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休息吧，”比拉尔对罗伯特·乔丹说。“在这儿坐下，玛丽亚，我们休息吧。”

“我们该继续赶路，”罗伯特·乔丹说。“到那儿再休息吧。我必须见到这个人。”

“你能见到的，”妇人对他说。“不用着急。在这儿坐下，玛丽亚。”

“走吧，”罗伯特·乔丹说。“到山顶上休息吧。”

“我现在休息，”妇人说着，在小河边坐下。姑娘挨着她坐在石南丛中，阳光照耀着她的头发。只有罗伯特·乔丹站着，眺望着高山草地的对面，草地上有一道有鳟鱼的小溪流贯其间。他脚边长着石南。那较低的草地上长着黄色的蕨类植物，而不是石南，其中兀立着一块块灰色的大圆石，山坡下有一排黑魆魆的松树。

“去聋子那儿有多远？”他问。

“不远，”妇人说。“过了这片空地，顺着下一个山谷，到这小河源头处那片树林的上方就是。你坐下吧，宽宽心，别那么严肃。”

“我要见见他，了结这件事。”

“我要洗洗脚，”妇人说着，脱掉绳底鞋，拉下一只长统厚羊毛袜，把右脚伸进水流。“天哪，真冷。”

“我们骑马就好了，”罗伯特·乔丹对她说。

“走走对我有好处，”妇人说。“我就是一直没有机会走走。你这是怎么啦？”

“没什么，只是我得赶紧。”

“那就别激动。有的是时间。今天天气真好，离开了松林多痛快。你没法想象松林会叫人觉得多厌倦。你不厌倦松林，美人儿？”

“我喜欢松林，”姑娘说。

“松林有什么可喜欢的？”

“我喜欢松林的香味和脚踩松针的感觉。我喜欢高大的树林中的风声和树枝相擦的吱吱声。”

“你什么都喜欢，”比拉尔说。“要是你能把饭菜烧得稍微好一点，哪个男人娶了你都是好福气。可是松树成林，就叫人厌烦。你从没见过山毛榉、橡树或栗树的林子。那才叫林子。在那种林子里，每棵树都不同，有特色，好看。成片的松林，叫人厌烦。你认为怎么样，英国人？”

“我也喜欢松林。”

“得了，”比拉尔说。“你们俩呀。其实我也喜欢松林，可是我们在松林里待得太久啰。还有，我讨厌这些山。山里只有两个方向。下山，上山，而且下山只通公路和法西斯分子占领的城镇。”

“你曾到过塞哥维亚吗？”

“什么话？带这张脸去？这张脸是出了名的。你愿意长得丑吗，美人儿？”她对玛丽亚说。

“你不丑。”

“得了，我不丑。我生来就丑。我丑了一辈子啦。你，英国人，一点也不懂女人。你可知道丑女人的感觉？你知道一辈子都丑的人心里却自以为很美是怎么回事？这是挺古怪的，”她把另一只脚也伸进溪水，随即缩回来。“天哪，真冷。瞧那鹡鸰，”她说着，指指一只在小河上游一块石头上蹦跳着的圆滚滚的灰色鸟。“这种鸟一点用处也没有。既不会叫，肉又不能吃。只会尾巴翘上翘下。给我来支烟，英国人，”她说着，接过烟卷，从衬衣袋里掏出火刀火石，点上了烟卷。她一口口地抽烟，望着玛丽亚和罗伯特·乔丹。

“生活真稀奇，”她说着，鼻孔喷出烟来。“我是男人准是条好汉，可是我是个十足的女人，十足的丑。不过不少男人爱过我，我也爱过不少男人。真稀奇。听着，英国人，这很有趣。瞧我眼前这副丑模样。仔细瞧瞧，英国人。”

“你不丑。”

“怎么不丑？别跟我撒谎。要不，”她低沉地大笑一声，“你也开始动心了？不。这是说说笑话。不。瞧这丑相。可是男人爱上了你，心里就有一种感情，使他不辨美丑。你心里有了这种感情，使他不辨美丑，使你自己也不辨美丑。然后有一天，不知为什么，他看出了你本来的真实丑相，不再不辨美丑了，于是你像他一样，也看出了你自己的丑相，你就丢了男人和你自己的感情。你懂吗，美人儿？”她拍拍姑娘的肩膀。

“不，”玛丽亚说。“因为你不丑。”

“要用你的头脑，可别用你的心肠，”比拉尔说。“听着，我要跟你们讲些很有趣的事。你不觉得有趣，英国人？”

“有趣。可是我们得走。”

“什么走不走。我在这儿很好。要接着说。”她说下去，这时针对着罗伯特·乔丹，仿佛在对着教室里的学生讲话，简直好像正在讲学。“要不了多久，你变得跟我一样丑，变成要多丑有多丑的女人的时候，那时候，我说啦，要不了多久，那种感情，那种自以为漂亮的白痴般的感情，又会慢慢地在你心中成长。像棵大白菜那样长起来。那时，等这种感情成长了，另一个男人见到了你，认为你很漂亮，然后又是这老一套。我现在觉得再不会有从前的情形了，不过还说不定呢。你很交运，美人儿，你不丑。”

“可我真丑，”玛丽亚坚持说。

“问他吧，”比拉尔说。“别把脚伸在小河里，会冻着的。”

“罗伯托说我们该走，我看是该走了，”玛丽亚说。

“听你说的，”比拉尔说。“我在这件事上冒的风险跟你的罗伯托冒的风险一样大，可我说我们在这儿水边休息一下挺舒服，时间有的是。而且我喜欢谈谈。我们也只有这一点文明行为啦。我们还可以怎样散散心呢？我说的话你不感兴趣，英国人？”

“你说得很好。可是还有别的事使我感兴趣的，不光是议论美不美。”

“那我们就谈谈使你感兴趣的。”

“运动开始时你在哪儿？”

“在老家。”

“阿维拉？”

“什么，阿维拉。”

“巴勃罗说过他是阿维拉人。”

“他撒谎。他想把老家那镇子说成是大城市。是这个镇子，”她举了个镇子的名字。

“当时出了什么事？”

“很多大事，”妇人说。“很多大事。可全都是丑事。哪怕本来是光彩的。”

“跟我谈谈这情况，”罗伯特·乔丹说。

“情况很惨烈，”妇人说。“我不想当着丫头的面讲。”

“讲一讲吧，”罗伯特·乔丹说。“她不该听的，不听就是。”

“我可以听，”玛丽亚说。她把一手搁在罗伯特·乔丹手上。“没什么我听不得的。”

“问题不在你听得听不得，”比拉尔说。“而是我该不该对你讲了让你做恶梦。”

“我不会听了故事就做恶梦，”玛丽亚对她说。“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事，难道你还以为我听了故事会做恶梦？”

“说不定会叫英国人做恶梦。”

“试试看吧。”

“不，英国人，我不是说笑话。你见过小城镇开头搞运动的情况吗？”

“没有，”罗伯特·乔丹说。

“那你就没见过世面了。你看到了巴勃罗现在垮了的模样，可你能看到当日的巴勃罗就好了。”

“讲一讲吧。”

“不。我不想讲。”

“讲一讲吧。”

“那好吧。我要把这件事的真相如实讲一讲。可你，美人儿，如果讲到了使你烦恼的地方，就跟我说。”

“如果讲得使我烦恼，我就不听，”玛丽亚对她说。“这不会比那许多的烦恼更糟吧。”

“我看会，”妇人说。“再给我来支烟，英国人，我们就说说。”

姑娘仰靠在小河岸上的石南丛中，罗伯特·乔丹手脚伸开了躺着，背部着地，脑袋枕着一丛石南。他伸手摸到了玛丽亚的手，握在自己手中，把两人的手在石南上擦着，直到她摊开手掌，平放在他手上，两人就这样听着。

“那天大清早，兵营里的民防军投降了，”比拉尔开始讲。

“你们袭击了兵营？”罗伯特·乔丹问。

“巴勃罗摸黑包围了兵营，割断电话线，在一堵墙脚下安上炸药包，喊话要民防军投降。他们不肯。天一亮，他把那堵墙炸开。接着就打响了。两名民防军被打死。四名受伤，四名投降。

“清早天蒙蒙亮，我们大家伏在房顶上、地上、墙脚边和房子旁，爆炸掀起的尘土那一刻还没有落定，因为在空中扬得很高，没风吹散它，我们大家正朝着房子被炸开的一面开火，装上子弹，向烟雾里开枪，屋里仍有步枪打枪的闪光，接着烟雾里有人一声叫喊，要求别再开枪，出来了四名民防军，举着双手。屋顶已坍下一大片，一边的墙没了，他们走出来投降。

“‘里面还有人吗？’巴勃罗喊着。

“‘有些受伤的。’

“‘看住他们，’巴勃罗对已从我们射击的地方赶来的四人说。‘站在那儿。靠着墙，’他对民防军说。四名民防军贴墙站着，又是脏，又是灰，给硝烟熏得一身脏，那四个在看守他们的人用枪对准了他们，巴勃罗和其他人就进屋去结果那些受伤的人。

