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在田纳西州生活了6年的我，已经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一个对未来充满期望的青年。

怀揣着种种梦想，我飞到了纽约。正如一首歌中唱的那样，这是一个集天堂和地狱于一身的城市，繁华、喧闹、光怪陆离。古老的地铁，奇怪的建筑，美丽的中央公园，历史悠远的博物馆，百老汇的精彩演出，从世界各地来的肤色各异的移民，都使这座城市充满了奇异的色彩。各种艺术流派和知名人士经常在这里汇合，使得这座城市散发着独特的气质。然而，时有发生的暴力、枪杀事件，大西洋赌场的狂放、不安，频频曝光的色情、政治丑闻，又使得这座城市蒙上一层诡异的光芒。

在美国偏僻的南方生活了很多年，来到这里，我的第一感觉是来到了一个花花世界，眼前的一切是新鲜、匆忙、充满活力的，和田纳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的一切，都令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而且，绝对的震撼。

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纽约最危险的哈莱姆区旁边。虽然仅有一墙之隔，哥大校园却有苍翠山林，环境清幽，站在校园中央的日晷旁，望着四周红砖铜顶的校舍，俨然身处世外桃源。哥大的同学多才多艺，活泼热情，幽默聪慧，热爱表达，他们聚在一起交流、激辩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这所大学流淌着智慧的清泉，它将开启我的未来之路。

哥伦比亚大学里的哥伦比亚学院是美国最早进行通才教育的本科生院，学校规定学生可以进入大二再选择专业，这给了每个学生成为通才的空间。第一年，我从必修的人文课程中收获了让人一生受益的知识。它沉淀在我的身体里，成为思想和灵魂的一部分，在此后人生的关键时刻，它都会灵光一现，帮助我度过或孤独或困惑的日子。多年以后，我才参透，哥大通才教育的重要意义是无可比拟的。

传授这些人文知识的一般都是大师级的教授，他们用开放的思维指导学生，强调学生critical thinking （批判式思考）的能力。老师上课主要就是鼓励学生互相辩论，或是跟老师辩论。所有考试都是写论文，而不是考背功。

我一直认为，美国的大学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从阅读中思考，从辩论中思考，从而获得启示，进而将独立思考变成了一种能力。美国教育家斯金纳（B. F. Skinner）说：“如果我们将学过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最后剩下的东西就是教育的本质了。”他所说的正是自修之道，也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大一的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学美术、历史、音乐、哲学等专业的课程，接触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是找到自己兴趣的机会。在哲学课开始之前，老师要求我们阅读尼采的著作，领悟柏拉图的思想，思考辨证的关系。课堂上，我们分成两组讨论什么是辩证法，辩证法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分析尼采，分析亚里士多德，分析柏拉图。对于不同的观点，进行激辩，在一次次的辩论中，我们的价值观不自觉地受到了影响。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哲学系的一个老教授说的话：“知道什么是make a difference（制造不同）吗？想象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中有你，一个世界中没有你，让两者的不同最大，最大化你的影响力，这就是你一生的意义。”

这句话，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从那之后，凡是我要作重要的决定，我都会想起这句“让世界不同”的话，从而让我的内心在做出选择的时候更加坚定。

记得有一次，我向老师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哲学课都是西方哲学？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式研究东方哲学呢？虽然哲学的最终点是一样的，但是西方往往是经过客观、理论、分析的方式，而东方更多的是感性、精神、体验的。探索这两种方式的相似和不同不是能更好地讨论题目吗？后来，很多同学也表示对这方面有兴趣，亚洲各国的崛起也让学校展开了“核心课程”中的“全球化”部分，融入了许多东方哲学和人文的内容。

一般来说，除了音乐专业的院校，美国的综合性大学是不将音乐纳入必修课的，哥大却专门设立了音乐欣赏这门必修课。此前，我从未系统地了解西方的古典音乐，但从上大学开始，西方古典音乐就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我的心。在音乐欣赏课上，老师不只是简单地播放音乐作品，对音乐表现出来的意境进行解读，而是让大家去图书馆寻找作曲家所处的时代背景，理解他作曲时的思想感受，包括作曲家个人情感的故事。

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狂热地爱上了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只有他，能从《天鹅湖》的活泼转换到《第六交响曲》的缠绵，从《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华丽转换到《1812》的壮观。他的作品像戏剧一般感人，像彩虹一样绚丽。在他众多的作品中，《降B小调第六交响曲》最让我感动，其中表达了他的悲伤、希望，他本人也在这部交响曲首演之后几天去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反复呼唤着他的终生挚友梅克夫人的名字，他们两人曾有1 200封书信的往来，但始终没有成为眷属。这段感情故事，让我为之动容。

