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八月八日，星期三（亨利三十一岁）

亨利：我和马特在特殊藏品室的书架间捉迷藏。他找我，是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给纽贝雷图书馆理事会以及它的妇女书法俱乐部的成员讲解书法艺术了；我躲他，是想趁他还没有找到我之前把衣服穿上。

“亨利，快点，他们都等着呢！”马特在美国早期印刷品区附近喊我，我则在法国二十世纪艺术家的生活这一侧慌忙地套裤子。“再等一会，我在找一样东西。”我嚷着，暗自心想今后一定要学会变位发声术，以便应付这样的状况。马特的声音越来越近了，“你知道康那利夫人家的猫快要生了吗？别找了，我们走吧——”他把头伸到我这一排，我刚好在扣衬衫纽扣，“你这是在干吗？”

“你说什么？”

“你又在书架之间裸奔了，是吧？”

“嗯，也许吧。”

“主啊！亨利，把那辆推车给我。”马特一把拉过装满书的推车，朝阅览室的方向走去。沉重的金属门开了又关，我穿上鞋袜，打好领带，掸落西服上的灰尘，也跟进了阅览室。阅览室里的大桌子已被一群中年阔太太围满了，我和马特各坐一头，彼此面对面。我开始介绍天才鲁道夫·科赫[鲁道夫·科赫（Rudolf Koch，1876—1934），德国书法家，铅字设计者]发明的各种书写字体，马特则铺开毛毯，打开文件夹，不停地插说些科赫的奇闻轶事，最后他的表情证实这次他不再找我算账了。心情愉快的太太们一个个悠闲地出门吃午餐去了。马特和我围着桌子，把书收进盒子，一一放到推车上。

“真抱歉，我迟到了。”我说。

“要不是你表现出色，”马特回答说，“我们现在就会把你揉成皮革，重新装订到《裸体文化宣言》里去。”

“根本就没那本书。”

“打赌？”

“不。”我们把车推回书架区，再把那些文件夹和书重新归位。然后，我请马特去泰国情郎吃午饭。一切即使不被遗忘，也都被原谅了。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一日，星期四（亨利三十一岁）

亨利：纽贝雷图书馆里有座让我畏惧的楼梯，位于过道的最东边，一连四层都是。楼梯把阅览室和书库隔开，它本身并不宏伟，也没有主楼梯那样的大理石台阶和雕花栏杆。它没有窗户，只有些荧光灯、煤渣空心砖墙和一道道贴了黄色防滑条的水泥台阶，通向每层过道的金属门上也没有玻璃窗口，然而，这些都不足以让我害怕，我不喜欢它的原因是那“笼子”一样的结构。

“笼子”在楼梯的正中，四层楼那么高，乍看像是供升降机运行的空洞，可是那里从来没有什么升降机。纽贝雷里没有人知道这个“笼子”有什么用，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安在那儿，我猜，可能是为了防止有人从那里跳楼，以免摔成缺胳膊断腿的残尸。“笼子”是钢材料的，现在却被漆成了浅褐色。

记得我第一天来纽贝雷上班，凯瑟琳带我看遍了图书馆的每个角落。她自豪地向我介绍书库、手工书艺馆、东边马特常溜去练歌的空关房、基金会董事那狗窝一样的阅览室、职工阅览室，还有员工餐厅。我们回馆藏图书室的路上，凯瑟琳打开了那扇通往楼梯的门，那一刻我便感到了恐慌。我瞥了一眼“笼子”十字交错的钢丝，就像匹受惊的、无法继续走动的马。

“那是什么？”我问凯瑟琳。

“噢，那是‘笼子’。”她漫不经心地回答我。

“里面有电梯吗？”

“没有，只是一个空笼子。我也不知道那有什么用。”

“噢，”我走上前去，往里张望，“有没有门可以下去？”

“没有，你进不去的。”

“噢。”我们走上楼梯，继续参观。

从此以后，我一直避免走那道楼梯，也尽量不去想这座“笼子”，我不想因此小题大做，惶惶不安。可如果真的落到里面，我就没办法出来了。

一九九五年六月九日，星期五（亨利三十一岁）

亨利：我终于在纽贝雷四楼的员工男厕所里现身了。我这一去就是好几天，滞留在一九七三年印第安纳州的乡村里，饥肠辘辘，胡子拉碴的。更糟糕的是，我的眼睛被打得青紫不消，更找不到自己的衣服。我起身，把自己反锁进一个小间里，坐下思考。就在我苦思冥想时，有人进来了，他拉开拉链，对准小便池“哗哗”地尿起来，他撒完尿，拉上拉链，又多待了一秒，而此时此刻，我实在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谁在里面？”罗伯托问。我静静地坐着。从门的空隙处，我看到罗伯托慢慢弯下腰来，透过隔间的门板看着我的脚。