“他们干了这个之后，就再没伤兵的声息了，没哼哼声，没哭叫声，兵营里也没了枪声，巴勃罗一伙来到外面，巴勃罗把猎枪挎在背上，手里拿着一支毛瑟手枪。

“‘瞧，比拉尔，’他说。‘这家伙刚才在一个自杀的军官手里。我从没开过手枪。你，’他对其中一名民防军说，‘把这枪开给我看，是怎么回事。不。别开给我看。跟我讲。’

“兵营里枪杀伤兵时，那四名民防军靠墙站着，在冒着汗，一句话也不说。他们都是高个子，一副民防军的丘八相，跟我的脸型差不多。只是在他们一生的末一个早晨来不及刮脸，脸上长满了细细的胡子茬，他们靠墙站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

“‘你，’巴勃罗对离他最近的那个说。‘讲给我听，枪怎么开。’

“‘把小控制杆往下扳，’那人声音干巴巴地说。‘把套筒向后拉，让它朝前弹。’

“‘套筒是什么？’巴勃罗问，望着那四名民防军。‘套筒是什么？’

“‘扳机上方的那一截金属套。’

“巴勃罗往后一拉，但卡住了。‘现在怎么办？’他说。‘给卡住了。你骗了我。’

“‘再往后拉，让它朝前轻轻反弹，’那民防军说。我从没听到过那样的说话声调。那声调比没有日出的清晨还阴沉。

“巴勃罗照着那人讲的拉一下，然后一松手，金属套筒就向前弹回原处，击铁到位，手枪处于击发状态。那是一支难看的手枪，枪柄小而圆，枪筒大而扁，使起来不灵巧。在这段时间里，那些民防军一直望着他，他们一声不吭。

“‘你打算把我们怎么办？’有一个问他。

“‘毙了你们，’巴勃罗说。

“‘什么时候？’那人用同样阴沉的声调问。

“‘现在，’巴勃罗说。

“‘在什么地方？’那人问。

“‘这儿，’巴勃罗说。‘这儿。现在。此时此地。你们有什么要说的？’

“‘没什么，’那个民防军说。‘不过这是卑鄙的做法。’

“‘而你是个卑鄙的东西，’巴勃罗说。‘你这杀害农民的家伙。你这连自己的亲娘都会枪杀的家伙。’

“‘我从没杀过人，’那个民防军说。‘别提我娘。’

“‘死给我们看看吧。你们这帮历来杀人的家伙。’

“‘没必要侮辱我们，’另一名民防军说。‘我们知道该怎么死。’

“‘脑袋顶着墙，朝墙跪下，’巴勃罗对他们说。这些民防军你望望我，我望望你。

“‘听着，跪下，’巴勃罗说。‘蹲下身子，跪下。’

“‘你看怎么样，巴柯？’有名民防军朝那个个儿最高、跟巴勃罗讲过怎么使手枪的人说。他衣袖上佩着班长的条纹，他大汗淋漓，尽管清早还很凉爽。

“‘跪就跪，’他回答。‘无所谓。’

“‘这就更接近土地啦，’第一个人说，他想说句笑话，但是大家都非常严肃，没法开玩笑，所以没人笑。

“‘那我们就跪下吧，’第一个民防军说，于是四人都跪下，脑袋顶着墙，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模样很别扭，而巴勃罗在他们背后走去，用手枪的枪筒抵着他们一个个的后脑勺，就这样逐个抵着他们的后脑勺开了枪，枪声响处，一一倒下。我现在好像还能听到这刺耳而被闷住的枪响，看到那枪筒猛的一跳，那人的脑袋朝前耷拉下去。手枪碰到后脑勺的时候，有一个的脑袋一动不动。有一个把脑袋向前冲，前额抵在石墙上。有一个浑身哆嗦，脑袋直晃。只有一个用双手挡在眼睛前面，他是最后一个，四具尸体倒在墙脚边，这时，巴勃罗转身离开他们，向我们走来，手里仍旧握着手枪。

“‘给我拿着手枪，比拉尔，’他说。‘我不知道怎样放下击铁。’他就把手枪交给了我，站在那儿，望着那四名民防军身靠兵营的墙躺着。所有跟我们一伙的也都站在那儿，望着死人，谁都不说话。

“我们拿下了那个镇子，那时还是清早，没人吃过东西，也没谁喝过咖啡，我们互相望望，炸了兵营之后，大家都弄得满身尘土，就像打谷场上的人那样，我握着手枪站着，手里沉甸甸的，望着墙边民防军的尸体，觉得恶心。他们和我们一样，灰扑扑的浑身是土，只是每具尸体这时都在用它的鲜血把身边墙脚下的干泥地弄得湿乎乎的。我们站在那儿，太阳从远方的山上升起，阳光照在我们当时站着的路上，照在兵营的白墙上，空中的灰尘在初升的阳光下成为金黄色，我身边的一个农民望望兵营的墙，望望倒在那儿的尸体，然后望望我们，然后望望太阳说，‘好家伙，一天开始了。’

“‘我们现在喝咖啡去吧，’我说。

“‘好，比拉尔，好，’他说。我们就走进镇子到了广场，而那正是镇上最后被枪毙的一批。”

“其他人的情况怎么样？”罗伯特·乔丹问。“镇上难道没别的法西斯分子？”

“什么话，没别的法西斯分子？还有二十多个呢。可是一个也没被枪毙。”

“采取了什么办法？”

“巴勃罗命令用连枷把他们活活打死，然后从峭壁顶把他们扔进江中。”

“全体二十个都这样？”

“我来讲给你听。事情不那么简单。我永世不想看到这种情景了，那就是在江边峭壁顶的广场上用连枷把人活活打死。

“那镇子建在江边高高的岸上，那儿有片广场，广场上有个喷水池，有几条长椅和给长椅遮阴的大树。住家的露台都对着广场。有六条街通到广场，住家门前有条连拱廊环绕着广场，这样，阳光灼热的时候，人们可以在廊阴下行走。广场三边是连拱廊，第四边峭壁边缘有一条有树木遮阴的走道，朝下很远的地方是那条江。走道离下面的江面有三百英尺。

“巴勃罗安排一切，就像他安排袭击兵营一样。他先用大车堵住通往各条大街的路口，仿佛把广场安排好准备举行一次业余斗牛戏。法西斯分子统统被关在镇公所，那是广场一边最大的房屋。那只大时钟就是安在那房屋的墙上的，法西斯分子的俱乐部就在那连拱廊下的几幢房屋内。他们在连拱廊下俱乐部门前的人行道上摆了些桌椅供俱乐部用。运动前，那就是他们惯常喝开胃酒的地方。桌椅都是柳条编制的。那儿的模样很像咖啡馆，但更讲究。”

“俘虏这些人的时候难道没有发生战斗？”

“巴勃罗在袭击兵营前一晚就把他们逮住了。不过当时已把兵营包围了。袭击开始的同时，他们全都在家里被逮住。干得真聪明。巴勃罗是个组织家。不这样，他在袭击民防军兵营的时候，人家就会在他的两翼和背后向他进攻了。

“巴勃罗真聪明，不过也真残忍。他把镇上的这件事布置得面面俱到，井井有条。听着。袭击得手了，最后四名民防军投降了，他在墙脚下毙了他们，我们在拐角处早班公共汽车起点站边那家总是最早营业的咖啡馆喝了咖啡之后，他就动手布置广场。大车给架在一起，就和准备举行业余斗牛戏一模一样，只有朝江面的那一边没堵住。这一边畅通无阻。巴勃罗接着命令神父给法西斯分子忏悔，还给他们做必要的圣事。”

“这事是在什么地方干的？”

“在镇公所，我说过啦。镇公所外有一大群人，神父在里面干这些事的时候，外面有些人行动轻浮，大声骂娘，大多数人可十分严肃，恭恭敬敬的。开玩笑的是那些喝酒庆祝拿下兵营而已经喝醉的人，还有一些是在任何时候都是醉醺醺的游手好闲者。

“神父在做圣事的时候，巴勃罗把广场上的人排成两行。

“他叫大家排成两行，就像叫人们排好了准备拔河比赛，也像人们在城里站着观看公路自行车比赛到终点时那样，只给运动员留出一条狭路从中通过，也像人们站着让路给圣像仪仗队通过。两排人之间空出两米宽的一条道，人们从镇公所门口排起，横贯整个广场，一直排到峭壁的边缘。这样，从镇公所大门出来的人朝广场一看，就会看到两行密集的人在等待着。

“这些人配备了打麦子用的连枷，两排人之间有足够的抡连枷的余地。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连枷，因为搞不到这许多。但是大多数人从堂吉列尔莫·马丁的铺子搞到了，这人是法西斯分子，卖各种各样的农具。没有连枷的人拿着粗大的牧人的棍棒，或赶牛棒，有的拿着木制的干草叉，那是打麦子后用来把干草和麦秆挑向空中的带木齿的叉子。有的拿着镰钩和大镰刀，但这些人巴勃罗安排在队伍中靠近峭壁的那头。

