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愉快的场面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  作者:奥德丽·尼芬格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亨利四十三岁,同时也是四十三岁)

亨利:我在黑暗中苏醒,躺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我想要坐起来,却感到晕眩,不得不再次躺下。头很疼,我用手去摸,左耳后面肿了一大块。当眼睛适应了黑暗后,我依稀看见楼梯的轮廓,那个“出口”标记,以及一只只高高挂在我头顶的荧光灯泡,孤零零地发出冷光,四周都是“笼子”的十字交叉的网格。这是纽贝雷,看来我已经被“笼子”困了好几个小时了。

“别慌张,”我大声对自己说,“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我停下来,因为我根本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我努力站起来,瑟瑟地发抖,我究竟还要等多久?同事看到我会怎么想?时辰终于到了,就要被揭开伪装,露出我自然界稀有怪胎的真面目了。不过,至少要说的是,我从没盼望过会有这么一天到来。

我前后走动,试着让身体暖和些,可是却头疼起来。我放弃了,坐在笼子中心的地板上,身体尽量缩成一团。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我在脑海中一遍遍回放整个经过,假设各种可能出现的或好或坏的结果。最后我厌倦了,便开始在脑海里一盘接一盘地播放唱片。果酱乐队的《那是场娱乐》、艾尔维斯·考斯特罗的《药片和肥皂》、路·瑞德的《完美的一天》,正当我搜肠刮肚地回忆四人帮乐队的《我爱上了制服男人》的歌词时,灯突然亮了。肯定是纳粹保安凯文,他要开馆了。当我赤身裸体地被困在笼子里时,整个地球上我最不愿意碰到的人就是凯文,也真巧,他一进来便很自然地注意到了我。我蜷缩在地上,学负鼠装死。

“谁在那儿?”凯文喊道,他的声音大得根本没必要。我想象凯文站在那儿的样子,面色煞白,伸长了脖子,立在楼梯那片雾蒙蒙的灯光下。他的声音在四周的混凝土墙上跳跃回响。他走下楼梯,站在最低一格台阶上,离我大概三米远。“你是怎么进去的?”他绕着笼子转,我继续假装不省人事,因为我不能解释,还不如充耳不闻。“我的天!是德坦布尔先生。”我能觉察到他站在那儿,张大嘴巴瞪着我。最后他终于想起了无线对讲机。“啊,十——四,喂,罗伊。”无法辨听的静电噪声。“呃,是,罗伊,我是凯文,呃,你能下来到A46区吗?对,在最下面。”一阵埋怨。“快点下来。”他关上对讲机。“上帝啊,德坦布尔,我不知道你这么做是想要证明什么,不过现在你真的已经证明了。”我听见他四处走动,鞋子发出“吱吱”的声响,嘴里还在轻轻地嘟哝。我猜他一定坐到了台阶上。几分钟后,台阶上的门开了,罗伊走下来。罗伊是我最喜欢的保安,一位高大魁梧的黑人绅士,脸上总带着美丽迷人的微笑,他是总服务台里的国王,我每天上班都会被他的热情感染,心情愉快极了。

“哇,”罗伊说,“瞧瞧这是谁?”

“是德坦布尔,我真想不明白他是怎么进去的。”

“德坦布尔?天啊天啊。这小子确实有暴露老二的癖好,我有没有和你说过,有一次我发现他在三楼过道里一丝不挂地跑步?”

“嗯,你说过。”

“呃,我想,我们得先把他弄出来。”

“他现在动都不动。”

“不过,他还在呼吸。你觉得他受伤了么?或许我们该叫辆救护车?”

“我们该通知消防队,得用那些气动大铁钳来把他救出来。”凯文听上去很激动。我可不要什么消防队或是医生,于是我痛苦地哼了一声,坐了起来。

“早上好啊,德坦布尔先生,”罗伊低声说,“你今天来得真够早的,对吧?”

“也就早了一点点。”我肯定了他,把双膝顶住下巴。我太冷了,牙齿紧咬得生疼。我打量着凯文和罗伊,他们也打量着我。“我想我是不能贿赂你们两位的吧?”