“亨利？”他说，“我让马特把你的衣服送过来。请你穿上衣服到我的办公室来。”

我怯生生地走进罗伯托的办公室，在他桌子对面坐下。他正在接电话，我乘机瞥了一眼他的日程表，是星期五，桌子上的钟显示为2：17。我这次离开了二十二个小时多一点。罗伯托把听筒轻轻搁到电话机上，转过身来看我。“关上门。”他说。这只是个形式，我们办公室的四壁其实都是些不到屋顶的隔板而已。不过，我还是照他说的做了。

罗伯托·卡利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方面的知名学者，也是特殊藏品室的负责人。他的脸色总是馆里最红润的，每天容光焕发，美髯齐整，一副令人鼓舞的样子。此刻，他透过双焦眼镜，忧心忡忡地看着我说：“你也知道，我们这里不能发生这种事情。”

“是的，”我说，“我知道。”

“我想问问为什么你眼睛上有这么大一块乌青？”罗伯托的声音十分严厉。

“我想，我走路撞到树了。”

“对呀。我怎么愚蠢到连这个都想不到呢？”我们坐下来彼此对视。罗伯托说：“昨天我碰巧看到马特捧着一堆衣服进了你的办公室。马特已经不是第一次捧着衣服从我眼前走过了，我叫住他问他手里的东西是从哪儿弄来的，他说是在男厕所里发现的。我问他为何着急要把那堆衣服送到你办公室呢？他说这些衣裤看上去像是你穿的，而它们也确实是你的。因为大家都找不到你，就把衣服放在你的办公桌上。”

他顿了一会儿，仿佛在等我说些什么，可我想不出任何恰当的话语。于是他继续说道，“今天早晨，克莱尔打电话来，对伊莎贝拉说你得了重感冒，不能上班了。”我紧紧捂住脸，一只眼睛突突直跳。“请你解释一下。”他命令道。

话已经挂在我的嘴边，罗伯托，我陷在一九七三年里无法回来。我在印第安纳州的蒙切。一连几天，我都蹲在牲口棚里。我被谷仓的主人——一个壮汉打得半死，原因很简单：他以为我要欺负他的绵羊。可我当然不能这样说，我只说了声，“我真的不记得了，罗伯托，实在抱歉。”

“啊，那样的话，我猜，马特赢了。”

“赢什么？”

罗伯托微微一笑，我觉得，或许这次他不一定会解雇我。“马特打赌说，你甚至都不愿意解释一下。阿米莉娅赌你被外星人绑架了，伊莎贝拉赌你被牵扯进了一个国际贩毒集团，最后被黑社会绑架并惨遭杀害。”

“凯瑟琳是怎么说的？”

“噢，我和凯瑟琳都坚信，所有这一切现象，都源自某种与裸体或者与图书相关的、难以启齿的性怪癖。”

我深深吸了口气，“其实更像癫痫症。”我说。

罗伯托疑惑地看着我，“癫痫症？你昨天下午就失踪了。现在眼睛有乌青，脸上、手上全是抓痕，我昨天让保安把这幢楼从头到尾都仔细搜查了一遍；他们告诉我你有在书库里脱衣服的习惯。”

我盯着自己的指甲。当我抬起头来，罗伯托正凝望着窗外。“我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亨利。我真的不想失去你，你现在站在这里，衣冠齐整，看上去是那么……称职。可是，这种事情绝对不允许再发生了。”

我们坐着，对视了几分钟。最后，罗伯特说，“告诉我这再也不会发生了。”

“我不能。可我希望我能。”

罗伯特叹了口气，朝门口挥了挥手，“你走吧。去把奎格里藏书好好做个目录，这样你可以暂时少惹些麻烦。”（奎格里藏书是最近刚刚捐赠来的，其中包括两千多本在维多利亚时代昙花一现的通俗读物，大多都得用肥皂洗一遍。）我顺从地点了点头，站起来。

