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有条河，有了河的小城就有了生机，有了呼吸，任你随意在小城里穿梭游荡，走到哪儿都能看见片片白银似的波纹，它们在日头底下闪烁着，跳跃着，奔腾着，漂浮在深深的水面之上。有时河水路过浅滩，丰盛的水草绿萋萋的，绵延成大地的席子，展露出一种初为人母的温柔，河水在它面前都变得安静下来，缓缓地流淌着，低吟呢喃。几只白鹭滑翔、盘旋，优雅地停落在一处芳草里，不见了身影，忽地，又鸣叫一声，飞向那更辽阔处。

十三岁的美娜路过这里，被那几只白鹭吸引住了，少女的悲伤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一刻，她把自己幻想成那只小个子的白鹭，它时而扑扇着翅膀跟在一只大鸟身后，时而独自卧在水草里惬意地啄着尾羽。美娜想，不几日前，自己也跟这白鹭过着差不多的日子，一下了学，就依偎在母亲床边写作业，有时也念几首诗或唱几句新学的歌给母亲听。母亲常年雪白的脸面，此刻就会涌出一丝丝血色，美娜便知道，母亲心下是高兴的，美娜因此能开心一整个晚上。

美娜偶尔也会用一种不属于她这个年纪的、略带审判和玩味的眼神盯着别人家的母亲。比如在麦田里割麦子的母亲，那些女人蹲下来，胸脯往下垂，屁股朝天翘。孩子们在地头儿撒野，打了起来，她们便一手拿着割麦子的镰刀，气势汹汹地冲过来，嘴上骂骂咧咧的，一脚踢在顽童的屁股上。美娜远远看着，牙槽进了一股股凉风，仿佛自己的屁股也跟着开了花。她觉得这种母亲实在太凶猛，但隐隐又有一种对凶猛的渴望。她跑回家，趴在母亲床边写作业，却时不时地，偷偷抬着上眼皮细细地瞥一眼母亲的胸，替母亲翻身时，就直勾勾地看着母亲的臀——母亲没有胸，也没有臀，薄薄的身体像一棵暮秋的枯草，一根发了白的火柴。

母亲以前不是这样的。美娜六岁时的一天清晨，母亲一把把美娜抱在怀里，跨着流星似的大步子急匆匆地往前走，她穿着一条鹅黄色的连衣裙，腰间束着一朵淡蓝绢花腰带，头上戴着一顶白丝编边的遮阳帽，和那个早晨一样清爽。她粉嫩的小脚步步生风，散发出一缕缕体香，贵小姐逃难似的。父亲拖着美娜四个姐姐，他一手牵着三姐，一手牵着四姐，三姐的小手又牵着大姐，四姐的小手扯着二姐，也慌溜溜地跟在后面，像个憨厚的老仆带着一帮子小丫鬟。只有美娜不慌，她不懂他们怎么这么慌张，她趴在母亲的肩膀上，费力地把身子扭了过来，冲着自己的四个姐姐傻哈哈地笑着，颇有一副当家小姐的姿态。母亲走得又急又稳，美娜就跟坐小船似的，颠颠簸簸的，那叫一个美。四姐只比美娜大两岁，她愤恨地瞧着美娜，美娜就更开心了。

母亲回头冲父亲嚷嚷：“再快点儿呀，船要开走啦！我们要赶不上啦！”

父亲拖着姐姐们又加快了脚步。

“轰隆隆”的长鸣声此起彼伏，美娜被眼前的辽阔惊呆了，也被喧哗的嘈杂吓坏了，她老老实实转回了身子，蜷缩在母亲的怀抱里，一动也不敢动。

朦朦胧胧中，船出发了。等她渐渐熟悉了这种躁动不安的情绪后，她用余光偷偷看了一眼外面的风景。好大的河，乌蓝乌蓝的，根本看不到尽头。美娜喜欢河，往日，当太阳明亮的时候，母亲和家中的女佣常常带她去家附近的一条小河边浣衣，清洗家具。她在母亲铺好的一张毛茸茸的垫子上爬来爬去，感受着河畔吹来的湿润的风，小河奔腾着最原始的自由。六岁的美娜还不懂得什么叫自由，但她头一次见到这么深、这么阔的河，却产生了一些恐惧，一种对遥远的、庞大的、无限的自由的恐惧。她头一扭，把脑袋埋在了母亲的胸脯里。母亲笑着，细嫩的手拍打着美娜的臀，温柔地说：“美娜，快看，这是大海！”

