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  作者:奥德丽·尼芬格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一/一九九四年一月二日,星期天(亨利四十三岁)

亨利:我半夜醒来,感觉有千百只长着钢牙的虫子,正啃着我的双腿,还来不及从药瓶里摇出一片维可丁,我已经摔到床下去了。我从地板上硬撑着坐起来,但这并不是我们家的地板,这是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夜晚。我在哪儿?疼痛让眼前的一切都发出微光,可是屋子却是暗的,有种气味让我联想起什么,漂白剂,汗味,香水,好熟悉——不会是——

上楼的脚步声,说话声,打开数把锁的钥匙声(我能躲到哪儿去呢?)门开了,我正趴在地板上,灯亮了,如同摄影棚的高光一下子打在我头上,一个女人轻声说:“哦,我的天!”我拼命想:哦,不可能这样的。然后门关上,我听见英格里德说:“希丽亚,你得走了。”可希丽亚还想留下来,她俩站在门外争论,我垂死地四处张望,但却无路可逃。一定是英格里德在克拉克街的家,尽管我一次也没有来过,可这里全是她的东西,我快窒息了:埃姆斯椅[美国设计师埃姆斯(Charles Eames)设计的椅子,他的风格以美观、舒适、优雅、精致且可大量制造而闻名]、堆满时尚杂志的腰果形大理石茶几、丑陋的橘色长沙发,我们曾经在上面——我搜索着周围任何可以穿的,可是这间小屋子里惟一的布料只是一条阿富汗毛垫,紫黄相间的,与沙发极不协调,我一把抓来,裹起自己,撑到沙发上。英格里德再次打开门,她静静地站了很久,看着我,我也看着她,我想的全都是那句话:哦,英格,你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

在我印象中,英格里德一直是我在金波家一九八八年的国庆日聚会上遇到的那位金发的冰山美人——英格里德·卡尔米歇尔,完美得不可接近,她闪耀的盔甲上镶满了财富、美貌、缱绻,而此刻站在我面前、看着我的英格里德,却如此憔悴、生硬、疲惫。她站着,头微微歪向一边,眼光中充满了诧异和鄙夷。我们两人都不知该如何开场。最后,她脱下外套,扔在椅子上,坐到沙发的另一端。她坐下来时,腿上的皮裤发出轻微的“吱吱”声。

“亨利。”

“英格里德。”

“你在这儿干吗?”

“我不知道。对不起。我只是——你知道的。”我耸了耸肩,两腿疼得非常厉害,我也不在乎我是在哪儿了。

“你看上去糟透了。”

“我很疼。”

“真有意思,我也一样。”

“我是说生理上的疼。”

“怎么啦?”英格里德只在乎我会不会在她面前自燃。我掀开垫毯,露出我一对秃腿桩。

她没有退却,也没有惊恐,连目光也没有移开。后来她的目光移到我的眼睛上,我看得出,在所有我认识的人中,只有英格里德完全理解了我。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旅程,我们却抵达了一样的境遇。她起身走到另一个房间去,回来时手里拿着那只旧针线盒。我心中涌起一阵希望,果不其然:英格里德坐下来,打开盒盖,里面的摆放和从前一样,除了别针和顶针环,各种药物一应俱全。

“你想要什么?”英格里德问。

“鸦片。”她在一只装满药的袋子里翻寻,递给我各色药片,我一眼便看到了盐酸曲马朵[一种缓型止痛药,可缓解骨关节炎疼痛],拿了两片。我干吞了下去,她给我倒了一杯水,我一饮而尽。

“嗯,”英格里德长长的红指甲从金发里穿过,“你从什么时间过来的?”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这里是什么日子?”

英格里德看了看手表,“本来倒还是新年,可现在已经算是一九九四年一月二日了。”

哦,不。真不能这样。“怎么了?”英格里德问。

“没什么。”今天就是英格里德自杀的日子,我能对她说什么呢?我能阻止她么?或者我去叫些人来?“听着,英格,我只想对你说……”我犹豫了,我怎么开口才不会吓到她呢?现在这还重要么?她已经死了么?尽管她还坐在我的对面?

