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回想起来，我可以精准地确定自己最初卷入“祖先之争”的日子：就是2007年6月2日，星期六。就在那天夜里，莉娜拖着我一起去“夏娃之子”做了线粒体单倍型检测。我们本来要出去吃晚饭，已经临近午夜了，但测序局24小时都开门。

“难道你不想弄明白自己在人类大家庭里的位置吗？”她问出这话的时候，一双碧眼紧盯着我，虽然面带微笑，却满脸认真，“难道你不想弄清楚，自己究竟属于这棵大家族树上的什么地方？”

诚实的回答应该是：哪个脑子清醒的人会在乎这个呢？不过，我们相识才不过五六周，我对我们俩之间的关系还不太自信，所以不能这么直言不讳。

“已经很晚了，”我谨慎地说，“你也知道，我明天还得工作呢。”我还在为获得物理学博士后资格而努力拼搏，为了养活自己，我给本科生当家教，干终身学者要求奴隶干的所有那些乏味的粗活儿重活儿。莉娜则是位通信工程师，25岁，与我同龄，而真正支付薪水的工作她已经干了将近4年。

“你老是得工作。得了吧，保罗！15分钟就行。”

为了这件事跟她争论得耗费两倍的时间。于是我对自己说，这不会有什么害处，然后跟着她向北走去，穿过城市里灯火辉煌的街道。

这是个和煦的冬夜，雨停了，空气静寂无风。“夏娃之子”在悉尼市中心有座富丽堂皇的豪华建筑，属于一流的不动产，招摇地炫耀着这一运动组织拥有的财富。入口上方亮闪闪的招牌上写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家族”。这家机构在上百个城市都设有办公室（只是在不同的地方，“夏娃”用的是“与本地文化相称”的不同名字，比如在印度部分地区叫“萨克蒂”[印度教女神的名字。]，在萨摩亚群岛又叫“爱莱爱莱”），我曾经听说，“夏娃之子”正在研发像自动售货机那样的街角自动测序机，以便在更大范围内招徕成员。

门厅里，一尊线粒体夏娃本人的全息半身像安放在大理石基座上，从头顶上方傲然俯视着我们。艺术家把我们假想中万代以前的曾祖母塑造成了一位倾国倾城的美人。这当然是艺术家的主观判断，但她纤瘦匀称的容貌、容光焕发的健康外表、志在必得的目光，都让我觉得这样的诠释并没有什么值得推敲之处。这样的审美观贴上的标签是明确无误的：“战士”“女王”“女神”。我不得不承认，看到她的时候，心中有种奇怪的自豪感在情不自禁地膨胀……仿佛不知怎么回事，由于她高贵的仪容和炽烈的眼神，我以及她所有的后代都变得高贵起来……仿佛在某种程度上，整个人类物种的“品格”、我们潜在的美德，都取决于至少有这样一位祖先，她完全可以在莱妮·里芬斯塔尔[海伦妮·贝尔塔·阿马莉·“莱妮”·里芬施塔尔（Helene Bertha Amalie "Leni" Riefenstahl， 1902—2003），德国极富争议的演员、导演兼电影制作人，德国纳粹宣传片《意志的胜利》的导演。]拍摄的纪录片中担任主演。

当然，这位夏娃是个黑人，距今大约20万年，生活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但除此以外，其余与她有关的一切几乎都是猜测。我曾经听到过古生物学家吹毛求疵的评论，认为她的容貌过于现代，与零星的化石证据中展现的同时代人的外形并不相符。然而，假如当初，“夏娃之子”选择的是出自埃塞俄比亚奥莫河的几块带有裂纹的棕色头骨碎片，以此来作为全人类共同的象征，那么，这场运动必定早已销声匿迹了。在我看来，他们塑造的夏娃之美是法西斯主义的标志，或许我这样想不过是心胸狭窄。“夏娃之子”已经说服了两百多万人，让他们直截了当地承认，人类共同的祖先超越了他们各自在外表上的肤浅差异：这种精神特质兼容并包，似乎根除了将他们对血统的痴迷与一切可耻的事联系到一起的争论。

我转身对莉娜说：“你知道吗，去年，摩门教徒在她死后为她施行了洗礼？”

她漫不经心地耸了耸肩：“谁会在乎呢？这位夏娃属于每一个人，没有高下之分。她属于每种文化、每种宗教、每种哲学。任何人都可以宣称她是自己的祖先；这不会对她造成丝毫的贬低。”她钦佩地看着那尊半身像，几乎显得有些虔敬。

我心想：上个星期，她陪我去看马克思兄弟[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喜剧组合。]的电影，一直耐着性子枯坐了4个小时——片子乏味得要命，她却毫无怨言。所以我也可以看在她的分儿上去做这件事，对吧？这似乎只是相互迁就罢了，又不是逼迫我去剪一个尴尬的发型，或者刺一个丢脸的文身。

我们走进了测序等候室。

等候室里并无旁人，但一道声音从周围濒危两栖动物的布景中传出，告诉我们暂且等候，看不到说话的人。室内铺着奢华的地毯，正中央摆着一张圆形沙发。墙上装饰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既有作者不详的描绘阿纳姆地[位于澳大利亚北海岸线半岛地区。]的点画，又有弗朗西斯·培根的版画。底下的说明文字令人担忧：关于“宇宙原始意象”和“集体无意识”，荣格式的可怕心理呓语。我大声哀叹，但莉娜问我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却只是故作天真地摇了摇头。

一个男人身穿白裤子和白色短上衣，从一扇涂着伪装色的门里走出来，他推着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极简抽象风格的设备，令人一见难忘，不由联想起斯堪的纳维亚的昂贵音响。他对我们俩都以“表亲”相称，我努力强装出一脸沉着。他外衣上的徽章标着名字：“表亲安德烈”，有个小小的反射全息图，图中正是夏娃，还有一串字母和数字，标明了他的线粒体单倍型。莉娜说明了来意，说她是会员，带我一起来做测序。

支付了测序费用后（高达100澳元，耗尽了我接下来3个月的娱乐预算），我任凭表亲安德烈扎破我的拇指，将一滴血挤到一片白色吸收垫上，塞进手推车上的一台机器里。机器随即响起了一连串微弱的嗡嗡声，传达出一种令人安心的感觉：精密的设备正在运作。这很奇怪，因为我曾在《自然》杂志上见到过类似设备的广告，里面夸耀说，机器根本不包含移动部件。

在我们等待结果的时候，房间里的光线暗淡下来，一幅巨大的全息图从我们面前的墙上投射而出：是单个活细胞的显微镜图像。来自我的血液吗？更有可能这个细胞并非来自任何人，只是令人信服的逼真动画而已。

