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三月（克莱尔二十二岁，亨利三十岁）

克莱尔：我们就这样结婚了。一开始，我们住的是雷文斯伍德线附近一幢双层公寓楼的两居室。天空很晴朗，面前一片奶油色的实木地板，一间满是老式橱柜和陈旧设备的厨房。我们四处采购，星期天一整个下午都泡在箱桶之家[箱桶之家（Carte＆Barrel），美国连锁家居、礼品商店。1962年开张，至今已拥有145家分店]里，互相给对方买结婚礼物。订购的沙发塞不进房门，只得又退回去。这间房子成了我们进行各项生活实验、研究彼此性格的场所。我们发现，亨利很讨厌我一边吃早餐看报纸，一边心不在焉地用勺子敲牙齿。我们协定：我可以随意听琼尼·米切尔[琼尼·米切尔（Joni Mitchell），20世纪最成功的女歌手之一，她的音乐涉及民谣、摇滚、爵士等众多领域，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因此除了她娴熟的音乐技巧，丰富优雅的词作也十分感人]，亨利可以尽情享受毛茸茸乐队[毛茸茸乐队（The Shaggs），一个由三个新翰普郡的姐妹在她们父亲的逼迫下组成的业余天才乐队，后被人们称为“朋克师奶”]，但前提必须是对方不在家。我们分工：亨利承包所有的厨房活儿，我全权掌管洗衣大权，可我们谁也不愿吸尘，结果只能请钟点工。

我们开始循规蹈矩。亨利在纽贝雷从周二一直工作到周六。他七点半起床，煮咖啡，匆匆套上运动服，出门跑步；回来后冲凉，穿上衣服，再轮到我摇摇晃晃地下床，趁他吃早饭的那会儿工夫和他聊聊天。等我们都吃完早饭，他便去刷牙，奔出门去赶地铁，而我则回到床上，继续再睡个把小时。

我再次醒来时，房子里就很安静了。我洗个澡，梳理头发，穿上工作服，再给自己来杯咖啡，走进后卧室，也是我的工作室。然后关上门。

刚结婚的那些日子，我在小小的卧房工作室里，真是举步维艰。在这个所谓的我自己的地盘里，没有一丝亨利的踪迹，它如此狭小，也局限着我的灵感。我像是只困在纸茧中的蛹：四周布满了一幅幅雕塑素描，那些细小的笔触就像张开翅翼的蛾子，拍打着窗玻璃，企图从这狭小的空间里逃逸出去。然后我做出模型，也就是那些按比例缩小的雕塑。我的才思日益迟缓，它们仿佛知道我要让它们挨饿，阻碍它们成长。到了夜里，我会梦见各种色彩，梦见自己的手臂伸进一大桶纸浆，我梦见我成了个女巨人，那微缩的花园已不容我立足。

艺术创作——或者任何创作——最具说服力的，便是把缥缈虚无的构想，变为现实，放在那里，变成一个由世界的物质组成的物质。喀耳刻[喀耳刻（Circe），希腊神话中把人变成猪的女巫]、宁薇[宁薇（Nimbue），湖畔的诱惑女巫]、阿尔忒弥斯[阿尔忒弥斯（Artemis），月神与狩猎女神]、雅典娜[雅典娜（Athena），智慧与技艺的女神]，一切古代的女巫，无论是把男人变为令人惊讶的动物、偷盗魔法的秘密，还是掌握千军万马，她们一定都能体会出这样的感受：看呀，那是一件全新的事物。称它为猪猡、战争或是桂树。称它为艺术。相比之下，我手中的魔法，只是一些滞后的雕虫小技。每天我都貌似在工作，其实一事无成。我觉得自己就像珀涅罗珀[珀涅罗珀（Penelope），奥德赛忠实的妻子，丈夫远征20年，其间她以布匹尚未织就为借口，巧妙地拒绝了无数的求婚者]，织了又拆，拆了又织。

那么亨利呢？我的奥德赛[奥德赛（Odyssens），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的大将。特洛伊战争结束后，他颠沛流离，历经10年才返回家乡]么？亨利是另一种艺术家，是个遁术家。在这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里，我们的生活，不断地被他小小的失踪所干扰。有时他不声不响地消失，我可能正从厨房走到客厅，发现地板上只剩下一堆衣物；也可能早上刚起床，发现淋浴水龙头仍开着，浴室里却空空荡荡。有时一切又极其可怕，一天下午，我在工作室里干活，突然门外传来几下呻吟，我打开房门，眼前的亨利掌膝着地，赤身裸体，满头是血，他睁开眼睛看看我，随后又消失了。有时我在夜里醒来，亨利已经不在了，到了早晨，他会告诉我他去了哪儿，就像别人家的丈夫给妻子讲述昨夜的梦：“我晚上去塞尔泽图书馆了，那是一九八九年。”或是：“一只德国牧羊犬追我，我穿过别人家的后院，最后不得不爬到树上去。”或者：“我站在雨里，在我们家附近，听我母亲唱歌。”我等着亨利和我说那些回到我童年时的情形，可迄今为止，那还没有发生。我小时候一直盼望着能见他，他的每次到来都是一件大事。而如今，他的每次离去都成了一件不快、一场剥夺、一次历险，当他回来，在我脚下现身时，有时流着鲜血或吹着口哨，有时又面带微笑或打着哆嗦。现在，我真的害怕他离开。

