杀害。谏官韩绛上疏弹劾庞籍，庞籍被罢相外放。

庞籍罢相之后，仁宗又想起了陈执中。于是在皇祐五年（1053）七月召陈执中入朝第二次出任宰相。陈执中上任后跟科举出身的文官们的关系更差了。当时朝廷正在举行制科考试，参加考试的人一个也没考上，朝中纷纷议论说，这是因为陈执中自己没考科举，所以想压制科举出身的人。其实，这个说法完全是毫无根据的猜测。

至和元年（1054）年初，仁宗的宠妃张贵妃死后，仁宗不顾群臣的反对，坚持用皇后之礼为张贵妃办了丧事。这在儒家士大夫看来是严重违背礼法的行为，但陈执中不当回事，他不但不出言劝阻皇帝，还以宰相的身份配合仁宗举行一系列仪式表演。在士大夫看来，陈执中这些逢迎和配合仁宗的举动，已几近无耻了。

陈执中没有经过科举，较少受到儒家正统价值观的影响，加上其父陈恕为官数十年，主要也是做财政税收业务，是典型的事务型官员，因此，陈执中身上事务型官员的特点也很明显。他没有书生气，没有思想包袱，当然也没有儒家士大夫的理想信念。他的气质与北宋中期主流政治文化可谓格格不入。迎儿案爆发后，立即成为朝堂上的热点，许多谏官、言官都抓住机会积极上奏，要求仁宗罢免陈执中。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平息流言，陈执中上奏仁宗，请求朝廷成立专案组彻查这件事情。于是仁宗下诏，让太常少卿、直史馆齐廓全权负责审理此案。齐廓的本官太常少卿是正四品的高官，又有直史馆的馆职加衔在身，这个案子的办案规格显然不低。

奇怪的是，齐廓接手这个案子没多久就得了“心风”病，无法继续工作。稍后，龙图阁直学士、左司郎中张昪和给事中崔峄接手了此案。然而，前后换了多任主审官，案子却一直没有进展。可见此案在政治上的阻力很大，负责审案的官员压力也很大。

于是，新的传言又出现了，人们纷纷议论说，此案长期悬而不决，是因为专案组审到关键时候，每次需要证人上堂作证、提交证物核验时，陈执中都拒不配合，不肯把人证物证交出来。显然，在舆论战方面，科举出身的文官们更胜一筹。他们不断把各种惊悚的案情细节散布出来，目的就是打击陈执中的声誉，让他没有颜面继续待在宰相的位子上。

至和二年（1055）二月初，崔峄终于审结了迎儿案。最终的结论是：女婢迎儿对主人不敬，依主人可以处罚奴婢的规定，陈执中亲自执行了家法，重重地笞打了迎儿，致使她伤重不治而死。看到这个结论，士大夫们认为这是崔峄有意回护陈执中，隐藏陈执中纵容小妾滥杀女婢的真相。所以结案之后，关于迎儿案的各种离奇传言反倒愈演愈烈。

二月中旬，赵抃再次上疏，指责陈执中身为宰相大臣却为人暴虐，纵容家人残害家中的女婢。迎儿只有十三岁，陈的小妾阿张任意折磨她，寒冬腊月剥光她的衣服让她受冻，又经常不给她饭吃，折磨她之后又将她关进小黑屋，任其自生自灭。迎儿是被陈执中一家用残酷的手段虐待死的。

赵抃说，除了迎儿之外，还有一个名叫海棠的女婢也经常被阿张虐打，全身伤痕累累，后来不堪受辱，上吊而死。还有一个不知名的女婢，先被剪光头发羞辱，又被杖打后背，最后也受不了凌辱自杀而死。赵抃说，后面两个女婢被虐待致死的命案，都是去年十二月迎儿案发生后新增的命案。陈执中纵容小妾滥用私刑，且手段残酷，简直骇人听闻。

