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亨利四十三岁，同时也是四十三岁）

亨利：我在黑暗中苏醒，躺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我想要坐起来，却感到晕眩，不得不再次躺下。头很疼，我用手去摸，左耳后面肿了一大块。当眼睛适应了黑暗后，我依稀看见楼梯的轮廓，那个“出口”标记，以及一只只高高挂在我头顶的荧光灯泡，孤零零地发出冷光，四周都是“笼子”的十字交叉的网格。这是纽贝雷，看来我已经被“笼子”困了好几个小时了。

“别慌张，”我大声对自己说，“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我停下来，因为我根本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我努力站起来，瑟瑟地发抖，我究竟还要等多久？同事看到我会怎么想？时辰终于到了，就要被揭开伪装，露出我自然界稀有怪胎的真面目了。不过，至少要说的是，我从没盼望过会有这么一天到来。

我前后走动，试着让身体暖和些，可是却头疼起来。我放弃了，坐在笼子中心的地板上，身体尽量缩成一团。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我在脑海中一遍遍回放整个经过，假设各种可能出现的或好或坏的结果。最后我厌倦了，便开始在脑海里一盘接一盘地播放唱片。果酱乐队的《那是场娱乐》、艾尔维斯·考斯特罗的《药片和肥皂》、路·瑞德的《完美的一天》，正当我搜肠刮肚地回忆四人帮乐队的《我爱上了制服男人》的歌词时，灯突然亮了。肯定是纳粹保安凯文，他要开馆了。当我赤身裸体地被困在笼子里时，整个地球上我最不愿意碰到的人就是凯文，也真巧，他一进来便很自然地注意到了我。我蜷缩在地上，学负鼠装死。

“谁在那儿？”凯文喊道，他的声音大得根本没必要。我想象凯文站在那儿的样子，面色煞白，伸长了脖子，立在楼梯那片雾蒙蒙的灯光下。他的声音在四周的混凝土墙上跳跃回响。他走下楼梯，站在最低一格台阶上，离我大概三米远。“你是怎么进去的？”他绕着笼子转，我继续假装不省人事，因为我不能解释，还不如充耳不闻。“我的天！是德坦布尔先生。”我能觉察到他站在那儿，张大嘴巴瞪着我。最后他终于想起了无线对讲机。“啊，十——四，喂，罗伊。”无法辨听的静电噪声。“呃，是，罗伊，我是凯文，呃，你能下来到A46区吗？对，在最下面。”一阵埋怨。“快点下来。”他关上对讲机。“上帝啊，德坦布尔，我不知道你这么做是想要证明什么，不过现在你真的已经证明了。”我听见他四处走动，鞋子发出“吱吱”的声响，嘴里还在轻轻地嘟哝。我猜他一定坐到了台阶上。几分钟后，台阶上的门开了，罗伊走下来。罗伊是我最喜欢的保安，一位高大魁梧的黑人绅士，脸上总带着美丽迷人的微笑，他是总服务台里的国王，我每天上班都会被他的热情感染，心情愉快极了。

“哇，”罗伊说，“瞧瞧这是谁？”

“是德坦布尔，我真想不明白他是怎么进去的。”

“德坦布尔？天啊天啊。这小子确实有暴露老二的癖好，我有没有和你说过，有一次我发现他在三楼过道里一丝不挂地跑步？”

“嗯，你说过。”

“呃，我想，我们得先把他弄出来。”

“他现在动都不动。”

“不过，他还在呼吸。你觉得他受伤了么？或许我们该叫辆救护车？”

“我们该通知消防队，得用那些气动大铁钳来把他救出来。”凯文听上去很激动。我可不要什么消防队或是医生，于是我痛苦地哼了一声，坐了起来。

“早上好啊，德坦布尔先生，”罗伊低声说，“你今天来得真够早的，对吧？”

“也就早了一点点。”我肯定了他，把双膝顶住下巴。我太冷了，牙齿紧咬得生疼。我打量着凯文和罗伊，他们也打量着我。“我想我是不能贿赂你们两位的吧？”

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那要看，”凯文说，“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了。我们没法帮你保密，因为我们得没法把你弄出来。”

“不，不，我不指望那个。”他们放松了。“听着，你们帮我做两件事，我答应给你们一人一百元。第一件事情：我想请一位出去给我拿杯咖啡。”

罗伊露出了他一贯的总台国王般的表情，“不早说，德坦布尔先生，我可以免费帮你去拿。当然啦，你究竟怎么喝我就不知道了。”

