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二日，星期六（克莱尔三十七岁）

克莱尔：查丽丝刚带爱尔芭、罗莎、马克斯和乔去兰波[兰波溜冰场是兰波娱乐城（Rainbo）的一部分。餐饮巨匠福来德·曼恩（Fred Mann）于1922年兴建了兰波花园夜总会以及室外舞蹈场。2002年，兰波溜冰场就已经关门歇业了]溜旱冰了。现在，我开着车去她家接爱尔芭回家。不过我去早了，查丽丝也没回来。高梅兹披着条浴巾过来应门。

“快进来，”他边说边敞开大门，“来点咖啡？”

“好。”我穿过他们家杂乱的客厅，来到厨房，我在桌边坐下，桌上尽是没洗过的早餐盘子，我清理出一块空间，好容下我的两只手，高梅兹在厨房里走东走西地弄咖啡。

“好久没见你的臭脸了。”

“我最近很忙。爱尔芭在上各种各样的班，我得开车到处接送。”

“还弄艺术么？”高梅兹在我面前放了一副杯盘，把咖啡倒进杯子里。奶和糖已经在桌子上了，于是我便自己动手。

“没有。”

“哦。”高梅兹从灶台边侧过身来，手捧着自己的咖啡杯，黑发湿漉漉地朝后梳得极其平整，我从来没有注意过他的发际已经退了上去。“那么，除了给公主殿下当车夫，你最近都在做什么？”

我最近都在做什么？我在等。我在想。我坐在我们的床头，抓着那件还留有亨利味道的格子衬衫，我要把他的味道深深吸进去。凌晨两点，爱尔芭睡得正酣的时候，我出门散步，走得筋疲力尽再回去睡觉。我模拟和亨利对话，仿佛他就在我的身边，仿佛他可以通过我的眼睛去看世界，通过我的大脑去思考。

“没做什么。”

“嗯。”

“你呢？”

“噢，你知道啊，就是市政议员的那些事情喽，扮演严厉的家长，和以前一样的。”

“哦。”我呷了口咖啡，瞥了一眼水池上的挂钟，它的形状像只黑猫，尾巴如同钟摆般来回晃动，每一个来回，大眼睛就眨一下。现在是十一点四十五分。

“你想吃点什么吗？”

我摇摇头，“不，谢谢。”从桌上的杯盘推断，高梅兹和查丽丝早饭吃的是蜜瓜、炒鸡蛋和吐司，孩子们吃的则是幸运饼[幸运饼（Lucky Charms），金色山谷麦片公司（Golden Valley）的荣誉产品。这种幸运饼主要由两种成分组成：涂上糖的烤麦片，以及各种形状的杂色软糖]、加油饼[加油饼（Cheerios），用即食燕麦为原料制成的一种早餐麦片。这一品牌于1941年问世，金色山谷集团旗下的通用面粉麦片公司的产品]和一些涂了花生酱的东西。整张桌子就像一次二十一世纪家庭早餐的考古重现。

“和什么人约会吗？”我抬起头，高梅兹仍然斜靠在灶台上，咖啡杯端在下巴旁。

“没有。”

“为什么不去？”

这和你没关系，高梅兹。“我从来没想过。”

“你应该想想的。”他把杯子放进水池。

“为什么？”

“你需要接触新鲜的事物，新鲜的人。你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花一辈子的时间等亨利出现。”

“我当然能，你瞧着好了。”

高梅兹上前两步，站到我身旁。他靠过来，嘴巴凑到我的耳边，“难道你不想念……这个么？”他开始舔我的耳朵。是的，我想念。“高梅兹，离远点！”我对他吼叫，却没有挪开脚步。一个念头让我在椅子上坐立不安。高梅兹拨开我的头发，亲吻我的后颈。