“两排人静悄悄的，那是个晴天，就像今天一样晴朗，高空中飘着云，就像现在一样，广场上那时还没灰尘，因为上一夜露水很浓，树木的阴影投在两排人的身上，你听得到泉水从狮子塑像嘴里的铜管中喷出，落入圆池中，妇女们平时带了水罐就在那儿装水。

“只有神父在给法西斯分子做圣事的镇公所附近，才有下流的笑骂声，这些人，我说过，是已经喝醉的二流子，他们挤在窗外，隔着窗上的铁栅，对里面大声骂娘，开下流的玩笑。站队的两排人大多数不声不响地等着，但我听到有人对另一个说，‘里面会有女的吗？’

“另一个说，‘基督保佑，但愿没有。’

“这时有一个说，‘巴勃罗的老婆在这儿。喂，比拉尔。会有女的吗？’

“我一看，那是个农民，穿着出客穿的外套，大汗淋漓的，我就说，‘没有，华金。没女的。我们不会杀女的。我们干吗要杀他们的女人？’

“他说，‘多谢基督，没女的，那么什么时候动手啊？’

“我就说，‘等神父一做完祈祷就开始。’

“‘那么神父呢？’

“‘不知道，’我对他说，看到他脸上的肉在抽动，汗水从前额上淌下来。‘我从没杀过人，’他说。

“‘那你得学学，’他身旁一个农民说。‘不过我看不会用这家伙揍一下子就叫人送命吧。’他双手握着连枷，怀疑地望着它。

“‘妙就妙在这儿，’另一个农民说。‘得多揍几下子才行呢。’

“‘敌人拿下了巴利阿多里德。他们拿下了阿维拉，’有一个说。‘我们来镇上前，我就听到这消息了。’

“‘他们决不会拿下本镇。这镇子是我们的。我们赶在他们前面动了手，’我说，‘巴勃罗不是那种等着他们来动手的人。’

“‘巴勃罗真能，’另一个说。‘不过这次结果民防军，他很自私。你说对不，比拉尔？’

“‘对呀，’我说。‘可现在大家都在插手这件事。’

“‘是啊，’他说。‘这次安排得很好。但是我们为什么再听不到关于战争的消息呢？’

“‘袭击兵营前巴勃罗把电话线割断了。电话线还没接好。’

“‘啊，’他说。‘原来这样，怪不得我们现在听不到消息了。我这消息还是今天一早从养路站那儿听来的。’

“‘干吗用这办法来对付他们，比拉尔？’他对我说。

“‘为了省子弹，’我说。‘还有，每人都该分担一份责任。’

“‘那就该动手了。该动手了。’我望着他，见到他在哭。

“‘你干吗哭，华金？’我问他。‘这没什么可哭的。’

“‘我忍不住啊，比拉尔，’他说。‘我从没杀过人。’

“小镇上大家认识大家，一向都知道大家的底细，你要是没见过小镇上闹革命的日子，就等于没见过世面。这天，横贯广场的那两排人中间，大多数都匆匆赶到镇上，身上都穿着地里干活穿的衣服，不过也有人不知道运动头一天该怎么穿着，竟穿上了出客的或者过节时的衣服，后来看到别人，包括那些袭击兵营的人，都身穿最破旧的衣服，觉得自己穿得不对头，很不好意思。但他们不愿脱下外套，生怕丢失，或者被二流子偷去，所以他们就站在太阳下冒着汗，等着动手。

“接着起风了，广场上这时尘土干了，因为大家走的走，站的站，来回走动，弄松了尘土，就被刮了起来，于是一个身穿藏青色出客外套的人大声说‘洒水，洒水！’那个负责每天早晨用水龙带在广场洒水的广场管理员就走来拧开水龙头，从广场边缘开始，然后向广场中央洒水，把尘土压下去。那两排人随即向后闪开，让他把广场中央的尘土压下去；水龙带弯成大圆弧形，挥动着，喷出的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大家把身子拄在自己的连枷、棍子或白木草叉上，望着那水流在扫射。等广场上洒得很潮湿，灰尘不再飞扬，两排人就又站好了队，有个农民大声说，‘我们什么时候对付第一个法西斯分子？第一个什么时候从牛棚里出来啊？’

“‘快了，’巴勃罗从镇公所大门口向外大声说，‘第一个快出来了。’他声音嘶哑，因为袭击兵营时大声吆喝过，而且硝烟呛人。

“‘还磨蹭什么？’有人问。

“‘他们还在忏悔自己的罪孽哪，’巴勃罗大声说。

“‘这很清楚，他们有二十个嘛，’有人说。

“‘不止，’另一个说。

“‘二十人中间可以一一数说的罪孽可不少。’

“‘是啊，但我看他们是在搞鬼，想拖时间。当然，面对这样的紧急情况，除了滔天大罪，记不起别的了。’

“‘那就耐心等吧。因为他们有二十多个，滔天大罪够多，讲起来可花时间哪。’

“‘我有耐心，’另一个说。‘但是最好还是快点了事。对他们，对我们，都是快点儿好。现在是七月天了，有不少活。我们收割了，但还没打麦。现在还不是赶集、过节的时光。’

“‘但是今天就等于赶集、过节啊，’另一个说。‘是自由节，从今天起，这些家伙一被消灭，这镇子和土地就是我们的啰。’

“‘我们今天要打的麦子就是这些法西斯分子，’有一个说。‘打掉外壳就有本镇的自由。’

“‘我们必须管理好这个镇子，不辜负它，’另一个说。‘比拉尔，’他对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开组织大会？’

“‘这件事办完，马上就开，’我对他说。‘就在镇公所大楼开。’

“我正戴着一顶民防军的三角漆皮帽闹着玩，我想显得自然些，扣住了手枪的扳机，用大拇指把击铁朝前推，上了保险。手枪系在我束腰的绳子上，那长长的枪筒插在绳子下。我戴上帽子的时候，觉得这个玩笑很有意思，尽管后来我想，当初拿民防军的帽子还不如拿枪套的好。但有一排人中间有人对我说，‘比拉尔，好闺女。你戴这帽子，我觉得不是滋味。我们现在已经跟民防军这伙人一刀两断了。’

“‘那么，’我说，‘我就把它摘下。’我摘了帽。

“‘把帽子给我，’他说。‘应当毁掉它。’

“我们正站在这两排人的尽头，峭壁边缘沿江的走道上，他把帽子拿在手里，从峭壁上扔了出去，就像牧人低手扔石块赶牛群似的。帽子远远飘在空中，我们能看到它变得越来越小，帽子的漆皮在清澈的空气中闪闪发亮，一直飘落到江里。我回头望广场这边，只见在所有的窗口和所有的露台上都挤满了人，那两排人横贯广场，一直排到镇公所门口，这大楼的窗前也尽是人，挤来挤去，七嘴八舌，那时我听得一声叫喊，有人说，‘头一个出来啦。’那是镇长堂贝尼托·加西亚，他光着脑袋从大门里慢慢走出来，穿过门廊，但没有动静；他走到两排拿着连枷的人中间，但没有动静。他在两个、四个、八个、十个人中间走过，但没有动静。他在这两排人中间走着，昂着头，胖胖的脸上脸色灰白，眼睛向前望，接着一会儿望望这边，一会儿望望那边，走得稳稳的。但没有动静。

“有人从露台上大声呼喊，‘怎么搞的，胆小鬼们？’堂贝尼托仍旧在人群中间走着，但没有动静。接着我看到离我有三人远的地方有个男人，脸上的肌肉在抽动，正咬着嘴唇，握住连枷的双手失去了血色。我看到他朝着堂贝尼托的方向望去，注意着他在走来。但仍旧没有动静。接着，等到堂贝尼托正要走到和这人并肩的地方，这人高高抡起连枷，竟然碰到了身边的人，然后向堂贝尼托狠狠一击，打在他脑袋的一边，堂贝尼托望望他，这人又是一下子，还大叫，‘给你这一下子，王八蛋。’这一下正打在堂贝尼托脸上，他举起双手捂住脸，于是他们把他一直打得翻身在地，那最先动手的人叫其他人帮忙，一把抓住堂贝尼托的衬衫领子，其他人抓住他的双臂，而他的脸贴在广场的泥地上，大家拖着他越过走道，拖到峭壁的边缘，向外扔进江里。第一个动手的人在峭壁的边缘跪下，在他身后看他往下掉，说，‘这王八蛋！这王八蛋！哼，这王八蛋！’这人是堂贝尼托的佃户，他们从来相处不好。他们为江边一块地曾经发生过争吵，堂贝尼托把这块地从他手里收回了租给别人，这人早就恨他了。他不再回到队伍里，只顾坐在峭壁上，低头望着堂贝尼托掉下的地方。

“堂贝尼托之后没人肯出来。这时广场上没了喧闹声，因为大家都在等待，要看看下一个出来的是谁。这时有个醉汉大声嚷嚷，‘把公牛放出来！’