这些传言如果是真的，则陈执中别说继续当宰相了，连做个人都不配。但奇怪的是，仁宗却始终不为所动。御史台官员们一再上疏弹劾陈执中，一向碌碌无为的御史中丞孙抃这次都忍不住出来说话了，他上疏的言辞甚至非常激烈。仁宗依然没有任何表示，对于群臣的要求，他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一律置之不理。

这时，御史台和谏院的官员还因为如何看待陈执中虐待女婢的传言吵了起来。时任知谏院的范镇上奏仁宗，反对御史们一再揪着陈执中家里的私事不放。科举出身的范镇立场跟绝大多数士大夫一样，也是坚决反对陈执中继续做宰相的。但他认为，陈执中当宰相以来，为政杂乱无章，失职渎职之处甚多，罢黜陈执中的宰相之职本来就是合情合理的，根本不需要从虐待家婢这种外人根本说不清楚的家事上来攻击他。

范镇补充说，陈执中一直坚称迎儿是因为做事犯错被他命人杖打惩罚，事后她自己想不开，犯了疯病而死。但现在大家都在传迎儿是被陈执中的小妾阿张活活打死的。朝廷成立专案组调查了这么久，案情却一直不能真相大白，所以现在人们对此事议论纷纷。范镇说，他仔细想了很久，觉得这件事情之所以闹成这样，是因为言官们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向不对。

范镇说：“此时就算阿张站出来承认迎儿是自己打死的，这又能怎么样呢？臣认为，就算阿张承认杀人，这事也是阿张的一面之词，还是证据不足，不能定案。要想做成铁案，还得由陈执中来当面对质。如果这样，那就成了满朝大臣为了一个女婢而让朝廷重臣、国之宰相当众受辱。如此有损国体之举，相信也不是大家想看到的吧！”

范镇觉得，如果陈执中不适合当宰相，就要用正当的理由将他赶下台，不能用这种真相难明的家事谣言去扳倒他，这并非国家之福。

迎儿案的焦点在于，陈执中坚称不是宠妾阿张动用私刑打死了迎儿，而是阿张在陈执中的命令下处罚迎儿失手打死了她；想要将陈执中扳倒的一方则声称迎儿是被阿张打死的。现代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情有点不对啊。不应该是陈执中为了脱罪，故意说是阿张打死了女婢，让这件事跟自己无关才好吗？但实际情况却是相反的，整件事情看上去好像是陈执中在为阿张顶罪，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这是因为，宋代家奴女婢的法律地位很低，宋代法律规定，主人无故殴打家中奴婢致死并不需要偿命，只是要被判“徒”刑一年而已，如果是故意杀人，则罪加一等。如果家中奴婢犯错在先，主人处罚犯错的奴婢造成奴婢死亡，则不需要负法律责任。

所以，如果一定要陈执中负法律责任，就不能是陈执中指使家人处罚迎儿，家人失手将其打死，必须是陈执中的小妾滥用私刑打死人。

范镇反对用家事来扳倒陈执中的意见一出来，立即遭到了攻击。有传言说，范镇这个时候跑出来说这些话，是在有意带偏节奏，目的是营救陈执中。传言还说，范镇近年来升官升得很快，是得了陈执中的恩惠，为了报恩，他才出来说这些奸邪的话。赵抃听到这些传言后，立即上奏仁宗，直指范镇想要蒙蔽圣听。范镇非常生气，和赵抃在仁宗面前争论，话越说越重，遂结下终生的仇怨。

仁宗这时候还是很信任陈执中的，不管御史言官们怎么说，就是不罢免陈执中的宰相之职，引得舆论进一步发酵。关于陈执中的家丑，传言也越来越多，随后翰林学士欧阳修也在奏疏中说陈执中“家私秽恶，流闻道路”。关于陈执中家事的谣言，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大宋朝廷的形象。仁宗越是偏向留任陈执中，御史和言官就越是要求罢免陈执中，双方一直僵持了大半年。直到至和二年（1055）六月十一日，在舆情汹汹的情况下，仁宗终于扛不住了，下诏罢免了陈执中的宰相之位。历时大半年的迎儿案的各种谣传，在陈执中下台之后才逐渐平息。

