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安安的那天，地狱向这对母子张开了血口。

佩秋躺在产床上，她张开双腿，觉得世界空荡荡的。昨天下午，她的身上出现了大面积的红疹，瘙痒难耐，全身像被刀子刮过一般，一刀又一刀，刀刀刺骨。医生说是胆汁淤积，让她留院观察。到了夜里，佩秋才意识到，白天的疼不过是伏笔。宫缩，是女人体内的五马分尸，活生生地要把她撕裂。间歇性地，她死了过去，又恍惚着活了回来。苏兆和的胳膊被她咬出一排排血红的牙印，吞噬着哭泣的玫瑰。佩秋一秒钟也不想待在这个鬼地方了，她连喘气都能嗅到血的味道。

一个年轻些的大夫说：“你怕是要早产了，胎位不正，最好剖腹产。”另一个大夫从佩秋身边走过，好似在和那个年轻的大夫争论，又好似在自言自语，他嘴唇微微嚅动，细声嘀咕着：“看胎位最好还是顺产，要不对孩子影响不好。”佩秋已经痛得听不见他们在讨论什么了，她只听得见“对孩子影响不好”几个字，整个人就崩溃了。

佩秋坚持要顺产。

医生自她的胸部下部、肚脐上部，宫底的位置，一路推按。另一名医生将手指伸到她的体内，再次做了内检，说宫口已经开了八指。他们在她最羞耻之地——女性的伊甸园——切开了两个大口子，又缝补了回来……

佩秋的身体承受着这一切，脑子里飘荡的却全都是那些女人的模样：她的妈妈、她的婆婆、她的姑姑……她认识的所有已经成为母亲的女人。女人因为诞育生命，更能体味生命的伟大。这样的想法飘荡着，在这要了命的疼痛间，佩秋竟然思绪神游了片刻，她看见自己站在一片金灿灿的麦地里，许多母亲环绕在她身边，满目含情地注视着她。她走上前去，一一拥抱这些女人，她们的身体沐浴在橘红色的神光里，神圣得让人感动。

产房里另一个女人呼号的声音像驴子发怒时的尖叫，“嗯啊嗯啊”地循环，尾调上扬，中气十足，她叫得不管不顾，整个房间都回荡着她略显滑稽的喊声。有那么几次，佩秋疼得已经快要昏过去了，又被这女人杀驴子般的叫声惊醒。佩秋九岁那年，爸爸牵着她的小手，去一家熟肉店置办年货，听到内堂一头驴子在凄厉地哀号。佩秋听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爸爸摸摸佩秋的头，叹气说：“那是它的命。”他用一双厚大的手掌捂住佩秋的耳朵，企图护佑她逃离命运的悲鸣。

早产加难产，佩秋生得艰辛。医生鼓励她，疼就使劲儿叫唤出来，可她铆足了劲儿，却仍只是踩在一团棉花上。突然间，她听见产房里发出了一阵奇怪的轰天巨响，“哇哇哇”地唤个不停，比驴子被杀的叫声还新鲜激烈——隔壁的女人生了。佩秋多想瞧一眼那新生命的可爱模样，可她实在连转头的力气也没有了。又过了几十分钟，也可能是几个小时，安安，佩秋的儿子，从他母亲的肚子里伸出了一只奇怪的左脚，像鸡爪一样瘦骨嶙峋的左脚。

佩秋是清醒的。她先是听到医生惊慌地喊：“哎呀，糟了！先出来的是左脚，头被卡住了。”一会儿，她又看到孩子被医生抱去了一个台桌上。苏兆和被叫了进来，医生对他说：“小孩生成这样，不是医院的问题。”苏兆和好像并没有听懂医生在讲什么，傻傻地一直点着头，眼睛却盯着佩秋，这个两腿劈开、奄奄一息的女人。

佩秋是糊涂的。她迷迷糊糊地看到一个畸形的、恐怖的婴孩死死地缠绕着她，那婴孩眼睛凸鼓鼓的，像一条硕大的死鱼；他的脑袋肿成了一个巨大的球，耳朵粘在脑袋上，皱成一团；他的四肢好似鸡爪，又像没成形的青蛙。

她生了一个怪物。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那年胶东塑料厂门前的桃枝刚吐花苞，佩秋就来了。

佩秋肌肤粉嫩、姿仪婀娜，眸子里总挂着清晨流转的露珠，塑料厂的男人们看见了，眼睛都随她去了。佩秋喜欢桃花，于是爱慕她的小伙子们，人手一株桃花枝，在拂晓、在日落、在佩秋走过的地方，他们热情地哼着小调儿，你争我夺，想送一朵，开在佩秋的笑颜里，开在她的心窝上。姑娘们挽着佩秋的胳膊，朝汉子们啐了一口，那群起群落的铃铛般的欢笑声就越走越远了。