我也痴迷于贝多芬的故事。1804年，《英雄交响曲》完成，贝多芬在曲谱的上款写的是献给拿破仑·波拿巴，下款写的是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此时，他已准备将这些曲谱转交给拿破仑。然而，得知拿破仑称帝后，贝多芬痛斥拿破仑只是个凡夫俗子，同时愤怒地将《英雄交响曲》的封面撕破，去掉了拿破仑的名字，将标题改成：“为纪念一位伟大的人物而写的英雄交响曲”。这个故事，让我看到了音乐背后与时代息息相关的历史。

在哥大的日子，音乐老师鼓励我们深入了解每一个作曲家的心灵故事，鼓励我们走出课堂，去城市寻找“现场音乐”。我们经常去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小音乐厅听音乐，也经常买便宜的学生票（大概20美元），坐在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最便宜的位置听音乐会。实在没钱的时候，我们就站在学校的礼堂外面听学校交响乐队演奏。哥大的音乐课程，使我培养了一种滋养心灵的习惯，从此之后，对音乐的爱，就一直伴随着我。无论是工作中愁云惨雾的日子，还是商业竞争中剑拔弩张的时刻，音乐都成为我舒缓心灵的一剂良方。

一直到现在，我在北京的家里都珍藏着上千张古典音乐CD。不知道为什么，我偏爱悲伤的曲调，认为那才是真正抒发感情的音乐。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就是这样一直如影随形地浸润着我此后的生活。

对于我来说，比较要命的“通才教育”是体育。我在体育方面没有遗传母亲的基因，所有的体育项目，都是勉强过关。唯一的例外是高中时打保龄球，曾经拿过206分的高分，不过，那是因为只有保龄球是不要求耐力和反应的项目。而哥伦比亚大学的游泳课对我来说，十分要命。

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都知道，游泳课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而且很难“翘课”，因为每一次上课，老师都会点名。学校要求，如果缺席游泳课，一定要认真填写一份缺席说明书。

如果你是一个游泳健将，那么游泳课将是非常享受的一种“休闲”，而如果你是个旱鸭子，就会觉得游泳课很漫长。我必须艰难地学习如何尽量把自己漂在水面上。记得游泳考试的题目是，用任何一种泳姿在50米池里来回游三次，而这个考试对我来说，几乎是平生经历的最艰难的考试，我选择了勉强学会的仰泳，用你无法想象的速度，在泳池里漂了三个来回。考完以后，当我坐在泳池边上气喘吁吁地休息时，同学们都跑过来逗我，“开复，你几乎创造了哥大成立以来，游泳考试成绩最慢的纪录。”

据说等我游完，老师都快睡着了。

大学二年级，我选择的是另外一项有趣的运动，那就是击剑。我觉得这是一项相当优雅的运动，裁判全程都用法语。而当时令我惊讶的是，每一次进攻之前，我们都要拿着剑告诫对方，大喊一声“防御”。从小看金庸武侠小说长大的我，概念中的进攻全部是使尽各种武林招数，不遗余力地闪电般的攻击，甚至要用暗器。但是西方文化这种提前提醒别人防御的方式，让我感觉到一种绅士的优雅。不过，击剑课也不是那么轻松的，我们穿着击剑服做动作的时候十分笨拙，经常躲闪不及被老师用花剑戳中。下了课以后，总是感觉全身都被戳得生疼。

下半学期，我终于找到了最适合我这样没有运动细胞的学生的科目——举重。在举重课上，老师一般都是在健身房里让我们练习上肢的力量，他通常会规定一些练习项目让我们自己练习，这时，我就在每个练习的机器上定下最轻的重量，然后做得气喘吁吁，像真举了很重的器械一样。这算是在体育课方面，最能“投机取巧”的项目了。

在哥伦比亚大学，我最难忘的是学习中国文言文的经历。我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选择了“文言文”，这门课只招收懂中文的学生，而教课的老师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他的中文造诣很高深，但发音还是很成问题，因此，全班混杂着世界各地口音的中文。

我们在文言文边上标上英文注释，在“之乎者也”旁边画上标注。一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当时厚厚的教科书《A First Course In Literary Chinese》（《文言文入门》）。我们辩论老庄哲学，分析孔孟之道。老师依然是用启发思考的方式让我理解古人的哲学。我们既学《论语》选句，也学《战国策》里的《邹忌讽齐王纳谏》，也学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以及孙文的《上李鸿章书》。现在看到当时做的笔记，我还觉得非常可爱。比如《邹忌讽齐王纳谏》里的“由此观之”，我在旁边标注“from this we view it”，在“熟视之”的旁边标上“look at him”。回想当时，我和同学们经常用英文激烈辩论老子的《道德经》，以及庄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在哥伦比亚大学，我既学习西方哲学，也学习中国东方古代哲学。主客两分是西方文化的特色；主客混沌或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总体世界观而言，西方哲学侧重“天人之别”，中国哲学侧重“天人合一”。了解中西方文化，开阔了我的视野，这对于成为一个“融会中西”的人，是必不可少的文化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