巧的是，这时侬智高被杀的传言也传到了开封。

这一年六月十八日，宋廷将羁押在开封已经一年半的侬智高的母亲阿侬、弟弟侬智光、儿子侬继宗全部处死。但据司马光《涑水记闻》的说法，当时社会上也在谣传宋朝抓住的侬智高亲属根本不是真的。广西转运司曾向朝廷汇报说：“有消息称，余靖他们抓住的侬智高的母亲、弟弟、儿子，都是假的，是当地的蛮人为了升官发财，随便找了几个人冒充侬智高的家属。”

由于广西离开封实在太远，验证相关信息的难度太大，此事的确真假难辨，甚至连余靖自己都不敢肯定是不是抓对了人。抓到侬智高的亲属后，朝廷要余靖查明这些人的真实身份，他只得向朝廷建议说，可以先把他们押送到京城看管起来，等将来抓到侬智高，再让他本人来核验真伪。

等阿侬等人被送往京城后，朝廷发现侬智高一直下落不明，于是就想利用阿侬等人诱降他。所以阿侬等人入京后一直得到朝廷的优待，被好吃好喝供养着。据说，每个月光是供他们吃喝就要花费三百多贯。

有大臣向仁宗“吐槽”说，朝廷这么养着这帮逆贼，“徒费国财”，希望将他们明正典刑，以正国法。仁宗却很生气地说：“余靖欲存此以招智高，而卿等专欲杀之邪！”于是群臣不敢再有意见。为了表示诚意，朝廷还把当初对阿侬等人实施抓捕的杨元卿等人从广西调来开封，负责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

杨元卿等人与侬智高有血海深仇，结果到了京城天天服侍仇人的母亲，“若孝子之养亲”，气得找执政大臣哭诉，自己到底造了什么孽，要受这种罪！

朝廷希望侬智高为了家人主动投降，等了一年多，也没有任何动静。至和二年（1055）六月中旬，朝廷突然下诏将侬智高家属全部斩首示众。《续资治通鉴长编》解释说，这是因为“或传智高已死，遂并戮之”。看来这时北宋朝廷已听到了侬智高已死的消息，认为其家属作为人质的价值已不复存在，所以将他们一并处死。

同时，《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小字夹注中提到，司马光所著的《百官表》《大事记》等书中有当年四月侬智高死于大理的记载。看来，朝廷得到侬智高的死讯是在四月，六月决定将他的母亲、弟弟、儿子一并正法，又下诏给负责处理侬智高之乱善后事宜的广西安抚使余靖和邕州知州萧注升了官。《续资治通鉴长编》讲述了广西方面打探侬智高动向的一些努力，侬智高的死，余靖，特别是具体负责此事的萧注立了大功。

据说，萧注曾招募死士前去大理抓捕侬智高。广西到大理道路险绝，一路都是深山老林，所过之处，居民族属各异，言语不通。这批死士历经千辛万苦，翻山越岭，艰难跋涉一百多天才终于到了大理，却发现侬智高已经被大理杀了。为了向宋朝示好，大理还将侬智高的头割下来送给了宋朝，“函其首至京师”。《续资治通鉴长编》夹注说，这个说法来自《宋史·萧注传》，但《宋史·侬智高传》的说法却是，侬智高到了大理后“卒不出，其存亡莫可知”。

苏辙《龙川别志》中讲的任判官的故事里，侬智高到大理后，因为“复谋为乱”，最后“为南诏所杀”。萧注派去的死士回来报告说，侬智高“自为大理所杀”。

侬智高带着五百多亲信逃去大理，虽是败军，但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侬智高很有可能参与了大理国王与权臣高氏的斗争，或者卷入了大理几大权臣高氏、董氏、杨氏的斗争中，最后失败被杀。

