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五年二月十日，星期四（克莱尔三十三岁，亨利四十一岁）

克莱尔：星期四下午，我在工作室里摆弄着淡黄色的楮树纸，亨利消失快整整二十四小时了，而我和往常一样，迫切想知道此刻他会在哪儿，为什么不在我身边，究竟什么时候回来。我无法集中思想，做坏了好多张纸，我把它们统统从纸筐倒回大纸浆桶里。最后，我歇下来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工作室里很冷，纸浆桶里也应该是冷水，我怕手上的皮肤冻裂，稍微加热了一下。我双手捧着陶制的大杯子，热气腾腾升起，我把脸凑上去，呼吸着水汽和咖啡的香味。就在那一刻，谢天谢地，亨利吹着口哨穿过花园，来到工作室。他跺掉靴子上的雪，抖了抖外衣。他看上去精神焕发，由衷地喜悦。我心里一阵激动，脱口而出：“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是，哦，是呀！”亨利顾不了我那些湿围裙、高筒靴什么的，一下子抱起我转呀转。我笑起来，我们都笑起来。亨利洋溢着无比的喜悦，“为什么你一直都不告诉我？我这么多年都白白担心了。坏女人！小骚货！”他咬我的脖子，直挠我痒痒。

“可你去之前并不知道啊，所以我也不能告诉你。”

“哦，对。我的天啊，你太令我惊讶了。”我们坐在工作室那张蹩脚的长沙发上。“把暖器开大些吧？”

“没问题。”亨利跳起来调高温度，不过机器却失灵了。“我走了多久？”

“几乎一整天了。”

亨利呼了口气，“难道不值么？一天的焦虑换来几个小时真正美好的人生？”

“是的，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之一。”我静静地回忆。我常常回想起亨利的脸在我上面的样子，周围一片蓝蓝的天，仿佛自己能再次被他完全充满。我常在他消失后回想这一切，结果便总是睡不着觉了。

“告诉我……”

“嗯？”我们彼此搂在一起，为了取暖，为了安心。

“我离开以后都发生了些什么？”

“我把东西都收拾好，尽量把自己弄得让人看得过去。然后我回到屋子，上楼，一路上没有碰到任何人，然后洗了个热水澡。过了一会儿，埃塔就重重地敲门，问我大白天洗什么澡，我谎称自己病了。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确实病了……整个夏天，我都失魂落魄的，睡了好多觉，要不就是看书，就想把自己蜷缩起来。有时，我还会去草坪，心存侥幸，希望你还能再来。我给你写信，再一封封烧掉。有一阵子我不吃东西了，妈妈带我去看她的心理医生，后来我才开始吃。八月底，我父母说，如果我再不‘振作’起来的话，秋天就不能去上学了，于是我立即振作了起来，因为那时候，我人生的全部目标就是离开家，去芝加哥。学校是个好地方，是一种全新的感觉，我有了自己的房间，我爱这座城市。此外，除了想你在哪儿、怎么找到你之外，我还有其他需要考虑的事情。我最后遇到你的那会儿，我的成绩也不错。我喜欢自己的工作，我有朋友，也常常有人约我出去——”

“哦？”

“那当然。”

“你去了么？约会？”

“嗯，是呀，我去过，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因为一想到你正在别的地方和别的女人约会，我就特别恼火。不过这挺黑色幽默的，我和一些艺术系的美男子出去，然后整个晚上就厌倦无聊地看手表，这样见了五个男生以后，我就不再约会了，因为我实在不喜欢他们。有人在学校里放出口风，说我是个女同性恋，结果就有许多女生要约我出去。”

“我可以想象你做女同性恋的样子。”

“知道就好，你放老实点，否则我真的改了。”

“我一直就想做个女同性恋。”亨利目光迷离，眼皮沉重，我使上全身的力气扑向他，这种回答真不像话。他打了个哈欠，“哎，这辈子还是不改了，手术太复杂。”

我的脑海中浮响出康普顿神父的声音，他在忏悔室的格子窗后面，柔和地问我，是否要忏悔。没有，我坚定地告诉他，不，什么也没有。那是个错，我当时喝醉了，不能算的。慈祥的神父叹了口气，把帘子放下，忏悔结束了。而我的赎罪的方式就是终身对亨利说谎，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永远都缄口不言。我看着他午餐后的快乐模样，仍在尽情回味我当年的青春，而高梅兹的睡姿和他卧室里的晨光却闪入我的脑海。亨利，那是个错，我默默地对他说。我只是在等待，却越了轨，就那么一次。康普顿神父在我心深处说，告诉他，或者其他人。我坚决地回答，我不能。他会恨我的。

