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牺牲

ESC

我至今仍然记得五年前那个清晨的喜悦。没有飞来横财，没有坠入爱河，不是因为那天是小年夜，也并非听见了伍迪·艾伦所说的世界上最美好的词“良性”，更不是药物带来的欣快感……而是内心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将时间分成“之前”和“之后”——属于“之后”的那个未来令我兴奋而喜悦，我知道自己将在一片空白中重生，而那片空白和属于“之前”的那片空白完全不同：前者是可能性，后者是虚无。

那一天，我决定辞职。悬在ESC键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要坠下。

当时，我已经在那间贩售快速消费品的跨国公司工作了将近十年，担任财务分析师。虽然每个月的数据各不相同，但我的工作本身却没有多大改变。起初几年，我还沉迷于数字迷宫，忙于搭建环环相扣的Excel表格，建立了一整套半自动化的数据分析系统。然而工作在变得容易的同时也变得愈来愈机械，而时间就此有了加速度——很难逃出工作的惯性，它甚至能将辞职的念头转变成润滑油，就好像对那些天天只抱怨生活而不思改变的人而言，抱怨消解了他们离开他们所抱怨的生活的冲动。

一如逃离失败的关系往往需要一个第三者，我终于决定辞职，是因为我爱上了写作。我用笔名在网上写办公室故事，从风流韵事到办公室政治，从商界风云到企业家传奇，渐渐小有名气。但我同时意识到经验的匮乏，每一天受困于同样的格子间，而更广阔的世界却在外面。当然，辞职写作意味着抛弃稳定的薪水，但牺牲总是必需的。不过，我还是将辞职日设定在了过年前——只要那天在职的员工，都能拿到上一年度的奖金。