所以，《萧注传》和《龙川别志》中侬智高死于大理的说法，倒也合情合理。侬智高“大概”“的确”是“真的”死了。

然而诡异的是，十二年后，又有消息说侬智高还活着。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治平四年（1067）八月六日，当时的桂州知州张田向朝廷汇报，他得到钦州知州石鉴的报告说：“蛮贼侬智高犹在大理国，及尝往来蜀中。”侬智高没死，十多年来一直寓居大理，并且经常前往四川，还来去自如。

石鉴还说，听说侬智高已“与大理结亲”，眼下正在大理“聚集蛮党，制造兵器，训习战斗”，看样子是打算卷土重来。因此，他建议朝廷早做准备。张田建议朝廷颁下密诏，让广西经略安抚司和东西两川钤辖司随时打探情况，严防死守。

朝廷接到这个汇报后相当吃惊，于是下诏给石鉴，让他去查明情况。石鉴回奏说：“智高作过，经今已十五余年，恐是蛮人诡诈。”石鉴这话说了等于没说。“蛮人诡诈”的说法，可以指当年侬智高在大理被杀的消息是假的，是大理人为了应付宋朝编造的谎言。侬智高根本没有死，十多年来一直躲藏在大理，召集余部，积聚力量，准备待时而动。也可以指侬智高还活着的传闻是大理人或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故意放出来的假消息，是为了引起朝廷的重视，或者营造宋朝边境地区的紧张气氛乃至引发恐慌情绪。

这两种理解都是说得通的，但放在这个场景下却显得极为怪异。石鉴当年参与了处理侬智高之乱善后事宜，侬智高兵败逃亡之际，石鉴正任邕州司户参军，是余靖和萧注领导的负责追捕侬智高的“特勤小组”的重要成员。偷袭特磨道抓住侬智高的母亲、弟弟和儿子的行动，石鉴是主要策划人和执行人。侬智高当年在大理是真死还是诈死，现在新冒出来的侬智高是真的还是假的，石鉴应该最清楚。结果石鉴居然不敢明确表态，而是用“蛮人诡诈”的话术来搪塞朝廷，这一点“细思极恐”。

在信息极度匮乏和信任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孤立的消息来源无法得到其他消息的验证，同时由于消息提供者信誉较差，听到消息的人第一反应就是放出消息的人在说谎。在这种情况下，亲历者也不敢给自己听到消息的真实性打包票。这类事情，信就是真的，不信就是假的，不可能有足够的证据去验证真伪。

侬智高的生死，也就成了彻头彻尾的罗生门。

朝廷对石鉴模棱两可的回复很不满意，随后下诏给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要他们继续认真调查侬智高的动向，如果侬智高真的没死，要提前做好准备，不要等到真出了事，到时措手不及。同时，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朝廷特意强调，如果打听到侬智高确实没死，也不要声张，避免当年四川的谣言大恐慌再次重演。

两年后的熙宁二年（1069）二月，广西经略安抚司在经过一番打探后，回复朝廷说：“侬智高确实没死，正在特磨道一带活动。已令现任邕州知州陶弼认真打探具体情况，并暗中做好布置，以防备侬智高突袭。”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好像侬智高真的没死。

不过，这事后来就没有了下文。史书中再也没有看到广西地方当局有关侬智高生死的进一步调查结果，估计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对当年的宋人，特别是经历过甲午再乱谣言和侬智高图谋进攻四川谣言双重恐慌的四川百姓来说，侬智高到底死没死就是一个永远的谜了。

关于侬智高生死的后续传闻本质上还是一种谣言，因为信息的匮乏和信任的缺失，无法证实或证伪的消息不断滋生、传播，谣言似乎有了自我繁殖的能力。

有意思的是，关于侬智高的生死，在千年之后又有了新故事。1980年前后，大理五华楼发现了一块元代大德三年（1299）立的墓碑，墓主是元代大理地区的名医白长善。

碑文讲述了白家世代行医、享誉杏林的光辉事迹。这块墓碑虽然磨损严重，但碑文中的一些重要字句仍然保留了下来。据碑文所载，白长善的祖先白和原是当年侬智高逃亡大理时的随从。“大宋仁宗皇祐四年壬辰，即我大理□□□□□□□□□□□□□□□□□□南州府，有和原从之”，这里脱落了十余字，按其文意可能是想说，皇祐四年（1052）侬智高起兵，曾在大理南境活动，白和原曾追随他。