苏兆和也喜欢佩秋，他们在同一个厂间，可他却一句话也不敢和她说。他个子不高不矮，样貌不丑不俊，右额角还因小时候的一场车祸留下了一处大疤。他性格木讷、寡言老实，和厂子里一众热情的逐花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兆和长这么大，在旁人眼里没有半分出挑的地方，可他自己心里明白，自己的这条命是多么宝贵。他八岁那年，随父亲乘坐一辆大巴车回老家，路上遇到了车祸，等警察来的时候，父亲的整段下半身已全被埋在了车底，上半身却像麻花一般，扭成九十度角匍匐向前。苏兆和被父亲紧紧地护在怀里，全身无伤，只有额角留了个疤。警察把苏兆和交到他的母亲手里，说这是生命的奇迹。

再平凡的人，心里也种着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伟大梦想。苏兆和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像他父亲那样，做个好父亲。

都说爱情无迹可寻，其实爱情这东西是命数，都在补命里最缺的一块。佩秋心底最深的渴望，也是有一个家，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安稳的家。

佩秋十一岁那年，跟着姑姑从山东内陆来到了胶东，再往前数二十年，佩秋的姑姑跟着佩秋姑姑的姑姑也是这样迁徙而来的。她们世世代代住在大山里，与贫瘠的土地相依为命。姑姑说，这是她们家的习俗：谢家的女儿们，嫁出去或走出大山的姑娘，一旦能在城市里落地生根，就会想办法从老家的下一辈中带出一个姑娘来。佩秋的父亲算是个教书先生，他患有哮喘，边种着几亩薄地，边给附近五六个村子的孩子们当老师，既教数学，也教语文。姑姑带佩秋走的时候，父亲站在车窗前，双手托着一麻袋的花生递给她，他摇晃着一双根茎密布的手，喘息着说：“走吧，土地不养人。”

佩秋六岁可洗衣，八岁能放羊，九岁烧得一手好菜，到了十一岁，她已经可以白日上学，晚上照料姑姑家的两个弟弟吃饭、入睡了。佩秋懂事，到了姑姑家后，总会在姑姑一家起床前便把早饭做好，将屋子打扫干净，伺候完弟弟们穿衣洗脸后，才独自背着书包去学校念书。姑父与姑姑待佩秋都好，可寄人篱下，又逢少女多愁，许多个夜晚，佩秋总要趴在窗户上遥望星空，星星一闪一闪的，直把她的眼睛闪迷糊了，她才能悄悄入睡。她梦里想着，这样的星星和儿时躺在爸爸妈妈怀里看到的，并没有什么不同。

佩秋来胶东后第三年，她的父亲却因一场恶疾突然离世，车站一别，竟成了父女二人在人间的最后一面。

佩秋念书好，但她读完高中，就放弃了考大学的念头。她没有了父亲，老实巴交的母亲一个人在山里守着几块农地，日子过得很辛苦。姑姑虽有心，却还有两个弟弟要供。佩秋没等姑姑张口，自己便报名参加了市里新成立的塑料厂的招工考试。一九八八年，十八岁的佩秋顺利地成了塑料厂的一名女工。佩秋没有什么怨言，她有着同龄人少见的独立与乐观，即使不读书，她也想闯出一番自己的造化来。那几年的塑料厂正如日中天，佩秋所在的车间就有两百多号人，不过三年，佩秋就在这个全是年轻人的工厂里当上了车间组长，她长得漂亮，待人又温和，极讨人喜欢。这个车间负责完成塑料编织袋成品的最后一道工序，由于主要依靠梭织机来工作，车间女工占了大多数，男工只有二三十人，苏兆和就是其中的一个。

塑料厂的职工都是三班倒，吃饭都在厂里的食堂，凭两毛钱一张的饭票舀一大碗菜，配一个大馒头，就是一顿饭。一日大雨，佩秋忘了带伞，又赶上她来了那事，女伴们来唤她结伴去吃饭时，她摆摆手推托，说今儿个不饿，不吃了。坐在她旁边的苏兆和却听见她肚子“咕噜噜”地直叫，佩秋尴尬地转头冲苏兆和笑了笑。没几分钟，苏兆和便端着自己的饭盒，送到佩秋的桌面上，丢下一句“你吃”，转头便蹿进了哗啦啦的大雨中，一个人奔食堂去了。苏兆和从不去食堂吃饭，他总是自己带饭，他不是舍不得那两毛钱，他是喜欢自己做饭——给母亲做饭，也给自己做饭。自己做的饭，吃起来有家的味道。

