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我拿到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博士学位，这离我1983年入学只有4年半的时间。在卡内基·梅隆的计算机学院，同学们平均6年以上才能拿到博士学位，我用这么短的时间拿到博士学位，又是一项新的纪录。

全家人都为我完成了人生的重要一步感到高兴，在博士生的毕业典礼上，我所有在美国的亲人都飞到匹兹堡，帮我见证了如此美妙和难忘的一刻。

礼堂响起苏格兰风笛欢快的声音，乐队里的人都穿着Scottish kilt，一种苏格兰的格子裙。在毕业典礼上，博士生一一上台，接过校长手中神圣的毕业证书，我们快乐地把博士帽抛在空中。照完毕业合影以后，家里每一个人都抢着戴我的毕业帽跟我合影。在这个时刻，我感觉到多年努力终于得到回报。

晚上回到家，继续狂欢，先铃做了十几道美味的中国菜，让全家人大饱口福。而在欢乐的气氛中，我偷偷注意到了父亲的眼神，我第一次在他的眼中看到了自豪，此前，我总感觉他看我时隐藏着一丝忧虑。

博士毕业前夕，语音识别的成就已经让我在计算机界小有名气。IBM、苹果、贝尔实验室等很多世界一流的公司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并且承诺了不错的薪水，我面前充满了诱惑。

这个时候，聪明的瑞迪教授来到了我的面前，他说，“开复，我知道你面前有很多选择，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留在卡内基·梅隆。虽然一般来说，我们不建议本校的博士生留在本校教书，因为那样会在学术上产生‘近亲繁殖’的问题，但是我们希望你留在学校发展，因为你在语音方面的成就很可能为学校再争取到国防部的学术经费。我们可以破格跳过博士后，直接给你教职让你带博士生。”

“不过，”他又补充，“我们的薪水要比那些公司少。”

看着恩师的热切眼神，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当中。而精打细算的瑞迪教授，干脆把我拉到了一间教室里，他挽起袖子，居然像写程序那样，开始在黑板上写起数字来。“开复，你看，如果你去微软、苹果或者IBM，你的薪水最多是每年8万美元左右，如果你留在卡内基·梅隆，你的薪水是5.5万美元，但是，”恩师提高了嗓音，“你在这里教书，每星期你只要上4天班，剩下的一天，你可以给这些一流公司做技术顾问，薪水大约是每天1 000美元，你可以做50天，这样你就可以得到5万美元的额外收入啦。”

“5.5+5=10.5>8”，瑞迪像演说家一样，把这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写在黑板上，“怎么样，开复，你觉得还值得吗？”瑞迪教授早就为我想好了收入问题，他像邀请一个足球队员上场作战一样，拍着我的肩膀说，“来吧，小伙子，加入吧。”

看到老师这么热情，又这么顽皮，我忍不住笑了。

在恩师的盛情邀请下，4月，我决定留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教书。那个时候，各大计算机公司的人还在不断向我“暗送秋波”，不过，我不再陷入选择的痛苦中，对于所有的邀请我都婉言拒绝了。无论出于自己的爱好、利益，还是对恩师“知恩图报”，我都认为，留在这里继续教学和研究，是一个完美的选择。因此，我买了人生中的第一栋房子，在匹兹堡安顿下来。

1998年4月22日，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和教授A·N·海博曼（A. N. Habermann）给我发出了教职聘书，他说：“我们很高兴聘用你担任计算机学院的研究型计算机科学家一职。这项最初为期3年的任命，将在你的论文提交当月的第一天起算。这个职位的最初工资为每年51 000美元。作为一个研究型计算机科学家，你将是一位研究型教职成员。在研究型教职和普通教职职位之间有两个主要区别：（1）研究型教职没有讲课的责任（虽然有些人选择这么做），以及（2）虽然研究型教职职位和普通教职职位一样，经过考核后可获得重新任命，但研究型教职并非终身教职。另一方面，研究型教职职位与教学性质的教职在管理博士生，和参与系里决策过程方面仍然有所对应。如果我们均同意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将你任命为普通教职，你在这一职位上3/4的时间将可以计入终身教职。”

那一年，我26岁，成为了一名终身教职轨道上的研究科学家，继续自己的语音识别研究并且开始带博士生[1988年4月，卡内基·梅隆大学聘任我为研究型计算机科学家，“研究型计算机科学家”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给上了研究型教职轨道者的头衔。在职业发展上，研究型教职与终身教职轨道并行，但没有任何授课责任。研究型轨道上的成员可以带博士生、作为研究经费的课题，并且和终身教职轨道成员担任同样角色。若转成终身教职轨道，“研究型计算机科学家”工龄可计入终身职。]。