“说什么?”

我直冒汗,“你……对自己好一些。不要……我是说,我知道你现在很不开心——”

“那么,这是谁的错?”她的嘴涂着鲜红的唇膏,显出赌气的样子。我没有回答。是我的错么?我确实不知道。英格里德看着我,像是等我回答。我避开她的目光,看着贴在对面墙上纳吉[纳吉(Laszlo Moholy-Nagy,1895—1946),结构主义摄影大师,他常常采用与众不同的拍摄角度,如仰拍、俯拍、压缩地平线、倾斜构图等,将摄影画面的结构形式发挥到了极致]的招贴画。“亨利,”英格里德说,“你对我为什么那么卑鄙?”

我的目光重新聚在她身上,“我有吗?我不是故意的。”

英格里德摇摇头,“我是死是活,你都不在乎。”

哦,英格里德。“我在乎的。我不要你死。”

“你不在乎。你抛弃了我,你也从没来医院看过我。”英格里德说的时候,那些话好像都呛在她的喉咙里。

“是你家人不让我来的,你母亲让我走远些。”

“可你应该来的。”

我叹了口气,“英格里德,你的医生不允许我探望你。”

“我问过,他们说你从来没打过电话。”

“我打过。他们说你不想和我说话,叫我再也别打了。”止痛的药效上来了,那种针挑似的疼痛缓和下来,我双手伸进垫毯下,放在秃秃的左腿上,再移到右腿。

“我差点就死了,你连句话也没和我说。”

“我以为你不想和我说话了。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你结了婚,再也不给我打电话了,你还请希丽亚去参加婚礼,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

我大笑起来,再也忍不住了。“英格里德,是克莱尔请的希丽亚,她们成了朋友,我一直都不明白,大概是性格互补吧。可不管怎么说,这件事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英格里德什么都不说了,粉妆下是一张苍白的脸。她从外套的口袋深处,掏出一包英伦奥薇尔[英伦奥薇尔(English Ovals),菲莫烟草公司的下属卷烟品牌,万宝路也是其下属品牌之一]和一只打火机。

“你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我问她。英格里德讨厌香烟,她喜欢可乐和冰毒,还有那些起着浪漫名字的饮料。她的两根长指甲从烟盒里夹出一根,点燃。她的手在哆嗦。她深吸了一口,烟圈在她的唇前缓缓升腾。

“没有脚的生活怎么样?”英格里德问我,“对了,究竟怎么回事?”

“冻伤。我一月份在格兰特公园里昏迷了。”

“那你现在怎么走动呢?”

“轮椅,大部分的时候都是。”

“哦,活受罪。”

“是啊,”我说,“确实如此。”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

英格里德问:“没有离婚么?”

“没。”

“有孩子了?”

“有一个。是女儿。”

“噢,”英格里德往后一仰,猛吸了一口烟,细细的烟雾从她的鼻孔里喷出来,“我希望自己也有孩子。”

“你从来不想要孩子的,英格。”

她看着我,可我却读不懂她脸上的意思。“我一直想要孩子的。我以为你不会要孩子,所以我从来没提过。”

“你还是可以有孩子的。”

英格里德笑了,“是么?我会有孩子么,亨利?二〇〇六年,我会有个老公?在温纳迪卡有幢房子?还有一儿半女吗?”

“不完全是,”我在沙发上调整了一下坐姿,剧疼虽然已经消退,却留下一副痛觉的空壳,这本该疼痛的地方,现在却成了对疼痛的期待。

“不完全是,”英格里德模仿我的口气,“怎么个不完全是呢?比如说,‘不完全是,英格里德,你会是个没人要的女人,’是这样吗?”

