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克莱尔三十五岁，亨利四十三岁）

克莱尔：亨利走了整整一天了，我和爱尔芭去麦当劳吃晚饭，我们玩了“小猫钓鱼”和“疯狂八字”；爱尔芭画了幅画：一个长发小女孩乘着一只小狗飞翔，我们一起挑选她明天上学穿的衣服。此刻，她上了床，我坐在前厅里，试着读读普鲁斯特的书，但每次读起法文总让人昏昏欲睡，在我就要睡着时，客厅里传来一声巨响，亨利倒在地板上，颤抖，他那么苍白、冰冷——“救救我。”他的牙齿咯咯作响，我赶忙奔向电话机。

后来：

抢救室：荧光灯下灵薄狱[地狱的边缘，在地狱与天堂之间，是善良的非基督徒与未受洗礼的儿童的灵魂所居之处]的景象：浑身是病的老人，妈妈带着发烧的孩子，那些少年——医生正在手术室里把子弹从他们伙伴的身体里取出来——他们今后将在仰慕他们的女孩面前吹嘘不已，可现在一个个却耷拉着脑袋，无比困倦。

后来：

一间白色的小房间：护士们把亨利抬上床，揭开毯子。他睁开眼睛，凝视我，又把眼睛闭了起来。一位金发实习生把他全身检查了一遍，一名护士测了他的体温和脉搏。亨利在发抖，抖得那么厉害，以至于整个床都跟着在抖，后来连护士的手臂都抖了起来，就像七十年代汽车旅馆的那些电动床。住院医生过来，依次检查亨利的瞳孔、耳朵、鼻子、手指、脚趾、生殖器。她们开始用毯子和某种像是金属铝箔的东西包裹他，再用冰袋包起他的脚。房间里很温暖，亨利眨了几下眼睛，又睁开了，他想说些什么，像是在叫我的名字。我把手伸到毯子下面，握住他冰冷的双手。我看了看护士。“需要加热，让他自身的体温上来，”她说，“然后还要继续观察。”

后来：

“九月里怎么可能会得低体温症[温血动物体温异常降低的一种现象，并伴有生理活动普遍减慢的现象]呢？”住院医生问。

“我也不知道，”我说，“问他吧。”

后来：

早晨，我和查丽丝在医院的自助餐厅里，她正吃着巧克力布丁。亨利在楼上的病房里睡觉，金太陪着他。我盘子里有两片吐司，浸透了黄油，我一口也没吃。查丽丝旁边还坐着一位，是肯德里克。“好消息，”他说，“他的体温已经升到三十六度四了，大脑好像也没有受伤。”

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感谢上帝，这是我心中惟一的话。

“这样，嗯，等我结束圣路克医院那边的工作，我会过来再检查的。”肯德里克说着，站起身来。

“戴维，谢谢你。”在他就要出发前，我才说了一句。肯德里克微微一笑，离开了。

后来：

默莉医生走进来，身后跟着一名印裔护士，胸牌上写着：苏。苏端来一只大盆、一个温度计和一只水桶，不管用什么方法，总之很原始。

“早上好，德坦布尔先生，德坦布尔太太，我们要让您的脚重新回暖。”苏把盆子放到地上，默默地走进卫生间。水哗哗地流。默莉医生身材高大，一头美丽的蜂窝式发型，只有某些特别令人难忘、特别美丽的女黑人才梳得好看。她宽大的身体从白色外衣的边褶处开始，渐渐缩小，一路下去，到达鳄鱼皮平跟女鞋里两只完美的脚。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针管和一次用量的针剂，并把药剂吸进了针管。

“那是什么？”我问。

“吗啡，接下来会很疼，他的脚快不行了。”她轻柔地抬起亨利的手臂，亨利默然地伸给她，仿佛她在纸牌游戏中赌赢了他的手臂一样。她下手很轻柔，针头一滑进皮肤，她便推下注射器的活塞，过了一会，亨利发出一声感激的呻吟。默莉医生把冰袋从亨利的双脚上移开，苏端着热水出现了。她把热水放在床边，默莉医生降下床，两个人摆弄着让亨利坐起来。苏量了量水温，把水倒进盆子，又把亨利的脚浸在里面。亨利剧烈地喘着气。

“能被救回来的皮肉组织都会变成鲜红色。如果不像煮熟的龙虾，那就出问题了。”