我刚要开门，罗伯托追问道：“亨利，那件事情真的那么糟糕，连我也不能说吗？”

我犹豫了一会儿，“是的。”我说。罗伯托再没说什么。我随手关上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马特正坐在我的桌子后面，忙着把他日程表里的东西跟我的调换。我进屋时他抬起头，“他开除你了吗？”马特问。

“没有。”我回答。

“为什么没有？”

“不知道。”

“真是怪了。顺便说一句，给芝加哥手工图书装订者协会的报告，我已经替你讲了。”

“谢谢。明天请你吃午饭好吗？”

“当然了。”马特查看了一下面前的日程表，“再过四十五分钟，我们就该去给哥伦比亚学院凸版印刷术班的学生上演示课了。”我点了点头，在桌子里搜寻讲课要用的展品清单。“亨利？”

“怎么了？”

“你这次去哪了？”

“印第安纳州的蒙切，一九七三年。”

“哦，好吧，”马特翻了翻眼睛，咧开嘴嘲笑着说，“就当我没问好了。”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星期天（克莱尔二十四岁，亨利八岁）

克莱尔：我在金太家做客，这是一个十二月飘雪的周日午后。圣诞节大采购后，我正坐在金太的厨房里喝着热巧克力，边在电热器上暖脚，边描述着刚才淘到的便宜货和装饰品。我们说话时，金太居然还在玩接龙，我钦佩她娴熟的技巧，尤其是她能超速地在黑牌后面接上红牌。炉子上小火炖着一锅汤，饭厅里有些响动，一把椅子倒了，金太抬起头来，转过身去。

“金太，”我低声说，“饭厅桌子底下有个小男孩。”

有人咯咯地笑出声来。“是亨利吗？”金太大声问。没有回答。她起身站到厨房门口，“嗨，朋友，别那样。穿上衣服，先生。”金太转身进了餐厅。低声的说话，咯咯的笑声，接着是一片安静。突然，一个光着身子的小男孩站在门口，看着我，然后又突然消失了。金太走进来往桌边一坐，继续玩起她的纸牌。

“哇！”我说。

金太笑了，“最近这不常发生了。现在他来时，就都是成年人了。不过，也没有以前来得那么频繁。”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像这样往前旅行，出现在未来。”

“嗯，到目前为止，你和他共有的未来还不多。”

好一会儿我才理解她的意思。之后我开始想，那会是怎么样的未来呢？未来在我的想象里不断延伸开去，渐渐使亨利有了足够多的机会，从过去来到我身旁。我喝着热巧克力，出神地望向金太窗外结冰的院子。

“你想他吗？”我问她。

“是的，我很想他。可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当他变成小时候的样子出现在这里，就像幽灵一样，你懂我的意思么？”我点了点头。金太停下手中的游戏，把纸牌收拢起来。她看着我微笑地说：“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呢，嗯？”

“我不知道，金太。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

她站起来，走到炉子边，拨了拨锅里的炖品。“是啊，没人知道。”

“的确如此。”没有人知道。

后来，我和亨利双双躺在床上，外面仍在下雪，暖器发出微弱的“吱吱”声。我转过身来，他看着我，我说：“我们要个孩子吧。”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一日，星期一（亨利三十二岁）

亨利：我终于追踪到了肯德里克医生，他和芝加哥大学附属医院有很深的渊源。真是个又湿又冷的烂天气，芝加哥的三月本该比二月有所改善，但往往并非如此。我坐上城际列车，背对着前进的方向，市中心的街景离我飞驰而去。一会儿，我们就到了第五十九街。我下了车，在雨雪中努力前行。此刻是星期一上午九点，每个人都沉浸在自我中，还没有进入新一轮的工作状态。我喜欢海德公园，它让我觉得自己已经离开了芝加哥，来到其他某个城市，比如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市。灰色的砖石建筑物在雨中更显阴沉，树枝上滴下饱满的雨珠，打在路人身上，一种既成事实后的空白和平静。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医生相信过我，可我会让肯德里克医生相信的，因为我相信他。他会成为我的医生，因为在未来，他就是我的医生。