六岁的美娜曾度过了一段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光，曾享受过一种独一无二的关爱与荣宠。这份独一份的感受，她的大姐也曾感受过，但随着二姐的出生，就瞬间消失了。美娜也是如此，不多久，美娜的六弟和七弟便纷纷来到了这个人世间，美娜就很少再能趴到母亲的怀里，亲一亲母亲的胸脯了。可即便如此，那段独一无二的时光，依然支撑着美娜度过了此后大半生的荒凉长夜。

一九五六年，受“三反”“五反”运动的余波影响，在大连同日本人做外贸生意的美娜父亲困境连连，不得已，变卖了房屋田产，举家迁回了胶东老家。第二年，第三年，美娜的两个弟弟接连出生，而生活并未眷顾美娜一家，美娜父亲的生意一败再败，先前攒下的一些家当赔了个精光。美娜的母亲从养尊处优的日子里走出来，她要学着习惯像一个女佣一样活下去，打扫卫生，种地，养猪，把豆子磨成豆腐沿街叫卖，去别的有钱人家做女工，骄傲与尊严变得越来越稀薄，仅仅是为了活下去。不断地生养孩子，加之连年的动荡奔波，不多久，过惯了好日子的美娜母亲便病倒了，一病就是数年。起初，她勉勉强强还是能下地做饭的，到后来，便直接卧床不起了。到了三年大饥荒时，家里愈发困窘，美娜父亲被迫南下到船上做苦力赚钱谋生计，家里就只能靠十七岁的大姐来当家。又两年，美娜的母亲去了，她是躺在三姐的怀里去的，美娜没能看到母亲最后一眼。她下学回来，母亲已经闭上了眼睛。三姐说，母亲走之前，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她死劲儿地瞪着眼睛，眼球鼓鼓的，一直朝南看。大姐说，她是在等父亲。

父亲回来了，处理完母亲的丧事，父亲还是得走，他得设法活下去。父亲带走了两个弟弟，又叮嘱大姐、二姐照顾好较小的三姐、四姐。港口临别时，父亲蹲下身子来，抱着美娜说：“美娜啊，你怎么这么可怜，你娘怎么这么狠心，撇下你自己就走了。”

月桂在一旁站着，她凄楚的语气里含混着些许镇定，这镇定给慌乱的人带来一种无端的希望。她说：“姐夫，你放心走吧，有我一口就有美娜一口，从此美娜就是我的亲闺女。”

父亲走了，拖着两个弟弟，一步也不回头。

姐姐们哭成一片，美娜也流泪了。但她的哭声太小了，码头都是时代的哭声，分秒间淹没了她。

月桂是美娜的亲小姨，美娜母亲的亲妹妹。月桂的家门口便是那条护城河。隔着河上的桥，那头就是美娜原先的家。美娜想，她的四个姐姐，应该还像以前那样，每晚挤在一起胳膊压着胳膊睡觉，早晨起来大姐会煮上一锅白浓浓的大米粥，晚上二姐蒸的是黄灿灿的玉米饼。日日吃的都是这些，美娜得意着，准不会猜错。美娜自从来到月桂家，早上吃的是又酥又软的油条和又稠又鲜的豆腐脑儿，晚上吃的是粒粒浑圆的饺子和冒着金油的鸭蛋，美娜每天都是心满意足地吃饭，可吃完饭，她心里就空落落的。常常，她鬼使神差地偷偷溜到桥头，孤零零地隔着河望向桥那边，十几公里的路对十三岁的美娜来说就是他乡，美娜知道自己自此就成了无根的人。

美娜来月桂家的时候是空着手来的，什么也没有带。唯一随身挎着的，是一个亚麻料子的小包袱。赤红的颜色，上面绣着两棵青草，还有一团毛茸茸的白兔子。那还是母亲在大连时，闲来无事给美娜做的小礼物。母亲缝好了，兴冲冲地给美娜看，美娜噘着嘴嘟囔，这哪里像兔子。这天月桂清闲了，想起了包袱里有几件美娜的衣服，她打开衣柜，想趁日头热全都给她洗洗。她拆开了美娜的小包袱，却发现里面塞了几根油条、几个鸭蛋。油条干瘪瘪的，鸭蛋硬邦邦的，全都发了臭。月桂蹲下身子来，温柔地搂着美娜软软的腰：“是不是吃不饱？才要偷偷藏起来。”

美娜扑闪着鹦鹉似的小眼睛，眼泪珍珠似的往下掉：“我想去送给四姐吃。”