“带根吸管。别拿走廊饮料机里的，出去帮我买杯真正的咖啡。要奶，不要糖。”

“一定照办。”罗伊说。

“那第二件事呢？”凯文问。

“我要你到楼上的特藏书库，在我桌子右下角的抽屉里找些衣服给我。如果不让别人知道你在干吗的话，再给你额外的奖励。”

“小事一桩。”凯文说。真奇怪，我以前怎么就这么讨厌他呢？

“最好把这个楼梯给锁上。”凯文听罗伊这么一说，点了点头，走过去关上门。罗伊站在笼子旁边，充满怜悯地看着我，“那么，你是怎么进去的呢？”

我耸了耸肩，“确实没有什么好答案。”

罗伊笑了，摇摇头，“好吧，你先好好想想，我去给你买咖啡。”

二十分钟过去了，我终于听到门锁被再次打开，凯文走下楼梯，后面跟着马特和罗伯托。凯文的眼光遇到我，他肩头一耸，仿佛在说，我尽力了。他把我的衬衫从笼子的网格里塞进来给我，我穿上，罗伯托站着，双手交叉搭在胸前，冷冷地看我。裤子有点肥大，凯文花了好大力气才从网格里弄进来。马特坐在台阶上，一脸迷茫。我听见门又开了，是罗伊，带来了咖啡和甜卷。他把吸管插进我的咖啡里，把杯子放在地上，旁边还有甜卷。我的目光好不容易才挪到罗伯托身上，他转身问罗伊和凯文：“我可以单独和他待一会么？”

“当然，卡勒博士。”两个保安走上楼梯，在通往一层过道的那扇门后消失了。现在，就我一个人，困在这里，眼前是我敬佩的罗伯托，我对他曾经一再地撒谎，今天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了。现在只剩下真相，可它比一切谎言更令人气愤。

“好吧，亨利，”罗伯特说，“说说你的故事。”

亨利：这是个完美的九月早晨，因为爱尔芭（怎么也不肯穿衣服）和地铁（怎么也等不来），我上班有些迟到了，好在不是太久，当然，只是根据我的标准。我在总台签到，罗伊不在，是玛莎，我说：“嗨，玛莎，罗伊去哪儿了？”她说：“哦，他有事跑开了。”我说：“哦。”然后我乘电梯上了四楼，当走进特藏书库时，伊莎贝拉说：“你迟到了。”我说：“不过不算太晚。”我来到我的办公室，马特正站在我的窗口，眺望对面的公园。

“你好，马特！”我说。马特却吓得跳出一丈远。

“亨利！”他脸色煞白地说，“你是怎么从‘笼子’里出来的？”

我把背包放到桌上，瞪着他，“‘笼子’？”

“你——我刚从楼下上来——你被困在‘笼子’里了。罗伯托在下面——你让我上来等，可没说等什么——”

“我的天！”我往桌上一坐。“哦，我的天！”马特坐在我的椅子上，抬头看我。“听着，我能解释……”我开始了。

“你能？”

“当然，”我想了想，“我——你知道——哦，该死的。”

“真的很古怪，难道不是吗，亨利？”

“是的，是很古怪。”我们彼此盯着对方。“听着，马特……我们还是下楼去看看现在怎么样了，然后我一起给你和罗伯托解释，好么？”

“好。”我们站起来，一起下了楼。

我们走到东侧的过道上，罗伊在楼梯入口的附近闲荡。他看见我，吃了一惊，刚想问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只听见凯瑟琳说：“嗨，小伙子们，出了什么事啦？”她边问，边轻快地从我们身边掠过，想要去开通往楼梯的门。“咦，怎么没有一扇打得开？”

“嗯，是这样，米德小姐，”罗伊瞥了我一眼，“我们正好碰到一个故障，呃……”

“没事了，罗伊，”我说，“过来，凯瑟琳。罗伊，你能在这儿待一会儿么？”他点点头，我们进了楼梯。

我们一踏进去，就听见罗伯托说：“听着，我可不想听你坐在这里给我编造科幻小说。我要想看科幻小说的话，我会去阿美丽亚那里借的。”他坐在最低一层台阶上，听到我们进来，他扭头想看看是谁。