亨利：当你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时，你每天都能学到不少东西：你还没想到通渠剂，长发早已堵住了浴室的下水管；在妻子还没有读报之前，并不提倡动手剪报，哪怕是一周前的旧报纸也不行；在这两口之家里，我是惟一可以连续三个晚上吃同样的饭菜而不抱怨的人；发明耳机就是为了让双方在音乐上的爱好互不侵犯。（克莱尔怎么会喜欢听低级把戏[低级把戏（Cheap Trick），四人组摇滚乐队，从20世纪70年代起活跃至今。他们的曲风糅合了英国通俗吉他的作曲技巧，配以“吱嘎”声的和弦背景，并添加了一份荒诞的音色。它们传承了60年代通俗、重金属和朋克乐风的精髓。1998年，他们在芝加哥进行了为期4天的公演，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为什么痴迷老鹰乐队？我从来都不知道，每次我问她，她就立刻摆出一副防御的架势。为什么我爱的这个女人不喜欢听《加罗和费拉耶之声》[《加罗和费拉耶之声》（Musique du Garrot et de la Ferraille），Jardin D’Usure在1994年8月出版的一张专辑]呢？）最难的一课，就是克莱尔的孤独：有时我回到家，她就露出一种厌烦的神情，我打断了她的思路，破坏了她一整天梦幻般的宁谧意境；有时克莱尔就像一堵紧闭的门，虽然她坐着编织或者干其他事情，实际上却已经走进思想的密室。我发现克莱尔喜欢独处，可我每次时间旅行回来后，她却又总是如释重负的样子。

如果你朝夕相处的女人是个艺术家，每天便都是意外。克莱尔把另一间卧室变成了一个魔术柜：无数只小塑像、图画钉满了墙面每寸角落，一捆捆金属丝和一卷卷纸塞满了架子和抽屉。那些塑像让我联想起风筝，或是飞机模型，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在做饭之前，我西装革履地站在她的工作室门口，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她朝我扔来其中的一只，它飞得出奇的平稳，于是，我俩分别站在客厅两头，相互对扔那些小雕塑，试验一下它们的飞行状况。第二天我回到家，发现克莱尔用纸和金属丝扎了一群鸟，吊在客厅的天花板上。一周之后，她在卧室的窗玻璃上涂满了透明的蓝色抽象色块，阳光从中透射进来，照在墙壁上，形成一片飞翔的天空，克莱尔在墙上画满了小鸟，美不胜收。

第二天晚上，我站在克莱尔工作室的门口，她在其中一只红色小鸟的周围画了一团错综复杂的黑色线条。突然，我看到克莱尔，在她小小的房间里，被所有这些东西包围着，我意识到她想对我表达什么，我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三日，星期三（克莱尔二十二岁，亨利三十岁）

克莱尔：听见亨利的钥匙在门锁里响动，我走出工作室，他已经进来了。出乎意料的是，他居然抱回了一台电视机。我们家没有电视机，因为亨利不能看电视，我也不想一个人看。这是台旧机器，黑白的、小小的，落满了灰，天线也断了。

“嗨，宝贝，我回来了。”亨利边说，边把电视机放在餐厅的桌上。

“哎呀，这么脏，”我说，“你从废品堆里捡来的？”

亨利有点生气了，“我刚在‘独一无二’里买的，十美元呢。”

“为什么？”

“今晚有档节目，我想我们不能错过。”

“可是——”难以想象，是什么节目能让亨利宁愿冒时间旅行的风险？

“没关系，我不会坐着盯着看，我是给你看的。”

“哦？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现在的电视台在放些什么。

“是个惊喜，八点钟开始。”

吃饭时电视机就放在餐厅的地板上。亨利拒绝回答任何有关的问题，不仅如此，他还逗我，问如果我有了间超大的工作室会怎么样。

“又能怎么样？我已经有这个窝了。也许我会继续弄那些日本纸艺。”

“快点，认真点。”

