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为文青的初始，我就觉得自己和西方文学比较亲近。那种直接明快且结构清晰的表达、明朗的逻辑、外露的情感，是和我率性直线条的性格比较投契的。中国的东西，始终让我觉得欲言又止、吞吐无踪，西洋式的繁花好歹能看出枝节走向，而东方式的云雾缭绕却让人不辨山川真面……虽然成长在中文环境里，我却并不觉得自己有一颗迂回礼让、婉转玲珑的中国古典文心。

近年来，我又开始看中国书，并能慢慢领略中式美感。在这条识美之路上，叶嘉莹是我的一个重要的路标。我读中国诗词，就是拿她和顾随做套餐。先把叶嘉莹悉数看完，再上溯到顾随，叶平易，细腻，系统化，顾脱稿程度高——有人诟病叶嘉莹，说是讲稿很烦冗啰唆，我对她却怀着对入门老师的感激之情。好比我始终不能忘记上小学时那个手把手教我剪了拼音卡片，放在塑料袋里带上，每天识一两个拼音，领我认一个个字的鲁老师——一个干瘦慈祥的老太太。

叶嘉莹确实是不厌其烦、不避细节，她讲“秋风吹飞藿”，就一定要仔仔细细地告诉你，“藿”是豆叶，到秋天都凋零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叶杆；她讲“孤鸿号外野”，就得解释“鸿”是体格最大的雁子，翅膀有两尺长。但如果不是精细到这个程度，又何以能注解文思、精确理解文意？叶嘉莹是天生擅长细解诸事，我看她的口述自传，也是非常详细，谈到小时候用的油灯，也要那么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来：多大，如何使用，用什么布擦。

她和她的老师顾随也有区别，顾随激越，叶嘉莹温厚；顾随是金句王，浓缩度高，每天一段极受益，多了会糊住，叶嘉莹清滢，前者是精华露，后者是营养水；顾随最喜欢说的是“生之力”，叶老师最乐于用的词是“感发”，一个是力，一个是风，有风了，就有风容、风骨、风貌，而这又是“好风送我上青天”的自然催发；顾老师是神行，是谈到得意处，神采飞扬地重重拍下你肩膀，叶老师是风和日暖，并肩散步，时有清风吹你襟怀。

有几个月我眼睛胀痛，只能听书，听《诗经》和《唐诗》，熟悉古音，还在休息时听和叶嘉莹说诗词的书配套的碟片来加强学习。叶嘉莹的教学碟里，夹杂着板书的声音，那粉笔敲在黑板上细碎的当当声，是那个燠热夏天的注脚。有时听睡着了，一觉醒来，诗词已经从入睡时的王籍到醒时的李白了，黄粱一梦，不过一生，我却一个午睡就穿越了初唐。

中国古诗词，背负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传承、战火苦难，如果你没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身临其中地熟悉过那氛围，那么那烟尘之上、故纸之中的发黄的古中国，是和你有隔膜的。别说评论家、学者，即使是普通读者，也得有这个积淀。所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叶嘉莹一定要回中国教书。在加拿大即使是华裔，那也是“竹生”——这个词，我第一次听到，也是在叶嘉莹这里。当然，叶老师认认真真地给这个名词做了解释，竹子是一节一节的，每节之间都有隔，而移民海外长大的孩子和母国是有隔的，和生长国也是有隔的。在中国本土的青年人，即使被“文革”打断过文化命脉，骨子里还是更接近中国文化。

叶嘉莹在一个满族大家庭里长大，大伯是个中医，屋子里堆满了古书，大学生都到她家里来借书。她的青年时代，就是躺在大书箱上看书，在深深的院落里写古体诗，和伯父谈论诗词家的逸闻，垂花门内，听高柳鸣蝉，看云凝墨色。她就读的辅仁大学，是旧时的恭王府，我简直想拿汪曾祺回忆故居的《花园》里的话来解读叶嘉莹了：“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这中式庭院重门深锁中的静气，才滋养了一颗古典文心。