“你好，罗伯托。”我轻轻说。凯瑟琳说：“哦，我的天，哦，我的天。”罗伯托站起来，一下子失去了平衡，马特伸手扶稳了他。我看着笼子，里面正是我自己。我坐在地上，穿着我那件白衬衫和咔叽裤，双手抱住顶在胸口上的膝盖，显然又冷又饿。笼子外面还有杯咖啡。罗伯托、马特和凯瑟琳默默无言地看着我们。

“你这是从哪儿来？”我问。

“二〇〇六年八月。”我端起咖啡，举到下巴高，插上吸管递进笼子里，他一口就喝完了。“你还要块甜卷么？”他要的。我把它掰成三块，给了他，我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在动物园里。“你受伤了。”我说。“我的头撞到什么了。”他回答。“你在这儿还要待多久？”“半个小时左右。”他朝罗伯托比划着，“看到了吧？”

“这究竟怎么啦？”凯瑟琳问。

我和自己商量了一下：“你想解释么？”

“我试过了。还是你来吧。”

于是我开始解释，我解释了实际生活和基因构造两方面。我解释了整个情况只是一种我无法控制的疾病，我解释了肯德里克，解释了我和克莱尔如何相遇，又如何再次相遇。我解释了偶然漏洞、量子力学、光子以及光速。我解释了在制约着大多数常人的时间体系之外的那种生活的滋味。我解释了那些谎言、盗窃和恐惧。我解释了我一直多么想过正常人的生活。“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有一份正常的工作。”我总结道。

“我不觉得这是份正常的工作。”凯瑟琳说。

“我也不觉得我这是种正常的生活。”坐在笼子里的我说。

我看看罗伯托，他坐在台阶上，头靠着墙壁，看上去筋疲力尽、满面愁容。“好了，”我问他，“你会解雇我吗？”

罗伯托叹了口气，“不。不，亨利，我不会解雇你。”他小心地站起来，用手掸落衣服后面的灰尘。“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早点把这一切都告诉我？”

“你不会相信我的，”我自己替我回答了，“在你没有亲眼看到之前，就算是刚才，你也没有相信。”

“嗯，是的——”罗伯托张开口，但他接下来的话却被我来去时的响声吞没了。我转过身，笼子里只剩下一堆衣服。我下午会带根撑杆把衣服勾出来的，我转向马特、罗伯托和凯瑟琳。他们震惊无比。

“我的天，”凯瑟琳说，“真像是和克拉克·肯特[克拉克·肯特（Clark Kent），电影《超人》里的主角]一起工作。”

“我觉得自己像是吉米·奥尔森[吉米·奥尔森（Jimmy Olsen），超人现实生活中的好朋友]。”马特说，“呃？”

“那你不就成了露易·兰[露易·兰（Lois Lane），超人现实生活中的女朋友]了么？”罗伯托拿凯瑟琳打趣。

“不，不，克莱尔才是露易·兰。”她回答说。

马特说：“可是，露易·兰可不知道克拉克·肯特和超人之间的联系，而克莱尔……”

“要是没有克莱尔，我早就自暴自弃了，”我说，“我从来就不明白克拉克·肯特为什么一直狠得下心叫露易·兰蒙在鼓里呢？”

“这样故事才更精彩。”马特说。

“是吗？我不觉得。”我回答。

二〇〇六年七月七日，星期五（亨利四十三岁）

亨利：我坐在肯德里克的办公室里，听他解释为什么没有效果。外面热得叫人窒息，像是把又热又湿的羊毛毯裹在木乃伊身上似的。而这里，空调却冷得让我坐在椅子上直起鸡皮疙瘩。和往常一样，我们交叉坐在各自的椅子上，桌子上的烟灰缸里盛满了香烟过滤嘴。肯德里克总是用前一根香烟屁股来点下一根。我们坐着，没有开灯，充斥着烟雾的冷空气很沉，很重，我想喝一杯，我想大叫，我想让肯德里克停下来，让我问上一个问题，我想站起来走出去。不过我还是坐着，听着。

当肯德里克停下来时，楼里的噪音一下子凸显出来了。

“亨利？你在听么？”

我坐直，像个走神的学生被当场逮住一样，我看着他，“嗯，没有。”

“我问你有没有听懂，为什么没有效果。”

“嗯，呃，”我努力整理了一下思路，“没有效果是因为我的免疫系统全乱了套。因为我老了。因为这其中牵涉到太多太多的基因。”