“喂，”亨利温柔地说，“你在哪儿梦游呢？”

“我在想事情。”

“你看上去很伤感。”

“你会不会担心我们的大好时光都已经过去了？”

“不会。嗯，是会有一些，不过和你说的还不太一样，我仍会不停地回到你所追忆的那些场景，所以对我来说，并没有过去。我担心的只是我们并没好好地珍惜现在。时间旅行是种扭曲的状态，所以离开那里后我会更加……清醒，这似乎很重要，但有时我想，如果我在此时此地也能够保持清醒，那么一切会更完美的。不过最近，那里确实好戏连台。”他微笑着，美丽的、无邪的、明亮的笑容，都是无罪的笑容。我把我的罪恶收起来，装进一只小盒子里，就像塞一只降落伞包。

“爱尔芭。”

“爱尔芭好极了。你也好极了。我是说，我对你的爱一直没有变。在未来，我们共同分享生活，彼此相知……”

“无论是好是坏……”

“其实，那些艰难的日子会让生活更加真实。我要的就是真实感。”

告诉他，告诉他。

“即使现实有时也会变得很不真实……”如果我坦白，现在正是时候。他等着。我却。不能。

“克莱尔？”我可怜巴巴地望着他，像撒了一连串小谎的孩子被当场揭穿。然后我说了，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我和别人睡过。”亨利的脸僵了，难以置信的样子。

“谁？”他避开我的眼睛。

“高梅兹。”

“为什么？”亨利一动不动，等待着即将到来的致命一击。

“我喝醉了，我们参加一个聚会，查丽丝在波士顿——”

“等会儿，那是什么时候？”

“一九九〇年。”

他大笑起来，“噢，天啊，克莱尔，别这样，去他的。一九九〇年。主啊，我还以为你和我说的是最近的事呢，比如上个星期什么的。”我心虚地一笑。他继续说：“也不是说我听了这个会欣喜若狂，但我刚刚还在那边让你多去交往，多去体验，我真的不能……我也不知道。”他开始坐立不安，他站起身，在工作室里转来转去。我不敢相信，十五年来，我一直生活在胆战心惊之中，生怕高梅兹这好歹不分的家伙抖出什么来，可是亨利竟然不在乎？或者说他很在乎？

“感觉怎么样？”他背对我，一边煮咖啡，一边漫不经心地问。

我小心掂量着每个词，“不一样，不是有意挑剔高梅兹——”

“哦，继续说。”

“就像在一家瓷器店里，试图躲开一头公牛。”

“他的比我大。”亨利说得像真的一样。

“我记不得了，可他一点也不舒服。他做的时候居然还抽了一根烟。”亨利畏缩了。我起身，走到他身边，“对不起。那是个错误。”他把我拉过去，我朝着他的衣领，轻声说：“我当时耐心地等了很久……”但我说不下去了。亨利抚弄起我的头发。“没事了，克莱尔，”他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坏事。”我在想，他是否正比较一九八九年他刚见过的克莱尔和他臂弯里的这个我呢？然后，他仿佛读懂了我的心事，问：“还有别的么？”

“没有了。”

“天啊，你可真是守口如瓶啊。”我看着亨利，他也看着我。我能感到，我已为他有所改变。

“它让我更加理解……让我体会……”

“你是想告诉我，通过对比，你不觉得我差，对么？”

“是的。”我试着吻他，犹豫了一下后，亨利也回吻我，很快，我们就回到了正常的感觉，甚至更好。我告诉了他，一切都过去了，他也依旧爱我。我全身都轻松起来，感叹这迟来的忏悔，甚至都没有惩罚，甚至连句“万福玛利亚”或是“我们的天主”都没说，就像从一辆撞瘪的汽车里若无其事地走了出来。到了草坪上，某个地方，亨利和我在绿毯子上做爱，与此同时，高梅兹睡眼惺忪地看着我，向我伸出巨大的手掌，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在此刻发生了，不过，一如既往，一切都已经无法改变了。我和亨利在工作室的沙发上，解开彼此的衣服，就像解开一盒未拆封的巧克力，现在还不算晚，不管怎么说，都还不算晚。