事情就这样起了头，苏兆和第二天带了两份饭。佩秋也不说什么，自然而然地吃起了他带来的饭。苏兆和心照不宣地给佩秋送了三个月又七天的饭，日日暮鼓声响，风雨不曾断。“我喜欢你”这句话他在家对着镜子默默练习了三个月又七天，但始终还是紧张得未能张开口。

那天傍晚，落日抱着荒山沉落，大佛寺前火烧云翻涌滚动，红缎织锦、金丝游线，苏兆和望着天空痴痴地想，何时才能娶佩秋做他的新娘，这漫天的云朵也是她的千里裙摆、万里红装。这真是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这日见了佩秋，苏兆和依然是满脸痴痴地望，憨笑得如同个傻子。他折了一枝桃花递给佩秋，糊里糊涂的，两个人的手就悄悄牵在了一起。路过的男人们口哨声震天响，女人们把红透了的云霞都抹到了脸上做晚妆。

安安颅内出血、脑积水、全身真菌感染、黄疸、肺炎、心肌损害并发。医生说：“怕是活不了，你们得做好准备。”

苏兆和不肯相信，又托人去找大医院的医生。那位医生也说：“别救了，就这样让他离开吧。”

这样的话他们说了不下七八次，每一家医院都是这样说。不是医生无情，恰恰相反，佩秋遇到了一位好医生，他尽心尽力、事无巨细，但这样的情况他实在是见了太多。他劝佩秋和苏兆和放弃：“大家都很痛苦，你们也不要太内疚，很多家长都选择了放弃，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孩子救不回来，活着也是遭罪，没有希望，就是深渊。”

“救不救？”苏兆和的母亲呆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好似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儿子与佩秋。

佩秋和苏兆和抱在一起痛哭。“怎么能放弃呢？那是我们的儿子，是一条命呀！”他们谁都不同意放弃。苏兆和不会放弃，他心里想，如果父亲活着，也不会放弃。医院让苏兆和和佩秋要二十四小时随时准备接电话，佩秋心里明白“随时准备接电话”这几个字的含意，她心里想：安安，如果你死在了抢救的过程中，妈妈也是尽力了啊！

煎熬日复一日。

安安从一家医院转到另一家医院，一次手术接着下一次手术。

一家医院被这对夫妻对小生命的尊重所打动，自发成立了专家组。第十二次手术后，医生兴奋地说：“安安顽强得很，他就是一个小石头，想来这个世界走一遭。”

佩秋已经记不清楚走过多少趟那条通往医院的路。起初她不敢一个人坐医院的手扶电梯，她不能下脚，好像只要她踩上那么一脚，就会踏空掉入十八层地狱，恐惧无法形容。只是今日去，明日去，天天去，佩秋竟也渐渐变得习惯了。时间最是无情，它让痛苦的人生出麻木；时间却也有情，它陪脆弱的心长出勇敢。

直到医院宣告安安被救活，佩秋的天空才重新有了气息，往日的灰尘在阳光普照下开始歌颂希望，升腾的经幡摆渡苦难的悲悯。佩秋慢慢睁开眼睛，她看见医院附近，每天都有十几个乞丐在沿街乞讨，有瞎了眼的婆婆、断了手脚的男孩、抱着女婴的母亲……他们每天都在，佩秋却是第一次如此庄重地看着他们。“他们比我可怜”，佩秋不敢往前看，她不再看那些过得比她好的人，她只往后看，看那些人生更凄惨的人。她生出一种信念：“他们都能活着，我也能。”

佩秋在医院里，碰见过另一个女人。她穿着一身藏青色的褂子和长裤，衣服又宽又大，瘦小的骨架被衣服包裹着，走起路来空空荡荡。她抱着一个孩子摇摇晃晃地往前走，走过挂号室，走过问诊台，走过医院弥漫着酸腐味道的长廊。一群女人对着她指指点点，一群男人传来可怜的讥笑，她都视若无睹，好似这医院里只有她一个人，只有往前走这一个方向。

佩秋追上前去，她明明心里很疼，话到嘴边却有些刺耳，甚至像是质问：“你为什么不给孩子戴个帽子呢？为什么要让她受到这样的屈辱和嘲笑呢？”女人抬头看了佩秋一眼，呆滞的瞳孔慢慢散出了些疑惑的光，她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女儿。女孩咬着手指，没有恐惧，没有哭闹，只是乖乖地在母亲怀里看着眼前的一切。女孩五官漂亮极了，除了头大一些。但如果看得仔细，就能看到她的后脑勺儿长了三个硕大的肿瘤。