叶嘉莹解读爱情诗词时的细腻，时而让我吃惊，而她自己却没有爱情——与很多民国闺秀的浪漫婚恋故事迥异，叶嘉莹的一生更有平民质地。十七岁时，母亲因急病而亡，长钉敲入棺材的厉声，结束了她无忧的少年；青年时在战乱中去家南下，被命运推送着接受不美满的婚姻，“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中年移民异国，晚年丧女。教书多年之后，她丈夫无意中看到她讲课的录像，才知道自己的太太在台上是这样精神焕发。

而中国近代史，更是一部家国苦难史，那是任何一个身处局中的人都无法逃避的。叶嘉莹并没有突围出去，遇到神仙美眷，避难于明亮的诗意岛屿。她默默地溶解于时代的苦水，也只有在这样的经验储备之下，才能换我心，为你心，才会与千载相隔的古人同声同气——叶嘉莹成长于日据时代的北平，每次去颐和园，她都会吟诵“国破山河在”，战乱中远在南方工作的老父与她失联，那真是“家书抵万金”。“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这“百凶”，磨蚀了锐气，却又使自我丰盈；这“百凶”，像一盏明亮的夜灯，照亮了古语的密林。

前阵子我看帕蒂·史密斯，就是那个朋克教母的传记，觉得她真是酷极了。她十八岁时生完第一个孩子，送给寄养人家后，就跑到纽约追求艺术生涯，在书店打工，每晚写诗、画画，和摇滚青年们共住一个旅馆，过各种试验性的生活，穿件雨衣跑到巴黎去看兰波的墓地，弹着低音吉他给自己的诗歌伴奏，白衬衫上挂着黑领带，手里夹着烟，那个酷！

但是我觉得，那种很酷烈的文艺生涯，虽然极具审美感，但离我的世界太遥远了，在中国这种大环境里，也没有操作平台。但是叶嘉莹身上履行的那个，倒是我很熟悉的，就是弱德。什么叫作“弱德”呢？德有很多种，有健者之德，有弱者之德，它是有一种持守的。叶嘉莹说：“现在很多人都以强者为德，夫妻、朋友吵架，你凶，我比你还要凶恶，都以为自己要做一个强者才是好的，我小时候学习的不是如此。弱德是一种德，需要坚强地持守。”

中国人面对多灾多难的历史，怀揣一颗在无数次政治斗争中被吓得噤若寒蝉的小民之心，饱受人际碾压，以天生含蓄收敛的性格，拿来承受生活的就是这么一种技术动作：弱德。和西方人在尊重个体的文明环境中养成的那种外凸型的拳头不一样，弱德是紧握、压抑、阴性的，表现为：无论经历怎样的折磨，都坚持保住平静不走形的内心。它看上去是平面，是零，但其实是力，是大大的正数。这种涌动，也许不具有戏剧化的外壳，却仍然能在生活、事业、治学中焕发对客体的光芒。

在文学界一向有种势利，那就是搞小说、诗歌这种创作性文体的人看不起写评论这种二手文体的，觉得解读不算什么。但其实真正地理解文意，达到会心，要靠一个人的眼界、慧心、丰富的历史知识、生命力的厚度，所谓“识照”，得自内心的光亮和澄澈，就像一泓明亮旷广的秋水才能照出晚霞漫天一样。如果此人生命体验单薄，心波混浊、干涸，那他眼中的诗词不过是几句干枯的文字。那个“解”，是以心转物，是要用评论家自己的生命力去焕发和营养的。甚至，在你生命力衰颓时，读书都是读不出味道的，更不可能把学问做得扎实。中国文学讲究的是“修”，不只是获取知识，更是加固人格力量。当叶嘉莹慷慨激昂地讲到陶渊明住草屋，穿粗布衣，寒夜冻醒却内心清亮，因为有“得道”之安宁，我倒是感到了叶老师本人的“得道”，继而默默希望近年来屡遭变故的我自己也能“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