我走进医院隔壁那座仿密斯[这里指的是德国著名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1886—1969）的风格，他通过对钢框架结构和玻璃在建筑中应用的探索，发展了一种具有古典式的均衡和极端简洁的风格。其作品特点是整洁和骨架鲜明的外观，灵活多变的流动空间以及简练而制作精致的细部]风格的小楼里，乘电梯直达三层，推开一扇玻璃门，上面贴着C.P.斯劳恩和D.L.肯德里克的金字标识。我在前台通报了姓名，然后坐上一张熏衣草香味最浓郁的沙发椅。候诊室是粉红和紫罗兰色的，我想是为了舒缓患者的情绪吧。肯德里克医生是遗传学专家，也是位不折不扣的哲学家，他的后一个身份，一定能在现实工作中帮他缓和各类严峻的场面。今天诊所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早到了十分钟。宽条纹的墙纸恰好就是碱式水杨酸铋[美国某品牌预防痢疾的药物，外瓶为玫红色]的颜色，与对面墙上挂着的棕、绿色调的水磨坊油画极不相称；家具是仿殖民地时代的风格，不过小垫毯的确很漂亮，有点像波斯的软地毯，真遗憾，如此美妙的东西居然放在这陋俗的候诊室里；前台接待员是位面善的中年妇女，经过多年的日晒，深深的皱纹刻在她的脸上，芝加哥刚是早春三月，可她的肤色已经暗褐如墨了。

九点三十五分，过道里传来说话声。一位金发女人推着小轮椅进了候诊室，轮椅上是个男孩，像是得了小儿麻痹之类的病，女人朝我友好地一笑，我也回了她一个微笑。她转身时，我看出她已怀孕了。前台接待说：“德坦布尔先生，你可以进去了。”我经过男孩身边，冲他笑了笑，那双大眼睛看着我，没有笑。

我走进肯德里克医生的办公室，他在一个档案夹上写着什么。我坐下后他依然继续在写。他比我想象的年轻，三十八九岁的样子。我总觉得医生应该是长者，那是情不自禁的念头，我小时候见过太多医生，才留下了这个印象。肯德里克一头红发，脸颊消瘦，下巴上留着胡子，还有一副厚厚的金属框眼镜，看上去长得有点像劳伦斯[劳伦斯（D.H.Lawrence，1885—1930），英国诗人]。他穿着一身考究的炭灰色西装，墨绿色的窄领带，上面还别着一支红鳟鱼领夹。他肘边的烟灰缸里，烟蒂堆落到外边，尽管他现在并没有抽烟，可屋子里早已乌烟瘴气了。每样东西都很入时：不锈钢管、米色斜纹布、淡金色的木料。他抬头看我，微微地一笑。

“早上好，德坦布尔先生。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他看看他的记事本，“我这里好像并没有过你的记录，你有什么不舒服么？”

“性命。”

肯德里克吓了一跳：“性命？生命？出了什么事？”

“我得了一种病，听说今后会被称为‘时间秩序损坏症’。我不能长久地停留在一个固定的时空中。”

“你说什么？”

“我会时间旅行，无法控制。”

肯德里克慌张起来，不过又很快镇定了。我挺喜欢他的，他开始尝试用和正常人说话的口气来应付我，尽管我明白，他正盘算着有什么认识的医生朋友可以推荐给我。

“可你为什么来看遗传门诊呢？或者，你是来作哲学方面的咨询？”

“我也很愿意和你聊聊它在广义上的不良影响，但是归根到底，这毕竟还是基因病。”

“德坦布尔先生，一看你就是个明白人……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病，对你，我什么忙也帮不上。”

“你不相信我。”

“是的，我不相信。”

我有些悔恨地笑起来，我害怕会这样，可是我必须得这么做了。“这么说吧，我一生中已经看过好多医生了，可这是第一次我会提供一些证据：您夫人下个月就要生孩子了吧？”

他警觉起来，“是的，你怎么知道？”

“几年前，我见过你孩子的出生证，我时间旅行到我妻子的过去时，把情况都写了下来，装在一个信封里，当我和我妻子在现实里相遇后，她把信封交给了我。现在，我把它交给你，等你儿子出生后，再打开来看。”

“我太太要生的是女儿。”

“不，事实上不是那样，”我温和地说，“我们不要争论了。好好保存它，孩子出生后再打开看。不要扔了。你看完后，如果想找我，就给我打电话吧。”我站起身来，准备要走。“祝你好运。”我说，那口气仿佛我再也不会相信好运。我深深为他遗憾，却也无可奈何。