PRT SC

是要我说说Derek吗？他辞职已经快三年了……我也辞职一年了……但大家还是常常说起他。他现在很红吗？你已经是我这个月接待的第四位记者了。噢噢，《键盘故事》我也看了，真真假假弄得我快要变成埃舍尔脑了。不过说我就是故事里的阿静根本是异想天开，我的确叫Jean，但这是法语里的男性名，不念“静”，我是“让”，让·雷诺的让，让世界更美好的“让”。说Derek在故事里杀死阿静是因为他恨我三年前让他损失了一大笔年度奖金也是想太多了吧！虽然这件事呢……呃这件事……说起来我也有点内疚，我还以为他去追逐写作梦想根本不在乎这些呢，哎，早知道……也许人们说得对，千万不要去惹作家，他们会把你写进小说里报复你，哈哈，我说笑的。总之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当时的情形，你们做记者的不要断章取义，你们有责任让公众甚至让Derek知道这件事背后的真相。那要先从我们公司的绩效评估系统说起。我们公司每年的奖金计算既要看公司表现，又要看个人业绩，而个人业绩呢，有一个打分系统。每年年初会与每位员工商定年度目标，多数都有量化的KPI。到了年底，就会一一比对，根据KPI的完成情况给员工打分，表现特别好的得A，特别差的就是D，B和C则是大部分人。整体分布呈正态曲线。你看，我们不是大锅饭，而是有奖惩的。得D的人等于一分钱奖金也没有，等于公司要让他跑路。而且每个部门按比例必须有D的名额，就像“进贡”一样。Derek算不上勤奋，当时我们也多少知道他还在搞些什么自己的事，不过没想到是写小说的，但他工作还是很出色的，他做的Excel饼图和柱状图、做的PPT几乎和那些抽象艺术家的作品一样美。所以那年他得的本是B+，差不多等于部门第二名。但他自己偏偏在小年夜辞职了……而那年得了D的恰好是大老板安排进来的一个远亲。所以，你懂的……哎我也看不惯这些，所以一年后我也走了。其实我一直欣赏Derek，但大企业嘛，总是要追求机构利益最大化，Derek那年就等于被牺牲了。但他有才华，脑子又好，况且搞财务分析和写小说有点像呢，都是让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只是一个用数字，一个用文字罢了。我当年虽然是他上司，但其实他逻辑比我好，你看我讲话东拉西扯的……但我讲的都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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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大家来参加“未来祭中祭”展览开幕暨《键盘故事》新书发布会。我是《键盘故事》的作者李德凯，网名阿德，以前的同事也叫我Derek。多年前，我过着一边写作一边上班的双重生活；后来我辞职了，那是做喜欢的事所必要的牺牲。说到“祭”，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字：它可以指供奉鬼神或祖先，也泛指对死者表示追悼、敬意的祭祀仪式；它有时也用作动词，比如“我祭起了一件法宝”；而在日本，人们说起节日的时候也会用汉字“祭”，想想也对，我们常常在节日的时候做祭祀仪式。并非完全是巧合：我的《键盘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关于献祭的故事。在我的故事之中，作家为了获得第一手体验，亲手杀死了一个人——只是他巧妙地利用了一个爱情故事的节点掩人耳目，创造了一起“完美谋杀案”。在这里，我还想谈论另一个层面的献祭，或用中国人更常用的说法，“牺牲”。每一位作家在自己的小说里或多或少都会引用自己的私人经验。马丁·艾米斯曾说，任何作家都不可能写上十页小说而不揭示自己。也就是说，小说都具有“自传性”的成分，作家为了写小说总是要“牺牲”自己的个体经验，不管是有意识地还是在潜意识中。当然，不同作家有不同的“牺牲”方式：有些小说家会近乎直白地写出自身经验，那些所谓的“私小说”，其中某些会将虚构文体本身的设定视为保护伞，即“既然小说是虚构的，那么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写真实的故事”；还有一些则会将自传性细节打碎安插在不同人物身上，他们追求一种实质上的、更形而上的真实。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身为小说家的我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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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的事我记得。当时我的工作是做集团报告，即在每个月的财务数据出炉后按照集团总部的要求和格式做一份大中华区报告，以便总公司合并数据。我们的集团总部在阿姆斯特丹，与北京时间有六到七个小时的时差，所以如果总部要求在他们的下午召开全球电话会议的话，我就要待到晚上八九点，甚至十一二点才能下班。虽然公司有严格的考勤制度，但因为我的情况特殊，如果加班到很晚，第二天若迟到一些也往往被默许。

