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教授的日子既轻松又快乐。根据卡内基·梅隆的制度，如果我接着在学校教书，就可能得到终身教授的职位。[在担任研究型计算机科学家一年后，卡内基·梅隆大学于1990年5月15日发出聘书请我担任助理教授。聘书中称：“我们很高兴聘用你担任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助理教授，这是一个终身教职轨道并可重聘的职位。该职位初期任期为3年，自1990年7月1日开始，工资为每学年46 000美元。如果你愿意暑假期间留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继续工作，会额外增加2/9的学年工资。另外，如果你暑假连续工作3个月，在院方资金足够的情况下，将再加付1/9的工资。因此，我从1990年7月1日开始，已经转为终身教职轨道上的助理教授。]

教授终身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教授的学术研究不会受到政治和商业的牵制。在美国的大学里，新老师有一段六七年的考察期，学校会考察其学术水平和职业道德，以决定是否授予其终身制教授的职位。

尽管如此，我已经开始感到前路茫茫。有一些“非学术”的事情开始困扰我，为了帮学校拉经费，我既要找华盛顿议员的助理去“搓饭”，又要千方百计讨“国防部经费专员”的欢心，学校里拉拉杂杂的事也多，就连一个“改进校园绿化”的讨论会，我都必须参加。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发表的论文，总是躺在那里，等着变成一堆废纸，即便一辈子论文等身，对世界又有多大的影响力呢？想到这些，我越来越感觉到自己被困在了象牙塔里，越来越无法呼吸。

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开复，我知道你。苹果公司的两位副总裁对你很感兴趣，他们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应该跑出来做真正的产品，你有兴趣过来谈一谈吗? ”

时隔两年，我又接到了世界顶尖公司的邀请！激动之余，我隐隐地感到，“冲出围城”的日子，大概就要到了。

那是1990年。和今天不一样的是，彼时的苹果还是计算机行业里无法撼动的老大，微软和IBM都只能仰视它。和今天一样的是，当时的苹果也是公认的最酷的公司，它几乎是一个“宗教”。苹果会为了做出“艺术品”不惜代价。比如为了让苹果的机器更美，苹果产品所有的接缝都必须在眼睛看不见的地方，例如背后，或是角落。为了这个，每一台苹果的机器要多花65美元。爱苹果的用户极端忠诚、狂热，每一次“苹果世界大会”，都有“粉丝”围着苹果的英雄工程师卖力叫喊。连我都受不了诱惑，早早地买了台苹果的Mac，当时的Mac比前一代产品Apple II更为强大，屏幕和键盘分开了，掏出来的时候，它还会说几句难懂的英文。

“要是去苹果工作，那该有多酷啊！”我的心里响起了这样的声音。

众所周知，苹果开启了个人电脑的时代。1983年，苹果实现销售收入9.8亿美元，28岁的乔布斯坐拥2.84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成了美国最富的40人中最年轻的一个。

乔布斯离经叛道、桀骜锋利、特立独行、狂放自大。他会告诉他看不起的人，“噢，你是bozo（傻瓜）。”那时候的乔布斯，根本就不拿微软当回事儿。1984年Mac推出时，有位记者问比尔·盖茨：“你什么时候会把Mac Excel移植到PC上呢？”盖茨说：“还要一些时间吧。”乔布斯马上把话筒抢过来，说：“我看等我们都死了也移植不了。”

乔布斯的自信也影响了苹果的员工。每次微软推出新版本的视窗，苹果就会在员工大会上挑出视窗的瑕疵，和苹果对比，员工都会开心地听，开怀地笑，然后充满信心地离开大会。然而，每个版本的视窗都在朝Mac步步逼近，一些比较理智的员工开始担心：当我们的差异只有5%的时候，还有多少人愿意多花一倍的钱来买苹果？”

疯狂的苹果迷们并不这么看，他们说，“Windows与Mac也许有95%的相似度，但就像一个变性女人跟一个真正的女人，也许95%都一样，但那不一样的5%，就是我们最在乎的。”

当用户、员工都失去理智的时候，公司还能有理智吗？

苹果的工程师是放荡不羁的。他们曾经将一个项目命名为卡尔·萨根（Carl Sagan）——一个著名天文学家的名字，萨根本人提出诉讼，说苹果侵犯了他的命名权。于是，这些工程师把项目名换成BHA，也就是“屁眼天文学家”（Butt-hole astronomer）。当萨根再次提出诉讼，苹果的律师答应再改个名字，结果团队把名字改成LAW，就是“律师没骨气”（Lawyers are wimps）的意思。

乔布斯并不知道，这种狷狂，正在将苹果推向不利的位置。1983年，面对IBM咄咄逼人的攻势，苹果的市场份额迅速萎缩。

乔布斯知道他需要一个人来“激活”苹果的营销，于是他请来了一位当年红得发紫的营销大师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斯卡利曾经是百事可乐的CEO，在他的任内，百事可乐历史上第一次超越了可口可乐。乔布斯对他发出邀约的那句话也赫赫有名，“斯卡利，你是想一辈子卖糖水呢，还是想抓住机会改变世界？”斯卡利被这句话深深打动，加盟苹果任CEO。