表亲安德烈解释道：“你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含有成百上千个线粒体。线粒体不异于一种从碳水化合物中提取能量的微型发电厂。”图像放大了，呈现出一个半透明的杆状细胞器，两端为圆形，与药物胶囊颇为形似。“任何一个细胞的大部分DNA都位于细胞核内，来自父母双方，但线粒体中也有DNA，仅仅遗传自母亲一方。所以，用线粒体DNA来追溯祖先更容易。”

他没有详加阐述，但从高中生物课上开始，这个理论我已经听过好几次了。由于基因重组使然——亦即在产生精子或卵子的先导阶段，成对的染色体之间DNA序列的随机交换——每条染色体都携带着来自上万名不同祖先的基因，天衣无缝地组合在一起。从古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分析细胞核内的DNA，就如同将来自一万名不同个体的各种骨骼碎片黏合在一起，拼接成“化石”，试图去理解这种“化石”的意义。

线粒体DNA则并非产生于成对的染色体，而是源自被称为“质粒”的微小环形结构。每一个细胞中都包含数百个质粒，但它们一个个毫无二致，而且都仅仅来自卵子。撇开突变不谈——突变每4000年左右才发生一次——你的线粒体DNA与你母亲、外祖母、曾外祖母等的线粒体DNA完全相同，与你的兄弟姐妹也完全一样，还有你母系一方的第一代表亲、第二代表亲、第三代表亲……直到不同的突变在200代左右的时间里不断侵袭质粒，最终产生出某种变异。然而，在质粒中有16 000个DNA碱基对，即使是从夏娃本人开始算起，将大约50个点突变累加在一起，也不会造成多大的变化。

全息图中的显微镜图像消散了，变换成了一张由分支线组成的彩色图表，这是一棵巨大的家族树，从唯一的最高点开始，夏娃图像的标记无处不在。家族树上的每一个分叉都标志着一次突变，将夏娃的遗传特征分化为两个略有差异的版本。在家族树的底部，成百上千个分支的末端显示着各种各样的面孔，有男有女——这是个体图还是合成图，我判断不出来，但每一张面孔大概都代表着一个不同的群组，包含了大约第200代的母系表亲，其中所有人都拥有同一个线粒体单倍型：以流传了20万年的主调为基础，发生了属于自身的适度变化。

“你的位置在这里。”表亲安德烈说。在全息图最显著的前景中，显现出了一个写意的放大镜图案，它在家族树底部众多微小的面孔中挑出一张，加以放大。这张面孔与我本人的容貌相似得可怕，几乎可以肯定，是有隐蔽的相机给我拍摄了一张快照；线粒体DNA对外貌没有丝毫影响。

莉娜将手伸进全息图，开始用指尖追溯起了我的血统：“你是夏娃之子，保罗。现在你知道自己是谁了。谁也没办法从你心中剥夺这样的认知。”我凝视着闪闪发亮的家族树，感觉一阵寒意从脊柱最下方升起，不过，这种感觉与其说是源自对祖先的敬畏，倒不如说是由于“夏娃之子”对整个人类物种提出的所有权主张。

夏娃并不是什么与众不同的人物，也算不上进化过程中的分水岭；她只不过被定义成了距今最近的人类共祖，通过完好无损的女性血统代代相传，现今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她的子孙。毫无疑问，在她那个年代，曾经有过成千上万的女性，但由于时间和机遇使然——没有生下女儿的女人随机死去、疾病和气候造成的浩劫——她们的线粒体痕迹消弭得一干二净。不必假设她的线粒体单倍型具有任何特殊的优势（反正多数变异都存在于垃圾DNA中）；仅仅是统计学上的波动，就意味着一个母系血统最终会取代其余所有母系血统。

夏娃的存在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某个时代的某个人（或原始人）必然会恰好符合这个要求。引发争议的仅仅是时机而已。

时机，加之其可能造成的影响。

在这棵大家族树旁边，出现了一个直径约两米的地球仪。它的外观很有特色，是从太空俯瞰地球，厚重的白色积云在海洋上空盘旋，但大陆上方的天空则一概是万里无云。家族树抖动起来，开始重新排列，原先笔直的形状变换成了奇特得多的线条，但几何形状虽然有所弯曲，体现的关系却并没有任何变化。然后，家族树本身覆盖了地球表面，象征血统的线条变成了迁徙路线。在东非与黎凡特[一个不算精确的历史上的地理名称，相当于现代所说的东地中海地区，指中东托鲁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科学家认为人类曾经从非洲向黎凡特迁徙。]之间，这些线条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相互并行，犹如旧石器时代高速公路上的若干车道；而在其他地方，由于地理学上的限制较少，它们便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

年代晚近的夏娃更有利于“走出非洲”假说，即早期直立人只在某一个地方进化成了现代智人，然后朝着世界各地迁移，无论迁徙到何处，在其所到之地，都击败并取代了当地直立人——在过去这短短的20万年间，形成了当地化的种族特征。这个物种仅有一个单一诞生地，最有可能是在非洲，因为非洲人的线粒体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变异（因此在年代上也是最古老的）；而其余所有群体似乎都要等到更晚的时间，才在相对较小的“创始人”群体的基础上发生了多样化。

当然，也有一些与之对立的理论。100多万年前，智人尚未出现之时，直立人就已经最远扩散到了爪哇岛，产生了自身在外形上的地域差异——亚洲和欧洲的直立人化石似乎至少具有某些与现今的亚欧人相同的显著特征。但“走出非洲”理论将其归结为趋同进化，而非源于祖先的血统。假设直立人在若干个地方独立地演变成了智人，那么，比方说，现代埃塞俄比亚人与爪哇人之间的线粒体差异就应该相当于现今水平的5至10倍，这标志着他们在某位年代古老得多的夏娃出现之前，便早已分道扬镳了。即使零星分布的直立人群落并非完全与世隔绝，但在过去的一两百万年间，他们却先后与一拨又一拨迁徙而来的群落杂交。这样的杂交产生了现代人类，然而，他们却以某种方式保留了自身独特的差异——那么，远远早于20万年前的不同线粒体谱系很可能也会残留于世。

在地球仪上，有一条路线闪烁着比其余路线更为明亮的光辉。表亲安德烈解释说：“这就是你本人的祖先曾经走过的路。大约15万年前，他们离开了埃塞俄比亚——也可能是肯尼亚或坦桑尼亚——向北进发。随着间冰期的延长，他们慢慢扩散，穿过了苏丹、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土耳其。在上一个冰河世纪开始的时候，黑海东岸成了他们的家园……”在他说话的同时，有成对的小脚印沿着这条路线显现出来。