一九九〇年四月十四日，星期六（克莱尔十八岁）（早晨6：43）

克莱尔：我睁开眼，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有烟味。百叶窗的阴影穿过龟裂的黄色墙壁。我转过头，我的旁边，睡着的，睡在他床上的，是高梅兹。突然，我想起来了。极度惶恐。

亨利，亨利会杀了我的。查丽丝会恨透我的。我坐起来。高梅兹的卧室是个垃圾堆，到处都是烟灰缸、衣服、法律教科书、报纸、脏盘子。我那堆小小的衣服躺在地板上，无声地指控着我。

高梅兹的睡姿很完美，那么平静，丝毫看不出他刚和他女朋友最好的朋友偷过情。他金黄色的头发乱蓬蓬的，失去了平日顺滑齐整的形态。他像个发育过猛的男孩，玩罢那么多男人的游戏之后，终于累垮下来。

我的头仿佛被重击着，内脏也像是刚被锤打过。我起身，颤颤悠悠地穿过门厅，来到阴湿发霉的浴室，剃须用具和湿毛巾扔得到处都是。这一次，我在浴室里，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撒了尿，用硬邦邦的肥皂条洗了脸，我观察镜子里的自己，看看样子有没有变化，看看亨利是否一眼就能发现端倪……有些像晕船的样子，除此之外，还是平日早晨七点钟镜子里的那副老面孔。

屋子里很安静，时钟在附近什么地方滴答作响，高梅兹还有两个男室友，都是西北大学法学院的朋友。我可不想撞见谁，我回到高梅兹的房间，坐到床上。

“早上好。”高梅兹冲我微笑，伸手过来碰我。我往后一缩，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哇。小猫！克莱尔，宝贝，嗨，嗨……”他爬过来，我倒在他的怀里哭了。我却始终感觉那是亨利的肩头。你在哪里啊？我绝望地想，我需要你，就现在，就这里。高梅兹一遍遍喊我的名字。一丝不挂的我在同样一丝不挂的高梅兹怀里哭泣，我这是在干什么呢？他伸手递过我一盒纸巾，我揉了揉鼻子，擦了擦眼睛，无比绝望地看着他。他也疑惑地看着我。

“好些了么？”

没有。怎么可能会好呢？“是的。”

“怎么了？”

我耸耸肩，高梅兹俨然开始了法庭交互讯问，而我便是那个感情脆弱的证人。

“克莱尔，你以前有过性经验么？”我点点头。“是因为查丽丝么？你是因为查丽丝难过么？”我点点头。“我做错了么？”我摇摇头。“克莱尔，亨利是谁？”我张大嘴巴，几乎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你怎么会知道？……”我干的好事。该死的！王八蛋！

高梅兹侧过身去，从旁边的桌上抓过烟盒，点上一支。他把手上的火柴摇熄，深深吸了一口。手里多了根香烟后，高梅兹看起来至少……穿了些什么，虽然身上依旧精光。他沉默着递给我一根，尽管我从不抽烟，却收下了，好像这就是此刻该做的，还可以争取一些时间想想该怎么说。他为我点上，起身，从衣柜里翻出一件看上去不怎么干净的蓝色浴袍，递给我。我穿上它，真的太大了。我坐在床上，边抽烟边看高梅兹穿牛仔裤。可怜巴巴的我，还是觉得高梅兹很美，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头，还有……很大，与亨利豹子般野性柔韧的身体全然不同。这样的比较真叫人恐惧。高梅兹把一个烟缸放在我旁边，坐回到床上，看着我。

“你梦中在和一个叫亨利的男人说话。”

该死，真该死。“我说了什么？”

“大多时候都在一遍遍地喊‘亨利’，就像你要把某个人喊到你身旁似的。还有‘对不起’。有一次你还说：‘都怪你不在这里，’你好像真的生气了。谁是亨利？”

“亨利是我的情人。”

“克莱尔，你没有情人。我和查丽丝六个月来几乎每天都看见你，你从来不约会，也没有人约过你。”

“亨利是我的情人，他要离开一阵子，一九九一年秋天他会回来的。”