“再见，德坦布尔先生。”肯德里克医生冷冷地说。我离开了。我走进电梯，对自己说，他此刻一定已经打开了信封。里面是一张打印纸。上面写着：

科林·约瑟夫·肯德里克

一九九六年四月六日凌晨一点十八分

五斤九两白种男性

唐氏综合征

一九九六年四月六日，星期六，早晨5：32

（亨利三十二岁，克莱尔二十四岁）

亨利：我们睡得很不踏实，整个夜里不停地醒来、翻身、起身，再重新回到床上。肯德里克家的孩子今天凌晨就要诞生了，很快我们家的电话铃声就会响起。果然响了。电话机在克莱尔这边，她拿起话筒，非常轻柔地问了声“喂”，然后便把听筒递给我。

“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是怎么知道的？”肯德里克几乎是在耳语。

“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一分钟内我俩谁也没有再说话。我觉得肯德里克正在哭。

“到我办公室来吧。”

“什么时候？”

“明天。”他说完，挂断了电话。

一九九六年四月七日，星期天

（亨利三十二岁同时是八岁，克莱尔二十四岁）

亨利：我和克莱尔驱车去海德公园，一路上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沉默着。天空下着雨，雨刷不停地为风和前窗上流淌而下的雨水打节拍。

仿佛要继续一段从没开始过的对白，克莱尔说：“这不公平。”

“什么？肯德里克？”

“是的。”

“造化确实很不公平。”

“哦——不。我的意思是说，那孩子真叫人伤心，可我所说的是我们，我们利用了他们家的不幸，这不公平。”

“不正大光明，是吗？”

“嗯。”

我叹了口气。第五十七街的标记牌出现在眼前，克莱尔换了车道，开了过去。“我同意你的话，可是现在为时已晚。我本想……”

“不管怎么说，毕竟是晚了。”

“是的。”我们又陷入沉默。我指引着克莱尔穿行在迷宫般的单行道上，不一会儿，我们就停在了肯德里克办公楼的门前。

“祝你好运。”

“谢谢。”我很紧张。

“好好说话。”克莱尔亲了我。我们看着彼此，一切美好的期盼都被对肯德里克的负疚淹没了。克莱尔微微一笑，目光转向别处。我下车来，目送克莱尔沿着第五十九街缓缓地越开越远，穿过了中街。斯迈托艺术馆还有别的事情等着她。

大门没上锁，我乘电梯直上三楼。肯德里克的候诊室里没有人，我穿过候诊室，沿着走廊一直往前。肯德里克的门开着，却没有灯。他站在桌子后，背对我，眺望窗外雨幕中的街道。我静静地站在门口，等了好一会儿。最后，我走了进去。

肯德里克转过身，我被他脸上的变化震住了，连“满目疮痍”这个词都不足以表达，他成了一具空壳，里面原有的东西——安全、信赖和自信——都没了。我已经习惯了在时空的秋千上动荡，我忘了别人更喜欢坚实的土地。

“亨利·德坦布尔。”肯德里克说。

“你好。”

“你那次为什么要来找我？”

“因为我已经找过你了，这不是意志能选择的。”

“命运？”

“随你怎么定义，如果你是我，你就会发现万物只是某种循环。因和果本来就没什么区别。”

肯德里克在桌子后面坐下，椅子吱吱作响，其他仅存的声音只有雨声了。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盒烟，掏出来，然后看着我。我耸了耸肩。他点着一根烟，抽了几口。我打量着他。

“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说话了。

“我以前告诉过你。我看过出生证。”

“什么时候？”

“一九九九年。”

“不可能。”

“那你解释一下吧。”

肯德里克摇了摇头，“我不行，我一直在努力找出答案，可我不行。一切——都丝毫不差。时间、日期、体重、还有……那种病。”他绝望地看着我，“要是我当时给他起另外一个名字——叫艾力克斯、福雷德或山姆……”

我开始摇头，一察觉到这是在模仿他的动作，便停了下来。“可你并没有。我至今都没说你不能，是你没有。我所做的只是把情况转告给你。我不是巫师。”

“你有孩子么？”

“没有。”尽管以后我们不得不讨论这个问题，但不是今天，“对科林，我真的很遗憾。可你知道么，他确实是个非常棒的男孩。”

肯德里克盯着我，“我找到了问题的原因。我们的检验报告无意中和一对叫坎维克的夫妇混淆了。”

“如果事先知道，你们会怎么做？”