“对，”肯德里克叹了口气，把烟在那堆过滤嘴上捻灭，精巧的烟絮上腾，继而又幻灭。“我很抱歉，”他往椅子后背一靠，一双粉红的柔软的手握在一起，放到膝盖上。我想起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也在这间办公室，八年前。那时，我们俩都更年轻，对伟大的分子基因学信心百倍，准备好好运用科学来挑战大自然。我想起当时我握着肯德里克的时间旅行鼠，看着我小小的白色代言者，心中曾涌动着希望。我又想起当我向克莱尔坦白没有效果时她脸上的表情。当然，她从不认为我们会成功。

我清了清嗓子，“爱尔芭会怎么样？”

肯德里克的脚踝扭在一起，坐立不安，“爱尔芭什么怎么样？”

“对她会有效果吗？”

“我们没法知道，不是吗？除非克莱尔改变主意，允许我研究爱尔芭的DNA。克莱尔对基因治疗的恐惧，我们都领教够了。每次我想要和她讨论这个问题，她总觉得我就是约瑟·蒙各莱[约瑟·蒙各莱（Josef Mengele），纳粹德国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研究孪生和侏儒现象的医生，号称“死亡天使”。]。”

“可如果你有爱尔芭的DNA，”我说，“你就能在一些老鼠身上做实验，研制一些专门针对她的药，等她十八岁后，如果她同意，就可以立即接受治疗。”

“是的。”

“所以就算我彻底完蛋了，起码爱尔芭还是有希望的。”

“是的。”

“那么，好吧。”我站起来，搓了搓手，把那件早已被阴冷的汗浸湿的衬衫脱下来。“我们就这么办吧。”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四日，星期五（克莱尔三十五岁，亨利四十三岁）

克莱尔：我在工作室里制作雁皮絮纸，这种纸薄得透明，薄得都可以将它一眼看穿。我把纤维浆浸到漆料桶里，再捞上来，卷一卷，绕一绕，直到漆料的分布绝对均匀为止。我把它搭在桶沿上滤干时，爱尔芭笑着跑过花园，嚷着：“妈妈！看爸爸给我买的！”她一下子从门外冲进来，唧唧喳喳地来到我跟前，亨利镇静地跟在她后面，我低头看她叫嚷着什么：一双红宝石舞鞋。

“和多萝茜[《绿野仙踪》里想要回家乡的小女孩，她有双会飞的魔法鞋]的一模一样！”爱尔芭说着，在木地板上跳了几下踢踏舞，她把两只鞋子的后跟相互敲了三下，可并没有飞走。当然了，她已经在家了。我笑了。亨利看上去也一副自我满足的样子。

“你去过邮局了吗？”我问他。

他垂下脸，“哎呀，还没，我忘了。对不起。明天一起床就去。”爱尔芭还转个不停。亨利伸出手来，让她停住，“别这样，爱尔芭，你会转晕的。”

“我喜欢转晕的感觉。”

“这可不太好。”

爱尔芭穿着T恤和短裤，她内肘弯里贴了块邦迪。“你的手怎么了？”我问她。她没有回答我，反倒看了看亨利，于是我也朝他看去。

“没事的，”他说，“她自己吮皮肤，结果弄了个吻痕。”

“吻痕是什么？”爱尔芭问。亨利开始解释起来，可我立即打断他，“吻痕怎么要贴邦迪呢？”

“我不知道，”他说，“她就要了。”

我有种预感，算是母亲的第六感吧。我走到爱尔芭身边，“让我看看。”

她那只胳膊贴着身体，另一只手紧紧地抓住它，“别撕邦迪。会疼的。”

“我会小心的，”我坚定地握过她的手臂。她呜咽了一声，可我下了决心。我慢慢伸直她的手，轻轻揭开护创膏，紫色的淤斑里有个红色的小针孔。爱尔芭说，“别呀，好痛。”我松开她，她重新贴上邦迪，看着我，等待着。

“爱尔芭，你去找金太，看看她是不是想过来一起吃晚饭？”爱尔芭笑着跑出了工作室。一分钟后，后门“砰”的关上了。亨利坐在我的画桌边，在椅子上前后晃着身子。他看着我，等我说话。

“我真不敢相信，”我最后说，“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不得不这样。”亨利说。他的语调很平静，“她——我不能就这样离开她，让她没有起码的——我希望能给她一个良好的开始。这样肯德里克医生才可以研究，帮她找到治疗方法，以备万一。”我走到他身边，橡胶套鞋和围裙吱吱作响，我靠在桌边，亨利歪着脑袋，光照在他的脸上，那些皱纹穿越他的前额，围住他的嘴角和眼睛，他瘦了，眼睛在他脸上显得无比巨大。“克莱尔，我没有告诉她为什么，你可以告诉她，等……合适的时候。”