“这时有人从镇公所窗边叫着说，‘他们不肯挪窝啦！他们全都在祷告！’

“另一个醉汉大叫，‘把他们拖出来。来呀，把他们拖出来。祷告时间完啦。’

“但是一个也没出来，后来，我才看到大门里出来了一个人。

“那是堂费德里科·冈萨雷斯，磨坊主和饲料铺老板，是个头等的法西斯分子。他又高又瘦，头发横梳，遮住了秃顶，他身穿长睡衣，下端塞进裤腰。他光着脚，仍是在家被捕时那模样。他两手举过脑袋，走在巴勃罗前面，巴勃罗跟在后面，用猎枪枪管顶住他的后背，直到他走进两排人之间。可是等巴勃罗撇下他，回到镇公所门口，堂费德里科却没法朝前走，在那儿站住了，眼睛望着天空，两手高举，好像想抓住老天似的。

“‘他没腿走了，’有人说。

“‘怎么啦，堂费德里科？你不会走了？’有人对他大叫。堂费德里科却举起两手站在那儿，只有嘴唇在牵动。

“‘快，’巴勃罗在台阶上对他大声说。‘走呀。’

“堂费德里科站在那儿不能动弹。有个醉汉用连枷柄戳戳他的屁股，堂费德里科就像匹倔头倔脑的马儿那么突然一蹦，可是仍旧站在原地，举着两手，抬眼望着天空。

“那时站在我身边的那农民说，‘这么干丢脸。我对他没什么仇，但是这场戏该结束了。’因此他顺着这排人走上前去，挤到堂费德里科站着的地方，说了声‘请允许我’，就朝他头侧猛打一棍。

“堂费德里科不再举起两手，而是按住头顶秃发的地方，低下头来，用两手捂住，指缝中漏出了盖在秃顶上的稀疏的长发。他在两排人中间迅速奔跑，连枷接二连三地落在他背上和肩上，直到他栽倒在地，队伍尽头的那些人把他拽起，一扔扔到峭壁外。自从巴勃罗用猎枪把他逼出来之后，他怎么也没开过口。他唯一的难处就是向前迈步。两条腿仿佛不听他使唤了。

“等堂费德里科被扔下之后，我看到那些最狠心的人都聚集到队伍尽头的峭壁边缘来了，我就离开那儿，走到镇公所的拱廊前，推开两个醉汉，朝窗里望。在镇公所大厅内，他们全都围成半圆形跪着祷告，那神父也跪着和他们一起祷告。巴勃罗和一个当时总跟他在一起的叫四指头的皮匠和另外二人拿着猎枪站在那儿。巴勃罗对神父说，‘现在谁出去？’神父只顾继续祷告，不答理他。

“‘听着，你，’巴勃罗哑着嗓门对神父说，‘现在谁出去？现在谁准备好了？’

“神父不愿跟巴勃罗说话，只当他不在场。我看得出巴勃罗正在变得很恼火。

“‘我们大家一起出去，’堂里卡多·蒙塔尔沃抬起头，停止了祷告开口说，他是对巴勃罗说的。这家伙是地主。

“‘什么话，’巴勃罗说，‘准备好了，就一次出去一个。’

“‘那我就现在走吧，’堂里卡多说。‘我再没什么要准备的了。’他说话时神父为他祝福，站起时神父又为他祝福，神父没有停止祷告，还举起十字架，让堂里卡多亲吻，堂里卡多吻了十字架后，转身对巴勃罗说，‘而且再不会比现在更有准备了。你这奶奶的王八蛋。我们走吧。’

“堂里卡多是个矮个子，灰头发，粗脖子，穿件没佩硬领的衬衫。他是罗圈腿，因为常常骑马。‘永别了，’他对所有跪着的人说。‘别难过。死没什么了不起。倒霉的只是死在这混蛋手里。别碰我，’他对巴勃罗说。‘别用你的猎枪碰我。’

“他长着灰头发、灰色的小眼睛和粗脖子，走出镇公所大门，显得很矮，很恼火。他望望那两排农民，在地上啐了一口。他居然真啐了口唾沫，在当时的处境下，你该知道，英国人，这很少见，而且他说，‘起来，西班牙！打倒冒名顶替的共和国！我操你们奶奶的祖祖辈辈！’

“经他这样一骂，大家很快就一棍棍把他打得要死，他走到这伙人中的第一个面前，立刻就挨了打，他还竭力抬起头来走去，又挨了打，直到被打得栽倒为止，他们再用镰钩和大镰刀砍他，很多人抬着他来到峭壁的边缘，把他扔了下去，他们的手上和衣服上这时都沾上了鲜血，这时，他们开始觉得这些走出来的人才是他们的真正敌人，应该杀掉。

“在堂里卡多摆出一副凶相、又那么辱骂着走出来之前，队伍里不少人本来会大大地让步，我敢说，但愿不参加这队伍的。要是队伍里有人喊一声‘得了，我们饶了其余的人吧。他们现在已经得到教训啦’，我敢说，大多数人会同意的。

“但是堂里卡多那勇气十足的劲头给剩下的那些人大大地帮了倒忙。因为他惹怒了这两排人，本来呢，这两排人在履行公事，不太乐意那么干，而现在他们恼火了，情况就显然不同了。

“‘把神父放出来，干起来就快啦，’有一个叫喊。

“‘把神父放出来。’

“‘我们干掉了三个强盗，让我们把神父干掉。’

“‘两个强盗，’一个矮农民对那个叫喊的人说。‘跟我们的主一起钉十字架的是两个强盗。’[据《圣经·马太福音》第27章第38节：“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谁的主？’那人说，他气得脸色通红。

“‘根据习惯的说法，我们的主。’

“‘不是我的主，开什么玩笑，’另一个说。‘你要是不打算在这两排人中间走走，最好留心你的嘴巴。’

“‘我跟你一样，都拥护自由、拥护共和国，’那个矮农民说。‘我揍了堂里卡多的嘴巴。我揍了堂费德里科的背脊。我没能揍到堂贝尼托。我说我们的主，是指那人的正式称呼，跟他一起的是两个强盗。’

“‘我操你奶奶的什么拥护共和国。你嘴上老是堂长堂短的。’

“‘这儿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嘛。’

“‘我可不这么称呼，这帮王八蛋。还有你的主——嗨！这下又来一个啦！’

“就在那时，我们看到了丢人的一幕，因为从镇公所大门走出来的是堂福斯蒂诺·里韦罗，也就是地主堂塞莱斯蒂诺·里韦罗的长子。他是高个儿，头发黄黄的，刚从前额朝后梳理过，因为他口袋里老是揣着梳子，这时，出来之前也梳了头发。他老爱和姑娘们纠缠，是个胆小鬼，却一直想当业余斗牛士。他常和吉卜赛人、斗牛士和养公牛的混在一起，还爱穿那种安达卢西亚[安达卢西亚，西班牙南部一地区。]式斗牛服，但他没胆量，被人当笑柄。有次在为阿维拉孤老院募捐而举行的业余斗牛表演中，风传他要出场，按照安达卢西亚方式骑在马背上杀死公牛，他花了很多时间练习，当他看到场子上那头公牛的大小，发现它已被替换，不是他亲自挑选的那头没腿力的小公牛的时候，就说他感到恶心，据说还用三只指头伸进自己的嗓子眼，硬是呕吐起来。

“两排人一看到他，就大叫起来，‘喂，堂福斯蒂诺。留心别呕吐啊。’

“‘听我说，堂福斯蒂诺。峭壁那边有花姑娘哪。’

“‘堂福斯蒂诺。稍等一下，我们会牵条公牛来。’

“另一个叫喊道，‘听我说，堂福斯蒂诺。你曾听说过死到临头吗？’

“堂福斯蒂诺站在那儿，仍旧摆出一副满勇敢的样子。他一时冲动，对别人宣布他准备豁出去，这时仍受着这冲动的影响。同样的冲动曾使他宣布要去斗牛。这使他希望并相信自己能成为一个业余斗牛士。堂里卡多的榜样这时给他打了气，他站在那儿显得相貌堂堂、神气非凡，脸上还摆出一副瞧不起人的神气。但是他说不出话来。

“‘来吧，堂福斯蒂诺，’队伍里有人大声说。‘来吧，堂福斯蒂诺。这儿有条最大的公牛。’

“堂福斯蒂诺站着朝前望，我觉得他在望的时候，两排人中间哪一边也没人怜悯他。他还是显得相貌堂堂、不可一世；但是时间越来越紧促了，而且只有一个方向可去。

“‘堂福斯蒂诺，’有人喊着。‘你在等什么呀，堂福斯蒂诺？’

“‘他在准备呕吐，’有人说，两排人都哈哈笑了。

“‘堂福斯蒂诺，’有个农民喊着。‘你觉得呕吐快活就呕吐吧。反正我看都是一回事。’