“那他在哪里呢？”就在附近。

“我不知道。”高梅兹觉得我在编故事。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让他相信我。我一把抓过挎包，打开皮夹，给高梅兹看亨利的照片。他仔细地端详起来。

“我见过这个家伙。嗯，不：只是和他很像。这个人太老了，不可能是同一个。不过那个人也叫亨利。”

我的心跳得像是发了狂一样，我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你在哪儿见过他？”

“夜总会，最多是在‘出逃吧’，还有就是‘时髦吧’。不过，我怎么也不能想象他会是你的男人，他是个狂人。他到哪儿，哪儿就一片混乱。他是个酒鬼，他是……我也不知道了，他对女人可够狠的，反正我是那么听说的。”

“暴力？”我想象不出亨利会打女人。

“不。我不清楚。”

“那他姓什么？”

“我不知道。听好，小猫，这个家伙会把你整个吞下，然后再吐出渣子……他根本不是你要的人。”

我微微一笑。他就是我要的人。可我也知道，光去一间间酒吧碰运气，一定是徒劳。“那我需要什么人呢？”

“我呀。除非你自己不这么认为。”

“你有查丽丝了。你还要我干什么？”

“我就想要你。我也不知道原因。”

“难道你是摩门教[摩门教在早期允许一个男人有多个妻子]的？”

高梅兹认真地说：“克莱尔，我……听我说，克莱尔——”

“别说出来。”

“真的，我——”

“不。我不想知道。”我站起来，捻灭了香烟，开始穿衣服。高梅兹直直地坐着看我。在他面前穿起昨天晚会上的裙子，我感到怪异肮脏又毛骨悚然，我尽量克制住不把情绪外现出来。我够不着背后的长拉链，高梅兹一本正经地过来帮我。

“克莱尔，你别生气。”

“我没有生你的气。我是生自己的气。”

“这小子真不简单，能离得开像你这样的女孩，还让你再等他两年。”

我微笑着对高梅兹说：“他很棒。”看得出，我伤了高梅兹的自尊心。“高梅兹，对不起。如果我是个自由身，你也是自由身的话……”高梅兹摇摇头，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吻了我。我回吻了他，只有那一刻，我曾怀疑……“高梅兹，我真得走了。”

他点点头。

我离开了。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亨利二十六岁）

亨利：我和英格里德在里维埃拉剧院[里维埃拉剧院（Riviera Theater），建造于1917年，它浓缩了芝加哥的过去和现在，原先是座电影院；1986年，它被改造成一个私人夜总会；目前凭借其宏伟的建筑结构和美丽的外观，已成为芝加哥市举办国内外高档音乐会和特殊活动的一处重要场地，每年都会举办各种不同的表演]，伴着伊基·波普的美妙旋律，我们跳得头都要断了。凡是跳舞、做爱或是类似的其他只要体力而不用说话的运动，我就觉得很快乐。此刻我们就在天堂中，我们晃到前排，被波普先生手中无形的鞭子抽紧成一个疯狂的能量团。我以前说英格跳舞像个德国人，虽然她不喜欢听这个，却是事实：她跳得太认真，好像自己的性命正悬于一线，好像精确的舞步就可以拯救印度的饥童。感觉非凡。伊基低声哼唱着：“我好压抑，像这样停都停不下来……”我完全知道他的感受，就是这样的时刻让我看到我和英格里德之间的意义。我们斜步疾穿过《生命的欲望》《中国娃娃》《快乐时光》这些歌，舞步快得都可以让卫星发射上冥王星，还有一种奇怪的嚣叫感和坚定的信念，相信我可以做到，就在这里，我们可以心满意足地度过余生。英格里德流汗了，白色的T恤粘在她的身上，造型有趣又让人迷醉，我真想剥去她的衣服，不过还是得忍住，因为她没戴胸罩，真是苦海无边啊。我们跳舞，伊基·波普唱歌，令人伤感的是，三次返场后，音乐会还是结束了。我感觉棒极了，大家兴高采烈、意气飞扬，我们跟着别人鱼贯涌出剧院，接下来该干什么呢？英格里德跑去女厕所门口排长队了，我在百老汇大街上等她，一个雅皮士坐在宝马车里，与穿背心的工作人员争论他的车是否停出了泊位线，这时，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朝我走来。

“亨利？”他问。我琢磨是不是法庭要传讯我了。

“怎么？”