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那要看,”凯文说,“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了。我们没法帮你保密,因为我们得没法把你弄出来。”

“不,不,我不指望那个。”他们放松了。“听着,你们帮我做两件事,我答应给你们一人一百元。第一件事情:我想请一位出去给我拿杯咖啡。”

罗伊露出了他一贯的总台国王般的表情,“不早说,德坦布尔先生,我可以免费帮你去拿。当然啦,你究竟怎么喝我就不知道了。”

“带根吸管。别拿走廊饮料机里的,出去帮我买杯真正的咖啡。要奶,不要糖。”

“一定照办。”罗伊说。

“那第二件事呢?”凯文问。

“我要你到楼上的特藏书库,在我桌子右下角的抽屉里找些衣服给我。如果不让别人知道你在干吗的话,再给你额外的奖励。”

“小事一桩。”凯文说。真奇怪,我以前怎么就这么讨厌他呢?

“最好把这个楼梯给锁上。”凯文听罗伊这么一说,点了点头,走过去关上门。罗伊站在笼子旁边,充满怜悯地看着我,“那么,你是怎么进去的呢?”

我耸了耸肩,“确实没有什么好答案。”

罗伊笑了,摇摇头,“好吧,你先好好想想,我去给你买咖啡。”

二十分钟过去了,我终于听到门锁被再次打开,凯文走下楼梯,后面跟着马特和罗伯托。凯文的眼光遇到我,他肩头一耸,仿佛在说,我尽力了。他把我的衬衫从笼子的网格里塞进来给我,我穿上,罗伯托站着,双手交叉搭在胸前,冷冷地看我。裤子有点肥大,凯文花了好大力气才从网格里弄进来。马特坐在台阶上,一脸迷茫。我听见门又开了,是罗伊,带来了咖啡和甜卷。他把吸管插进我的咖啡里,把杯子放在地上,旁边还有甜卷。我的目光好不容易才挪到罗伯托身上,他转身问罗伊和凯文:“我可以单独和他待一会么?”

“当然,卡勒博士。”两个保安走上楼梯,在通往一层过道的那扇门后消失了。现在,就我一个人,困在这里,眼前是我敬佩的罗伯托,我对他曾经一再地撒谎,今天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了。现在只剩下真相,可它比一切谎言更令人气愤。

“好吧,亨利,”罗伯特说,“说说你的故事。”

亨利:这是个完美的九月早晨,因为爱尔芭(怎么也不肯穿衣服)和地铁(怎么也等不来),我上班有些迟到了,好在不是太久,当然,只是根据我的标准。我在总台签到,罗伊不在,是玛莎,我说:“嗨,玛莎,罗伊去哪儿了?”她说:“哦,他有事跑开了。”我说:“哦。”然后我乘电梯上了四楼,当走进特藏书库时,伊莎贝拉说:“你迟到了。”我说:“不过不算太晚。”我来到我的办公室,马特正站在我的窗口,眺望对面的公园。

“你好,马特!”我说。马特却吓得跳出一丈远。

“亨利!”他脸色煞白地说,“你是怎么从‘笼子’里出来的?”

我把背包放到桌上,瞪着他,“‘笼子’?”

“你——我刚从楼下上来——你被困在‘笼子’里了。罗伯托在下面——你让我上来等,可没说等什么——”

“我的天!”我往桌上一坐。“哦,我的天!”马特坐在我的椅子上,抬头看我。“听着,我能解释……”我开始了。

“你能?”

“当然,”我想了想,“我——你知道——哦,该死的。”

“真的很古怪,难道不是吗,亨利?”

“是的,是很古怪。”我们彼此盯着对方。“听着,马特……我们还是下楼去看看现在怎么样了,然后我一起给你和罗伯托解释,好么?”

“好。”我们站起来,一起下了楼。

我们走到东侧的过道上,罗伊在楼梯入口的附近闲荡。他看见我,吃了一惊,刚想问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只听见凯瑟琳说:“嗨,小伙子们,出了什么事啦?”她边问,边轻快地从我们身边掠过,想要去开通往楼梯的门。“咦,怎么没有一扇打得开?”