佩秋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擦去眼泪对她说：“对不起，我不是来笑话你们的，我的儿子也是脑瘫。”那女人这才低下头，眼泪缓慢地、缓慢地落下来，落到那旧得发硬的衣服上：“我没有钱了，孩子他爸赌博欠债被人把腿打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买你说的那种帽子。”交谈后才知道，这个女人怀孕时常遭老公殴打，女儿才生成了这个模样。她是文盲，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即使知道老公和别的女人在外面乱搞，也不敢离婚。这个可怜的年轻妈妈，不过才二十五岁。

佩秋听得心里生疼，她望着眼前这个比自己还可怜的女人，她可怜她，就像可怜自己。她情难自抑地想要帮助她，她拿出了钱包，数了数，一共还有一千二百块钱，她犹豫了片刻，从中取出了五百块，又停顿了几秒，再抽出了一百块。她心里有两个小人在打架，胜利的那个问自己：“这些钱还有什么用途能比给这对母女更有价值？”

她一股脑儿把六百块钱全都塞进了那个女人的口袋里：“我也没有什么钱，咱们一人一半。”女人听了，慌张地推辞，怎么都不肯要。佩秋把手挡在她破旧的衣兜上：“拿着，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孩子。”那女人抱着孩子“咣当”一声跪在地上，给佩秋连着磕了三个响头。佩秋心里想，这医院磕头的声响，怎么就比坟墓还要多。

看着她，再想想自己，想想苏兆和，佩秋决意一定要做个好母亲，护着安安好好活下去。

让儿子活下去，是母亲的本能，可恐惧、自私与懦弱，这些人性的真面相，也并未饶恕过她。

起初的几个月，佩秋没有奶水，她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她一晚一晚地不睡，一直孱弱地哭。她似乎没有什么神经了，有时像疯了一样，明明眼前没有人，却嚷嚷着眼前站着人，有时是一个人，有时很多，有时那些人沉默不语，有时又吵得很热闹。苏兆和吓坏了，他带她去看精神科的医生，医生告诉佩秋，那些都是幻觉，她抑郁了。

精神科在十二楼，佩秋看到十二楼有个小小的窗户，她就想能不能从那里跳下去，那样死得会不会很难堪。死了会不会上当地的新闻，上了新闻苏兆和看见了会怎样。他们回家的路上会经过一条河，一条清清的深深的河，佩秋就想带着儿子一起跳进去，但一想到儿子死时的那种惨状，她的心就凉了半截。她时常像个疯婆娘一样远远地、奇怪地看着安安，那种状态下的她已经没有什么母爱了。她病了。她恨安安吗？她怕他。她这些时候便想，是不是可以把儿子偷偷藏起来，慢慢地大家都找不到他了，他就静悄悄地饿死了。有一次佩秋把绳子都准备好了，她把脖子套在绳套里，闭上眼睛，准备踢掉椅子，苏兆和的脸就浮现在了她的眼前。她一想到自己死了，苏兆和该怎么办呢？妈妈会伤心吗？安安就没有妈妈了。她恍惚着，犹豫着，就被苏兆和抱了下来。

苏兆和哭着对佩秋说：“老婆，你要振作起来啊，你这样下去我和儿子该怎么办啊？”苏兆和天天安慰她，鼓励她。佩秋望着眼前这个可怜的男人，这个八岁就失去了父亲的男人：“人家都是有一个健康儿子的爸爸，我却给你生了一个怪物。”

苏兆和抹去她的眼泪：“儿子永远是我们的天使，他不是怪物。”

安安不是一般的残疾，他不会说话，不能走路，饭要一口一口地喂，水要一点儿一点儿地喝，智商永远停滞在几个月大的婴儿状态。小家伙脾气火暴，稍有不留意，就会咬自己的手，用力拍打自己的脑袋。尤其到了晚上，他夜哭得厉害，一整晚只会睡上两三个小时，佩秋和苏兆和只能日日夜夜轮流抱着安安。苏兆和连着几天抱着儿子睡觉，需要低着头，颈椎受不了了，去医院打了石膏；佩秋每天抱着儿子走来走去，膝盖生了病，要每天抹艾草。苏兆和跟佩秋开玩笑：“你瞧咱们两个笨蛋，儿子没照顾得多好，咱俩先都成了病号儿。”

