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  作者:奥德丽·尼芬格

二〇〇五年二月十日,星期四(克莱尔三十三岁,亨利四十一岁)

克莱尔:星期四下午,我在工作室里摆弄着淡黄色的楮树纸,亨利消失快整整二十四小时了,而我和往常一样,迫切想知道此刻他会在哪儿,为什么不在我身边,究竟什么时候回来。我无法集中思想,做坏了好多张纸,我把它们统统从纸筐倒回大纸浆桶里。最后,我歇下来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工作室里很冷,纸浆桶里也应该是冷水,我怕手上的皮肤冻裂,稍微加热了一下。我双手捧着陶制的大杯子,热气腾腾升起,我把脸凑上去,呼吸着水汽和咖啡的香味。就在那一刻,谢天谢地,亨利吹着口哨穿过花园,来到工作室。他跺掉靴子上的雪,抖了抖外衣。他看上去精神焕发,由衷地喜悦。我心里一阵激动,脱口而出:“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是,哦,是呀!”亨利顾不了我那些湿围裙、高筒靴什么的,一下子抱起我转呀转。我笑起来,我们都笑起来。亨利洋溢着无比的喜悦,“为什么你一直都不告诉我?我这么多年都白白担心了。坏女人!小骚货!”他咬我的脖子,直挠我痒痒。

“可你去之前并不知道啊,所以我也不能告诉你。”

“哦,对。我的天啊,你太令我惊讶了。”我们坐在工作室那张蹩脚的长沙发上。“把暖器开大些吧?”

“没问题。”亨利跳起来调高温度,不过机器却失灵了。“我走了多久?”

“几乎一整天了。”

亨利呼了口气,“难道不值么?一天的焦虑换来几个小时真正美好的人生?”

“是的,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之一。”我静静地回忆。我常常回想起亨利的脸在我上面的样子,周围一片蓝蓝的天,仿佛自己能再次被他完全充满。我常在他消失后回想这一切,结果便总是睡不着觉了。

“告诉我……”

“嗯?”我们彼此搂在一起,为了取暖,为了安心。

“我离开以后都发生了些什么?”

“我把东西都收拾好,尽量把自己弄得让人看得过去。然后我回到屋子,上楼,一路上没有碰到任何人,然后洗了个热水澡。过了一会儿,埃塔就重重地敲门,问我大白天洗什么澡,我谎称自己病了。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确实病了……整个夏天,我都失魂落魄的,睡了好多觉,要不就是看书,就想把自己蜷缩起来。有时,我还会去草坪,心存侥幸,希望你还能再来。我给你写信,再一封封烧掉。有一阵子我不吃东西了,妈妈带我去看她的心理医生,后来我才开始吃。八月底,我父母说,如果我再不‘振作’起来的话,秋天就不能去上学了,于是我立即振作了起来,因为那时候,我人生的全部目标就是离开家,去芝加哥。学校是个好地方,是一种全新的感觉,我有了自己的房间,我爱这座城市。此外,除了想你在哪儿、怎么找到你之外,我还有其他需要考虑的事情。我最后遇到你的那会儿,我的成绩也不错。我喜欢自己的工作,我有朋友,也常常有人约我出去——”

“哦?”

“那当然。”

“你去了么?约会?”

“嗯,是呀,我去过,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因为一想到你正在别的地方和别的女人约会,我就特别恼火。不过这挺黑色幽默的,我和一些艺术系的美男子出去,然后整个晚上就厌倦无聊地看手表,这样见了五个男生以后,我就不再约会了,因为我实在不喜欢他们。有人在学校里放出口风,说我是个女同性恋,结果就有许多女生要约我出去。”

“我可以想象你做女同性恋的样子。”

“知道就好,你放老实点,否则我真的改了。”

“我一直就想做个女同性恋。”亨利目光迷离,眼皮沉重,我使上全身的力气扑向他,这种回答真不像话。他打了个哈欠,“哎,这辈子还是不改了,手术太复杂。”

我的脑海中浮响出康普顿神父的声音,他在忏悔室的格子窗后面,柔和地问我,是否要忏悔。没有,我坚定地告诉他,不,什么也没有。那是个错,我当时喝醉了,不能算的。慈祥的神父叹了口气,把帘子放下,忏悔结束了。而我的赎罪的方式就是终身对亨利说谎,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永远都缄口不言。我看着他午餐后的快乐模样,仍在尽情回味我当年的青春,而高梅兹的睡姿和他卧室里的晨光却闪入我的脑海。亨利,那是个错,我默默地对他说。我只是在等待,却越了轨,就那么一次。康普顿神父在我心深处说,告诉他,或者其他人。我坚决地回答,我不能。他会恨我的。

“喂,”亨利温柔地说,“你在哪儿梦游呢?”