我看着亨利的双脚，它们漂浮在黄色塑料盆里，白得像雪、白得像大理石、白得像钛、白得像纸、白得像面包、白得像床单，要多白就有多白。亨利冰冷的脚让一盆热水变成了温的，于是苏去换水，温度计上显示为41度，五分钟后，就只有32度了，苏不得不再去换水。亨利的脚像死鱼一样晃动，眼泪从他的颧骨上滚落，在他的下颚上消失。我擦拭他的脸，爱抚他的头，等待他的脚变成鲜红色，就像等待在盛满化学药水的盘子里的胶片显出影像来。他的脚踝处出现了一些红色，左脚上的红色扩散开来，在脚后跟上方形成红色的斑点，最后，一些脚趾也勉强地露出了羞红。可是他的右脚上依旧是顽固的苍白，踝关节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些粉色，却再也没有扩散下去。一个小时后，默莉医生和苏小心地把亨利的脚擦干，苏往他的脚趾头间夹了些棉花。她们让他重新躺好，在他的脚上加了支架，这样就没有东西会碰到它们了。

后来：

夜很深了，我在仁爱医院，坐在亨利的床边，看着他熟睡。高梅兹坐在床另一侧的椅子上，也睡着了，他的头仰在后面，张着嘴，还不时发出轻微的鼾声，转动几下脑袋。

亨利一动不动，安安静静的。静脉仪不停地发出短促的声响。床脚有个像帐篷一样的装置，巧妙地把毯子置高，避开原本他双脚所在的地方，可是现在亨利的脚已经不在那儿了，冻伤毁了它们。今天早晨，亨利脚踝下方的部分都被截去了。我无法想象，我努力不去想象，毯子下面是什么景象。亨利的双手扎着绷带，伸在毯子外面，我握住他的手，如此冷，如此干，腕部如此地脉动，它在我手中如此地真实。手术后，默莉医生问我要如何处理亨利的脚。装上假肢应当是正确的回答，可我只是耸耸肩，望向别处。

一名护士进来，朝我笑笑，给亨利打了针。几分钟后，他发出了几下叹息，就像毒品罩住了他的大脑，他把脸转向我，微眨了下眼睛，继续睡了。

我要祷告，可我想不起来祷词，脑子里全都是：嘛呢嘛呢嘛呢哞，抓住老虎的脚指头，要是它吼，赶快放它走，嘛呢嘛呢嘛呢哞。哦上帝啊，别这样，别这样对我好吗？这条蛇鲨终究是个怖悸种[《爱丽斯梦游仙境》的作者路易斯·卡洛尔于1874年的某一天上午散步时，脑海里突然涌出一句诗：“因为这条蛇鲨真的属于怖悸种，你知道吧。”（For the Snark was a boojum, you see）当时他一头雾水，但是立刻记了下来，并由此得到了灵感，写出了小说《猎蛇鲨记》（The Hunting of Snark）]。不，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快去找医生。你怎么了？得去医院。我要截肢了，截得很厉害。把绷带拆开，让我看一下。嗯，截了那么多啊。[原文是法语]

我不知道时间，外面的天空开始放亮。我把亨利的手放回到毯子上，他防备性地缩回胸前。

高梅兹打了个哈欠，尽力舒展他的双臂，把手关节弄得咯咯作响，“小猫，早上好。”他说着，起身笨重地走进卫生间，我听见他的小便声，这时亨利睁开了眼睛。

“我在哪？”

“仁爱医院。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亨利盯着天花板，然后，缓缓地，他自己坐起来，靠着枕垫，瞪着床脚。他往前倾身，伸手去摸毯子下面。我闭上眼睛。

亨利发出了尖叫。

二〇〇六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二（克莱尔三十五岁，亨利四十三岁）

克莱尔：亨利出院回家已经一个星期了。他整天都在床上，蜷缩着身体面向窗外，在吗啡的间歇影响下时醒时睡。我试图喂他汤、吐司、通心面和奶酪，可他吃得很少，话也很少。爱尔芭在旁边转来转去，静静地、焦急地取悦他，给她爸爸橘子、报纸、她的泰迪熊，可亨利的微笑恍恍惚惚、心不在焉的，送来的东西在床头柜上堆成一堆，他也没有动过。一位手脚麻利的护士索尼亚·布朗每隔一天来一次，帮他换衣服，对他好言相劝，不过，当她钻进那辆红色的大众甲壳虫后，亨利便又失去了自我。我帮他用便盆，帮他换睡衣，我问他感觉如何，需要什么，他或者含糊地回答，或者什么都不说。尽管亨利就在我眼前，可他已经消失了。