“克莱尔向你问好。”见鬼的克莱尔是谁？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英格里德也走过来，又恢复到她邦德女郎的样子。她打量着这个男人，倒也确实是个男子汉的范本。我把手搭在她的肩头。

男人笑了，“对不起。你一定在哪儿还有个分身。”我的心一抽，有些事情正在发生，而我却并不知情。未来的冰山一角开始显露出来了，不过现在不是刨根问底的时候。他好像对什么事情很满意，打完招呼，就走开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英格里德说。

“我想他认错人了。”我耸耸肩。英格里德却面露忧虑，好像我什么事情都能让英格里德担心，所以我干脆忽略不去管她。“嗨，英格，我们接下来干吗？”我感觉一步就能跳上高楼。

“我家怎么样？”

“太好了！”我们在玛吉甜品店[玛吉甜品店（Magie’s Candies），1921年由来自希腊的移民彼得·乔治·宝洛斯（Peter George Poulos）创立，至今它仍是芝加哥的著名景点，其美味甜品也成了该市的传奇]买了冰激凌。不久，我们就在汽车里高唱道：“我尖叫，你尖叫，我们要吃大雪糕。”笑得像一对神经错乱的小孩。等我和英格里德都躺在床上时，我开始想，克莱尔会是谁呢？我估摸着大概也想不出什么答案，于是就忘了这个名字。

二〇〇五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五（亨利四十一岁，克莱尔三十三岁）

亨利：我带着查丽丝去听歌剧，《特里斯坦和依索尔德》[《特里斯坦和依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德国歌剧家瓦格纳的作品。这两位主人公是莎士比亚笔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原型]。我和查丽丝一起来，是因为克莱尔极其反感瓦格纳。其实我也不是瓦格纳迷，可我们有季票，闲着也是闲着。有一次我们在查丽丝、高梅兹家谈起过，查丽丝渴切地说她从来没去过歌剧院，结果就成了这样：我和查丽丝出门坐出租车去抒情歌剧院，克莱尔待在家照看爱尔芭，爱丽西亚这周来做客，克莱尔便和她一起玩拼字游戏。

我今天实在没有心情，我在他们家门口接查丽丝时，高梅兹冲我眨了眨眼睛，尽力用上那种家长般令人琢磨不透的口气说：“小伙子，早点带她回来！”我根本记不得上次和查丽丝单独一起时做了些什么，我喜欢查丽丝，非常喜欢，可我没有什么好跟她聊的。

我带领查丽丝穿过人群，她极其缓慢地移动着步伐，仔细地欣赏辉煌高耸的大厅、大理石铺砌的楼座、满堂低调装扮的有钱人，和穿着仿裘皮衣、打了鼻洞的学生。大厅门口站着两位穿短礼服的先生，他们用二部和声唱道：“剧本呀，剧本，买份歌剧剧本吧！”查丽丝朝他们笑了笑。这里我谁都不认识。瓦格纳的崇拜者是歌剧迷里的贝雷帽部队，这些人全是硬汉，也都彼此认识。我和查丽丝走上包厢时，空中传来无数的飞吻声。

我和克莱尔有间私人包厢，这是我们的嗜好。我拉开帘幕，查丽丝走进去，叫道：“哦！”我帮她脱下外套，搭在椅背上，然后把自己的衣服也如此放好。我们坐定，查丽丝双脚交叉，一双小手放在自己的大腿上。她黑色的长发在微弱的柔光中熠熠生辉，深色的唇膏和夸张的大眼睛，让她看起来就像个精致的坏小孩，一身盛装，终于得到了恩准，可以跟成年人混到天黑。她坐着，吮吸美妙的歌词，享用舞台幕布的金碧辉煌，品味拱门和穹顶上瀑布般的石膏纹，聆听人群兴奋的嗡嗡声。灯光暗了，她咧开嘴，冲我飞快地一笑。幕布升起来，我们置身于小舟中，依索德开始咏唱。我朝椅背后仰下去，完全浸没在她的歌声中。

四个小时后，美妙的一剂药[在歌剧《特里斯坦和依索尔德》中，当特里斯坦和依索尔德决定喝毒药殉情时，依索尔德的侍女帮他们把毒药换成了迷药]，全场起立鼓掌。我转向查丽丝，“嗯，你觉得怎么样？”

她微微一笑，“很傻的故事，不是么？不过歌声却使它升华了。”