“我不知道，”我把意大利宽面条往叉子上绕圈，“我会把每个模型放大一百倍，我要在三米长宽的棉絮纸上画画，我要穿着溜冰鞋，从工作室的一头滑到另一头，我要放一个大水坛，一套日本烘干设备，还要一个四五公斤的雷纳牌打浆机……”我被自己假想出来的工作室深深打动，不过一想到现实中的那个，便无奈地耸了耸肩。“哦，也许会有那么一天的。”靠亨利的薪水和我信托基金的利息，生活还过得去，可要想有一间真正的工作室，我就得去找工作了，然后我也就没有时间在新的工作室里工作了，真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啊。我所有搞艺术的朋友，或者没钱或者没时间，或者两者都没有。查丽丝白天编程，只能在晚上搞创作，她和高梅兹下个月就要结婚了。“我们到时候送什么结婚礼物？”

“啊？哦，我不知道。总不能把我们那些咖啡机拿去送人吧？”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咖啡机换成微波炉和面包机了。”

“噢，对。喂，就快八点了。端上你的咖啡，我们去客厅看电视吧。”亨利把椅子推了回去，抱起电视机，我端着我们的咖啡杯走进客厅，他把电视机放到咖啡桌上，折腾了一阵接线板，小心翼翼地转动起上面几个旋钮。然后我们一起坐到沙发上，9频道里是一段水床的广告，突然一片雪花飞舞。“该死的，”亨利盯着屏幕咕哝道，“刚才在商店里还好好的。”这时，“伊利诺伊州大乐透彩票”的标识语闪现在屏幕上，亨利掏了掏裤子口袋，递给我一张白色的小纸片。“拿着。”这是张彩票。

“我的天啊！你不会是——”

“嘘，看电视。”一阵鼓乐喧嚣后，身穿西服、一脸严肃的彩票官，根据“撞撞球”随机摇出来的数字，现场依次宣读道：43，2，26，51，10，11。当然这些数字和我手上的逐一吻合。彩票官们向我们祝贺，我们就一下子赢了八百万美金。

亨利关上电视，微笑着说：“干得漂亮吧，嗯？”

“我都不知该说什么了。”但我并没有欢呼雀跃。

“说：‘谢谢你，亲爱的，谢谢你为我们买新房子凑够了钱。’换作我，就会这么说。”

“可是——亨利——这不是真的。”

“当然是啦，这可是张真彩票。你现在拿去凯兹德接受明尼小姐热情的拥抱吧，伊利诺伊州政府立即会给你一张真正的支票。”

“可你事先知道的。”

“当然啦，我只是看了一下明天的《芝加哥论坛报》。”

“我们不可以……这是诈骗。”

亨利夸张地在额头上拍了一下，“我好糊涂啊。我忘记了，人们买彩票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中奖号码的。好吧，来解决一下。”他立即消失了，接着从厨房拿来一盒火柴。他点燃一根，火苗凑近了彩票。

“不要！”

亨利吹灭了火柴，“克莱尔，其实没关系的。只要喜欢，明年我们每星期都可以中大奖。即使它有什么问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彩票的一角已有些焦痕。亨利走到沙发前，坐在我身边，“听我说，你干脆把它收起来，只要你愿意兑现，我们就去兑现；你也可以把它送给你路上遇见的第一个乞丐——”

“不公平。”

“怎么不公平？”

“你不能让我一个人承担那么大的责任。”

“不管你做哪种决定，我都很开心。要是你觉得我们骗的钱是伊利诺伊州政府从劳工身上诓来的话，放心，没这回事。我们总能想出其他的好办法，给你买一间大工作室的。”

哦，一间大工作室，我突然明白过来，自己真蠢，亨利随时都可以中大奖的，他一直没有去，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不正常；而他毅然违背自己想做个正常人的狂热心愿，就是想让我有间大一些的工作室，让我能穿着溜冰鞋从一头滑到另一头。我啊，一个不知道感恩的女人。

“克莱尔？你这是……”

“谢谢你。”我突兀地说了一句。

亨利的眉毛一扬，“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拿这张彩票去兑现了？”

“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谢谢你’。”

“别客气。”一阵令人不适的沉默，“嘿，不知道电视里现在放什么哦？”

“雪花。”

亨利笑了，他站直了，把我从沙发上拽起来，“走，去花花那些不义之财吧。”

“我们去哪儿呢？”

“我也不知道，”亨利打开门厅的壁橱，把夹克递给我，“这样吧，我们给高梅兹和查丽丝买辆车做结婚礼物吧。”