我拎着一篮换洗衣服路过走廊，经过卧室时，从微微开启的门缝里看见亨利，他缩在床上，爱尔芭站在他身边。我停下来看她，她站得笔直，双臂垂在身体两侧，黑色的辫子在背后晃来晃去的，蓝色的圆领衫拉得都变了形。早晨的阳光泻进房间，把一切都冲洗成了黄色。

“爸爸？”爱尔芭轻声细语地说，亨利没有作答。她又试了一次，更大声些。亨利翻过身来，蜷起身子。爱尔芭坐到床边，亨利闭上眼睛。

“爸爸？”

“嗯？”

“你会死吗？”

亨利睁开眼睛盯着爱尔芭，“不会。”

“爱尔芭说你已经死了。”

“那是未来的事，爱尔芭，还没到呢。告诉爱尔芭她不该对你说这些事。”亨利摸了摸下巴上的胡须，这些都是出院后新长出来的。爱尔芭坐着，双手交叉地放在大腿和膝盖上。

“你以后一直都要这样躺在床上吗？”

亨利坐直身子，这样头就可以倚在床头板上，“也许吧。”他在床头柜抽屉里翻了一阵，可是止痛药在卫生间里。

“为什么？”

“因为我像个废物，好吗？”

爱尔芭下了床，从亨利身边缩回来。“好的！”她说完便推门而出，几乎撞在我身上，她吓了一跳，然后静静地搂住我的腰。我把她抱起，她在我怀里可真沉。我把她抱进她自己的房间，我们坐在摇椅上，一起摇来摇去。爱尔芭滚烫的脸贴着我的脖子，我该对你说些什么，爱尔芭？我该说些什么呢？

二〇〇六年十月十八日、十九日，星期三和星期四；

十月二十六日，星期四（克莱尔三十五岁，亨利四十三岁）

克莱尔：我站在工作室里，捧着一卷做雕塑骨架用的金属丝和一捆素描。我把大工作台整理干净，把素描整齐地钉在墙上。现在，我要让那一整件雕塑从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我试图把它想象成立体的形状，原样大小。我一刀剪下去，长长的一段金属丝摇晃了几下，从那一大卷里弹了出来。我开始构造一副躯体，把金属丝扎成肩骨、胸骨、胸廓，然后是骨盆。我停下来，手臂和大腿应该有关节吗？要不要再扎两只脚呢？我逐步明白过来，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于是我把它们都放到桌子底下，又拿起一些金属丝。

像个天使。每一位天使都是可怖的。然而，呜呼，我却歌颂你们，几乎致命的灵魂之鸟们……[选自刘皓明译《杜伊诺哀歌·第二首哀歌》]我想给他的只是翅膀。我把细细的金属丝绕圈折弯，在空中挥舞，我测量了自己的臂长，然后制作翅翼。我重复着，宛如镜子里的倒影，扎成第二只翅膀。我用眼睛测量，用手感受重量和形状，检验它们的对称性，就像给爱尔芭理发那样。我把翅膀扣在一起，爬上梯子，把它们挂在天花板上。它们浮在空中，空气悬在周围，它在我的胸前，优美、华丽，只是，无用。

开始我想象是白色的，现在我意识到根本不是。我打开颜料橱：深海蓝、黄赭、生褐、鲜绿、深茜红。都不是。终于找到了：铁锈红。干血的颜色。可怕的天使不是洁白的，也不会比我所能调出的所有白色更白。我把染料罐放在台子上，放在骨炭灰旁边。我走近一捆纤维，它们在工作室最里面的角落里，散发着芳香，槠树和亚麻，它们透明而柔韧，其中一种抖动起来像紧合的牙齿，而另一种又像嘴唇般柔软。我称了一公斤坚韧而柔软的槠树皮，这些树皮事先需要经过煮熟、捶打、破裂、敲击等多道工艺。架在两个炉子上的大锅正烧着热水，沸腾后，我才开始放槠树皮，观察它们变色，缓缓地吸收水分。我按着剂量放苏打粉，盖上锅子，打开排风罩，再把一斤白亚麻切成小段，往搅拌器里注满水，最后把那些小段揉碎成白色的亚麻浆。至此，我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坐下，隔着院子眺望对面的房间。