但自从Jean做了财务经理后，一切都变了。首先，有人传出谣言，说我是大老板的远亲。可能因为我是广州人，姓吴，于是我按粤语的习惯拼写成Ng，另一方面也是因为Nikki Ng的initial写成NN会比较好记；但这竟然成了我和大老板是一家人的证据，仅仅因为大老板也姓Ng。但其实，大老板是新加坡人，他的Ng根本不是“吴”，而是“黄”。且不说这些，那年的绩效评估让我大跌眼镜。Jean抛出一年的考勤卡数据，说我早上迟到多达30次，而公司对于违反考勤纪律是“零容忍”的。他给了我一个D，也就是那一年我白干了。我说这不公平，因为除了考勤之外，我每个月的报告评分都是优，我说真的给我D的话我会要求劳动仲裁，要知道大公司在此类申诉中常常处于劣势。但Jean挥了挥手里的考勤卡，意思是证据在握。公司里最怕的就是这种人，他们会利用制度的漏洞达到自己的私人目的。据说Jean真正的目的是把我当成牺牲品，迫使我离开，他才好换一个自己的亲信。谁知最后Derek竟然辞职，恰好那时大老板又收到一封总部对我的表扬信，一切就此峰回路转——不过在很多人眼里，这成了我是大老板远亲的又一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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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早就发现了Derek的才华。我至今还记得他进公司那年财务部在Annual Dinner上表演的节目《无为》——他在舞台上静坐了一分钟，用手机拍台下观众的反应。那一年，集团高管们就坐在台下，他们都对这场东方哲学式的表演印象深刻。我告诉他们，这个Derek就是每个月给你们做Excel饼图的家伙；他们笑着说，他更像个艺术家。所以三年前，财务部主管Jean向我报告他要辞职写小说时，我果断地把他放进了那年绩效评估的最差一档，我要他对这份工作丝毫不留恋，我希望他没有回头路。要不然太可惜了，天天朝九晚五困在这里，写来写去不就那么点事吗？对了，我也看他用笔名在网上连载的办公室故事，后来他实在没什么可写，有一篇写到大家来上班，发现办公室整栋楼都不见了。哈哈哈。其实我一直想补偿他，所以这次《键盘故事》出版后，我偷偷买了两万本，发给公司员工和亲朋好友们看，也算是对他的一点点支持。这本书的确比那些网上的办公室故事写得好很多，但我更喜欢他美术馆做发布会时的那场表演。对对，我也在场，我站在后排。那两个警察冲进来给Derek戴手铐的结尾演得太逼真了，我周围的观众甚至都分不清真假。有那么一瞬间，我都以为那是真的。直到我偷偷跑到出口张望了一下才明白过来：美术馆外根本没有什么警车，只有一位助理握着一只鸣响的警笛。那时候不知为何我又生出了一丝怀疑：会不会那个李乐宜真的是他杀的，他策划一场逮捕自己的表演，只是为了把这种可能完全归入虚构的范畴内？虽然人们通常认为，住在他楼下的李乐宜之死是他写作这篇小说的灵感来源。但因和果，虚构和现实的关系从来不是那么确定的。不是吗？

II 键盘故事

ESC

我记得那是9月的一天。某个平常得好像什么都不会发生的日子。

我为什么要逃？五年以来，我也一直问自己这个问题。每个答案都不令人信服。想做一个反叛的少年？那时我已不算年轻。29岁，你说这还是反叛的年纪吗？为了逃避？可逃避什么呢？对了，那天阿静的死纯属巧合。我还不至于那么笨，特意挑了同一天离开，那不就等于宣告自己畏罪潜逃吗？

我到了利马才知道阿静死了。我记得大腿上的手提电脑好烫。那时候我真不敢相信，可当我望着窗外造型古怪的国家美术馆时，竟然一下子接受了这个事实。因为这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城市，在这儿，什么都是可能的。比如我租的这套公寓旁公园的名字：传奇公园。你知道吗，利马的马路有不少是用美洲其他国家的名字命名的。比如从我家往北，是委内瑞拉共和国路，过了贝纳维德斯元帅路再往北、离铁路不远的地方，就是阿根廷共和国路了。你想想，秘鲁的阿根廷共和国路，多么神奇。真像一个迷宫，或俄罗斯套娃，但小的套在了大的外面。

没有太多为什么。我逃离了我出生的城市。那样简单，就像仅仅出于某种来历不明的厌烦，便轻易地按下了电脑左上角的ESC键。一个窗口关闭的时候，一直被掩盖的那个窗口跃上前台。就像在一念之间，我来到了这个地球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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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说是阿德杀死了阿静。可我知道不是。那天上午，阿德的确来找过阿静。我猜，大概是来告别的吧。阿德一向中意阿静，即使阿静执意要分手之后，阿德还常常送东西过来，都是阿静喜欢吃的：香菜拌鱼皮、沙姜鸡还有脆皮烧鹅。有时候，他就往我手里一塞，说“乐宜，帮我交给阿静吧”，就走开了。他是真的关心她。不过那天阿德突然出现，多少有点意外。我记得他拿着个大箱子，寄放在我这里，便径直上楼找阿静去了。后来阿静陪他下楼，他们告别，等到阿静返回楼上，阿德才回到我这里取走箱子。