可与安安带来的幸福和快乐相比，这些辛苦都是微不足道的。

医生和佩秋说：“万一你小孩有一点点小脑没有受损，也许将来长大了，到了八岁左右，就能有一两岁孩子的智力。”佩秋听了高兴坏了，安安才五岁多，已经如两岁孩子般聪慧了，她心满意足。不管安安听不听得懂，佩秋每天都会和他讲很多很多故事，说很多很多话。

每天下班回家，佩秋走到院子前，远远地就能听见安安“啊啊啊”在呼喊，那声音尖锐刺耳，只有佩秋能听出来，那是安安快乐的表达。

苏兆和也爱安安，他是一位好父亲。他日日给安安洗澡、喂奶、换尿布，街坊邻居们见了佩秋，都感叹她是不幸里的万幸，真真嫁对了人。

苏兆和的姐姐苏云霞和他们同在塑料厂上班，她常与佩秋结伴聊天。一日下班路上，苏云霞与佩秋讲：“有时候真是羡慕你。”佩秋听过那么多虚无的安慰，还是头一次听到有人在这种境遇下羡慕她。她苦笑着问苏云霞：“你羡慕我什么？”

“你不知道吗？你生产那天，兆和从产房里出来，就一直用手狠劲儿地砸医院楼道的墙，血都溅了满墙。他根本没有在意小孩的残疾，嘴里一直念叨着说：‘佩秋太可怜了，我的佩秋太可怜了。’亲戚们都在默默抹泪，好一会儿舅舅们才去阻止他。”

苏云霞第一胎生了个女儿，被老公和婆婆嫌弃了一年又两个月，直到儿子出生。

佩秋还是第一次听说当时苏兆和的反应，这么多年，她心里一直觉得愧对兆和，愧对苏家，他是那么想有一个完整的家，一个健康快乐的儿子，这样简单的愿望，却被她给毁掉了。

佩秋又想起自己的婆婆。这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自公公走后，终身未嫁，日子贫困，她一个单亲妈妈，只能带着一双儿女重新住回娘家，一个人含辛茹苦默默把女儿、儿子拉扯大。苏兆和结婚那日，五十一岁的她从娘家再一次搬了出来，她听着十里爆竹声响，看着两路高头大马，漫天烟火红花，她对着卧室里亡夫的牌位洒了一盅酒，嘴里念了句：“我总算对得住你当年舍命护下儿子的情分啦。”

佩秋跟婆婆说：“安安生成这个样子，我对不起你们苏家。”

“傻丫头，你不要总是看到安安的残疾，”婆婆摸着她的头发，“每个小孩都是带着自己的命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母亲的肚子只是生命轮回的壳。”

一九九九年，谢佩秋与苏兆和迎来了另一件人生大事：他们双双下岗了。

这一年春晚，有一个小品节目叫《打气儿》，一位男演员穿着一身灰色工装，戴着一顶粗布蓝帽子，在台上扯着嗓子喊出一句台词“我不下岗谁下岗”，一语既落，台下掌声雷鸣。苏兆和正在炕上吃饺子，他听了这句话，没有再看下去，闷着头从炕上起身下了地，一声不响地走到院子里，挽起袖子，哗啦啦地清扫着一地的烟火余灰。

佩秋明白苏兆和在担心什么。这两年，曾如日中天的胶东塑料厂生意一年不如一年，越发不景气。去年春天，厂子里突然约了一批工友谈话，说是谈话，其实就是下通知：你们下岗了。领导们说，这也不光是塑料厂一家的政策，全国各地都要进行国企改革，咱们工人要为国分忧，积极响应号召。

城里已陆陆续续传出来皮革厂、橡胶厂等老牌厂子职工下岗的消息，可这样的事轮到自己头上，人们一时还是难以接受。众人的眼神里全是惊恐、迷惑与质疑：端着铁饭碗的时代，真的要一去不复返了吗？

被谈话的人们奔走疾呼，相互商量着，到底是该停薪留职还是彻底买断工龄？还没被谈话的，也个个心中难安，生怕下一批名额砸着自己。可时代的浪来了，谁也不能幸免。次年春，苏兆和与谢佩秋先后接到通知：二人被迫下岗。

几个平日里胆子大的工友愤愤不平，对厂子开出的补偿条件也很不满意，他们私下相互串联，说是要去政府门口上访维权，有人来拉苏兆和一起：“你儿子这个情况，不去讨一个道理，将来你们家怎么生活？”苏兆和却总是闷着头，抽着烟，直到对面急了，他才闷闷地说一句：“国家也有难处。厂子真没钱，你们闹腾又有啥用？”气得那人啐一口唾沫在地上，急赤白脸地就往外走。