他看向别处，“我不知道。我和我妻子都信天主教，所以，恐怕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的。真是讽刺啊……”

“是的。”

肯德里克灭掉了香烟，又点上另外一根。我只能默默地忍受烟味和头疼。

“那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

“什么？”

“就是你所谓的时间旅行，”他的声音听上去很愤怒，“念咒语？爬到某种机器里去？”

我尽量解释得真实一些，“不，我什么都不用做，它就发生了。我无法控制，我只是——一分钟以前一切还都好好的，下一分钟我就去了别的地方，别的时间。就像换频道，我一下子就去了另一个时空。”

“那么，你究竟要我做什么？”

为了强调，我把身子朝前倾了倾，“我希望你能找到原因，让它永远不再发生。”

肯德里克微微一笑，一种并不友善的笑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对你来说现在不是很方便么？可以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事情。”

“很危险。迟早我都会丧命。”

“我觉得，我是不会介意的。”

没有理由继续下去了。我站起来，走到门边。“再见了，肯德里克医生。”我慢慢沿着过道往外走，希望他回心转意叫我回去，可是他没有。我凄凉地站在电梯里，心想，就算诸事不顺，那也必定是要经历的，或早或晚它总会走上正轨。我推开门，克莱尔已经把车停在马路对面等我了。她转头看我，一片热切的希望，而她满脸的憧憬却令我无比悲哀，我害怕告诉她真相，过马路时，我的耳朵发出“嗡嗡”的鸣响，我失去重心，摔倒了。没有摔在人行道上，而是地毯上。我躺了一会儿，突然听见一个熟悉的童声，“亨利，你没事吧？”我抬头，看见我自己，年方八岁，正坐在床上，看着我。

“你想喝阿华田么？”

“嗯。”于是他起身下床，摇摇晃晃地穿过卧室，来到客厅。已是深夜，他在厨房里折腾了一阵，端出两大杯热巧克力。我们细细地喝，谁也没说话。喝完后，亨利把杯子拿回厨房，冲洗干净，如果在四处留下什么痕迹就很不明智了。他回来时，我问：“怎么了？”

“没什么，我今天又去看了一个医生。”

“嗨，我也是。哪个医生？”

“名字我忘了。一个老头子，耳朵里有好多毛。”

“情况怎么样？”

亨利无奈地耸了耸肩，“他不相信我。”

“对，你应该放弃，以后所有的医生都不会相信你。不过，我今天去见的那位相信我了，我认为是的，但他却不想帮我。”

“怎么会呢？”

“我猜，他一定是不喜欢我。”

“哦。嗨，你要毯子么？”

“嗯，一条就够了。”我把亨利的床罩拖下来，然后蜷缩在地板上，“晚安，做个好梦！”在幽蓝的卧室里，小小的我，洁白的牙齿上露出一道光亮，接着，他蜷起来，一个团成圈熟睡着的小男孩。我一个人望着天花板，真希望能回到克莱尔身旁。

克莱尔：亨利从诊所楼里走出来，看上去不太开心，突然他叫了一声，随后就消失了。我跳出车外，奔向亨利刚才所在的地方，就那么一转眼工夫，现在就只剩下一堆衣服了。我捧起每样东西，在马路当中多站了一会儿，平息乱了节奏的心跳。我站在那儿，三楼的窗子里有个男人在看我，然后又不见了。我走回车旁，钻了进去，出神地望着亨利浅蓝色的衬衫和黑裤子，是否还要继续留在这里呢？我包里有本《梦断白庄》[《梦断白庄》（Brideshead Revisted），英国著名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所著]，万一亨利回来呢，我还是多留一会吧。我低头找书时，一个红发男人朝我跑来，在副驾驶座的车门前停下，透过车窗看我。他一定就是肯德里克，我松开门锁，他上了车，不知道要说什么。

“你好，”我说，“你一定是戴维·肯德里克。我是克莱尔·德坦布尔。”

“是——”他显得十分慌乱，“是的，是的，你的丈夫——”

“刚刚在光天化日下消失了。”

“是吗！”

“你看上去很吃惊。”

“这——”

“他没有告诉你？他常常这样。”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个家伙都没什么好印象，不过，我还是尽力克制，“关于你孩子的事，我很遗憾。可亨利说他是个可爱的宝宝，绘画很好，想象力很丰富。你女儿也很有天分，一切都会好的。以后，你自然就知道了。”