“嗯,是这样,米德小姐,”罗伊瞥了我一眼,“我们正好碰到一个故障,呃……”

“没事了,罗伊,”我说,“过来,凯瑟琳。罗伊,你能在这儿待一会儿么?”他点点头,我们进了楼梯。

我们一踏进去,就听见罗伯托说:“听着,我可不想听你坐在这里给我编造科幻小说。我要想看科幻小说的话,我会去阿美丽亚那里借的。”他坐在最低一层台阶上,听到我们进来,他扭头想看看是谁。

“你好,罗伯托。”我轻轻说。凯瑟琳说:“哦,我的天,哦,我的天。”罗伯托站起来,一下子失去了平衡,马特伸手扶稳了他。我看着笼子,里面正是我自己。我坐在地上,穿着我那件白衬衫和咔叽裤,双手抱住顶在胸口上的膝盖,显然又冷又饿。笼子外面还有杯咖啡。罗伯托、马特和凯瑟琳默默无言地看着我们。

“你这是从哪儿来?”我问。

“二〇〇六年八月。”我端起咖啡,举到下巴高,插上吸管递进笼子里,他一口就喝完了。“你还要块甜卷么?”他要的。我把它掰成三块,给了他,我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在动物园里。“你受伤了。”我说。“我的头撞到什么了。”他回答。“你在这儿还要待多久?”“半个小时左右。”他朝罗伯托比划着,“看到了吧?”

“这究竟怎么啦?”凯瑟琳问。

我和自己商量了一下:“你想解释么?”

“我试过了。还是你来吧。”

于是我开始解释,我解释了实际生活和基因构造两方面。我解释了整个情况只是一种我无法控制的疾病,我解释了肯德里克,解释了我和克莱尔如何相遇,又如何再次相遇。我解释了偶然漏洞、量子力学、光子以及光速。我解释了在制约着大多数常人的时间体系之外的那种生活的滋味。我解释了那些谎言、盗窃和恐惧。我解释了我一直多么想过正常人的生活。“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有一份正常的工作。”我总结道。

“我不觉得这是份正常的工作。”凯瑟琳说。

“我也不觉得我这是种正常的生活。”坐在笼子里的我说。

我看看罗伯托,他坐在台阶上,头靠着墙壁,看上去筋疲力尽、满面愁容。“好了,”我问他,“你会解雇我吗?”

罗伯托叹了口气,“不。不,亨利,我不会解雇你。”他小心地站起来,用手掸落衣服后面的灰尘。“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早点把这一切都告诉我?”

“你不会相信我的,”我自己替我回答了,“在你没有亲眼看到之前,就算是刚才,你也没有相信。”

“嗯,是的——”罗伯托张开口,但他接下来的话却被我来去时的响声吞没了。我转过身,笼子里只剩下一堆衣服。我下午会带根撑杆把衣服勾出来的,我转向马特、罗伯托和凯瑟琳。他们震惊无比。

“我的天,”凯瑟琳说,“真像是和克拉克·肯特[克拉克·肯特(Clark Kent),电影《超人》里的主角]一起工作。”

“我觉得自己像是吉米·奥尔森[吉米·奥尔森(Jimmy Olsen),超人现实生活中的好朋友]。”马特说,“呃?”

“那你不就成了露易·兰[露易·兰(Lois Lane),超人现实生活中的女朋友]了么?”罗伯托拿凯瑟琳打趣。

“不,不,克莱尔才是露易·兰。”她回答说。

马特说:“可是,露易·兰可不知道克拉克·肯特和超人之间的联系,而克莱尔……”

“要是没有克莱尔,我早就自暴自弃了,”我说,“我从来就不明白克拉克·肯特为什么一直狠得下心叫露易·兰蒙在鼓里呢?”

“这样故事才更精彩。”马特说。

“是吗?我不觉得。”我回答。

二〇〇六年七月七日,星期五(亨利四十三岁)

亨利:我坐在肯德里克的办公室里,听他解释为什么没有效果。外面热得叫人窒息,像是把又热又湿的羊毛毯裹在木乃伊身上似的。而这里,空调却冷得让我坐在椅子上直起鸡皮疙瘩。和往常一样,我们交叉坐在各自的椅子上,桌子上的烟灰缸里盛满了香烟过滤嘴。肯德里克总是用前一根香烟屁股来点下一根。我们坐着,没有开灯,充斥着烟雾的冷空气很沉,很重,我想喝一杯,我想大叫,我想让肯德里克停下来,让我问上一个问题,我想站起来走出去。不过我还是坐着,听着。

当肯德里克停下来时,楼里的噪音一下子凸显出来了。

“亨利?你在听么?”