接下来，我度过了两年相对轻松安逸的日子。在学校教书是相对轻松的，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同事，让我轻松度过了从学生走向社会的过渡期。由于留校，我继续在语音识别方面进行研究，因此我的恩师瑞迪教授又成功地向国防部申请下每年1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他会划拨一些给我，加上我自己每年也有6万美元国家科学基金的经费以及4万美元德州仪器提供的经费，这样一来，我每年可以得到20万美元左右的科研经费。那时候，我招收了爱丁堡大学的博士生黄学东在我的小组里做博士后，又带着三个博士生，因此，这个五人小组继续在“语音识别”的课题上探索，每年国防部的测试中，我们都会胜出，保持着最精确语音识别系统的桂冠。

正如瑞迪教授预想的那样，我果然受到各种各样科技公司的邀请，成为一个计算机技术顾问。这是一个相当轻松的工作，有时帮加州语音公司修改程序，有时帮纽约电话公司做语音计划的审批，或是帮硅谷风险投资公司分析案例。那是我“走遍美国”的日子，我通常会在周末提前飞到目的地，先大吃大喝两天，看看街景，周一才会去干“正事”，那时，我最常飞的两个城市是旧金山和洛杉矶。每次我到了洛杉矶，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一家自助餐厅吃饭，那里的最大特色是生鱼片和寿司无限制供应，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大喜过望”，以后便成了这里的常客，每次都吃到出门只能“横着走路”。过了几年，这家叫作“灯塔”的连锁店发展到整个美国，证明了我的确是“独具慧眼”。

那段时间，东京和台北的研究所也会请我去做演讲。当时去东京的研究所，研究员们全部像医生一样穿着白色的大褂，我走进会议室准备做演讲时，他们全都毕恭毕敬地站起来热烈鼓掌。研究员们听演讲的时候，神情非常专注，但是他们通常很害羞。当我说“如果有问题，可以向我提出来”的时候，他们总是很安静，什么问题也不问。而研究所的所长经常在演讲之后请我吃饭，在吃饭之前，他毕恭毕敬地递过来一只白色的大信封，里面是我的顾问费——1 500美元。

那段时间，父亲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他在我们匹兹堡的家里前后住了半年左右。父亲还是孜孜不倦地做着中国近代史方面的研究，为我们树立了读书人的典范。每天早上我上班时，会开车把父亲送到匹茨堡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晚上下班时接他回家，中午他就买个简单的三明治在图书馆里吃。他总是告诉我们，作为中国没落和崛起的一个见证人，他有义务在他的有生之年，把他所看到的一切、所研究的一切写下来，留给后人。

一个80岁的老人如此用功，让我们全家都非常感动。有一天，我发现他书案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老牛明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这确实是父亲自我鞭策、奋斗不懈的最佳写照。

这段时间，我和父亲有了更多的接触。他对中国的爱，非常明显地显露出来。尽管父亲还是言语不多，沉默寡言，但是提到中国的时候，眼神里总是流露出悲伤和怀念。他一直期望家人中有人能够回到中国工作。但是哥哥比我大26岁，定居美国多年，因此他对哥哥的回归已经不抱期望。因此，他总是在问我：“是不是有机会把你做的最先进的研究带回祖国？”而年轻的我，总是无法深刻理解他的感受。

在读博士的那段日子，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的机会降临了。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的苏东庄教授为中国申请到一笔联合国基金，那笔基金可用于专门为在计算机领域落后的国家提供帮助。老教授在学术期刊上看到我的名字，知道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台湾小留学生，在计算机语音识别方面做出过成就，因此他辗转找到瑞迪教授，希望让我去一次中国，给研究信息技术的人们讲课。就这样，我开始准备我的中国大陆之行。

一个28岁的青年，将要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籍、自己真正的故乡，我的心情既激动又兴奋。虽然父亲总是对祖国怀有深深的感情，但是我毕竟从未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行走过，当时我对中国内地的了解，和很多美国青年一样非常模糊。