接下来的一大段文字都已残损，其中只有一个“江”字能够辨认，这一段很可能是描述侬智高在邕州兵败后沿合江口西逃大理的情况。然后是“降于大理。其医术之妙则和原，文学□□□□□□□□□□□□□□□□□□□□”。这段话虽然有二十字的磨损，但文意仍然是很清晰的，意思就是侬智高带着随从投靠了大理。随行人员中人才济济，白和原以精妙的医术闻名，还有人以文学等才艺知名。所以，碑文接下来说，“大理文学、医方、巧匠，于斯而著”，可见，侬智高带去的人才后来成为大理各行各业的翘楚，为大理的文学、医学、手工业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重要的人才基础。

然后又是二十多个字完全磨损无法识读，接着就是一句非常关键的话，“不得不诛，然而不可使玉石俱焚□□□□□□□□□□□□□□□□□□□□□□□是函其首送于邕州萧□”。虽然这句话中大部分文字已无法辨识，但关键信息还在，意思就是大理迫于宋朝的压力，不得不将侬智高处死，然后将其首级送给了宋朝的邕州官员。碑文中的“邕州萧□”，应该就是当时负责追捕侬智高的邕州知州萧注。

根据“不可使玉石俱焚”推测，大理在处死侬智高后，将他的部属保护了下来，包括白和原在内的一众侬氏旧部没有受到株连，他们从此留在大理成为了大理人。

其后的一大段文字又因为残损完全无法识读，之后就是一段残毁非常严重但还可以识读出部分内容的文字，“是时黄玮以文学，和原以医术□□□□□□□□□□□□□□□□□□□□□□林，升和原为医长，由是为□□□□□□□□□□□□□□□□□□□”。这段话的意思大概是说，侬智高的部属中，黄玮以文学知名，白和原以医学著称，白和原后来因医术高超而成为大理国的医长，从此白氏世代为大理名医。

碑文中提到的黄玮，在宋代史籍中也出现过，乃是侬智高起兵时的主要谋士。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侬智高起兵前，经常跟广州进士黄玮、黄师宓一起商议。黄师宓后来在归仁浦之战中殒命，黄玮则下落不明。看来黄玮也跟着侬智高逃亡到了大理，并成为大理文坛的知名人物。

碑文给我们提供了相当多的重要信息，特别是关于侬智高的死，碑文给出了清晰的答案，那就是侬智高的确为大理所杀，其首级被送给了宋朝。碑文的相关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和前面讲述的邕州知州萧注派人去大理追捕侬智高的故事相参证。按《萧注传》的说法，宋朝方面所派之人到了大理后还没来得及行动，“智高亦自为大理所杀”，事后大理又“函其首至京师”，这些叙事与白和原的经历基本上相合。

《龙川别志》《萧注传》和《侬智高传》的说法，三者比较起来，《萧注传》更加可信一些。但这也只是一种推测，无法进一步证实碑文所言就是真相。

这时，就要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谣言滋生的两个要素：信息的极度匮乏和信任的严重丧失。碑文上的说法，其实是两百多年后当事人后代的追述，白氏后人的说法并不见得就比《龙川别志》《萧注传》或《侬智高传》更可靠。特别是碑文的开篇部分，白氏后人用了大量篇幅追述自己的祖先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从弟白敏中，这显然是附会之辞。因此，碑文记载的情节跟《萧注传》相似，未尝不是另一种附会。

白和原可能真的是当年跟着侬智高一起逃亡大理的医官，他当然知道侬智高生死的真相，但白家人并不一定能够准确传承这种真相。因为历史记载可以重塑个体或集体的历史记忆，家族历史的记忆尤其如此。从碑文的叙事手法来看，白氏家族的祖先记忆是被唐史改造过的，唐代名人白居易、白敏中的事迹明显窜入了白氏家族的族谱之中。而白氏家族的时间记忆则是被宋史改造过的，碑文中叙事的时间竟然用的是宋朝的皇祐纪年。他们没有用大理的年号，更没有用侬智高称帝之后自定的年号。