他顺着假想中的迁徙路线，穿过高加索山脉，一路行至北欧，由于技术上的局限性，故事在这里便宣告结束：4000年前左右（前后相差能有3000年），我大约第200多代的曾外祖母是位日耳曼人，她生下了一个女儿，在这位女儿的线粒体垃圾DNA中发生了单一的变化：在所有的记录中，这是分子时钟最后的嘀嗒一响。

不过表亲安德烈还没说完呢：“当你的祖先移居到欧洲时，由于相对的基因隔离，以及适应当地气候的需要，他们逐渐具备了所谓高加索人的特征。但一拨又一拨的迁徙者多次穿越同一条路线，有时彼此相隔成千上万年。虽然在旅途中的每一步，新来的迁徙者都会与前人繁衍，变得与他们相似……但沿着这条路线，仍然可以追溯出几十条各不相同的母系血统线，然后循着不同的路径再次追溯历史。”

他解释说，我最亲近的母系表亲——也就是线粒体单倍型与我完全相同的那些人——大多是高加索人，这并不奇怪。若将这个范围扩大，允许包括多达30个碱基对的差异，那就可以涵盖所有高加索人种当中的大约5%——我与这5%的人有着共同的母系祖先，这位祖先生活在大约12万年前，很可能是在黎凡特。

然而很明显，这位女祖先本人的许多表亲都向东迁徙了，而没有北行。最终，他们的后代一路穿越了亚洲，穿过印度支那，然后向南穿过各群岛，穿越了由于冰河时代的低海平面而得以显露的大陆桥，或者在各个岛屿之间进行海上的短途航行，在即将抵达澳大利亚的地方停下了脚步。

因此，就母系血统而言，我与一小群新几内亚高地人的亲缘关系要比与95%的高加索人的亲缘关系更加密切。放大镜再次出现在地球仪旁，让我看到了目前在世的第6000代表亲之一的面孔。肉眼看来，我们两人就像地球上的任何两个人一样，外表并不相同。有为数不多的核基因是针对某些特性进行编码的，如肤色和面部骨骼结构，在这些核基因中，有一组在冰天雪地的北欧很受青睐，另一组则在赤道丛林中大受欢迎。但在这样的两个地方，都留存下了充分的线粒体证据，表明局部地区出现的外貌均化只是表面的假象，是近期才对看不见的家族关系这一古老网络做出的粉饰。

莉娜得意地转过身，对我说道：“你明白了吧？所有那些关于种族、文化和亲缘关系的古老神话，都在瞬间被驳斥了！这些人的直系祖先与世隔绝地生活了成千上万年，在20世纪之前，他们连一张白种人的脸都没见过。可是，跟我比起来，他们在血缘上跟你却更亲近！”

我微笑着点头，试着去感受她洋溢的热情。看到整个幼稚的“种族”概念被这般彻底颠覆，确实令人着迷——我不得不佩服“夏娃之子”组织，他们竟敢这么大胆，号称能绘制出以10万年为单位的关系图，且能达到如此精准的程度。但我无法真心诚意地说出这样的话：当我发现，比起某些黑人，素不相识的白人与我的亲缘关系反倒更远，我的人生便就此改观了。或许有些顽固的种族主义者会被这样的消息震撼至深吧……但也很难想象，这样的人居然会急着来找“夏娃之子”，做什么线粒体单倍型检测。

手推车的另一端“哔”的一响，弹出了一个徽章，跟表亲安德烈的一模一样。他把它递给我；我兀自犹豫不决的时候，莉娜伸手接过徽章，自豪地别到了我的衬衫上。

走出门外，来到街上，莉娜严肃地宣布：“夏娃会改变世界的。我们运气不错，可以活着亲眼看见这一幕。曾经有1个世纪，人们因为隶属于错误的亲属群体而遭到屠杀，不过用不了多久，每个人都会明白，还有更古老、更深厚的血缘纽带，驳倒了他们所有肤浅的历史偏见。”

你的意思是……就像《圣经》里的夏娃？或者就像从太空俯瞰地球的影像终结了战争和污染？我试着以保持沉默的方式来委婉应对。莉娜惊愕地看着我，似乎不太相信，在我本人出乎意料的血缘关系得到揭示以后，我竟然还能心怀疑虑。

我说：“你还记得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在1994年4月7日到7月15日卢旺达内战期间。在这100天里，全副武装的胡图族军人大肆屠戮部分温和派胡图族人、特瓦族人以及作为少数族裔的图西族人。]吗？”

“当然记得了。”

“比利时殖民者为了管理方便，进一步恶化了阶级制度，比起你所谓的亲属群体之间的敌意，难道大屠杀跟阶级制度的关系不是更大吗？而且，在巴尔干半岛——”

莉娜打断了我的话：“听着，不用说，无论你提到什么事件，确实都可能有一段弯弯绕绕的历史，这一点我不否认。但这并不是说，解决方案也必须复杂得不可思议。假如牵涉其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了我们知道的事，都感觉到了我们的感受——”她闭上眼睛，露出灿烂的微笑，这样的表情洋溢着纯粹的满足和平静，“——这种深切的归属感，通过与夏娃的联系，归属于一个包含了全人类的家族……你真的还能想象他们会这样彼此攻击吗？”

我本该用大惑不解的声调反驳她的：什么“深切的归属感”？我什么也没感觉到。“夏娃之子”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向改信他们的人布道。

倘若我真这样说了，最严重的情况又能如何呢？假如当时，因为古遗传学的政治意义，我们俩就当场分手了，那么，这段关系显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会有结果。无论我有多讨厌冲突，在处事圆滑与口是心非之间，在包容与掩盖我们的差异之间，都有一条微妙的界线。

然而，这个问题似乎过于晦涩，不值得为其展开争论——尽管莉娜对此显然持有某些激烈的观点，但只要我不多嘴，这个话题就真的不会再次出现了，仅此一回而已。

我说：“兴许你说得对。”我伸臂搂住她，她转过身来，亲吻了我。天空又下起了大雨，在静止的空气中，倾盆的雨水竟也静得出奇。最后，我们俩回到了莉娜的公寓，当晚剩下的时间，我们都没怎么说话。

不用说，我是个懦夫，是个傻瓜。但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我会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

*　*　*

几周后，我领着莉娜参观新南威尔士大学物理系的地下室，我自己的研究设备就塞在其中一个角落里。夜色已深（又是这样），整栋楼里只有我们两人。五颜六色的荧光显示屏悬在黑暗中，如同其他博士后项目遥远的图标，飘在冷肃的学术类网络空间里。

我没找到给自己买的那把椅子——虽然采用的安全措施逐步升级，从简单地贴上个姓名标签，变成了越来越复杂的计算机警报，但椅子还是老被人借走。于是，我们便站在仪器旁边，踩在光秃秃冷冰冰的混凝土地面上，唯一的光源只有天花板上一盏暗淡的嵌板灯，我召唤出了0和1的序列，它们再现了奇异的量子世界。