念博士时，我接触过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叫沈为民，比我大7岁左右，是下乡之后才考上大学的，后来他经过艰苦的奋斗，才来到卡内基·梅隆。他有几件事情真的让我惊叹不已，印象最深的是，当我们大家都在计算机上写程序的时候，只有沈为民并不急于上机，他把一行行的程序写在纸上，反复地看。我们非常惊讶，问他，“天啊，你怎么不在计算机上写？”他说，“在中国，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没有那么多计算机啊。所以我们都是写在纸上，然后老师给我们修改程序。”我当时非常震惊，因为把程序写在纸上的做法，我闻所未闻，更不敢想象。沈的勤奋和努力也让我们感觉到惊讶，他克服了很多语言环境的因素，最后拿到博士学位。除了感叹于沈的勤奋外，我也朦胧地感觉到，中国的计算机科学还比较落后。

1990年的上半年，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大连机场（飞机因天气原因先降落在大连，然后我坐火车赶往北京）。我眼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人们的着装很朴素，四周的建筑也很灰暗。第一次，中国大陆的面貌呈现在眼前，无论是建筑、马路，还是街上的自行车，都是灰色的、陈旧的、落后的。它带给我这个年轻人太多的感慨。

在北京信息工程学院开设的课程，也吸引了很多中国的知名计算机专业的大学教授和学生，以及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同时邀请我在各个机构讲课和演讲。因此，我一共在中国开了四个星期的课程。每一次讲课时，各个学校的学生都会赶过来，他们对世界先进的技术非常好奇，听课的时候专注之极，尽量把每一个字都记在笔记本上。和他们的交流过程中，我知道他们没有渠道了解更先进的技术发展，也没有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因此，对于我的到来，他们倍感珍惜。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的学生很勤奋，白天听完我的课，晚上就去编写程序。

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的食堂也让我感到震惊，食堂样子很破，进去以后发现一个菜只要几毛钱。每个学生手里都有一个硕大的饭缸，打了菜和饭以后，在饭缸里一混，然后边吃边走回宿舍。

我的伙食也在信息学院的食堂解决，但是有专门的厨师给我做“小炒”，待遇自然不太一样。我很惊讶地和厨师聊天：“他们为什么要边走边吃啊？”厨师则不以为然，“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啊！难道你们美国不是这样吗？”

那段时间，周一到周五我给学生们讲课，周六周日，学生们就带我去游览名胜古迹。颐和园和故宫让我感受到了博大的中华文化，长城让我见证了古代人们的勤劳和智慧，让我对古老的中华文明肃然起敬。晚上，他们带我到街道上吃地道的中国菜。

有一次，学生们告诉我一定要品尝一下北京的“东来顺”火锅，因为那是北京最具代表性的食品。有一天晚上八点多，我慕名来到了王府井的那家“东来顺”火锅店。没想到，一名服务员懒洋洋地告诉我，“我们快下班了，不卖火锅了，您要吃就只能给您做一盘炒鸡丁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哪有八点多就要下班的？我坚持说，“我还是要吃火锅，因为来火锅店就想吃火锅啊。”这样一来，服务员的态度强硬起来，“你要是现在不点菜。一会儿我们连炒鸡丁也不给你做了。”我哪里见过这个架势，赶忙乖乖地说，“啊，这样啊，那我还是吃炒鸡丁好了。”没想到刚刚吃了两口炒鸡丁，服务员就急急忙忙地跑过来说，“同志，结一下账，我要下班了。”“什么？我还没吃完呐？你怎么就要结账？”我的眼镜差一点掉下来。可是，服务员还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是啊，我要下班了，结完账我就要回家了。”这种经历对于当时的我，真是一种奇观。我赶紧掏出钱包付了账。而当我吃完这盘炒鸡丁后，另一种不能想象的景象出现在我面前。服务员真的下班了，而所有其他桌子上的残羹冷炙就那么堆在那里，无人顾及。这种特色服务，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多年以后，我才能真正理解，那正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画面。也正是这种久远的记忆，让我更加理解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

在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的4个星期里，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自己的祖国。我想起父亲早年的经历，想起了母亲千辛万苦的逃亡生涯，想起了我10多年来已经习惯的美国社会，想起了在读博士的时候看到的中国同学。一方面，我心里感谢母亲，当年坚持把我送到美国当留学生，让我接触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教育。另一方面，我看到中国的同学们那么渴求与世界接轨的知识，但是渠道又那么匮乏，他们和我一样是炎黄子孙，和我年龄相仿，和我一样聪明，比我更勤奋。但是，因为他们的教育环境让他们无法发挥潜力。我感觉到肩头的责任，我下定决心，如果有机会，将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帮助。

多年以后，我回到祖国，开始关注大学生，除了父亲的影响，还和我早年的这段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