月桂抱着美娜，美娜抱着油条，油条变软了。

姐姐病下后，月桂便时不时地从婆家私藏些麦子、鸡蛋、玉米面子，偷偷送到姐姐家。美娜因此爱极了小姨，月桂还没进家门，她就蹲在门口等，月桂都走了好远了，她还在门口望。月桂喜极了美娜，把她抱进怀里，只当自己做了母亲。

月桂与丈夫周炳森成婚六年，却一直没能要上孩子，姐姐走了，月桂和丈夫商量，要不要把美娜过继来。周炳森说：“美娜都十三岁了。”月桂说：“她和我最亲。”周炳森说：“那也行，她爸爸带走俩弟弟，美娜还小，怪可怜。”

美娜父亲把美娜送过来，让美娜给月桂和周炳森一人磕一个响头，美娜乖乖跪下来。父亲又让美娜改口，叫月桂一声娘，喊周炳森一声爹。美娜却哑巴了似的，一哑就是小半年。

美娜和月桂也不亲近了，她一夜间长大了，她模模糊糊地体会到自己已失去了孩子的身份。她需要和所有人之间都保留一些距离，唯有距离能给她带来一点儿安全和体面。她失去了一种庇佑，她朦胧而清醒地意识到，自此将要以一个独立的人格面对粮食与小姨、小河与大海、春天和冬天。偶尔，月桂逗她，她一阵风似的，快乐地跟去了，那个瞬间，她恍惚又回到了从前平常的一天：母亲还在床上躺着，小姨也只是她的小姨。

夜里，月桂问周炳森，美娜是不是太敏感。周炳森说，这心急不得，要给孩子一点儿时间。月桂悄悄下了地，蹑手蹑脚地掀开隔壁屋的帘子，美娜躺在月光里，好似睡得很香甜。

俘获美娜的，是傍晚的味道。

每日美娜下了学，还未到家门口，一股鲜美的、勾人的香气便随着缕缕炊烟飘进了美娜的鼻孔，美娜的口水一层又一层。做饭的是周炳森，他起得早、上班早，每天回来得也早，做饭便成了一种习惯、一种乐趣。他总有一种在平常的日子里创造乐趣的本领。他在单位不争不抢，也毫无成绩，闹来闹去的政治运动都懒得注意到他；成婚六年了还没有孩子，当考过秀才的父亲数落他时，他不紧不慢地堆出一炕的西方名流嘲蔑父亲的俗浅，又暗自想着在这样的世道诞下一个生命，无异于一种犯罪；他饱读诗书，却从不卖弄，自甘在这样一个昏天暗地的时空里做一个糊涂逃避的凡夫俗子；他喜欢月桂，但也到不了爱的程度，爱是需要激情的，月桂寡淡的贤良却常常浇灭他升腾的欲望；他冷眼旁观着人们斗来斗去，生命的热情全都演变成了活着的恐惧、人性的懦弱和人间的苟且。他就这样活着，理想、爱情、亲情通通与他无关。

正当他以为这辈子就将这么无情地白白流逝时，美娜却来了。

周炳森见美娜瞪着滴溜溜的小眼睛，远远地、怯怯地看着自己做饭的模样，就更觉得做饭是一件有意思的事了。他也不主动和美娜打招呼，就像小时候捕雀，把食饵放在那里，你该干什么干什么，慢慢鸟雀就失去了警觉，自己会跑过来。果然，这样观察了几日，美娜意识到周炳森并不想搭理她，这个不搭理，在美娜看来便是一份恰当的距离。这距离让她保有一种自由，一种尚可主动把握人生的自由。可自由总是让人孤独，美娜心底渴望亲近。美娜一寸一寸地靠近，一天比一天近，终于在某个夕阳落在树腰上的时候，美娜站在了周炳森背后，捏着嗓子问：“你今晚锅里做的是什么？”

周炳森笑得像往常一样和蔼：“今儿咱们煮肉丸子好不好？”

美娜笑了，她觉得“咱们”这个字眼藏着诸多亲切的秘密。“我娘以前也给我做过肉丸子。”

周炳森笑得更大声了：“那咱们打个赌，看看谁做得更好吃。”

美娜开心地鼓起了掌，大人似的头脑都没了，全回到了小孩子的心思。

周炳森第一次察觉到了一种热情，那是人类生命本能的、生生不息的、绵延了亿万年的热情。新的生命总能给人类带来某种希望，连他这样一个习惯了在荒诞的政治沙漠中做鸵鸟的人，在悲观虚无的人生旅途中自我幻灭的人，都萌发了一份从未有过的、活生生、热腾腾的力量——成为一名父亲，一名即使死挺着自己的翅膀，也要护雏鸟周全的好父亲。