我提起她的衣服，她找到袖筒，把手臂伸了进去，抖落了几下。“傻？我想有点吧。不过我希望简·艾格兰是个年轻的美女，而不是只有一副欧忒耳佩嗓音的四百斤的母牛。”

“欧忒耳佩？”

“主管音乐的缪斯女神。”人群还陶醉在音乐当中，我们汇入其中往外走。下了楼，冷风迎面扑来。我带着她在华克大街上走了一段，几分钟后就拦到了一辆出租车。我刚要把查丽丝家的地址告诉司机，她突然说：“亨利，一起去喝杯咖啡吧，我现在还不想回家。”我让司机把我们送到市北角的杰尔维斯街，唐氏咖啡吧[唐氏咖啡吧（Don’s Coffee Club），芝加哥市最北角的一家狭小朴素的咖啡店，顾客仿佛（重新）置身于20世纪40年代]。一路上，查丽丝说歌唱的部分确实一流，但舞台布景没什么灵感，另外，她在道义上很难接受瓦格纳，他是个反犹太的混蛋，最大的歌迷竟是希特勒。我们来到唐氏咖啡吧时，里面已是人声鼎沸。唐穿着一件橘红色的夏威夷衬衫，仿佛国王上朝一样。我朝他招了招手，找了里面的一张小桌子坐下。查丽丝要了冰激凌樱桃派和咖啡，我按老规矩点了花生酱果冻三明治和咖啡。音响里传来派瑞·高莫[派瑞·高莫（Perry Como），是二战后到50年代中期摇滚乐兴起时期中最著名的歌手。他那后仰姿势的演唱，进一步完善了大乐队向通俗音乐的转型，他演唱的歌曲，不断登上广播、电视点播以及密纹唱片销量排行榜榜首]的低声吟唱，一层香烟聚集在桌椅的上方，笼罩住那些廉价的油画。查丽丝手托着腮，叹了口气。

“真是太棒了。我有时都忘了自己已经是成年人了。”

“你们小两口平时不出来么？”

查丽丝把叉子压在冰激凌上，笑着说：“乔都是这样吃的。他说压成糊糊的味道更好。天啊，我没让他们学学我的好习惯，反倒是我染了很多他们的坏习惯。”她咬了一口樱桃派，“回到你的问题上来，我们也出去的，不过都是些政治活动。高梅兹想要竞选市议员。”

一口咖啡没咽好，我咳嗽起来。缓了一缓，我说，“你开玩笑吧。那他不是弃明投暗去了？高梅兹一天到晚都在抨击市政厅呀。”

查丽丝苦笑着，“他决定从内部改变整个体制。那些可怕的虐童案已经把他弄得精疲力竭了，我想，他觉得他能够改观局面，只要他有权力。”

“也许他是对的。”

查丽丝摇摇头，“可我更喜欢当初，我们还是一对年轻的无政府革命者。我宁愿毁灭，也不要奉承。”

我笑了，“真没想到你比高梅兹还激进。”

“哦，是的。事实上，我没有高梅兹的耐心，我喜欢行动。”

“高梅兹有耐心？”

“哦，那当然。瞧瞧他和克莱尔之间的整件事情——”查丽丝突然停了下来，看着我。

“什么整件事情？”我这么问她，才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原因，原来查丽丝一直都在等着谈论它。什么事情她知道而我还不知道呢？我真的想知道查丽丝知道的那件事情吗？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查丽丝看了看别处，又转向我。她低头对着自己的咖啡，双手捧着杯子。“嗯，我以为你知道，可是，比如说——高梅兹深爱着克莱尔。”

“这我知道。”我打断她，不让她继续下去。

查丽丝的手指沿着胶合板的木纹划来划去，“于是……克莱尔叫他不要烦她，但高梅兹觉得只要一直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总能得到她。”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的事情。”我们的目光遇到了一起。

我觉得很不舒服。“不好意思。”我起身，走进那间小小的贴满玛丽莲·梦露瓷砖的厕所。我用冷水扑打自己的脸，闭起双眼，靠在墙上。最后我确定自己不会飞到其他时间去，便又走回咖啡吧，坐下。“对不起。刚才说到哪儿了？”

查丽丝看上去像个惊恐的孩子。“亨利，”她安静地说，“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查丽丝？”