声名狼藉的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关联（简称EPR关联）——两个微观粒子纠缠成一个量子系统——已经用实验方式研究了20多年，但要想探索比光子或电子对更复杂的物体产生的效应，这样的可能性直到最近才具备。我研究的对象是氢原子，它们是在单个氢分子被紫外线激光器发出的脉冲分解时产生的。对分离出的原子做了某些测量，显示出了统计上的相关性，只有当包含两个原子的单个波函数对测量过程即刻做出响应时，这种相关性才能说得通——无论有形的分子键被打破以后，单个原子移动了多远的距离：是若干米、若干公里，还是若干光年。

这种现象似乎使所谓距离的概念显得可笑起来，不过，至于EPR关联或许会发展出超光速信号装置的奇想，近来我本人的研究倒是有助于消除这样的想法。在这一点上，理论始终很清晰，只是有些人曾经期盼着方程里的某个缺陷会让人有漏洞可钻。

我向莉娜解释道：“弄两台装有EPR关联原子的机器，一台放在地球上，一台放在火星上，比方说，这两台机器都能测量垂直或水平方向上的轨道角动量。测量的结果始终是随机的……但火星与地球上的机器在同一时刻发射数据，让火星机器数据要么精确模拟地球机器发射的随机数据，要么不这样做。通过改变地球上的测量类型，这种模拟可以在瞬间开启或关闭。”

“就像扔两枚硬币，只要都是用右手扔出去的，落下的时候就肯定会是同一面朝上。”她说，“可是，一旦你在地球上开始用左手扔硬币，这种关联就消失了。”

“是啊——这个类比完全挑不出毛病。”我这时才意识到，这些她很可能早就听说过了——毕竟，在她本人的研究领域，量子力学和信息论正是基础学说——但她很有礼貌地倾听着，所以我又接着往下说，“但就算每次抛硬币的结果都神奇地保持一致，这两枚硬币仍然在随机抛出相同数量的正反面。所以，没办法把任何信息编码到数据里去。在火星上，你甚至分辨不出这种关联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除非通过无线电传输之类的传统手段，把地球上的数据发过来比较一下——这样整个实验就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了。EPR本身传递不了任何信息。”

莉娜陷入了沉思，但她对这个定论显然并不感到惊讶。

她说：“EPR在分离的原子之间传递不了任何信息，可你要是把原子放在一起，它仍然可以告诉你，过去它们发生过什么。你做的是对照实验，对吧？对于从来没有配过对的原子，你也会进行同样的测量吗？”

“是啊，当然了。”我指着屏幕上的第三列和第四列数据；在所有的电子设备背后，隐藏着一个小小的灰盒子，盒内有一个真空室，在我们交谈的同时，实验过程仍在真空室内无声地进行。“结果完全不具备相关性。”

“所以，大体而言，这台机器可以告诉你，两个原子到底有没有结合到一起？”

“单独的不行；任何一个单独的配对可能都是偶然发生的。但是，假如具有相同历史的原子数量够多的话，那就是这样的。”

莉娜狡黠地笑了起来。

我说：“怎么了？”

“就……让我笑会儿吧。下一个阶段是什么？更重的原子吗？”

“没错，但还不只是这样。我会分裂一个氢分子，让两个独立的氢原子跟两个氟原子结合到一起——随便找两个以前并不相关的原子——然后再把这两个氟化氢分子分解掉，对氟原子进行测量，看我能不能找到它们之间的间接关联：也就是从最初的氢分子承续而来的次级效应。”

实际上，要想让这项研究工作进展到这一步，我获得资金的希望十分渺茫。现在，有关EPR的基本实验结果已经尘埃落定了，所以，进一步推动测量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太多理由。

“从理论上来讲，”莉娜天真地问，“对于体积大得多的实验对象，你也能开展同样的实验吗？比如说……DNA？”

我哈哈大笑：“不行。”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这个地方，下个星期，能不能做到，而是说，假如有两串DNA被结合到了一起，会不会存在任何相关性？”

这个想法令我有些犹豫不决，但我还是坦白承认道：“说不定会有。我没办法一拍脑袋就说出答案，得从生物化学家手里借用某些软件，好精确地模拟这种相互作用。”

莉娜满意地点了点头：“我认为你应该这么做。”

“为什么啊？说真的，我永远也试不出来。”

“用这种垃圾场级别的设备，那确实不行。”

我哼了一声：“那你告诉我，谁会投钱给我买更好的设备？”

莉娜扫视了一眼阴森的地下室，仿佛要在这一切彻底改变之前，像拍摄快照那样，在心里印下我职业生涯低谷期的惨状。“谁愿意资助你研究检测DNA结合的量子指纹的方法？要计算出两个线粒体质粒接触的时间有多长——不是精确到最近几千年，而是精确到最近的一次细胞分裂——谁会为了这样的可能性买单？”

我心中一阵惊怒。眼前这人还是那个理想主义者吗？还相信“夏娃之子”是世界和平仅剩的一大希望吗？

我说：“他们绝不会轻易上当的。”

莉娜茫然地盯着我看了片刻，然后摇了摇头，似乎觉得好笑：“我说的又不是骗取别人的信任，用虚假的借口来乞求研究经费。”

“嗯，那就好。可是……”

“我说的是拿到经费，做一项非做不可的研究。测序技术已经被推进到了极限，但反对我们的人还在不断寻找可以吹毛求疵的问题：什么线粒体突变率、给可能性最大的家族树选择分支点的方法、谱系遗失和留存的细节。哪怕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古遗传学家，对一切的看法也在不停地变来变去。夏娃的年代就像哈勃常数一样起伏波动着。”

“肯定还不至于那么惨吧。”

莉娜攥住了我的手臂。她激动的心情犹如电流，我能感觉到它流入了我的身体。也说不定她只是恰好捏到了某一根神经。“这项研究可能会重塑整个研究领域的状况。不会再有更多的猜测、臆想和假设——只有一棵无可争议的单一家族树，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

“甚至都没可能……”

“但你会弄清楚的吧？你会深入研究的吧？”

我犹豫着，却想不出哪怕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来拒绝她：“会的。”

丽娜露出了笑容：“有了量子古遗传学……你就有能力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让夏娃复活，把她带给这个世界。”

*　*　*

6个月后，我在大学里的研究耗尽了资金：包括研究经费、辅导收入，所有的一切。莉娜主动表示，要给我提供3个月的资金支持，在此期间，我可以拟好一份计划书，提交给“夏娃之子”。我们已经住到了一起，已经在分摊生活费用，不知为何，这样一来，要把她的做法视为合情合理就容易多了。何况如今正是一年里不好找工作的时候，反正我也要失业了……