“我在想事情。”

“你看上去很伤感。”

“你会不会担心我们的大好时光都已经过去了?”

“不会。嗯,是会有一些,不过和你说的还不太一样,我仍会不停地回到你所追忆的那些场景,所以对我来说,并没有过去。我担心的只是我们并没好好地珍惜现在。时间旅行是种扭曲的状态,所以离开那里后我会更加……清醒,这似乎很重要,但有时我想,如果我在此时此地也能够保持清醒,那么一切会更完美的。不过最近,那里确实好戏连台。”他微笑着,美丽的、无邪的、明亮的笑容,都是无罪的笑容。我把我的罪恶收起来,装进一只小盒子里,就像塞一只降落伞包。

“爱尔芭。”

“爱尔芭好极了。你也好极了。我是说,我对你的爱一直没有变。在未来,我们共同分享生活,彼此相知……”

“无论是好是坏……”

“其实,那些艰难的日子会让生活更加真实。我要的就是真实感。”

告诉他,告诉他。

“即使现实有时也会变得很不真实……”如果我坦白,现在正是时候。他等着。我却。不能。

“克莱尔?”我可怜巴巴地望着他,像撒了一连串小谎的孩子被当场揭穿。然后我说了,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我和别人睡过。”亨利的脸僵了,难以置信的样子。

“谁?”他避开我的眼睛。

“高梅兹。”

“为什么?”亨利一动不动,等待着即将到来的致命一击。

“我喝醉了,我们参加一个聚会,查丽丝在波士顿——”

“等会儿,那是什么时候?”

“一九九〇年。”

他大笑起来,“噢,天啊,克莱尔,别这样,去他的。一九九〇年。主啊,我还以为你和我说的是最近的事呢,比如上个星期什么的。”我心虚地一笑。他继续说:“也不是说我听了这个会欣喜若狂,但我刚刚还在那边让你多去交往,多去体验,我真的不能……我也不知道。”他开始坐立不安,他站起身,在工作室里转来转去。我不敢相信,十五年来,我一直生活在胆战心惊之中,生怕高梅兹这好歹不分的家伙抖出什么来,可是亨利竟然不在乎?或者说他很在乎?

“感觉怎么样?”他背对我,一边煮咖啡,一边漫不经心地问。

我小心掂量着每个词,“不一样,不是有意挑剔高梅兹——”

“哦,继续说。”

“就像在一家瓷器店里,试图躲开一头公牛。”

“他的比我大。”亨利说得像真的一样。

“我记不得了,可他一点也不舒服。他做的时候居然还抽了一根烟。”亨利畏缩了。我起身,走到他身边,“对不起。那是个错误。”他把我拉过去,我朝着他的衣领,轻声说:“我当时耐心地等了很久……”但我说不下去了。亨利抚弄起我的头发。“没事了,克莱尔,”他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坏事。”我在想,他是否正比较一九八九年他刚见过的克莱尔和他臂弯里的这个我呢?然后,他仿佛读懂了我的心事,问:“还有别的么?”

“没有了。”

“天啊,你可真是守口如瓶啊。”我看着亨利,他也看着我。我能感到,我已为他有所改变。

“它让我更加理解……让我体会……”

“你是想告诉我,通过对比,你不觉得我差,对么?”