“告诉我你不会去别的地方。告诉我克莱尔不会要高梅兹。告诉我一切都会有好结果。或者告诉我，一切都是狗屁，我不知道——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她的声音在颤抖，她抓住我的胳膊，我尽力克制自己不把手臂抽走。

“你会没事的，查丽丝。会没事的。”她盯着我，既不相信我又渴望相信我。我往椅子上一靠，“他不会离开你的。”

她松了口气，“那你呢？”

我无言以对。查丽丝继续盯着我，然后垂下了头。“我们回家吧。”她说。最后，我们回家了。

二〇〇五年六月十二日，星期天（克莱尔三十四岁，亨利四十四岁）

克莱尔：这是个晴朗的周日午后，我走进厨房，亨利站在窗边出神地望着后院。他示意我过去。我站在他旁边，往外看。爱尔芭在院子里，正和一个比她大一些的女孩玩耍，那个女孩大概七岁，一头长长的黑发，光着脚丫，身上一件脏脏的T恤，还印着小熊队的队徽。她俩坐在地上，互相看着对方。那个女孩背对我们，爱尔芭朝她微笑，比画着，似乎是在飞翔。那个女孩摇摇头，笑了起来。

我看着亨利，“那是谁？”

“那是爱尔芭。”

“我知道，和她在一起的那个呢？”

亨利笑了，不过他的眉毛聚在一起，看上去却都是悲伤，“克莱尔，那是更大一些的爱尔芭，她也会时间旅行。”

“我的天！”我盯着那个女孩，她旋转着，并用手指指房子，那一刻，我看见了她的侧影，然后她又立刻转回身去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出去？”

“不，她这样很好。如果她们想进来的话，她们会进来的。”

“可我真想去看看她……”

“最好别——”亨利刚说到这里，两个爱尔芭都跳起来，手拉手奔向后门。她们冲进厨房，笑个不停。“妈妈，妈妈，”我那三岁的爱尔芭，指着另一个，“看呀，大姐姐爱尔芭！”

另一个爱尔芭咧着嘴，“你好，妈妈。”我也笑着说：“你好呀，爱尔芭。”可她转身一看到亨利便大叫一声：“爸爸！”然后扑过去，双手抱住他，大哭起来。亨利瞄了我一眼，弯下身摇了摇爱尔芭，对着她的耳朵说了些什么。

亨利：克莱尔脸色煞白，她站在那儿看我们，牵着小爱尔芭的手。小爱尔芭张大嘴巴，看着那个比她大的自己粘在我身上哭。我弯下身，轻声对爱尔芭说：“别告诉妈妈我已经死了，好吗？”她抬起头，泪珠挂在长长的睫毛上，嘴唇颤抖着，她点了点头。克莱尔拿来一张纸巾，让爱尔芭擦擦鼻子，然后抱了抱她。大爱尔芭乖乖地被带到一边去洗脸；小爱尔芭，现实中的爱尔芭，缠住我的腿，“爸爸，为什么，为什么她那么难过？”所幸这时，克莱尔和爱尔芭刚好回来，我就不必回答这个问题了。爱尔芭换穿上克莱尔的T恤和一条我的毛边牛仔裤。克莱尔说：“嗨，大家听好，我们去吃冰激凌吧！”两个小孩都面露微笑，小爱尔芭更是围着我们打转，叫着“我尖叫，你尖叫，我尖叫，你尖叫[后面半句是：我们要吃大雪糕。出自美国一首有关冰激凌的儿歌]……”我们一个个钻进车子，克莱尔驾驶，三岁的爱尔芭坐在前排，七岁的爱尔芭和我坐在后面。她靠在我身上，我搂着她。没有人说话，只听见小爱尔芭说：“看呀，爱尔芭，一只狗狗！快看，爱尔芭，快看，爱尔芭……”直到大爱尔芭说：“行了，爱尔芭，我看见了。”我们来到西风之神[西风之神（Zephyr’s），芝加哥有名的冰激凌店。它的风格仿佛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产物，装潢酷似当年出售冰激凌的汽水店。比起今天现代时尚的冰激凌店，它显得古老而乡气十足，不过正是这一特色，深受怀旧一派顾客的欢迎]，大家坐进一个表面贴满绿色闪光塑料片的火车座里，要了两条香蕉船、一份巧克力麦芽冰激凌，一根碎果仁香草蛋筒。孩子们舔着她们的香蕉船，就像两台吸尘器；我和克莱尔摆弄着各自手中的冰激凌，彼此都不看对方。克莱尔问：“爱尔芭，在你那个时间里，发生了什么？”

