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我从纽约来到匹兹堡，花450美元在校园附近租了一间房子，等待我的新婚妻子飞到美国和我团聚。当时，我读博士的奖学金是每个月700美元，租房子后，想到每个月只剩下250美元的生活费了，我不禁为自己的前景担忧起来。

打扫完刚刚租来的房间，面对家徒四壁的景象，我真的有点不知所措。这个时候响起了敲门声，我打开房门一看，天啊！我的四姐夫站在我的面前，他的背后是一辆大卡车，里面装满了各种家具和生活用品。“知道你快过不下去了，我集合了三家的家具来救援你。”四姐夫说。原来，姐姐们知道我生活拮据，也知道我不愿要她们的钱，就搜集了各家各户的生活用品，租了一辆卡车给我送过来。

我站在门口，嘴巴张得好大，惊讶得不知道说什么好。等一切摆放停当，我发现我睡着四姐的床，用着三姐的衣柜，炉灶上摆着五姐的电锅。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就这样一穷二白的，我开始了自己的博士生涯。

第一个月，我按规定和所有的教授来了一次“相亲”，每天听不同的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注意到了拉吉·瑞迪，他的研究方向——语音识别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

瑞迪教授是一个50多岁的印度裔教授，小个，秃头，和蔼可亲，博学多识。上课的时候，他大讲《星际迷航》、《机器人》这些科幻片，还放电影片段给学生看。谈起语音识别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总是闪耀着光芒。瑞迪教授最大的特点是喜欢拥抱别人，不是美国人那种友谊式的拥抱，而是那种死死的熊抱。瑞迪教授还是总统特别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但是他一心沉浸在计算机的世界里，中午几乎不吃正餐，通常只是叫一个比萨，一边吃一边跟大家讨论，完全是一副“走火入魔”的状态。

在选择研究方向的时候，我考虑了很久。一方面，太抽象的研究很容易看不到应用前景；另一方面，过分注重应用前景的课题往往又不太深刻，而语音识别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最佳结合。而且，想到这是一个能够改变未来计算机和人类交流方式的课题，我感到兴奋不已。于是，我写下了拉吉·瑞迪的名字，有趣的是，瑞迪教授也早已看上了我这个学生。我们几乎是一拍即合，一场轰轰烈烈的“相亲”就这样结束了。我终于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语音识别。

卡内基·梅隆大学对博士教育实行“严进严出”的制度，学校每年申请攻读计算机专业博士的学生有3 000人左右，可收到录取信的只有30人左右，只有非常优秀的本科毕业生才可能脱颖而出。而且，就算被录取了，也不意味着你能安全毕业。前两年，每个人都要经历四门资格考试的生死锤炼，它们分别是：systems（系统），software（软件），theory（理论），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博士生要求在前两年每个学期选学其中一门，但是这些课程非常难，每次的通过率基本上只有60%，如果选修的课程在前两年通不过，那么只能在后几年继续考，但是那意味着你将和研究工作争抢时间。而最终四门中有一门通不过，都可能被淘汰出局。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学院还有一个著名的“黑色星期五”制度，即每个学期的最后一个星期五，系里所有的教授会进行一次集中讨论，讨论的话题是“哪个学生要被请出学院”。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的、研究项目毫无进展的，都有可能在“黑色星期五”被淘汰。卡内基·梅隆大学每年培养一个博士生的经费大约是两万美元，而一个拿不到博士学位的人，对大学来说是一种浪费。

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日子里，大家每天都投入地学习着。大家都知道，这里有许多世界一流的教授做伴。除了我那充满激情的导师瑞迪教授，还有一位每一门课程都能教的华人教授，他是华人中顶尖的计算机天才，对专业的研究非常精深，不过他有点结巴，有的时候一个音节拖了半天也说不出来，因此上他的课，学生们总是不敢坐第一排，唯恐他一结巴，就口水横飞。比如他说parallel processing（并行处理）的时候，两个P会拉得很长，第一排的学生又能感觉到，“天啊，又下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