快来我这儿，哦！快来我这儿！

我闭上眼睛。一双手把我从座位上拉开，解开我的衬衫。舌头碰到我的脖子，我的肩膀，我的乳头。我闭着眼睛摸到一条带毛穗的厚布，浴巾落了下来。亨利。那双手解开我的牛仔裤，脱下它，把我往后放到餐桌上。有东西落到地板上，清脆的金属声。食物、银餐具、一只半月形的盘子、蜜瓜皮顶着我的后背。我的双腿分开了，舌头游到我的阴部。“哦……”我们在草坪上。夏天。绿色的毯子。我们刚刚吃完，嘴角还留着蜜瓜的味道。舌头顶进开阔的空地，湿润而敞开。我睁开眼睛，盯着半杯橙汁发愣。我又闭上眼睛，亨利的下体结实而持续地推进我的体内。就这样。亨利，我一直都在耐心地等着。我知道你迟早都会回来的。就这样。肌肤贴着我的肌肤，手掌握着我的胸乳，刺进抽出，有节奏地深入，哦——

“亨利——”

一切都停止了。时钟的滴答声如此响亮。我睁开眼睛。高梅兹从上直直地看着我，受伤了？生气了？好一会儿，他都面无表情。车门“啪”的一声。我坐起来，跳下桌子，奔进浴室，高梅兹随后把衣服扔了进来。

我刚穿上衣服，查丽丝和孩子们就从前门有说有笑地进来了。爱尔芭喊道：“妈妈？”我大声说：“我一分钟就出来！”我站在粉红和黑色瓷砖相间的浴室里，迎着昏暗的灯光，凝视镜子里的自己。头发里还有加油饼的碎屑。我的身影失落而苍白。我洗了洗手，试着用手指去梳理头发。我在做什么啊？我让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啊？

有了，算是个答案吧：现在你是时间旅行者了。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星期六（克莱尔三十七岁）

克莱尔：我和查丽丝看画展时爱尔芭极其耐心，为了奖励她，我们去了艾迪·德比维克，这是家仿造以前式样的小餐馆，兼营一些旅游纪念品。我们刚踏进店门，一九六四年的气息扑面而来，喇叭里高唱着金克斯[金克斯（The Kinks），20世纪60年代最为辉煌的乐队之一]的歌，到处都是文字说明：

“好顾客就是多点菜的顾客！”

“点单的时候，请说清楚些。”

“我们的咖啡好极了，我们自己都常喝！”

显然今天是个动物气球日：一位闪亮的紫色西装先生给爱尔芭捏了一只香肠狗，接着两下三下又把它变成了一顶帽子，套到她头上，她开心地扭了起来。我们排了半个小时的队，爱尔芭一句牢骚都没有，她一边观察着男女服务生们打情骂俏，一边静静看着其他小朋友的玩具气球。终于，一位戴着厚厚牛角框眼镜的服务生把我们领进了一个小间，他胸牌上的名字是“斯巴”。我和查丽丝各自翻开菜单，想在起司薯条和各种肉团中找到我们喜欢的东西。爱尔芭只会一遍又一遍地喊“奶昔，奶昔”，等到斯巴再次出现时，她又突然害羞起来，我们再三哄诱，她才对他说想要一份花生酱奶昔（外加一小份炸薯条，因为我告诉她，中午光吃一杯奶昔是很颓废的）。查丽丝点了通心面加奶酪，我点了一份火腿莴苣番茄三明治。斯巴一走，查丽丝就唱起来：“爱尔芭和斯巴，坐在树枝丫，亲——嘴——巴……”爱尔芭闭紧眼睛，捂住耳朵，笑着连连摇头。另一位胸牌上写着“巴斯”的服务生大摇大摆地走到午餐台前，拿着卡拉OK话筒，模仿起鲍伯·塞格[鲍伯·塞格（Bob Seger），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蓝领摇滚歌手。曾创作过大量热情洋溢的民谣，包括《走出丹佛》、《好莱坞夜》等]的《往日的摇滚》。

“我讨厌鲍伯·塞格，”查丽丝说，“他写那首歌居然只花了半分钟，你相信吗？”

奶昔上来了，满满的一杯，长玻璃杯里还插着一根收缩吸管，旁边的调酒杯里留着多余的部分。爱尔芭站起来，踮起脚尖找到一个最佳角度，吸了一大口花生酱奶昔，她的香肠狗气球不停地滑到她的额前，影响了她的注意力。她抬起头来，透过深黑的长长的睫毛，看着我，她把气球帽往上一推，由于静电，帽圈居然吸在她的头顶上。