结果，计算机模拟表明，在统计噪声中，是可以辨认出DNA片段之间可测量的关联的——前提是有数量充足的质粒可供研究：每人要提供的血液可能多达几升，而不是一滴血就行。但我已经可以预见，对于技术方面的难题，即便是想做出确切的评估，尚且需要经过多年的研究，更不用说加以克服了。为了将来申请企业拨款起见，把这些统统写下来算是一种不错的演练，但我从未认真期望过会有什么结果。

莉娜陪我一起去与威廉·萨克斯会面，他是“夏娃之子”西太平洋区的研究总监。萨克斯年近六旬，衣着极为保守，上穿贝纳通牌经典T恤衫，T恤上印有“艾滋病不好”字样，下着宣传“你好，世界和平”的冲浪鸽主题滑板裤。头顶上方的画框里有一本装裱起来的《连线》杂志，封面上的萨克斯面带微笑，比眼前的人略显年轻：他曾是2005年4月刊评选出的月度权威人士。

“会跟大学的物理系签约，提供全面的监管，”我紧张地解释道，“每6个月对科研质量进行一次独立审计，因此研究工作绝不可能脱轨。”

“EPR关联证明，”萨克斯若有所思地说，“所有生命都以整体的方式团结在一起，成了大一统的元有机体，不是吗？”

“不是。”听见我这么说，莉娜在桌子底下狠狠踢了我一脚。

但萨克斯似乎根本没听到我的话：“你会听见大地女神盖亚自身的塞塔节律[频率处于4至6Hz的脑电波被称为塞塔波。塞塔波会产生塞塔节律，这是大脑中的一种神经振荡，是许多动物认知和行为各个方面的基础，包括学习、记忆和空间导航。]。隐藏在一切背后的神秘和谐：同步性、形态共振、轮回转世……”他叹了口气，似乎陷入了恍惚，“我热爱量子力学。知道吗？教我太极的师父写过一本有关量子力学的书，叫《薛定谔之莲》，你肯定读过。简直让人如痴如醉！眼下他正在写续篇，叫《海森堡之曼荼罗》……”

我还没来得及再次开口，莉娜就插言道：“也许……后人能够顺着这种关联向前追踪，上溯到跟其他物种一样古老的年代。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就算是上溯到夏娃所在的年代，也会构成重大的技术挑战。”

表亲威廉似乎重新回到了现实中的地球。他拎起打印好的申请文件，翻到最后的预算细节，这部分基本上都是莉娜拟定的。

“500万美元可是一大笔钱哪。”

“研究工作会持续10年以上。”莉娜平静地说，“别忘了，本财政年度的研发支出还可以获得125%的税收减免呢。要是你再把假设中的专利权因素也考虑进去——”

“你们真的认为派生品会有这么高的价值？”

“看看特氟龙[一种使用氟取代聚乙烯中所有氢原子的人工合成高分子材料。杜邦公司在1941年取得专利，并于1944年注册商标。]就知道了。”

“我得向董事会汇报一下。”

*　*　*

两周后，当好消息通过电子邮件发来时，我简直觉得浑身难受。

我对莉娜说：“我这干的都是什么事啊？万一我在这上头耗费了10年的时间，结果却什么收获也没有呢？”

她不解地皱眉道：“并没有必然会成功的把握，但这一点你已经说清楚了啊，又没撒谎。每次伟大的努力都会受到不确定性的困扰，但‘夏娃之子’已经决定接受这样的风险。”

事实上，让我感到苦恼的，并不是从沉迷于全球同母的有钱白痴手里拿走大笔资金，而且很可能无法给予他们任何回报，这样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否正当。我更担心的问题是，假如到头来发现这项研究是条死胡同，没有得出值得发表的成果，这对我的职业生涯意味着什么。

莉娜说：“一切都会得到完美解决的。保罗，我对你有信心。”

这是最糟糕的一点。她确实对我有信心。

我们彼此相爱，又都在相互利用。但关于不久以后，什么会变成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其实我才是一直在自欺欺人的那一个。

*　*　*

2010年冬，莉娜请了3个月的假，以技术转让的名义前往尼日利亚。她正式的职责是向新一届政府提供“如何对通信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建议；但与此同时，她也在为“夏娃之子”培训数百名当地操作员，教他们使用最新推出的低成本测序器。我的EPR技术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几乎区分不出同卵双胞胎与素不相识的人——但原先的线粒体DNA分析仪已经发展得体积极小、坚固耐用，且造价低廉。

事实上，非洲过去对“夏娃之子”抵制得很厉害，不过这个组织似乎终于站稳了脚跟。莉娜从拉格斯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眼中总是闪烁着传教士般的热忱，每次她一打电话，我就会去查看一下大家族树，企图做出判断，假如测序热潮果真兴起，并扰乱了关于家族亲缘的传统观念，那么，参与近期内战的昔日战士们对待彼此是会更像兄弟呢，还是会敌意更甚呢。不过，各派系在种族上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混杂，因此不可能得出明确的定论。据我所知，在这场战争中之所以会形成各派同盟，既是由于21世纪某些政治上的扶植行为，也是要向古老的部落效忠使然。

就在此行接近尾声的时候，在我这边本地时间的凌晨，莉娜给我打来了电话，她气得简直要哭出来了：“保罗，我要直飞伦敦了，3小时后就到。”

我眯起眼睛，看着亮得刺眼的屏幕，她身后的热带阳光晃得我头晕眼花：“为什么啊？出什么事了？”在想象中，我仿佛看见“夏娃之子”的人暗中破坏了脆弱的停火协议，引发了某种难以启齿的种族大屠杀，然后飞往国外，让全世界最好的显微外科医生给他们疗伤，而与此同时，那个国家则在他们身后陷入了混乱。

莉娜把手伸到镜头外面，点击了一个按钮，将一段新闻报道粘贴到通话框的一角。标题大书：Y染色体亚当发动反击！下方的图片中，是一个近乎全裸、肌肉发达、金发碧眼的白人男子（奇怪的是，他身上没有体毛——很像米开朗琪罗塑造的大卫，裹上了一块野牛皮腰布），手中的一杆长矛对准读者，展现出恰到好处的芭蕾舞般的优雅。

我轻轻哀叹了一声。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在导致精子产生的细胞分裂过程中，Y染色体的大部分DNA都与X染色体进行了重组，但其中一部分却仍然保持着游离状态，顺着纯粹的父系血统向下传递，与母女相传的线粒体DNA具有同样的精确度。其实可以说精确度更高：细胞核内的DNA发生突变的频率要低得多，这让它变成了一个用处小得多的分子钟。

“他们声称，他们发现了所有北欧人的单一男性祖先——生活的年代距今只有2万年！明天，他们要在剑桥的古遗传学会议上发表这篇狗屁论文！”