与此同时：

亨利：妈妈坐在我的床脚。我不想让她知道我的脚，闭上眼睛假装睡觉。

“亨利？”她说，“我知道你醒了。快点，老弟，起来晒晒太阳。”

我睁开眼睛，原来是金太。“嗯，早呀。”

“已经下午两点半了，你该起床了。”

“我没法起床，金太。我现在没脚了。”

“你有轮椅，”她说，“快点，你要洗个澡，刮刮胡子，哎呀，你身上还有股老年人的味道。”金太站起来，一脸严肃，她掀开我的被子，我躺着，就像一只脱壳的小虾仁，在午后的阳光里又冷又软。金太把我威吓进轮椅，然后把我推到浴室门前，门太窄了，轮椅进不去。

“好吧，”金太站在我面前，双手撑着她的屁股说，“我们该怎么办？嗯？”

“我不知道，金太。我是个死瘫子，这里我不行的。”

“你这是什么话，死瘫子？”

“这是对跛子最高级的轻蔑语。”

金太看着我，就像我八岁那年当她的面说他妈的那样。（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不能说。）“亨利，我觉得应该用残疾人这个词吧。”她俯身，从上往下解我的睡衣扣子。

“我有手，”我说道，自己解开了扣子。金太唐突又粗暴地转过身去，拧开龙头，调好水温，往下水口里塞好塞子。她在医药柜里翻了一阵，找出我的剃刀、润须肥皂还有海狸毛做的剃须刷。我想不出怎样下轮椅，我决定试着从上面滑下来：我把自己的屁股往前挪，弓起后背，滑向地面。结果下来时扭伤了左肩，还撞到了头，好在并不严重。在医院时，理疗师叫潘尼·菲泽怀特，一个年轻人，他非常会鼓励人，教了我不少上下轮椅的技巧，不过那也都是从轮椅到床、轮椅到椅子的阶段。此刻，我坐在地板上，浴缸像一座白色的多佛尔海峡[多佛尔海峡（Cliffs of Dover），位于欧洲大陆和大不列颠岛之间，是欧洲到美洲、非洲航线的必经之路，它也是国际航运最繁忙的水道，居世界各海峡之首]高不可攀。我抬头看金太，她已经八十二岁了，在这里我只能靠我自己。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怜悯。我想，他妈的，怎么样都得想个办法，我不能让金太这么看我。我身体一抖，甩落睡裤，开始解绑在我腿端的绷带。金太在镜子里照牙齿。我把手臂伸过浴缸边缘，试了试水温。

“要是你再加些香草，晚饭就是清炖死瘫子了。”

“太烫了？”金太问我。

“是呀。”

金太重新调了龙头，离开了浴室，顺手把轮椅从门前推开。我灵活地除去右腿上的包扎，绷带下面是苍白冰凉的皮肤。我把手放在它们合拢的地方，也就是皮肉包住骨头的地方。不久之前，我刚吃过维克丁[维克丁（Vicodin），某种止痛药，因效果非常迷幻，常常吃会上瘾；也被人拿来当毒品嗑]，我想趁克莱尔不注意时再吃一颗，瓶子很可能还在上面的医药柜里。这时，金太从厨房里拿了一张椅子又回来了，她把椅子“扑通”一声放在我身边，我把另一条腿上的绷带也拆开了。

“她的水平还不错。”金太说。

“默莉医生么？是啊，比以前大有改观，更符合空气动力学了。”

金太笑了，我让她去厨房拿些电话黄页来，她把它们叠在椅子边，我抬高身体，坐了上去。接着我爬上椅子，几乎是连滚带爬地掉进了浴缸，瞬时激起一片水花，泼洒到地砖上。我在浴缸里了。哈利路亚！金太关上水龙头，拿了条毛巾擦干她的大腿。我沉了下去。

后来：

克莱尔：煮了数小时后，我把槠树纤维扎拢，统统放进打浆器里。打浆的时间越长，纤维末就越细，颜色也越接近牙白。又过了四小时，我加入稳定剂、黏土和染料，米白色的纤维浆突然呈现出深土红色。我在桶里滤去水分，把它们倒进事先准备好的大染缸中。我走进屋子，金太正在厨房里做金枪鱼砂锅，锅里全是削好的土豆片。