“爸爸什么时候回家？”她问。查丽丝发出一种声音，好像百事可乐呛到鼻子里去了似的，然后咳嗽起来，我不停地拍她的背，直到她示意让我停下来为止。

“八月二十九日。”我告诉爱尔芭，她继续“啧啧”地吸着她奶昔底下的沉淀物，查丽丝责备地看着我。

后来，我们回到车子上，在湖滨大道上，查丽丝不停地调电台，爱尔芭则倒在后座上呼呼大睡。我从常春藤公园下了匝道口，查丽丝说：“难道爱尔芭不知道亨利已经死了么？”

“她当然知道，她当时也在场。”我提醒查丽丝。

“那你为什么告诉她亨利八月份要回家呢？”

“因为他是会回家的。那个日子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噢！”尽管我看着路面，我也能感觉到查丽丝正吃惊地瞪着我，“这……不会很怪吗？”

“爱尔芭很喜欢。”

“那么，你呢？”

“我从没有见过他。”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清亮一些，仿佛我根本没被这不公所折磨，仿佛爱尔芭向我复述她和亨利见面的情景时，即使我对每个细节都了如指掌，都从来没有悲伤怨恨过。

我把车子拐进了查丽丝和高梅兹家的车道，上面扔满了玩具，为什么没我的份，亨利？我无声地问，为什么只有爱尔芭？不过，一如既往，没有答案。一如既往，事实就是这样。查丽丝亲了亲我，跳下车，沉着地走向前门，门魔法般地打开了，高梅兹和罗莎站在里面。罗莎手里举着什么，冲着查丽丝活蹦乱跳，查丽丝接过她手中的东西，说了一会儿话，一把抱住了她。高梅兹望着我，朝我微微一挥手。我的手也晃了晃。他转身走开了，查丽丝和罗莎也进了屋。门关上了。

我坐在那里，在车道上，爱尔芭还在后座睡着。长满蒲公英的草坪，乌鸦们散着步。亨利，你在哪里？我把头靠在方向盘上。救救我。没有人应答。一分钟后，我把排挡推了上去，倒出了车道，一直驶向那寂静的、等着我们归去的家。

一九九〇年九月三日，星期六（亨利二十七岁）

亨利：我和英格里德找不到汽车，又喝醉了。我们晕晕乎乎的，天黑了，来来回回前前后后地还是找不到车。去他妈的林肯公园！去他妈的林肯拖车队。去他妈的！

英格里德火透了，她走在我前面，整个后背，甚至屁股摆动的姿势，都能看出她火透了。其实是我的错。去他妈的帕克维斯特[早在20世纪20年代，林肯公园地区兴建了兰考特剧院（Lane Court），当时可容纳1000名观众，剧场里除了表演歌舞杂耍外，也放映电影。后易名为帕克维斯特]！怎么会有人想到把夜总会开在雅皮的林肯公园里！只要你的车停上十秒，林肯拖车队就能幸灾乐祸地把它拖到老巢里——

“亨利。”

“怎么啦？”

“那个小姑娘又来了。”

“什么小姑娘？”

“我们上回看到过的。”英格里德停下来，她手指的地方，有个女孩正站在花店门外。她穿了一件深色的什么玩意，所以我只能看到她白色的脸和赤裸的脚。她大概七八岁，这么小的孩子半夜一个人出来太危险了。英格里德朝那女孩走过去，女孩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你没事吧？”英格里德问女孩，“你是不是迷路了？”

女孩看着我说，“我刚才确实是迷路了，不过现在我已经知道我在哪儿了。谢谢你。”她礼貌地补充了一句。

“要我们捎你一程回家吗？不过我们得找到车，我们才能捎你。”英格里德朝女孩倾过身子，她们的脸相隔大概三十多厘米。我走到她们身边，女孩穿了件连帽风衣，一直拖到她的脚踝处。