“是的。”我试着吻他,犹豫了一下后,亨利也回吻我,很快,我们就回到了正常的感觉,甚至更好。我告诉了他,一切都过去了,他也依旧爱我。我全身都轻松起来,感叹这迟来的忏悔,甚至都没有惩罚,甚至连句“万福玛利亚”或是“我们的天主”都没说,就像从一辆撞瘪的汽车里若无其事地走了出来。到了草坪上,某个地方,亨利和我在绿毯子上做爱,与此同时,高梅兹睡眼惺忪地看着我,向我伸出巨大的手掌,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在此刻发生了,不过,一如既往,一切都已经无法改变了。我和亨利在工作室的沙发上,解开彼此的衣服,就像解开一盒未拆封的巧克力,现在还不算晚,不管怎么说,都还不算晚。

一九九〇年四月十四日,星期六(克莱尔十八岁)(早晨6:43)

克莱尔:我睁开眼,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有烟味。百叶窗的阴影穿过龟裂的黄色墙壁。我转过头,我的旁边,睡着的,睡在他床上的,是高梅兹。突然,我想起来了。极度惶恐。

亨利,亨利会杀了我的。查丽丝会恨透我的。我坐起来。高梅兹的卧室是个垃圾堆,到处都是烟灰缸、衣服、法律教科书、报纸、脏盘子。我那堆小小的衣服躺在地板上,无声地指控着我。

高梅兹的睡姿很完美,那么平静,丝毫看不出他刚和他女朋友最好的朋友偷过情。他金黄色的头发乱蓬蓬的,失去了平日顺滑齐整的形态。他像个发育过猛的男孩,玩罢那么多男人的游戏之后,终于累垮下来。

我的头仿佛被重击着,内脏也像是刚被锤打过。我起身,颤颤悠悠地穿过门厅,来到阴湿发霉的浴室,剃须用具和湿毛巾扔得到处都是。这一次,我在浴室里,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撒了尿,用硬邦邦的肥皂条洗了脸,我观察镜子里的自己,看看样子有没有变化,看看亨利是否一眼就能发现端倪……有些像晕船的样子,除此之外,还是平日早晨七点钟镜子里的那副老面孔。

屋子里很安静,时钟在附近什么地方滴答作响,高梅兹还有两个男室友,都是西北大学法学院的朋友。我可不想撞见谁,我回到高梅兹的房间,坐到床上。

“早上好。”高梅兹冲我微笑,伸手过来碰我。我往后一缩,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哇。小猫!克莱尔,宝贝,嗨,嗨……”他爬过来,我倒在他的怀里哭了。我却始终感觉那是亨利的肩头。你在哪里啊?我绝望地想,我需要你,就现在,就这里。高梅兹一遍遍喊我的名字。一丝不挂的我在同样一丝不挂的高梅兹怀里哭泣,我这是在干什么呢?他伸手递过我一盒纸巾,我揉了揉鼻子,擦了擦眼睛,无比绝望地看着他。他也疑惑地看着我。

“好些了么?”

没有。怎么可能会好呢?“是的。”

“怎么了?”

我耸耸肩,高梅兹俨然开始了法庭交互讯问,而我便是那个感情脆弱的证人。

“克莱尔,你以前有过性经验么?”我点点头。“是因为查丽丝么?你是因为查丽丝难过么?”我点点头。“我做错了么?”我摇摇头。“克莱尔,亨利是谁?”我张大嘴巴,几乎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你怎么会知道?……”我干的好事。该死的!王八蛋!

高梅兹侧过身去,从旁边的桌上抓过烟盒,点上一支。他把手上的火柴摇熄,深深吸了一口。手里多了根香烟后,高梅兹看起来至少……穿了些什么,虽然身上依旧精光。他沉默着递给我一根,尽管我从不抽烟,却收下了,好像这就是此刻该做的,还可以争取一些时间想想该怎么说。他为我点上,起身,从衣柜里翻出一件看上去不怎么干净的蓝色浴袍,递给我。我穿上它,真的太大了。我坐在床上,边抽烟边看高梅兹穿牛仔裤。可怜巴巴的我,还是觉得高梅兹很美,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头,还有……很大,与亨利豹子般野性柔韧的身体全然不同。这样的比较真叫人恐惧。高梅兹把一个烟缸放在我旁边,坐回到床上,看着我。

“你梦中在和一个叫亨利的男人说话。”

该死,真该死。“我说了什么?”

“大多时候都在一遍遍地喊‘亨利’,就像你要把某个人喊到你身旁似的。还有‘对不起’。有一次你还说:‘都怪你不在这里,’你好像真的生气了。谁是亨利?”