这样的顿悟，让他与月桂在寡淡荒芜的人生路上重获了一个统一的精神目标，他们都把美娜视为自己的女儿、自我生命延续的支点、生活得以新鲜的理由。在这样的热切中，在他与月桂成婚的第七年，他们的儿子竟然诞生了。

美娜又多了一个弟弟，独一份的爱，又一次消逝了。尽管周炳森与月桂待美娜格外地好，但那“格外”便多少有些刻意的不自然。不过美娜已经快十五岁了，她有自己的办法回应这份“格外”，她不再热衷于扮演这个家中讨长辈欢乐和烘托团圆气氛的女儿角色，转而变身成了一名协助月桂和周炳森照顾婴儿的好保姆、与弟弟相亲相爱的好姐姐。她多少庆幸自己下意识地把控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这距离替快十五岁的她挡住了些许伤害——没能见母亲最后一眼的伤害、被父亲在码头抛弃的伤害，与这些相比，眼下的这点儿伤害便微不足道了。

美娜仍只唤月桂作小姨，唤周炳森作姨父。

夜里，月桂又问周炳森，美娜会不会太敏感。周炳森说，这心急不得，要给孩子一点儿时间。月桂又悄悄下了地，蹑手蹑脚地掀开隔壁屋的帘子，美娜躺在月光里，好似依然睡得香甜。

美娜十九岁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她又要迁徙了，像候鸟一样，像父亲一样，像两个弟弟一样，往南方去。二是往南方去的路上，她病倒了，沿途的小医院也说不清美娜得了什么病，美娜自己想，也许是母亲想念美娜了，让美娜随她去。

一九六九年，小城的政治斗争白热化了起来，周炳森做不了鸵鸟了，工厂里的每一只眼睛都在盯着他表态，他想做个懦弱的好人的那点儿愿望，也成了天方夜谭、痴人说梦了。周炳森的叔父来信说，来南方吧，这里活得多少自在些。周炳森几夜未合眼，他望着月桂，望着美娜，望着儿子，他的肝胆生出一股豪气来。月亮正当空，他一个鲤鱼打挺从炕上跳起来，月桂被惊醒了，睡眼惺忪地问他做什么。周炳森说：“走，收拾家当，咱们逃难去！”

命运是有轮回的，美娜信命。

她左右两只青葱的小手各拎一件行李箱，跟在月桂身后，步子慌慌。月桂白嫩嫩的圆脸渍着细细的汗，浑身的衣衫都湿透。弟弟被母亲抱在怀里，奋力地扭过身子冲美娜“咯咯”地笑，就如同当年的美娜一样。他不知大人们的人生为何如此慌张，只觉得母亲的怀抱又急又稳，颠颠簸簸的，像一只小船。

周炳森一人拎着三件大箱子，转过头冲她们喊：“走快点儿，走快点儿，船要赶不上了！”

美娜再一次看见大海，乌压压的，一片又一片。美娜不怕海了，她对这浩大的力量不再恐惧，反而生出一股亲切的熟悉和依赖感。她将永远地告别故土，永远也见不到四个姐姐，悲伤一再重复，离别循环上演。人性能承受的痛苦有一条脆弱的底线，为了不被击垮，人的心灵会渐渐变得麻木，进而对痛苦产生一种迎合、一种信仰、一种崇拜。命运能让她活下来，她便不胜感激。

可就在这路上，美娜却病倒了。

月桂带美娜去看医生，医生说美娜是血液病，凶得很。入院大半个月，月桂又问医生怎么样，医生摇摇头，说：“我们这是小地方，治不好。要活命，得去省会的大医院。”月桂急得哭，问周炳森怎么办，周炳森咬咬牙说：“走！咱们去省会大医院。”

美娜醒来时，见周炳森正对着她，躺在另一张病床上。医生说：“醒了，醒了就好，小姑娘，你真是有个伟大的爹。”虚弱无力的美娜迷迷糊糊地看了一眼面色苍白的周炳森，混混沌沌地叫了一声：“爹。”月桂听见了，抹着眼泪就笑，她问周炳森：“你听见了吗？闺女叫你爹嘞！”

周炳森也笑了，笑得眼角的褶子全裂开了。

美娜被送来医院时，医生说：“这病花钱多，治了也保证不了一定能治好，你们治不治？”月桂看着周炳森，他向来温和的面容变得冷峻，他没有犹豫，点了点头，说：“肯定治，砸锅卖铁我们也治。”月桂看周炳森的眼神自此多了一分尊重，也多了一分感激。医生又说：“病人需要匹配的血，看看你们俩谁合适。”月桂想自己和美娜身上流着相似的血，却没料到最后是周炳森的血液更合适。周炳森歪着嘴，对月桂笑着说：“看来我和美娜上辈子也有父女的缘分。”