苏兆和也听人说过，一些城市相继出现了工人请愿、罢工的情况，甚至闹出了持刀伤人、自杀的新闻，可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骨子里从来就不是一个愿意跟命运折腾的人。领了单位发的最后一笔钱，苏兆和满脑子都在谋划着，下一步该干些什么才好。佩秋的头脑向来比他灵活，佩秋说：“俺看报纸，专家们说，国企就好比一艘大船，职工们在船上劳作生活，人人都是船的主人。可现在船上的人太多了，开得太慢，也不安全。国企改革就是把这些人都疏散到成千上万的小船上去，以前那张终身船票被废弃了，大家伙儿得靠自己的本事做生活的主人。”

苏兆和苦笑着问：“那报纸上写没写，那些没本事的乒乒乓乓掉进水里淹死了，该咋办？”

佩秋走过来朝苏兆和脑袋上弹了一个脑瓜嘣儿：“咋就淹死了？你的书读到驴肚子里啦？时代总得往前走。”

佩秋说得对，时代并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下岗潮第三年，胶东塑料厂就被几个外地商人以私人名义收购了。又过了两年，厂子效益每况愈下，这个曾风光一时，拥有数千名职工的大厂，竟悄无声息地倒闭了。

为了打拼生活，佩秋将母亲也从老家接来了胶东，与婆婆共同照料七岁的安安。佩秋和苏云霞等几个姐妹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地卖起了卫生纸，虽说比以前辛苦，可佩秋却很是珍惜，干得格外起劲儿。这活儿全靠体力和眼力见儿，但时间相对自由，佩秋可以常回家照看下安安，她也知足。苏兆和经人介绍，去了黑豹汽车厂送车队工作，到山西、陕西、东北等地去送小货车。根据对方所需的车子数量，他们两个人到十几人不等分成一组，各自开一辆车送到客户手里，再一起坐火车回来，常常一去就是十几天。

苏兆和起先很不适应这份工作，头一回送车，他跟着一位老师傅往陕西去，走到一条七拐八拐的山路前，老师傅叮嘱他，只盯着前面的车子走，切莫往两边看。苏兆和心里默念着：“往前走，往前走。”可还是忍不住地朝一旁瞥了一眼，这一瞥吓得他差点儿尿了出来，沙石遍地的扭曲小路边，全是嶙峋的悬崖峭壁，深不见底。他握紧了方向盘，汗渍渍的双手一动也不敢动，他心下想，这哪里是去送车，这是去送命。

第二趟送车，他们八个司机一起，把八辆小货车顺顺利利地送到了客户手中。正值深冬，几个年轻的小伙子一人裹着一件厚实的军大衣，步履匆匆地往火车站里走。东北的冬天实在太冷了，车站里多少能暖和些。火车站门口全是一排排做小买卖的，其中一个戴着毡帽、脸上结了一道痂的苹果贩子看着这几个年轻人走过，忽地没头没尾地喊了一句：“妈了个腿的，苹果不好吃吗？光走不买！”他们中一个才十九岁的小个子司机停下了脚步，瞅了瞅这小贩，没好气地问：“大哥，你骂谁呢？”那男人“噌”地站起身：“狗日的，我骂你呢！咋的？”几个人面面相觑，正要和他理论，却看见对面三四十个商贩忽地一拥而起，全围了上来。两个有些经验的司机知道这是着了道儿了，他们一头一尾地把其他六个人护在中间，和对面的人小心翼翼地赔着不是：“娃子不懂事，别跟他一般见识。”正说着，对面不知是谁抡着一根木头就直敲了过来，电光石火一刹那，两伙人瞬即厮打成一团。

苏兆和从小书念得好，可却从没打过架，没几下，他的脑袋就被人砸出了血。一些路过的本地人也看不下去了，进来拉扯劝架，一位四十多岁的东北大姐，不知从哪儿抡出来一把菜刀，直指着那带头的苹果贩子：“你真他妈给我们丢脸，整天净会欺负外地人，你信不信老娘一刀再给你劈个大花脸儿！”也不知道二人是啥关系，那男人嘴上骂骂咧咧，却带着人全撤走了。

苏兆和回了家，佩秋心疼得直掉眼泪，说什么也不肯再让他到那么远的地方送车了。苏兆和摸着自己的脑瓜子，淡淡地说：“我就是头驮货的驴，是你想上哪儿就去哪儿吗？”他的声音极小，佩秋都搞不清他是冲她讲的，还是在自言自语。

就这样，苏兆和在送车队里当了五年司机。第六年，厂里通知说，时代进步了，以后都要采用机械化操作，统一由大货车来送车。一辆货车能装下十四辆小车，人工送车队的生意渐渐也便无人问津，直至彻底消失在历史的迷烟中。