碑文中关于侬智高的故事情节与《萧注传》中的记载相似，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萧注传》的说法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成为主流叙事，从而影响到了白家人的历史记忆？这个时候，信任就成为最重要的因素。我们是否可以对基于白家家谱的白和原事迹和侬智高结局予以完全的信任？我想，任何一个史学工作者或者历史爱好者都不敢说家谱就很可靠吧。

甲午再乱谣言最后的高潮，事实上是由侬智高的生死不明掀起的。理论上来说，只有弄清了侬智高逃亡到大理后的动向和结局，才能真正让四川社会安定下来。然而，这个问题别说当时的人限于条件搞不清楚，就算是今天我们掌握了更长时段的信息和更大范围的史料，仍然说不清楚。

事实上，一些重要人物生死不明，在历史上并不特殊。甲午二乱中，在四川轰轰烈烈地大干了一场的李顺，最后的结局也是一个非常奇幻的罗生门。关于李顺的生死，足以拍成一部精彩绝伦的谣言大剧。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淳化五年（994）五月初六，宋军在主帅王继恩的率领下收复成都，进城之后，擒获李顺及其所建立的大蜀政权的枢密使计词、吴文赏等人，缴获铠甲装备以及官服、器物等。《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这条记载，应该来源于王继恩在战后给宋太宗的军情奏报。五月十八日，朝廷收到四川平叛战事大功告成、李顺已被就地正法的消息，立即由宰相率领文武百官以及诸军将校在崇德殿举行了庆贺仪式。太宗和宰相、枢密使等人一起参观了王继恩派人送来的大蜀政权的龙袍和官印，以及缴获的金银器、铠甲、旗帜等战利品。

按照《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李顺在起义失败后已经被王继恩就地正法了，整个过程情节详实，事实清楚，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李顺死后没几天，就开始出现真正的李顺没有死，被王继恩斩首的李顺是他人冒充的这种传言。

南宋人王明清写了一本《挥麈后录》，他在书里引述了一段现在已经散佚了的《太宗实录》中的文字，其中说到淳化五年五月，李顺之乱被平定后没几天，就有一个叫张舜卿的人跟太宗说：“臣听闻李顺早就逃跑了，前线将领们抓到的根本不是真正的李顺。”

张舜卿当时的官职是“带御器械”，有点像民间戏文里的御前带刀侍卫之类，是皇帝的近侍武官，虽然官不大，跟皇帝的关系却很亲近。在这种满朝欢庆的时候，张舜卿这种不和谐的话立即惹得太宗十分光火。太宗生气地斥责张舜卿道：“李顺贼党才被平定没几天，你怎么就知道事情的原委了呢？你这是见不得别人立功，企图中伤朕的功臣啊！”说罢下令将张舜卿拖出去斩了。后来张舜卿并没有真被处斩，但也因此丢了官。张舜卿敢于在太宗面前这么说，显然是听到了很多李顺没死的流言。太宗出于稳定人心及树立朝廷威信的目的，果断地阻止了谣言在朝廷上的传播。

太宗虽然可以让官员们闭嘴，但李顺到底死没死，老百姓信不信李顺已死，这种事情，太宗却没有办法控制。李顺没死的流言蜚语和小道消息一直在民间继续流传。到了南宋，陆游结合在四川听到的消息以及后续发生的一些奇案，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李顺的人生结局。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宋军攻陷成都前，李顺知道大势已去，于是在城里以祈福的名义召集了数千名僧人举行供养仪式，又让属下童子数千人全部剃度出家，换上僧装。一切准备就绪后，等到傍晚时分，成都的东、西两座城门打开，让这几千名僧人一起冲了出去。这些僧人一下子全都跑散，李顺从此也失踪了。人们纷纷猜测，李顺已经提前剃发易服，混在这些僧人里面逃出了城。第二天，王继恩率大军入城，抓到一个相貌与李顺颇有几分相似的大胡子。于是将此人处斩，并向朝廷做了汇报。