我坐直,像个走神的学生被当场逮住一样,我看着他,“嗯,没有。”

“我问你有没有听懂,为什么没有效果。”

“嗯,呃,”我努力整理了一下思路,“没有效果是因为我的免疫系统全乱了套。因为我老了。因为这其中牵涉到太多太多的基因。”

“对,”肯德里克叹了口气,把烟在那堆过滤嘴上捻灭,精巧的烟絮上腾,继而又幻灭。“我很抱歉,”他往椅子后背一靠,一双粉红的柔软的手握在一起,放到膝盖上。我想起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也在这间办公室,八年前。那时,我们俩都更年轻,对伟大的分子基因学信心百倍,准备好好运用科学来挑战大自然。我想起当时我握着肯德里克的时间旅行鼠,看着我小小的白色代言者,心中曾涌动着希望。我又想起当我向克莱尔坦白没有效果时她脸上的表情。当然,她从不认为我们会成功。

我清了清嗓子,“爱尔芭会怎么样?”

肯德里克的脚踝扭在一起,坐立不安,“爱尔芭什么怎么样?”

“对她会有效果吗?”

“我们没法知道,不是吗?除非克莱尔改变主意,允许我研究爱尔芭的DNA。克莱尔对基因治疗的恐惧,我们都领教够了。每次我想要和她讨论这个问题,她总觉得我就是约瑟·蒙各莱[约瑟·蒙各莱(Josef Mengele),纳粹德国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研究孪生和侏儒现象的医生,号称“死亡天使”。]。”

“可如果你有爱尔芭的DNA,”我说,“你就能在一些老鼠身上做实验,研制一些专门针对她的药,等她十八岁后,如果她同意,就可以立即接受治疗。”

“是的。”

“所以就算我彻底完蛋了,起码爱尔芭还是有希望的。”

“是的。”

“那么,好吧。”我站起来,搓了搓手,把那件早已被阴冷的汗浸湿的衬衫脱下来。“我们就这么办吧。”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四日,星期五(克莱尔三十五岁,亨利四十三岁)

克莱尔:我在工作室里制作雁皮絮纸,这种纸薄得透明,薄得都可以将它一眼看穿。我把纤维浆浸到漆料桶里,再捞上来,卷一卷,绕一绕,直到漆料的分布绝对均匀为止。我把它搭在桶沿上滤干时,爱尔芭笑着跑过花园,嚷着:“妈妈!看爸爸给我买的!”她一下子从门外冲进来,唧唧喳喳地来到我跟前,亨利镇静地跟在她后面,我低头看她叫嚷着什么:一双红宝石舞鞋。

“和多萝茜[《绿野仙踪》里想要回家乡的小女孩,她有双会飞的魔法鞋]的一模一样!”爱尔芭说着,在木地板上跳了几下踢踏舞,她把两只鞋子的后跟相互敲了三下,可并没有飞走。当然了,她已经在家了。我笑了。亨利看上去也一副自我满足的样子。

“你去过邮局了吗?”我问他。

他垂下脸,“哎呀,还没,我忘了。对不起。明天一起床就去。”爱尔芭还转个不停。亨利伸出手来,让她停住,“别这样,爱尔芭,你会转晕的。”

“我喜欢转晕的感觉。”

“这可不太好。”

爱尔芭穿着T恤和短裤,她内肘弯里贴了块邦迪。“你的手怎么了?”我问她。她没有回答我,反倒看了看亨利,于是我也朝他看去。

“没事的,”他说,“她自己吮皮肤,结果弄了个吻痕。”

“吻痕是什么?”爱尔芭问。亨利开始解释起来,可我立即打断他,“吻痕怎么要贴邦迪呢?”

“我不知道,”他说,“她就要了。”

我有种预感,算是母亲的第六感吧。我走到爱尔芭身边,“让我看看。”

她那只胳膊贴着身体,另一只手紧紧地抓住它,“别撕邦迪。会疼的。”

“我会小心的,”我坚定地握过她的手臂。她呜咽了一声,可我下了决心。我慢慢伸直她的手,轻轻揭开护创膏,紫色的淤斑里有个红色的小针孔。爱尔芭说,“别呀,好痛。”我松开她,她重新贴上邦迪,看着我,等待着。

“爱尔芭,你去找金太,看看她是不是想过来一起吃晚饭?”爱尔芭笑着跑出了工作室。一分钟后,后门“砰”的关上了。亨利坐在我的画桌边,在椅子上前后晃着身子。他看着我,等我说话。

“我真不敢相信,”我最后说,“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不得不这样。”亨利说。他的语调很平静,“她——我不能就这样离开她,让她没有起码的——我希望能给她一个良好的开始。这样肯德里克医生才可以研究,帮她找到治疗方法,以备万一。”我走到他身边,橡胶套鞋和围裙吱吱作响,我靠在桌边,亨利歪着脑袋,光照在他的脸上,那些皱纹穿越他的前额,围住他的嘴角和眼睛,他瘦了,眼睛在他脸上显得无比巨大。“克莱尔,我没有告诉她为什么,你可以告诉她,等……合适的时候。”

我摇摇头,不。“去给肯德里克打电话,让他立即停止。”

“不。”

“那么我去打。”

“克莱尔,别——”

“我不管你怎样对待你自己的身体,亨利,可是——”

“克莱尔!”亨利从他紧咬着的牙齿里挤出我的名字。

“什么?”