“亨利是我的情人。”

“克莱尔,你没有情人。我和查丽丝六个月来几乎每天都看见你,你从来不约会,也没有人约过你。”

“亨利是我的情人,他要离开一阵子,一九九一年秋天他会回来的。”

“那他在哪里呢?”就在附近。

“我不知道。”高梅兹觉得我在编故事。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让他相信我。我一把抓过挎包,打开皮夹,给高梅兹看亨利的照片。他仔细地端详起来。

“我见过这个家伙。嗯,不:只是和他很像。这个人太老了,不可能是同一个。不过那个人也叫亨利。”

我的心跳得像是发了狂一样,我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你在哪儿见过他?”

“夜总会,最多是在‘出逃吧’,还有就是‘时髦吧’。不过,我怎么也不能想象他会是你的男人,他是个狂人。他到哪儿,哪儿就一片混乱。他是个酒鬼,他是……我也不知道了,他对女人可够狠的,反正我是那么听说的。”

“暴力?”我想象不出亨利会打女人。

“不。我不清楚。”

“那他姓什么?”

“我不知道。听好,小猫,这个家伙会把你整个吞下,然后再吐出渣子……他根本不是你要的人。”

我微微一笑。他就是我要的人。可我也知道,光去一间间酒吧碰运气,一定是徒劳。“那我需要什么人呢?”

“我呀。除非你自己不这么认为。”

“你有查丽丝了。你还要我干什么?”

“我就想要你。我也不知道原因。”

“难道你是摩门教[摩门教在早期允许一个男人有多个妻子]的?”

高梅兹认真地说:“克莱尔,我……听我说,克莱尔——”

“别说出来。”

“真的,我——”

“不。我不想知道。”我站起来,捻灭了香烟,开始穿衣服。高梅兹直直地坐着看我。在他面前穿起昨天晚会上的裙子,我感到怪异肮脏又毛骨悚然,我尽量克制住不把情绪外现出来。我够不着背后的长拉链,高梅兹一本正经地过来帮我。

“克莱尔,你别生气。”

“我没有生你的气。我是生自己的气。”

“这小子真不简单,能离得开像你这样的女孩,还让你再等他两年。”

我微笑着对高梅兹说:“他很棒。”看得出,我伤了高梅兹的自尊心。“高梅兹,对不起。如果我是个自由身,你也是自由身的话……”高梅兹摇摇头,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吻了我。我回吻了他,只有那一刻,我曾怀疑……“高梅兹,我真得走了。”

他点点头。

我离开了。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亨利二十六岁)

亨利:我和英格里德在里维埃拉剧院[里维埃拉剧院(Riviera Theater),建造于1917年,它浓缩了芝加哥的过去和现在,原先是座电影院;1986年,它被改造成一个私人夜总会;目前凭借其宏伟的建筑结构和美丽的外观,已成为芝加哥市举办国内外高档音乐会和特殊活动的一处重要场地,每年都会举办各种不同的表演],伴着伊基·波普的美妙旋律,我们跳得头都要断了。凡是跳舞、做爱或是类似的其他只要体力而不用说话的运动,我就觉得很快乐。此刻我们就在天堂中,我们晃到前排,被波普先生手中无形的鞭子抽紧成一个疯狂的能量团。我以前说英格跳舞像个德国人,虽然她不喜欢听这个,却是事实:她跳得太认真,好像自己的性命正悬于一线,好像精确的舞步就可以拯救印度的饥童。感觉非凡。伊基低声哼唱着:“我好压抑,像这样停都停不下来……”我完全知道他的感受,就是这样的时刻让我看到我和英格里德之间的意义。我们斜步疾穿过《生命的欲望》《中国娃娃》《快乐时光》这些歌,舞步快得都可以让卫星发射上冥王星,还有一种奇怪的嚣叫感和坚定的信念,相信我可以做到,就在这里,我们可以心满意足地度过余生。英格里德流汗了,白色的T恤粘在她的身上,造型有趣又让人迷醉,我真想剥去她的衣服,不过还是得忍住,因为她没戴胸罩,真是苦海无边啊。我们跳舞,伊基·波普唱歌,令人伤感的是,三次返场后,音乐会还是结束了。我感觉棒极了,大家兴高采烈、意气飞扬,我们跟着别人鱼贯涌出剧院,接下来该干什么呢?英格里德跑去女厕所门口排长队了,我在百老汇大街上等她,一个雅皮士坐在宝马车里,与穿背心的工作人员争论他的车是否停出了泊位线,这时,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朝我走来。

“亨利?”他问。我琢磨是不是法庭要传讯我了。

“怎么?”