美娜的天空一下子亮堂了，她的血液里流着与母亲相似的血，如今也流着与父亲相同的血。她终于重获了一种可以依赖他们的理由，寻到了一处可以停靠心灵的港湾。一个久违的、叫作“家”的地方，回来了。

幸福来敲了门，美娜打开门，一屋子的灿烂时光。那真是美娜一生中最怀念的日子。父亲依旧每天起得很早，他天天带着美娜去镇上的早集买菜，美娜便知道了什么样的猪肉最新鲜，蚕豆和扁豆味道有何不同，哪只螃蟹是母的，什么样的母鸡买回来不会下蛋。待她与父亲一同回来，母亲端上热腾腾的早饭，美娜把弟弟勇岱抱在腿上，一家四口就着欢声和笑语迎接崭新的每一天。

快乐的时光经不起计算，不几年，勇岱就到了念小学的年纪，美娜也无须天天在家照顾他了。父亲说给美娜谋到了一份好工作。当初介绍他来南方的叔父的儿子，他的这位堂兄，去年因病过世了，无儿无女，只留下了一位遗孀张氏。这位堂兄生前是县里供销大厦的会计，那是一个带着编制的金饭碗，是所有人最艳羡的香饽饽。小地方人情通融便利，周炳森为了女儿堆上脸皮几番运作，美娜又念过几年书，能识字会记账，这金饭碗般的工作就落到美娜头上了。作为交换的条件，美娜要过继到周炳森堂兄的户头下，将来张氏老了，美娜有义务替她送终。

美娜本姓甄，户口本上写着的是甄美娜，如今要改姓周，叫作周美娜。父亲见美娜多少有些不情愿，他逗美娜说：“跟着我姓委屈了吗？”美娜说：“可这不是跟着你，是跟了一个不相识的去了的人。”周炳森说：“哪里找这么好的工作，只是走个过场，将来赚了钱，多少孝敬些张氏，大家都圆满。”年轻的美娜嘟着嘴，周炳森安慰地捏捏她的脸，父女两人笑一笑，这些纠缠在美娜心里的小乌云转瞬也就散去了。毕竟，那是一个闪着油光的金饭碗。

美娜上了班，勤快又伶俐，单位的人起初不待见她，不多久便都夸她好。供销大厦里有一位售货员叫赵启正，是个一米八五的高个头儿帅小伙，天天殷勤着往会计室里跑。单位的大姐见了笑美娜，提醒她可别被这风流的浪子勾了魂。美娜听了总是羞得嗔怪大姐满嘴胡诌，却也禁不住常常在背后偷偷瞧这男人的背，想这男人的脸。

赵启正生得风流，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身边就从没缺过漂亮的姑娘，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像美娜这样的女人。他与她开玩笑，她却从来不理他。他算错了账，她就一板一眼地给他讲错在哪儿。她长得算不上漂亮，也从不像单位里其他的女孩子那样用脂粉、首饰和绸缎弥补不足或增添自己的美丽。她就像一棵小白杨树，挺挺拔拔、朴朴素素、利利落落地自顾自地生长着。他想到了自己病去的母亲，那个在他九岁时便离开了他的母亲，也是这样一个干净的女人。他内心第一次涌上了满腔的冲动，他想有个家。

人人都说赵启正是个浪子，美娜看他那一身油头粉面的做派，也十足地坚信他是个浪子。赵启正就急赤白脸地围着她说：“我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这样的宝儿可不好找。”美娜看他焦急中带着自信的模样，还真是有几分羡慕和喜欢。美娜说不喜欢他穿得像个女人似的那么招人眼，头梳得像少爷似的那么板正又明亮，赵启正便天天一身黑大褂，不几天胡碴儿就遍了脸。单位里的女人们笑他这是要从良，赵启正说：“你们懂什么，我这叫为爱明志、以身殉情。”

美娜早就喜欢上赵启正了，哪个姑娘能不喜欢赵启正呢？可这样一个赵启正，哪里是自己能勾得着、降得住的呢？美娜在恋爱里，又被打回到了那个向往小河、恐惧大海的小女孩，她精明地计算着一个恰如其分的空间和距离，只有这样冷静的距离，才能永远地保护自己，没有人再能伤害她。