苏兆和又一次下岗了。

佩秋的生意倒是越做越好，她脑子活络，善于交际，不几年，她就用卖卫生纸攒下的钱在当地新兴起的商贸市场——“小猪圈”里包下了一个摊位，卖日化用品和女性内衣。女人们一开始都遮遮掩掩的，谁好意思光天化日之下来买这么浪荡的玩意儿。可人性对美的追求是阻挡不住的，凭着敏锐的判断和大胆的选择，佩秋的女性内衣店在“小猪圈”一炮而红。第三年，佩秋便撤了摊位，在城里最繁华的步行街开了一家单独的门面，取名“风尚内衣”。

苏兆和在家赋闲了大半年，他变得更为沉默寡言，时常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或是坐在炕边上，远远地望着安安发呆。安安已经十几岁了，可言行却仍是个两三岁的稚子，他雪白浑圆的臂膀、大腿，撑着一大坨雪白堆积的肉，顶着一颗雪白硕大的脑袋。苏兆和看着，真觉得他是个怪物。他心里推算着，再过多少年，安安的姥姥和奶奶就会死掉，又过多少年，他和谢佩秋也会死掉，那时的安安就成了一个五六十岁的孤零零的傻子，这样活着，还不如让他早点儿死了算了，一了百了。但他又想起，自己曾经害死过父亲，他一辈子铆足了力气，也不过是想当个好爸爸，这么卑微的渴望，如今却混成了这番无能的模样。他这样想着，没日没夜地想，就好似被人用糨糊堵住了嘴角，越想挣扎，越是沉沦。

这年底，风尚内衣迎来了第一笔投资，投资人是他们以前塑料厂的一位工友，叫赵之兴。赵之兴下岗后，做起了服装买卖，他相貌堂堂，意识超前，思维谨慎，是把经商的好手，他一眼瞅准了谢佩秋的女性内衣市场，二人一拍即合，决定要把风尚内衣做成连锁品牌。同年底，苏兆和与谢佩秋商议，要与以前一起开车的两个司机兄弟合伙贩卖海鲜。佩秋拿出积蓄，替他买了一辆运货的大货车，可苏兆和性子耿直，也缺乏做生意的头脑，又没有经验，根本挤不进旧有市场。他每天半夜两点就要到海边去向渔船拿货，要少了人家不给，要多了卖不出去就得烂掉，这样算下来，他每日的利润还不够一天靠百块钱的油钱。这样坚持了近一年，苏兆和到底是没能做下去，他最后一日去港口，看着新买的货车被人折旧处理掉，轰隆隆的船舶鸣笛绕着海港高歌。他站在汹涌的人潮里，再也看不清来日的时光。

一日晚饭后，佩秋在卧室内挑选她与赵之兴一同从浙江新进回来的内衣样款。她拿着一件桃红色的文胸在胸前比画，苏兆和却不知何时一声不响地站到了卧室门口，他紧蹙着眉细细打量着她，干薄的嘴唇翻滚着，轻轻吐出了两个字：“骚货。”佩秋听傻了，她愣愣地待在原地，还未等她反应过来，苏兆和已重重地把门一甩，不知所终。

苏兆和竟然没有再回来。

他在远郊找了个给工厂看门的工作，一个人住在厂子安排的宿舍里。谢佩秋想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次次去找他，他次次躲着不见面。她带着苏母一起去见他，苏母抹着眼泪问他：“我的儿呀，你这到底是咋啦？”苏兆和就从头到尾沉默着，愣是不说话。

谢佩秋四处打听，直到她找到曾与苏兆和一起贩卖海鲜的兄弟，那人才若有所思地说：“你们是不是该带他去看看精神科的医生？有两次我们喝多了酒，兆和总是自言自语，说自己得了什么怪病。”佩秋恍然一惊，既而满是自责，如果真是如此，这么多年，自己也真的太疏忽他了。

她急匆匆地去找他，到了工厂，他们却告知她，苏兆和已经辞职了。她想起生完安安时曾试图自杀的自己，一下子慌了心神，哭着给苏母打电话，全家族的人都疯了一样外出寻找。几个小时后，佩秋却接到了姐姐苏云霞的电话，电话里，云霞说，苏兆和给她寄了一笔钱和一封信，信里写，求她替他多照顾老母亲和安安。

苏兆和去了另一座城市。他偶尔与苏母和安安通个电话聊上几句，却从不接佩秋的电话。苏母劝慰她：“闺女啊，医生说兆和得的是抑郁症，这么多年，咱们全家人的心思都在安安身上，没有人关心他。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受了什么苦，你不要和他计较，不要埋怨他。”