“你不是没人要的女人。”

“这么说,我不是没人要的女人。嗯,太好了。”英格里德捻灭香烟,把腿盘了起来。我一直迷恋英格里德的腿。她穿着高跟皮靴,她一定是和希丽亚参加舞会去了。英格里德说:“让我们来排除两种极端:我既不会是住在郊外的贵妇,也不至于无家可归,亨利,说吧,再给些暗示。”

我无言以对,我不想玩这种游戏。

“好吧,我们来个多项选择,我们看看……A我在瑞西街[瑞西街(Rush Street),芝加哥著名的酒吧聚集地之一]上一个庸俗低档的酒吧里当脱衣舞娘。嗯,B我用斧子砍死了希丽亚,并把她喂了马尔科姆,所以被关进监狱。呵呵,啊。C我和一个投资银行家住在里尔德苏[里尔德苏(Rio Del Sol),沿着加利福尼亚的科罗拉多河,是很多家庭度假以及过冬的最理想去处]。嗯?亨利,怎么样?有没有对你胃口的呢?”

“马尔科姆是谁?”

“希丽亚的短毛猎犬。”

“猜到了。”

英格里德摆弄着打火机,一会儿点火,一会儿弄灭,“还有D,我死了,怎么样?”我往后一缩。“你喜欢这个?”

“不,我不喜欢。”

“哦,是吗?我最喜欢它了,”英格里德微微一笑,这不是一个美丽的笑容,它更像一张鬼脸。“我太喜欢这个结局了,它给了我一个灵感。”她站起来大步穿过房间,走到门厅。我听见她先是打开某个抽屉,然后又关上了。她回来时把一只手放在身后。英格里德站在我面前,“没想到吧!”她举着一支手枪对准我。

这支手枪不是很大。它又薄又小,乌黑锃亮。英格里德握着枪的手贴在腰旁,漫不经心地,仿佛是在某个鸡尾酒会上。我瞪着枪,英格里德说:“我可以毙了你。”

“是的。你可以。”我说。

“然后,我再毙了我自己。”她说。

“那也是有可能的。”

“但究竟有没有?”

“我不知道,英格里德。你得自己决定。”

“狗屁,亨利。告诉我。”英格里德命令道。

“那好。没有。事情没有那样发生。”我尽量让声音听上去更肯定些。

英格里德邪邪地一笑,“可如果我偏要让它那么发生呢?”

“英格里德,把枪给我。”

“自己过来拿啊。”

“你要枪毙我?”英格里德微笑着摇了摇头。我爬下沙发,坐到地板上,朝英格里德爬去,那条阿富汗垫毯拖在后面,而我被止痛药拖在后面。她往后退,手里的枪口依旧对着我。我停下来。

“过来啊,亨利。乖狗狗。叫人信赖的狗狗。”英格里德猛地扣下枪栓,朝我走了两步。我紧张起来,枪口对准了我的脑袋。可英格里德却笑了,下一秒她把枪口对准了她自己的太阳穴。“这样如何,亨利?是不是这样发生的?”

“不。”不!

她皱了皱眉,“你肯定?亨利?”英格里德把枪口移到她的胸膛,“这样是不是更好些?是脑袋还是心脏,亨利?”英格里德往前进了一步。我都可以碰到她了。我都可以抓住她了——英格里德朝我胸前就是一脚,我往后倒去,无助地仰在地板上,朝上看着她,英格里德俯下身来,一口唾沫吐在我脸上。

“你爱过我吗?”英格里德问道,朝下望着我。

“爱过。”我告诉她。

“骗子。”英格里德说,然后她扣响了扳机。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一(克莱尔三十五岁,亨利四十三岁)

克莱尔:我半夜醒来,亨利已经不在了。我惊慌失措。我坐在床头,各种可能的景象都涌进我的脑海:他可能被汽车撞死、困在废弃的建筑里,或者躺在什么寒冷的地方——有声音,有人在哭。应该是爱尔芭,大概亨利只是出去看看爱尔芭,于是我下了床,来到爱尔芭的房间,可是爱尔芭蜷缩在泰迪熊旁,睡得好好的,毯子被她扔在地上。我顺着声音找到客厅,亨利在那儿,抱着头,坐在地板上。

我跪到他旁边。“怎么了?”我问他。

亨利抬起头,街灯的光从窗户里洒落进来,我看到他脸颊上晶亮的泪光。“英格里德死了。”亨利说。

我双臂环住他,“英格里德很久以前就死了。”我柔声说。

亨利摇摇头,“几年前,几分钟前……都是一样的。”他说。我们安静地坐在地板上。最后亨利说:“你说,现在是早晨了?”