“可他们只送了我们一套酒杯。”我们昂首阔步地走下楼梯。美好的春天的夜晚，我们站在公寓楼前的人行道上，亨利搀着我的手。我望着他，然后举起我们拉在一起的手，亨利领着我转起圈来，不一会儿，我们便在贝拉普兰大街上翩翩起舞。没有音乐，只有汽车从身边呼啸而过，还有我们的欢笑。我们在人行道边的樱桃树下跳啊跳啊，花香像落雪般阵阵飘来。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三（克莱尔二十二岁，亨利三十岁）

克莱尔：我们打算买房子了，找房子可是令人诧异的经历。那些永远不可能请你做客的人们，只为一个理由便可以开门迎客，任你窥探他们的内室，听你对墙纸的评头论足，还会耐心回答关于水槽的刻薄问题。

我和亨利找房子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我慢悠悠地一路逛进去，仔细考察木工手艺、器具设备，问问壁炉的情况，检查地下室是否渗水；而亨利则直接走到屋子后面，从后窗向外眺望，然后对我摇摇头。我们的地产经纪人卡罗儿觉得他神经错乱，我只能解释他是个狂热的园艺爱好者。一整天看下来，最后我们从卡罗儿的办公室出发，开车回家。路上，我决定问问亨利，他的疯狂背后究竟考虑的是什么。

“你究竟，”我很有礼貌地问，“是在干吗？”

亨利看上去怯生生的，“嗯，我那时还不确定你是不是想要知道，其实我已经去过我们未来的家了。我不记得具体时间，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秋天，我曾是——我将是——傍晚去那里的。我站在后窗前，旁边是你外婆留给你的大理石桌子，院子深处有一座砖结构的房子，透过那房子的窗户，我觉得好像就是你的工作室。你背对着我正在摆弄一些纸，蓝色的纸。你用一条黄头巾包住头发，绿毛衣外面套着你常穿的塑料布围裙，院子里有棵葡萄藤，我站了足足两分钟。我只是在尽力复制那个场景，如果我做到了，那就是我们的新房子了。”

“天啊，你当时怎么不提醒我？我真傻。”

“噢，不，别那么想。我觉得你也许更喜欢按部就班地找房子。我是说，你那么仔细地，看了所有购房小窍门的书。我以为你很喜欢那种过程，就像逛街一样，不一定非买下什么。”

“总得有人问问白蚁啦，石棉[最新科学表明，石棉可能致癌]啦，腐化啦，污水泵啦，这些具体问题吧。”

“完全正确。那我们就继续找吧，一定能殊途同归的。”

最后果然殊途同归了。不过在此之前也有过几次紧张的局面，我一度被东罗杰斯公园那儿的一座大房子迷得神魂颠倒的，那地方位于市北，治安状况不好。房子是座巨大的维多利亚式豪宅，连同佣人，四世同堂都没问题。毫无疑问那不会是我们的新家，还没踏进前门亨利就已经恐惧万分了——后院是一家大药房的停车场。可是房子里却拥有豪宅的全部元素：高挑的楼层、大理石框的壁炉、绚丽多姿的木工……“求你了，”我哄着他，“这里美得令人难以想象！”

“是呀，确实是难以想象。不过每个星期我们都会遭一次上门抢劫。此外，还需要彻底的翻修，电线、管道、壁炉，可能连屋顶都要换掉……这根本不是我们的新家。”他的语调无比坚定，那是一种亲历过未来，却不愿搅乱未来的语调。此后一连几天我都闷闷不乐的，亨利便带我去吃日本寿司。

“喂，华而不实的女人、喜欢背债的女人、我最亲爱的女人，你倒是和我说说话啊。”

“我没有不和你说话。”

“我知道，可你在生闷气。我可不希望有人生我闷气，尤其是为了那些常识上的……。”

女服务员走上前来，我们赶紧打开菜单商量吃些什么。我不想在这里吵架，这是我最喜欢的必胜寿司店[必胜寿司店（Katsu），位于芝加哥彼得逊大街，被誉为芝加哥最好的日式餐厅]，我们常来这里，亨利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再加上吃寿司过程中特有的愉快，他已经准备好来这里平息我的怨气了。我们点了芝麻酱菠菜色拉、羊栖菜[羊栖菜生长于日本和韩国，是一种黑色的海带，在一些日本餐馆主要用作前菜或餐前小吃。干的羊栖菜亦可加入汤、沙拉及其他菜肴内]、太卷[太卷是以海苔包卷寿司饭及蛋、黄瓜、蟹肉棒之类的素材，卷成长条以后再切成段来食用。除了海苔卷以外，也有用蛋皮卷成的蛋皮寿司，和用保鲜膜固定的棒寿司]、青瓜卷，还有在小块小块的米饭上摆上各种海鲜的东西，展示在盘子里，叫人赞叹不已。服务员拿着我的点单走开了。

