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苹果上班的第一天，阳光明媚，我上了车，拿出自己的报到书一看，吓了一跳，上班的地方居然是一家商业银行。我当时有点摸不着头脑，为什么不是在苹果的总部里上班？苹果难道搬家了，搬到银行去了？

来到银行，我小心翼翼地询问那里的保安，“请问苹果公司是从这里进去吗？”保安指了指后门。

看来没走错！转到银行的后门，发现还真是别有洞天，上到二楼，一个小门里，一些年轻人正专注地摆弄着计算机。原来，我们真的是在银行背后一个隐秘的小楼里上班。苹果的产品研发多是在秘密进行，希望上市的时候能让所有的人“惊讶”和“惊艳”，因此办公地点非常隐秘。

“这也许就是苹果海盗精神的反映吧。”我想。苹果所谓的“海盗”精神，我一直有所耳闻。在苹果，公司的信条是：进行自己的发明创造，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

公司创办初期，乔布斯曾在楼顶悬挂一面巨大的海盗旗，向世人宣称：我就是与众不同。乔布斯还在他的“海盗”房子里放了一架贝森朵夫（Bosendorfer）的钢琴以及一对一万美元的音箱，有的时候，他会为员工即兴弹奏一段激昂的钢琴曲，整个大厅里充满了激情。钢琴的旁边，乔布斯放了一辆宝马（BMW）的摩托车，一进门就看到它在那儿闪着银光，“另类”而“霸道”。

我所在的语音识别项目组里都是年轻人，我当年28岁，有一些人甚至比我还小，他们是全美软件业的精英，他们热爱并传承着苹果的海盗文化。浸泡在苹果宽松文化里的他们，是一群又酷又可爱的人。他们经常把宠物带到办公室来，你写程序的时候，不知道谁的小狗会凑过来嗅一嗅你的脚，有一次，一位同事养的兔子甚至跳到了我敲键盘的手上。那时，办公室里堆着各种宠物食品，谁有空谁就来喂一喂宠物。

在Mac III产品组里，我发现我遇到了一些真正的牛人：比如彼得·米勒（Philip Miller），他曾经是著名软件Lotus 1-2-3的作者之一；菲尔·高德曼（Phil Goldman），他后来创办了Web TV（1997年，这家公司以4.25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微软）；安迪·罗宾（Andy Rubin），他后来是谷歌手机Android计划的负责人。

由于在学校做了太久的研究，当时的我对如何做真正的产品感到无所适从，是他们，给了我热情的帮助，让我从学术界的故步自封里解脱出来。那是一个真正和谐的小圈子。

我们当时是最高端的科学家，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让电脑真正成为人类的秘书，让Mac能够听懂人类的语言，执行人类的指令，我们希望将用户界面做成三维的，梦想着网络视频会议的三维实现。

那几乎是我在苹果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从1990年7月到1991年2月[1991年8月1日，卡内基·梅隆大学接受了我从该大学助理教授的职位上辞职。在一封接受辞职证明信上，计算机系系主任海博曼表示，“感谢你来信通知我们你不得不从计算机学院助理教授职位上辞职。对此我们深表遗憾，也理解你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在苹果，没有任何人来管理我们，我们的激情和想象力都发挥到了极致，下了班我们都不愿意回家，而是沉浸在自己的研究里，希望尽快在各自的领域取得突破。期间，Mac的语音识别速度加快了40倍，而且实现了不错的识别率。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Mac III项目有了很多突破：视频会议、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摄像头、3D用户界面、发烧级别的音响效果。这个产品将采用摩托罗拉最新的处理器88110，内核则选择了我的母校卡内基·梅隆开源的Mach操作系统。那个时候，对苹果公司的危机，我们还一无所知，我们以为苹果永远是最棒的，以为苹果将永远是那个“苹果乐园”。