“克莱尔向你问好。”见鬼的克莱尔是谁?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英格里德也走过来,又恢复到她邦德女郎的样子。她打量着这个男人,倒也确实是个男子汉的范本。我把手搭在她的肩头。

男人笑了,“对不起。你一定在哪儿还有个分身。”我的心一抽,有些事情正在发生,而我却并不知情。未来的冰山一角开始显露出来了,不过现在不是刨根问底的时候。他好像对什么事情很满意,打完招呼,就走开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英格里德说。

“我想他认错人了。”我耸耸肩。英格里德却面露忧虑,好像我什么事情都能让英格里德担心,所以我干脆忽略不去管她。“嗨,英格,我们接下来干吗?”我感觉一步就能跳上高楼。

“我家怎么样?”

“太好了!”我们在玛吉甜品店[玛吉甜品店(Magie’s Candies),1921年由来自希腊的移民彼得·乔治·宝洛斯(Peter George Poulos)创立,至今它仍是芝加哥的著名景点,其美味甜品也成了该市的传奇]买了冰激凌。不久,我们就在汽车里高唱道:“我尖叫,你尖叫,我们要吃大雪糕。”笑得像一对神经错乱的小孩。等我和英格里德都躺在床上时,我开始想,克莱尔会是谁呢?我估摸着大概也想不出什么答案,于是就忘了这个名字。

二〇〇五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五(亨利四十一岁,克莱尔三十三岁)

亨利:我带着查丽丝去听歌剧,《特里斯坦和依索尔德》[《特里斯坦和依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德国歌剧家瓦格纳的作品。这两位主人公是莎士比亚笔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原型]。我和查丽丝一起来,是因为克莱尔极其反感瓦格纳。其实我也不是瓦格纳迷,可我们有季票,闲着也是闲着。有一次我们在查丽丝、高梅兹家谈起过,查丽丝渴切地说她从来没去过歌剧院,结果就成了这样:我和查丽丝出门坐出租车去抒情歌剧院,克莱尔待在家照看爱尔芭,爱丽西亚这周来做客,克莱尔便和她一起玩拼字游戏。

我今天实在没有心情,我在他们家门口接查丽丝时,高梅兹冲我眨了眨眼睛,尽力用上那种家长般令人琢磨不透的口气说:“小伙子,早点带她回来!”我根本记不得上次和查丽丝单独一起时做了些什么,我喜欢查丽丝,非常喜欢,可我没有什么好跟她聊的。

我带领查丽丝穿过人群,她极其缓慢地移动着步伐,仔细地欣赏辉煌高耸的大厅、大理石铺砌的楼座、满堂低调装扮的有钱人,和穿着仿裘皮衣、打了鼻洞的学生。大厅门口站着两位穿短礼服的先生,他们用二部和声唱道:“剧本呀,剧本,买份歌剧剧本吧!”查丽丝朝他们笑了笑。这里我谁都不认识。瓦格纳的崇拜者是歌剧迷里的贝雷帽部队,这些人全是硬汉,也都彼此认识。我和查丽丝走上包厢时,空中传来无数的飞吻声。

我和克莱尔有间私人包厢,这是我们的嗜好。我拉开帘幕,查丽丝走进去,叫道:“哦!”我帮她脱下外套,搭在椅背上,然后把自己的衣服也如此放好。我们坐定,查丽丝双脚交叉,一双小手放在自己的大腿上。她黑色的长发在微弱的柔光中熠熠生辉,深色的唇膏和夸张的大眼睛,让她看起来就像个精致的坏小孩,一身盛装,终于得到了恩准,可以跟成年人混到天黑。她坐着,吮吸美妙的歌词,享用舞台幕布的金碧辉煌,品味拱门和穹顶上瀑布般的石膏纹,聆听人群兴奋的嗡嗡声。灯光暗了,她咧开嘴,冲我飞快地一笑。幕布升起来,我们置身于小舟中,依索德开始咏唱。我朝椅背后仰下去,完全浸没在她的歌声中。

四个小时后,美妙的一剂药[在歌剧《特里斯坦和依索尔德》中,当特里斯坦和依索尔德决定喝毒药殉情时,依索尔德的侍女帮他们把毒药换成了迷药],全场起立鼓掌。我转向查丽丝,“嗯,你觉得怎么样?”