“结束了,好么?我已经完了。肯德里克说他无能为力了。”

“可是——”我停下来,好好消化他刚才的话,“可是今后……还会发生什么呢?”

亨利摇摇头,“我也不知道。也许我们觉得要发生的……真的会发生。但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时……我不能两手空空地离开爱尔芭,都没有帮过她……噢,克莱尔,让我为她做点什么吧!也许没有用,也许她永远都用不上——也许她喜欢时间旅行,也许她不会迷路,不会饥饿,永远不会被逮捕、被追赶、被强暴、被痛打,可是,她如果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呢?如果她只想做个正常的女孩呢?克莱尔?哦,克莱尔,别哭……”可我无法止住,我站着,任泪水哗哗地流在我黄色的橡胶围裙上,后来,亨利站起身抱住我。“克莱尔,我们的责任从来没有被赦免过,”他温柔地说,“我只想给她编一张安全网。”隔着他的T恤我能感觉到他的肋骨。“至少让我给她留下些什么,好吗?”我点点头,亨利亲吻我的额头。“谢谢你。”他说,我又哭了。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亨利四十三岁,克莱尔十三岁)

亨利:现在,我知道结局了。它是这样的:在那个秋天的清晨,我将坐在草坪上。那将是个阴沉寒冷的早晨,我将穿戴起黑色的羊毛大衣、靴子和手套。那天并没有出现在表格上,克莱尔将在她那温暖的小床上睡觉。那年的她十三岁。

远处,一声清脆的枪响将划破干冷的天空,那是猎鹿的季节。在那里,身穿鲜亮橙色外衣的男人们将静坐、等待、射击。然后,他们将一边畅饮啤酒,一边享用妻子为他们准备的三明治。

风汇聚起来,穿过果园,扯落苹果树上那些无用的叶子。草坪云雀屋的后门“哐”的一声,两个穿橙色荧光服的身影出现了,他们扛着瘦长的来复枪,向我走来,走进草坪,那将是菲力浦和马克。他们不会看见我,因为我蜷缩在高高的草丛中,在那片淡棕色和惨绿色的野地里,我只是个一动不动的小块。离我两米开外时,菲力浦和马克将离开小道,走向树林。

他们停下来聆听,他们在我之前听到瑟瑟声、蹦跳声,有东西穿过草地,是那种大而笨重的家伙,白色的一闪而过,或许是什么东西的尾巴?它往我这儿来,往空地上来。马克抬起他的来复枪,仔细瞄准,扣动扳机,然后:

一声枪响,接着一声惨叫,是人的惨叫。随后将是一阵暂时的静止。接着是:“克莱尔!克莱尔!”然后一切恢复平静。

我坐了一会儿,不思考,不呼吸。菲力浦奔过来,我也开始奔跑,马克也在跑,最后我们一起汇聚在那里:

不过,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地上的血,鲜亮而黏稠,还有被压弯的枯草。我们将瞪眼看着陌生的对方,在那片空空的尘土之上。

克莱尔在床上,听到那声惨叫,她将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她坐起来,心脏仿佛就要蹦出胸膛。她跑下楼梯,出门,穿着睡衣来到草坪上。她看见我们三个人时,她停住不动了,迷惑不已。我站在她的父亲和哥哥身后,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菲力浦走到她跟前时,我跑开了,我将躲进果园里,看着她在父亲的怀抱里颤抖,而马克站在一旁,烦躁又困惑,十五岁的他,下巴上长着短须,他看着我,仿佛努力要把我刻在脑海里。

然后,克莱尔看着我,我向她挥手,在父亲的陪伴下她将回到家里。她也朝我挥手,纤细的身体,睡衣被风撑得满满的,像是天使的翅膀。她将在我的视线中越来越小,最后融入远方,消失在房子里。我将在那被践踏过的血淋淋的小块土地上站着,我将明白:在某处,我就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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