讲完李顺化装潜逃的精彩剧情后，陆游接着说了张舜卿的故事，情节与刚才引述自《太宗实录》佚文的那个故事差不多。陆游说，太宗以为张舜卿在造谣生事，搬弄是非，差点杀了他。但陆游很快就帮张舜卿平了反，陆游称，有可靠消息说，真宗天禧元年（1017），真正的李顺在岭南被抓获。朝廷最初打算将这个新捕获的李顺公开处斩，并让百官上表称贺，却遭到当时负责审理此案的侍御史知杂事吕夷简的反对。最后，朝廷偷偷在狱中将新捕获的李顺处决，草草结案了事。这个时候一些大臣才明白，张舜卿所言非虚，是太宗冤枉了他。

《续资治通鉴长编》在天禧元年十一月九日记录了一个奇怪案件的处理结果。这一天朝廷下令，将广州的平民李延志黥面之后发配安州（治今湖北安陆）牢城。根据相关的案情记录，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李延志是广州人，他在咸平三年（1000）王均兵变时寓居益州，曾在王均的裨将崔麻胡手下做事。王均兵变被镇压后，李延志逃回广州老家躲了起来。天禧元年的某一天，李延志跟广州怀勇军的士兵许秀等人喝酒，喝高兴之后，李延志说起了王均兵变和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往事，讲得绘声绘色，犹如身临其境一般。许秀听后怀疑李延志就是李顺，于是向官府揭发，并且还找来经常跟李延志聊天的同营士兵来做人证。

广州知州李应机闻报之后，知道这是个大案子，不敢擅自处理，便将相关涉案人员一并押送京城交给御史台审问。知道抓获真正的李顺，枢密院的官员异常兴奋，甚至建议朝廷大肆庆贺一下。为此，枢密院一再催促御史台尽快以李延志就是李顺的结论结案。

但御史台审理之后发现李延志并不是李顺，负责此案的御史台官员吕夷简就把枢密院的意见硬顶了回去，还说：“是可欺朝廷乎！”意思是枢密院贪功求赏，试图制造冤假错案。吕夷简因此得罪了当时枢密院的主官。据给吕夷简写行状的李宗谔“爆料”，这个枢密院的主官就是当时的枢密使王钦若。

最后，朝廷接受了御史台的审理意见，否定了李延志是李顺的说法，将此案以诬告案结案。李延志被刺字发配牢城，原告许秀则被“杖脊而遣之”。

按《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李延志一案的案情相当详细，看上去条分缕析，似乎并无可疑。但仔细一想，其中的主要情节没有一处是通的，处处透露着诡异的味道。

照《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的案情，李延志就算不是真的李顺，也是参与了王均兵变的漏网之鱼，多年后还跟士兵们炫耀当年造反的光辉岁月。这件事情闹这么大，对李延志的处理竟然只是黥面发配牢城，这个处罚也太轻了些。

另外，李延志劫后余生，从成都千里迢迢逃回广州，不隐姓埋名好好过日子，却天天跟一帮士兵厮混，还经常翻炒自己以前参与造反的旧闻，好像生怕人家不知道他是反贼余党。他这种作死的操作，简直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不过，从天禧元年（1017）这个案发时间点、广州这个案发地点，以及参与审案的御史台主要负责官员吕夷简这三个基本要素来看，李延志应该就是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面讲的那个天禧元年岭南抓获真李顺故事的原型。

除此之外，沈括还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版本的真假李顺案。沈括早年在泉州认识了一个叫陈文琏的退休官员，此人以前在广州做过巡检使。景祐年间（1034-1037），有人告发真正的李顺潜藏在广州，陈文琏奉命带兵抓住了这个真李顺。据陈文琏说，当时李顺已经七十多岁了。