“我没有生你的气。”这句话只是部分正确。

亨利抬起一根眉毛，“嗯，那你说说究竟哪儿出了问题？”

“你真的确定你那次去过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万一你搞错了呢？仅仅就因为后院的景色不对，就要让我们错失这个绝好的机会？”

“那里都是我们的东西，不可能是别人的房子。我承认，它可能不是我们买的第一套——当时隔得太远，我看不出你究竟几岁。反正我觉得你那时还很年轻，但也可能是你保养得好，可我向你发誓，那真的是座好房子。你难道不喜欢后院有个那样的独立的工作室？”

我叹了口气，“是，我想的。天啊，真希望你能把那些经历都拍成录像，我真想亲眼看看。你在那儿的时候，怎么就没有看一眼门牌号呢？”

“真遗憾，我只停留了片刻。”

有时候，只要能打开亨利的脑袋，像看电影一般观察他的记忆，我就愿意付出一切。我第一次学着用电脑，当时我十四岁，马克想要教我如何在他的苹果机上画图，过了十分钟左右，我就想把手伸进显示器里，看看那里面究竟是什么玩意。我喜欢直截了当，喜欢触摸质地，喜欢观察色彩。和亨利一起找房子，我都快疯了，就像遥控一台劣质的玩具车，我总让它们撞墙。我就是故意的。

“亨利，你反对我花点时间一个人去找房子吗？”

“不反对，我想应该不会。”他看上去有点被这话伤到了，“要是你真的想去的话。”

“其实，我们最后总能住到你说的那个房子里去的，对吗？我是说，一切都不会改变的。”

“是啊，好吧，别管我了，不过也别掉到那些金钱的陷阱里，好吗？”

花了近一个月，大约看过二十多座房子后，我终于找到了它。它位于林肯广场的安司里，是一座一九二六年的红砖小屋。卡罗儿打开钥匙盒，花了好一番周折才开了锁。门开了，某种适合的感觉扑面而来……我径直走到后窗，朝院子望去，我未来的工作室就在那里，还有葡萄藤。我转过身去，卡罗儿关切地看着我，我说：“我们就买它。”

她大吃了一惊，“难道你不想看看屋里其他地方？你丈夫会怎么想？”“哦，他已经看过了。不过，当然，我们还是看看房子吧。”

一九九四年七月九日，星期六（亨利三十一岁，克莱尔二十三岁）

亨利：今天是搬家的日子。一整天都很热，早晨搬家工人刚从楼梯走进房间，衬衫已经湿答答地贴住身子了。大概我们两居室的房子没什么大不了的，中午前就能搬完，于是他们脸上洋溢出灿烂的微笑。可当他们真正站在我们的客厅里，亲眼目睹克莱尔那些维多利亚式的家具和我的七十八箱书，微笑立即凝固了。此刻天色已晚，我和克莱尔在新房间里进进出出的，一会拍拍墙，一会又摸摸樱桃木的内窗台。我们光着脚在原木地板上“啪嗒啪嗒”地走来走去，往狮爪底座的浴缸里注水，又把那台“宇宙牌”大炉子的点火装置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窗上还没挂帘子，我们关了所有的灯，街灯透过积灰的窗玻璃倾泻进来，洒在空荡荡的壁炉膛里。克莱尔从一间房走进另一间房，爱抚着她的新居——我们的新居。我跟在她身后，看着她打开一间间储藏室、一扇扇窗户、一只只壁橱。她蹑手蹑脚地站在餐厅里，指尖轻触那些带光边玻璃的家具。然后，她脱下衬衣。我的舌头在她的乳峰上来回舔动。整幢房子包裹着、凝视着，同时也观察着我们在它里面的第一次做爱，无数次中的第一次。事后，我们躺在光溜溜的地板上，周围堆满了箱子。我们终于找到自己的家了。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日（克莱尔二十三岁，亨利三十一岁）

克莱尔：这是个湿热的星期天下午，我和亨利、高梅兹在伊云斯顿[伊云斯顿（Evanston），芝加哥边的一座小城]闲逛。整个早晨我们都在灯塔海滩暴晒，在密歇根湖里嬉水。高梅兹要让自己埋进沙子里，我和亨利欣然从命。我们吃完自制的烧烤，小睡了一会儿。现在，我们正走在教堂大街的林阴道下，边躲太阳，边舔手里的橘子冰棒。

