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心

时间的果  作者:黎戈

从成为文青的初始,我就觉得自己和西方文学比较亲近。那种直接明快且结构清晰的表达、明朗的逻辑、外露的情感,是和我率性直线条的性格比较投契的。中国的东西,始终让我觉得欲言又止、吞吐无踪,西洋式的繁花好歹能看出枝节走向,而东方式的云雾缭绕却让人不辨山川真面……虽然成长在中文环境里,我却并不觉得自己有一颗迂回礼让、婉转玲珑的中国古典文心。

近年来,我又开始看中国书,并能慢慢领略中式美感。在这条识美之路上,叶嘉莹是我的一个重要的路标。我读中国诗词,就是拿她和顾随做套餐。先把叶嘉莹悉数看完,再上溯到顾随,叶平易,细腻,系统化,顾脱稿程度高——有人诟病叶嘉莹,说是讲稿很烦冗啰唆,我对她却怀着对入门老师的感激之情。好比我始终不能忘记上小学时那个手把手教我剪了拼音卡片,放在塑料袋里带上,每天识一两个拼音,领我认一个个字的鲁老师——一个干瘦慈祥的老太太。

叶嘉莹确实是不厌其烦、不避细节,她讲“秋风吹飞藿”,就一定要仔仔细细地告诉你,“藿”是豆叶,到秋天都凋零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叶杆;她讲“孤鸿号外野”,就得解释“鸿”是体格最大的雁子,翅膀有两尺长。但如果不是精细到这个程度,又何以能注解文思、精确理解文意?叶嘉莹是天生擅长细解诸事,我看她的口述自传,也是非常详细,谈到小时候用的油灯,也要那么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来:多大,如何使用,用什么布擦。

她和她的老师顾随也有区别,顾随激越,叶嘉莹温厚;顾随是金句王,浓缩度高,每天一段极受益,多了会糊住,叶嘉莹清滢,前者是精华露,后者是营养水;顾随最喜欢说的是“生之力”,叶老师最乐于用的词是“感发”,一个是力,一个是风,有风了,就有风容、风骨、风貌,而这又是“好风送我上青天”的自然催发;顾老师是神行,是谈到得意处,神采飞扬地重重拍下你肩膀,叶老师是风和日暖,并肩散步,时有清风吹你襟怀。

有几个月我眼睛胀痛,只能听书,听《诗经》和《唐诗》,熟悉古音,还在休息时听和叶嘉莹说诗词的书配套的碟片来加强学习。叶嘉莹的教学碟里,夹杂着板书的声音,那粉笔敲在黑板上细碎的当当声,是那个燠热夏天的注脚。有时听睡着了,一觉醒来,诗词已经从入睡时的王籍到醒时的李白了,黄粱一梦,不过一生,我却一个午睡就穿越了初唐。

中国古诗词,背负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传承、战火苦难,如果你没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身临其中地熟悉过那氛围,那么那烟尘之上、故纸之中的发黄的古中国,是和你有隔膜的。别说评论家、学者,即使是普通读者,也得有这个积淀。所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叶嘉莹一定要回中国教书。在加拿大即使是华裔,那也是“竹生”——这个词,我第一次听到,也是在叶嘉莹这里。当然,叶老师认认真真地给这个名词做了解释,竹子是一节一节的,每节之间都有隔,而移民海外长大的孩子和母国是有隔的,和生长国也是有隔的。在中国本土的青年人,即使被“文革”打断过文化命脉,骨子里还是更接近中国文化。

叶嘉莹在一个满族大家庭里长大,大伯是个中医,屋子里堆满了古书,大学生都到她家里来借书。她的青年时代,就是躺在大书箱上看书,在深深的院落里写古体诗,和伯父谈论诗词家的逸闻,垂花门内,听高柳鸣蝉,看云凝墨色。她就读的辅仁大学,是旧时的恭王府,我简直想拿汪曾祺回忆故居的《花园》里的话来解读叶嘉莹了:“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这中式庭院重门深锁中的静气,才滋养了一颗古典文心。