“接着，就在我们望着的时候，堂福斯蒂诺顺着那两排人望去，望到广场对面的峭壁，接着，等他一看到峭壁和峭壁外一片空荡荡的天空，就飞快转身，闪身向镇公所门口退回去。

“两排人都吼叫了，有人拉开嗓门大喊，‘你往哪里走，堂福斯蒂诺？你往哪里走啊？’

“‘他去呕吐，’另一个叫着，大家又都哈哈笑了。

“这时我们看到堂福斯蒂诺又走出门来，身后是巴勃罗，拿着猎枪。他这时一点气派也没有了。一看到两排人，使他这人变了样，没了气派，他这时走出来，身后跟着巴勃罗，好像巴勃罗正在扫街似的，而堂福斯蒂诺就是他在往前扫的垃圾。堂福斯蒂诺这时走了出来，在胸口划着十字，做着祷告，然后双手挡住眼睛，跨下台阶，走向这两排人。

“‘随他去吧，’有人喊着。‘别碰他。’

“两排人都会意，没人动手去碰堂福斯蒂诺，而他两手颤抖，挡在眼前，嘴唇打着哆嗦，在两排人中间向前走去。

“没人说话，没人碰他，他在两排人中间走到半路，就再没法往前走，竟双膝跪下了。

“没人打他。我和队伍并行着走去，想看个究竟，只见一个农民弯下腰，把他一把拖起，说，‘站起来，堂福斯蒂诺，继续走啊。公牛还没出来。’

“堂福斯蒂诺没法独自走，一个身穿黑罩衣的农民在一边扶着他，另一个身穿黑罩衣和牧人靴的农民在另一边扶着他，架起了他的胳膊，于是堂福斯蒂诺在两排人中间朝前走，两手挡在眼前，嘴唇不断哆嗦着，脑瓜上的黄头发滑溜溜的，在阳光下闪亮，他路过的时候农民们有的说，‘堂福斯蒂诺，祝你好胃口，堂福斯蒂诺。’有的说，‘堂福斯蒂诺，听你吩咐，堂福斯蒂诺。’有一个自己想做斗牛士没做成的人说，‘堂福斯蒂诺。斗牛士，听你吩咐。’另一个说，‘堂福斯蒂诺，天堂里有的是花姑娘，堂福斯蒂诺。’他们在他两旁紧挟着他，迫使他在两排人中间走，把他的身子架了起来，而他用两手遮着眼睛。但是他准在指缝中张望，因为他们带着他来到峭壁边缘的时候，他又跪下了，突然扑在地上，紧抓青草不松手，说，‘别。别。别。行行好。千万别。行行好。行行好。别。别。’

“那时挟着他的农民和队伍尽头的狠心人，趁他跪下时马上在他身后蹲下，把他猛地一推，于是他始终没挨到一下，就掉到峭壁外去了，只听得他掉下时大叫大喊的声音。

“就在这时，我知道这两排人起了杀性，而使他们变成这模样的，先是堂里卡多的辱骂，后是堂福斯蒂诺的胆怯。

“‘给我们再来一个，’一个农民大叫，另一个在他背上拍了一下，说，‘堂福斯蒂诺！真是活宝！堂福斯蒂诺！’

“‘他现在见到大公牛啦，’另一个说。‘得了，呕吐绝对帮不了他的忙啦。’

“‘我这半辈子，’另一个农民说，‘我这半辈子还没见过像堂福斯蒂诺这样的活宝。’

“‘后面还有呢，’另一个农民说。‘耐心点儿。谁知道我们还会见到什么？’

“‘也许有巨人和矮子，’第一个农民说。‘也许还有非洲的黑人和稀有动物。不过依我看，绝对绝对不会有堂福斯蒂诺那样的活宝了。啊，给我们再来一个！快。给我们再来一个！’

“那些醉汉从法西斯分子的俱乐部的酒吧抄来一瓶瓶大茴香酒和科涅克白兰地，大家传来传去，当葡萄酒似的喝，而队伍里有不少人，因为干掉了堂贝尼托、堂费德里科、堂里卡多，尤其是堂福斯蒂诺，情绪变得十分激动而还在喝，开始有点醉意了。不喝一瓶瓶烈酒的人就着那些传来传去的皮酒袋喝，有个人把皮酒袋递给我，我喝了一大口，让皮袋里凉丝丝的葡萄酒顺着喉咙灌下，因为我也渴极了。

“‘杀人使人口渴得慌，’拿酒袋的人对我说。

“‘怎么，’我说。‘你杀了人？’

“‘我们杀了四个，’他神气地说。‘民防军不算在里面。你杀了一个民防军，是真的吗，比拉尔？’

“‘一个也没杀，’我说。‘墙倒时我朝烟尘里开枪，跟别人一样。就这么回事。’

“‘你从哪儿搞来了这手枪，比拉尔？’

“‘巴勃罗给的。他干掉了那些民防军，把手枪给了我。’

“‘他就用这手枪干掉民防军的？’

“‘正是这一支，’我说。‘之后他就用这家伙武装了我。’

“‘我可以看看吗，比拉尔？可以握一握吗？’

“‘干吗不行，伙计？’我说着，从束腰绳里拔出枪来递给他。但是我在纳闷，为什么另外没人出来，就在这时，没料到出来的竟是堂吉列尔莫·马丁，那些连枷啦，牧人的棍棒啦，木草叉啦，就是从他的铺子抄来的。堂吉列尔莫是法西斯分子，但除此之外，没什么反对他的理由。

“不错，他付给制连枷的工人的钱不多，但他卖出的价钱也不高，而且如果不想向堂吉列尔莫买连枷，也可以只付木头和皮革的成本费自己做。他说话的态度有点粗鲁，而且毫无疑问是个法西斯分子，还是他们俱乐部的成员，中午和傍晚，他总是坐在俱乐部的藤椅上看《辩论报》[《辩论报》（“El Debate”）为天主教保守党的机关报，革命前在马德里出版。]，一面叫人擦他脚上的皮鞋，一面喝苦艾酒和矿泉水，吃炒杏仁、虾干和鳀鱼。可是人们不会因为这点而要人的命的，我敢说，要不是堂里卡多·蒙塔尔沃的辱骂和堂福斯蒂诺那丢人的惨状，还有酗酒对他们和其他人在情绪上产生的后果，准会有人大声说，‘让堂吉列尔莫太太平平地走吧。我们用的连枷还是他的。放他走吧。’

“因为这镇上的人善良的时候善良得很，心狠的时候同样心狠得很，他们生来有正义感，主张公道。但是这两排人已经起了杀性，而且还喝醉了酒，或者说，开始醉了，这两排人的心情已不像堂贝尼托走出来时那样了。我不知道别的国家的情况怎么样，我可比谁都喜欢来一杯，乐一乐，但是在西班牙，不是因为酒，而是因为其他因素造成的沉醉，就极其可怕，人们就会干出不该干的事来。你的国家不是这样吗，英国人？”

“是这样，”罗伯特·乔丹说。“我七岁的时候，跟母亲到俄亥俄州去参加一次婚礼，人家要我在拿花的一对男女小傧相中当男傧相——”

“你当过这个？”玛丽亚问。“真好！”

“在那城里有个黑人被吊在灯柱上，后来被烧死了。那是盏弧光灯。这灯可以从灯柱上给放低到人行道上。这黑人先被人用吊弧光灯的滑车吊上去，可是滑车断了——”

“烧黑人，”玛丽亚说。“真野蛮！”

“这些人喝醉了？”比拉尔问。“他们醉得那么厉害，要烧黑人？”

“不知道，”罗伯特·乔丹说。“因为我仅仅在屋里从窗帘底下望去看到的，那幢房屋就在有弧光灯柱的拐角。当时街上挤满了人，他们第二次把黑人吊上去的时候——”

“如果你那时才七岁，又在屋里，就不可能知道他们醉不醉，”比拉尔说。

“我刚才说到，他们第二次把黑人吊上去的时候，我母亲把我从窗口拉开了，所以没再看下去，”罗伯特·乔丹说。“反正后来我有过类似的经历，说明醉意冲昏了头脑在我国也一样。这种事是残忍而野蛮的。”

“你七岁，年纪太小，”玛丽亚说。“你太小，不该看到这些事。我从没看到过黑人，除非在马戏团。除非摩尔人就是黑人。”

“有的是，有的不是，”比拉尔说。“我可以给你们谈谈摩尔人。”

“你没我清楚，”玛丽亚说。“可不，你没我清楚。”

“别谈这些了，”比拉尔说。“谈了身心不快。我们刚才说到哪儿啦？”

“说到两排人醉了，”罗伯特·乔丹说。“说下去吧。”

“说他们醉了是不公平的，”比拉尔说。“因为那时他们还远远没有醉。但是他们的心情已经起了变化，那时，堂吉列尔莫走出来了，站得直挺挺的，目光近视，一头灰发，中等身材，衬衫上有一粒硬领扣子，但没佩硬领，站在那儿，在胸口划了一次十字，眼睛望着前面，但没戴眼镜看不大清楚，却还是镇静地一步步往前走，他这模样真惹人怜悯。但是有人从队伍叫着，‘过来，堂吉列尔莫。到这儿来吧，堂吉列尔莫。朝这个方向来。我们这儿都拿着你铺子里的货哪。’