我觉得，阿静一定知道阿德是来告别的，女人都很敏感，更何况是对自己曾经爱过的男人呢。可她没有溢于言表。我记得那天他们告别时，阿静还轻轻说了声“有空再来”，不过她说得那样轻，就像说给自己听一样。她看着阿德渐行渐远，消失在转角的咖啡馆背后，才慢慢转身上楼。我看见她默默哭了，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和我打招呼，而只是慢慢走上楼，高跟鞋敲在木头楼梯上，像沉重的钟。

对的，阿静那天的确心情不好，她一定在空气中闻到了诀别的味道，又或许她上楼后看见了阿德回头来取皮箱，这并非没有可能。但无论如何，阿德拿着皮箱离开的时候，阿静没有死。

直到那天黄昏——也许我应该早一点上楼看她，但现在这么说已经太迟。走到楼梯转角，我已经觉出异样，那股血腥味道我至今还记得。后来我瘫倒在楼梯上，扶着栏杆，好久才缓过神来。暗红色的血，从门缝里流出，和那些电影里拍的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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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你？我至今都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会是你？你为什么要杀我？

不过无论如何，谢谢你让我从这个世界上解脱。那天我多么难过，你也看见了吗？阿德没有明说他要离开，但我偷看了他的皮夹，里面有两张去利马的机票。两张。当天下午的飞机。

对，最初的确是我要离开他。无望的爱情。我知道和他不会有结果，他是一个多么需要新鲜感的人啊。他爱我，但他没法一天一天地爱同一个我。他的爱像肥皂，不知不觉就会变小、消失。而且他太聪明了，所以对任何人或事，总能很快了解，也会很快厌倦。我知道的。要他爱我，只有一个办法：离开他。在可见却不可得的地方，才能维持这份爱情。也许是我错了，我不该故意冷落他，是我拱手把他让给了其他女人。

哎，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你这个杀人犯！你也爱我吗？我一直只是把你当作陌生的邻居啊。我记得每次我们在楼梯上擦肩而过的时候，你总是那样彬彬有礼，就那么浅浅地笑笑，一言不发，似乎你整个人都活在另一个世界。可为什么是你，是你用那把尖刀插进我的胸口，那样准，好像你练习过很多次一样。那尖锐的痛，就像高潮时刹那的快感，只是涌出的是血。我至今还记得热乎乎的血从身体里流出的感觉，我只有这最后的人间记忆。

放心吧，我不会告发你。我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在另一个世界，这类事情司空见惯。人间的秘密再大，到了这儿也不过是平常事。我会在这儿等你，等你到这儿之后，再告诉我所有真相吧。嗯，不用惊慌和内疚，我只是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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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静，原谅我，我是个自私的男人。我明白，你大概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而我却杀了你，这是多么荒谬的事。可是我一直在等这样一个机会，等这样一个机会能亲手杀死一个人。

阿静你知道吗，我杀过很多人。别误会，我不是一个杀手，不是的。和你想的不一样。我是个作家。我在小说里杀过很多人。有拿着枪明目张胆杀的，有在饮料里下毒玩阴险的，有设计骗局嫁祸于人的，也有自杀，我的小说人物曾经在这座城市里的三座标志性建筑物顶上纵身一跃。我还写杀手的心理活动，我把自己想象成他们，揣摩他们的心思，为什么要杀，杀人前后又是怎样的忐忑和折磨，还有杀人之后那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我有时候会做梦，梦见我小说中的场景，每每会出一身冷汗，然而我的读者们却还不买账。还有那些刻薄的评论家，总是说我的杀人场景写得太不真实，写得太平淡、太缺乏戏剧性。可这实在太可笑了，难道他们亲手杀过人吗？

也许就是这样，我才起了要亲手去杀一个人的念头。我知道做再多的研究、访问再多的杀人犯，我都未必能真的洞察他们的心理。因为当他们将自己的杀人过程和心理感受诉诸言语的时候，一切都已经不再真实。语言就像公车，每个词有自己的站台；然而那些复杂的心绪永远在站与站之间。