叶嘉莹解读爱情诗词时的细腻,时而让我吃惊,而她自己却没有爱情——与很多民国闺秀的浪漫婚恋故事迥异,叶嘉莹的一生更有平民质地。十七岁时,母亲因急病而亡,长钉敲入棺材的厉声,结束了她无忧的少年;青年时在战乱中去家南下,被命运推送着接受不美满的婚姻,“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中年移民异国,晚年丧女。教书多年之后,她丈夫无意中看到她讲课的录像,才知道自己的太太在台上是这样精神焕发。

而中国近代史,更是一部家国苦难史,那是任何一个身处局中的人都无法逃避的。叶嘉莹并没有突围出去,遇到神仙美眷,避难于明亮的诗意岛屿。她默默地溶解于时代的苦水,也只有在这样的经验储备之下,才能换我心,为你心,才会与千载相隔的古人同声同气——叶嘉莹成长于日据时代的北平,每次去颐和园,她都会吟诵“国破山河在”,战乱中远在南方工作的老父与她失联,那真是“家书抵万金”。“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这“百凶”,磨蚀了锐气,却又使自我丰盈;这“百凶”,像一盏明亮的夜灯,照亮了古语的密林。

前阵子我看帕蒂·史密斯,就是那个朋克教母的传记,觉得她真是酷极了。她十八岁时生完第一个孩子,送给寄养人家后,就跑到纽约追求艺术生涯,在书店打工,每晚写诗、画画,和摇滚青年们共住一个旅馆,过各种试验性的生活,穿件雨衣跑到巴黎去看兰波的墓地,弹着低音吉他给自己的诗歌伴奏,白衬衫上挂着黑领带,手里夹着烟,那个酷!

但是我觉得,那种很酷烈的文艺生涯,虽然极具审美感,但离我的世界太遥远了,在中国这种大环境里,也没有操作平台。但是叶嘉莹身上履行的那个,倒是我很熟悉的,就是弱德。什么叫作“弱德”呢?德有很多种,有健者之德,有弱者之德,它是有一种持守的。叶嘉莹说:“现在很多人都以强者为德,夫妻、朋友吵架,你凶,我比你还要凶恶,都以为自己要做一个强者才是好的,我小时候学习的不是如此。弱德是一种德,需要坚强地持守。”

中国人面对多灾多难的历史,怀揣一颗在无数次政治斗争中被吓得噤若寒蝉的小民之心,饱受人际碾压,以天生含蓄收敛的性格,拿来承受生活的就是这么一种技术动作:弱德。和西方人在尊重个体的文明环境中养成的那种外凸型的拳头不一样,弱德是紧握、压抑、阴性的,表现为:无论经历怎样的折磨,都坚持保住平静不走形的内心。它看上去是平面,是零,但其实是力,是大大的正数。这种涌动,也许不具有戏剧化的外壳,却仍然能在生活、事业、治学中焕发对客体的光芒。

在文学界一向有种势利,那就是搞小说、诗歌这种创作性文体的人看不起写评论这种二手文体的,觉得解读不算什么。但其实真正地理解文意,达到会心,要靠一个人的眼界、慧心、丰富的历史知识、生命力的厚度,所谓“识照”,得自内心的光亮和澄澈,就像一泓明亮旷广的秋水才能照出晚霞漫天一样。如果此人生命体验单薄,心波混浊、干涸,那他眼中的诗词不过是几句干枯的文字。那个“解”,是以心转物,是要用评论家自己的生命力去焕发和营养的。甚至,在你生命力衰颓时,读书都是读不出味道的,更不可能把学问做得扎实。中国文学讲究的是“修”,不只是获取知识,更是加固人格力量。当叶嘉莹慷慨激昂地讲到陶渊明住草屋,穿粗布衣,寒夜冻醒却内心清亮,因为有“得道”之安宁,我倒是感到了叶老师本人的“得道”,继而默默希望近年来屡遭变故的我自己也能“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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