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年底到1979年年初，我已经是一个十一年级的美国高中生。这意味着，我将迈出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步，申请大学。

我像所有的优等生一样，对高等学府里的生活充满了向往，我的梦想一直是做一个哈佛人。不仅是因为哈佛大学的光环，也因为我一直把学习法律当作我的目标，并把学习数学当作我的“后备”，而哈佛的这两个专业都是全美最好的。我也曾经充满了无限的信心，因为我是全校公认的最活跃、最聪明的好学生之一。每年哈佛会在我所在的高中平均录取一到两个人，充满自信的我坚定地认为——“今年就是我”。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一向顺风顺水、几乎没有遭受过重大挫折的我，遭遇了第一次在我看来比较严重的打击。SAT成绩出来了，虽然数学考了满分800分，但是英文我考得非常不理想，只有550分，这离哈佛的平均录取分数有很大的差距。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因为我痛恨背书的学习方法，而SAT的考试，确实还是需要下一番苦功夫背SAT那些稀奇古怪的单词。而喜欢自由式学习的我，相信自己的聪明，认为死背单词无用。因此，SAT的考试，对我来说无异于一场滑铁卢。我在橡树岭当年的毕业生里，只得到全校第九名的成绩。而在橡树岭中学，这意味着将无缘继续自己的哈佛梦。

但是，我并没有死心，在那段时间里，我全心全意地准备自己的申请材料。因为在美国，入学申请中包括SAT成绩和社会履历等综合考量因素。相对台湾的单纯看重分数，这种评判标准还是要有弹性得多。因此，我依然存有一线希望，我非常真诚地写了一篇我认为很好的作文，谈到未来中美关系的展望，和作为一个在美国的中国人，我希望为此努力的梦想。另外，我在其他申请栏目里说明了SAT分数不够高的原因，我告诉老师，我是一名外国学生，因此外语成绩多少会打一些折扣，希望学校能够看在我杰出的社会活动方面，给予我肯定。哈佛是我最大的梦想，我盼望着奇迹发生。

与此同时，我也在积极地准备其他大学的申请表格。整整一个月，我准备了12份申请表格，全身心地投入这场战斗中。而橡树岭高中的老师们，那个时候肯定“烦死我了”，“哪有人申请那么多学校，准备那么多推荐信的？”那个时代没有电脑，每打印一封信，都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通过打字机打出来，一有错字，就要撕掉重打，需要花费不少工夫。

虽然心存侥幸，但1979年4月的一天，我还是收到了哈佛的拒绝信。对于还没有什么挫败经验的我来说，这虽然算不上致命一击，但是也足以让我心灰意冷。随后，我收到了斯坦福、耶鲁和普林斯顿的“waiting list”。所谓waiting list，叫作“候补人名单”，在美国，一些大学已经录取满员之后，会给一些学生发waiting list的信件，那意味着如果有人放弃就读，你可以作为候补人员得到offer。但是，作为学生来说，得到waiting list，也几乎等于得到了死缓宣判，就读的概率不会太大。最终，这三家候补的大学也没有向我敞开怀抱。

不过，在收到这些拒绝信的同时，哥伦比亚大学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又过了几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给了我offer。在这两所大学中，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纽约，建于1754年，是美国最古老的8所大学组成的“常春藤联盟”成员之一。相对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它的排名靠前。当时反越战的气氛在哥伦比亚大学里十分浓厚。哥大，是一个新锐思想蔓延、以“捣蛋”著称的大学。

而对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也做了充分的研究。伯克利分校是加利福尼亚大学9所分校中历史最悠久，也最有声誉的一所，也十分具有吸引力。有趣的是，这在当时，也是以“捣蛋”著称的大学之一。

为什么两个“捣蛋”学校都录取我呢？我觉得这和学校的校风有一定的关系。这两个学校的校风都是重视创意、胆识、批判式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而我的申请表中也充满了这些方面的天分，所以它们觉得我更合适。相对来说，古老的哈佛、耶鲁可能更喜欢较传统的“三好学生”。

对于这两所学校的选择，我更倾向于去常春藤联盟的哥伦比亚大学。而家人比较支持伯克利大学，因为他们担心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地处纽约，与当地的黑人聚居地哈莱姆区比较近，那是枪杀案比较集中的地区，治安情况令人担忧。而位于旧金山附近的伯克利，这方面则要安全得多。

因为父母的重视，在回复offer之前，我和父母飞到了住在新泽西的姐姐家，并专门到哥伦比亚大学探访。走在哥大的校园里，我们感到惊艳。那就像是梦中的西方学府，到处是罗马式的建筑，许多教室都是用精细雕刻的大理石搭建的。我们看到了华丽的大理石柱子和栏杆，也看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的名字和雕像。哥大的宿舍则是红砖的建筑物，不但古色古香，而且爬满了常春藤。虽然地处嘈杂的纽约市，哥大的校园依然优美异常，绿草茵茵，学术气氛浓厚。至于安全的问题，哥伦比亚位于纽约114-116街区，而哈莱姆区则位于125街区。两个街区比想象中离得要远一些。学校有高高的围墙，学校里面随处可见校警，相当安全。父母看了，终于同意我就读哥伦比亚大学。

这次去哥大的探访，让我从不能选择自己第一志愿的痛苦中走了出来。校园里活跃的气氛，清澈的蓝天，一张张充满朝气的笑脸，又让我重新扬起生活的希望。

探访回来，我马上给哥伦比亚大学回复了offer，决定去纽约。这次选择决定了我人生重要的一步。当我在橡树岭高中完成高中毕业仪式时，又碰到了昔日的死党，喜欢光着脚穿运动鞋的菲利普·柳，他已经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被哈佛大学录取了。当得知我没有去成哈佛的时候，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捶了我一拳，“开复，我真的不敢相信，我被哈佛录取了，而你没有。每次数学比赛，可都是你把我打败了啊！”

是的，人生有很多事情并不能完全如你所愿，但是，当我们接受了某种决定的时候，就要学会随遇而安。我后来的经历证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活泼、新锐、自由的学风使我一生受益，而正是哥伦比亚大学比较自由的转系制度，让我迅速找到了自己一生的钟爱——计算机。

多年以后，我依然和活泼的菲利普·柳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后来，他从哈佛大学毕业以后，在一家美国的通讯公司担任市场副总裁。即使后来我回到中国，他也经常通过邮件和我聊天。他那爱捣乱的性格依然没有变，在他女儿一岁的时候，就模仿他女儿的口吻给我寄圣诞卡，里面说：“李开复叔叔，我爸爸让我寄圣诞卡给你，祝你圣诞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