可越是得不到的越想要。美娜越是躲闪，赵启正就越是痴迷。二十多岁的美娜再清醒又能怎样呢？女人永远是爱情的俘虏。追了她大半年的赵启正有一天终于急了，他把美娜堵在了下班回家路上的一条巷子里。他问美娜：“你既然喜欢我，为何不回应我？”美娜也急了：“你哪只眼睛看见了我喜欢你？”赵启正挺直身子，结实的胳膊将美娜环绕，厚厚的胸膛将美娜笼罩，美娜整个人全都沦陷在了他的身影里、目光里。赵启正吻了上来，将美娜的唇烧着了。

一个世纪的缠绵。

赵启正牵着美娜的手，两个人在月光下静悄悄地走，浑然不知走的路已不是美娜回家的方向。但没人在意他们将往哪里去，连他们自己也不计较。只要两个人在一起，手牵着手，哪里都是路，哪里都有远方。

赵启正说：“我很小就没了母亲。”

美娜说：“我也是。”

赵启正说：“这其实是我第一次认真地恋爱。”

美娜说：“这也是我的第一次恋爱。”

赵启正说：“咱们结婚吧。”

美娜说：“好。”

赵启正一把抱起美娜，想要把她抱到天上去。

我初见美娜，是在南方某城的火车站出站口。

她个子小小的，穿着一件灰绿哑纹的真丝料子的衬衣，一条灰白色直筒的确良长裤，一双矮跟小圆头的黑色皮鞋。她被淹没在熙熙攘攘的人潮里，奋力地挥着右手，手里举着一个用纸箱子的底面做成的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牌子时而从攒动的人头中向上跳跃几下，生怕我看不见它。

我走向她，她看见了我，喜悦难以遮掩地从她已布满皱纹的眼角倾斜直下，她的笑容透亮，并带有几分岁月留下的狡黠。“我的乐啊，都长这么大了！”她欢喜地摸着我的头，我得弯下腰，才能让她摸得酣畅。

我望着眼前这个从未见过的、一身质朴却藏不住精明干练的女人，心中生出一股莫名的亲切。或许是她毫不掩饰的激动和兴奋，或许是冥冥之中的故土情分，当得知她特意从邻市为了我来到这座城市时，我虽然感到不解和惶恐，却也转瞬便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一切。

美娜说，这可不是她第一次见我，她抱过我一年多。在我六岁那年，美娜曾回过家乡探亲，住在大姐家，美娜大姐正是我家邻居。美娜在故乡的日子，常常与我的母亲为伴，她极疼爱我，照料我成了她每日最快乐的时光。我已六岁了，到了男孩子最调皮、最贪玩的年纪，用家乡的俗语说，六岁七岁不当狗意，连狗都厌弃我。美娜却视我为珍宝，天天把我捧在怀里，母亲说可把我娇惯得不知姓什么了。

我哪里还能记得这些纷纷往事。晚上，我与母亲通电话，讲我是如何一个人坐着火车南下的，沿途看到了南方的村落是何等稀奇：它们大都是三两间小屋或层楼比邻，要隔着一池荷花、几亩油菜花，越过几条青草路，才能见着下一户人家。火车又开了一段路，风景又全变了，青砖小瓦马头墙，樱花浮上，绿柳骑房，一座座建筑影影绰绰，颇有宋词里中国江南的残韵。一路八个小时的火车咣当咣当，我却丝毫不觉疲惫，那还是我第一次到南方来，年轻的生命看什么都热烈新鲜。讲到最后，我才讲到了美娜，如何见到她，她是多么开心。母亲说：“美娜当年去南方也是如你一般的年纪，但她是逃难去的，哪有你如今的多情与幸运。”

说起来，我该叫美娜小姨。母亲说：“你小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关于小姨的“了不起”，母亲有着诸多证据。譬如，小姨在外数十年，每年都会给她的亲生父亲寄一笔钱，从未怨过他当年抛弃了她，有人夸赞她心胸大，她一脸的正气凛然：“爹不容易，他也尽力了。”又譬如，她的四个姐姐和两个弟弟成婚有了孩子后，每年春节，小姨都会从南方寄回来一个又一个包裹，里面有每个孩子的红包，五颜六色的饼干和糖果，捎带着给兄弟姊妹们的新衣裳。姐姐们心疼她，去信叮嘱她一个人在外不容易，不必再往家里寄东西，把钱省下来，有空多回来看一看。