爱尔芭迅速地看了我一眼，“没什么，”她说，“爷爷开始教我拉圣桑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了。”

“你还在学校演出了。”我提示她。

“我？”她说，“我想，还没有吧。”

“哦，对不起，”我说，“那就是你明年的事情。”对话就是这个样子，断断续续的，为了保护克莱尔和小爱尔芭，我们绕开了彼此都知道的那件事。过了一会儿，大爱尔芭用头枕着手臂，趴在桌上。“累了？”克莱尔问她，她点点头。“我们还是走吧。”我对克莱尔说。结了账，我把大爱尔芭抱起来，她软软的，在我的臂弯中几乎睡着了。克莱尔也抱起小爱尔芭，吸收了不少糖分后小家伙反而更加兴奋。我们的车沿着林肯大道行进，大爱尔芭就这么消失了。“她回去了，”我对克莱尔说。她从后视镜里盯住我的眼睛，好一会儿，“回哪儿去啦，爸爸？”小爱尔芭问，“回哪儿去啦？”

后来：

克莱尔：我终于把爱尔芭哄睡了，亨利坐在我们的大床上，喝着苏格兰威士忌，望着窗外，一些小松鼠绕着葡萄藤架追逐奔蹿。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说：“嗨。”亨利看看我，伸手过来搂我，他把我拉到他的怀里，“嗨，”他说。

“可以告诉我究竟都发生了什么吗？”我问他。

亨利放下酒杯，腾出手来解我的衣服扣子，“如果不告诉你，你能放过我么？”

“没门。”我松开他的皮带和牛仔裤的扣子。

“这么肯定？”亨利亲吻起我的脖子。

“是的。”我拉下他的拉链，手爬进他衬衫里，停在他的肚子上。

“因为你并不是真的想知道。”亨利对着我的耳朵吹气，舌头围着我的耳郭打转。我一阵战栗。他脱下我的衬衣，解开胸罩的搭扣，我的乳房自由地垂落下来。我躺下，看着亨利褪去他的牛仔裤，接着是内裤和衬衫。他爬到床上，我说：“袜子。”

“哦，对。”亨利脱掉袜子。我们看着对方。

“你只是想让我分心。”我说。

亨利爱抚起我的腹部来，“我想让自己分心，如果同时也能让你分心，那就赚了。”

“你一定要告诉我。”

“不，我就不。”他的手掌罩住我的双乳，大拇指逗弄起我的乳头。

“我会往坏的方向想的。”

“随你去想好了。”我抬起臀部，亨利剥去我的牛仔裤和内裤，骑上我，俯下身，亲吻我。哦，老天，会是什么呢？最坏的会是什么呢？我闭上眼睛。一个记忆：草坪上，我童年中某个寒冷的一天，在枯草上奔跑，有人声，他喊了我的名字——

“克莱尔？”亨利咬着我的嘴唇，轻轻地，“你在哪儿呢？”

“一九八四年。”

亨利暂停了，说：“为什么？”

“我觉得那里就是发生的地点。”

“那里发生了什么？”

“你害怕告诉我的事情。”

亨利翻下我的身体，我们并排躺着。“和我说说那件事吧！”他说。

“那天很早，是秋天。爸爸和马克都出去猎鹿了。我醒来，好像听到你在叫我，于是我就冲到草坪上，你果然在那儿，你和爸爸还有马克都在，在看一个什么东西，可爸爸让我回屋去，所以我再也没看到你在看什么东西。”

“哦？”

“我白天又去了那里，草地上有块地方浸透了血。”

亨利什么都没说，紧紧闭着嘴唇。我双臂围上他，紧紧抱住他。我说：“最坏的——”

“嘘，克莱尔。”

“可是——”

“嘘。”外面仍是金色的下午。在里面我们却觉得冷，只能彼此贴近取暖。爱尔芭在她自己的床上，睡着，做着冰激凌的梦，做着三岁孩子的美梦，这是我们一家人中最甜美的梦。另一个爱尔芭，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也在做梦，梦见抱着她的爸爸，醒来后却发现……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