他张着嘴，“我们没有女儿，只有——科林。”

“你们会有的，她叫纳蒂娅。”

“这么大的打击，我妻子还没恢复……”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真的。”令我大吃一惊，这个陌生人居然在我面前哭起来，他的肩头抽搐着，脸埋在手掌心里。过了几分钟，他停下来，抬起头。我递给他一张纸巾，他擦了擦鼻涕。

“对不起。”他说。

“没关系。你和亨利谈了些什么？好像不太愉快。”

“你怎么知道？”

“他完全超压了，所以才控制不住时间。”

“现在他去哪儿了？”肯德里克扫视了四周，好像我把亨利藏在后排座底下似的。

“我不知道，反正不在这里。我们还打算请你帮忙，可我指望错人了。”

“我并不那么认为——”就在那一瞬间，亨利在他刚消失的地方重新出现了。他的身体落在车前盖上，五六米开外刚好有辆汽车经过，驾驶员狠命地踩了刹车，然后摇下车窗。亨利坐直，微微向他鞠躬致意，那人悻悻地骂了几句走开了。血液在耳朵里鸣叫，我转身看肯德里克，他哑口无言。我跳下车，亨利也从车前盖上灵活地爬下来。

“嗨，克莱尔，真悬啊。”我抱紧他，他浑身颤抖，“衣服在你那儿么？”

“是的，就在里面——哦，瞧瞧，肯德里克医生也在里面。”

“什么？在哪里？”

“在车里。”

“为什么？”

“他看着你消失，大概醒悟过来了。”

亨利把头伸进驾驶座侧的车门里，“你好。”一把便抓过衣服穿上。肯德里克下了车，朝我们快步走来。

“你刚才去哪儿了？”

“一九七一年。我和八岁的自己，一起在以前的卧室里喝阿华田，凌晨一点。我大概待了一个小时。你为什么问我这个？”亨利一面系领带，一面冷冷地看着肯德里克。

“难以置信。”

“你可以坚持，不过很不幸，这就是事实。”

“你说你变回八岁？”

“不，我是说，我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三十二岁，回到一九七一年，那是我父亲的房子，我以前的卧室，而我旁边就是我自己，八岁。我们一起喝阿华田，我们聊天时还说，医生是种叫人无法信任的职业。”亨利走到车子的另一侧，打开车门，“克莱尔，我们快走吧。留在这里毫无意义。”

我走到驾驶座侧，“再见，肯德里克医生。祝科林好运！”

“等等——”肯德里克欲言又止，他定了定神，“这是遗传病么？”

“是，”亨利说，“这是遗传病，而我们一直想要个孩子。”

肯德里克黯然一笑，说，“那真要看运气了。”

我同样微笑地看着他，“我们已经习惯运气了。再见。”我和亨利上了车，走了。后来，当我把车开上湖滨大道时，瞥了一眼亨利，令人吃惊，他居然正咧着嘴笑。

“是什么让你高兴成这样？”

“肯德里克，他完全上钩了。”

“是吗？”

“哦，当然是。”

“那就好。不过，他看上去有些蠢。”

“他不蠢。”

“那好吧。”我们默默地开车回家，这沉默却和我们来时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内涵。肯德里克当晚便给亨利打了电话，他们约好，开始一起努力寻找一种让亨利永久停留在此时此地的办法。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二日，星期五（亨利三十二岁）

亨利：肯德里克低头坐着，一对拇指绕个不停，仿佛要从整个手掌上挣脱出去似的。下午已经离去了，金色的光线照亮了整个办公室，除了搐动他的拇指，肯德里克正纹丝不动地听我说话。红色的印第安地毯，米色斜纹扶手椅闪闪烁烁的不锈钢支脚。肯德里克听着，并没有碰手边的一盒骆驼牌香烟。圆眼镜片上的金丝边框在夕阳的余晖下现出耀眼的光芒，右耳的边缘也被透射成明亮的红色。红棕色的头发，粉色的皮肤都被光线打磨得闪亮，就像我们之间那只铜碗上的菊花。整个下午，肯德里克都坐在那里，听我说。