趁莉娜流泪的时候，我把这篇文章浏览了一遍。这篇新闻报道纯粹是小报的大肆炒作，从中很难判断研究人员真正主张的论点是什么。但是，有许多长期反对“夏娃之子”的右翼组织明显是求之不得，欣然接受了这样的结果。

我说：“那你为什么非得去那儿不可？”

“当然是去捍卫夏娃！我们不能任凭他们侥幸得逞！”

我的头隐隐作痛起来：“如果这是不怎么样的科学观点，就让专家来驳斥它好了。这又不是你的问题。”

莉娜沉默了半晌，然后悻悻地反驳道：“你也知道，男性谱系比女性谱系消亡得更快。由于一夫多妻制，单一父系血统要在一个种群中占据主导地位，经历的代数要比母系血统少得多。”

“所以这个说法有可能是对的？说不定真有个年代晚近的单一‘北欧亚当’？”

“也许吧，”莉娜不情愿地承认，“可是……那又怎么着呢？那能证明什么？像寻找能成为整个物种父亲的亚当这种事，他们甚至连试都没试过！”

我想回答：这当然证明不了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脑筋清醒的人谁也不会在乎这个。但是……当初究竟是谁把血缘关系当成了这等大事？又是谁在竭尽全力，宣传“一切重要的事都取决于家族关系”这个观念？

然而，如今为时已晚。转而反对“夏娃之子”只不过是纯粹的伪善，我既然拿了人家的钱，就得乖乖合作。

我也没办法抛弃莉娜。倘若我对她的爱仅仅停留在我们能达成一致的事情上，那就根本不是爱。

我昏昏沉沉地说：“我会搭3点钟的飞机去伦敦。咱们会场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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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届年度世界古遗传学论坛在一座金字塔型的建筑中举行，建筑位于铺着人造草皮的科技园内，与大学校园相去甚远。因为有挥舞着标语牌的人群，所以地方并不难找。标语牌上大书：死去吧，纳粹人渣！尼安德特人[晚期智人的一种，是现代欧洲人祖先的近亲。]滚出去！（这什么啊？）出租车开走时，时差的影响开始发作，我的膝盖几乎撑不住身子。我的目标是尽快找到莉娜，带着她一起远离危险。夏娃是有能力自保的。

当然了，夏娃就在那里，在十几件T恤衫和若干条横幅上方，她凝视着这一切，神态安详而庄严。不过近来，“夏娃之子”及其营销顾问一直在对她的形象加以“微调”，所有的焦点小组和消费者反馈研讨会讨论出了怎样的结果，我这还是第一次有机会看到。新版夏娃的肤色略微白净一些，鼻翼更窄，眼睛更细。这些变化虽然微妙，但目的明显是让她的外貌更加“泛种族化”——与其说像全人类共同的祖先，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地点，也就是非洲，倒不如说更像遥远未来的某一位全人类共同的后裔，留存着每个现代人类族群的痕迹。

我就算是玩世不恭，跟“夏娃之子”搞出的其他廉价的噱头相比，这重新设计过的形象还是更让我想吐。似乎他们已经认定，一个人人都愿意接受非洲夏娃的世界终究是无法真正想象的，但他们却对这个概念如此执着，为了扩大她的吸引力，不惜继续歪曲事实，直到……怎样呢？难道他们不仅要在每个国家赋予她一个不同的名字，还要给她安上一张不同的面孔吗？

我成功进入了大厅，只是身上被两三个纠察员吐了几口唾沫。大厅里要安静得多，但学院派的古遗传学家们却在偷偷地四下乱瞟，不肯与人对视。一个可怜的女人被一群新闻记者堵在了墙角，我经过的时候，只听采访者激动地说：“但你必须承认，亵渎亚马孙土著的起源神话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金字塔型建筑的外墙是蓝色的，但多少有些透明，我可以看见另一群示威者压在其中一块嵌板上，正向内窥视。便衣安保人员对着腕上的电话窃窃私语，显然是在替身上的马萨里尼西装担心。

离开机场后，我给莉娜拨了十几回电话，但剑桥的信号覆盖有瓶颈，我一直没打通。她动用了一些关系，把我们两个都列进了出席者数据库——正因为如此，我才有资格从前门进入大厅——但这只能证明，即便进了大楼，也不能保证就没有派别偏见。

突然，我听到附近传来喊叫和嘟囔声，然后是一阵齐声欢呼，还有沉重的塑料板从框架中弹出的声音。新闻报道中提到，现场既有支持夏娃的示威者，也有支持亚当的示威者——据说后者的表现要野蛮得多。我惊慌失措，冲进了最近的一条走廊，差点撞到迎面过来的人，这是一名精瘦的年轻男子，身材较高，白肤，金发，蓝眼，浑身散发着日耳曼人的危险气息……我内心深处想要愤怒地大叫：我已经违背了自己的意愿，陷入了纯粹又愚蠢的种族主义。

他还拿着台球杆呢。

但当我小心翼翼地后退时，他的无袖T恤上开始闪烁出这样的文字：女神临世！

“我说，你是什么人？”他冷笑道，“‘亚当之子’吗？”

我缓缓摇头。我是什么人？我是个智人，你这呆瓜。莫非你认不出自己的同类吗？

我说：“我是‘夏娃之子’的研究员。”在系里的鸡尾酒会上，我总是自称为“独立从事古遗传学研究的物理学家”，但眼下似乎不是斤斤计较这个的时候。

“是吗？”他做了个鬼脸，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不信呢，然后他咄咄逼人地向前走来，“这么说，你也是那帮男权至上、贪图享乐的浑球当中的一个喽？你们妄图把地球母亲的原型具体化，好控制她无边无际的精神力量？”

这话听得我呆若木鸡，没看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用台球杆朝着我的心口狠狠一捅，痛得我跪倒在地，喘不过气来。我能听到大厅里传来靴子踏地声，有人用嘶哑的嗓音反复呼喊着口号。

这位女神的崇拜者抓住我一侧的肩膀，把我从地上拖了起来，咧嘴一笑：“不过我没什么恶意。我们还算是一边的，对吧？咱们去打几个浑球呗！”

我企图挣脱，但为时已晚。“亚当之子”的那帮人发现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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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娜来医院看我：“我就知道，你该留在悉尼。”

我下颌被固定住了，无法还嘴。

“你必须把自己照顾好：现在，你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其他群体会找到他们自己的亚当。而夏娃带来的人类大一统观会被压倒，被近代男性祖先的概念中固有的部落观淹没。我们不能任凭几个到处乱搞的克鲁马努男人[旧石器时代的欧洲高加索人种。]让一切毁于一旦。”

