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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博士生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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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博士,就是挑选一个狭窄并重要的领域做研究,毕业的时候交出一篇世界一流的毕业论文,成为这个领域里世界里首屈一指的专家。任何人提到这个领域的时候,都会想起你的名字。 ■ 你从学校带走最有价值的不是这份论文,而是你分析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研究和发现真理的经验,还有科学家的胸怀。当你某一天不再研究这个领域的时候,你依然能在任何一个新的领域做到最好。 ■ 瑞迪教授这样说:“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支持你。”这是一种真正的科学家的精神。他这种“科学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深深地影响了我。这种无言的伟大,让我受益终身,也让我以这种信念对待他人的不同意见。 ■ 只会思考而不会表达的人,与不会思考的人没什么两样。 ■ 如今,我在各个学校里做巡回主题演讲,每年至少25场,面对至少10万学生。当年那个羞涩、内向、恐惧的小伙子已经不复存在。这还得感谢那个暑假的尴尬经历。它让我认清了自己,并让我勇于挑战自己。 1983年,我以计算机系第一名的成绩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很多教授都建议我直接攻读计算机专业的博士,而我也感觉到这门学科像万花筒一般多姿多彩,让我“欲罢不能”。 对于选择哪所学校攻读博士,我心中已有三个备选,分别是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卡内基·梅隆大学。这三所大学在计算机领域都有着很高的建树,由于此前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里克·雷斯特有过交流,4月,卡内基·梅隆大学竟然邀请我免费飞到匹兹堡参观他们学校。 匹兹堡是美国的钢铁工业中心,宾夕法尼亚州的第二大城市,著名的钢铁大王卡内基,正是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钢铁王国。而卡内基·梅隆大学,正是以其捐资人安德鲁·卡内基和安德鲁·梅隆的名字命名的。 卡内基·梅隆大学综合排名在十几名左右,但是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过去40多年,它总是排在第一位(现在,它与斯坦福和MIT并列第一),这要归功它的计算机科学学科的三位创始者:赫尔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诺贝尔奖得主,也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外籍院士之一)、艾伦·佩利(Alan Perlis,图灵奖得主)以及艾伦·纽厄尔(Alan Newell,图灵奖得主)。 早在1950年刚提出数位计算机的概念时,他们三位就分别开始在卡内基·梅隆的商学院、数学系以及心理学系进行计算机研究。1965年,他们创立了美国最早的计算机科学学科,并开始四处寻觅优秀人才,吸引到了多位计算机领域的大师,包括尼科·海博曼(Nico Habermann,算法大师,首任院长),拉吉·瑞迪(Raj Reddy,图灵奖得主,第二任院长,语音和机器人专家)、曼纽尔·布卢姆(Manuel Blum,图灵奖得主,密码学大师)、伊凡·苏泽兰(Ivan Sutherland,图灵奖得主,计算机图形学发明人)、兰迪·鲍许(Randy Pausch,感动世界的“最后一课”教授)、丹纳·斯科特(Dana Scott,图灵奖得主,计算机理论大师)等。 在这些大师的带领之下,1986年,卡内基·梅隆大学从国家拿到的科研经费总共是1.1亿美元。相比之下,当年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刚成立时,科研基金总共才1 000万美元。而且,卡内基·梅隆真的形成了一个优秀师资、优秀学生、丰厚科研经费的良性循环。此外,在计算机学院的领导下,艺术系有了很多用电脑设计出的艺术品,建筑系也更加专注于电脑辅助设计,整个学校围绕着计算机形成了它的特色。 这样传奇的一个学校,竟然看中了我,我一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尽管没有哥大那种神圣的希腊式建筑,但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校园幽静古朴。最有趣的是计算机学院的那幢建筑,虽然在全美得过建筑学方面的奖项,我却认为它“丑得不像话”,整个建筑都是水泥砖墙堆砌而成,内外都不粉刷。一直到现在,那幢建筑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就是这样一座奇怪的建筑,成了培养计算机人才的圣地。 这次参观,让我对计算机学院里的天才们有了近距离的观察。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连计算机学院的一台自动售货机里,都安装有“局域网”,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终端看到自动售货机里还剩下几瓶汽水和可乐。 当时带我去参观校园的是一名在读博士,他叫约书亚·布洛赫(Joshua Bloch,后来他加入Sun,成为Java大师,他撰写的Java著作被全世界公认为Java圣经。他现在在Google工作)。走到自动售货机那里,他开心地指着售货机对我说,“知道这个家伙怎么连上校内网的吗?那些家伙(计算机学院里的博士们)太懒了,他们希望待在宿舍就知道他们想要的东西还有没有,于是就在自动售货机里装上了芯片。你看,现在他们不用走冤枉路了。” 这个“异想天开”的杰作,让我觉得又可爱又天才。不过就是为了少走几十米的冤枉路,那些计算机博士就花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去研究怎样在售货机里装上芯片。简直是一群太可爱的“书呆子”了! 来到卡内基·梅隆,我终于感觉到了天外有天,我还以为自己是最厉害的编程高手,哪知道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生们,早已在玩着更帅的技术。 通过约书亚·布洛赫的介绍,我还得知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生教育有一种独特的制度,那就是教授与学生之间的“marriage process”(结婚过程)。博士新生并不急于定下自己的研究方向,在开学的第一个月里,他们每天要听不同的教授讲课,就跟相亲一样,对七八十名教授的课程进行评估,自己感觉对哪位教授的研究领域有兴趣,然后填下三个“志愿”,以选择自己的教授和研究方向。 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我感觉到十分惊喜!约书亚告诉我,大部分学生都会被第一志愿录取,万一没有,也基本可以保证得到三个中的一个。这样,学生们就能在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把自己的研究能力发挥到极致。这也再次充分证明,美国的教育制度,是让兴趣的指挥棒发挥最大魔力的制度。我再次被这种机制深深地吸引。 看到了这么神奇的环境、天才的同学、宽松的制度,我不再犹豫,接受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邀请。爸妈想都没有想到,我最后选择了一个他们从没听说过的大学,去了一座工业老城匹兹堡,并把我的未来和希望寄托在那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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