“克莱尔，瞧你头发上尽是沙子。”亨利说。我停下来，侧过身，像拍毯子似的拍打着头，一会儿路上便积了一堆沙砾。

“我的耳孔里全是沙子，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地方也是。”高梅兹应和着说。

“我可以帮你把头上的沙子拍下来，不过其余部位，你就自己动手吧。”我说。微风吹来，我们迎了上去，我把头发盘在头顶，顿感清爽。

“我们接下来干吗？”高梅兹问道。亨利和我交换了一下眼色。

“去‘读书人巷[读书人巷（Bookman’s Alley），坐落在伊云斯顿中心区的一家小书店，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以大量的作者签名书和首版书闻名。整个店堂里还充满了各种古董，还有厚垫子的椅子，供读者休息]’。”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高梅兹咕哝着，“哦，天啊。又是书店！老爷啊，太太啊，可怜可怜你们忠实的仆人吧——”

“那就说定了，去读书人巷。”亨利愉快地说。

“你们得保证在那儿别超过，嗯，别超过三个小时……”

“他们五点就关门，”我告诉他，“现在已经两点半了。”

“你可以去喝瓶啤酒。”亨利说。

“我觉得伊云斯顿早就干涸了。”

“不，他们也与时俱进。只要能证明你不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就能来上一杯啤酒。[在19世纪末，作为一个保守的小城，伊云斯顿很早就通过了著名的“蓝色法规”（Blue Laws），“蓝色法规”是美国在殖民时期清教徒所订的法律，禁止在星期天跳舞、喝酒。现在，伊云斯顿还是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UWTU）总部的所在地]”

“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们转到谢尔曼街，一路走过去，路边原先那家马费百货公司现在已经是家外贸运动鞋店了，过去的瓦斯蒂电影院[瓦斯蒂电影院（Varsity Theater），芝加哥郊外最大的电影院之一，1926年12月开张，拥有两千五百个座席。它的外观设计仿照了法国皇室城堡，从意大利进口的大理石到古老的挂毯，都令它一度灿烂夺目。20世纪30年代，这里曾盛极一时，后在80年代的竞争中失守，于1988年终止营业]也变成了GAP专卖。我们拐进一条小弄，穿过花店和鞋匠铺子，看啊！“读书人巷”到了。我推开门，三个人拥进阴凉昏暗的店堂里，仿佛误冲乱撞般闯了进去。

罗杰坐在他那张又小又乱的桌子后面，正和一位脸色红润、满头白发的老绅士讨论着室内乐。他一看到我们便笑了一下，说：“克莱尔，这次我有些东西，你一定会喜欢的。”亨利像只蜜蜂似的，七拐八转地飞进书店的深处，那里不是精美的印刷品，就是藏书家的乐园。高梅兹四处闲逛，他在书店里感兴趣的都是东一处西一处的古怪小玩意儿：西部书区里的马鞍、探险书区里猎鹿人的帽子。他还在儿童书区的一只大碗里拿了块水果糖，不知道那些糖已经放了多少年了，吃下去可是要出事的。罗杰留给我的是一本荷兰的装饰纸张目录，书里居然还有小块小块的纸样。这才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我把它放到桌边，把自己想要买的都堆在一起。然后，我仔细地阅读起架子上的书，吸进陈年纸张、胶水、旧地毯和木头的气息，一切犹如置身梦幻之中。我看见亨利坐在艺术书区的地板上，腿上搁了些东西。他被晒得黑黑的，头发朝四面八方竖起。我真高兴他剪了头发，在我看来，现在的这一头短发让他越来越像他自己了。我看他的时候，他举起手，想用手指绕一缕头发，但突然意识到那太短了，无奈只得挠挠耳朵。我真想过去碰碰他，用双手穿过那些翘着的可笑的短发。不过我还是转过身，一头埋进了旅游书区。

亨利：克莱尔站在主厅里，身边是一大堆待上架的新书。其实，罗杰并不喜欢别人翻他还没有贴过标签的书。不过，我发现无论克莱尔在他店里做什么，他都不介意。她的头贴近了一本小红书，头发像是要从头顶的发盘里逃出来似的，背心裙的一根吊带已经滑下了肩头，露出里面的一抹泳装。这种刺激太强烈了，我迫切地想要走过去，抚摸她，要是旁边没有人，我都想咬她一口。可同时，我又不想让这美好的一刻匆匆结束。突然，我看见了高梅兹，这家伙站在探险书区里居然也盯着克莱尔，我不情愿地看到的是——他脸上的表情恰如我自己在镜中的影像。

就在这时，克莱尔抬起头来说：“亨利，快看，是庞贝古城。”她把一本明信片小书拿给我看，我听出她的话外音，看看，我已经挑了你了。我走到她身边，搂住她的肩，将那条松落的肩带摆直。下一秒钟后我再次抬头，高梅兹已经转过身，他背对着我们，正专心致志地看阿加莎·克里斯蒂[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s），英国著名的女侦探小说家，创造出大侦探波洛、玛普尔小姐等著名探案形象]。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五日，星期日（克莱尔二十三岁，亨利三十一岁）