“唔唔唔。”

“我们有线粒体测序……他们有Y染色体测序。当然，我们的分子时钟已经发展得更精确了……但我们需要一个惊人的优势、一个任何人都能领会的优势。突变率、线粒体单倍型，对普通人来说，这些东西还是太抽象了。假如我们能借助EPR，构建起精准的家族树——从大家认识的亲戚开始，但把感觉同样精准的亲属关系延伸 1万代，一路追溯到夏娃——那么，这就可以给我们带来直接性、带来可信度，让‘亚当之子’只好等死。”她温柔地抚摩着我的额头，“你可以为我们赢得这场祖先战争的，保罗，我知道你能。”

“唔唔。”我被打败了。

本来我已经打算好了，要对双方都加以谴责，要从EPR项目中抽身——甚至如果真到了那一步的话，我也可以离开莉娜。

也许其中骄傲的成分多于爱情，软弱的成分多于责任，惰性的成分多于忠诚——不过，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我都做不到。我离不开她。

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设法完成我已经开始的研究，给“夏娃之子”提供他们想要的无懈可击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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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不同祖先的敌对派别在相互示威、用炮火彼此轰炸，与此同时，一条条血河正从我的仪器里流过。“夏娃之子”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不少于5万名成员每人为我提供了两升血样；我的实验室会让效果最华丽的汉默恐怖电影[汉默电影公司以拍摄哥特式恐怖电影闻名，其中包括吸血鬼电影。]相形见绌。

我们对数万亿个质粒进行了分析。处于特定的低能量杂化轨道上的电子——这是两种异形电荷分布的量子混合物，有可能会在数千年内保持稳定——在经过精密调谐的激光脉冲的诱导下，坍缩成某种特定的状态。虽然每次坍缩都是随机发生的，但我所选择的轨道在成对的DNA链中具有非常微小的相关性。实验积累了千万亿次的测量数据，并加以比较。既然每一位个体都有充足的质粒得到测量，那么在统计噪声中，任何共同祖先的微弱特征便都可以浮现出来。

“夏娃之子”那棵巨大的家族树背后的各种变异已经不再重要；事实上，我观察的这些质粒片段很可能始终保持着完好无损，可以一直上溯到夏娃，因为正是与完美无瑕的DNA复制体发生了密切的化学接触，关联的出现才具备了真正难得的机会。随着这个过程中的各种小问题得到解决，数据积累得越来越多，结果终于开始出现了。

献血者当中有许多来自近亲群体：我对数据进行了盲分析，然后把结果交给一位研究助理，好与已知的关系进行对照检查。2013年6月初，我在1000份样本中对兄弟姐妹的检测获得了100%的得分；几周后，我对第一代与第二代表兄弟姐妹的检测也获得了同样的分值。

很快，我们就达到了家谱记录的极限。为了提供另一种交叉检查的方法，我开始对核基因也加以分析。即使是远亲，也有可能携带着来自共同祖先的某些基因——而EPR可以精准确定那位祖先所处的年代。

这个研究项目变得广为人知，我被怪人发来的邮件和死亡威胁所淹没。实验室戒备森严，“夏娃之子”为项目的每一位参与者及其家人都聘请了保镖。

信息量不断增长，但想到“亚当之子”可能会用竞争性的技术赶超他们的步伐，“夏娃之子”就生活在恐惧中，不断通过投票表决，向我追加越来越多的资金。我把我们的超级计算机升级了两次。虽然单凭线粒体本身，就可以将我引向夏娃，但出于财务上的目的，我开始追踪成千上万名祖先的核基因，其中男女皆有。

2016年春，数据库达到了某种临界量。我们采集的样本只占世界人口的极小一部分，但一旦有了往回追溯几十代的可能性，所有表面上并不相关的血统就开始产生了联系。在各位夏娃的纯母系家族树与各位亚当的纯父系家族树之间，常染色体核基因随意曲折，填补了其间的空白……直到我发现，地球上凡是生活在9世纪早期的人，只要他们留下的后代一直存活至今，我所掌握的基因图谱就几乎可以将他们全部覆盖。我不知道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甚至也不知道他们确切的地理位置，然而，他们每一个人在我这棵巨大家族树上的位置，我却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对整个人类物种的遗传多样性获得了粗略的了解。从那一刻起，我便一发而不可收了，对成千上万年间的关联都进行了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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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17年，莉娜最悲观的预测统统变成了现实。世界各地有几十个不同的亚当宣告出现，这时的潮流是为规模越来越小的人群寻觅父系共祖，将父系血统汇聚到年代越来越近的祖先身上。现在，有许多祖先都是所谓的历史人物。为了争夺自称“亚历山大大帝之子”的权利，希腊和马其顿的敌对团体如今正在一决高下。在3个东欧共和国，Y染色体种族分类已经成了政府拟定的国策，而且，据称在某些跨国公司，这样的分类也成了公司政策。

当然，分析的人群规模越小——除非进行大范围的近亲繁殖——每位研究对象身为同一名亚当后裔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第一个辨认出来的男性祖先就成了“他族人的父亲”……而其余所有人则变成了污染基因的野蛮强奸犯，留下的丑恶污点至今仍然检测得到，并要就此加以清除。

我夜夜无法入眠，直到凌晨仍然清醒，苦苦思索着，自己怎会因为这样愚不可及的事，沦落到这么多冲突的中心。我依旧无法向莉娜坦白心中真实的感受，所以会关着灯，在屋里来回踱步，或者把自己锁在书房里，关好防弹百叶窗，整理最新发来的一批恐吓信——其中既有纸质版，也有电子版——在其中搜寻证据，以图证明，对尚未成为“夏娃之子”狂热拥趸的人，我关于夏娃的发现有可能产生哪怕一点点积极的影响。我在寻找某种迹象，表明除了向改信者布道以外，还有望再做些别的事。

我始终没有找到想要的那种鼓励，但有张明信片让我略感振奋。寄出明信片的是“堪萨斯城神圣不明飞行物教派”的主教。明信片上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地球居民： 请你动动脑筋吧！人人皆知，在这个科学时代，各个种族的起源如今已经水落石出了！非洲人是在水星闹了大洪水之后飞到这里来的，亚洲人来自金星，高加索人来自火星，太平洋岛屿上的人来自各种小行星。如果你没有掌握必不可少的超自然技能，从各大陆把光线投射到星光界，以此来加以验证，那么，简单的气质和长相分析应该也会让这一点昭然若揭——哪怕是你也能看得出来！ 但是，请不要曲解我的意思！仅仅因为我们都来自不同的星球，并不表示我们就不能继续做朋友。 *　*　*