母亲说美娜并没有什么钱，可她就是这样一个牺牲自己的人。她像紧抓着沙子一样紧抓着自己的亲人们，热情地燃烧着自己的一切，心甘情愿地付出所有。小姨与母亲通电话，得知我要独自远行，她便数落母亲：“你可真是放心得下。”母亲性格大大咧咧，对我向来是散养，她笑我都这么大了，也该出去独立。小姨却说：“这地方湿气重，得吃辣，北方人刚来肯定习惯不了，再遇上什么小偷恶人的，孩子一个人该怎么办。”母亲取笑她杞人忧天，小姨说：“这样的苦我自己吃过。”母亲有片刻的沉默，小姨执意要来照顾我一段时间。母亲说：“你瞧，你小姨多伟大。”

次日一大早，我还熟睡着，听见屋外一阵丁零当啷的敲门声，小姨来了。我睡眼惺忪地开了门，小姨站在门口，左右两只手各提着一台小型的电风扇，右手的胳膊上，还挎着一个编织条做的白色菜篮子，里面装满了猪肉、韭菜和大葱。我满是感激，昨夜一宿没睡，才不过七月，火炉似的房子烧得我呼吸难耐，出租屋并没有安装空调，我后悔了一晚上，为何没有提前买台风扇，小姨便送来了。她把两台风扇一台摆在窗台，一台摆在卧室的门口，说不要对着身子吹，会感冒。说完，她便拐进了那狭小的厨房，给我包起了猪肉大葱馅的饺子。厨房里一会儿就烟火四溢的，我吹着风扇，看着小姨，觉得她好似我的母亲。

当我要离开时，在那座南方火车站的站台，我紧紧地牵着小姨的手，十八岁的我已不愿再与人表达显露的亲昵，可我情难自已地在离别面前流露出了巨大的悲伤。小姨摸着我的头，眼泪也在她的眼眶里转：“好了好了，不要哭。人生就是一次又一次聚散呀。好好念书，下次见面，小姨再给你包饺子吃。”

可我却再也没有见到小姨。

甄珍六岁那年，偷偷趴在窗户玻璃上，小脸被玻璃烫得滚热。她的父亲赵启正跪在院子里，哭喊着求美娜原谅。美娜坐在客厅的一个板凳上，低着头，围观的人们看不清她的表情，她也一句话都不肯说。

阳光穿林打叶，似烧烈了的老酒，烫得每个人的脸生疼，鼎沸的日头浇灭了人们看热闹的心，躲在树荫底下的最后一拨儿人也散了。美娜才慢慢地起了身，费劲儿地一步步往外走，虚弱地说了两个字：“离婚。”

任凭赵启正怎么求也没有用，不多久，赵启正就从这个城市消失了。

赵启正出轨了，出轨对象是供销大厦的一名女采购。女人们安慰美娜说那女的一看就是个狐狸精；男人们不免替赵启正辩驳，说美娜管赵启正太严，活脱脱一个老母亲。一段失败的婚姻总是两个人的过错，关于这段婚姻，美娜再也未提起过只言片语，日子久了，好似这座城市从未有过一个叫作赵启正的人。

美娜原叫甄美娜，后来改了名叫周美娜，美娜的女儿原叫赵珍珍，如今改了名叫甄珍。美娜有时想，自己究竟是姓甄还是姓周？甄珍有时也想，自己为何不姓周也不姓赵，反而姓了甄？

改革开放的春风先吹绿了南方的土地。人性被这春风温暖了，湿润了，寒冷中的困兽之斗让人疲惫，你撕我咬的斗争不再蛊惑人心。像周炳森一样深藏功名之心的人们都露出了热切的目光，只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勤劳聪慧的中国人便能掀起挡不住的汹涌春潮。

周炳森辞职了，他与月桂开了一家纺织品加工厂。第二年，他又建了新厂。第三年，周炳森去上海考察，决定举家搬迁到上海，那里有更广袤的天地。

美娜也辞去了供销大厦的金饭碗，她带着甄珍，随周炳森与月桂一起去了上海。与这座城市一别数十年，时间久了，好似这座城市也从未出现过一个叫作周美娜的人。

日子就这样过啊过！过到美娜老了，甄珍长大了，甄珍结婚了，甄珍也怀了女儿。一切在看似平静美满的钟表里静静流淌着的时候，周炳森过世的堂兄遗孀张氏却来了电话，说她瘫倒了，要美娜回去伺候。美娜有些不情愿，几十年来，她年年给老太太寄钱，这一份接班的工作，自己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周炳森却劝她回去尽孝，说做人做事，不能道德有亏。美娜去了不到半月，便回来了。老太太寡居多年，脾性极坏，动辄对美娜撒泼打诨、恶语相向。美娜留了一大笔钱，再也不肯回去了。