克莱尔：我洗着盘子，亨利正在切青椒丁。落山的太阳把我们后院这一片星期天傍晚的积雪照成明亮的粉色，我们俩边唱着《黄色潜水艇》，边做墨西哥辣肉豆汤：

在我出身的那座小城

住着一位出海的男人……

洋葱在炉子上的平底锅里吱吱作响，唱到我们的朋友都上了船，我突然发现只剩下自己的声音孤零零地回荡在屋子里。我转过身去，亨利的衣物已落成一堆，菜刀掉在地板上，砧板上切了一半的青椒，还在微微地晃动。

我把火熄灭，盖上锅盖。我坐在那堆衣物旁，把它们捡起来，上面还留着亨利的体温，我抱着他的衣服，坐着，直到上面的体温全部变成了我的体温。我站起来，走进我们的卧室，把衣服整齐地折好，放在床上。然后，我尽最大的努力，把晚餐做完，独自咽下。我一边等待，一边发愣。心中满是不安。

一九九五年二月三日，星期五（克莱尔二十三岁，亨利三十一岁，同时也是三十九岁）

克莱尔：我和亨利、高梅兹、查丽丝四人一起围坐在饭桌边，玩起了“当代资本主义大白痴”。这是高梅兹和查丽丝发明的，用“强手”里的附件来玩，里面有提问、得分、攒钱三种形式，目的就是剥削对手。当前这步轮到高梅兹了，他摇了摇色子，掷出一个“六”，进入了“社会公益基金”。然后，他抽出一张卡片。

“大家听着，为了这个社会好，你们最想丢弃哪种现代发明？”

“电视机。”我说。

“衣物柔顺剂。”查丽丝说。

“电子防盗装置。”亨利激动地说。

“要我看，还得算火药。”

“那根本不是现代发明。”我立即纠正他说。

“好吧，那么就是流水生产线。”

“你不可以回答两次。”亨利说。

“连‘电子防盗装置’居然都算是答案，我当然可以。”

“纽贝雷书库里的电子防盗装置已经活捉过我好几次了，这星期我消失了两次，只要一在那显身，门卫就上楼来检查，我都快要疯了。”

“就算没有发明电子防盗感应器，我觉得无产阶级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我和克莱尔都答对了，每人各得十分。查丽丝的有创意，可以得五分。亨利把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公众利益之上，倒退三格。”

“那我就退到‘开始’这格里了。银行，给我两百元[在《强手》棋中，只要经过“开始”，就能获得两百元薪水]。”查丽丝如数给了亨利。

“喂！”高梅兹喊道。我朝他笑了笑。轮到我了，我掷出了一个“四”。

“公园地旅馆[《强手》棋中的某一格，过路费很高]，我要买下来。”按规则，如果要买东西，我得先正确地回答一个问题。亨利从机会卡里抽出一张。

“请选择，你最想和下列哪一位人士共进晚餐：亚当·斯密[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因其代表作《国富论》而被奉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马克思、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ourg，1871—1919），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的女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1919年1月，她和李卜克内西领导了柏林工人武装起义，反动军队攻进了柏林，最后起义失败。由于叛徒告密，1月15日，她和李卜克内西在避居的地下室里被捕。当晚，反动分子杀害了卢森堡，并将她的尸体投入了兰德维尔运河]和格林斯潘[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前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任期从1987年8月11日至2006年1月31日，先后经历过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四位总统，对华尔街、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影响深远]？并说出原因。”

“罗莎·卢森堡。”

“为什么呢？”

“最有意思的死亡。”亨利、查丽丝和高梅兹讨论了一下，同意我买下公园地旅馆。我把钱交给查丽丝，她便给了我一张地契卡。亨利摇了摇手中的色子，结果走到“个人所得税”这格去了。“个人所得税”有专门的指示卡，我们都紧张起来，心惊胆战的。他开始宣读：

“大跃进。”

“见鬼！”我们把手中所有的地契卡都上缴给查丽丝，她把那些连同她自己的都还给了银行。

“哎，我的公园地旅馆才刚买啊！”

“对不起了，”亨利走到棋盘的一半之处，停在“圣·詹姆士公园”格子里，“我买了。”

“我可怜的小圣·詹姆士啊。”查丽丝伤心地说。我抽了一张免费停车卡。

“今天日元兑美元的牌价是多少？”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哪来的？”

“我出的。”查丽丝笑眯眯地对我说。

“那答案呢？”

“九十九点八日元兑一美元。”