所以我决意要杀一个人。亲手杀一个人。我不得不这样做，我需要直截了当的经验。我需要这个故事，这段准确的沉默。我别无选择。

当然，我不会轻易地杀人。我一直在暗中观察，我要找一个合适的人，和一个合适的时机。也就是说，一个已经决意去死，却还差一点点勇气的人。你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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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杯馥芮白、一块芝士蛋糕，OK。你呢？还没想好，好的没关系，你慢慢看，先坐下来吧，靠窗的位置不错，对对，就是那里。你要什么？哦，一杯冰水，好，稍等，马上来。

我跟你说，乐宜肯定不是李德凯杀的。那只是一本小说啊，虚构的故事。对，李德凯，那小说家，的确住在乐宜楼上；不过在那个小说里，连街角的这间咖啡馆都出现了，但这并不说明什么。李德凯只是在小说里杀死了阿静。还有，你说小说里的阿静就是现实里的乐宜，但那只是你的猜想吧。

对，我是阿晋，怎么称呼您？噢，张探长你好。请坐请坐。你也是为这件事来的吧。嗯，嗯，好。我知道的都会告诉你。我最后一次见李德凯？让我想想，应该是上个星期六吧，他每个星期六都会来店里坐一下午，喏，就坐在现在那个红衣少女坐的地方。有什么异常……呃，似乎没有。他只是说，他要离开一段时间，他要去一个什么地方，好像叫玛丽？啊，对对，应该是利马，对。他说那是个很远的地方。地球另一头。对了，他说要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寻找创作灵感。哦，还有，那一天，李德凯似乎在等什么人，因为到了四五点钟时，他一直在看手机，有点不安的样子。不过我想这和那个杀人案没有关系吧，你们居然也相信一本虚构的小说？不可能的！相信我，我太了解李德凯了。哦，好吧。136****2145。随时欢迎再来！

我说吧，这些人都疯了。仅仅因为一本小说就怀疑他是杀人凶手！这怎么可能？照我看，他们应该在这里多喝几杯咖啡清醒清醒。李德凯什么人啊，李德凯我还不了解啊。别说杀人，我看他连杀鸡都悬。只是个作家，只会在键盘上敲敲打打，那还行。那为什么乐宜死的一天他刚好离开？让我告诉你，巧合罢了。

III 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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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人都叫我中国人阿德。“Derek el Chino”。他们喜欢吃我烧得平平常常的肉丝炒面。阿德炒面——我的招牌是四个方方正正的汉字，菜单上只有图，连“Fideos fritos”的翻译都没有。对他们而言，那是晦涩而神秘的图腾。

对，这是我在利马开的第二家炒面店，我们的生意很好。我雇了一个名叫阿静的中国留学生帮忙照看另一家店面。而这家传奇公园总店，仍由我亲自掌勺。

怎么说呢，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有时候，我也会有点不那么确定。有时候我想，那一切大概真的只是我的幻想，我没有杀人，那件大衣上染的不是她的血，而是我笔中的墨水，要不然，为什么警察还没有找到我呢？

起初，我一直担心这样的场景：几个秘鲁警察闯进炒面店，要了几份炒面吃。他们边吃边相互使眼色，似乎在暗中确认什么。最后，当满满一盆炒面变成空盘子时，他们向我出示警察证，然后说一通我至今还不能明白的西班牙语。接着，我被遣送回国，报纸头条会是怎样？“作家沦为杀人凶手”？“作案时精神失常”？“知名作家李德凯案扑朔迷离”？

可是这一天一直没有到来。

到了现在，我竟然变得有些期待了。我就像那个在捉迷藏时躲得太好的孩子：同伴们都已经意兴阑珊地散去，只留下我还在地球另一头陌生的城市里，无望地期待被发现。或许这样的放逐才是身为作家最终的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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