佩秋听得恍惚，抑郁症这个泥潭，她也曾深陷过，那时她的世界一片灰暗，是苏兆和拯救了她。可他又是怎么了？她生下安安心中有愧，可苏兆和明明说过不怪她。他是怪她与赵之兴走得太近了？可他们一身清白，他怎么能这么误解她？安安已经十六岁了，十六年弹指一挥间，往事幕幕浮现在她眼前，十六年，她没能关怀好苏兆和，可她又何尝关心过自己呢？

苏兆和与苏母说，他在另一个城市过得很好，让她们不要来找他。谢佩秋也真的没有再去找过苏兆和。生活把她捆成了一团乱麻，她每日睁开眼就是衰老的母亲、智障的儿子、苦苦经营的家。她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他，她猜想他也不知该如何面对她。

第二年夏，谢佩秋的母亲病逝，葬礼时，苏兆和依旧没有归来。谢佩秋的心被冰棍子凿了个口子，寒了半截，她终于忍不住委屈与愤怒，一个人开着车跑去质问他。

在一家餐厅的门口，时间尚早，没有一个客人。苏兆和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正弓着腰擦洗桌面。一个瘦弱的女人端出来一盆水，她抬起胳膊，用袖子替他轻轻拭去了溅在额头上的水花。

谢佩秋恍惚着瘫坐在车里，大脑停止了运转。她想象过几十种两人相见的场面，却独独没有料想过会有另一个女人。她盯着那个女人，整齐却干燥的头发、清秀而衰老的容颜，举止间尽是慈母般的平静。太阳明晃晃地刺向她的眼，她心生一种虚幻。她使劲儿掐了掐自己胳膊上的肉——生疼。

女人的直觉告诉她，这一刻，她的世界彻底地坍塌了。

她这一生，有过很多痛苦。苦难这条永无止息的河，起初，她的父母、亲友、爱人，许多人支撑着她蹚过去。可悄无声息地走着走着，这些人就渐渐消失了。有人走散了，有人背叛了，走到最后，茫茫天地间，只剩下孤零零的自己。

她没有哭闹。她逼迫自己冷静。她知道自己不能倒下去。她告诫自己，人就是如此，终归要靠一个人走到最后。

她没有走进那家餐厅，她一个人无声无息地默默驱车回家。苏母正在厨房给安安洗葡萄，她看见佩秋晃荡着无骨的身子走了进来，满脸苍白，她吓了一大跳。

“闺女，你这是怎么了？”苏母走上前，扶住她。

佩秋只是愣愣地望着眼前这个待她如亲生女儿般的女人，她扑闪着那曾经满是秋露，而今却早已干涸的青黄的双眼，几粒滚烫的豆子在里面转了几个圈才“吧嗒”落下来：“娘，兆和在外面有人了。”

苏兆和每个月都往家里汇钱，人却很少回来；谢佩秋每日早出早归，也没人看得懂她在想什么。二人甚少联系，也都只字不提离婚的事，只有在安安每年定期到医院复检时，彼此才说上一两句话。

安安快三十岁了，生活依旧不能自理，常常尿在裤子里。旁人见了，皆是摇头。

时代又进步了，互联网遍布在这座小城的每一个角落。商业街早就没落了，年轻的女孩子们都热衷于网购。谢佩秋始终没有被时代淘汰掉，她的风尚内衣店，又开到了互联网上。

苏母倒是老了，一辈子要强的她，这几年也常常发出些哀叹，动不动就掉出眼泪来。她苍老的手总喜欢抚摸着安安白净柔嫩的脸，嗟叹道：“奶奶要去了，你可咋办呀？”

佩秋听着她这样说，就在一旁浅浅地笑：“娘，还有我哩！”

苏母摇摇头：“可苦了你一个人！”

佩秋笑着说：“俺不苦——安安就是我活着的信念。”

苏母又说：“可总有一天你也会先走啊！”

“不会的，俺会死在他后头。”谢佩秋回头望了一眼正玩纸牌的安安，“医生说，他这样的病，大多也就只能活到五六十岁。我自己不能生病，坚强些，至少能活到八十岁。我能照顾他一辈子，他就能快乐一辈子。”

苏母的嘴唇嚅动着，她还想再说些什么，佩秋却扶着自己的腰起身拐进卧室了。她已经不想再听苏母那些絮絮叨叨、垂垂老矣的狐疑与哀叹。如今，她已靠不了任何人，她只想听她想听的、见她想见的、相信她所相信的。

她意识到，这就是命运——命运给你一条路走，你想拐弯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