“当然是。”天空依然黑暗,也没有鸟鸣。

“我们起来吧。”他说。我把轮椅推过来,扶他坐上去,把他推进厨房。我给他拿来浴袍,亨利努力穿上。他坐在厨房的桌子旁,直愣愣地看着窗外被雪覆盖了的后院。远处有辆扫雪车一路铲过。我打开灯,把定量的咖啡放进过滤网中,又往咖啡机里倒进定量的水,按下开关。我出去拿杯子,我拉开冰箱门,问亨利想吃些什么,他摇了摇头。我来到桌旁,在亨利对面坐下,他看着我,他的眼睛通红,头发往四面八方竖着。干瘦的双手,憔悴的脸。

“都是我的错。”亨利说,“要是我没去那儿……”

“你有可能阻止她么?”我问。

“没有用。我试过。”

“算了,那么。”

咖啡机里发出轻微的爆破声,亨利上上下下摸了摸脸。他说:“我一直在想她为什么连张字条都没留下。”我正想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爱尔芭突然出现在厨房门口。她穿着一件粉色的睡袍和一双绿色的老鼠拖鞋,在厨房刺眼的灯光下,爱尔芭眯缝起眼,打着哈欠。

“嗨,宝贝。”亨利说。爱尔芭走到他身边,攀在他的轮椅扶手上。“早噢噢噢噢上好,”爱尔芭说。

“还没有真正到早上呢,”我告诉她,“现在还只能算夜里。”

“如果是夜里,你们怎么都起来了啊?”爱尔芭鼻子里哼哼,“你们开始煮咖啡了,所以是早晨了。”

“哦,这是古老的‘咖啡等于早晨’的谬论,”亨利说,“宝贝,你的逻辑里有漏洞。”

“什么?”爱尔芭问。任何事她都不想出错。

“你的结论是建立在错误信息上的:你忘了吗,你的爸爸妈妈是最最厉害的咖啡怪兽,我们之所以在半夜三更爬起来,或许就是为了再多喝几杯。”他像野兽一样吼叫了起来,也许就是只咖啡怪兽。

“我要喝咖啡,”爱尔芭嚷嚷道,“我也是咖啡怪兽。”她也冲着亨利大吼。可亨利却把她抱下来,“扑通”一声放在地上。

爱尔芭绕过桌子跑到我身边,双手一张抓住我的双肩,“嗷”地在我耳朵边吼道。

我站起来,抱起爱尔芭。她已经很重了。“自己叫去吧。”我抱着她走过走廊,把她扔到她自己的床上,她笑得都颤抖起来。床头柜上的时钟显示早上4:16。“看到了?”我指给她看,“你现在起床也太早了吧。”爱尔芭咕哝了好一会儿才安分地躺下。我回到厨房,亨利已经在两只杯子都倒满了咖啡。我再次坐下,这里真冷。

“克莱尔。”

“嗯?”

“在我死之前——”亨利停住,看了看别处,吸了口气,然后接着说,“我会把一切都准备好的,所有文件,你知道的,我的遗嘱,给大家写的信,给爱尔芭的东西,都在我的书桌里。”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亨利看着我。

“什么时候?”我问。亨利摇摇头。“几个月?几个星期?几天?”

“我不知道,克莱尔。”他知道的,我知道他是知道的。

“你去看过讣告,对吗?”我说。亨利犹豫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我张开嘴想再问一次,可是,我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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