我也把一切都告诉了他：第一次、逐步了解、为了求生的奔跑、预知未来的愉悦、无力改变的惊恐，还有失去的痛苦。此时，我们都沉默了。最后，他抬起头看着我，我企图摆脱，而肯德里克浅色的眼睛里却流露出了悲伤。现在一切情况都摆在他面前了，我又想把一切都收回，带走，好让他卸下思考的负担。他伸手，摸出一根烟，点燃，吸了一口，吐出一团蓝色的烟雾。当这团烟雾和它的影子一起穿越窗口的一束阳光时，就变成了白色。

“睡眠有问题么？”他问我。因为很久没有说话，他的声音听上去十分刺耳。

“有。”

“一天之中有没有特别的时间段，容易……消失？”

“没有……不过，好像清晨比其他时候更容易一些。”

“当时头疼么？”

“是的。”

“偏头痛？”

“不，强迫性疼痛而已。视觉变形，还会有光晕。”

“嗯。”肯德里克站起来，膝盖“喀嚓”响了一下。他沿着地毯四周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吞云吐雾。当他停住再次坐下时，我开始烦躁起来。“听好，”他眉头紧锁着，“有一种东西叫生物时钟基因，它们掌管时间循环变换的节奏，让你保持和太阳同步。我们在很多类型的细胞中都找到了这种基因，它们分布于人体各处，但主要和视觉系统相关联。而你似乎也出现了不少视觉方面的症状，下视丘的视叉上核就在你视觉神经交叉处的正上方，它们对你的时间感，具有计算机‘重启键’的功能——我想就从这里着手吧。”

“嗯，行。”我说，他一直盯着我，像是要等一个答复。肯德里克再次站起来，快步走到一扇门前，我先前并没有留意到这里有门，他把它打开，离开了一分钟。他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副乳胶手套和一只注射器。

“把袖口卷上去。”肯德里克命令道。

“你要干吗？”我边问边把袖口卷到肘部上面。他没有回答，拆开注射器的包装，用酒精棉在上面擦了擦，绑好橡皮胶管，熟练老道地给我扎了一针。我扭过头去，太阳已经落山了，办公室里阴沉沉的。

“你有医疗保险么？”他一边问我，一边拔出针头，解开橡皮胶管，在针口处压上一点棉花和一块邦迪创可贴。

“没有。我可以自己承受一切费用。”我用手指压住酸疼的针眼，弯曲臂膀。

肯德里克笑了，“不必，不必。你可以做我小型科学实验的对象，享受国家卫生研究所的津贴。”

“研究什么？”

“我们不能在这儿耽搁下去了，”肯德里克停了一下，拿着用过的手套和一小管我的血样，站起来，“我们得去解析你的DNA。”

“据我所知，那得花上好几年。”

“如果是解析全部DNA，确实需要那么久。但我们可以从最相关的区域找起，比如说，第十七条染色体。”肯德里克把手套和针头扔进一个标有“生化危险品”的罐子里，然后在血样试管上写了些东西。他坐在我对面，身体后仰，把试管放在桌子上那盒骆驼牌香烟旁边。

“可是人类基因组要到二〇〇〇年才会完成排序。你拿什么做比较呢？”

“二〇〇〇年？这么早？你确定？我应该相信你。不过要回答你的问题，像你这样的——分裂性——病例，我们首先要弄明白的是，基因在其中运用了一种结结巴巴的语言，就是那些重复不断的小代码，说来说去都是‘坏消息’，比如，亨廷顿舞蹈症，原因就是在第四条染色体上出现了三联核苷酸序列重复。”

我挺直身子，伸了伸懒腰，最好再来点咖啡。“就这些了吧？我可以出去玩了吗？”

“其实，我想把你的大脑全面地扫描一次，不过今天就算了。我会去医院帮你预约的，核磁共振、造影，还有X光检测。我还要把你介绍给我一个朋友，艾伦·拉森，他在大学里有间睡眠实验室。”

“真有意思。”我说着，慢慢站起来，以免血液一下子涌进头颅里。

肯德里克仰起头，我看不见他的眼睛。从这个角度看过去，他的眼镜玻璃变成了光亮的模糊晕块。“的确很有意思，”他说，“这是个极其困难的谜题，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发现——”

“发现什么？”

“那究竟是什么，你究竟是什么。”肯德里克笑了，他的牙齿又黄又乱。他站起来，伸出手，我握住并感谢了他，中间有一段尴尬的沉默：下午暂时的熟悉之后，我们又成了陌生人。我离开他的办公室，走下楼梯，回到街上，太阳还在那里等着我。我究竟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