没想到，短暂的蜜月期过后，两人开始爆发激烈的冲突。终于，在1985年那场耗时24小时的董事会上，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斯卡利胜券在握，因为大家早已无法忍受乔布斯“暴君式”的管理。那一天，乔布斯被赶出了董事会，被剥夺了全部的运营权，流放到被他称做“西伯利亚”的冷宫。5个月后，他递交了辞呈。乔布斯被他自己创办的公司“开除”了！

此后的苹果，是斯卡利大显身手的年代。他最大的成功可能是找到了Macintosh的一个应用——桌面出版。激光打印机加上桌面排版软件创造了出版业的奇迹，桌面出版百年不遇的发展机遇，让Mac垄断了整个美国的排版行业。

此后的5年，苹果都在赚钱，这使得它在失去技术灵魂的情况下，仍维持了表面上的欣欣向荣。1989年，Macintosh的销售量从30万提升到了300万，苹果成了华尔街最热的公司，斯卡利也成了硅谷薪酬最高的经理人。

其实这5年，斯卡利也一直在为苹果寻找新的方向。戴夫·耐格尔（Dave Nagel）是一位心理学家，被斯卡利找来担任苹果下辖ATG研发集团的副总裁。休·马丁（Hugh Martin）是Mac III产品组的负责人，在这个组里，乐观的技术人员希望将Mac III做成集无线上网、语音识别和视频会议为一体的最酷的产品。此二人都在为自己的团队寻找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

而我，恰恰是他们同时感兴趣的人。我的语音识别的研究背景，正好和苹果要做的Mac III中的一部分吻合。

1990年，我降落在苹果公司的所在地——加州硅谷的库帕蒂诺市（Cupertino）。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来硅谷，但眼前的景色还是让我心醉。这里似乎没有季节之分，总是艳阳高照，大家穿着夏装，皮肤被晒成均匀的古铜色，身材都很标准。与匹兹堡不同，这里没有山丘，因为地震的原因，建筑也都盖得很矮，放眼望去，能够看到遥远的地方。远山裹着薄薄的雾在阳光下矗立，全然是一个新世界。

苹果公司的气氛轻松融洽，到处是可爱的年轻人，他们乐观、自信，脸上总挂着微笑，就像他们掌握着整个世界。

我见到了两位声名显赫的副总裁。休比我大13岁，目光锐利，喜欢盯着你，言语里闪烁的全是“科技的火花”，一见面就兴致盎然地谈论着苹果Mac的前景。

戴夫则是一个平易近人的长者，花白胡子，笑起来就像个圣诞老人。到了加州，他没有让我去办公室找他，而是请我去他家做客。在他家那片诗情画意的葡萄园里，我们边走边聊，他太太把酿好的葡萄酒端过来，透明的玻璃杯，深红色的琼浆，在灿烂的阳光下熠熠发光。

“开复，你看，施乐最早发明了图形用户界面，但是没有成功推出来，而苹果最后造就了图形用户界面，现在为很多人使用。苹果的发明正在影响着许多人。”戴夫不紧不慢地说，“我们现在做Mac III，很想把语音的部分融进来。开复，不要怪我这句话有翻版乔布斯那句名言的嫌疑，但是，你是想一辈子写一堆像废纸一样的学术论文呢，还是要来真正地改变世界？”

这最后一句话，直接“击中”了我。

也许，我在潜意识里就无法忍受平庸，对我来说，让世界“make a difference”，是最让我心驰神往的境界。那一刻，我知道，我的内心已经做出了决定，我要迁来硅谷，我要加入苹果。

接下来，就是去跟恩师瑞迪教授申请辞职。见老师之前，我的心情复杂而忐忑，我想象着他失望的表情，想象着他挽留我的语气。不过，我还是做了个深呼吸，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老师，对不起，我知道你可能会有点意外，不过我已经为此想了很久。最近苹果的人来找我，希望我去那里工作。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酷的公司，我看了那里的技术，很棒。因此，我，”我顿了顿，接着说，“我想去。”

“噢？”瑞迪教授深深吸了一口气。沉默了几秒钟，他的眼神从黯淡回复了明亮。“你真的想好了吗？”他问。

“是的，老师。”

“我觉得很好，并不是每个人都要一直留在研究领域，包括我在内。如果你觉得去苹果工作更能发挥你的价值，那么，你就去吧。好好干！”

每一次，瑞迪教授都像一个父亲那样，尊重并肯定我的选择，而每一次，我都能感觉到他没说出口的期许，因此，我希望我的每一步都走得更好，不辜负他的期望。当我要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甚至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时，我又听到了老师的声音。

“开复，他们给你的资源还好吧？我建议你还是先申请停薪留职一年，如果那个团队实在不适合你，你还是回来接着教书！”

我回过头去说，“是的，老师，他们让我参与精简强大的团队，我会和一些年轻人一起开发产品。他们会让我朝着自己的研究方向努力。不过，我会听您的建议，先申请停薪留职。”

我看到老师点点头，露出了宽慰的笑容。[1990年7月9日，卡内基·梅隆大学接受了我从助理教授的职位上申请一年停薪留职的要求。在一封系主任海博曼签署的停薪留职证明信上，海博曼说，“我们已批准你从计算机助理教授职位上暂时停薪留职一年的请求，自1990年9月1日起。你激动地期待到苹果电脑去做人机界面的工作，从而把你的研究成果转换成为现实的想法，我深表理解，也希望你能为个人电脑的未来发展带来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