“他们刚才取笑堂福斯蒂诺非常得手，所以没法想象堂吉列尔莫是不同的一种人。如果说堂吉列尔莫该杀，就该马上让他死去，留一个面子。

“‘堂吉列尔莫，’另一个叫着，‘要我们派人到府上去拿你的眼镜吗？’

“堂吉列尔莫不是大户人家，因为他不很富裕，当法西斯分子无非是想谄上欺下，并且不得不靠开一家木制农具铺子，多少赚几个钱来聊以自慰。他当法西斯分子还因为他爱老婆，因此接受了她对法西斯的宗教般的虔诚感情。他住在大楼的一套公寓里，在广场上过去三家门面的地方。当堂吉列尔莫站在那儿，眯起近视眼望着那两排人，那两排他知道不得不从中穿过的人的时候，有个女人从他家公寓露台上大声尖叫起来。她从露台上可以望到他，那就是他老婆。

“‘吉列尔莫，’她大叫。‘吉列尔莫。等一等，我要陪你一起去。’

“堂吉列尔莫扭头转向叫声传来的地方。他没法望到她。他想说几句话，可是说不出来。接着他朝他老婆叫喊的方向挥挥手，开始走进这两排人中间。

“‘吉列尔莫！’她大叫。‘吉列尔莫！啊，吉列尔莫！’她两手抓住露台栏杆，身体前后摇晃着。‘吉列尔莫！’

“堂吉列尔莫又朝那喊声的方向挥挥手，昂着头走进两排人的中间，你没法知道他当时的感受，只能凭他的脸色来猜测。

“这时队伍里有个醉汉学他老婆失声尖叫的声音号叫，‘吉列尔莫！’堂吉列尔莫这时脸颊上淌着眼泪，盲目地向那人冲去，那人对准他脸面就是狠狠一连枷，堂吉列尔莫由于这一击分量很重，坐倒在地上，他坐在那儿哭着，倒不是因为害怕，这时有几个醉汉连连打他，还有一个跳上去骑在他肩上，用酒瓶砸他。在这之后，不少人离开了队伍，顶替他们的是那些原来在镇公所窗外朝里说嘲笑话和下流话的醉汉。

“当初看到巴勃罗开枪打死民防军，我自己感到很激动，”比拉尔说。“这么干可怕极了，可是我认为，如果非要这么干不可，也只能这么干，至少不能说残暴，只是叫人丧命而已，这些年来大家都懂得，叫人丧命是件可怕的事，但是为了胜利，为了保住共和国，也不得不这么干。

“当广场被堵住、人们排成队伍的时候，我很佩服巴勃罗这个主意，并且也理解，尽管我认为有点异想天开，觉得如果这一切非干不可，也得干得格调高些，如果不想招人厌恶的话。当然，如果法西斯分子该由人民来处决，最好全体人民都参加，而我愿跟任何人一样，分担一份内疚，正像我希望等这个镇子归我们的时候，也分享一份胜利成果。可是堂吉列尔莫被杀之后，我觉得有一种羞耻感，而且感到不是滋味，再加上队伍里来了醉汉和二流子，又因为有些人在堂吉列尔莫被杀之后不干了，离开了队伍表示抗议，我就希望自己可以和那两排人完全脱离关系，因此穿过广场走开了，在一棵大树树阴下的长椅上坐下。

“队伍里有两个农民走了过来，彼此在谈，其中一个对我大声说，‘比拉尔，你怎么啦？’

“‘没什么，伙计，’我对他说。

“‘不，’他说。‘说呀。出了什么事？’

“‘看来我受够了，’我对他说。

“‘我们也是，’他说着，他们俩都在长凳上坐下。其中一个拿着皮酒袋，把它递给我。

“‘漱漱口吧，’他说，另一个继续他们二人刚才的话题，说，‘最糟的是，这么干会给我们带来恶运。谁也没法保证，像那样把堂吉列尔莫整死不会给我们带来恶运。’

“另一个接着说，‘如果有必要把他们全干掉，而我并不相信有这必要，那也得让他们体面地给干掉，别受嘲弄。’

“‘嘲弄堂福斯蒂诺还情有可原，’另一个说。‘因为他总是胡闹，从来不是正经人。可是嘲弄堂吉列尔莫这样的正经人，真是不公道。’

“‘我受够了，’我对他说，而这确实是实在话，因为我真的感到五脏六腑都不舒服，身上出汗，胃里折腾，好像吞食了坏海鲜。

“‘那没关系，’这个农民说。‘我们别再参加在内了。但我不知道别的镇上情况怎么样。’

“‘他们还没修好电话线，’我说。‘这是得补救的一个不足之处。’

“‘这很清楚，’他说。‘谁知道呢，我们倒不如加强这镇子的防守，而别这么慢吞吞而残暴地大批杀人。’

“‘我去跟巴勃罗说说，’我对他们说，就从长凳上站起，向通往镇公所大门的回廊走去，队伍从那儿直排到广场对面。这时这两排人既不整齐又没有秩序，而且很多人酩酊大醉了。有两个人栽倒了，仰天躺在广场中央，正把一只酒瓶传来递去。一个动不动就呷口酒，仰天躺着，疯子似的高呼，‘无政府万岁！’[人民阵线也包括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组织，这里写到的就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在地方上的狂热信徒。]他脖子上围着红黑两色的领巾。另一个高呼，‘自由万岁！’两脚凭空乱踢，接着又大吼一声，‘自由万岁！’他也有红黑两色的领巾，一手挥舞领巾，一手挥舞酒瓶。

“有个离开了队伍、这时站到回廊阴影里的农民，厌恶地望着他们，说，‘他们该高呼“酗酒万岁”。他们只相信这个。’

“‘他们连这一点也不相信，’另一个农民说。‘这些人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相信。’

“正在这时，有个醉汉站起来，紧握拳头，双臂举过脑袋，高呼，‘无政府万岁，自由万岁，我操你奶奶的共和国！’

“另一个醉汉仍旧仰天躺着，抓住了那个正在高呼的醉汉的脚踝，翻了个身，这一来那个高呼着的家伙跟着也跌倒了，他们一起打了个滚，然后坐起，那个拖人跌倒的醉汉用一臂搂住那个高呼的家伙的脖子，然后把酒瓶递给他，还亲吻他围在脖子上的红黑两色的领巾，二人一起喝酒。

“正在这时，队伍里响起一声狂吼，我向回廊一头望去，没法看到走出来的是谁，因为镇公所门口挤满了人，那人的脑袋被别人的脑袋挡住了。我只看到有人正在被拿着猎枪的巴勃罗和四指头推出来，但没法看到是谁，就朝挤在大门口的那两排人走近去，想看一看。

“那时人们推搡得很厉害，法西斯分子咖啡馆的桌椅全翻了身，只有一张桌子没翻倒，上面躺着一个醉汉，他的脑袋垂在桌边，咧开了嘴，我就拖了把椅子，把它靠在一根柱子边，登上椅子，这才能从人群的头顶上望过去。

“正在被巴勃罗和四指头推出来的是堂安纳斯塔西奥·里瓦斯，这确实是个法西斯分子，是镇上最胖的家伙。他收购粮食，是几家保险公司的掮客，还放高利贷。我站在椅子上，看到他走下台阶，向那两排人走去，脖子上的肥肉鼓起在衬衫硬领后边，秃顶在阳光下闪亮，可是他终究没走进那两排人之间，因为那时不是几个人，而是大家一齐喊起来了。那是一种难听的喊声，是那两排醉汉的齐声狂吼，于是这两排人突然散开，大家向他冲去，我看到堂安纳斯塔西奥两手抱住脑袋，翻身在地，接着就没法看到他这人了，因为大家一个个的堆压在他身上。等他们从堂安纳斯塔西奥身上爬起，他已经完蛋了，因为脑袋被撞在回廊里铺着的石板地上，队伍已乱了套，只成了一伙暴徒。

“‘我们要进去啦，’他们开始大叫。‘我们要进去收拾他们啦。’

“‘这家伙沉得没法拖，’有一个踢踢扑倒在那儿的堂安纳斯塔西奥的尸体说。‘让他待在那儿吧。’

“‘我们干吗要花力气把这口肥猪拖到峭壁边去？让他躺在那儿吧。’

“‘我们要进去，在屋内干掉他们，’有一个大叫。‘我们要进去啦。’

“‘干吗整天在太阳底下等着？’另一个叫喊。‘快。我们走。’

“这伙暴徒这时正往回廊内挤。他们大喊大叫，推推搡搡，发出的吼声这时像野兽的，他们全都在大喊着，‘开门！开门！开门！’因为队伍散开时，看守们把镇公所的门都关上了。

“我站在椅子上，隔着装上铁栅的窗子可以望见镇公所大厅的里面，里面的情形和刚才一样。那神父站着，剩下的那些人在他面前围成半圆形跪着，全都在祷告。巴勃罗坐在镇长座椅前的大桌子上，背上挎着猎枪。他的两腿垂在桌边，他正在卷烟。四指头坐在镇长的座椅里，两脚搁在桌上，正在抽烟。所有的看守都拿着枪，坐在镇公所大厅的几把椅子里。大门钥匙在桌上巴勃罗近身处。