这个真李顺被捕后，广州官府立即就地提审了涉案人员，把案情审问得非常清楚明白。接着这个真李顺就被押送去了开封，朝廷复核之后，确认案情属实。但朝廷考虑到此事已过去几十年，所以不想对外张扬这件事，最终只是把这个真李顺暗中处死了事。但结案之后，朝廷追认了陈文琏抓捕真李顺的功劳，给他升了官。

康定年间（1040-1041），陈文琏退休回到泉州老家，和少年沈括成了忘年交。据沈括说，景祐年间审问这个真李顺的详细案情记录，陈文琏一直收藏在家中，因此此事可谓千真万确。几十年后，沈括把陈文琏给他讲的这个真李顺被抓捕归案的故事写进了《梦溪笔谈》里。

沈括转述的陈文琏所破获的真李顺案，案发地点也是在广州，李顺身份暴露也是因为被人告发。除了时间对不上，其余的情节看上去跟天禧元年（1017）的李延志案是同一个案件，陈文琏应该就是此案中在一线指挥抓捕嫌犯的办案人员。《梦溪笔谈》为沈括晚年的作品，写作时间一般认为在11世纪90年代，这时离陈文琏给他讲这个故事的康定年间，已经过去差不多半个世纪了。很有可能多年以后，沈括记错了时间，把天禧初年发生的事情误植到了景祐年间。

沈括说李顺在起义失败后潜逃了三十多年，事实上，李顺在淳化五年（994）起义失败，如果此案发生于景祐年间，那么李顺已经潜逃超过了四十年。显然，把这事置于景祐年间，在时间上是有问题的。

李顺的生死结局跟所有的谣言一样，因为信息的缺乏或者不透明，产生出许多不同的版本，而在传播的过程中又进一步走样，以致同样的剧情可以演绎出几个不同的版本。《老学庵笔记》和《梦溪笔谈》中都说，朝廷最后接受了吕夷简的意见，暗中处死了真李顺。对比处处透露着怪异的李延志案，我们不得不怀疑，《续资治通鉴长编》上官方档案记录的李延志案的案情，很有可能被动了手脚。

一向政治站位高、大局意识强的吕夷简故意把真李顺说成是李延志，恐怕才是李延志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言行如此不可理喻的真正原因。这个案件的真相很有可能是：李延志就是真李顺。为了掩盖这个丑闻，吕夷简故意大事化小，淡化处理，对涉案人员从轻发落。但这只是明面上的处理手段，暗地里，他又将李延志在狱中偷偷处决。所谓刺配牢城的判决，只是做出来圆谎的文字游戏而已。

不过，上述这个剧情演绎，也只是依据有限的信息填补空白后的猜测，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整个故事的真实性。

事实上，李顺的生死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谣言故事。如果淳化五年起义失败后被王继恩处死的那个李顺是真的，则后面几十年里关于李顺还活着的一切传说就都是谣言；反之，如果淳化五年死的那个李顺不是真的，则向朝廷上报擒获李顺的前线主帅王继恩，以及首先被骗、后来为了维护朝廷颜面而非要坚持假李顺是真李顺的宋太宗，就都是在造谣。

谣言的背后一定有真相，但真相在很多时候往往是无法直视的。而且在谣言引起的一系列事件中，真相反倒没有那么重要。李延志案中，宋朝统治者似乎并不真正关心李顺是否已经伏法。负责在前线带兵镇压起义的王继恩关心的是能不能第一时间擒获反贼元凶向朝廷交差；宋太宗关心的是能不能及时宣布李顺的死讯，借此来营造胜利的氛围；几十年后告发真李顺的那些人觉得自己借此能兑换一场大富贵；而坚持要把李顺已死做成铁案的吕夷简关心的则是能不能保全朝廷的脸面。至于真相如何，都不是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

当然，如果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李顺在起义失败后能够逃脱王法的制裁，逍遥法外几十年，当然是大快人心之事。而这恐怕才是真假李顺的谣言从北宋一直流行到南宋，始终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真正原因。李顺扑朔迷离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人民在用谣言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