她微微一笑,“很傻的故事,不是么?不过歌声却使它升华了。”

我提起她的衣服,她找到袖筒,把手臂伸了进去,抖落了几下。“傻?我想有点吧。不过我希望简·艾格兰是个年轻的美女,而不是只有一副欧忒耳佩嗓音的四百斤的母牛。”

“欧忒耳佩?”

“主管音乐的缪斯女神。”人群还陶醉在音乐当中,我们汇入其中往外走。下了楼,冷风迎面扑来。我带着她在华克大街上走了一段,几分钟后就拦到了一辆出租车。我刚要把查丽丝家的地址告诉司机,她突然说:“亨利,一起去喝杯咖啡吧,我现在还不想回家。”我让司机把我们送到市北角的杰尔维斯街,唐氏咖啡吧[唐氏咖啡吧(Don’s Coffee Club),芝加哥市最北角的一家狭小朴素的咖啡店,顾客仿佛(重新)置身于20世纪40年代]。一路上,查丽丝说歌唱的部分确实一流,但舞台布景没什么灵感,另外,她在道义上很难接受瓦格纳,他是个反犹太的混蛋,最大的歌迷竟是希特勒。我们来到唐氏咖啡吧时,里面已是人声鼎沸。唐穿着一件橘红色的夏威夷衬衫,仿佛国王上朝一样。我朝他招了招手,找了里面的一张小桌子坐下。查丽丝要了冰激凌樱桃派和咖啡,我按老规矩点了花生酱果冻三明治和咖啡。音响里传来派瑞·高莫[派瑞·高莫(Perry Como),是二战后到50年代中期摇滚乐兴起时期中最著名的歌手。他那后仰姿势的演唱,进一步完善了大乐队向通俗音乐的转型,他演唱的歌曲,不断登上广播、电视点播以及密纹唱片销量排行榜榜首]的低声吟唱,一层香烟聚集在桌椅的上方,笼罩住那些廉价的油画。查丽丝手托着腮,叹了口气。

“真是太棒了。我有时都忘了自己已经是成年人了。”

“你们小两口平时不出来么?”

查丽丝把叉子压在冰激凌上,笑着说:“乔都是这样吃的。他说压成糊糊的味道更好。天啊,我没让他们学学我的好习惯,反倒是我染了很多他们的坏习惯。”她咬了一口樱桃派,“回到你的问题上来,我们也出去的,不过都是些政治活动。高梅兹想要竞选市议员。”

一口咖啡没咽好,我咳嗽起来。缓了一缓,我说,“你开玩笑吧。那他不是弃明投暗去了?高梅兹一天到晚都在抨击市政厅呀。”

查丽丝苦笑着,“他决定从内部改变整个体制。那些可怕的虐童案已经把他弄得精疲力竭了,我想,他觉得他能够改观局面,只要他有权力。”

“也许他是对的。”

查丽丝摇摇头,“可我更喜欢当初,我们还是一对年轻的无政府革命者。我宁愿毁灭,也不要奉承。”

我笑了,“真没想到你比高梅兹还激进。”

“哦,是的。事实上,我没有高梅兹的耐心,我喜欢行动。”

“高梅兹有耐心?”

“哦,那当然。瞧瞧他和克莱尔之间的整件事情——”查丽丝突然停了下来,看着我。

“什么整件事情?”我这么问她,才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原因,原来查丽丝一直都在等着谈论它。什么事情她知道而我还不知道呢?我真的想知道查丽丝知道的那件事情吗?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查丽丝看了看别处,又转向我。她低头对着自己的咖啡,双手捧着杯子。“嗯,我以为你知道,可是,比如说——高梅兹深爱着克莱尔。”

“这我知道。”我打断她,不让她继续下去。

查丽丝的手指沿着胶合板的木纹划来划去,“于是……克莱尔叫他不要烦她,但高梅兹觉得只要一直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总能得到她。”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的事情。”我们的目光遇到了一起。

我觉得很不舒服。“不好意思。”我起身,走进那间小小的贴满玛丽莲·梦露瓷砖的厕所。我用冷水扑打自己的脸,闭起双眼,靠在墙上。最后我确定自己不会飞到其他时间去,便又走回咖啡吧,坐下。“对不起。刚才说到哪儿了?”

查丽丝看上去像个惊恐的孩子。“亨利,”她安静地说,“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查丽丝?”