我摇摇头，不。“去给肯德里克打电话，让他立即停止。”

“不。”

“那么我去打。”

“克莱尔，别——”

“我不管你怎样对待你自己的身体，亨利，可是——”

“克莱尔！”亨利从他紧咬着的牙齿里挤出我的名字。

“什么？”

“结束了，好么？我已经完了。肯德里克说他无能为力了。”

“可是——”我停下来，好好消化他刚才的话，“可是今后……还会发生什么呢？”

亨利摇摇头，“我也不知道。也许我们觉得要发生的……真的会发生。但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时……我不能两手空空地离开爱尔芭，都没有帮过她……噢，克莱尔，让我为她做点什么吧！也许没有用，也许她永远都用不上——也许她喜欢时间旅行，也许她不会迷路，不会饥饿，永远不会被逮捕、被追赶、被强暴、被痛打，可是，她如果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呢？如果她只想做个正常的女孩呢？克莱尔？哦，克莱尔，别哭……”可我无法止住，我站着，任泪水哗哗地流在我黄色的橡胶围裙上，后来，亨利站起身抱住我。“克莱尔，我们的责任从来没有被赦免过，”他温柔地说，“我只想给她编一张安全网。”隔着他的T恤我能感觉到他的肋骨。“至少让我给她留下些什么，好吗？”我点点头，亨利亲吻我的额头。“谢谢你。”他说，我又哭了。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亨利四十三岁，克莱尔十三岁）

亨利：现在，我知道结局了。它是这样的：在那个秋天的清晨，我将坐在草坪上。那将是个阴沉寒冷的早晨，我将穿戴起黑色的羊毛大衣、靴子和手套。那天并没有出现在表格上，克莱尔将在她那温暖的小床上睡觉。那年的她十三岁。

远处，一声清脆的枪响将划破干冷的天空，那是猎鹿的季节。在那里，身穿鲜亮橙色外衣的男人们将静坐、等待、射击。然后，他们将一边畅饮啤酒，一边享用妻子为他们准备的三明治。

风汇聚起来，穿过果园，扯落苹果树上那些无用的叶子。草坪云雀屋的后门“哐”的一声，两个穿橙色荧光服的身影出现了，他们扛着瘦长的来复枪，向我走来，走进草坪，那将是菲力浦和马克。他们不会看见我，因为我蜷缩在高高的草丛中，在那片淡棕色和惨绿色的野地里，我只是个一动不动的小块。离我两米开外时，菲力浦和马克将离开小道，走向树林。

他们停下来聆听，他们在我之前听到瑟瑟声、蹦跳声，有东西穿过草地，是那种大而笨重的家伙，白色的一闪而过，或许是什么东西的尾巴？它往我这儿来，往空地上来。马克抬起他的来复枪，仔细瞄准，扣动扳机，然后：

一声枪响，接着一声惨叫，是人的惨叫。随后将是一阵暂时的静止。接着是：“克莱尔！克莱尔！”然后一切恢复平静。

我坐了一会儿，不思考，不呼吸。菲力浦奔过来，我也开始奔跑，马克也在跑，最后我们一起汇聚在那里：

不过，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地上的血，鲜亮而黏稠，还有被压弯的枯草。我们将瞪眼看着陌生的对方，在那片空空的尘土之上。

克莱尔在床上，听到那声惨叫，她将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她坐起来，心脏仿佛就要蹦出胸膛。她跑下楼梯，出门，穿着睡衣来到草坪上。她看见我们三个人时，她停住不动了，迷惑不已。我站在她的父亲和哥哥身后，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菲力浦走到她跟前时，我跑开了，我将躲进果园里，看着她在父亲的怀抱里颤抖，而马克站在一旁，烦躁又困惑，十五岁的他，下巴上长着短须，他看着我，仿佛努力要把我刻在脑海里。

然后，克莱尔看着我，我向她挥手，在父亲的陪伴下她将回到家里。她也朝我挥手，纤细的身体，睡衣被风撑得满满的，像是天使的翅膀。她将在我的视线中越来越小，最后融入远方，消失在房子里。我将在那被践踏过的血淋淋的小块土地上站着，我将明白：在某处，我就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