“不，谢谢你。我住得很远。”女孩一头又黑又长的头发，一双黑得令人吃惊的眼睛。在花店黄色的灯光下，她真像是维多利亚时代卖火柴的小女孩，或者是德·昆西的安娜[德·昆西（Thomas DeQuincey，1785—1859），英国散文作家，他在《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中写道，妓女安娜曾在他流落伦敦街头的时候接济过他，德·昆西因而终生对她心存感念]。

“你妈妈在哪儿？”英格里德问她。女孩回答说：“她在家。”她朝我笑了笑说，“她不知道我在这儿。”

“你偷偷跑出来的？”我问她。

“没有，”她说着笑了起来，“我出来找我爸爸的，可是我想，我来得太早了。我还会再来的。”她挤开英格里德，软软地靠了过来，抓住我的外套，把我拉向她，“汽车就在街对面，”她低声说。我朝街对面望了过去，果然就是英格里德那辆红色的保时捷。“谢谢——”我还没说完，小女孩迅速地吻了我，嘴唇刚落在我的耳朵附近，她便沿着人行道跑开了。我站在后面，她的脚板一路拍击着水泥地面。上车后，英格里德一直沉默着。最后我说：“刚才真是怪了。”她叹了口气说，“亨利，你这么聪明的人，有时真他妈的蠢极了。”她再也没说一句话，在我公寓门口停住，让我下了车。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亨利四十二岁）

亨利：这是过去的某个时候，我和爱尔芭坐在灯塔湖滩上。她十岁，我四十二岁，我们两人都在时间旅行。温暖的夜晚，也许是七月，或者八月。我穿着从伊云斯顿北边的一座豪宅里偷来的牛仔裤和白色T恤，爱尔芭穿着从某位老太太衣柜里偷来的粉色睡衣，但它实在太长了，我们只能把下摆在她的膝盖处打了个结。整个下午，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们，我猜，我们俩看上去并不像沙滩边一对普通的父女吧。可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们游泳，还一起用沙子堆了座城堡。我们从停车场的食品摊里买来了热狗和薯条。我们没有毯子，也没有毛巾，我们浑身上下都是湿湿的沙子，疲倦，但很愉快。我们坐着，看那些小毛孩在海浪里来回奔跑，还有跟在后面的笨拙的大狗。我们盯着水面，背后的太阳开始西沉。

“给我讲个故事吧。”爱尔芭说，她像一团冷掉了的意大利面靠在我身上。

我搂住她，“要听哪种故事呢？”

“好听的故事。关于你和妈妈的，妈妈还是小女孩那会儿。”

“嗯。好的。很久很久以前——”

“那是什么时候？”

“所有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很久以前，也就是现在。”

“同时存在吗？”

“是的，总是同时存在。”

“怎么可能呢？”

“你还想让我给你讲故事吗？”

“想……”

“那就好。很久很久以前，你妈妈住在草坪边的一个大房子里，草坪那儿有块空地，她以前常去那儿玩。有一个大晴天，你的妈妈，当时她真的很小，她的头发比她的身体都要大，你妈妈到空地上去，那儿有个男人——”

“身上没穿衣服！”

“一丝不挂，”我肯定了她，“你妈妈刚好带了条沙滩大毛巾，后来，她就给了那个男人，这样他总算有样东西可以披在身上了，那个男人向她解释说，他是个时间旅行者，不知什么原因，她相信了——”

“因为那是事实啊！”

“对，是的，不过她怎么可能想得明白呢？反正，她相信了他。后来她蠢到了家，居然还嫁给他，所以我们就坐在这里了。”

爱尔芭捶着我的肚子，“好好地讲！”她命令道。

“啊哟哟。你这样打我，我怎么讲得出来啊？你这家伙。”

爱尔芭安静下来，然后说，“你怎么从来没见过未来的妈妈呢？”

“我不知道，爱尔芭。如果我可以，我是想见她的。”海平面上的蓝色越来越深，开始退潮了。我站起来，伸出一只手，拉起爱尔芭。当她起身掸落睡衣上的沙砾时，突然朝前一个踉跄，说了声“噢！”就不见了。光渐渐黯淡了，我站在那里，捧着一件湿湿的棉布睡衣，凝望着她那串纤小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