“告诉我你不会去别的地方。告诉我克莱尔不会要高梅兹。告诉我一切都会有好结果。或者告诉我,一切都是狗屁,我不知道——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她的声音在颤抖,她抓住我的胳膊,我尽力克制自己不把手臂抽走。

“你会没事的,查丽丝。会没事的。”她盯着我,既不相信我又渴望相信我。我往椅子上一靠,“他不会离开你的。”

她松了口气,“那你呢?”

我无言以对。查丽丝继续盯着我,然后垂下了头。“我们回家吧。”她说。最后,我们回家了。

二〇〇五年六月十二日,星期天(克莱尔三十四岁,亨利四十四岁)

克莱尔:这是个晴朗的周日午后,我走进厨房,亨利站在窗边出神地望着后院。他示意我过去。我站在他旁边,往外看。爱尔芭在院子里,正和一个比她大一些的女孩玩耍,那个女孩大概七岁,一头长长的黑发,光着脚丫,身上一件脏脏的T恤,还印着小熊队的队徽。她俩坐在地上,互相看着对方。那个女孩背对我们,爱尔芭朝她微笑,比画着,似乎是在飞翔。那个女孩摇摇头,笑了起来。

我看着亨利,“那是谁?”

“那是爱尔芭。”

“我知道,和她在一起的那个呢?”

亨利笑了,不过他的眉毛聚在一起,看上去却都是悲伤,“克莱尔,那是更大一些的爱尔芭,她也会时间旅行。”

“我的天!”我盯着那个女孩,她旋转着,并用手指指房子,那一刻,我看见了她的侧影,然后她又立刻转回身去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出去?”

“不,她这样很好。如果她们想进来的话,她们会进来的。”

“可我真想去看看她……”

“最好别——”亨利刚说到这里,两个爱尔芭都跳起来,手拉手奔向后门。她们冲进厨房,笑个不停。“妈妈,妈妈,”我那三岁的爱尔芭,指着另一个,“看呀,大姐姐爱尔芭!”

另一个爱尔芭咧着嘴,“你好,妈妈。”我也笑着说:“你好呀,爱尔芭。”可她转身一看到亨利便大叫一声:“爸爸!”然后扑过去,双手抱住他,大哭起来。亨利瞄了我一眼,弯下身摇了摇爱尔芭,对着她的耳朵说了些什么。

亨利:克莱尔脸色煞白,她站在那儿看我们,牵着小爱尔芭的手。小爱尔芭张大嘴巴,看着那个比她大的自己粘在我身上哭。我弯下身,轻声对爱尔芭说:“别告诉妈妈我已经死了,好吗?”她抬起头,泪珠挂在长长的睫毛上,嘴唇颤抖着,她点了点头。克莱尔拿来一张纸巾,让爱尔芭擦擦鼻子,然后抱了抱她。大爱尔芭乖乖地被带到一边去洗脸;小爱尔芭,现实中的爱尔芭,缠住我的腿,“爸爸,为什么,为什么她那么难过?”所幸这时,克莱尔和爱尔芭刚好回来,我就不必回答这个问题了。爱尔芭换穿上克莱尔的T恤和一条我的毛边牛仔裤。克莱尔说:“嗨,大家听好,我们去吃冰激凌吧!”两个小孩都面露微笑,小爱尔芭更是围着我们打转,叫着“我尖叫,你尖叫,我尖叫,你尖叫[后面半句是:我们要吃大雪糕。出自美国一首有关冰激凌的儿歌]……”我们一个个钻进车子,克莱尔驾驶,三岁的爱尔芭坐在前排,七岁的爱尔芭和我坐在后面。她靠在我身上,我搂着她。没有人说话,只听见小爱尔芭说:“看呀,爱尔芭,一只狗狗!快看,爱尔芭,快看,爱尔芭……”直到大爱尔芭说:“行了,爱尔芭,我看见了。”我们来到西风之神[西风之神(Zephyr’s),芝加哥有名的冰激凌店。它的风格仿佛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产物,装潢酷似当年出售冰激凌的汽水店。比起今天现代时尚的冰激凌店,它显得古老而乡气十足,不过正是这一特色,深受怀旧一派顾客的欢迎],大家坐进一个表面贴满绿色闪光塑料片的火车座里,要了两条香蕉船、一份巧克力麦芽冰激凌,一根碎果仁香草蛋筒。孩子们舔着她们的香蕉船,就像两台吸尘器;我和克莱尔摆弄着各自手中的冰激凌,彼此都不看对方。克莱尔问:“爱尔芭,在你那个时间里,发生了什么?”