“我服了，圣·詹姆士失手了。轮到你了。”亨利说罢，把色子递给查丽丝。她掷出一个“四”，结果被关进了监狱。她摸了一张卡片，明白无误地写着她的罪状：操纵内幕交易。我们都笑了。

“听起来更像你们两口子的作风。”高梅兹说，我和亨利谦虚地一笑，我们最近在股票上确实赚疯了。查丽丝要想出狱，必须回答三个问题。

高梅兹从机会卡里摸出一张，“第一个问题：请说出托洛茨基[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俄国十月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墨西哥认识的两位著名画家。”

“迭戈·里维拉[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墨西哥壁画运动三杰之一，弗里达（Frida Kahlo）的丈夫。他们曾经是共同的共产主义的积极支持者]和弗里达。”

“很好。第二个问题：耐克公司一天会给越南工人支付多少工资，来制造这种超级昂贵的球鞋呢？”

“哦，天啊。我不知道……三块？还是十美分？”

“你的答案究竟是什么？”这时厨房里发出一声巨响，我们吓得都跳了起来，亨利说：“坐好！”我们都被他的严肃震住了。查丽丝和高梅兹吃惊地朝我看，我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其实我知道。厨房里传来低沉的咕哝和一声呻吟。查丽丝和高梅兹僵直了身体，屏息倾听。我站起身，轻轻跟在亨利的后面。

他跪在地上，往一个裸体男人的头上放了块小餐布。不用说，那个躺在地上的人正是亨利。家里摆放碟子、盘子的碗橱都敞开着，玻璃橱门碎了，碟子滑落出来，跌得满地都是。亨利躺在整个混乱现场的正中央，流着血，浑身沾满了碎玻璃。两个亨利都看着我，一个可怜兮兮，另一个万分焦急。我在亨利对面跪下，俯在亨利身体的上方。“这些血是从哪来的？”我轻声说。“我想都是从头皮那儿流出来的吧。”亨利也轻声地应答我。“我们叫辆救护车吧。”我说。我从亨利的胸口取出那些玻璃碎片，他闭上眼睛说：“别动。”于是我就停了下来。

“我的灵猫老祖啊！”高梅兹已经站到了门口，查丽丝也蹑手蹑脚地躲在他后面，从他的肩膀后面看过来。“哇！”她推了推高梅兹。亨利赶紧把小餐布扔到他那位复制人暴露着的下身处。

“哦，亨利，别担心，我画过无数裸体男模——”

“我只是想保留一点最起码的隐私。”亨利突然冒出一句。查丽丝像是被扇了耳光似的慌忙躲开。

“听着，亨利——”高梅兹咕哝着。

这样下去，我根本无法集中思想。“大家都闭嘴！”我愤怒地命令道，令人惊讶的是，他们都哑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问亨利，他躺在地上一脸苦笑，尽量不移动身体。他睁开眼睛看了我一会，然后开始回答：

“再过几分钟我就要离开了。”他终于轻声说话了。他看了看亨利，“我想喝点东西。”亨利一跃而起，端来一大杯杰克·丹尼尔[一种美国威士忌]。我扶起亨利的头，他帮着他好不容易才喝下三分之一。

“这样好吗？”高梅兹问。

“不知道，不过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躺在地上的亨利斩钉截铁地说，“这次真是疼得钻心，”他喘着气，“大家站到后面去！闭上眼睛——”

“为什么？——”高梅兹问。

亨利突然在地板上抽搐起来，仿佛被电击了一样，头剧烈地点个不停，还喊着“克莱尔！”我闭上眼睛。那仿佛是一种床单被撕裂的声音，但是更响。接着，满地只剩下碎玻璃和碎瓷片，亨利已了无踪影。

“噢，我的天啊！”查丽丝说。我和亨利面面相觑，这和以前不一样，亨利，太激烈，太恶心了。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他苍白的脸色分明告诉我，他也不知道。他检查了一下威士忌酒里有没有玻璃碎屑，然后一饮而尽。

“这么多碎玻璃是怎么回事？”高梅兹边问，边灵巧地绕了过来。

亨利站起来，把手伸给我。他手上渗出点点血珠，还夹着些瓷屑片和碎晶体。我站起来看着查丽丝，她脸上划了很长一道口子，血从颧骨处流泪一般淌下来。

“凡是不属于我身体上的任何东西都会留下的。”亨利解释道。他给他们看他那个拔牙后留下的空洞，因为每次时间旅行，新补的牙齿就丢了。“不过所幸，我每次回去时，那些碎玻璃会自动消失，而不是陷在皮肉里，要用镊子一点点夹出来。”

“但是我们需要。”高梅兹边说，边轻轻地剔去查丽丝头发里的碎玻璃。他说得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