“暴徒们像吟唱似的一声声在大叫，‘开门！开门！开门！’而巴勃罗坐在那儿，只当没听到。他对神父说了句话，可是暴徒的闹声使我没法听到说的是什么。

“神父像刚才一样，不答理他，只顾祷告。很多人在推我，我就端起椅子，跟他们在我身后推我一样，把椅子朝前面推着，移近墙边。我站在椅子上，脸紧贴着窗铁栅，紧紧抓住了铁栅。有个人也登上了我的椅子，站在椅子上，两臂抓住外档的那两根铁条，把我连人带胳膊抱住。

“‘椅子要塌啦，’我对他说。

“‘那有什么关系？’他说。‘瞧他们。瞧他们在祷告。’

“他呼出的气喷在我脖子上，气味像那伙暴徒身上的一样，酸臭得像吐在石板地上的呕吐物和醉汉的酒气，接着他把脑袋挨在我肩膀前，嘴巴凑着铁栅的空当，大喊，‘开门！开门！’当时好像那伙暴徒全都压在我背上，就像梦中魔鬼压在背上一样。

“那时那伙暴徒挤得顶紧了大门，所以前面的人被所有后面的人挤呀挤的快挤扁了，并且有个大个儿醉汉，身穿黑罩衣，脖子上围着红黑两色的领巾，从广场上奔来，一头撞向成群的暴徒，朝前倒在推推搡搡的人们身上，然后站起身倒退几步，又向前冲去，撞在那些正在推推搡搡的人的背上，高呼，‘老子万岁！无政府万岁！’

“我望着望着，这家伙转身离开了那伙人，走过去坐下，就着瓶子喝酒，他往下坐的时候，看到了堂安纳斯塔西奥仍旧扑倒在石板地上，但这时身体已被狠狠踩过，这醉汉就站起身来走到堂安纳斯塔西奥身边，弯下腰，把瓶里的酒浇在堂安纳斯塔西奥的头上和衣服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火柴盒，擦了几根火柴，想点火烧堂安纳斯塔西奥。但这时风正吹得紧，把火柴都吹灭了；不一会，这醉大汉就在堂安纳斯塔西奥身边坐下，摇摇头，喝瓶子里的酒，还不时地探过身去，拍拍堂安纳斯塔西奥的尸体的肩膀。

“在这段时间里，那伙暴徒始终在大叫开门，那个跟我一起站在椅上的家伙抓紧了窗铁栅也在大叫开门，直到他的吼声在我耳旁响得我什么也听不到，他呼出的臭气喷在我脸上，我掉转脸去不看那个一直想点火烧堂安纳斯塔西奥的醉汉，而再望着镇公所大厅的里面；那情景仍旧和刚才一样。他们仍旧和先前那样在祷告，全跪在地上，敞开着身上的衬衫，有的耷拉着脑袋，有的抬起了头，目光对着神父，对着他手里的十字架，那神父祷告得又快又着力，目光越过他们头顶望去。巴勃罗在他们背后，这时已点上烟卷，正坐在桌上，晃着两腿，背上挎着猎枪，手里在摆弄那把钥匙。

“我看到巴勃罗从桌上俯下身，又对神父说话了，可是人们在叫喊，我没法听到他说些什么。但神父不答理巴勃罗，只顾继续祷告。这时，围成半圆形在祷告的人中有一个站了起来，我看到他想走出去。那是堂何塞·卡斯特罗，大家都叫他堂佩贝，是个死硬的法西斯分子，还是个马贩子，这时站起来，个子显得矮小，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即使没刮脸，身穿睡衣上装，下摆塞在灰色条纹的长裤里。他吻了吻十字架，神父就为他祝福，然后他站起身，望着巴勃罗，还朝大门歪歪头。

“巴勃罗摇摇头，继续抽烟。我能看到堂佩贝对巴勃罗说了些什么，可是听不到。巴勃罗不答理；他只不过又摇摇头，朝大门点点头。

“我接着看到堂佩贝直盯着大门，才领悟到他并不知道大门已锁上。巴勃罗让他看看钥匙，他站着看了一眼，然后转身走开，又跪下了。我看到神父扭头望望巴勃罗，巴勃罗对他咧嘴笑笑，让他看看钥匙，神父好像这才初次领悟到大门已锁上，看他样子似乎想摇摇头，但只低下头去，又祷告起来。

“我弄不懂他们怎么会不理解大门已锁上，除非他们一心在祷告，只想自己的心事，但这时他们当然理解了，而且理解了那叫嚷声，他们现在准知道，情况全都变了。但他们的神色还和原来一样。

“到了这时，叫嚷声大得叫人什么也听不到，那个跟我一起站在椅子上的醉汉两手摇着窗铁栅大叫，‘开门！开门！’直到他嗓子都嘶哑了。

“我注意到巴勃罗又跟神父说话，但神父不答理。接着我看到巴勃罗解下猎枪，伸出手去，用猎枪戳戳神父的肩膀。神父没理睬他，我看到巴勃罗摇摇头。接着他扭头对四指头说了说，四指头就对其他的看守说了说，于是他们都站起来，走回到房间的另一头，提着猎枪站在那儿。

“我看到巴勃罗对四指头说了几句，四指头就把两张桌子和几条长椅搬过去，看守们就握着猎枪站在桌椅后面。这一来，房间的那一角搭成了一道屏障。巴勃罗弯下腰，又用猎枪戳戳神父的肩膀，神父不理睬他，但我看到堂佩贝注视着巴勃罗，而别人都并不理会，只顾祷告。巴勃罗摇摇头，看到堂佩贝在望自己，就对堂佩贝摇摇头，举起手中的钥匙让他看。堂佩贝领会了，就垂下头，开始赶快祷告。

“巴勃罗两腿一晃，从桌上跳下，绕过桌子，走向长会议桌后面加高的讲台上那把镇长的大座椅。他在椅上坐下，卷了支烟，眼睛一直注视着那些跟神父一起祷告的法西斯分子。你根本看不出他脸上有什么表情。钥匙就放在他面前的桌上。那是一把一英尺多长的大铁钥匙。巴勃罗接着对看守们大声说了几句我没法听到的话，一个看守就朝大门走去。我看得出他们全都祷告得越来越快，我知道他们现在全明白了。

“巴勃罗对神父说了些什么，但神父不答理。接着巴勃罗向前弯下身去，捡起钥匙，低手扔给门边的看守。看守接住钥匙，巴勃罗对他笑笑。接着看守把钥匙插进门锁一转，把大门向内拉开，闪身到门后，让那伙暴徒冲进去。

“我看到他们冲了进去，正在这时，跟我一起站在椅上的醉汉开始大叫，‘嗳唷！嗳唷！嗳唷！’并且探出了脑袋，弄得我没法看到，接着他大叫‘干掉他们！干掉他们！用棍子揍他们！干掉他们！’他用双臂把我推到一边，我就什么也没法看到了。

“我用胳膊肘捅了下他的肚子，说，‘酒鬼，这是谁的椅子？让我看。’

“但他只顾用双手双臂不停地捶打窗铁栅，并且大叫，‘干掉他们！用棍子揍他们！用棍子揍他们！着啊。用棍子揍他们！干掉他们！这帮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

“我用胳膊肘狠狠撞他，说，‘王八蛋！酒鬼！让我看呀。’

“这时他双手按在我头上，想把我推下去，这样他可以看清楚些，还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我头上，并且不停地大叫，‘用棍子揍他们！着啊。用棍子揍他们！’

“‘揍你自己吧，’我说着，猛撞那使他不好受的地方。这一下使他不好受，他两手松开我的脑袋，急急护着自己，说，‘这个，太太，你可不能干啊。’这时，我从窗铁栅中望去，只见厅内挤满了人，他们正抡着棍棒，挥舞连枷，用已经折断尖齿、这时被鲜血沾红的白木草叉刺呀，敲呀，推呀，还扔向众人，厅内到处都在这么干，巴勃罗呢，坐在大椅子里旁观，膝上搁着他那支猎枪，其他人叫的叫，揍的揍，刺的刺，挨到的人尖叫着，像在火中的马儿般嘶叫。我看到神父撩起袍子，正往长椅上爬，追赶他的人用大镰刀和镰钩在砍他，接着有人抓住了他的袍子，只听得接连两声尖叫，就看到有两人趁另一个拉住了他的袍子下摆时，用镰刀砍进他的背脊，于是神父举起了双臂，死命抱住一把椅子的椅背，这时，我站着的椅子坍了，那醉汉和我跌倒在发出泼翻的酒和呕吐物的臭气的石板地上。那醉汉用一个手指点着我说，‘你可不能这么干，太太，你可不能这么干。说不定你伤了我啦。’人们在我和他身上踩过去，想走进镇公所大厅，我能见到的只是跨进大门口的一条条腿儿，那醉汉坐在我对面，双手捂着被我撞过的地方。