爱尔芭迅速地看了我一眼,“没什么,”她说,“爷爷开始教我拉圣桑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了。”

“你还在学校演出了。”我提示她。

“我?”她说,“我想,还没有吧。”

“哦,对不起,”我说,“那就是你明年的事情。”对话就是这个样子,断断续续的,为了保护克莱尔和小爱尔芭,我们绕开了彼此都知道的那件事。过了一会儿,大爱尔芭用头枕着手臂,趴在桌上。“累了?”克莱尔问她,她点点头。“我们还是走吧。”我对克莱尔说。结了账,我把大爱尔芭抱起来,她软软的,在我的臂弯中几乎睡着了。克莱尔也抱起小爱尔芭,吸收了不少糖分后小家伙反而更加兴奋。我们的车沿着林肯大道行进,大爱尔芭就这么消失了。“她回去了,”我对克莱尔说。她从后视镜里盯住我的眼睛,好一会儿,“回哪儿去啦,爸爸?”小爱尔芭问,“回哪儿去啦?”

后来:

克莱尔:我终于把爱尔芭哄睡了,亨利坐在我们的大床上,喝着苏格兰威士忌,望着窗外,一些小松鼠绕着葡萄藤架追逐奔蹿。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说:“嗨。”亨利看看我,伸手过来搂我,他把我拉到他的怀里,“嗨,”他说。

“可以告诉我究竟都发生了什么吗?”我问他。

亨利放下酒杯,腾出手来解我的衣服扣子,“如果不告诉你,你能放过我么?”

“没门。”我松开他的皮带和牛仔裤的扣子。

“这么肯定?”亨利亲吻起我的脖子。

“是的。”我拉下他的拉链,手爬进他衬衫里,停在他的肚子上。

“因为你并不是真的想知道。”亨利对着我的耳朵吹气,舌头围着我的耳郭打转。我一阵战栗。他脱下我的衬衣,解开胸罩的搭扣,我的乳房自由地垂落下来。我躺下,看着亨利褪去他的牛仔裤,接着是内裤和衬衫。他爬到床上,我说:“袜子。”

“哦,对。”亨利脱掉袜子。我们看着对方。

“你只是想让我分心。”我说。

亨利爱抚起我的腹部来,“我想让自己分心,如果同时也能让你分心,那就赚了。”

“你一定要告诉我。”

“不,我就不。”他的手掌罩住我的双乳,大拇指逗弄起我的乳头。

“我会往坏的方向想的。”

“随你去想好了。”我抬起臀部,亨利剥去我的牛仔裤和内裤,骑上我,俯下身,亲吻我。哦,老天,会是什么呢?最坏的会是什么呢?我闭上眼睛。一个记忆:草坪上,我童年中某个寒冷的一天,在枯草上奔跑,有人声,他喊了我的名字——

“克莱尔?”亨利咬着我的嘴唇,轻轻地,“你在哪儿呢?”

“一九八四年。”

亨利暂停了,说:“为什么?”

“我觉得那里就是发生的地点。”

“那里发生了什么?”

“你害怕告诉我的事情。”

亨利翻下我的身体,我们并排躺着。“和我说说那件事吧!”他说。

“那天很早,是秋天。爸爸和马克都出去猎鹿了。我醒来,好像听到你在叫我,于是我就冲到草坪上,你果然在那儿,你和爸爸还有马克都在,在看一个什么东西,可爸爸让我回屋去,所以我再也没看到你在看什么东西。”

“哦?”

“我白天又去了那里,草地上有块地方浸透了血。”

亨利什么都没说,紧紧闭着嘴唇。我双臂围上他,紧紧抱住他。我说:“最坏的——”

“嘘,克莱尔。”

“可是——”

“嘘。”外面仍是金色的下午。在里面我们却觉得冷,只能彼此贴近取暖。爱尔芭在她自己的床上,睡着,做着冰激凌的梦,做着三岁孩子的美梦,这是我们一家人中最甜美的梦。另一个爱尔芭,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也在做梦,梦见抱着她的爸爸,醒来后却发现……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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