是年春节，村长又来电话，说老太太让美娜回去一趟。正值甄珍临产，美娜毫无心思，未做应承。除夕当夜，村长再来电话，说老太太在家中放了一把大火，把自己烧死了。美娜惊恐，连夜坐火车返回。她不该回得那样及时，见到了老太太被烧死的惨烈模样——面目全非，尸骨狰狞，见者魂耗魄丧、骨寒毛竖。

美娜回来后便一病不起，常常眼神涣散，嘴里念叨着张氏的鬼魂来找她索命了。她整宿整宿地不睡，或哭或闹，搅得一家人不得安生。周炳森与月桂已经八十多岁了，他们像哄小孩一样哄着美娜，带她去看精神科的医生，带她日日散步，人们常在街上看到这样三个背影：两位白发苍苍的佝偻老人，牵着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缓缓地走着。

没过多久，周炳森也病倒了。八十二岁的月桂实在照顾不了两个人，甄珍只能将母亲接回到自己的家中。她与丈夫原在上海近郊买下了一处房子作为结婚的新房，却不料赶上了百年一遇的疫情与经济危机，丈夫的创业公司倒闭了。他们只能卖了房子，搬迁到远郊一处不到五十平方米的小房子，作为临时的住所。甄珍将卧室留给母亲和女儿睡，自己与丈夫睡在客厅的地铺上。一天傍晚，甄珍抱着女儿出门买菜，回来却不见了美娜，甄珍大惊，急忙给丈夫打了电话，两人遍寻无果，又向外婆外公求助，一家人找了一夜，准备第二天天明就报警。那个南方小城的公安局却先来电话了，说有人在供销大厦的家属院里见到了美娜，老街坊好奇去了美娜家一瞧，顿时吓瘫在地上——美娜用一根白绳上吊自杀了。

那个供销大厦的家属院里，有一处六十多平方米的老房子，常年无人居住。涂着绿漆的窗户早已斑斑驳驳，两张蜘蛛网迎风招展着，上面挂满了蚊虫的残躯。那是美娜与赵启正结婚的婚房，是新的希望向她人生招手的地方。

她想起了那一夜，忘记是在她离婚后的第几天，她仍然被噬骨的愤怒与疼痛侵蚀着，她的“父亲”、她的小姨父——周炳森来到了家里宽慰她。她悲伤自泣，匍匐在他的肩膀上放肆倾诉着自己的委屈，却没有留意，那夜的周炳森满身酒气。他忽地把她压倒，嘴里呢喃着美娜一句也听不懂的说辞，时而疯狂时而颤抖着解开了美娜的衣衫。

美娜想起了十三岁那年，夕阳西下，那个给她做肉丸子的慈祥背影；又想起了十九岁那年，举家南迁的途中，替自己输血的苍白面庞。她身子里流着他的血，她的命是被他所恩赐的，她将如何面对这一切？她想推开他，那样是不是意味着也将失去他，也将失去月桂，失去弟弟，失去这个家，失去曾经的所有？月桂又犯了什么错，要面对这罪恶的一切？

她这样想着，整个人已如沉浮在乌压压的大海里。命运重复晃动，直至死亡，永不停歇。

美娜走了。在她曾新生的地方，在她曾毁灭的地方。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瞬，有时，她的灵魂在奋力地挣扎，肉身却一动也动不了；有时，她的双腿徒步行走着，眼神却空洞洞的。有那么一刻，她还活着，却不如死了；也有那么一刻，她快死了，却仍想活着。

她一生都是这么一个拧巴着的人：一辈子都在追求独立，却一辈子打心底渴望有个依附；道德感极强，却偏偏在道德上做了魔鬼的俘虏；明明心理脆弱得要命，人们在提起她时，却又全摇着头做出一番惋惜的样子——这个女人活得实在太执拗、太刚强。到最后，在她时而疯狂时而糊涂的精神病晚期，竟又那样清醒明白地了结了自己的一生。

美娜是坐船回去的。她买了一张摇摇晃晃的船票，又一次看见了大海。

她的一生，自六岁那年起，便是流浪的一生。她越走越远，从北向南，走遍了黄河、长江、湘江、珠江，她这样一个瘦瘦小小、精明能干的女人，靠着一双手和一双脚，流浪了大半片河流与土地，始终不肯回头。最后又走了“八千里路云和月”，魂归了故里。那是她这一生，唯一一处希望曾向她招过手的地方。

一个一辈子都想抓住命运的女人，终于在死这件事上活了一把。

为了女儿，也为着自己。为着自己，也为了女儿。

为了女儿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