“我们镇上杀掉法西斯分子的经过就这么结束了，幸亏后面的情形我没见到，要不是有了那个醉汉，我准能全部看到。所以他倒做了件好事，因为镇公所里的惨状，看了会叫人难受的。

“可是另一个醉汉竟更加古怪。椅子坍了之后，我们爬起来，人们仍旧在不断拥进镇公所，这时我见到广场上那个围着红黑两色领巾的醉汉又在堂安纳斯塔西奥尸体上浇着什么。他正左右晃着脑袋，要坐直身子非常困难，但是他在浇着什么，擦了火柴，接着又浇，又擦火柴，我就走到他身边，说，‘你在干什么，不要脸的东西？’

“‘没什么，太太，没什么，’他说。‘别管我。’

“大概因为我站在那儿，所以我的腿儿挡住了风，火柴就点着了，一道蓝色的火焰沿着堂安纳斯塔西奥外衣的肩部烧起来了，直烧到他的脖颈，那醉汉抬起头来，扯高了嗓门大喊，‘有人烧死人啦！有人烧死人啦！’

“‘谁？’有人说。

“‘在哪儿？’另一个大声说。

“‘在这儿，’那醉汉狂叫。‘就在这儿！’

“接着有人朝这醉汉的脑瓜一边猛揍一连枷，他就向后倒去，躺在地上，抬眼望望揍他的人，然后闭上眼睛，双手交叉在胸口，躺在堂安纳斯塔西奥身边，好像睡熟了。那人没再揍他，他就躺在那儿，等到当天晚上打扫镇公所之后，人们抬起堂安纳斯塔西奥，把他和别的尸体一起装上大车，拖到峭壁边缘，把他们全扔了下去，那时这醉汉仍旧躺在那儿。如果人们把这二三十个醉汉，尤其是那些围着红黑两色领巾的醉汉都扔下去，那么这镇子就会太平些了，如果我们再闹一次革命，我认为一开头就应该把这些人搞掉。我们当时可不知道这一点。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就得到了教训。

“但是那天晚上我们并不知道会出什么事。镇公所大屠杀之后不再杀人了，但我们当夜没法开会，因为醉汉太多。要维持秩序是不可能的，所以会议被推迟到第二天。

“那天晚上，我跟巴勃罗睡觉。我不该对你说这事，美人儿，但是另一方面让你什么都知道知道也好，而且至少我跟你说的都是真的。听着这个，英国人。情况很古怪。

“我说啦，那天晚上我们吃饭，情况很古怪。好像经历了一场暴风雨，一场水灾，或者一场战斗，人人都累了，谁也不大说话。我本人觉得空落落的，不好受，羞愧得很，有一种干了坏事的感觉，我还有一种巨大的压抑感和倒霉的预感，就像今天早上来了飞机之后的心情。坏事确实不出三天就来临了。

“巴勃罗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很少说话。

“‘你喜欢刚才这么干吗，比拉尔？’他终于问，嘴里塞满了烤小山羊肉。我们在公共汽车起点站边的一家小客栈吃饭，房间里挤满了人，大家在唱歌，挤得端菜端汤也困难。

“‘不，’我说。‘除了对待堂福斯蒂诺之外，我都不喜欢这么干。’

“‘我喜欢这么干，’他说。

“‘全部吗？’我问他。

“‘全部，’他说着，用刀子切了一大片面包，动手拿它抹净盘子里的肉汁。‘全部，对神父除外。’

“‘你不喜欢对神父这么干？’因为我知道，他恨神父比恨法西斯分子还厉害。

“‘他使我的理想破灭了，’巴勃罗伤心地说。

“正在唱歌的人太多，因此我们几乎不得不喊叫才能听到彼此说的话。

“‘为什么？’

“‘他死得非常窝囊，’巴勃罗说。‘他说不上有什么体面。’

“‘他在被这伙暴徒追逐着，你要他怎样体面呢？’我说。‘我本来以为他以前一直都很体面呢。做人能有的体面他享尽了。’

“‘是啊，’巴勃罗说。‘但是到了最后一刻他害怕了。’

“‘谁能不害怕？’我说。‘你看到他们拿着什么东西在追逐他吗？’

“‘怎么会不看到？’巴勃罗说。‘但是我觉得他死得窝囊。’

“‘碰到这样的情况，谁都死得窝囊，’我对他说。‘由你看，你要怎么样呢？镇公所里发生的每件事都是粗野的。’

“‘对，’巴勃罗说。‘缺乏组织。但神父不同。他该做出榜样。’

“‘我一向以为你恨神父呢。’

“‘是的，’巴勃罗说，又切了块面包。‘但西班牙神父不同。西班牙神父应该死得漂亮。’

“‘我想他死得够漂亮的，’我说。‘因为当时根本不能讲究礼节。’

“‘不，’巴勃罗说。‘他使我的理想大大地破灭了。我整天在等待那神父死去。我原以为他会最后走进那两排人之间。我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我指望多少会出现一个高潮。我从没见过神父死去。’

“‘会有机会的，’我挖苦他说。‘运动今天刚开始嘛。’

“‘不，’他说。‘我的理想破灭了。’

“‘得了，’我说。‘我看你要丧失信心了。’

“‘你不懂，比拉尔，’他说。‘他是西班牙神父。’

“‘西班牙人是何等样的人哪，’我对他说。他们这种人呀，自尊心有多强，呃，英国人？这是何等样的人哪。”

“我们得走了，”罗伯特·乔丹说。他望望太阳。“快到中午了。”

“是啊，”比拉尔说。“我们现在就走。但我要跟你谈谈巴勃罗。那天晚上他对我说，‘比拉尔，今晚我们什么也不干了。’

“‘好，’我对他说。‘这合我的心意。’

“‘我觉得干掉了那么多人之后，干那个不得体。’

“‘什么话，’我对他说。‘你真是个圣徒。你以为我和斗牛士们待了多年，还不知道他们斗牛后的心情？’

“‘真的吗，比拉尔？’他问我。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我对他说。

“‘这倒不假，比拉尔，今晚我不中用啦。你不怪我？’

“‘不，伙计，’我对他说。‘可是别天天杀人啦，巴勃罗。’

“那天晚上他睡得像个宝宝，早晨天亮了我才把他叫醒，但那一夜我睡不着，就起身坐在椅子里，望着窗外，月光下，我能看清白天那两排人站队的广场，只见广场对面的树木在月光下闪着光亮，树阴黑黑的，月光下，一张张长椅也是亮光光的，乱丢的瓶子闪着亮，峭壁边沿那一头，就是法西斯分子全都被抛下的地方。除了喷水池的哗哗水声，一点儿声音也没有，我坐在那儿，想到我们一开头就干糟了。

“窗子开着，我能听到广场上喷水池那儿有个女人在哭。我走到外面的露台上，光着脚站在地上铺的铁板上，月光照着广场边所有房屋的外墙，哭声正从堂吉列尔莫家露台上传来。那是吉列尔莫的老婆，她在露台上跪着，哭着。

“我接着回到房内，坐在那儿，不愿思索，因为在另一天来到之前，这是我这大半辈子的最糟糕的一天了。”

“另一天是怎么回事？”玛丽亚问。

“那是三天后法西斯分子占领这镇子的时候。”

“别跟我说那情形了，”玛丽亚说。“我不愿听。这些就够了。叫人太难受了。”

“我对你说过你不该听的，”比拉尔说。“瞧。我本来就不想让你听的。现在你要做恶梦啦。”

“不会，”玛丽亚说。“不过我不要再听了。”

“希望你改天给我讲讲，”罗伯特·乔丹说。

“准讲，”比拉尔说。“但玛丽亚听了不好。”

“我不要听，”玛丽亚可怜巴巴地说。“求求你，比拉尔。我在场时别讲，因为我会忍不住要听的。”

她的嘴唇在哆嗦，罗伯特·乔丹觉得她要哭了。

“求求你，比拉尔，别讲了。”

“别担心，短头发的小妞儿，”比拉尔说。“别担心。不过我改天要讲给英国人听。”

“但他到哪儿我就要跟他到哪儿，”玛丽亚说。“啊，比拉尔，千万别讲了。”

“我可以趁你在干活的时候讲。”

“别。别。求求你。千万别讲吧，”玛丽亚说。

“讲一讲才公平，既然我已经讲了我们干下的事，”比拉尔说。“不过你绝对不能听了。”

“就没有愉快的事情可以讲讲吗？”玛丽亚说。“我们老是非讲吓人的事情不行吗？”

“今天下午，”比拉尔说，“你跟这个英国人。你们俩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得了。”

“那么就让下午到来吧，”玛丽亚说。“让它飞快地到来吧。”

“它会到来，”比拉尔对她说。“它会飞快地到来，同样也会飞快地过去，而明天也会飞快地过去。”

“今天下午，”玛丽亚说。“今天下午。让今天下午到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