“情况怎么样？”我问她。

“相当不错，他在客厅里。”从浴室到客厅的地板上，有一道金太的脚印，亨利在沙发上睡着了，胸口摊着一本打开的博尔赫斯的《虚构集》[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阿根廷诗人、小说家兼翻译家。1944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虚构集》（Ficciones）]。他刚刮过胡子，我俯下身子闻了闻，气味清新，一头湿湿的灰发翘得乱七八糟的，爱尔芭在自己的房间里和她的泰迪熊聊天。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仿佛是我在时间旅行，仿佛又回到了以前某个游离的瞬间。可是，当我的目光顺着亨利的身体一直移到毯子平坦的底部时，我知道，我还身处此时此刻。

第二天早晨，下雨了，我打开工作室的门，那对翅膀的龙骨荡在清晨灰色的光线之中，正等着我。我打开收音机，里面放的是肖邦，起伏的练习曲如同海浪般涌向沙滩。我穿上橡胶靴、塑料围裙，还扎了块头巾，以防纸浆溅到头发上去。我最心爱的模子和定纸框都是柚木和黄铜做的，我把它们冲洗干净，揭开大染缸的盖子，铺好一块放纸的毡子。我伸手搅拌染缸里深红色的浆液，使它们与纤维和水充分融合，到处都是湿淋淋的。我把模子和定纸框放进染缸，再小心地取出它们，端平，水哗哗地往下淌。我把它们搁在染缸边，表面逐渐留下一层纤维。我移开定纸框，将模子压到毛毡上，轻柔地摇晃，我把模子移走后，毛毡上留下一层纸，精致，闪亮。我把另一张毛毡覆在上面，打湿，继续，再一次放下模子和定纸框，捞上来，滤干，摊平。就在如此重复中，我忘记了自己，钢琴曲漂浮在水面上，发出泼溅声、滴水声、下雨声。当弄完一叠纸和毛毡后，我把它们放进水力压纸机里。然后我回到屋子，吃了块火腿三明治。亨利正在看书，爱尔芭上学去了。

午饭后，我拿着那叠新做出来的纸，站在翅膀前。我要把纸膜蒙在那些骨架上，纸还有些潮，颜色也很深，很容易被撕破，可它们就要变成骨架的皮肤。我把纸扭成筋，拧成束，彼此缠绕、相联。此刻，这对翅膀成了蝙蝠的双翼，金属丝在纸面下露出明显的痕迹。我在钢片上烘干没用完的部分，把它们撕成小片，撕成羽毛。翅膀一干，我再把它们一片片地缝上去。我开始给那些纸片着色：黑色、灰色、红色，为那些可怖的天使，为那些致命的鸟，准备飞翔的羽毛。

一个星期后的夜晚：

亨利：克莱尔劝我穿上衣服，还动用高梅兹把我抬出后门，我们穿过院子，来到她的工作室。工作室里烛光通明：大约有一百根蜡烛，或者更多：桌上，地板上，窗台上。高梅兹把我放到工作室的沙发上，回屋去了。工作室正中，一张白色的床单挂在天花板上，我四处张望，看是否有投影仪什么的，可是没有。克莱尔穿了一件黑色的礼服，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脸和手白得几乎要让人产生幻觉。

“来点咖啡？”她问我。住院以后我还从没有喝过呢。“当然了。”我回答她。于是她倒了两杯，加了伴侣，端给我一杯。热腾腾的杯子在我手里，亲切又令人愉快。“我为你做了件东西。”克莱尔说。

“脚么？我可以装上试试。”

“翅膀。”她说着，把白色的床单拉了下来。

那对翅膀可真大，浮在空中，在烛光里摇曳。它们比黑暗还要深沉，威胁人心，却又让人联想到渴望、自由和直冲云霄的冲动；那种坚实地立在地面的感觉，全凭自己的双脚，尽情地奔跑，如同飞翔般地奔跑；那些在空中盘旋的梦想，仿佛地心引力消失了，让我安全地离开地面。在工作室的柔光里，这些梦都回到了心中。克莱尔坐在我身边，我感觉到她的注视。那对翅翼默默无声，它们的边缘参差不齐。我说不出话来。Siehe, ich lebe.Woraus？Weder Kindheit noch Zukunft werden weniger……Überzähliges Dasein entspringt mir im Herzen.看哪，我活着。什么做就？不论童年，还是未来，都没有变少……过量的存在，源于我的心脏。[选自刘皓明译《杜伊诺哀歌·第九哀歌》]

“吻我。”克莱尔说，我转过身，她白色的面庞和深色的嘴唇在黑暗中漂浮，我沉浸其中，我飞翔起来。我解脱了：生命之泉涌入我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