莉娜深感不安：“可你明天怎么能召开媒体发布会啊？表亲威廉都还没看过最终结果呢。”那天是2018年1月28日，星期日。在某个波罗的海国家发生了一次令人不快的事件后，“夏娃之子”为我们安设了经过加固的钢筋混凝土地堡，我们在地堡里向保镖们道过晚安，上床睡觉。

我说：“我是个独立研究员，可以不受约束地随时发布数据。合同上是这么写的。测量技术上的任何进步都必须经过‘夏娃之子’的律师之手，但是，古遗传学的研究结果却没这个必要。”

莉娜换了种策略：“可是，如果这项研究没有经过同行评审……”

“经过了。这篇论文已经被《自然》杂志采纳，在发布会之后的第二天就会出版。其实，”我一脸无辜地笑了笑，“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帮编辑的忙。她希望这样能提升本期杂志的销量。”

莉娜不作声了。在过去的6个月里，有关研究工作的情况，我向她透露得越来越少，我宁愿任凭她去猜测，是某些技术难题阻碍了项目进展。

最后她说：“你至少可以告诉我，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新闻吧？”

我无法直视她的眼睛，但还是摇了摇头：“20万年前发生的事根本算不上什么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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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召开媒体发布会，我租下了一间公共礼堂——离“夏娃之子”的办公大楼很远——我自行支付了租金，并安排了独立安保。萨克斯和其他董事对此并不满意，但除了绑架我之外，他们几乎没什么别的办法让我闭嘴。没有任何人曾经暗示过，要捏造出他们希望的结果——但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假设始终存在：只有恰当的数据才会如此大张旗鼓地公布——而“夏娃之子”有充分的机会率先对其做出解释。

我站在讲台后面，双手直抖。在场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两千多名记者，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佩戴着效忠于某一位祖先的标志。

我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话。EPR技术已经成了人尽皆知的常识，没有必要再加以解释。我只是简单地说了句：“我想向你们展示一下我关于智人起源的发现。”

灯光暗淡下来，一幅大约30米高的巨大全息图像出现在我身后。我宣称，这是一棵源自9世纪的家族树，它不是对基因或突变的粗略记录，而是整个人类群体代代相传的精准图表，其中同时包含了男性与女性血统。这棵家族树呈倒漏斗状，如同密不透风的丛林。听众依旧鸦雀无声，但礼堂内却弥漫着不耐烦的气氛。这10亿根细线纠缠在一起，根本无从辨认——他们从中无法得出任何信息。但我等待着，让这张无法理解的图表缓慢地旋转了一下。

“Y染色体的突变时钟是错的，”我说，“具有相似Y染色体的群体的父系血统，我已经向前追溯了几十万年，结果始终没有汇聚到任何一名男性身上。”人群中响起一阵不满的低语，我调高了扬声器的音量，盖过了这声音：“为什么没有呢？假如DNA并不是全部来自不久以前的单一来源，那突变的多样性怎么会这么小呢？”第二幅全息图出现了，这是一个双螺旋结构，是Y染色体区域的示意图，“这是因为，突变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在完全相同的位点上。在同一个位置上，就算出现两三次甚至五十次的复制错误，看起来离原始版本也仍然只有一步之差。”双螺旋结构的全息图被反复分裂和复制，对每一代累积的差异加以高亮显示，“我们细胞里的校对酶必定具有特定的盲点、特定的弱点——就像容易写错的字。在任何一个位点上，仍然有可能出现纯粹的随机错误，但只有在成百上千万年的时间尺度上才会这样。

“所有的Y染色体亚当都是幻想，”我说，“无论哪一个种族、部落或国家，都不是某个单一父亲的后裔。首先，现今的北欧人就有超过1000种不同的父系血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冰河时代晚期——而这上千位祖先又源自两百多个不同的非洲男性移民。”在迷宫般灰蒙蒙的家族树上，闪现出了不同的色彩，短暂地对各个谱系加以突出显示。

有十几个记者跳起来，开始大声谩骂。我等着保安把他们从大楼里带离。

我望向人群，寻找着莉娜的踪影，却没能找到她。我说：“线粒体DNA也同样如此。突变会互相覆盖，分子时钟是错的。并不存在什么20万年前的夏娃。”人群开始骚动，但我仍然继续往下说，“直立人走出了非洲——在超过200万年的时间里，这样的事发生过几十次，新移民总是与旧移民杂交，而从来没有彻底取代过他们。”一个地球仪出现了，在整个亚非欧大陆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纵横交错的道路，连1平方公里裸露的地面都休想看见，“智人在世界各地同时出现，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着同一物种的状态，这部分是由于迁徙者的基因流动，部分是由于使所有时钟失效的平行突变：这些突变发生的顺序是随机的，却倾向于发生在相同的位点上。”一幅全息图上显示出4条DNA片段，它们不断积累着突变。起初，这4条片段变得越来越不一样，因为稀疏的随机离差对它们的影响各不相同，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相同的脆弱位点受到侵袭，它们却全都留下了几乎相同的痕迹。

“所以，现代的种族差异已经有长达200万年的历史了——这是从第一批直立人迁徙者那里继承下来的——但是，随后所有的进化不管发生在哪里，都是并行发展的……因为直立人其实从来就没有太多的选择。在短短200万年的时间里，不同的气候条件可能有利于不同的基因发生一些表面的局部适应，但是，在每一位迁徙者离开非洲之前，导致智人出现的一切都已经潜藏在他们的DNA里了。”

夏娃的支持者安静了片刻——也许是因为再也没人说得清，我所描绘的情形究竟是会带来统一，还是会造成分裂。真相太过纷繁复杂，根本无法服务于任何政治目的。

我接着说道：“不过，假如真的曾经有过亚当或夏娃，他们的年代也比智人和直立人早得多。说不定是……南方古猿？”我在画面中展示了两个毛茸茸的驼背身影，跟猿猴差不多。人们开始乱扔摄像机。我按动了讲台下方的一个按钮，讲台前方升起了一面巨大的有机玻璃盾牌。

“烧掉你们所有的标志吧！”我喊道，“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代表的是部族还是全球。丢开你们的父国和地球母亲吧——这是童年的终结！亵渎你的祖先吧，跟你的表亲上床吧——只要做你觉得对的事就行，因为那就是对的。”

盾牌被砸出了裂纹。我朝讲台的出口奔去。

保镖全都不见了踪影，但莉娜却坐在我们带有装甲的沃尔沃里，车停在地下停车场，引擎处于启动状态。她慢慢摇下了带后视镜的侧窗。

“我在网上看了你这场小小的表演。”她平静地盯着我，但眼里却蓄满了怒火和痛苦。

我的肾上腺素已经消耗殆尽，没有了力量，也没有了傲气；我在车旁跪了下来：“我爱你。原谅我吧。”

“上车，”她说，“你得好好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